央视刚播完纪念季漾林和任继愈两位老先生的片子。

   我第一次看到季漾林这个名字，是北大学报上登载的小故事。是北大新生误将当时的北大副校长当成校工的小笑话。从此记住了这个名字，后来也读了牛棚杂记，再后来了解到他的梵文研究着实了得。再后来文化界开始热棒季老了，温总理也亲自去祝寿。

党和政府重视文人，特别重视大师。前些年的钱中书教授，再早前的经济学领域的陈岱孙教授，法学领域的王铁崖教授，都很受政府的重视和关怀。

知识界还是很尊重前辈的，特别是那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只是我们这些人对这些所谓的大师的学问并不了解。不知道这些大师，大在何处。不了解不等于不去尊重，但是不了解就崇拜就不对了。其实，文化界和知识界也不是完全冷静的。没有谁敢说知识文化界不会瞎起哄。

别说再代无大师这样的话，这是伪命题。在这个人人都是知识分子的时代，要用懂得多来充“大师”，几乎不可能。现在的知识来源渠道多起来了，学校并不是获得知识的惟一渠道，学生并不会因为老师告诉给他了一些知识而感恩戴德，所以师道尊严事实上在下降。老师拥有知识并不足以自傲。

当然，学术还是需要传承的，所谓薪火相传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国学有很好的传承，破四旧也是破不了的。但对于法学来讲，却是很尴尬的。中国法学也研究法制史，但是法制史上的法律制度，似乎已经变成了死去的制度，成为文物了。

中国现行法似乎均是现代化的产物，至少在法律形式是极为现代的。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还是有传承的。1994年以后，中国在法律上已经废除了事实婚姻制度。但是老百姓的观念理仍然没有废除这个概念。中国人倡导婚姻自由上百年了，但是仍有未婚同居分开后索要“青春损失费”的说法。

由于制度上没有传承，中国法律的学问不好做。邓正来先生提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确让人深思。

翻开合同法，对传统中国来说，这部法律从内容到形式全新的。当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已经是改变了，还且还在不断改变，甚至可以说在经历着深刻的变更。作为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法学肯定不是永恒之学，而是不断变迁之学。没有一劳永逸的法学学问。某个时代的法学大师，在另一个时代可能被彻头彻尾地批评。韩非子作为中国法家集大成者，也一度被批得体无完肤。所以，在某一时代的大师在另一时代可能是荒谬的。

学问家不是拿来崇拜的。学问家的精神，才是大家学习的。钱文忠先生介绍季老学外语的一句话，很有道理，那就是聪明人要下笨功夫。

      广安区的大审判庭还是有点气派。刚修的，有些后来要居上的意思在里面。设施不错，所有诉讼参加人一进入审判区手机便被屏蔽了。这杜绝了诉讼参加人在庭审中随意拔打和接听电话的不文明的行为。

 庭审开始前，法庭考虑到我的委托人有本外地两位律师作为辩护人，要求我们协商，谁作为第一辩护人，这样有利于法庭组织庭审和书记官记录。我的本地同行，不假思索地说，黄律师作为第一辩护人吧。我的这位本地同行是法官出身，但为人极其谦虚，很容易相处，我们俩配合得默契。 由于是示范庭，程式化的东西还稍复杂一些。书记官宣读完法庭纪录后，请审判人员和控辩双方依次入场。法官首先入座，随后是全体起立，但公诉人却没有象辩护人这样起立向合议庭致敬。这点小问题，却让我深有感触。法庭的礼仪是法院制定的，有西方裁判文化的基础。但自从实行一来，遭遇到一些有意无意的抵触，这倒不是说中国的司法界不讲礼貌，而是我们司法体制的问题。据传，刚实行这种礼仪时，有的检察官不但不起立，反而十分生气，有的甚至对公诉人席比审判席低一个位阶表示强烈的不满，要用砖头将桌子垫得一样高。其理由倒是煌煌然的：法检两家级别一样，都是国家公务员，国徽一样大，凭什么向你起立，凭什么座位比你矮一截。正由于此，法庭对公诉人不起立的行为，大多视若不见，革命靠自觉了。 法椎敲响后，审判长迅速进入了角色。

   开初这一段，实则是例行公式，即查明被告人身份，交待诉讼参与人和及其权利义务。我将其称为开幕式。别小看这段开幕式，很能反映法官驾驭法庭的水平。已出事的前四川高院某局长曾经讲过一段笑话：法官在交待权利时，告知当事人有权上诉，当事人听得一楞一楞，半天不响；原来当事人是把“上诉”当成了“上树”，当事人查看周周，却又无树可上，故纳闷不已。某局长说的是当事人文化水平低，但从另一方面讲，也可以说是法官用语不考虑对象所致。今天主持庭审这位女法官，外表文静，但进入角色后却显示了很高的驾驭能力，口出法随，掷地有声，言语通俗得体，简洁得当，控制节奏相当准确，使开幕式进行得相当流畅。不由得心生佩服。

    起诉书我们早就收到了，但按照直接言词原则，公诉人必须得当庭宣读。公诉人朗声而铿锵，很有气韵。听起来很不错。但我收到起诉书时却深觉读不懂，里面有难以解决的数学计算错误问题。经过一些了解，才知道公诉人写这份起诉书时，深觉困难，感觉若干细节不好表述。最后，出现了问题，即他想表达的，和我们理解的，有很大的差距。我本想直接陈说这是误导性的表述，但这又似乎有攻击对方的水平之嫌，这是大的忌讳。 接着是被告人对指控进行答辩。被告人的答辩显得有些拖泥带水，但总算抓住了一些要点。我辩护的这位很有些特点，我去会见他，他却不抓紧时间说事儿，却一个劲儿地东拉西扯；沟通案情就象拉家常一样，东拉西扯，扯得高兴了还来点赋、比、兴，加若干“注释”、“引证”，象写散文一样，旁倚斜出，不知其所之。这时间浪费得我心疼，不得不多次打断他，将他导入主题。没想第二次会见，他仍然没有改掉一些。这预感他这样下去，对他没有好处。于是专门给他讲，答辩前一定要针对起诉状来，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核对，或承认或反对，要有针对性。这次会见看来是起了点效果，他并没有太多的东拉西扯，发挥的东西少了许多。

   由于是示范庭，因此庭审不得不顾及程序的规范性，也就是说审判长不便于随便打断被告人的说话，更不宜打断律师的发言，这样给人的感觉是法庭不够公正。但证据多，到“岳看”提人又占去了很多时间，因此，在一天内把这个庭开完对各方的都有压力。为什么必须要在一天内开完，这也算国情了。我们国家对司法的投入总体上还是十分有限的，平均分摊到每个案件中的人力、物力都是有数的。不可能象美国审理陪审团案件，可以相对无限期地开去，可以传品行证人，可以有传闻证据；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对司法资源是很节约的。

    举证程序开始了，公诉人采取的举证方式我是有心理准备的，但仍然没有想到是这种方式。本来，根据公认的证据规则，举证应该采取一证一质的方式进行。即对每一个证据或者一组同类型的证据就真实性、相关性和证明力进行质证。但公诉人的方式却不是一证一质的方式，而是一堆一质的方式。这有点象落后地区卖东西的方式，即一堆货物即有白菜、也有洋葱，甚至还有肉类，不具体区分品种、分量、品质、单价，买卖双方总是笼统的讨价还价。这事儿让我很难处理，提异议吧，不太妥，因为法院会很难处理，一是开庭时间会延长好几倍，二是公诉人临时重新编组证据会，会冷场，甚至会开不下去，很难看。但不提异议吧，通过这种方式质证，就把证据方面的缺陷揭示不出来。因此，我请求法庭根据公诉人的举证方式进行综合质证。证据的核心内容是双方的对帐情况，但这些帐存在严重的缺陷，帐帐不符，帐实不符，若干与犯罪相关的资金，没有相应的现金帐与之印证，帐面资金流向实际只是在帐上的空转，帐帐品迭，也只是“空对空”的抵扣。

      卷宗中的纸张已经有些发黄了。但我仍能清晰地记得这个案子，这便是十年前轰动海口的丁村杀人案。

     王贤钊一家差一点被灭门，除了儿子上学外，在楼中的四人无一幸免于难。公安机关极为重视该案，组织了最精锐的刑侦力量很快破案。负责该案侦办工作的王洪昌警官，在海南刑侦界有相当的声誉。承办该案的检察官也是一位优秀的检察官，现已离开了检察系统，在上海经商，据说成就不俗。

   作为辩护人，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从眼神里流露出那么迫切的对生的渴望。这打动了，使我将“死缓”定了辩护目标。虽然，我感觉要做到这一点，真的很难，当时正值全国最后一次政策性“严打”，而承办该案的合议庭，是对“犯罪分子”下手极重的“胡、涂、沈”。但我仍义无反顾地努力去做，摘抄的案卷材料有厚厚的一沓，查阅的资料有一大堆。

    在法庭上，我对李阿平的杀人罪是否成立的问题，作了有力的辩护，法官显然被我说服了。但是，李所犯的把劫罪确千真万确，辩无可辩。最关键的是这个案子太大了，四条人命，检察官起草的起诉书读起来不象是一次抢劫，而是一次有组织的屠杀。舆论也很沸腾。无论我作何种努力，也不能让使人们稍稍理智之下。李阿平只有抢劫的本意，和他没有沾受害人一滴血的事实在本案中变得无足轻重了。

     最后的判决是四被告人全部判死。连杨生贵的协从犯都有没有认定。

    十年后，我再读此案，我觉得李何平确可以判死。但杨生贵协从犯应当认定，可以“缓”的。

    当年一句话，至今我觉得经典，但也未必能被人们接受。“民愤极大”？，请控方就民愤问题进行举证吧。。。。。

抗诉是双方当事人的博奕，也是法院和检察院的配合和制约。

权力与权力，利益和能力

抗诉中的各个角色，权利的运作，利益的平衡，财富对人心的影响

都会体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