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chenyuju.blog.tianya.cn/ 在虚无的时代里寻找生命的意义，在苍白的时代里寻找生命的激情，在荒芜的旷野里呼唤，在绝望中学习哲学。 陈愚_ 2009-11-16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98024&PostID=20192580&idWriter=0&Key=0 

]]> 2009-11-16 21:28:00(0) 陈愚_ 2009-9-16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98024&PostID=19029603&idWriter=0&Key=0 
发表于今天的《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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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道，近日，广州市新河浦区一批近百年的小洋楼，虽然曾被列入“历史文化保护区”，却面临被拆的命运。十余名文化建筑专家联名呼吁市长、市委书记过问此事。
 为了发展商业而摧毁古旧建筑的事件，在近十余年来的中国各大小城市，可谓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光是在广州，这两年便发生拆恩宁路骑楼、拆猎德村的争论。如果说中国在“破四旧”时期对古建筑、古文物的破坏，是缘于政治运动的残酷性的话，那么，近十年来神州大地对古代器物的又一轮摧毁性破坏，由开发商主导的旧城改造、古迹拆除、古村拆迁，名义上是推动城市发展，美化市容市貌，实质上大多是缘于当下的政治体制与市场思维：当房地产开发成为最具暴利的行业，房地产开发商，以及依附在此之上的权力部门，便会从土地，尤其是城市土地上最大限度地制造利润，乃至于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包括摧毁这个城市的历史记忆。
 城市是什么？城市不是天南海北的人们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暂时结合，如果那样的话，城市便只是暂时的集市。城市是人们共同学习、工作、生活的地方。城市不是一宿的驿站，而是灵魂的家园。一座城市如果没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记忆，那么，不管它如何的高楼大厦如何金碧辉煌，它仍然只是一片精神的废墟。
 任何一座城市，之所以有它特别的魅力，能够让人觉得亲切有味，身心舒畅，宾至如归，最重要的不在于它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不在于它的购物中心琳琅满目，而在于这个城市的人文气息。而城市的人文气息，不仅包括了包容的城市精神，民主的市政管理，更加包括了这个城市的民俗风情和厚重的历史感。历史的荣光会积淀成当下的价值，古老的传说与现存的器物，能够让人在凭吊与怀恋、感动与哀伤中确认自己与城市之间的血脉相连。我们很难想象，一座容纳上千万人的广州城，如果没有南越王墓，没有光孝寺，没有中山纪念堂，没有陈家祠，那么，它在外人眼里，会是一个多么空荡荡的躯壳。我们也很难想象，这座绵延二千年的城市，如果没有西关大屋，没有二沙岛，没有骑楼，没有猎德村，在本地人眼里，它会是多么苍白。对每一个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来说，正是那些熟悉的大街小巷、温暖的共同回忆，构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虽然，身处一个激烈变动的时代，人们也常常会搬离老屋，远离故土，但是，城市中的古建筑、古文物，却仍然维系着一个城市的共同历史和共同记忆，成为一个城市的灵魂。
 在一次次的旧城改造、旧物拆迁中，政府相关部门与房地产开发商联手，表面上把城市的外貌打扮得花枝招展，实际上把城市的灵魂摧残得七零八落。随着城市化的速度不断加快，中国的城市也在不断膨胀。但是，城市要真正科学地发展，必须处理好保存故城与建设新城的关系。古老的寺庙、民居、村庄，那些维系着城市历史记忆的器物，一旦消失，便成绝响。并且，一座城市如果缺少了这些东西，便是缺少了灵魂，不再有真正吸引人的地方。]]> 2009-9-18 14:53:00(3) 陈愚_ 2009-8-25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98024&PostID=18681079&idWriter=0&Key=0 发表于今天《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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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教育部近日印发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把“教师”这一职业天然负有的“批评教育”学生的责任，郑重其事地说成“权利”，写入政策条文，本身便是耐人寻味的。对人所共知的常识的过度渲染，总会有令人忍俊不禁的效果，就像网上流传的雷人标语中，有一条来自河南某国道，写着“抢劫警车是违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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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中小学教育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以批评教育为名，行体罚伤害之实的现象。传统教育的“师徒如父子”、“严师出高徒”观念，使教师面对学生的时候，具有无上的权威。所以，教师以棍棒、戒尺、罚站等方式惩戒学生，也被视为天经地义。这些教育方式在当代也偶有体现。因而造成了另一种极端思想，即以尊重学生人格、维护学生权利的名义，把教师视为学生的保姆而非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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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不敢“批评教育”学生，是社会无序、职业与职责分离的表现。在一个转型社会中，由于社会缺乏一定的规则，任何好的思想观念的落实，总可能因为肆无忌惮地扩大化，而带来双面的影响。就如平等、民主的观念，如果不是落实在政治、社会制度领域，而无限制地扩大到教育过程，则可能败坏教育。教育有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体现在，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作为公民必须是平等的，但是，“教育”本身永远不可能是平等的。因为教育必然涉及“传授—接受”、“启发—学习”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教育者占据主导地位，被教育者被支配的过程。一旦学生可以以“权利”的名义宣布自己想学什么不想学什么，教育过程便无法进行。
而今天中国的教育制度，有很多方面完全无视教育自身的规律。例如在大学中普遍实行的学生给教师打分的制度。这种制度表面上是建设教师评价体系，而实际上则导致教师不再是教学的主体而变成教学的附庸，一旦学生可以评价教师，教师便只能讲学生喜欢听的，提高学生的分数，乃至于满足学生的种种要求。简单来说，教师变成商店职员，学生变成商店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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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强调教师有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保障教师的这种权利。一种教育制度，如果导致教师不敢管学生、不敢批评教育学生、放任学生，那不是尊重学生作为公民的尊严和权利，而是迫使老师放弃作为教师的职责和使命。在这个社会中，由于财富和权力的占有而导致的社会弱势群体与权贵阶层的分化越来越明显，而由于职业的分化而导致的地位差别则越来越不明显。无论是教师、医生还是其他，在自己的岗位上显得很“强势”，学生、患者显得很“弱势”，但是，事实上，当双方关系出现问题，在解决过程中，真正的强弱不在于职业的分别，而在于权势的占有与否。当教师变得不敢管学生的时候，问题就在于社会制度没有给教师以合理的保障。所以，当务之急不但是要强调“教师”这一角色相应的教育权利，而且是要给予“教师”这一职业行驶他们权利的制度保障。
]]> 2009-8-26 10:06:00(1) 陈愚_ 2009-8-14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98024&PostID=18516448&idWriter=0&Key=0 　　 发表于今天的《新快报》，标题改为《减少鲁迅作品是当代语文教育的悲哀》。
　　
　　
　　 近几年来，中学教育中的鲁迅，一直是热议的话题。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减少鲁迅作品篇目，早已是旧报导，而近日在上海召开的第四届鲁迅论坛再次议论中学教育与鲁迅作品的关系，使旧报导又成新热点。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伴随几代人的成长。但是，对这段读鲁迅的经历者而言，鲁迅可能真的很伟大，而回忆并非总是很美好。在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这个符号，总是高踞云端，一方面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一方面是俯首甘为孺子牛：总之都不是正常“人”。于是，不能带着正常人的情感去读他，读祥林嫂的故事，要诅咒万恶的旧社会；看闰土的外貌变化，要痛惜农民的愚昧和不幸；读《药》，要懂得革命必须与人民大众相结合。总之，鲁迅的作品不是文学欣赏，而是政治宣传，并且是惟一正确的政治。甚至鲁迅所用的那些奇怪的标点符号，都是必须生吞活剥囫囵入肚的对象。于是学生成了鸭子，鲁迅就是饲料。更重要的是，鲁迅作品是考试的重头戏，而试卷的标准答案只有一个，学生必须吃下教科书中横眉冷对，才能挤出分数。这种对鲁迅的理解、教育、考核方式，终于把鲁迅变成一个阴森森的老头，躲在租界放冷箭——不管这次射向的不是国民党反动派，而是中学生。
　　
　　 但是，教科书中的“鲁迅”，是真正的鲁迅吗？
　　
　　 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活跃于“五四”那样伟大的时代，在鲁迅身上，表现出异常丰富的思想内涵，这种思想内涵，既有如《野草》中的散文那样，对生命存在的虚无与绝望痛彻的感受，又有如《呐喊》中的小说那样，对新旧社会的深刻洞察，还有如大量杂文中所表现出来的，对革命、知识分子、国民性的深切体验。在中国思想史上，鲁迅是独异的，并且因独异而孤独，因独异而深刻。他是一个孤独战斗的英雄，特别是晚年，既不容于既有的独裁政治，又不能容于正在壮大的新权威，于是只能“横站着作战”。他不属于哪一个阶级，也不属于哪一个群体，而是一个绝对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
　　
　　 但是，在他死后，当一面绣着“民族魂”的旗帜盖到他的躯体上，他便成为一个符号，开始被各种政治势力所瓜分。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对鲁迅做了三个“家”七个“最”的定案。到了文革时候，鲁迅被彻底政治化了。鲁迅的遗孀许广平甚至写了《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文章说：“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着毛主席，我们伟大是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同时，阶级分析法，把鲁迅打扮成一个横眉冷对阶级敌人，痛打落水狗，俯首甘为无产阶级之牛，吃下草挤出奶的形象。随之而来的是对鲁迅作品全面的政治化、阶级化解读。雄文四卷成了新经，鲁迅作品成了新传。当鲁迅被纳入政治诠释系统，作为人的鲁迅便被磨灭了，代之而起的是作为工具的鲁迅。鲁迅从一个孤独的英雄，变成一头阶级的斗犬。政治化的鲁迅，也是工具化、傀儡化的鲁迅。
　　
　　 改革开放前后，已经有大量的学者开始以心灵去直接接触鲁迅，挖掘鲁迅的真精神，例如林贤治、钱理群等。但是，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鲁迅，仍然延续着后文革时代的思路，把鲁迅当做一个政治符号，把鲁迅作品当做政治宣传，来教育中学生。如果说学界已经做出了或者正在做出还原鲁迅真精神的努力，那么，教科书则仍然在阶级分析后遗症的阴影中败坏鲁迅。
　　
　　 在中学教科书中减少鲁迅作品篇幅，不是鲁迅的悲哀，而是当代语文教育的悲哀。因为当代语文教育的教育者，在以考试为导向，以教学参考书为标杆的影响下，失去了认识鲁迅、讲授鲁迅的能力。在任何时代，只要现代汉语仍然被使用，鲁迅作品便是现代汉语运用的经典和源泉，只要还有专制、屠杀，鲁迅的杂文就仍然有光辉的生命力，只要还有虚无的痛感，鲁迅的散文就仍然能够慰藉人们的心灵。作为“语文”这门课程，最重要的责任，是培养中学生对祖国语言最基本的审美能力，学会触知汉语之美，乃至运用汉语传达心灵深处的东西。所以，语文教材应该选择那些最具典范性的经典作品。而鲁迅的大量文章，就是现代汉语运用的最好典范。
　　
　　]]> 2009-9-22 19:08:00(13) 陈愚_ 2009-8-8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98024&PostID=18420851&idWriter=0&Key=0 “他者”眼光中的“打工妹”
——读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
本文部分章节曾发表于《开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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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他者”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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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之中，特定的文化氛围，造成了他看待外在世界的方式，他在日常生活中，总是用他从呀呀学语时代开始掌握的语词，去构建他心灵中的符号世界，以这个符号世界撑起他的生活与生命的价值、意义空间。
人类学，从其诞生之初开始，就是一种观察异质文化的学科。当一个人类学家面对一个原始部落、村庄的时候，他首先是这个原始部落、村庄的文化上的“他者”，他必须站在观察对象的外部，才能看到那些观察对象日用而不知的内容；同时，他又必须进入这种文化里面去，才能了解这种文化，并且通过自己的文字符号、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描写、重新构建这种文化。因此，人类学家具有双重性，他本身是局外人，但是同时又必须是局内人。在人类学历史上，有一场方法论的争论，即到底人类学家应该是“内部描写”还是“外部描写”。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在《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论人类学理解的本质》中揭示了人类学家的两难：“它（人类学家的解释）既不应完全沉湎于文化持有者的心境和理解，把他的文化描写志中的巫术部分写得像是一个真正的巫师写的那样；又不能像请一个对于音色没有任何真切概念的聋子去鉴别音色似的，把一部文化描写志中的巫术部分写得像是一个几何学家写的那样。”○1所以，人类学家有必要克服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心态，以自己的文化为参照系，进入所研究的文化对象之中，通过对原始材料的掌握，按照研究对象的内在特性去描述它的特征，而不是以自己的文化为标准去衡量异质文化。
由于人类学家扮演的角色的双重性，人类学著作对文化的研究，常常出现一个双重特点。一方面，异质文化背景的人类学家的著作，常常让被研究的文化中人大吃一惊地发现了自己。这是因为，一个人身处在自己的文化氛围之中，这种文化最具普遍性的内容，都已经化作日用伦常，沉入不自知的生活之中。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借助“他者”的眼光，用自己的眼光来看，日常生活中常态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没“问题”，所以不为人所知。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一种文化中的日常生活常态没有问题，意味着人们在无分歧中陷入集体无意识，“只有在面临大量根本性分歧的定义，对关于事物和情境的概念做出直接的和延伸的详细阐述变得不可能是，人们才从对事物的直接观察转向对思维方式的思考，至此我们可以比一般的和形式的分析更明确地指出，正是在那种社会和理性环境中，才可能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各种事物转向分歧的观点，再由此转向无意识的思想动机必然发生。”○2而人类学家的“他者”的视角，意味着人类学家有了一个异质文化的参照，他们能够敏锐地察觉研究对象那些与参照系完全不同的内容，由此，异质文化的人类学家为研究对象提供了对生活的根本性分歧的观点，正是由于有了分歧，问题才被彰显出来。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常常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带到研究对象身上，因此，他们在调查的时候，经常会极力地把研究对象塑造成他们预想中的那个样子，导致的结果就是歪曲了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
澳大利亚学者杰华的《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一书，用数年时间调查了北京海淀区的民工聚居地的女性农民工的生活，以“他者”的视角，用学术语言去描述那群出走家园，到繁都谋生的底层“打工妹”的喜怒哀乐，展现了这一群体的生存境况。这本书的人类学学科角度，让我们从中发现了一系列我们自己所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同时，由于作者与中国农村生活的隔膜，本书又做了一些不太恰当的调查。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农民工的生活，也有必要反思这个社会对农民工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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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民工：被叙述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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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华对“都市里的农家女”的研究，对生活在中国城市中的读者而言，最有启发性的，应该是书中所描述的，“打工妹”这一主体是如何在符号世界中被建构的。在政府的公文中，在媒体的叙述中，在学者的研究中，城市是怎样描述“打工妹”的？这个问题不但关涉着打工妹真实的生存状态，并且决定了城市对这一群体的根本态度。
当我们对“打工妹”这一主体进行描述的时候，总是先天预设了几组对立的观念：城市和农村、本地人的身份和外地人的身份、“我们”和“他们”。同时，这种预设并非简单的事实描述，而是带有浓重的价值判断。中国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加速了现代化的过程，而现代化就意味着城市化。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同样存在城乡分割的局面，但是，传统的政治文化话语中，并没有城乡对立的观念。“现代化”的目标，本身就提供了一个“现代”的向度，由此分出“现代”与“传统”，现代化就是由“传统”走向“现代”，而城市代表着现代，农村代表着传统。尤其是中国数十年来的城乡二元格局，更加导致城市成为现代化的桥头堡垒，农村变成现代化过程中拖着的一条后腿。因此，城市和农村，农村人和城市人，不再是两种对等的生活状态、身份的描述，而被赋予了高下之分，贵贱之别，与农村联系在一起的，是“落后”、“封建”、“愚昧”等词语群，相应的，与城市联系在一起的，是“先进”、“现代”、“有文化”等词语群。这样的预设，这样的描述，都是使用文字的人所日用而不知，并且不觉得有任何问题的。在《都市里的农家女》一书中，杰华以一个异质文化观察者的身份，从那些在我们看来“没有问题”的事情中看出问题来。
《都市里的农家女》在研究农民工的主体构建的时候，首先注意到的是他们被强行安上的称呼。杰华说：“对于流动性和域限性的关注清晰地反映在那些用于指称流动者的常用词汇中，包括‘民工潮’、‘盲流’以及‘流动人口’等。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词汇都运用了水的比喻，包含了水流的特征。……空间上受束缚的社区的根深蒂固，已经成为主流理想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构成了值得期望的、符合道德的生活，而‘流’的特征具有非常强大的、负面的内涵。”○3同时，“其他用于指称流动者的词汇，通过强调他们在目的地作为‘外来者’的身份，也放映了一种符号化的威胁意识。……‘打工妹’和‘打工仔’的说法不像‘外地人’、‘外来妹’这些词语那样明确指出作为流动者的身份。然而‘打工’一词指的是与持久职业形成对比的临时工作，不具备与毛泽东时代的‘劳动’相符合的身份，也表明了打工者是处在城市社会秩序之外的人。”○4
在城市社会秩序中，机关、企业的工作人员，不管是白领，还是蓝领，都有相关的一系列身份认定与相关的福利保障，而“打工者”则是没有的。他们的身份是农民，到了城市之后，他们离开了土地，却没有市民的身份，而只是城市的暂住者。在户籍制度改革之前，一系列的政策、制度，让他们根本无法真正进入城市，即便户籍制度改革成功，他们最多只能省去大量身份认定的办证手续，而仍然没办法融入城市之中。
在中国，以“农民”为轴心衍生出来的称谓群，包括农民、农民工、矿工、打工仔、打工妹，其指称的对象，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底层，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构成了这个时代最广泛的人民的生存状况。但是，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里，这个庞大的人群处在集体失语之中。对一个农民来说，以主人的姿态在农村的土地上生活，他可以远离文字的符号世界，远离制度建设、权利保障等问题，但是，当中国的现代化到了现在的阶段，中国的改革成为各种利益群体的博弈，这些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希望，自己的诉求，自己的利益的人们，不免在沉默中被视为愚昧、落后的一群，从而被排除在整个社会利益群体的博弈之外。他们的一双粗糙的手拿不起细小的笔杆，敲不起昂贵的键盘，他们一间屋子，三分田地，在权力、资本面前，几乎完全孱然无力，于是，在这个改革时代，他们成了失语的大多数，沉默的大多数，被叙述的大多数，期待同情的大多数。只有当一次次百十人灰飞烟灭的矿难出现，舆论的焦点才会眷顾一下暗无天日的矿井中的他们；只有当一个个民工在无尽的加班之后顿然猝死，公众的眼光才会暂时集中到他们身上；只有在征地中，在面对基层权力的暴政中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爆发，人们才看到农民用他们的泪水与拳头表达他们的诉求。“打工”这个术语本身，就包含了一种深刻的矛盾：这些农民来到城市，把他们的青春与血汗奉献给了城市，但是他们始终只是城市的局外人，他们“进入”不了城市。
这种“局外人”表现在一切用文字表达出来的生活叙事中。“民工”是一个集体性的称呼，这个名字，指向的是城市的外来者，闯入者，他们永远不可能转化为城市的“公民”。在我们的日常叙事中，民工永远都是“被叙述者”。报纸等媒体描述民工的时候，所用的词语是“他们”，知识分子研究民工生活的时候，所用的概念主体也是“他们”。在报纸新闻、学术论文中，农民工只是被叙述的材料。杰华举了一个叙述的例子，一篇论文这样描写北京的农民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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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数百万流动人口的进入在发展经济和建设首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也产生了首都经济秩序、城市管理和社会秩序方面的一系列问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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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叙事方式在我们看来，是多么普遍！我们也未曾觉得这种叙述有什么问题。但是，杰华对此分析道：“这种分析是以对同属于文本作者和读者的‘我们的’城市与‘其余者’之间的清楚划分为前提的，是从一个管理者的角度、特别是从一种对城市稳定性的忧虑和对本地生活标准的维护的立场出发的。”○6可以进一步说，写民工的文字，预想的读者，都是城市里有文化、识字读报的人们，在叙述者眼中，已经预设了读者是“我们”，而对作为“他们”的民工进行分析的。在这里，民工不是作为城市的主人，作为“我们”的一员看待，而是作为对“我们”有利有弊的一种外来力量，一种必要的工具，让“我们”考虑怎样利用他们，又避免让他们产生不利于“我们”的弊端。
农民工就是这样以“被叙述者”的角色出现在城市的杂志报纸中。这种叙述方式，本身就强化了城乡二元格局，强化了“城里人”与“外来人”的差异。这种叙述方式事实上是城市人对民工的真实态度的反映，与这种叙述方式相应的事实是：民工的权利，被当作“他者”的权利，排除在正常的权利范围之外。由此导致进城农民工的权利长期被忽略了，甚至一连串的农民工的猝死也引起了人们的审美疲劳。2005年11月7日《南方都市报》就以《一个女工的最后72小时》为题，报道了发生在广州市白云区的一个30岁的女工何春梅，在经历了工厂连续四天的加班之后，猝死在医院的抢救室里。○72006年6月2日的《南方都市报》，再一次报道了广州市海珠区一个挡车工甘红英在持续4天的每天14小时以上加班后猝死。○8这些报道只不过冰山一角，但是，其中暴露出一个普遍的问题，那就是进城民工，尤其是女工的真实的生存状态。根据广东省总工会2005年初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珠三角76.3％的进城务工人员月工资水平处于1000元以下，1001－1500元占17.5％，501－1000元占63.2％，500元以下占13.2％。而他们的生活成本却达到每月500元左右。”“调查表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13.2％的进城务工人员入不敷出，63.2％的人没能攒下多少钱。52.4％的进城务工人员每天劳动时间超过8小时。而为了挣钱，他们只能靠加班。”○9这样的现实，这样的数据，实在是令人惊心动魄！但是，这些报道和数据，都没有受到公众的真正充分的注意，因为，在大多数市民看来，“他们”是城市的“他者”、局外人，他们的生存遭遇，与自己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而只有当权力的矛头指向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人，那些仿佛与我们无干的不公正，才真正威胁到我们自己，例如2003年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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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他们”到“我们”
在“孙志刚事件”之前，收容遣送制度对进城民工造成的伤害，早已罄竹难书。最典型的一次是1999年7月11日发生于广州的苏萍被强奸案。27岁的少妇苏萍（化名）从南京乘火车到达广州后，行李被抢劫，她坐在地上大哭，被二个巡警送往广州市公安局流花分局，继而以“有精神病”为由被收容。在收容所里，她被男性被收容人员多次强奸、轮奸。○10这一事件虽然极其恶性，但是仍然没有引发制度改革。2003年4月的《南方都市报》报道：刚到广州打工二十多天，27岁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3月17日晚上十点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带到黄村街派出所，并且警方无端的拒绝保释，接着被送往收容遣送中转站，3月18日被送往收容救治站，3月20日孙志刚的朋友被告知孙志刚已经死亡。而法医的尸检表明，孙志刚是“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而且，整个背部“差不多全都是出血区”，双肩、膝盖都有被火烫得发黑的印记。○11
这一事件点燃了公众的怒火。《南方都市报》当日发表社论，一开头就说“一个27岁的大学毕业生之死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接着，文章追问两个问题：“一个是孙志刚该不该被收容？……根据《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拥有有效证件、固定住所和生活来源的孙志刚根本不属于收容对象。”“第二个问题是，即使孙志刚属于收容对象，谁有权力对他实施暴力？” 社论最后说：“我们在关注此事的时候，不应过分关注孙志刚的身份——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一个拥有美好前途的年轻人，还要还原出孙志刚的普通公民身份。否则，我们就可能因为对特殊身份的义勇而淹没了对‘小人物’的关怀。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谁不是小人物呢？谁不是普通公民呢？”○12
无论是新闻报道、社论，还是公众的反应，都特别强调了孙志刚的“大学毕业生”身份，虽然社论文章特别强调“不应过分关注”这一身份。在中国，“大学毕业”是一张进入城市的资格证，而且几乎是农村出身者从城市的局外人转化为城市的局内人的惟一途径。孙志刚之死给公众最大的震撼，并不完全在于一种恶法恶制对公民权利的剥夺，对公民生命的践踏，因为此前收容所的多少民工的死亡，都在公众与媒体的沉默中消解于无形。而孙志刚以一个大学毕业生，不属于收容对象的身份被打死，意味着收容遣送制度指向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面对孙志刚的死亡，那些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们第一次发现，收容制度过去收容的是那些局外人，那些与自己生活似乎毫不相干的农民工，而孙志刚却是“我们”的一员，如果不废除这种制度，“我们”也一样生活在恐惧之中。正因如此，媒体曝光此事之后，马上引起剧烈的反应，最终以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收场。
《都市里的农家女》给我们提出的挑战是，我们应该如何叙述农民工？如何面对那些以“农民”为轴心的称谓群体？这一群体没有力量用文字参与中国当下的利益博弈，没有话语权，但是，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构成了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一个部分，特别是在一个有资本即有自由，有权力即有自由的时代，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已经成为衡量社会正义是否实现，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的基本标准。但是，现在的政府文书、学者研究、媒体报道，大多数仍然是站在“他们”和“我们”的二元对立的角度上，去描述“农民工”，去考虑他们对城市的贡献和给城市带来的弊端。这种思维方式，是把他们当作现代化、城市化的工具，经济发展的工具来描述，而不是把他们视为公民来描述的。这样的主体建构特点，导致我们把这一阶层、群体排除在城市之外，同时也把他们的权利相应地排除在正常的公民权利范围之外。
杰华的《都市里的农家女》描述了“打工妹”群体的生存状态，尤为难得的是，作者并不是把她的研究对象当作一些学术术语的材料，而是抱着同情的态度，极力地站在她们的角度，用她们的眼光来看待这个社会。在一次次的访谈中，杰华记录下来的内容，常常是直接反映当事人真实的心态，并且往往是被我们的媒体所忽略掉的内容。
]]> 2009-8-8 1:12:00(1) 陈愚_ 2009-8-8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98024&PostID=18420839&idWriter=0&Key=0 四，“他者”眼光的局限

《都市里的农家女》的副标题是“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在本书中，作者集中研究了中国农村女性在十多年来社会流动的原因。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中国现代化的大背景之下，那么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乡土社会。费孝通先生说：“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13这种状态下的社会交往，就是“熟人社会”的交往规则，费先生认为，“历世不移的结果，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还在熟悉的地方上生长大。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得到的经验。”○14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特征，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圣人教训得以产生效果的空间场域。而现在大规模社会流动的结果，则是对这一空间场域的破坏。因此，社会流动发生，便不止是一个社会学人类学问题，而关系着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普通民众接受现代化的心理动因，甚至关系着中国文化的变迁方式问题。

我们如果要用“社会流动”、“社会变迁”这样的术语去描述当下中国社会的激变，那么，涉及的将会是全面的社会问题。而“都市里的农家女”之所以会从古老的农村向城市转移，也同样与她们的农村生活，她们对农村的看法密切相关。杰华在2000年以“离开家乡的理由”为题，询问北京海淀区“打工妹之家”的成员。结果是“23.9％的应答者引证家乡落后或家里穷作为外出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23.9％的应答者说因为‘在家没事干’。然而最频繁引述的外出原因是‘想发展自己’（48.9％），‘想开阔视野’（30.8％），‘想锻炼一下自己的独立生活能力’（32.6％）和‘为了自己的教育’（30.4％）。”（第137－138页）根据这些数据，杰华认为：

年轻打工妹走出农村的推力通常并非来自经济上的必需或者过去被剥夺或遭受苦难的经历。……这种明确表达的发展她们自身、开阔她们的视野和尝试她们的独立能力的渴望，说明了这些妇女很担心她们的未来会被限制在农村，她们渴望获得超越她们的村庄所能提供的新的体验和个人发展。○15

由于杰华的“问题意识”投放在女性自我意识上，过于想去寻求中国农村妇女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心理的变化，而忽略了真正的问题：“离开家乡的理由”，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中，并不能通过“打工妹”的回答找到答案。对一个熟悉中国农村的人来说，“打工妹”们把“想发展自己”、“想开阔视野”、“想锻炼一下自己的独立生活能力”、“为了自己的教育”作为打工的心理动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村的生存环境。
中国的发展中，不断把耕用土地商业化，相应的，农民出于生存的渴求，也不得不不断转向城市。国土资源部2005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10月31日，全国耕地面积18．31亿亩。人均耕地面积已由10年前的1．59亩和2004年的1．41亩，逐年减少到1．4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2005年度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542．4万亩。耕地的减少，必然导致大量的农民失地，根据报道，现阶段，我国年均100多万农民失去耕地。○16

同时，农村经济发展缓慢，据统计，截至2004年，我国有2610万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668元，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还有4977万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924元，属于相对贫困。○17正常而言，一个农民家庭，在农村根本没有能力承担家庭必要的医疗、后代教育的费用。举一个例子来说，据安徽省城调队对某县的家庭子女教育费用支出调查显示，一般教育支出平均占家庭收入的近四成，供养１个在校生，县城需要1.4个就业者的收入，农村则需3.8个劳动力的收入。按农村生活费计算，在农村培养一个高中毕业生约需２万元，培养一个大学生则需4.8万元。按该县2004年2668元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该家庭拿出一个劳力18年的纯收入。○18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出打工，成为农民求生存、谋发展的惟一选择。

可以说，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城乡二元格局的不断强化，大量的农民不得不挣脱“生于斯死于斯”的传统心理的影响，进城打工。传统文化的解体，根本在于传统文化赖以存在的乡土社会、熟人社会的转型，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中国是以暂时牺牲农民、农业为代价，来谋取工业化、现代化的。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为 1.9∶１，90年代末这一比例为 2.6∶１，到2004年，这一数值进一步扩大到3.2∶１。○19制度之手把农民逐出家园，中国的社会流动与社会变迁，并不是为农民提供了“城市”和“农村”的选择，而是赋予城市和农村以“先进”和“落后”、“现代”与“封建”的差别，通过这种差别，让城市经济不断发展，而任农村境况不断恶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只有艰难地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当那些不得不随着大流，背井离乡的人们被问及“离开家乡的理由”的时候，她们无疑会更愿意强调她们的自主选择，而不是埋怨环境的不公。

五，逃离故乡的选择

《都市里的农家女》一书的第五章“关系”，杰华研究了“打工妹”与她们的父母、丈夫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涉及“打工妹”出外打工的自主权的时候，杰华的调查又显示出一个西方人理解中国问题的局限。
在设计调查问卷的时候，杰华以这样一个问题提问“打工妹之家”中的女工：你离家出来打工是谁做的决定？调查出来的答案中，“自己决定”的占88.9％，“配偶决定”的占2.0％，“父母决定”的占19.2％，“其他亲戚决定”的占8.1％，“工作单位决定”的占1.0％，“其他”占4.0％。○20由此，作者得出结论：

年轻的未婚女性出来打工一般不是按照他们父母的要求才这样做，也不是为了给家庭的经济作贡献。相反，这些女性作出了她们自己的决定和选择，主要目的在于改善他们的生活，寻求作为“现代”个体的自我的实现。此外，如果不是大多数人的话，至少对许多人来说，打工妹外出流动是拒绝农村主流的父权制话语的一个要件，并且与教育愿望的受挫、想要躲避或至少拖延结婚和担当“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这一愿望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在那些年轻女性外出打工已经司空见惯的地区，那些出来的女孩也是“反叛的女儿”，她们离开家乡是对父权制的公然蔑视，也是为了逃避它的制约。○21


在这里，作者的问卷答案与所得结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作者制定这个问题的文化预设，是西方文化中人的“自我觉醒”的观念，并且，她先入为主地有一套“科学”的成见。毫无疑问，在作者的预设中，“自己决定”的答案占多数，可以说明农村女性进城打工是为了个体自我的实现；“配偶决定”是作者文化预设中的“夫权”指标，如果“配偶决定”占多数，则会说明中国夫权强大；“父母决定”是“父权”指标，如果“父母决定”占多数，则说明中国父权起决定性作用。

但是，不能总是把这种西方文化的套路来套中国人的思想。特别是在现在的农民工问题上，更加必须理解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理解城乡二元对立中的农村生活，才能理解农民进城的真实动机。

我想强调的是，女工们选择了“自己决定”，最重要的原因，不是他们个体的主体意识觉醒，从而在“留守农村”与“进城打工”之间，有意识地选择进城打工，以此证明她们的个体存在价值。如果要得出都市里的农家女是进城寻找“个体的自我实现”，前提就必须是：她们的进城，是她们的主动选择，而她们主动选择的前提是，她们有选择的空间。但是，她们分明是在一种没有任何选择空间的前提下，被命运推着进城的，正如接受杰华采访的韩海英所说的：“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孩子上学，负担就会减轻。我们正打算把女儿送到广东或深圳去打工。那很辛苦，但是我们没办法。在农村就只有这条路，没有办法。”○22作者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居然把如此关键性的信息忽略了，因为，她并不了解，在农村，存在着太多“我们没办法”的事情，更加不了解在当代的中国农村，为什么“只有这条路”——这是一条拒绝死亡，拒绝贫穷，拒绝基层暴政的惟一的道路，正像逃亡一样。当一只兔子面对扑过来的老鹰竭尽全力蹬起它的后腿，我们不能说兔子大智大勇，因为，那只是逃生的本能。

真正到城市中去寻求作为“现代”个体的自我的实现的，只有那些通过学习，自我意识已经觉醒的乡村知识人。例如夏榆的《白天遇见黑暗》中的“我”。“我”生活在矿区，考不上大学，整天带着书本下到暗无天日的矿井里，在那里，随时死亡成为一个人每天必须面对的问题。为了生活，有许许多多的当地人选择了下矿，正如在那些没有煤矿的地区，许多农民被迫选择了进城一样。“我”因为有梦想，而成为了矿工中的异类。夏榆写道：“在北山盘区的工作给我一种训练，那就是彻底的反抗精神和出走的决心意志。所有的力量都在推动我。我这样一个生性内向、敏感而脆弱的孩子活生生被塑造成一个愤怒青年。”○23这股内心的激情，使他在暗无天日的生活中保持了梦想的能力，最后带着一个月的工资，逃亡一样地到了北京。当他到了北京的那一刻，“那时候我体验着解放的词语。出走和漂流让我体验解放的过程，那些在我身体和内心的锁链正在被打开。”○24对“我”而言，出走是基于个体的独立意志而做出的一种自主选择，因为心中有了梦想。

而对绝大多数的进城农民工而言，出走家园并不是主动的选择，而是本能的逃离。一个从乡村成功逃离的文人这样描写农民：

在整个关中平原，在整个中国的土地上，我不知道有多少像我母亲和祖母那样的农民，他们把生活叫做受苦，把农民叫做下苦人。你仔细看看那些下苦人吧，他们的腰一律向下弯，他们的腿几乎都变成了罗圈腿。他们告诉你，劳动能使人变成残迹，他们告诉你，劳动是一种受难，他们告诉你，工作着不是美丽的。劳动，是怎样使我的祖父祖母们变得丑陋！

一个农民，从他的孩子时代起，他的人生就意味着摆脱农村生活，拼命挤向城市！

所以才有一辈又一辈的人要从农村冲出去，不再回来！○25

这些抒情性的描写，实际上正是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另一个出走的湖南作家回到他们的村庄，却发现儿时的村庄几乎消失了，他发出这样的咏叹：“田园，美丽且苍茫的田园呵，你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人没有了眷恋，为什么人要逃离你的庇护，宁愿去漂泊？”○26如果面对这样的提问，我们像《都市里的农家女》一样回答：他的父老乡亲都是去“寻求作为‘现代’个体的自我的实现”，农村女性的出走是“拒绝农村主流的父权制话语”，那结果就如吉尔兹所说的，“像请一个对于音色没有任何真切概念的聋子去鉴别音色似的，把一部文化描写志中的巫术部分写得像是一个几何学家写的那样。”作者借了一个老村长的口说：

全村百十个劳力，去外的九十多人，天土都荒完了。外面的钱不好赚，这家里的地更不好种，就是做了，除去成本除去这个税那个费，出去这种摊派那种摊派，到头来还要亏本，一年的汗水养不活一张口了。农民就像棕树，一层层剥了，就只剩自家这肉身子光杆杆子。所以都只好出去了，只好丢下这份田地和这穷家了。○27

都市里的农家女，是以一种逃亡的心态进入城市的。在中国的社会转型中，乡村为现代化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它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原材料生产基地、廉价劳动力来源、污染排放地。乡村经济、教育的落后，基层政府的腐败，公共卫生的缺乏，再加上种地收入远远不足以满足农民的生活、教育、医疗的支出，都导致农民不得不逃离家园，涌向城市。当都市里的农家女回答人类学家杰华“你离家出来打工是谁做的决定”的问题时，面对选项她们只能回答“自己决定”，而这种决定，是被迫的决定，是无路可走的时候的决定，而不是自己的主动选择。

六，让“大多数”不再被遗忘

在谈到《都市里的农家女》一书的写作目的的时候，杰华写到：“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理解流动农村女性的经验，唤起人们对她们的经验的关注；其次是对这些经验被推论性和叙述性地构造和表现的过程进行拆解。”○28如果要达到这一目的，那么就应该认识到，进城，只是农民生活的一个截面，他们的起点在农村，他们的终点也只能在农村。所以，要调查进城农民的心态，必须同时调查他们的出发点与终结点，才能理解他们中间这段生活。要了解农民进城的动机，只有先去了解她们进城之前的生活，一个人如果读了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于建嵘的《农民有组织的反抗及其政治风险》，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便能看到社会变迁的真相，而这种社会流动与社会变迁，最主要的并不是农民自我选择的结果，而是因为，中国农民被卷入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八亿农民、广大农村被遗忘的结果。

中国的农民工，是被叙述的大多数，这一群体是叙述的“他者”。在政府文书中，这一群体常常被当作城市经济发展的工具来叙述，在学者研究中，这一群体常常成为研究者笔下的数字与硬邦邦的材料。这种情况，是农民工现实处境的反映。同时，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农民工的生存处境和权利，在被叙述的过程中就会大打折扣。叙述主体只有把城市和农村当成两种平等的生存场所，而不是戴上了“先进”和“落后”的价值判断的有色眼镜，才能避免对农村的偏见；同时，叙述主体只有把作为识字者、城市主人的“我们”与不识字、农村人的“他们”平等地当成公民，而不是把“他们”当成城市发展的工具去考虑这个工具的正负面效应，才能够避免对农民的偏见。

在中国社会转型之中，以“农民”为轴心的称谓群体，是付出代价最大，得到回报最少的阶层，同时，由于这一阶层在现在仍然处在普遍失语的状态，他们除了延续传统的反抗方式，很难通过现代法治的途径，通过利益代言人参与现实社会的利益博弈。面对这样的情况，需要有更多的学科，从学科角度出发去研究农民问题、农民工问题，让以“农民”为轴心的称谓群体不再成为被遗忘的大多数。



○1克利福德•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第74－75页。
○2卡尔•曼海姆著，黎鸣、李书崇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2年北京第2次印刷，第6页。
○3杰华著，吴小英译《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第44－45页。
○4《都市里的农家女》，第45页。
○5《都市里的农家女》，第47页。
○6同上。
○7贾云勇《一个女工的最后72小时》，见《南方都市报》2005年11月7日。
○8周炯《女工猝死》，见《南方都市报》2006年6月2日。
○9贾云勇《一个女工的最后72小时》，见《南方都市报》2005年11月7日。
○10《谁制造了惨绝人寰的轮奸案》，见《中国青年报》2000年7月26日，《南方周末》2000年7月27日报纸对此事也做了报道。
○11陈峰、王雷《一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见《南方都市报》2003年4月25。
○12《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南方都市报》2003年4月25。
○13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第9页。
○14同上，第21页。
○15《都市里的农家女》，第138页。
○16《失地农民年均达百余万》，《新京报》 2006年3月9日。
○17孙立平《以富民政策扩大内需》，见《南方周末》2006年3月16日。
○18柳文《启动农村消费必须破解三大障碍》，《中国改革》2006年6月。
○19同上。
○20《都市里的农家女》，第167－168页。
○21《都市里的农家女》，第205页。
○22《都市里的农家女》，第171页。
○23夏榆《白天遇见黑暗》，花城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第28页。
○24夏榆《白天遇见黑暗》，第30页。
○25朝阳《丧乱》，见《我是农民的儿子》，花城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第71页。
○26刘鸿伏《父老乡亲哪里去了》，见《我是农民的儿子》，第130页。
○27刘鸿伏《父老乡亲哪里去了》，见《我是农民的儿子》，第128页。
○28《都市里的农家女》，第26页。
]]> 2009-8-8 0:53:00(0) 陈愚_ 2009-7-13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98024&PostID=18076244&idWriter=0&Key=0 　　 这两天，有几家媒体的朋友打电话约稿，题目是关于季老和任老的逝世。但都没答应写，主要原因在于二老的学问，我有的完全不熟悉，有的完全不好说。
　　
　　 总体而言，二老皆年过耄耋，几至期颐，如此高龄，静谧而终，于他人或以为憾，于自己不可谓不足。按民间旧俗，是可以办喜丧的了。
　　
　　 就学问而言，季先生成名早，学识富，其精通多国文字，翻译邦外巨典，非其专业，但止于致敬，无所致喙。但季先生还有另一层身份，就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从旧《观察》杂志的撰稿人，到后来的《牛棚杂忆》、《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类文字，都可以看出，先生所关怀的，不止是书斋中纠结于死活之间的文明，而是中国现实的苦难。这种关怀，才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真精神，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真品格。而先生辞“国学大师”称号，这是有点理性都会做，且必须做的。因为季先生确实不是国学大师，就国学的经史子集四部而论，皆非先生所长。至于晚年，先生发河东河西之骇人无根异说，被高悬为无双国士，终于不由自主，则有非常之尊，必蒙非常之苦也。
　　
　　 任老早年从学于熊十力，与牟宗三同师而异途。任老实为侧身朱门之最大代表之一。其《哲学史》、汉魏佛学研究，都只有唯心唯物之辨，至今已觉不新鲜。其“儒教论”，则根本上把宗教视为蒙昧时代之产物，以儒教与基督教相比附，亦已经与今天谈“儒家”者全然相反。再说下去，已违背“死者为大”之训，就此作罢。
　　
当今之世，人们耐不住说话的冲动，动辄言“一个时代的结束”，二十年来，钱穆、钱锺书先生相继谢世，该结束的时代造就结束了。季、任二老，虽然学在旧时代，但是，从学问诸方面，皆是“新时代”的人，新时代的学问，任先生尤其如此。]]> 2009-7-29 14:35:00(1) 陈愚_ 2009-7-11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98024&PostID=18054223&idWriter=0&Key=0 人民网北京7月11日电 （记者吕绍刚）记者今日从北大校办了解到，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于今晨八时五十分左右在北京301医院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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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北京7月11日电 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因病于今天凌晨4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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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7-11 16:58:00(2) 陈愚_ 2009-6-29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98024&PostID=17907011&idWriter=0&Key=0 通俗历史的价值——读张耐冬的《读史别裁》
发表于6月28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标题为“通俗历史也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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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随着“国学热”的升温，通俗的文化读本、历史读物不断出现，有一些还颇为流行。在这些著作中，张耐冬先生的《读史别裁》可谓别具一格。《读史别裁》虽然也是以历史通俗读物的面貌出现，但是，其中的叙述，却是思想随笔式的。书中无论是谈论士大夫独立精神的夭折，还是讲述极端年代“一页吃人的历史”，都包含着作者的价值判断：对独立精神的追求，对兴亡经验的探究。

在今天的体制化的学术研究中，学术已经越来越成为远离生活的怪物。固定的论文格式，僵化的语言表达，偏狭的探讨话题，都让人望而生畏，不忍卒读。但是，对大众而言，正如古人有读蒙书以识礼义，听传奇以知史事一样，今天的人们对历史知识、经典常识仍然有强烈的需要。于是，对经典、历史的通俗解读应运而生。

 无论古今，通俗文化的基本特征，都是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为基础，惟有如此，才能顺利地传播。但是，就通俗文化的社会功能而言，却有一定的“古今之别”。如果说古代的通俗文化承担了一定的道德教化意义，能够教导民众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那么，当代的通俗文化往往表现出明显的娱乐化倾向。

在古典世界的理想生活中，维系一个良善社会的，不单要依赖一整套从庙堂到江湖的礼法仪轨，以这些典章制度支撑起一个成熟的文明；而且有赖于维系这套礼法制度的伦理道德，这些伦理道德，构成了制度的精神，它塑造了各式的礼俗共同体，让生活在其中得以展开，生命在其中得以安顿，美德在其中得以生长。

但是，从圣人之言到市井之行，并非直线贯通的关系。美德的施教，并非通过理论的直接教化，而是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寓言、传闻展开。因为，不管是在古典生活，还是在现代生活中，要求每个人都熟知经典的教诲，思考生活的真相，不但不可能，而且没必要。在传统社会，乡村的秀才，民间的说书人，讲故事的老人们，甚至包括关公、妈祖这样的神灵，都成为美德教化的载体。尤其是在宋代以后，朝纲政制已经基本失去了教化人心的力量，宗族乡党的重要性愈显突出，同时兴起的笔记、话本、戏剧，往往在教民化俗、敦仁劝孝诸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村氓愚妇识晓仁孝忠义，绝非熟读《论语》《孝经》，而常是自小听闻关公故事、二十四孝传说。这些故事与传说，才是构建人间生活的真正道德基础。仗义每多屠狗辈，杀鸡屠狗之辈，引车卖浆之流，往往会也会表现出激动人心的道德力量，这不得不归功于通俗文化的教诲。

 同时，不管是以说书，还是以戏剧或其他方式表现出来的“故事”，都有一种讲故事的“技艺”，这种技艺不在乎艺术形式，而在于思想内容。倒不是说书人、唱戏者别有用心的要“文以载道”，而是在人心人性中固有纯洁的人类情感与原初的道德力量，说书、唱戏的技艺，可以在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把这种情感、道德演绎成为精彩绝伦的故事。从功能的角度看，这些故事的传播便具有了美德教化的效果。

而在现代生活中，人们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与学术生产体制化的现实，使人们日益远离严肃的读物，尤其是难懂的经典。于是，公众、读者对知识的需求，只能借助于大众传媒。但是，现在的学者们通过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所传播故事，以央视“百家讲坛”为代表，鲜有达到古代说书的高度，如果说古代说书、戏曲是把娱乐道德化，那么，现在的讲坛、电影，往往是道德娱乐化的产物，在讲述故事的时候，没有讲究叙事技艺，讲故事变成纯粹迎合电视观众耳目之欲的娱乐活动。甚至像那种把《论语》的“民无信不立”之“信”解释成“信仰”，更带有不可告人的愚民目的。可以说，古典的说书和戏剧，常常是哲人之徒与文学青年的道德舞台，而现代的公众讲坛和大众电影，则往往成为声色套餐与感官娱乐。

因此，在娱乐化的时代，创造出有明确独立思想立场的通俗文化，便成为非常重要的事情。这种明确独立的思想立场，意味着不管是讲史还是说戏，都对善恶之别有所判断，对社会责任有所担当，对人间罪恶有所批判，对美好生活有所追求。在这方面，像李勇先生的《闲看水浒》、羽戈先生的《穿越午夜之门》，都以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而张耐冬先生的《读史别裁》，亦可作如是观。

]]> 2009-6-29 13:26:00(-1) 陈愚_ 2009-6-23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98024&PostID=17838274&idWriter=0&Key=0 周泽：关于展江教授辞职事之我见——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书记倪邦文同志的公开信
时间:2009年6月23日 作者：周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

邦文同志：

本人周泽，曾经向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有关部门和领导提交过辞职报告，因展江教授的一再挽留并动员诸多师友劝阻，而本人又情感脆弱，故滞留中青院至今。

邦文同志，我比你早到中青院若干年，算是你的前辈了。虽然不很适应，数次准备离开，但为中青院服务了这么多年，对中青院还是有感情，有很深的感情，也有关心中青院前途和命运的道义责任。因此，现就最近媒体广泛关注的著名传媒学者、中青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展江教授辞职的事，专门跟你谈谈心（你要耐心听，我可能比你忙，而且忙的都是正事，都事关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

对在新闻业界和学界，以及在其他领域都享有较高声誉，你也认为在社会上“有比较高的威望”的展江教授，要求辞去中青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职务，你有什么想法呢？

我想，你对展江请辞，应该很开心吧？

你到中青院任职以来的种种作派，很多教职员工都感到无法理喻，难以接受。但很多人都只是心怀不满，而展江教授却公开对你进行过抵制。展江的《告老还师书》虽然没有提到你，但中青院的师生都知道，展江的请辞，主要是在对你入主中青院以来的作种种作法，表达不满和抗议。对这样一个人，你恐怕巴不得他从本校消失吧？！

对展江的请辞，你接受媒体采访时虽然也表示，他在学校是学术骨干，在社会上“有比较高的威望”，你们“非常尊敬他”，在“极力挽留”，但你的表态分明让人感到很假！挽留展江，无疑是学校很多领导和老师的心愿，也是广大中青院新闻系学生的心愿。很多领导和老师，也包括新闻系的学生，确实在努力挽留展江。但这些却未必是你的心愿，也代表不了你。你关于“会尊重他的选择”的说法，谁都知道那言下之意：“他要走就走，我们不会留他，地球离了谁都转！”

是的，地球离了谁都转，但对于中青院这样一个稚嫩的高校，如果享有较高社会声望的教师，一个个渐次离去时，剩下的就是你这样的官僚自己转地球仪玩了。

邦文同志，你是否知道，像中青院这样一所根本没有什么资本可以吸引来著名学者和教授的高校，有著名学者存在，是多么的重要！？你是否知道，展江教授这样的著名学者，能够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成长起来，是多么的不容易！？

对于你这样习惯于玩人的官僚，特别对你这个组织部长出身的小官僚来说，可能只会考虑所使用的干部是不是自己的人，听不听话，任用一个人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好处和利益，而根本不会去考虑一个教授、一个著名学者对于高校的意义和价值。

作为一个并不年轻的教师，我到中青院执教的时间不算长，却也经历了褚平（现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兼秘书长）、陆士桢以及你三任书记的领导。在与老师们的交流中，大家都很怀念褚平和陆士桢在任时的情景，而对你却不敢恭维。你要好好想一想啊，褚平、陆士桢和你，都是党的干部，大家对你们三人的评价，差异咋就那么大呢？是大家的评价不准确，还是你们之间在做人做官上，就那么不一样呢？

很多教师反映，通过学校前几届班子，特别是褚平、陆士桢两任领导，用了多年的时间，学院已经从机关风气中逐步改变过来，有了点高校的样子。但从你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担任党委书记以后，学校似乎又在走回老路上去了。

据很多老师反映，自你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任职以来，学院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心在涣散，官本位在回潮，溜须拍马之风在滋长，教学科研环境在变坏。而这些变化，完全是你玩人的结果！

你到中青院后提拔了很多干部。据知情人反映，你提拔的这些干部，多半是要么会溜会拍，要么有人脉关系。

据了解，在2008年的中层干部聘任中，考核不合格（学校以前不合格的标准为不称职比例达到30%或基本称职及以下的达到50%）的人继续留在领导岗位上，更离谱的是有的原中层干部无论是部门内部还是部门之间以及综合测评中，基本称职及以下比例高达60%以上，同时不称职比例高达40%以上的人，换个部门继续当官。民意测验中，本部门不同意和弃权比例为100%，而部门不同意和弃权比例高达70%以上的人还能到重要岗位上工作。

除了提拔任命领导职务干部，你还违背中青院人事管理常例，提拔任命非领导职务干部，而以你提拔任命的某个非领导干部职务为标准，在学校里，无论是从学历、资历、岗位、业绩、表现、贡献等各方面来看，符合提拔任命条件的人比比皆是。

在干部聘任工作中，规则是不应不聘。而在这次干部聘任中，你无视规则，在干部报名竞聘之前，就一个个找人私下谈话，要这个报那个岗位，要那个报这个岗位。其中一位在原中层干部岗位上深受欢迎的干部，你竟然在一天之内，要求其变换三个竞聘岗位，直到最后受到这位干部斥责，才由其竞聘原岗位。而不少人没报名竞聘，最后仍受到了任命。

对你主导的学院领导班子在干部任命上的不公正，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而这也造成了受任命的干部与其他同志的矛盾，破坏了学校的和谐氛围。

“新世纪舆论监督研讨会”是由展江教授发起和组织的一个由新闻实务界和理论界，以及法学、社会学等领域专家学者广泛参与的、旨在推进中国舆论监督的年度盛会。这个会议至今持续召开多年，每年都以近年和当年国家高层有关精神为主题，确立具体议题。会议受到新闻实务和理论界，以及法学等其他相关领域的重视，每年都吸引了大量各界精英参加，社会也通过这个会议认知了中青院和中青院新闻系。应该说，这个会议给中青院老师提供了非常好的学术交流机会，也给中青院的广大同学提供了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对这个会议，中青院前两任书记褚平和陆士桢，都给予了充分的支持，使会议能够连续多年召开。而你一到中青院，就试图阻挠这个会议的召开，虽经展江教授全力争取，2008年的“新世纪舆论监督研讨会”得以召开，但会期却成了一天在学校举行，作为以前历次会议重头的舆论监督个案研讨被迫移到校外、以其他名称进行。2009年是否还能继续，已经成为一大疑问。

不久前，展江教授赴哈佛大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一个教授应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对于他所在的学校来说，是一种荣誉。而你竟然决定成立“专案组”对其进行调查！这样的事发生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国，发生在中青院这样一个因为含有“青年”字样而本应更开放更开明的高校，实在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
邦文同志，你知道吗？高校不是官场，你的以上种种作派，对于成长中的中青院来说，是彻头彻尾的灾难！

面对中青院今日的局面，你应该明白，你在中青院的任职已经失败了！

一个人要有自知之明。你其实并不适合做一个高校领导！对于一个高校来说，你这样的领导存在，实在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
其他的我们先不谈了，让我们一起来想想如何将展江教授留在中青院吧。

虽然展江教授目前只是要求辞去系主任的职务，但可以预期的是，如果学校的环境没有根本改变，特别是你还在中青院担任党委书记，展江教授离开中青院是迟早的事。

我们怎么办呢？

邦文同志，我想，作为中青院党委书记的你，应该跟我这个为学校服务的老师一样，对这个学校是有感情的，而且我认为你应该比我对中青院更有感情。毕竟，你来学校短短时间，就捷足先登，从学校弄了一套四居室的大房子，而我在中青院服务了这么多年，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
跟你说住房问题，显得我有点俗气。展江教授在其《告老还师书》中直陈学校未解决我的住房困难作为原因之一致我可能离职离校并感到遗憾。对此，我自是心存感激。但基于我对中青院的感情和道义责任，面对展江教授请辞系主任并最终可能离开中青院的局面，我个人住房困难的解决实在算不上什么，尽管当年展江教授把我作为“人才”引进中青院时对我作了解决住房困难的承诺。

我现在考虑的是，如何把展江教授留下来，如何帮助自己服务多年的中青院,把展江教授这样的柱石之才下来。

我有一个方案：你离开中青院，干别的去；我留下来，继续在中青院做教学工作。你看这如何？我想这是非常可行的。展江教授不是对学校不解决我的住房困难作为原因之一导致我想离职离校而感到遗憾吗？那我不要求学校解决住房困难了，也不要求离职离校了，不让展江教授遗憾了，为了让他留下来，不致使中青院失去展江教授这样的人才。光我留下来肯定还不行，还得你离开中青院才行，而且你离开更重要。

邦文同志，为了中青院的健康发展，为了改善中国高等教育的环境，我建议你立即辞去中青院党委书记的职务！这样，或许还能将展江教授这样的著名学者留下来，甚至还可能将更多的著名学者吸引到中青院来！

邦文同志，我相信你作为党培养多年的干部，一定明白，党的教育事业比你个人的职位和名利要重要得多！离开中青院吧，算我求你了，我估计也能代表中青院广大师生求你。中青院再也经不起你的折腾了！

言尽于此，盼邦文同志三思。

2009年6月22日

（特别说明：以上与倪邦文同志的谈心，纯粹就事论事，无意冒犯任何人，包括倪邦文同志。如果邦文同志的有关行为涉及的同志因此受到了伤害，那你们也是无辜的，我为自己的伤害无辜向你们道歉。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避免伤害无辜。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中青院前途和命运。如果我的所作所为得罪了谁，尽管我是无意的，我还是随时准备着接受他们的“报应”。）

（感谢周泽先生惠寄）

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9年6月23日
]]> 2009-6-23 17:03:00(3) 陈愚_ 2009-6-16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98024&PostID=17763376&idWriter=0&Key=0 案：笑蜀先生这篇短文写得极好。
　　
　　
　　邓玉娇的幸运未必是我们的幸运
　　笑蜀
　　　　邓玉娇并没有恢复清白之身，但至少，有望恢复她的自由之身。无论如何，这值得加额称庆。
　　
　　　　这是公众关注的结果。只有在互联网时代，只有在公民社会渐次成长的时代，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否则，邓玉娇就永远是孤岛，她将面临怎样的厄运，就怎么想象都不过分。
　　
　　　　这既令人喜，也让人忧。这一方面说明，公共舆论和公民社会正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成长为一种现实的制约力量，令强权不能不有所忌惮。但另一方面，从被指故意杀人，可能处以极刑，到现在免于处罚，邓玉娇的命运竟如此剧烈跌宕，也客观上折射了司法不公的空间可以有多大，面对这样的司法不公，公民个人可能遭遇怎样的凶险。
　　
　　　　这正是群情汹涌的根本原因。归根到底，公众的焦虑不只是因为邓玉娇，更是因为对自身命运的恐惧，对跟邓玉娇一样随时遭遇司法不公的恐惧。所以，公众对邓玉娇的声援，并不等于舆论干预司法，而只是在特定司法环境下，对可能干预司法的巴东当局的成功狙击。就仿佛是一次拔河，公众不只要把邓玉娇从巴东当局手中拔过来，更是要把司法从强权手中拔过来，让司法回到独立的原点，中立的原点。
　　
　　　　但是，要把司法从强权手中拔过来，仅有邓玉娇这样的个案远远不够。公众的关注也曾改变许霆的命运，无期徒刑变成5年有期。但后来跟许霆类似遭遇的其他公民，却并没有许霆那样的幸运。今天邓玉娇的幸运，也未必就能给今后的邓玉娇们带去幸运。不能不承认，公众的关注其实是有片面性的，在这个生活比戏剧更精彩的时代，公众容易产生审美疲劳，本是人性之常，只有那些更极端，因而更戏剧、更传奇的个案，才可能撞入公众的视野。那些同样悲惨甚至更悲惨的个案，却往往因为其情节的重复性而归于寻常，无缘从悲情故事的激烈竞争中出头，它们的苦主也就无缘得救，只能在司法不公的黑洞里无望地沉沦。
　　
　　　　制度缺失导致悲情故事几乎是无限量的供给，公众的关注却是有限的。唯有从制度上真正落实司法独立，人人免于司法不公才会成为可能，公众免于对司法不公的恐惧也才会成为可能，舆论与司法的彼此信任和彼此尊重也才会成为可能。而这不仅需要坚忍的个案堑壕战，更需要从个案提炼普遍意义，以之改造整个的司法体制。否则，如果不能从体制上突破，个案上的激情不能推动体制上的理性，那么个案的无限量累积就会最终令公众困倦，甚至令公众绝望，导致社会非理性情绪的爆炸性增长。这对所有人来说，无疑都是最危险的选择。
　　
　　2009-06-16 16:19:12
　　南方周末网络专稿
　　

十年砍柴：邓玉娇和邓贵大如何成了死敌

邓玉娇案本月16日一审完毕，法院判定邓玉娇故意伤害罪成立，综合考虑该案具体情节，对邓玉娇免于刑事处罚。由于邓放弃了上诉，若检方不抗诉的话（考虑到此案的特殊性，抗诉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此判决便是终审判决。在当下中国，此判决对邓玉娇及其家人来说，算一个相当理想的结果。但若放在更高的层面去分析，比如真相到底如何？此量刑是否适当？许多人可能仍然不满意。案件的审判，是否真的体现了法治精神，此个案对司法公正、社会正义是否有制度上的促进意义，但对邓玉娇来说，这个一夜成名的女孩子，无法承受如此重大的命题。
　　 其实，邓案发生后，公众更为关心的是过程。是这个案件发生的过程，发生后民意和官方意志交错演进的过程，然而，恰恰是这些过程，被刻意淡化了。此案最重要的人士，即端坐在法庭上应以维护法律尊严社会正义为己任的主审法官，反而成为无足轻重的人。由此，我对邓玉娇个人获得法律上的自由表示高兴之余，不免忧从中来。
　　 在此案审结后，我以为还有一个人不应该被忘记，那就是被邓玉娇刺死的邓贵大。我不主张把他作为道德评判的反面典型载入史册，或许公众略带情绪地评价，可说他咎由自取。但超越道德评价的层面，我以为他和邓玉娇一样，只是这个悲剧的男女主角而已。谈论他该不该死已不重要，我觉得应值得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顶职进乡政府混了十几年才混到科员级的芝麻官，如何和他同乡同族的女子邓玉娇，成为利刃相搏的敌人。在一个乡镇范围内的熟人社会里，这样的对垒是少见的-----即使是古代那些打家劫舍的贼寇，也不会在家门口作案。据媒体报道，生活中的邓贵大是一个大家评价不错的男人。在乡亲面前，他或许是强势者，但如果他走进县城、州城和省城的衙门，他绝对是个弱势者。可是，现在他和邓玉娇在公众心目中，成了倚强凌弱、弱者拼死反抗的两大符号。
　　是什么变成这样了呢？使他在那个小地方可以倚强凌弱，拿出4千元炫耀性地侮辱一个本应该喊他一声叔叔的女孩呢？是他手中的那点权力。权力被滥用造成的恶果之大下，并不取决于执掌权力者级别的高低，而是取决于这种权力能否被有效监督和制约。公权力受到有效监督与制约，即使贵为总统，也不敢作恶，即使作恶风险极大。反之，一个小吏也可以作恶风险不大。邓贵大碰到邓玉娇，薛霸、董超碰到鲁智深毕竟是小概率事件。
　　如此解剖邓案，可看出社会的分化甚至分裂，在转型期的中国，是一个严重到若不解决关系到国运民生的大问题。邓案这样一件偶发的刑事案，短短几天就聚集了对垒两方剑拔弩张的社会情绪，同族两人被公众符号化为正负两极。当地政府披露的信息几乎每一个字都遭到质疑，法学界也分化了，一批专家在和另一批专家观点对立，唇枪舌剑你来我往。
　　就在邓案审理前一天，广东东莞又发生一件惨案。某厂贵州籍工人刘汉黄遭遇工伤，右手掌残断，厂方只答应赔偿9万，而他要求17万，他一再找厂方协商，甚至表演“跳楼秀”，都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持刀杀死两名高管刺伤一名。消息被报道后，网络上竟然许多人为杀人者叫好。-----难道就此可以断言这些网民嗜血、冷漠么？原因是弱者权益保障的缺位对公众产生巨大的刺激，从而取代了对死者的同情。
　　社会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彼此有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亦属正常。一个文明的、法治的社会能够有对立有冲突但不出大乱子，根本在于对立、冲突各方都信奉同样的游戏规则-----即对每个人平等的法律。而不是一方只拿法律治人而自己不受法律制约，另一方自然不相信法律能给自己带来公正。如此，对立双方的裂缝很难消弭，只能越来越大。这个问题，若不是从制度上根本解决，个案发生后，依各方博弈的情形，最后以非法律的方式找到某种平衡点，但这样的平衡是脆弱的，无法具有通适性。那么，个案接着个案，每次都如此处理，社会将付出多大的成本呀！


]]> 2009-6-22 17:02:00(45) 陈愚_ 2009-6-12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98024&PostID=17720992&idWriter=0&Key=0  牟宗三（1909年6月12日—1995年4月12日），生于山东省栖霞县牟家疃，祖籍湖北公安。1927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9年升入哲学系，并于1933年毕业。1949年往台湾，后往香港。晚年居台湾，1995年逝于台北。曾任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台湾大学、中国文化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他独力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融合康德哲学与孔孟陆王的心学，以中国哲学与康德哲学互相诠解。牟宗三治丧委员会的评价：「综观先生一生，无论讲学论道，着书抒义，莫不念念以光畅中国哲学之传统、昭苏民族文化之生命为宗趣。其学思之精敏，慧识之弘卓，与夫文化意识之绵穆强烈，较之时流之内失宗主而博杂歧出者，琼乎尚矣。」
 牟先生著作：
《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
《逻辑典范》
《认识心之批判》：译作
《理则学》
《道德的理想主义》
《历史哲学》
《中国哲学的特质》
《名家与荀子》
《生命的学问》
《五十自述》
 《时代与感受》
《中国文化的省察》
《心体与性体》
《从陆象山到刘蕺山》
《才性与玄理》
《佛性与般若》
《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
《现象与物自身》
《圆善论》
《名理论》
 《历史哲学》
《政道与治道》
《康德的道德哲学》
《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译作
《康德「判断力之批判」》：译作
《中国哲学十九讲》
《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
《人文讲习录》 ]]> 2009-6-12 23:21:00(0) 陈愚_ 2009-6-10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98024&PostID=17690563&idWriter=0&Key=0 
5月30日成都电视一台“新闻背景”还原邓案：
http://xialinblog.blog.sohu.com/118213414.html

邓生活的地方：
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854146

]]> 2009-6-10 16:56:00(0) 陈愚_ 2009-6-8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98024&PostID=17664173&idWriter=0&Key=0 　　
　　被朋友石勇逼着写的一篇文章，我认为“常识”作为一个话题，是非常好的，但是，作为高考作文题目，是极其糟糕的。发表于今天《新快报》。
　　
　　
　　“常识”，这样一个词汇，能勾起我们什么记忆？如果要你马上就这个词语，写八百字的文章，你会怎么写？
　　
　　这就是2009年广东省的高考作文题：“我们生活在常识中，常识与我们同行。有时，常识虽易知而难行，有时，常识须推陈而出新……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生活中与‘常识’有关的经历
　　或你对‘常识’的看法，自拟标题，自定文体，不少于800字。”
　　
　　我相信，一个带着紧张的心绪刚刚拼搏着做完前面所有客观题的考生，乍一面对这样的题目，很多人可能会如入深山中，“云深不知处”。什么是“常识”？确实，我们生活在常识中，什么都是常识，这样的一个抽象的题目，没有任何具体明确的范围、指向，能唤起学生什么回忆、灵感、妙想，以让他们马上写出一篇八百字的文章？
　　
　　从常识上讲，一个及格的高考作文题目，最基本的要求，是让学生看了第一眼，便普遍觉得有话可说，有话要说；即便需要略作主旨的思考、语言的整理，也必须在学生可以接受的限度之内，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绝大多数的学生能够完成作文的写作。而更进一步的要求，则是要跟学生的日常生活、普遍情感密切相关，这样，他们才能写出真情实感，才能写得入情入理，作文的分值的距离才能拉开。
　　
　　而“常识”这样的题目，恰恰是没有任何常识可言的高考作文题。因为“常识”这个词语包涵的范围太广泛，更重要的是，这个概念没有任何主题的确定性，没有任何明确的指向。题目要求“谈谈你生活中与‘常识’有关的经历”，这种提示，就像要求你谈谈你与呼吸有关的经历一样莫名其妙。面对这样的题目，任何人都只能挖空心思地去打捞记忆中所有跟这个主题相关的碎片，硬找话说，才可能组织成一篇作文。
　　
　　相比之下，有一些作文题目要好得多，比如今年的北京作文题，给出材料：“每个人都拥有一双隐形的翅膀，那是亲情的慰勉，那是友情的鼓励，那是信念的激扬……它们为你插上神奇的翅膀，带你自由飞翔。”要求以“隐形的翅膀”为题写一篇文章。“亲情的慰勉，友情的鼓励，信念的激扬”，都是确定的话题，也是每个人日常生活中都有的经历。它能轻而易举地唤醒每一个考生记忆中的种种情感和经验，让人人都有话可说。
　　
　　当然，各省作文题中，也有比“常识”更加没常识的，比如江西省作文题，要求以今年三月的“兽首拍卖”事件为主题写一篇议论文。三月份本来就已经是高考紧张复习时期，兽首拍卖又只是热闹了几天，城市的考生尚有网络、电视可以大致了解相关情况，农村的考生，可能有不少连这件事情基本的来龙去脉都不了解，可以说，这样的题目，专门刁难农村考生。而且，题目中所说的拍卖者到底是“民族英雄”还是“破坏规则”这样的判断，本来就带有强烈的威慑性：对正在考场上的中学生来说，谁敢去轻易否定可能的“民族英雄”呢？
　　
　　一直以来，高考作文常常出现专门与学生为敌的题目，与学生为敌，就是出一些奇怪的题，让考生无话可说，无可适从，不得不编故事、凑字数。如果那些出题者在命题的时候，能够想想，这样的题目自己能不能做，那可能会让高考作文题合理化程度大大提高
　　]]> 2009-6-15 16:52:00(12) 陈愚_ 2009-6-5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98024&PostID=17633196&idWriter=0&Key=0  观罗焌《诸子学述》、李源澄《诸子概论》、蒋伯潜《诸子通考》等诸子学著述，乃知子部之书，自成其规模，可以以史考之，如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蒋伯潜《诸子通考》等；可以以经绳之，如李源澄《诸子概论》等；可以使子之为子而独立研究之，如罗焌《诸子学述》等。以“哲学”之法观子部之书，只是“哲学”西来之后之产物而已。此法能以一特定之角度，使子学如一完整之系统然。而其昌明义理，不如经学角度，其辨彰学术，不如史学角度。故哲学，可以为子部研究之一法，而不能以之为惟一之法也。]]> 2009-6-5 21:46:00(0) 陈愚_ 2009-6-4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98024&PostID=17615350&idWriter=0&Key=0  日，帝京烈焰如火，行走街市，肤骨如焚。]]> 2009-6-15 12:38:00(1) 陈愚_ 2009-5-12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98024&PostID=17352689&idWriter=0&Key=0 该接受限制的是城管
 发表于今天《新快报》
 “城管”这一机构，从成立至今，一直都引人注目。因为这一机构直接地出现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并且，经常以驱逐小贩、没收摊档令人侧目。因此，城管的一举一动，也常常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据报道，广州市原广州城管支队支队长在市城管执法监督员会议中，认为厉以宁说城管对小贩应该“宽容”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并且认为，“如果今天我们不对他们进行限制，反而给他们提供1万个工作机会，那么明天将会有10万个走鬼跑过来。”“广州如果不设防，傻瓜都会来广州。”
 把小摊小贩、外来民工，当作与“我们”不同的、可以任由“我们”限制的“他们”，当成城市的“他者”，城市的“走鬼”，本身就是无视平等、权利的一种思维方式。
 可以说，目前的城管与小贩，城管与民众的紧张关系，既与城市化速度过快有关，更重要的是，城市管理仍然延续着固有的统治的思路。一个城市外来人口越多，管理就会越复杂，尤其是对底层生活的外来者的管理，会成为非常重大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觉得城市只是城市居民的城市，那就可以称之为“治安隐患”、“安全隐患”之类的，如果我们承认公民有自由迁徙、居住的权利，那么，这些问题，城市管理者必须以一种管理的态度来面对。毫无疑问，外来人口尤其是底层人口的进入会增加城市管理的难度，最简单、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限制”，所以，会有北京的政协委员悍然叫嚣“建立人口准入制度”，会有一次次“限制”小摊小贩的叫声。但是，最简单、直接、有效的办法，同时也便是最无视道德、漠视平等、践踏权利的办法。因为，他们永远也不知道，那些他们认为应该被限制的人，跟他们一样，都是共和国的公民，平等地享有与他们一样的公民权利。
 在当下的政治机构中，城管部门，是负面新闻最多的一个部门。当几个城管的出现让数十摊贩如见鬼子进村，狼狈逃窜的时候，当一个个城管殴打老人、路人的新闻不断见诸报端的时候，当一群城管可以用五分钟把一个路人活活打死的时候，当“城管”这一名称被等同于“打砸抢”的时候，我们宁愿相信，这是制度之恶而不是城管队员的人性之恶。而制度之恶只能靠制度改革来解决。厉以宁建议城管对小贩“宽容”，但是，真正应该对小贩宽容的，与其说是城管，不如说是城市！小摊小贩的存在，是市场需要的结果，城市管理可以用多种形式，对之进行管理，例如，修改对“无证，占道经营行为”的定义，在小摊贩集中地区开辟廉价摊位等等。只有首先从行政管理上承认小摊小贩存在的必然性，才能真正考虑如何加以管理和引导。
 城管原支队长说厉以宁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别人没有像他们那样体会到城管执法的难度。但是，那些面对城管的“执法”而仓皇逃窜的小摊小贩们眼里，城管队长的一声声“限制”，才是真正的、彻底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并且，这种腔调实在断送他们几近最后的饭碗。如果说小摊小贩必须加以限制的话，那么，目前的当务之急，更加是对城管的权力加以限制。]]> 2009-5-13 14:59:00(0) 陈愚_ 2009-4-26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98024&PostID=17194196&idWriter=0&Key=0 　　重读萧红——林贤治作品《漂泊者萧红》研讨会暨《萧红十年集》出版发布会
　　　　
　　　　时间： 2009年3月13日9：00
　　　　
　　　　地点：北京鲁迅博物馆
　　　　
　　　　
　　　　
　　　　 赵萍（主持人）：非常感谢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来到鲁迅博物馆。下面我宣布林贤治作品《漂泊者萧红》研讨会暨《萧红十年集》出版发布会重读萧红研讨会现在开始。首先我介绍一下今天的与会嘉宾：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署长、副总编辑路英勇；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散文世界》杂志执行主编苏伟；《散文世界》杂志常务副总编符昆光；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与文化编辑室主任王培元。这次会议的主办者是以上的几家单位，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博物馆和《散文世界》杂志。参加会议的还有：胡平老师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老师；中央实验话剧院导演田沁鑫；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林非；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章德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福民；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贺桂梅。
　　　　
　　　　 首先请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路英勇讲话。
　　　　
　　　　 路英勇：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感谢各位前来参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博物馆、《散文世界》杂志举办的林贤治作品《漂泊者萧红》研讨会，暨《萧红十年集》出版发布会。萧红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一位女作家，几十年来围绕她的人生、感情、文学创作等等有很多的争议。林贤治先生集三年之功写成了《漂泊者萧红》这个传记，给萧红重新立传，又将萧红的作品重新整理，根据她十年的创作作为线索，成了这本《萧红十年集》。“十年集”这个名字也是林贤治先生新创的，基本囊括了萧红整个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版本。
　　　　
　　　　 这两本书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期出版的，并且是同时出版的，所以才有了这一次这两本书的研讨会。我也没来得及细读，从林贤治先生的前言和后继当中也感觉到写《漂泊者萧红》的目的是基于一种不平，大家对她的误解，还有文学界对于她提出的自己的想法，所以对萧红的人生还有她的作品进行重新认识并且以此反思我们这么多年来的文学仕宦。创作的动机是纯正的，态度是严肃的，所以他能够在他的创作当中对萧红的性格和文学创作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他认为萧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被低估了，她应该是一个比较伟大的作者，这些我都是同意的。
　　　　
　　　　 借这次机会有这么多专家的到来，我们借着《漂泊者萧红》和《萧红十年集》两本书的研讨，重新回味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事，我想专家的发言肯定能够得到很多的教义。因为现代文学确确实实资源是很丰富的，研究的空间也是很大的，新时期以来随着大家研究的深入和西方文学观的渗入，才有了我们现代文学的热热闹闹。我想这一本书《漂泊者萧红》也是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很好的成果，希望大家在这个研讨会上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我们重新认识萧红，品萧红评名段，再重温一下现代文学和整个的文学，我们期待着大家的发言。预祝这次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赵萍：感谢路社长。下面请鲁迅博物馆孙郁馆长讲话。
　　　　
　　　　 孙郁：欢迎大家到鲁迅博物馆参加这个研讨会，大家知道鲁迅和萧红的友谊被后人不断的谈起，在鲁迅的印象里面，我个人觉得所有怀念鲁迅的文章最感人的就是萧红，她把鲁迅日常化的细节诠释表达出来。很有意思的是鲁迅博物馆珍藏了很多萧红的手稿和照片，非常珍贵，有些专家经常到我们这里来研究相关的东西。而且萧军的一些东西，林贤治传记里面写的画家，以萧军画的那幅画的原搞在我们这里，非常珍贵。在这里开这个研讨会应该说很有意义。另外作者林贤治先生也是用他特有的方式写成这本令人惊喜的传记，在这里召开会议是有多重的意义的。相信这个研讨会会在萧红研究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这本书也会留下闪光的一页。最后祝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赵萍：书的作者林贤治老师因为家事不能来到现场，委托责任编辑“刘志”（音）带来一个书面发言，下面请刘志来读林贤治老师的书面发言。
　　　　
　　　　 刘志：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感谢鲁迅博物馆、《散文世界》编辑部举办我编撰的关于萧红传记的研讨会。感谢孙郁先生为组织会议付出的辛劳，感谢百忙中出席座谈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包括传媒界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们。我因家事未能与会，心里很不安，向各位表示恳切的歉意。我希望这种会议能有一种良好的学术气氛，让大家感觉到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在此肯请责任编辑代我收集批评性的意见。这个会议对我来说，最大的希望能够回到萧红那里，让大家更多的讨论萧红存在的价值，她的作品乃至活在作品中她的英雄悲剧式的人生，她的作品从精神内容到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伦理观、弱势的反抗，还有无所不在的人性的温暖，都是我在写作传记中时时为之感动的。不知道会上有没有拿萧红和张爱玲做比较，两个人都是天才，但我以为萧红的心是更广泛的，真希望有人朗诵萧红临终前写给她弟弟的信作为开场白。中国现代作家中有谁曾经写出过这样的文字，我以为萧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被严重低估了的，像这样为苦难中的中国大地写作，为穷人和妇女写作，为自由跳动的心灵写作的作家，我们今天如何评价。一个作家的精神取向、社会观念、作品主题的深广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作品的成就，评价中应该占有怎样的比重这是一个问题。在五四90周年前期讨论萧红本身是很有纪念的意义，萧红是五四的女儿，对她和她文学的评价牵扯到对五四的根本性评价，让大家敞开讨论，通过萧红走向更广阔的思想视野，这是我所祝福的。谢谢大家。
　　　　
　　　　 赵萍：下面我们应林老师的要求，特别邀请了当代杂志社编辑“徐子彤”（音）来朗读萧红写给她弟弟的信。
　　　　
　　　　 徐子茼：九一八致弟弟的书（略）
　　　　
　　　　 赵萍：这段文字的确如林老师所说充满大意，而又明澈，中国作家中有谁写出这样的文字。下面请各位专家发言，让我们来重读萧红。下一段的研讨有请孙郁老师来主持。
　　　　
　　　　 孙郁：今天到会有很多专家，大家都看到了萧红的一些作品，现在研讨会正式开始，先请王培元来谈一下看法。
　　　　
　　　　 王培元：我说几句，抛砖引玉。林贤治是我们的作者，在我们这几年前出过一本随笔，也是我个人的朋友，我们经常在电话里聊天，在电话里谈鲁迅谈的最多，其次也谈萧红，跟他通话的时候经常讨论一些问题，谈一些现在的文学思潮，一些文学现象的困惑，比如对张爱玲的评价，其实我不觉得萧红寂寞，萧红的传记很多，不知道有没有张爱玲多，但是《萧红传》还是不少的。而且萧红的小说也被田沁鑫导演改编过，我也看过，前两年我们社出了一本《中国话剧百年中华》，特别选了田沁鑫导演的作品，那个话剧演的非常好，用话剧的方式传达了萧红文学非常好的思想，非常丰富。其实证明萧红的影响是存在的，而且我觉得她的影响不是那么虚伪，她比较成熟，或者说比较有力量，她一直在进行着。只要作品在，这倒没什么可忧虑的，但是对有些东西，比如对张爱玲的评价我有一个困惑的，尤其把她和萧红对比的时候有一些困惑。我前两天跟林先生讨论，萧红作为一个作家身体是不健康的，命运比较看客，年轻就死掉了，但是萧红的作品非常明朗。张爱玲的文学跟萧红在这一点上构成了对比，张爱玲确实像林贤治说的天才作者，但是她的作品是“有读”的，不一定准备，她就有这样的一种东西。
　　　　
　　　　 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反思革命文学，反思文学表达的革命性、阶级性，写革命文学的作家现在都成了被审判的对象，这个我是有不同看法的。文学写人性，或者说写一种永久不变的人性，这个争论从30年代就开始了，鲁迅和梁实秋论战，鲁迅有一段名言到现在我们可能都忘了，说的非常深刻，非常生动，他说“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没有大王哪里知道北京捡煤渣人的辛酸………”我觉得这段话非常深刻的表达了鲁迅关于文学怎么描写人性，文学怎么塑造人，应该从什么角度更深刻的来描写、刻画人物。这段话传达的非常深刻，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忘了，觉得好象文学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张爱玲也有类似的话来谈她的文化观，我觉得跟鲁迅也形成对比。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她说文学底子应该是写人生的安稳、人性的安稳，应该以这个来写人性的飞扬。她说人生并不动是飞扬的，大量的、恒久的是人生安稳的东西，好的文学应该以人生安稳做底子来写人生的飞扬。她说的当然很好，但是我觉得张爱玲的误区在于，用她的话来说把人生的安稳作为整个人生。或者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把永久不变的人性作为人性的全部。张爱玲好多作品都是她说的把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表现人生飞扬，像《青春之恋》，后来的有些作品我觉得没有，走到一个误区，她觉得人生的安稳就是人性的全部，人的病态、人的动物性这些东西她觉得是文学应该表现的全部的东西。到了最后就是有色戒，在王先生眼里成了一个性的符号。我觉得这个理解和表达、描写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些东西获得了现代文坛的追捧，改编成电影以后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把张爱玲跟鲁迅，跟萧红做一些比较这些问题就很清楚了。
　　　　
　　　　 这是我在前不久与林先生通话时讨论的一个话题，我不再展开谈。我觉得萧红的作品在，她的影响自然会是一个很持久的，只要有识货的，像田沁鑫导演就是这样的。第二个问题说说林贤治这本书的情况。林贤治这本书很好的传达了他对萧红的理解，对现代文学的理解，对鲁迅精神的理解，这是没问题的。我谈一点对他这个作品的也许是不足，或者说是弱点，谈一下我的印象，不一定对。
　　　　
　　　　 如果说《漂泊者萧红》这部萧红传有什么弱点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写作者跟传主之间的距离，用鲁迅的话说，林贤治他把自己也烧在里面。现在看来不管林贤治多么喜欢萧红的作品，我觉得还是拉开点距离好。我回想起看法国著名传记作家“莫罗亚”的传记，如果跟林先生比对一下的话，如果能够拉开点距离，可能对萧红的理解、对萧红作品的阐述会有点不同。前两年中青社出过一本《毛泽东传》，后来他们在北大搞了一个座谈会，北大好象有一个传记文学研究会，在那里搞的座谈会。我在那个会上说，我觉得美国人无法理解我们对毛泽东的感情，憎恶也好，爱也好、恨也好，他们没法理解。现在人们说起毛泽东还是很动情，或者讨厌，或者怀念，等到了没有这种感情的时候再说可能会比较客观一点。我的意思还是要拉开距离再来看的话，就会客观一点、公正一点。这是我的一个感觉，不一定对，请大家批评指正。
　　　　
　　　　 孙郁：我也觉得林贤治这个书很好，林贤治出身和萧红的出身很像，他们都从乡下出来，他完全认同的。下面请北京大学的贺桂梅老师发言。
　　　　
　　　　 贺桂梅：抛砖引玉，先说几句。我跟王老师的态度不太一样，我还是很喜欢林贤治先生的这本传记，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传记。林先生好象是诗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学者、思想家，这个传记体现的特点就是，他把这两个方面都结合起来，应该是很有诗意、很有文学性的，非常细腻、非常深入对萧红作品的认可。在另一方面，这本传记对萧红文学作品的阐释，我觉得提供了很有文学价值的思想。我对这个传记的评价，我觉得这是立场鲜明，很有思想内涵的。这种评价方式可能是比较恰当的，因为萧红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非常富有思想内涵的作家，倒不是说讨论思想问题，而是她是20世纪的另类，她的生活方式和她的作品会迫使人们反省。
　　　　
　　　　 林先生写的这个传记，把关注的思想问题放在最前面来写，这是这个传记很有意思、很有特色的地方，跟一般的传记不一样的地方。我比较愿意去讨论的是这样几个问题：首先她用穷人和女性两个角度阐释萧红。我关心的问题是这个地方阶级的或者民族的，这也是林先生这本书最刺激或者说是最尖锐的地方，一直用阶级或者民族问题来解释幸福。无论是中国的毛泽东妇女解放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这样，林先生特别提出来萧红的特点。林先生在解读萧红个人生命史的时候态度非常明确，他批评的是像萧军或者端木的人，他直截了当的说左翼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些写法上都是直接暴露一个阶级或者一个民族的一些问题。在读的时候，我觉得林贤治先生又跟鲁迅主义者不太一样，林先生关心的是自由的困境，他认为在萧红的作品和她的生命历程当中，她暴露的是现代的自由，他说萧红是一个彻底的平民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而且说她是弱势人群，而且她写的是弱者中的弱者。在他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是讲什么是自由和平等，怎么实现这个自由和平等。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林先生是自由主义者，但不是新自由主义者，而是古典自由主义者。
　　　　
　　　　 关于萧红个人的生命史的阐述方式是我关注的。对萧红来说，一直存有非议的，当然她的遭遇很悲惨，会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她个人性格造成的。但是林贤治这本书并不这么看，他说可能在具体的个人交往中是性格重要，但是在后面更深层次的地方是文化观念的冲突。这种阐述方式是我很喜欢的，在6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女权运动有一个口号叫“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当时50年代有一个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米尔斯写过一本书叫《社会学的想象力》，他说当讨论个人问题的时候，应该把个人放在首要来看，这样的话社会学的想象力是把具体环境中个人的困扰和个人的麻烦，和公共的社会结构的问题结合起来才是重要的。这种理论阐释被拿过来提出个人的看法。在读林贤治先生传记的时候他的阐释方式也是非常好的，因为萧红是一位女性，而且在她个人的婚姻史和生活史上遭遇很多女性的问题，所以性别问题是最重要的。如果讨论深入的话应该意识到性别制度、文化观念等，所以林先生在写萧红的时候这种阐释方式非常好，我也认可这一点。
　　　　
　　　　 说一点小的缺点。萧红会把性别的问题同时提出来，她是女人中的强人，但是他也会关注穷人中的女人，而穷人中的女人是讲阶级那些男性作家们不会注意的。萧红没有那么激进，或者说她没有那么彻底，萧红在讲到她跟萧军或者其他人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困惑或者苦恼的时候，她是写实主义，但是当她写历史的时候，写阶级问题的时候她是写文学散文。她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性别问题看成是个人问题，至少在文笔上是这样的。从这个角度，林先生的传记就是他非常直接的讨论所表现的女性在男权中心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关注女性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把男权观念或者女性角色逆化。萧红一边是特别有悲剧的历史，而另一边又在放大悲剧的历史，我觉得林先生写的过于乐观。我们在面对萧红悲惨的命运的时候，觉得这样的要求有一点勉强，但是作为一个战绩写作者不能说这个讨论的空间没有。
　　　　
　　　　 孙郁：下面请中国作协胡平先生发言。
　　　　 胡平：我对现代文学没有什么研究，谈一点看后的感想。这三书一块出确实是很好的策划，如果光出林先生的传记的话，读者看了很喜欢，又要去买作品，如果光是出作品，可能作者对专著不是很了解也没有那么大兴趣，所以这个策划很好，而且设计也都很一致，这是我很欣赏的。第二，林先生传记我读起来有点像小说，也又是诗性，但是我觉得有戏剧性，有小说的写法，或者说他非常注重人物命运、人物关系，比如说现在动不动拍电视剧，有人说拿这个拍电视剧的话也可以，有些报告文学、传记文学拍电视剧也是很合适的，小说的因素也好，戏剧的因素也好，非常突出，这和林先生的选材是有关系的。比如写到萧红跟祖父的关系等都很有意思，尤其是萧军、端木和萧红之间的关系写的很细，像小说一样，这是我喜欢这个作品传记的原因。对萧军、端木的批评也很直接，可能是非常尖锐的。萧军也有后代的，他的后代读了不知道会不会有意见。这一点我很敬佩林先生，他确实很率性的在写，是对萧红说法最得力的一个人。
　　　　
　　　　 现在都在重写文学史，现在有两种方向、两种潮流，一个是书籍，文学界重写文学史，另一方面电子媒介，电视在重拍红色经典。我发现这是不同的两个方向，价值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都在重写，很有意思，我觉得还是前者更为深刻一些，因为我们过去更多的东西在前者当中得到了揭发，而后者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像原来的思路一样。林先生在他的传记前言里面两个东西我比较感兴趣，一个是关于意识形态性的评价，一个是关于萧军观念的问题。似乎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来为萧红进行重新的塑造，我觉得他提出的这两个问题都很有意义，意识形态问题，林先生比较倾向对文艺作品的评价，这个确实是我们面临的比较重要的问题，关系到对整个现代文学史，包括一部分当代文学史的评价到底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还是探讨的不够深入，还是值得继续的加以研究的，如果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于萧红的问题就不可能完全彻底。一方面在当时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情况下，左翼也好，党的领导者也好，都在强调文艺的社会功能，萧红的作品和这样一种主旋律应该说是有距离的。对于这样一种社会功能我们应该不应该肯定呢？我觉得还是应该肯定，比如说当时文艺作品对于鼓舞抗日的斗志和民族的救亡还是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而不能说完全否定这种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今天来看也应该更加细致的分析，比如解放后出现的一些文艺创作，同样也是在这个时代的路程走，最后它产生的作用真是影响了几代人，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意识形态性很强的文艺作品下确定自己人生态度。像萧红这样的作品，最后达到的社会效果是什么呢？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还促进了文革的发展。我们今天所唱的很多革命歌曲，在文革当中都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性又应该怎么看待呢？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反思的，反过来是不是萧红这种方式更稳定一些。
　　　　
　　　　 今天我们的创作中有很多写底层的小说，底层小说现在比较热，我们在评中篇小说的时候，初评委按照质量评，评上来以后拿到评委会，我当时参加了，有评委说怎么你们选上来的全是底层写作的，太暗了。但实际选的时候完全是按照质量在写，说明现在底层写作的确成风。底层写作的作用在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是什么呢？关于文艺作品的价值判断问题，也许有的人不喜欢，认为是暴露了什么东西。但是我倒觉得这恰恰是作家对社会的一种贡献，对于和谐社会起的最重要的贡献，体现了社会对于底层百姓命运的关注。这种东西反而有利于社会的和谐。所以直到今天我们并没有解决好对文艺的社会功能以及它的价值判断等一系列的问题，今天的主旋律又面临这个问题，主旋律到底怎么写？它和文学性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我觉得林先生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我认为在写社会史上应该是不能忽视文艺的社会功能，但是在写文学史的时候不能忽视像萧红这样的作品。而林先生恰恰在后一点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他是以文学史的角度来评价萧红，而不是以社会史的角度。这是比较准确的。
　　　　
　　　　 再有一点，林先生对于萧红创作的艺术特点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个好象是过去人重视不够的。他认为萧红开创一本类似于现代主义的写法，主要表现在碎片化的处理上，基本观念把故事还原生活，把空间还给时间，林先生的这段话非常精彩“本来生活并不存在一个封闭的结构，也不存在一条束缚发展的因果链，而生活场景中的众多人物，也没有主次之分，生活是多元的、无序的、经常的、断片的。”林先生把这个写出来之后，在意识观念上，当时所谓大家们不能赞成和接受萧红这样的创作观念，而这个分析非常好，也体现了林贤治先生一个评论家的眼光。对于我们重新看待萧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实际上我看萧红的写法简直成了整个小说界的写法，现在都在按萧红的路子在写作，而且已经很过分了。相反像鲁迅提倡的传统、经典的，也就是说林先生所不喜欢的巴尔扎克式的写法反而现在非常缺乏。反过来证明林贤治把萧红早已复活，他的艺术观念早被大家接受，现在太萧红化了，在这一点上林先生的著作，他对于萧红的这个分析很独特也很有价值。
　　　　
　　　　 这个书我也觉得存在弱点，比如林先生的序写的绝对棒，但是传记没有序写的好。什么原因呢？可能是由于一种叙事方式的问题，本来应该写的更好一点，也许感情太投入了，这个温度还是稍高了一点，对于萧红的批评和客观的评价少，冷眼看萧红的方面少了一点，影响了他的品味。还是零度一点为好，即使再喜欢萧红，在写作的时候也还是有点距离的好。在语言方式上，这个书序的语言是挑不出毛病的，但是一到传记，似乎这个语言还应该再寻求一种另外的方式可能会好些。
　　　　
　　　　 孙郁：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人让我看个话剧《生死场》，就是田导演的作品，我想田导演的感受有另外的视角，我们来听一下她的看法。
　　　　
　　　　 田沁鑫：刚才几位老师说的都很好，我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鲁迅博物馆、《散文世界》杂志办这个研讨会。我不太会说什么，大家都很有学问，我是一个萧红爱好者而已，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并不是专业的。我推了去杭州开会的事，杭州也是有一个创作会请我去，我说不行要参加萧红座谈会不去了，他们问干吗不去，我说萧红对我有恩我得来。今天真是怀着对萧红感恩的心情来参加这个会，因为我在1999年的6月，在中国儿童剧场办了萧红的《生死场》，在99年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很激烈，中国儿童文学场门外是东方夜视一条街，很浮躁、很繁华，大家一片吃客的景象，灯火阑珊，在中国儿童剧场贴出《生死场》的时候，我特别感动，当时我觉得挺坚强的，那个时候已经商业操作很多戏剧，有一个当代文学女作家的作品在1999年6月在那个地方演出，我觉得还是文学的一个胜利。从这一点来讲我对萧红比较有感情，所以我参加这个会。
　　　　
　　　　 这本书我粗看了一下，还是觉得挺棒的，林贤治先生确实充满了感情，把萧红的死写的让我很难过的。这个作家确实活的太短了，但是这个作家有很多的作品留下来，大家能够怀念她，对萧红生前的努力也是很了不起的。我喜欢萧红是在80年代的中期，看了她的很多散文，我做的《生死场》是萧红24岁时写的，我看了她31岁写的东西才对《生死场》的结构进行了重新的认识，《生死场》的文字很朴实，我觉得萧红是有散文化和碎片式的写作方式，她还是很率真的，没有什么禁锢，她就觉得应该这样写。现在有很多东西，比如说结构，大家先想一个故事然后再去想一个人物怎么发展，她好象就是很冷静、很忠实的记录了生活，其实她是一个东北姑娘，她之前也未必看了多少欧洲的小说，但是很像欧洲人文的结构方式，比如我看一个法国电影就是很平静、很冷静的记录女性的生活，看到结尾都没有破绽。萧红的作品也是给我这样的感觉，她和林先生的作品恰恰形成了反差，林先生写作的时候很感兴，我想林先生私下里应该是很理性的状态。萧红私下里我觉得是非常感性的，也是自己生活过的乱七八糟的一个女孩，但是她在写作的时候是很冷静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反差。在萧红凭着直接写作的时候是天才，天才有时候没有办法定义，生活很感兴，在爱情上很糊涂的一个女孩，甚至我觉得她情感比较傻，比较不转弯，但是在写作的时候能那么冷静，有透视的眼睛，在24岁的时候记录了像王珀那些人物，我特别感动的是萧红有一篇文章写许广平先生的，她写鲁迅先生病重期间，鲁迅先生做了什么事情，一直说许广平多么不容易，又做饭、打毛衣，到最后人都走了，客人也都走了，她问鲁迅先生身体到底怎么样，说许广平先生哭了，然后是一个句号。我觉得这个女孩真是挺棒的，按照现代话说她的文字非常酷，非常简介利落，这都是我喜欢她的原因。我非常感谢林先生，我很想认识他，他能做这个事，而且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鲁迅博物馆、《散文世界》杂志做这个事情真是很棒的，我个人很喜欢萧红，我觉得萧红的这种结构方式可能现在很多人在用，但是萧红文字的利落可能是有很多人要再学习的，因为现在有些东西还是及其的个人化和情绪化，这种冷静是很了不起的。
　　　　
　　　　 谈到萧红和张爱玲的对比，我也谈一下，我在这里说很不合适宜，因为我改编《生死场》之后，我在前不久又改编了张爱玲的一部作品，两个作家都在24岁的时候作品被我改编。我对这两个作家产生了一个比较，从个人气质来讲，因为我是北京人，我的气质很接近萧红，所以我当时改编张爱玲戏的时候，很多上海人觉得我不太适合，后来演到上海去的时候，上海的记者特别喜欢，而且目前张爱玲的《红白玫瑰》是票房最好的。我觉得两个女作家在结构上都是对中国文坛有突出贡献的，一个是萧红的结构很棒，而且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用这种结构方式，这种片断式的方式挺棒的。张爱玲是受欧美小说影响比较大的，但是她讲述的是纯中国式的故事，故事内核纯中国，她的感觉是以人物见长，细腻。我在做她作品改编的时候，在结构上费了很大的劲。他们都是在结构上有创意的作家，但是在改编上也都是在结构上遇到特别大的困难。萧红的碎片式的，由于她散文诗的东西，她的人物是平铺记录的感觉，要加很多的说话，又要加的像她的意思，这是很难的。在改编张爱玲作品的时候，我发现没有这个问题，可以直接拿张爱玲的话，只是把人称改变一下就可以说的。我发现张爱玲在结构上是很欧美的作家，但是内容极中国化，甚至很家庭化，就是家庭式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家庭出问题社会就会出问题，就像人体细胞一样。我只是说24岁的张爱玲，因为24岁的张爱玲好象更能承载她的后来，所以24岁的张爱玲也是真实的天才，她在结构上给后来的改编者提供了一个难度，同时她在人物塑造上是真实细腻的，而且她具有社会因素。像台湾的作品《依依》还是延续了张爱玲的视角，如果人体细胞出了问题或者人身体出了问题，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家庭有问题社会就有问题。萧红在结构方面也是很了不起的。他们的贡献是很棒的，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他们其他的作品我都没有看过，只改编了这两部。
　　　　
　　　　 我非常想认识林先生的原因是，林先生也是广东人，我改编《生死场》想法的时候也是在深圳有的这个想法，后来我见到“李玉华”先生，我在香港看到他，他说你改编了萧红的《生死场》真不错，萧红当时被埋在一个地方，后来在浅水湾好象有她的墓，具体在什么地方他们还在说，我也不太清楚，萧红到底埋在哪。“李玉华”先生说他曾经找过，那现在已经是一所中学，萧军的家属好象也去找过，找来找去有一天害怕就回来了，他说写萧红的《生死场》还是很有意思的。我有一个人民大学新闻学的朋友，他当时也在深圳，他跟我说改编《生死场》，我的信心是在深圳产生改编《生死场》的。我在改编完《生死场》以后，前几我年才有幸第一次去哈尔滨，当时北京大学的韩老师带我去的，他说你去看看萧红故居吧，我说好的。我真是隔了很多年才看到萧红故居，当时天下着雪，她的故居里一个人都没有，她的雕像是坐在那，傻呵呵的感觉，她也挺高兴的，我觉得她其实生活也很高兴的。她托着腮在那坐着，我想怎么有这么傻的姑娘。我看了以后还哭了，我还跟她说了一句话，我说我还改编了你的《生死场》，由于改编了《生死场》还得了很多奖，但是那些奖可能是你不喜欢的，但是我改编的不好，你别太生气。我还和她的雕像对话了一阵子。
　　　　
　　　　 我没有权力评价林先生的作品，我今天来出席这个会议是对林先生表示敬意，对诸位老师表示敬意，对萧红表示敬意。
　　　　
　　　　孙郁：下面请章德宁发表看法。
　　　　nbsp; 孙郁：下面请章德宁发表看法。 章德宁：前面几位专家学者的发言对我还是挺有启发的，我自己一直是从事编辑工作的，我自己觉得编辑是一个专业的阅读者，其实就是一个读的比较多的读者，而且我自己更多的是一种感性的读后感，我简单说一下自己读后的一些感想。因为我是一年以前读的这本书，那时候林先生刚刚写完，还没有出版。这次会议之前也没有来得及再重新看，所以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刚才大家提到的一些话题我也很感兴趣，我一直是在北京市文联下面的杂志工作，北京市文联以前叫创作研究部，现在是作协。我刚到文联工作的时候，这个创作研究部里面有很多专业作家，当时有二三十位，现在没有这么多了。那个时候大家说和萧红有过婚姻或者关系的三位男士都是在我们北京市文联，都是在创作评论组，所以大家也很关注的问他们三个人是怎么相处的，他们三个人的关系怎么样。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nbsp; 孙郁：下面请章德宁发表看法。 nbsp; 孙郁：下面请章德宁发表看法。 刚才大家谈到萧红是不是寂寞的问题。对萧红好多读者是不陌生的，我觉得对她婚恋的那段经历，包括对这三个男人的关系，这么多年各种文摘报上其实隔三差五的还会出现比如“萧红的情感经历”等等这样的作品，但是对萧红的作品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所以我觉得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次出版她的《十年集》真的是特别好的事情。提到萧红的创作提到最多的是她的《生死场》，她有很多非常好的散文短篇，很多专业的文学工作者可能并不是很熟悉，所以对她的婚恋特别感兴趣可能也和小市民趣味是有一些关系的。刚才说到她被遮蔽，实际上萧红始终是在被遮蔽的状态，她始终是在一种政治大环境下。以前谈到抗战文学，我们把她跟鲁迅这些人放在大的抗战文学的背景下，她确实不是那么主流，她并不是正面描写抗战，所以在抗战文学里她可能被边缘化。而现在把她作为革命文学的作家里，在现在大家对革命文学，尤其年轻一代，对革命文学大家又觉得有些逆反的心理，把他放在革命文学里面就不如80年代以后钱钟书，包括张爱玲这些人，他们受到更多的关注。萧红在革命文学的大的背景下，似乎又跟别人有些距离。刚才也谈到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介入，我觉得萧红的这种经历，她是属于有点不走运，在这两个语境下她都有点不是作为主流的，所以从萧红的命运，她的这种文艺评价的地位，也可以研究一下政治对文学介入的影响。
　　　　
　　　　nbsp; 孙郁：下面请章德宁发表看法。
　　　　还是挺有启发的，我自己一直是从事编辑工作 我看林贤治先生的传记有三点比较感受：第一，这种表达是我特别喜欢的。林贤治一向以深刻的人文精神和知识分子情怀而著称的，他更多的是思想者和学者，同时他又是诗人，所以他这本传记不同于非常严谨的以史料著称的，林贤治先生跟纯粹的批评家学者写的传记还是有区别的。在他这本传记里面，才华横溢，激情四射，随处都是非常有激情的诗性表达，也有诗性的含义，看他的传记，我觉得每一章都可以作为非常优美、抒情的散文来看待，所以读这本传记确实是艺术享受的过程，虽然这样的行文和这种笔调可能也会同时带来一些理性的东西，包括和传主缺少距离等等，但是我觉得他确实是一本非常独特的一本传记，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整个的阅读过程是艺术享受的过程。
　　　　
　　　　 & & 第二，林贤治先生作为男性，虽然妇女解放说了几十年，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男性中心的社会，林先生作为一个男性，他在这本传记中表现出对女性特别深切的尊重理解，甚至包容，这一点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包括萧红身上的一些特性，包括她很任性的地方，作为一个女性有的时候未必能够包容，但是林贤治先生确实体现出了对于女性大悲悯、大情怀，他的负面可能是不够有距离，他可能太投入，完全站在和传主特别近的角度，甚至他代替传主的角度，我自己作为一个女性读者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尤其知识分子精英们，我跟很多人也有接触，虽然自由民主这些东西是很多人一直在追求的，其实在他们自己身上，尤其这些男性精英身上，其实对女性事业、对女性的情感可能有的时候还是比较漠视的。在林贤治先生的传记里，实际上对那三位男性，其实也是精英，代表了男权社会的冷酷自私，是有比较深刻的批判。这三位男性是三个个人，同时也应该说是男性社会的代表。林贤治先生这种对女性的大悲悯的姿态是我很感动的，这是我看这本传记突出的印象。因为我是一年以前看的，具体细节记得不清楚了，但是这是我看完以后突出的感受。
　　　　
　　　　还是挺有启发的，我自己一直是从事编辑工作 第三，我读这本传记，包括通过传记认识传主，还让我想到一个词“高贵”。这个高贵体现在传主整个的精神气质，而且林贤治用他自己的笔营造的这种艺术氛围是非常适宜的。萧红虽然落魄，但是她身上的精神气质是高贵的，而这种高贵是现在文学作品中比较显见的。尤其林先生的文字营造的这种氛围也可以用得上高贵这个词，现在的文学作品真的缺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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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挺有启发的，我自己一直是从事编辑工作 孙郁：章德宁老师特别了解林贤治，章老师刚才讲到高贵，讲到林贤治站在女性的角度考虑问题，很让人感动，这些年学界也有很多强调女性权益，很多学者站在这个角度讨论。下面请陈福民发表看法。
　　　　
　　　　还是挺有启发的，我自己一直是从事编辑工作 & 陈福民：我是一个业余读者、爱好者，我对萧红没有研究，但是开这个会我特别高兴，因为是特别好的学习机会，田导是导过萧红的作品，通过研读林贤治的作品《漂泊者萧红》，加深了我对萧红的理解，加深了对萧红的文学、她的文字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感到，我觉得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对萧红感兴趣是很偶然的，好像在80年代有一本杂志叫《新文学史料》，那个时候登过的一篇文章里面谈到萧红和萧军两个人的一些纠葛。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其实是从八卦的角度进入的，可能不光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经历，大家都想看看萧红和萧军或者和端木到底怎么回事，那时候是这样的。后来我自己开始做文学工作的时候，我读到的第一本传记是“纪红珍”《萧红传》，那个作品和林贤治的作品差异非常大，当时纪红珍让我提意见，我说这个书里面好象全部是萧红没有你自己。他说没办法，对象太大把我压倒了。但是我读林贤治的《漂泊者萧红》，我发现这里面自己的太多。如果说是不是拉开距离，我觉得这个就是传记传主关系在写作上没办法改变的，是什么人就怎么写，我们就写他这个样子。比如纪红珍写的都是史料，是梳理线索，很清晰的萧红的生活轨迹使他作品的基本风格得以呈现，那么萧红就是一个研究对象，这跟传记作者个人气质，还有他的学术观念是一样的。而林贤治先生是一个诗人，是一个很有激情的、热爱自由的，对中国当下思想文化界有责任感的，同时又是深受鲁迅影响的一个学者，由他来写萧红的传记，萧红在一定意义上是他的抒情对象。为什么不按照研究者的方式去写？我们没有这个权力来说话。传记作者和传主的关系是一个缘分，是和人生理解是相协调的，没有办法更多的挑剔。当然作为阅读者来说，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可能稍微拉开点好，但这也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而已。
　　　　
　　　　nbsp; 孙郁：下面请章德宁发表看法。
　　　　还是挺有启发的，我自己一直是从事编辑工作 刚才贺桂梅教授用了很学术的、思想含量很丰富的方式来阐述她对传记的理解，我也很受启发，我当然也是同意她的说法，比如说女性的视角、自由的观念，这些都是很准确的。其实在萧红身上有一种很奇特的二元的、分裂的气质。看萧红的作品难免给人一种单薄的印象，这个我想每个阅读者都会有体会。但是反过来来说，从另一方面来看，她其实又是非常丰富、博大的人，不然的话研读者、写作者、今天的讨论者不会有那么多的角度和空间去进行进入，比如有人谈她思想史上构筑的价值，有的人通过她文字的单薄获得某种教义，也有人从她的生活经历汲取某种教训等等，其实萧红一直有一个二元的东西，萧红本身这种分裂性是一直都存在的。而这种分裂性，在我们历来的研究当中，其实是没有被重视的，所有谈话的角度都是她被严重的低估、严重的忽略，试图把她缝合起来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抬起来。其实一个负责任的研究者应该看到萧红身上的分裂性。林贤治先生的传记在一定程度上做了这样的工作，萧红本身生活过的乱七八糟，但是萧红在文字上是非常有想法、有爆破的人，给我印象最深、最有诗性的话就是她临终的时候写的那段话，她临死挂念着红楼的抱负，她对文学有一种大抱负，但是她自己的生活过的乱七八糟。无论是她的生活经历还是她的文学经历，这种分裂性在林贤治的《漂泊者萧红》都得到了真实的、生动的呈现。
　　　　
　　　　; 章德宁：前面几位专家学者的发言对我 还是挺有启发的，我自己一直是从事编辑工作 对于传主的理解，为什么我认同拉一点距离的传记的态度，一个传记可以由不同的写法，可以是研究对象，可以是抒情对象，这与个人气质有关不强求。但是好与不好则是另一个问题。如何达到好呢？无论你用什么方式去写传记，前提之一都是对传主的透彻的、深刻的、全面的理解，萧红这样一种分裂性在林贤治的《漂泊者萧红》中得到完整的体现，可能林贤治因为太热爱萧红了，他在有些方面还不太忍心。萧红是什么样的人？我读萧红的东西，就是大家统一的印象作品结构松散。为什么松散？你说的松散、不紧凑是什么标准？因为我们拿了欧洲小说结构去要求，或者拿着文学教科书上的写作标准提要求，那当然松散。萧红是什么样的人？我用三个词：反天地、反自然、反人性。这方面萧红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其实文学写作某种程度上是训练的过程，有时候觉得萧红的作品好象不是太会写的，比如在《呼兰河传》的结尾写她的祖父，“祖父过了80岁变死了。”她连续用两个主语，其实在今天的文学训练当中老师会打不及格，“祖父过 &80岁死了”就可以了，不必有第二个主语。按照现代汉语语法来要求的话当然她是不及格的，但是没有人去认真体会萧红为什么这样写。这个写不是来自文学规程，而是来自她的本身和自然，在她胸中就是这样感觉的。我们今天的文学写作是写了萧红的皮毛没有学到精神，萧红真正跟自然、跟天地、跟本性的关联是很难学到的，很难学到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去学。所以林贤治的传记用了诗性、抒情、体贴的态度去贴近萧红，为天地立传，为人生立传，当然也是为传主的人生立传，这都是对文学有帮助的事情。
　　　　
　　　　 ; 章德宁：前面几位专家学者的发言对我 我前几天在网上下载了《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那部电影，我谈一下这个片子和萧红的影响。萧红写《呼兰河传》，她写贫困，现在我才搞明白，为什么我过去一直不习惯，因为我过去所习得的观念和东西排斥这个东西，是一种激烈的、对抗性的理解，我们通过阶级性的叙述把它搞成极端的暴力的东西。但是萧红在彰显人性的时候，贫困仍然有他的阳光、温暖、自然的一面，这个东西在当代的叙述当中都消失了。我看《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的那些小孩翻过像山一样的垃圾去追明星的时候，跟我们中国近代史的理解是不一样的，那个片子虽然是英国人导演，但是是印度人非常认同的。贫困相对来说有一种宽容的，并不污染本身的理解，在贫困当中仍然可以生长阳光和快乐，我决不是为贫困辩护，而是一种生存态度。中国没有这个吗？其实也有，只是现代革命教育和现代叙事把这个东西杀掉了，所以一旦说到贫困，一旦说到困难的时候就有剑拔弩张的激烈的对抗性姿态，这个姿态使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心灵变得日益狭窄，变得越来越不宽容。萧红这些东西对我们都是有教义，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写作都是有教义的。所以林贤治写《漂泊者萧红》，编《萧红十年集》，不仅是一个思想者，不仅是现代文学者的工作，同时对现代文学写作也都是有帮助教义的。
　　　　
　　　　 & 孙郁：陈先生说萧红的反天地、反自然、反人性很精彩。萧红是天外来客，她没有受到污染，都是心灵深处流出来的东西。按照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在她身上感觉没有受到影响。我们今天的会议很紧凑，虽然人数不多，但是质量很高。
　　　　
　　　　还是挺有启发的，我自己一直是从事编辑工作
　　　　 嘉宾：我今天参加这个会议受益很多，我想借陈先生的话来说一下萧红。首先她真是一个天才，她这种写作的才能就像东北野地里长出的大豆、玉米、高粱一样极其绿色、纯净。张爱玲也是天才，但是张爱玲的这个天才，我的阅读感觉，她带有冷色的东西，但是萧红的作品是温暖的，这种文学体制是和张爱玲大不同的。从两个女作家来说，张爱玲的天才会让读者觉得惋惜，但是萧红的命运我们会感觉心疼。萧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她几次被遮蔽，也有她自己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如果把她的生死放在抗日文学的范围里，但是我觉得她的文学远远超过抗日的意思，虽然当时有很多争论，但是表现了抗战和是不是仅仅表现了抗战是不一样的。萧红的作品不能光以一个抗战文学可以代替的，或者说左翼的文学正面评价也好，或者说意识形态对她的遮蔽也好，左翼的东西也不足以代表她。我觉得她有一篇文字，作家的写作应该始终向着人类的愚昧的，是反对文明的愚昧的，这是她的重点所在。萧红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作家，不管是左也好还是右也好，她非常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是为写作而生的人。在抗战期间有很多自家是教书，萧红始终认为我就是一个写作者，她是非常自觉的一个写作者，这可能也是后来很多人没有注意的一点，她非常注重自己写作者的身份，非常独立。林贤治先生这本书的确写的非常棒，刚才章德宁老师也说到几个男人，我倒觉得林贤治非常理解她，这是她的一个幸运，萧军虽然也救过她，端木蕻良也是欣赏她的才华，但是他们某种程度上对于萧红的写作都是很轻视的，因为萧红在很多传记中也说过，听到周围男性的对话，说她写的东西也不怎么样，经常在打击萧红写作的自信，但是时间过了这么久，回头来看萧红作品怎么样？肯定比好多她身边的男性作品更长久。我觉得林贤治先生隔了这么多年，是她的知音。而且以林贤治先生的才华和身份，经过这么多年重新肯定萧红也是萧红的幸运，也是替萧红感觉到这种温暖。萧红身边这几个男人也帮助过她，一定程度上也让她生活的很不舒服，但是在她生命过程中，童年是她的祖父，在晚年是鲁迅给她很多的温暖，我觉得今天这个会让我觉得也是一种温暖，在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能够重读萧红、认识萧红真是很幸运的事。
　　　　
　　　　nbsp; 孙郁：下面请章德宁发表看法。 nbsp; 孙郁：下面请章德宁发表看法。 孙郁：今天的会开的很好，我个人觉得是这么多年来对于现代作家，我们开过当代作家的会议，但是开现代作家的会议，除鲁迅以外，这次是最好的一次会议，我们完全是超过历次会议。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些年一直在出反复值得阅读的书，像《鲁迅全集》，包括萧军的作品等等，在这里开萧红的研讨会其实是一次心灵的对话，我们重读萧红会感到惭愧的是，我们的心灵已经有很多龌龊的东西，但是萧红是非常纯粹，像一个玉石一样的存在，我觉得林贤治的内心世界里面也有很多玉一样的东西，所有的读书人，所有的学人，在面对这样文本的时候应该很惭愧，林先生是一个非学院派的学者、思想者、诗人，但他写出了很多的研究著作，我们搞学术研究的人经常觉得惭愧，我们有的时候没有他这样的勇气，没有他这样一个纯洁的心。鲁迅是有改造力的人，鲁迅之后，像萧红，很多人在寻找坚持。
　　　　 这个会议感谢林贤治，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这样好的书，谢谢大家。
　　　　 赵萍：感谢孙郁老师，感谢鲁迅博物馆，也特别感谢《散文世界》杂志的老师，感谢大家对这次研讨会的支持。会议到此结束。
　　]]> 2009-5-8 19:40:00(3) 陈愚_ 2009-4-10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98024&PostID=17024533&idWriter=0&Key=0 发表于今天的《新快报》
　　 近日，广州某网站发起了一项“大街上听到有人喊救命，你会怎么样？”的调查，结果显示六成广州人不会出手相助，引发了讨论的热潮，有网站已经挂出了广州“被评为全国最冷漠城市”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同时，也有调查认为，广州人不但不冷漠，而且还比较宽容。
　　 事实上，道德滑坡问题不是广州特有的，而是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带来的问题。只不过广东在现代化和多元化过程中，走在全国的前面，所以这个问题显得更加引人注目一些。
　　 相比于传统的乡土社会，在城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化，是文化变迁带来的结果。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中，城市化、工业化是必然经历的过程。人们的生活空间由乡村向城市转移，这种转移，带来的是整个生存状态、生活礼仪、道德情感的全面变化。从生存空间看，人们从传统的乡土社会，也就是熟人社会，转变成现代的陌生社会；在身份上，人们从宗族、家族体系中的父、子、夫、妇、乡人、族人的角色，转化为法理体系中的公民；在社会礼仪上，传统乡村中赖以成立的各种风俗、仪式，在城市生活中都失去存在的基础；在伦理道德上，祖辈所赖以安身立命的仁义礼智信孝等道德，在城市生活中都面临着全面的变更。可以说，当人们从贫穷落后的乡村，走向灯红酒绿的城市，一方面是从土地与亲族关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走向自由；另外一方面，是被熟人社会所构成的温情脉脉的家园抛弃，走向陌生人构建起来的荒漠。
　　 在城市生活中，城市的高速流动性和开放性、多元化，带来了两个貌似相反，实则紧密相连的结果，一是宽容，二是冷漠。人们因自由而学会宽容，因陌生而学会冷漠。是现代城市生活中一个银币的两面。城市因宽容而让人得到自由感，因冷漠而让人失去人情味。
　　 对广州来说，一直以来，广东都是改革开放的先锋，因此，她必须既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经济发展的好处，也承担现代化带来的道德沦丧的代价。而在目前这个阶段，广东仍然处在传统的礼仪道德已经受到强烈的冲击，新的伦理规则还没有真正建立的过渡时期。正因如此，外来者对广州常常有特别矛盾的评价：这个城市是冷漠的，却又是宽容的；这个城市很混乱，却又很包容；等等。
　　 广州要朝着政治现代化、社会道德化发展，关键在于壮大“社会”的力量，更进一步发展民间社会的自由空间，以此保障公民的权利，提升社会的道德。
　　 要建立新的伦理道德原则，建立一个更有人情味的社会，塑造具有君子人格的公民，最关键在于制度、礼仪的重建。一种坏的政治、坏的制度会把好人变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京的彭宇案。当一个热心助人的青年扶起摔倒的老太太，并将之送到医院，却被反咬一口，最后打输了官司，这个社会便由于制度之恶，而失去了把人的道德引向高尚的能力。这一类的恶性事件，会导致每一个人对路人的悲悯之心被疑虑与恐惧替代，从而扼杀了人性中固有的向善的能力。一种好的制度则可以培育人们的团体主义精神，让人重新学会怎样关心周围的人。对目前的中国，尤其是开放城市来说，要培养人的道德的自觉，最基本的，在于各种地域、行业、单位的人们，能够凭借自己的兴趣、职业、利益，结合成新的共同体。也就是说，在乡村、城市中，建立起乡村自治、社区自治的制度，在各种行业中，建立起行业自治的规则，包括工厂的工人自治组织等等，通过这种共同体的重建，让陌生社会不再陌生，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各自孤立无助、彼此莫不相干的关系。只有从制度上发展各种行业组织和社区自治组织，才能让人们在共同体的生活中学会互相关爱，建立起共同生活而不是互相冷漠的礼仪和道德。一个有人情味的城市，依赖的是大量有人情味的共同体的存在。
　　 人性本善，天生有融入群体并且被群体接纳、关爱他人并且被他人关爱、帮助他人并且接受他人帮助的需要，一种好的政治制度的基本条件，就在于能够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为人们的自由自愿组合，以保护权利提升道德，提供充分的自由空间。这样的政治所塑造出来的城市，就是充满人情味而非冷漠僵硬的城市，这样的政治所塑造出来的人群，就是富有道德感而非彼此莫不相干的人群。]]> 2009-4-10 11:07:00(0) 陈愚_ 2009-4-3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98024&PostID=16964296&idWriter=0&Key=0 
1，张秉南辑注《稷下钩沉》。以前没注意到这本书，在中国书店见到，大喜，购之。此书共分三编两附录。第一编《学宫》，钩稽有关学宫的各种文献资料。第二编《人物》，依次钩稽出淳于髡等十九位现今可考学者的事迹史料。第三编《议论》，则辑录稷下学者的议论内容与题目。一册在手，稷下之学整体景观在目。
2，杨明照《学不已斋杂著》。杨先生为《文心雕龙》、《抱朴子》校注大家，甚少专著，本书或为先生惟一文集。本书自上海古籍1985年出版以后，似无再版。
3，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逢甲曾为吾乡县一中校长，其诗文多记吾乡人事，得之，不亦快哉。
4，影印王筠《说文释例》，湖北古籍书店据世界书局版影印。此书字划粗大清晰，且为小开本，比中华书局影印的看起来舒服很多。
5，朱彝尊《腾笑集》，此书为朱先生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6月影印，吾以七元得之，实可喜之事。
6，聂崇义《新定三礼图》，此书于三礼之典章名物，皆图文结合而解释之。虽然不见得精审，但也不但可以益智，而且可以怡情。
7，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吉川幸次郎为日本中国学大家，民国时有很多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日本留学生，在北京学习，他们的留学日记与留学回忆录，不但可以让我们看到旧都人文的鼎盛，而且可以从中理解日本中国学之发展。
8，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内藤湖南为日本的中国学研究翘楚，可惜他的书还没有全部翻译成中文，目前只有几部：《中国绘画史》、《中国史学史》、《内藤湖南诗文集》、《楚山燕水》、《中国史通论》几本。
 当年，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有云： “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蒋天枢据陈氏亲口所述，在此二句下笺注云：“日人藤田丰八、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内藤别号湖南。罗（按：罗振玉）先生昔年在上海设东文翻译社，延藤田丰八讲授日文。先生从之受学。故此句三人中列藤田第一，不仅音韵关系。至于内藤虎列第三，则以虎字为韵脚之故，其实此三人中内藤虎之学最优也。”]]> 2009-4-7 19:46: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