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angjk.blog.tianya.cn/ 所有的故乡原本不都是异乡吗？所谓的故乡不过是我们祖先漂泊旅程落脚的最后一站. 王建坤 2009-11-15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67517&PostID=20160044&idWriter=0&Key=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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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的经济危机的讨论中，法学家几乎是缺席的。这可能和法学家通常比经济学家更为保守有关。著名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参与了这场讨论，十分引人注目。他于今年4月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博客文集《资本主义的失败》，这是一个面向普通读者的读本。不过，波斯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是法律经济分析运动的带头人，很难说他到底是经济学家还是法学家。
不过作为一名有着深厚经济学背景的法学家，波斯纳看到的经济世界场景不但更为宏大，而且比很多经济学家更为独特。波斯纳，这个被里根于1981年任命的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不属于任何党派，因此他的意见相当独立，不受党派立场束缚。但第七巡回上诉法院位于芝加哥，再加上波斯纳本人在芝加哥大学的教书经历，他深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自由市场信徒。当人们在2009年读到他的这本新书时，不仅要问，波斯纳的思想立场开始转向了吗？
误会始自书名，书名更像是一个噱头，无论是英文原名《资本主义的一次失败》，还是中文译本的《资本主义的失败》。单看书名，好像著作等身的波斯纳法官承认自己以错了。但读完这本书，我们发现，波斯纳并没有完全放弃之前的立场，不过是开始动摇了。
在这本书里，他明确地指出，当前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不是金融企业的愚蠢和贪婪，而是前总统布什和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放松管制政策。他认为无论是银行家还是投资者，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们在市场信号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然，既不愚蠢，也不贪婪。问题在于政府对待金融行业的管制政策出了问题。
不久前，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在过去高估了市场自身的自我调整能力。然而波斯纳比他更进一步。可见，他像其他谦逊的学者一样开始自我修正自己的观点。他的思想立场将摇向何处，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
波斯纳回顾了严格管制时代的市场经济，批评了由于监管缺失导致的危机，建议美国政府做出更多的管制。管制不足自不待言，问题在于，没人知道正确的管制方法是什么。遗憾的是，对于如何重塑华尔街，被人们普遍寄予厚望的波斯纳同样没有提出什么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也许这正是他的下一本书的主题。尽管他没有提供具体可行的改革建议，但这本书的迷人之处在于，这是一个右倾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关于应该加强政府管制的呼吁。
值得注意的是，波斯纳的这本书像一个很重要的宣言，让人们再次去审视经济学中理性主义学派和非理性主义学派之间的深刻分歧。理性主义学派，以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为代表，认为人在行动是理性的，在现有信息基础之上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一个股票交易员，甘愿冒很大风险，假如他认为可以获取可观的利益；与理性主义学派不同的是非理性主义学派，它以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内曼为代表，认为人行动是被包括激情（凯恩斯称之为“动物精神”）在内的“非理性”驱使的，很容易做出在经济上并不明智的选择，最终不会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两个学派对政府管制的态度很不相同：前者认为，信息是自由、充分流动的，人们能在去选择最适合他们的，因此自由市场只需要最低限度的政府管制；而后者则认为，人们需要政府去制定有力的管制措施去保护他们免于被非理性带来的伤害。
毫不奇怪，波斯纳一直站在理性主义学派这一边，他和加里•贝克尔一起写BLOG，试图用他们的理论去解释一切。但在这本书里，他似乎不再那么坚定以前的理性主义立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他的这种转变并不是基于某种道德判断。他详细地展示了不受限制的理性如何将我们引向萧条：当市场的回报很高时，股票交易员、银行家和消费者基于个体的理性，甘愿去冒巨大的风险，这种各自的理性整体导致了经济大萧条的出现。那么，到底谁改为这种结果负责呢？波斯纳明确指出，不是这些市场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制定者。
对这次危机中政府管制失败的原因，波斯纳做了两个特别解释：第一，他指控经济学家这个群体有一种致命的自负，这种自负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是不相称的。他们认为萧条是小概率事件，很难再现，进而忽略对萧条的研究。然而这并不符合事实。第二，自由市场派的经济学家太迷信放松管制了。他们错误地认为，金融市场遵循与实体经济一样的管制逻辑。波斯纳同意耶鲁大学数学系教授贝努瓦•曼德尔布罗特的看法，实体经济遵循相对可以预见的规则，而金融市场遵循的是一种野蛮的随机性（这种随机性被曼德尔布罗特的信徒那瑟姆•塔利布称之为“黑天鹅效应”），因此金融行业需要更为审慎的管制措施。
那么如何驯服金融业这种“野蛮的随机性”呢？这对波斯纳来说，可能是一个新课题。那么，波斯纳会变成一个新生的凯恩斯主义者吗？这还要看波斯纳对金融管制的具体对策研究，让我们拭目以待。
]]> 2009-11-15 11:26:00(0) 王建坤 2009-11-15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67517&PostID=20159976&idWriter=0&Key=0 18世纪的法律哲学家边沁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而且是一个更伟大的改革家。
　　1748年，边沁出生在英国的一个托利党家庭，他的父亲就是一名律师。12岁那年，他在进牛津女大学的女王学院之时，需要在《39条信纲》上签字宣誓，因为不确信纲上所说的全是真理而不愿签名，但迫于压力后来他还是签名了，为此饱尝良心折磨。15岁，他进入牛津大学的林肯学院学习法律。他1767年通过了律师考试，但他并没有成为执业律师。他竭其一生想要建立一种清晰、理性且人道的法律体系。
　　边沁很早就表现出了很强的批判精神，他在1776年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政府片论》中，狠狠地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天赋人权”、“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学说，视之为胡说八道，公开声称自然法不过是“伪装的个人观点”或“仅仅是自命为立法者的看法”。边沁对英国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极为不满，并试图以全新的法律原则改革法律，剥去普通法的神秘外衣，揭开法律体系、制度和规则的真实面目。这种努力集中体现在他1789年发表的著作《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
　　边沁认为，“自然使人类臣服于两个至高无上的主人——痛苦和快乐的统治，正是痛苦和快乐指示我们应当做什么，同时决定着我们将做什么。一方面是对错的标准，另一方面是因果链，都系于痛苦和快乐的宝座……功利原则承认这种制约的关系，并假定这种制约关系是整个制度的基础，该制度的目标是要用理性和法律之手来构建幸福的经纬。”这是他对功利主义原则的经典和核心论述，是他法律思想的逻辑基点。
　　边沁主张，人的行为就是要使快乐多于痛苦，苦乐也即功利原则应当成为判断个人行为善恶的标准。追求个人幸福（happiness，既可以翻译成幸福，也可翻译成快乐，作者在此为了表达更为准确，行文时交替使用这两个词）也能增加社会的幸福，因为幸福本身有具有包容性，在有利于自己的同时也有利于他人。
　　因此，边沁认为，既然乔治三世和百姓都处在“痛苦和快乐的统治”之下，都要追求快乐、避免痛苦，那么政府和法律的目的应当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评判立法质量好坏的标准。同时，边沁不认同传统上基于宗教信仰或者道德的法律评判标准。
　　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边沁开始用生意人语言——快乐与痛苦、成本与收益、利润和亏损——来谈论道德和法律。边沁的功利主义本质上一种“道德算术”，个体的每次行为都可以精确地计算其产生的快乐和痛苦。一次行为如果产生的快乐大于痛苦，那么它就是好的，反之就是坏的。立法也不例外，同样遵循这一道德算术，边沁进一步提出了“道德微积分”的立法方法：测量快乐和痛苦有7个标准，它们是快乐的强度、持续性、确定性、远近值、丰富性、纯洁度和包容性，基于这7个标准，通过复杂的计算得出被立法引起快乐和痛苦人数，从幸福之数减去痛苦之数，若结果为正数，则立法是善的，可行的；否则则是恶的，不可行的。现在看来，这一立法方法显然过于复杂，非常迟钝。
　　让很多读者和研究者惊讶的是，在边沁的立法理论中，在一项善的立法产生的幸福量大于痛苦量的前提下，他却对最终是“谁获得了这些幸福”这一问题表示毫不关心。立法必然有得有失，卑之无甚高论，人们同样关心谁得谁失。那么，富有改革精神的边沁为什么对“谁”的幸福在增加毫无兴趣呢？
　　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学高级讲师约翰•麦克米兰对此做了一个让人信服的解释。在他看来，这可能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系。18世纪的欧洲社会中，一小部分上流社会的人占尽利益，而大多数较低阶层的人似乎总是在吃亏。假如按照边沁的理论去立法，这种状况将可能得到改变，因为边沁主张，每个人在幸福与不幸的痛苦总量计算里只能算一个“一”。这也是为什么边沁的思想被视为当时英国社会改革的利器，边沁以一种复杂而隐秘地论证提出了限制特权的方法。
　　边沁的功利主义影响很大，它是一种试图使所有道德体系的语言互通的翻译语言，具有非常广泛的解释力和战斗力。边沁的功利主义同时也遭到了诸多批评。从法律哲学角度来看，有两项是批评是非常致命的：第一，边沁的幸福观是一种粗俗的人生观，他对人生的苦乐只做了量的区分，而没做质的区分，这很难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第二，边沁一方面把政府的目的定义为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另一方面又把个人选择作为取得最大多数幸福的唯一途径，但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如何化解，以及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在最大多数人当中如何分配才能保证公平的问题，这位功利主义之父并未回答。
　　针对边沁版的功利主义的缺陷，边沁的信徒、著名哲学家约翰•密尔做了修正，他成为功利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密尔认为，政府的目的不但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更在于教育公民去追求更加高尚的快乐。只有当公民能运用在自由教育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理智追求个人利益时，他才能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实现自己的最大幸福。同时，密尔也认为，政府可以对个人追求个人幸福的自由做出限制，使其不能损害其他人追求幸福的权利。但为了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如何论证牺牲少数人的个人自由是正当的呢？密尔未能提供任何答案。
　　在20世纪，康德派自由主义对功利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批评，在20世纪70年代以罗尔斯、诺齐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战胜了功利主义，用权l利取代功利，在政治哲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英）边沁著 时殷弘译 商务印书馆 2000年12月
　　]]> 2009-11-20 14:07:00(0) 王建坤 2009-11-15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67517&PostID=20159966&idWriter=0&Key=0 尽管人们在观念上不断呼吁“最小政府”的理论，但在事实上却越来越依赖政府，尤其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在事故频发的现代风险社会，公众对政府风险规制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但经常遭遇失望。为什么承担风险规制的行政机构总是规制失灵呢？现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的研究深化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在规制失灵的解释问题上，传统上有两种解释。公共选择学说认为，规制失灵是因为相关利益团体在决策过程中进行干预而导致规制偏离公共利益的目标，而公共利益学说则认为，规制失灵是因为决策者的决策错误造成的。
　　布雷耶认同公共利益学说。他在1983年出版的《规制及其改革》一书中，通过对民航、卡车货运、天然气、环境和电信规制领域的实证研究，提出了规制失灵是由“不匹配”造成的新观点。他认为，在一个有充分理由的规制政策中，当政府未能“正确地将规制方法或工具与其所要解决的问题相互匹配”，就会产生规制失灵的问题：政府可能对要解决的问题判断错误，并采用了错误的方法，或者即便不存在前一问题，政府在选择规制工具时，在资源配置上也不符合效率的标准。因此，规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解决规制的“不匹配”问题。这种现实主义思路为这本书赢得了很高的赞誉。
　　10年之后，在哈佛大学霍姆斯讲座的基础上，他出版了《打破恶性循环：政府如何有效规制风险》，将“不匹配”这个概念的应用从经济领域拓展到公共领域，进一步分析了现代社会中行政规制的困境，并提出了改革思路。在这本书中，他以健康和安全规制领域为中心，分析了公众对风险的误解、国会的回应行为和风险控制过程中固有的技术上的不确定性，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铁三角”。那么“铁三角”是怎样形成的呢？
　　公众根据经验法则去认识各种风险，对风险的盖然性和后果的分析和评估都是不专业的，因此判断结果不同于相关领域的专家们。公众可能会高估盖然性较低的风险，或者重视那些具有灾难性的风险、媒体广为报道的风险，而忽视确实严重而不为公众所知的风险。为了回应公众的要求，国会首先会关注那些极端的风险，这样就会导致主管的规制机构在设定规制优先级次问题上偏离科学的轨道。国会下面的每个分委员会存在职权交叉，他们对同一问题做出不同的规制，规制与规制之间缺少必要的或者足够的协调，造成了规制混乱，留下了相互扯皮的空间。在规制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因为技术本身的复杂性导致出现的不确定因素随处可见。公众对风险的认识影响着国会，国会的反应又影响着公众对风险的认识，而风险控制过程中固有的技术上的不确定性，使得规制机构更容易受到公众的认知和国会的反应的影响。这样恶性循环就形成了。
　　在《打破恶性循环》的第三章中，布雷耶认为，打破恶性循环的根本出路必须借助官僚制本身固有的理性化、专长、绝缘和权威的美德，还提出了打破政府规制“铁三角”的具体策略：第一，在全国范围内筛选一些更有经验的公务员就职于健康和环境规制机构、国会以及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从事风险削减政策的合理化职能。第二，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可以获得更大的权力，以承担制定全政府范围的风险削减政策的角色。其雇员不但需要接受政策培训，拥有有关风险削减的专业技能，还必须在任职期间在国会和规制机构的职位之间进行轮换。
　　尽管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上存在诸多差异，布雷耶的上述分析和建议对中国读者同样深有启发。中国面临的不单单是规制失灵的问题，更多的时候还有规制根本无效的问题，但究其原因不少都是由“不匹配”造成的。中国在行政规制方面的“不匹配”表现同样非常明显，中国的行政规制立法大都属于国务院各个部门的部门规章，不但存在叠床架屋、相互抵触之现象，而且很多时候是为了回应媒体的压力的权宜之计，这就导致了政府规制的混乱和随机。因此，我们应当重塑政府规制机制体系。
]]> 2009-11-15 11:21:00(0) 王建坤 2009-11-15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67517&PostID=20159954&idWriter=0&Key=0 “侯德健是狂热的、梦想的、冲动的、不安的，是这一代虚幻理想主义的代表。他热爱信念却又没有信念，坚守理想而理想的内部却又空无一物。”在29岁的秋日深夜，突然读到这句话时，真有一种被命运击打的感觉。这哪里是在说侯德健，分明是在说我啊？
前面那句话出现在李皖的乐评集《回到歌唱》，这是他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3年之前。在1994年，28岁的李皖就成为《读书》杂志最年轻最新锐的专栏作家。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通过音乐这种媒介，机智地谈论音乐背后的历史、文化和命运，他的“听者有心”专栏写得意气风发，俘虏了一大批读者。我也身在其中。1999年，我第一次读李皖，是他的专栏结集《听者有心》。
他用文字和音乐竞赛，神奇地赋予了乐评一种奇特的力量，这种力量毫不夸张地说是一种来自命运的力量，李皖对大时代里个人命运的关怀。如果说，音乐传递的是点点滴滴或者浩浩荡荡的心情，那么，李皖的文字摸索的则是晦明交错或起伏难定的命运。原本生命短促的乐评，在他这里因为对命运的关照，获得了救赎。他的每一篇文章中都有类似警句式的句子，这些句子让你反照自身时如遭棒喝，大梦方醒。
因此，我一直固执地以为，在青春期读到李皖是一件幸福事情，可圈可点。我曾经搜罗了他之后出版的几乎所有的书，但一直没遇到他的这本《回到歌唱》。
今年7月，我在《读书》上里看到李皖写的《罗大佑：撞开大时代大门的人》。深感意外，李皖的“听者有心”专栏估计是《读书》杂志上最长命的专栏了。李皖几乎倾注了所有的感情，写出了这篇带有总结陈词性质的五评罗大佑：罗大佑到底有多愤怒？罗大佑到底多有思想？罗大佑的曲到底有多妙？罗大佑的词到底有多好？罗大佑唱得到底有多糟 ？
这五个质问，既是旁观者李皖对罗大佑的分析，更是李皖对自己的反省。在李皖的声声追问中，李皖所代表或者所吸引的那些人同样看到了自己，历史和命运呼啸而过时在自身留下的印痕。在李皖诸多的文字中，他写罗大佑的文字最动情。
这次，李皖依然深情，眼光却更为淡定，他如此写道：“罗大佑是那个撞开了大时代大门的人。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屡屡出现这样的人物，他敏感、急躁、胆识过人，拼力发出惊天一呼，急剧变化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幕由此开启。此等时代人物，有绝世的影响力，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随着时代渐入佳境，却逐渐显露出其思想的肤浅、批判力的短暂。”估计李皖再也写不出比这篇更深刻的关于罗大佑的文章了。
不过，这到底是因为时代变了，还是罗大佑老了呢？这个时代真的渐入佳境了吗？这些疑问激发了我对遥远的1999年的怀念，十年改变了这个时代改变了李皖改变了我自己吗？那种青春的、锐气逼人的东西可能正在被时光剥夺。青春也好，锐气也好，都是美好的、伤人的利器，我们活得都比以前更健康了。可是，我们还有信念和理想呢？这种追问让人心虚，仿佛顿入无人之境。
在心虚中，我读到了再版的《回到歌唱》。13年后的相遇，是一种机缘，也是一种暗示。我今年正好处在他当年写这本书时的年龄，在空寂的秋夜里，我一口气读完了李皖的这本书，试图去从他过去的身上找到自己现在的影子。结果我再次看到自己身上的虚无。年届而立，却内心渺茫，无依无向。当年的李皖却保持着一种充沛的热情。我的热情在哪里呢？
李皖在序言中谈对“歌”的理解，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歌是人身拥有的一种自然能力，它把自己撞出了声音，就是这样。”这样机智的语言，富有神性，如非对音乐曾经深深地迷恋和热爱，难以捕获。
我不知道李皖当年有没有经历那种没有方向感的空虚。或许，李皖当年克服自身虚无的办法，就是对音乐的着迷和投入，而这正是这本《回到歌唱》让人惊叹的原因所在，在这本书l里你可以看到，一个中国青年如何用乐评去撞击时代的大门，内心也因此得到解脱。 ]]> 2009-11-15 11:32:00(1) 王建坤 2009-11-15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67517&PostID=20159923&idWriter=0&Key=0 在经历了包括三鹿事件之内的多起食品安全事件之后，不少人对国产食品的信心大打折扣，转而相信洋品牌。然而，洋品牌真的可信吗？
联合国和平信使珍·古道尔在《希望的收获：食品安全关乎我们的心灵》（以下简称《希望的收获》）一书中，对此并没有做出肯定的回答。她认为，不是某种食品而是整个食品生产体系的安全出了问题。西方的现代跨国公司控制了人们的食品，不但使得原来丰富多样的食品文化岌岌可危，而且因为大量化学合成物的使用导致食品本身充满了不健康甚至有害物质。西方跨国公司正是靠不断销售这些不安全食品疯狂增长，没有一家企业会用拒绝销售不健康的食品去替换高额利润。
因此，人们必须严肃对待食品问题，食品本身即政治。在当代的“食品政治”中，古道尔呼吁每一个人去思考：“在这样一个大型公司贪婪，人和动物受苦，环境遭受破坏的世界，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什么？这一切是否已经由不得我们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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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猩猩女士”为何关注食品
　在《希望的收获》这本书的三个作者当中，珍·古道尔名气最大，她是国际知名的黑猩猩研究专家，被誉为“黑猩猩女士”。这位“黑猩猩女士”为什么会对食品安全感兴趣呢？ 在序言部分，古道尔对此做了交代。正是黑猩猩的保护问题，促使她将食品安全问题视为宏大的环保运动的一部分。
1934年，古道尔出生于伦敦。在童年，她深受美国作家休·约翰·洛夫廷动物故事书的影响，对动物世界很着迷。她知道非洲的哺乳类动物最丰富，24岁那年她如愿以偿，在类猿人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博士的指点下，前往坦桑尼亚的冈比研究大猩猩。自1960年起，在冈比国家公园，她和黑猩猩一起与世隔绝地生活了15年，亲眼目睹了黑猩猩濒临灭绝的过程，对此深表难过，并认为，黑猩猩这样高智商的亲善大使从地球消失，反映了因为人类的自作聪明导致的整个动物世界的苦难。
古道尔逐步意识到，她不能只是在潮湿、闷热、充满危险的非洲大森林里观察它们，更应该想方设法去保护它们。那么，黑猩猩为什么消失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非洲因为西方跨国企业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和掠夺，导致黑猩猩的栖息地在消失；其二，因为欧美国家人们的饕餮之欲，人们借助现代的交通工具，大量地捕杀黑猩猩，作为野味。很快，她发现她面对的不只是黑猩猩的问题，而是整个非洲的问题，整个非洲在面临深重的灾难。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遭到破坏的另一个后果是，不少非洲人越来越穷，越来越饥饿，在死亡线上挣扎。古道尔说：“当人们在死亡线上挣扎时，我不可能只去帮助黑猩猩。”
古道尔在进一步探究的过程中，发现了食品问题不仅是分配不均的问题，而且是安全与否的问题。随着食品企业的大规模生产，分配不均的问题可能在改善，但规模化生产的不安全食品却在危害整个世界，甚至可能终结地球的生命。
民以食为天，但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吃的一部分食物是不健康的，很多人不知道他们的食物从何而来，甚至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吃什么。古道尔将这一结果归结为一个世纪以来的食品工业化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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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食品开始工业化
从书的第三章《我们是如何失去农耕传统的》开始，古道尔开始追述食品工业化的可怕历程。
当农业生产告别农耕时代，开始工业时代之后，大公司对土地的长远利益漠不关心，他们感兴趣的是如何在短期内，以尽可能低的成本生产尽可能多的食物，同时获得更高利润。二战后，农业企业往往只种植产量高、市场价值高的作物，在同一片土地上常年种植同种作物的单一耕作概念产生了。
这种单一耕种方式，牺牲了作物的多样性。根据联合国理事会的报告，数量惊人的食物被压缩为几十个适合工业化农耕的品种。这就导致自然界中的基因变异逐步消失，整个农业系统非常脆弱，病虫害的爆发可能使得数十亿株作物在瞬间遭遇攻击。1970年，亚洲所有的稻田都受到一种病毒的威胁，科学家拼命在47000种稻米基因库中搜寻，希望找到能抵抗这种病毒的稻米品种，结果只找到一种，只有一种。尽管这场危及数十亿人粮食供应的灾难避免了，但种植这种特别水稻的印度山谷很快因为兴建水电厂而被淹没。
要维持这种单一耕种方式，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灌入化肥、化学杀虫剂、除草剂、除菌剂，千百年来肥沃的土地因此养分枯竭，农业的整个生态系统必须靠化学品来维持。结果，每年施放到地球表面的农业化学物质大约有300万吨。这些化学物质不会只是停留在农场，它们会进入环境，挥发到大气层，或渗入土壤，进入地下水，流进湖泊、河流和海洋，最后到达动物和人的体内。
这些化学物质好比隐形杀手，贻害无穷。以杀虫剂为例。杀虫剂只有0.1%会有效作用于有害生物，其余部分将不可避免地伤及无辜。蜜蜂的免疫和生殖系统会因此而严重受损，以至于酿不出蜂蜜来；青蛙等两栖动物会因此产生先天性缺陷，比如连在一起的后脚或者从肚子、背部生出多余的脚。这些化学物质正在毁灭世界的动物和植物，对此，著名环保主义者蕾切尔·卡森在她的名作《寂静的春天》中，有着更为详细的描述。
无论是通过空气、饮用水还是食物进入人体内的化学物质，有的会在人体里待上好几年，有的甚至终身不离开。其中，某些杀虫剂具备模仿激素的惊人能力，它们会凝聚在过去被认为婴儿最安全的食物——母乳中，这样连刚出生的婴儿都会深受其害。
农业生产只是食品工业化历程的一部分，但这足以让我们触目惊心，不寒而栗。在这本书的第十九章《希望的收获》中，古道尔对食品工业化的历程如此总结：“大型企业控制了世间大部分的食物以及我们种子的专利权。数十亿饲养场的动物生活在极度匮乏与悲惨之中。人类与动物因为无节制的喷洒在土地、作物和食物上的化学物质而中毒越来越深，地球上的水、土壤和空气也同样被污染。致病细菌对于例行用到饲养动物身上的抗生素产生了抗药性，转基因生物体偷偷溜进自然环境，谁晓得那最后意味着什么呢？数十亿吨化石燃料被用来将食物从地球的一边运送到另一边——而且经常被运送回来——对全球气候变化造成显著影响。地球上土壤不仅被毒害，也从开垦后的土地上流失。政府补贴的单一作物为制造汉堡和牛排提供原料。成千上万西方儿童死于肥胖及相关疾病，而发展中国家却有数以百万计的人饿死。家庭农场纷纷被挤出市场，沥青和水泥铺向越来越多的适耕土地。水变得惊人稀有，也被惊人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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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我们的根与芽
古道尔让我们看到了食品工业化毛骨悚然的一面。尽管古道尔说得有理有据，肯定还是有读者会从内心觉得，事情或许并非像她说的那么糟糕。很多时候，人们宁愿生活在盲目中，因为面对事实本身是痛苦的。但现实已经不容我们再盲目了，全球变暖如同为地球为每一个人设置了一个最后期限。
古道尔本人是一个资深的环保主义者，而环保分子总是被视为极端分子，这是现代社会根深蒂固的偏见。但在这本书里，和她的其他同道相比，她的表现并不极端，反而很温和。她主张，人们应该关注食品的来历，拒绝购买那些不安全不健康的食品，支持那些合乎道德和健康的食品，用吃来投票，从一次购买、一顿饭中，一口一口地改变这个世界。
古道尔相信个体的力量，集沙成塔。1991年2月，她在东非创立了根与芽小组，旨在对年轻人进行环境教育，促进他们对环境、动物和人类社会予以关心。她当时写道：“根在大地下舒展、蔓延，无所不在，形成牢固的基础。芽虽稚嫩，但为了得到阳光，它们可以破土而出。假如我们在这个星球上面临的各种问题就像那坚硬的砖石，那么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就是成千上万的根与芽，能够冲破这些砖石。你能改变世界。”如今，7500多个根与芽小组分布在世界的90多个国家，中国也已成立了300多个根与芽小组。它们正在扎根发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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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的收获：食品安全关乎我们的心灵》　　（英）古道尔等著，范效成，范义涵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2009-11-15 11:19:00(0) 王建坤 2009-9-29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67517&PostID=19237003&idWriter=0&Key=0 9月 南方都市报

我们经常拿美国宪法的稳定和中国宪法的不稳定作对比：只用了4543个词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200多年来很少变动，国会为了应对现实情况的变化只是附加了27条修正案，而1982年通过的中国《宪法》，现在已经附加了31条修正案。这种对比自然有它的道理，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乔治•P.弗莱切认为，这种对比只是表面现象，并不能说明美国宪法就是稳定的。相反，他认为美国1787年宪法是不稳定的，在美国内战后曾经出现过一次严重的断裂，裂痕至今犹在。
　　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教授诺姆•乔姆斯基把指导人们使用正确习惯用法的规则称为“深层结构”。 在《隐藏的宪法：林肯如何重新铸定美国民主》这本书里，弗莱切试图去挖掘隐藏在美国宪法背后的 “深层结构”。当他以一个法律人的眼光，去考察美国的观念历史时，他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除了1787年《宪法》外，美国在内战后就产生了另一部新宪法，一部很难被人意识到的“隐藏的宪法”，即美国内战催生的宪政新秩序。这一新秩序是对旧秩序的救赎。
　　1860年，美国因为奴隶制的争论陷入危机。1787年的宪法虽然承诺自由，但只是少数人的专利，而占联邦人口近1/5的黑奴毫无自由可言，他们只是他人的财产所有物。第一部宪法并未使用奴隶制或者奴隶这样的词语，而是在涉及奴隶的地方用了“所有其他人口”、“服劳役的人”或者“目前在某些州内存在的类似的人口”等字眼。尽管包括麦迪逊在内的著名制宪领袖反对，这部宪法允许南部继续从事奴隶贸易20年，使得南部各州有了足够的黑奴自身繁殖的人口基数。1807年，美国禁止国际奴隶贸易，但国内奴隶制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因此，自由和奴隶制犹如天堂和地域共存于宪法之中，容忍奴隶制的这部宪法不过是一笔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妥协交易，威廉•劳德森•加里森称之为“与死亡订立的合约”和“与地狱订立的协议”。
　　共和党出身的亚伯拉罕•林肯努力克服党派之间的陈见，试图改变这一荒唐的协议。1863年11月19日，林肯在葛底斯堡发表了演说。他在乘坐火车北上的路上，想着如何哀悼那些在7月的战斗中阵亡的将士。为了防止腐烂，他们的尸体将被安葬在战场上。林肯需要去阐明战争的意义，他的目的不是要加剧战争，而是要超越战争。在这场只有两分钟的演说里，林肯表达了对美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愿景，让它的人民“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在演说的最后两句，林肯宣告了一个新的使命：“我们要让这个国家，在上帝的福佑下，获得自由的新生。我们让要让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存。”这个民族国家既包括南方也包括北方，既包括白人也包括黑人。这一宣言让1787年宪法从容忍不平等的原罪中得到救赎，这个国家也因其新的使命而超越死亡——让所有的人获得自由。
　　弗莱切认为，林肯所说的民族国家概念与美国建国之父们所提的“我们人民”是截然不同的。换句话说，林肯针对的不是“我们人民”可以自由作出决定的权利，而是哪些人构成了一个民族国家的概念。在美国内战之前，美国只存在一个全国性政府，在一定区域内行使自治权，但还不具备基于历史、语言和文化上的集体认同感所形成的紧密联系，而后者是构成欧洲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核心要素。林肯认为，民族国家并不能通过大众投票或者政府决策形成，而是通过历史性的搏斗从而锻造成一个紧密的联合体。林肯在努力促使“我们人民”逐渐扩展和延伸成一个受到历史约束的有机体。在这个意义上，弗莱切把葛底斯堡视为新宪法的序言。
　　新宪法的正文就是，1865年到1870年间美国先后通过的第13、14和15条修正案。它们确立了新的法律原则，缔造了美利坚第二合众国：在美国不得存在奴隶制和强制性劳役；各州必须承认并促进辖区内的人民平等；各州不得依据种族、肤色和以前的奴役状况，剥夺公民的选举权。新宪法系统地修正了美国宪法的形象，扩大了选举权，加强了政府的权力，通过对平等的解释表达了对弱者的同情。
　　新旧两部宪法有着不同的价值基础，它们在很多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一部宪法建立在自由选择、个人自由和共和主义基础之上，它强调的是一种世俗意愿的表达——人民自愿联合结成“一个更完善的联邦”，致力于实现免于政府干涉的自由（其自由甚至还包括白人自由掌握和控制其他人种的自由），认同少数白人有产男子的自治和统治形成的共和制；而第二部宪法建立在自我实现、众人平等和大众民主基础之上，强调的是一种历史责任或者使命——基于“友爱之纽带”（林肯1861年3月4日第一就职演说中用语）作为单一的民族国家的联合，致力于推动政府保障所有人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认同循序渐进的普选权的最终实现而形成的大众民主制。这就是林肯描述的新宪法下的民主图景，它确定了美国未来政治的重大主题：民族国家、平等和民主。
　　显然，林肯的理想对当时的美国人来说，过于激进。在林肯去世之后的19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新宪法遭遇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抵制。最高法院判定第一部旨在消除公共领域内种族歧视的民权法案违宪无效，大法官们限制宪法第14条修正案“平等保护”的适用范围，使其最多适用于各州支持的种族隔离法律，甚至官方的隔离最终也被批准。这一切暂时挫败了林肯的理想。
　　其中，在1872年的屠宰场案（The Slaughterhouse Cases）中，秉持异见的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哈伦指出，“我们的宪法患有色盲症”，最高法院背叛了美国内战后的宪政秩序。他是林肯创造的宪法的忠守者，在内战后所判决的所有重要案件中，他是唯一把美国作为单一民族国家政治体考虑的法官。在他的判决意见书中，我们经常看到从葛第斯堡演说中听到的“民族国家”，这个词在他的判决中出现了30次，而这样的术语在其他大法官的意见书中永远以形容词“national”出现。
　　哈伦明确区分了联邦政府与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让联邦政府的统治具有合法性的渊源。他在1883年发表的一段话，充分表达了当时处于异议当中的第二部宪法的精神：“在民权方面免于种族歧视，在一个共和制政府中，是公民权的根本所在，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它是一项崭新的权利，是由民族国家所创设的，通过对国会的明确授权，通过立法来执行源自民族国家的宪法规定。”
　　令林肯的追随者意想不到的是，宪法第14条修正案，对获得解放的黑奴并没有提供到什么实际帮助，相反使得扩展中的公司资本主义摆脱了政府约束，公司资本主义逐步成为对平等和大众民主的最大威胁。这是19世纪美国法制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事情。在20世纪初，“平等保护”已经被压缩为一句可怜的口号。
　　尽管如此，弗莱切认为，第二部宪法并没有消失，正如我们在20世纪所看到的那样，它以一种隐蔽的方式不断地出现在宪法修正案、学术讨论、最高法院的判决和修辞当中，逐步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扎根。它和第一部宪法之间的价值冲突和相互较量，以不同的方式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展现出来。第一部宪法和第二部宪法的势力和影响此消彼长，形成了一幅颇为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借此，正如作者在正文的最后一句所说：“在两部宪法持续不断的张力中，我们把自己从那种自认为掌握绝对真理的人们所宣扬的教条主义中解脱出来。”
　　]]> 2009-9-29 10:33:00(0) 王建坤 2009-9-29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67517&PostID=19236951&idWriter=0&Key=0 
一个普通读者，在翻阅《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的新书《免费》之前，很可能受书名的误导，会在心里嘀咕，难道“天下会有免费的午餐”？当他读完这本书之后，会发现安德森既没有挑战经济学上的常识，也没有宣告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
在这本300多页的书里，著名畅销书《长尾理论》的作者安德森，费尽心思地列举了无数的例子，去宣讲“免费”这种定价革命引发的商业模式创新，但仔细一想，他只不过从另外的角度再次重申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朴素的道理：你吃一顿饭，可能不再直接付账，即便如此，总得有与这顿饭的利益相关者来付账。
说到免费模式，其实人们并不陌生。商业史上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吉列公司在20世纪初创造的剃须刀模式：刀架免费+刀片收费。其中的道理用经济学术语就是“交叉补贴”：你免费得到一件产品，但必须购买另外一件，或者你在使用这件产品时必须为某项服务付费。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用中国的一句古老格言来解释会更直白：“欲将取之，必先予之”。这一模式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如免费得到游戏机，但必须购买高价的游戏软件，又如移动公司向消费者赠送手机，但消费者必须充一定的话费。这一交叉补贴的模式正在扩展至很多行业。
显然，吉列这种前信息时代的古老模式并不是安德森关注的重点。他的聚焦点在于信息时代的免费模式，这种免费模式体现的不再是“左口袋进，右口袋出”的推销伎俩，而是一种把产品和服务的成本降低到零的商业能力。更形象更准确地说，就是让自己的产品或者服务“软件化”。 “软件”是信息时代的典型产品，它的开发成本可能比较高，但其复制成本为零，所以软件的赢利模式就变得丰富多彩，它既可以向海量消费者当中的一小部分先收费，然后再对剩余的大部分消费者免费，也可以对所有的消费者免费，让利益相关的第三方（如广告商）来付费，它还可以用明天收费补贴今天的免费。因此，我们不妨称这种免费模式为“软件化”。
显然，两种免费模式，预示着不同的商业未来，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两种模式正在合流，创造着似乎无限丰富的的价格组合空间。
同时，安德森在书中分析了，“软件化”免费模式背后的重要推动力：晶体管的免费。他在书的第三章指出，摩尔定律表明微处理器的单位价格每18个月就下降一倍。1961年，一个晶体管的价格为10美元，但2年后就降到了5美元，时至今日每个晶体管的价格大约为0.000015美分。由于晶体管价格接近尽免费，所以电脑处理器和存储器的成本低到了人们可以忽略的地步。再加上宽带的免费，互联网就为免费革命创造了一个广阔的历史舞台。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信息时代，财富的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生产要素的范围更加多样，不再只包括前信息时代的土地、机器、厂房或者金钱，还包括了知识。在数字技术和全球化浪潮创造的“知识经济”中，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互联网改变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机制，因此，人们在交易过程中支付的成本未必是货币，在很多时候更多的是非货币形式的财富。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说，“软件化”免费其实也是“左口袋进，右口袋出”，只不过进出的不再单纯是货币，而还可能是其他形态的财富。以此看来，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个交叉补贴的舞台。
在交叉补贴的形态中，除了收费（正价格）和免费（零价格）之外，这种还有另外一种有意思的形式，那就是“商家倒贴钱给你”（负价格）。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在《怪诞行为学》（中信出版社，2008年）中复述了一个马克•吐温曾经讲过的故事，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厂家不仅免费给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还要倒贴钱给对方。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中，汤姆•索亚因为不愿干给家里篱笆刷油漆的活儿，于是把这份工作炫耀得特别有意思，结果他的小伙伴们不仅羡慕，而且抢着干，甚至倒贴钱给他。
这个故事的意味同样可以用在商业上。例如某支想在洛杉矶的音乐俱乐部演奏的乐队，必须付费，而不是像往常一样由俱乐部花钱请他们来演奏。乐队重视这洋的露脸机会，胜过现金收入，因为如果在这里表现不错，他们有机会成名。又如，丹麦有家健身中心的入会办法规定：只要你每个星期至少来一次，就不必缴费。不过，如果一个星期没来，那个月就得全额付费。事实上，总会有某一周你因为太忙而没能去俱乐部，这样一来你就需要掏钱。
因此，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无论是免费还是负价格，消费者的钱包迟早会被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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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美）克里斯•安德森著 蒋旭峰 冯斌 璩静译 中信出版社 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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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9-29 10:31:00(0) 王建坤 2009-9-29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67517&PostID=19236915&idWriter=0&Key=0 　　10月10日 上海证券报

　　这本书是当代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人物乔万里•阿里吉的遗作，这位知名的意大利左派政治经济学家在今年6月平静离世，享年72岁，被Verso出版社誉为“有关资本主义历史和未来研究的最重要的学者”。他曾经出版过影响甚大的《漫长的21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和《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三联出版社，2003年）。这本遗作是前面那两本书的续集和延伸，集中讨论了决定未来世界体系的两支社会力量：一个是新保守主义的“美国新世纪计划”的出现和消亡，另一个是中国成为东亚经济复兴的领导者。作者认为，未来世界秩序将恢复到两个世纪之前，东亚将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
　　但对一个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最吸引人的部分，并非作者对未来世界体系的预言，而是他对“中国奇迹”的解释。阿里吉将“中国奇迹”的根源与动力追溯到更为遥远的历史，并将之概括为三个传统：中国19世纪以前以市场为基础的非资本主义发展传统、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传统和当代中国的渐进主义改革传统。
　　这让人想起当代中国学者甘阳提出的富有争议的“通三统”。甘阳认为，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套用中国公羊学的说法就是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 因此，我们不妨将阿里吉关于“中国奇迹”的观点也称之为 “通三统”。比较他们二人的看法，我们不难发现，阿里吉不像甘阳这样本乡本土，而是更多地借助对西方资源，尤其是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的重新解读，来理解当代中国的经济传统，他把当代中国经济的崛起视为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主导地区的再现。
　　在通三统中，第一个传统无疑最令人费解。阿里吉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市场形成过程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存在着根本差异。我们通常理解的市场经济是欧洲版本的，欧洲走的是一条市场与资本主义融为一体的道路，主要手段是国际贸易和对外殖民，而东亚尤其是中国则是依靠内销发展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同样是市场经济，两者特点不同，在工业革命前，欧洲的增长因循的是一条通往无限改善的进化轨迹，而中国的增长因循的是一条劳动密集和能源节约型的“内卷式”轨迹。并且，他借助贡德•弗兰克、黄宗智和王国斌等人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得出一个新鲜的结论，在整个18世纪，贸易和市场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比在欧洲更发达。因此，阿里吉认为，斯密本人不仅把中华帝国晚期看做市场经济的一个样板，一个达到了发展高峰的样板，而且把中国而不是欧洲看做最应该追求的市场经济发展典范。
　　阿里吉提的第二个传统是革命的传统，这一传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社会基础。在这个问题上，作者主要借助了当代中国学者汪晖的研究。汪晖认为，中国的革命传统是独特的中国式马列主义。它首先出现在1920年代中国红军形成时期，直到1930年代日本占领中国沿海地区后得到充分发展。它具有两个主要创新：第一，列宁主义先锋党的原则得到了保留，但列宁主义暴动目标却被抛弃，这部分内容被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所取代。第二，为了寻求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给农民而不是马列理论中的城市无产阶级以优先权。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领导的现代化不是通过破坏，而是通过对农民经济和教育的提升来完成的；不是基于西方工业革命的国际化，而是基于以农村为基础的工业革命特点的复兴。汪晖进一步认为，当代中国的领导人虽然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但并未批判中国革命或者社会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传统给予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某些合法的手段，来对抗或者应对国家腐败或不平等的市场化进程。”阿里吉指出，中国成年人人均寿命的最大幅度提高和成年人扫盲程度的较大幅度提高出现在1980年代之前，这就有力支持了中国经济成功是基于毛泽东时代非凡社会成绩的观点。可惜的是，到了1990年代后期，因为贫富分化，人们对改革日益不满，这一传统遭到了严重削弱。
　　相比较前两个传统，阿里吉提的第三个传统理解起来就容易得多。阿里吉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平稳而高速发展，恰恰在于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提倡和推荐的休克疗法、最低纲领派政府和市场自我监管等理念，而是在前面两项传统基础之上探索了渐进的改革之路，包括经济结构调整与创造就业并重，在资本家利益从属于国家利益基础之上鼓励资本之间的竞争，开发国内市场和提高农村地区的医疗、教育等其他福利。
　　阿里吉认为，前述三个传统形成一种复杂的合力，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我们对当代中国的理解必须超越30年或60年的短线看法，而应该用更为幽远的视角去分析、命名和思考中国经济的未来。中国经济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很难用任何一个概念命名，比如“市场列宁主义”或“精英市场主义”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作为一个1970年代曾经来过中国的意大利人，阿里吉对中国的观察和研究表现了惊人的穿透力，他在遥远的美国（他从1979年加入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对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做出了言之有理的整体性解释。但同时，我不能不说，阿里吉有为了体系性解释而体系性解释的嫌疑，过分注重理论逻辑上的自洽而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剪裁事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本书的解释力。尤其是他认为的第三个渐进主义传统中的“无剥削积累”，这明显表现出了他对当代中国政经关系认识的完全外行。
　　因此，阿里吉的“通三统”能否统一起来还是疑问。
　　
　　《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意）乔万里•阿里吉著 路爱国 黄平 许安结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6月
　　
　　]]> 2009-9-29 10:29:00(0) 王建坤 2009-9-4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67517&PostID=18853833&idWriter=0&Key=0 《晶报》9月5日

这本书的书名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读者看到书名容易以为，狄更斯不仅是一名伟大的小说家，还是一位对法律史颇有研究的法律学者。如果读者在这种第一印象的基础上，去翻阅这本书，肯定会大失所望。
作者威廉·S.霍尔兹沃思是一位知名的英国法律史学家，曾经出版过16卷本的皇皇巨著《英国法制史》，记录了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至1875年司法改革时期的英国法历史。在1928年耶鲁大学法学院斯托尔斯讲座基础上，他写成了这本关于狄更斯的小书。
关于书名的由来，作者在书的第一章中曾经交代。作为文学家的狄更斯有过不算短暂的法律职业生涯。他曾在艾利斯与布莱克默律师事务所做过律师助理，还曾在博士院和大法官法院担任过庭审速录员。在成为作家之后，他依然与司法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法律史学研究来说，狄更斯的小说能够提供他们从正规史料中无法找到的材料，所以作者视之为一位优秀的法律史学家。
但，如此命名还是显得很牵强，与正文内容不符。在这本小书里，作者先介绍了狄更斯早年的法律经历，紧接着分析狄更斯笔下形形色色的法律人，然后结合《荒凉山庄》与《匹克威克外传》两部小说中涉及司法程序与庭审活动的描写，讨论与比较了普通法与衡平法两类诉讼程序。因此这本书，与其命名为《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不如改为《一个法律史学家眼里的狄更斯》。后者更符合正文的内容和风格。
在20世纪70年代，法律与文学的研究运动兴起后，狄更斯成为这一研究的热门对象。至今，这本书依然是关于狄更斯与法律研究领域中最权威、引用率最高的作品。和我们通常见到的法律与文学研究类的读物不同，这本书不是通过文本分析，去提出法律思考的某些问题，而是通过小说里面的相关情节，去介绍19世纪英国司法机构、法律人和诉讼程序相关的知识。为了帮助普通读者更好地理解，译者自己添加了大量的旁注。即便是对法律人来说，内容也稍微显得有些生僻。
对此，美国联邦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的法官、知名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在《文学法理学的局限中》曾经说过：“狄更斯的小说不像荷马史诗或者斯堪的纳维亚语的传奇，后者是我们了解有关他们社会中法律制度的主要知识来源。”尽管如此，狄更斯依然十分重要。他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了维多利亚时代法律与司法制度的另一面。
狄更斯（1812年—1870年）是维多利亚时代(1837年—1901年)的见证人。社会历史学家眼里的这一时期，尤其是五六十年代，精神和物质空前繁荣，是一个资本主义稳健发展的社会，一个充满了活力、进取精神和乐观自信的社会。但在狄更斯的笔下，这个高歌猛进的时代，对普通工薪阶层来说无异于人间地狱。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大的反差？因为，狄更斯是19世纪为数不多的从穷人立场上观察世界的作家之一。他出生穷苦家庭，少年时代因为父亲的债务监禁，在监狱里面生活过。这种经历注定了，他不是高高在上地同情穷人，而是能感同身受地去批判英国法律上的弊端。
最能代表狄更斯对英国司法制度批判的当属《荒凉山庄》（1953年）。小说一开始就描述了伦敦的泥泞和迷雾，象征着英国社会的污浊和灰暗，雾的中心就是大法官法院。在故事中与法律发生关系的人物都没有好的下场，腐败的法律犹如一架吃人的机器。那个被戏谑为“大法官法庭”的废品商店的自燃，更是以寓言的方式象征着英国法律制度和司法体系的瓦解。
狄更斯的小说提醒了我们，通常被我们视为模范的英国法制，并非天衣无缝，而是同样有着无数的漏洞。以往我们对19世纪英国法的了解，大都来自法官或者学者，比如戴雪、杰夫里·边沁和沃尔特·白芝浩等法学家的著作，这些出身显贵的作者笔下的英国法尽管需要改革，但并不迫切，英国法的问题被高度浓缩在三言两语当中，作为异国读者的我们容易忽略掉这些问题。而法律史学家霍尔兹沃再次提醒了我们，让我们看到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法律机器下的底层惨状，不再迷信英国法制的神话。或许，这是这本书对中国读者的最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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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英）威廉·S·霍尔兹沃斯著 何帆译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9年4月]]> 2009-9-4 20:21:00(0) 王建坤 2009-8-26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67517&PostID=18703916&idWriter=0&Key=0 尚未见报，谢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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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去年的《自来水哲学：松下幸之助自传》之后，南海出版公司又引进出版了松下幸之助的《经营沉思录》。松下幸之助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代企业家，这位“经营之神”的思想曾经被中国企业界奉若“圣经”。读松下哲学，更多的是人生观教育，但商业比单纯的人生观要复杂的多。去年是松下成立90周年，中国的追随者们似乎很少去追问松下哲学在过去90多年里，经历了怎样的曲折与变异。这种缺失既是我们认识上的懒惰，更是我们行动上的障碍。
松下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自来水哲学，这种哲学认为，企业应当源源不断地提供电器产品，让家用电器进入寻常百姓家，像自来水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是一种为消费者服务的美好愿望，也符合松下产业报国的理想。那么，松下一直在坚持这一核心价值观吗？ 这是我长久以来的一个困惑。最近，我在阅读日本零售业巨头中内功的传记《心向消费者的独特流》（针木康雄著，新华出版社，1996年）时，找到了答案。为了限制大零售商大荣公司降价销售松下电器，松下与大荣在供货问题上僵持了三十多年。松下哲学到了后来也发生了严重变异，变为一种不受人欢迎的高价哲学
大荣从1964年就开始销售松下产品，以低于定价15%的价格出售，松下公司对此默许，但当大荣再次压价，降至八折时，松下就拒绝供货。松下幸之助曾经约见中内功，试图说服他放弃自己的做法。双方谈判未果，各执己见。
大荣只能通过秘密途径筹集货源，但松下开始千方百计打击这些向大荣秘密供货的批发商。起初，西宫大荣的进货处总有松下的商业间谍在附近来回遛达。他们在附近的大楼里租一间房子，用带有望远镜头的摄影机拍下进出大荣的车辆车牌号码，然后依此查出哪家批发商廉价批货给大荣。这一招，很快被大荣识破。
大荣改用自己的车进货，但不久还是让松下查出向大荣供货的批发商。中内功觉得太奇怪了。经过仔细观察才发现，原来松下派人装成顾客来大荣买商品，这些人大多是临时打工的，他们没有东转转西瞧瞧地物色商品，而是一进店就直奔目标，买好东西马上离开，所以马上就被分辨出他他们不是顾客而是松下派来的间谍。中内功派店员跟踪他们，发现在大荣店外一百公尺处停放一辆大卡车，从大荣买回的电器产品不断地被搬上卡车。
接下来，松下又采取了比间谍更隐蔽的方式，在电器上刻上平常肉眼看不见但用紫外线照射就能看到的暗码，借以识别哪些批发商向大荣供货。中内功再次识破松下的招术。他们用挥发油擦或用挫刀挫，毁掉松下电器上的暗码。尽管如此，一个月之内还是有四五个批发商被松下停止供货。最后，大荣被迫借助媒体的力量，把与松下的暗战公开，告知全国人民。
1967年10月3日，在神户市生田区大荣三店的第九楼会议室里，中内功邀请了参议院物价对策特别委员会的木村睦男、田代富士男、前川旦和中泽伊登子四位议员和二三十名新闻记者，请他们现场观看了松下电器上的暗码。第二天，日本的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此事，零售业之王中内功向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宣战。报道一出，全国震惊。大荣与松下开始了长达近30年的对立。
暗码一事曝光后，当时松下电器的社长松下正治发表声明表示，那些暗码根本不是为了防止低价廉卖，而是为了进行品质管理。如果发现不良产品，可以借此去查它的流通线路，甚至有可能追究到生产过程，彻底找出原因。因此我们印上暗码完全是为了查找不良品，
其实，松下的辩解不能成立。它的意图还是在于防止松下的商品行情暴跌。像大荣这样廉价出售商品，千里之外的消费者也可能到大荣来买，附近松下系统的零售店就很难卖出松下电器，松下自己辛苦搭建的销售系统也就会粉碎。
最后，松下电器公司接到公平交易委员会的更正劝告书，要求它撤回对贸易对象及零售点实行的价格限制，指责松下公司限定销售店或批发商的批发价基准，付给他们回扣，而且停止供货给廉价销售松下产品的批发商。公平交易委员会指出，松下的行为触犯了独占禁止法第十九条禁止不公平交易法的若干规定。
松下幸之助对此结果表示不满：“如果这种行为也会触犯独占禁止法的话，那么独占禁止法应该修改。正确的做生意方法应是让厂商、批发商、零售店都得到适当的利润，企业在赚钱后以纳税的形式还给国家，国家再利用这笔钱造福全体国民，这才是国家走向繁荣的正确道路。”
对此，中内功的反驳是：“松下幸之助一直提倡‘自来水理论’，即厂商、企业应该努力像自来水管里的水一样，连续不断地供应商品。在我看来，松下的实际做法是‘高价哲学’。同样是坚持‘自来水理论’，我们才是真正的‘薄利多销哲学’。”
很快，日本爆发了著名的“彩电双重价格”之争，这件事似乎印证了松下的自来水哲学是高价哲学这一观点。当时，日本彩电市场的价格受六大家电厂商暗中影响，始终维持着10万日元左右的标准价格。1968年，美国电机工业协会（EIA）起诉日本电视机厂商倾销的事件后，人们得知日本的电视机在海外市场出售的价格十分低廉。随后，日本全国地区妇女团体联络协议会对彩电双重价格问题展开了调查，并开展“抵制购买彩电一年”的活动，要求厂商降低彩电价格。
自此，消费者不再信任厂商的定价，以“价格破坏”为 标志的大荣公司收获了道义上的支持，发展更为迅猛。1969年，中内功在他的蓍作《我的薄利多销售哲学》中写道：“我提供廉价物美的商品，将利润返还给消费者。”他主张定价权应属于流通商。大荣在日本大生产、高消费时代掀起了一场廉价革命。中内功被公认为这场价格革命的“旗手”。
在场松下与大荣的PK战中，松下遭遇了法律上的非难和公愤。当“自来水哲学”变为高价哲学时，松下已经背离了自己创业的初衷。直到1996年，松下取消了持续30多年的禁止对大荣直接发货的禁令，化解了30年的仇怨。
这段鲜为人知的商战故事，今天回味起来意味无穷。《经营沉思录》的广告语中说，借助张瑞敏、任正非、王石的推荐来宣传松下幸之助。问题在于，一个真实的松下幸之助到底什么样的？我想，松下与大荣的定价权争夺战将是我们阅读这本书的有益参考，它至少可以让我们看到松下商业哲学背后的商业现实。商业哲学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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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沉思录》（日）松下幸之助著 猿渡清光 路秀明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9年6月
]]> 2009-8-27 2:04:00(0) 王建坤 2009-8-26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67517&PostID=18703789&idWriter=0&Key=0 尚未发表，谢绝转载

“在美国，公司拥有的权力是否过于强大？联邦政府是否忽视了普通人民群众的利益？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是的…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中，这样一种如此极端的公司支配是如何可能的？…大公司的所有者和高层管理人员是如何通力合作，从而维系他们自己作为支配权力的核心的？”这是威廉•多姆霍夫在《谁统治美国：权力、政治和社会变迁》（第五版）的导言《为什么要麻烦您读这本书》中提出的问题，也是作者四十多年前着手开始这项研究的动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谁统治美国》是1950年代反思美国民主思潮的产物。二战之后，当世界各国都在挣扎着重建经济时，美国却进入空前繁荣期。1956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赖特•米尔斯却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权力精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指出在繁荣的背后，美国曾经为之骄傲的民主制度受到了严重威胁。这位已界知天命之年的著名社会学家通过分析指出，在冷战时期的美国，广大民众的权力正在丧失，企业高管到政府任职，军队的高级将领到企业董事会任职，权力开始集中在军阀、企业家阶层和政治家这三类关系越来越密切的统治精英手中，不但如此，在这辆统治权力的三架马车中，军阀和企业家阶层的地位在上升，而政治家的地位却在下降。这本书出版后，批评和赞美纷涌而至。
批评者指出米尔斯的分析方法有问题，说他只关注了决策主体，而对决策过程关注不够，更有甚者，如视现代西方政治为权力分散的“多头政治”的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为专门反驳米尔斯，在1961年出版了一本以纽黑文市为例的实证著作《谁在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当然，赞美者和追随者同样有之，因为196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平等诉求史无前例高涨的时期。相较批评者的观点，米尔斯的观点显然更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在米尔斯的追随者中，加州大学圣克鲁分校心理学和社会学教授的威廉•多姆霍夫最为持久。1967年，当时还是助理教授的多姆霍夫出版了《谁统治美国》，支持并深化了米尔斯的观点。在随后的岁月里，作者不断地补充修订再版这本书，直到2009年出至第五版。
 多姆霍夫指出，美国的大公司之间通过互任董事这种董事网络的形式，逐步结成一个庞大的企业共同体。公司的所有者逐步同化了企业高管群体，他们通过大笔地赞助竞选、雇佣专家发起与政策相关的辩论等方式，将经济上的权力转化为政策影响和政治通道的能力，形成了“企业—保守派联盟”， 控制了曾经为美国国父们精心设计的政府体系。1985年以后，中产阶级社团和基督教右翼加盟这一联盟。结果，在“谁控制”“谁统治”“谁获胜”的三种权力指标中，大公司的老板和经理人都到了很高的分数，他们通过权力精英在关键的政府职位和决策团体中都得到了广泛的代表。
多姆霍夫特别指出，美国的企业家阶层比其他资本主义民主制中的同类人获得的财富和收入都要多得多。为什么？难道美国的民主资本主义存在更多的漏洞，让企业共同体有这么多的可趁之机？对此，多姆霍夫从美国独特的历史背景做了分析。
美国与欧洲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国的企业共同体不像欧洲的企业那样需要同封建贵族、强大的政府或者教会团体竞争。因为周边没有敌对国家的威胁，美国建立了一个小政府。内战后，南北富人联合起来，自觉对抗联邦政府采取的可能有利于劳动者的任何决策。早在19世纪末，美国就出现了大公司，而远甚于国家层面的“大政府”。对此，著名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在《美国法律史》中说：“一份向1895年美国律师协会宣读的论文断言：‘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存在如此不受限制的公司权力’。19世纪的最后25年是法人进入辉煌的成熟阶段。‘在大多数评论家看来，这是公司的时代’。”在20世纪30年代，南北富人形成了众所周知的保守主义阵营，在二战后这一阵营支配了军事机器。
正是因为美国的企业共同体除了政府之外，没有竞争者，所以它很容易与政府中的保守党形成联盟，共同镇压美国的工会运动。自1880年代至1936年以来的工会运动，被政府军队和企业控制的私人武装镇压了，1936年之后，美国的工会才与民主党中的自由派形成了“自由派—劳工联盟”，但这一联盟始终无法持久地吸引中产阶级，并不稳固。所以，美国的工薪阶层在政经维度上的的组织化力量很弱，很难从根本上制约和对抗“企业—保守派联盟”。
多姆霍夫进一步认为，“企业—保守联盟”与“自由派—劳工联盟”之间的冲突是一种深刻的阶级冲突。他试图重新为“公司”这一资本主义的细胞定性：公司不仅是一种经济组织，而且也可能是一种政治组织，是美国的上层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自1975年以来，美国的财富越来向上层的少数人倾斜。在多姆霍夫的笔下，美国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仅存在，而且似乎在更大面积地扩散。这是一种极端左翼思想吗？
与米尔斯和多姆霍夫关注决策者的角度不同，另一群学者关注的不是决策者，而是公司组织本身，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著名的商业史学家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他在1976年出版的大部头著作《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中指出，世纪之初，美国流行家族或金融控制的企业，处在由“看不见的手”操纵的古典资本主义阶段，但二战后，美国企业主要由新崛起的阶层——2500万白领和职业经理阶层操作，钱德勒称这支力量为“看得见的手”，美国资本主义自此变为 “管理资本主义”。
很多人包括多姆霍夫都注意到了 “看得见的手”，但它对改变公司的权力结构到底会起多大作用呢？美国学者持有三种不同意见：巨变论，经理代替企业家；不变论，经理被企业家同化；微变论，“强盗大亨的魔爪新近戴上了体面的白手套和电子表”。持第一种看法的学者会认为，情况未必像多姆霍夫说得那么糟糕，美国企业共同体的权力被夸大了。在资本大鳄与普通工人之间多了一个流动和上升通道——经理阶层，这是一支重要的分化的力量，大大缓解了劳资双方的对立和矛盾。对此，多姆霍夫并不同意，很明显他支持后“不变论”和“微变论”。那么，“管理革命|”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呢？或许任何一个流派的学者都难以看透，只有历史才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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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统治美国：权力、政治和社会变迁》（美）威廉•多姆霍夫著 吕鹏 闻翔译 译林出版社 200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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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8-26 21:19:00(0) 王建坤 2009-8-26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67517&PostID=18703705&idWriter=0&Key=0 8月29日《新京报》

逆转力？这是拉姆•查兰发明的管理新名词吗？看到《逆转力：经济不确定时代的新领导法则》这个书名时，这是我的第一反应。翻到版权页一看，果然，这不是查兰的发明，而是中文版出版方的自作主张。书的英文原名为《经济不确定时代的领导力：艰难时世下的管理法则》。简单平实，这才是查兰的风格。中文版出版方显然背离了这一风格，为了吸引眼球而在书名上故弄玄虚。这么做其实是自作聪明，查兰需要这种包装吗？
故弄玄虚的结果，就是完全抹杀了查兰的个人风格，让人容易把查兰与商学院的教授和咨询公司的顾问混同起来，后者喜欢不断地包装管理的新概念和新理论，而查兰与他们不是一路人。他尽管受过哈佛商学院的完整学术训练，但不喜欢满口行话地唬人，偷走你的表再告诉你时间。相反他更喜欢用常人的语言去传递管理思想，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不希望听到他的客户说“你讲得真好，可是你刚才都讲了什么呢”，他希望客户能把听到的东西都转化为执行力。查兰喜欢使用平淡无奇的语言，但却具有独一无二的经历和无人企及魅力。在充满江湖术士的咨询行业，他被人称誉为罕见的“苏格拉底”。
1939年，他出生于印度北部的一个城市，在7个孩子中排行老六，没有像家中其他孩子那样弃学经商，而是选择了读书。他先到印度的贝拿勒斯大学读工程专业，毕业后因为工作互换项目到了澳大利亚。四年后，他前往哈佛商学院读书，在28岁获得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在这个学院获得教职的印度人。因为无法获得终身教授职位，他先后转到西北大学和波士顿大学，并在波士顿大学获得终身教职。
当教授只能做兼职咨询，而查兰想做全职做咨询，于是在1978年辞职，成为一名独立管理顾问。他不依附于任何咨询公司，这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特例。这个单枪匹马的家伙以咨询为志业，既不结婚，也不置产，居无定所，四处奔波，在一种类似宗教激情的推动下，以24小时/365天的频率，为世界各地的企业做咨询。直到2003年，他才在达拉斯买了一处公寓，招了两个助手，成立了一家咨询公司，其实这个公司有名无实，主要是为他提供后期服务。他几乎没有私人生活，也许唯一的业余生活，就是反馈他不富裕但能维持生计的印度老家，仅此而已。
查兰如此痴迷与癫狂，很多人会问他是傻子还是疯子呢？ 可这不正是他获得商界领袖信任的主要原因之一吗？在这个世界上，他别无所求，只想做最爱的咨询这件事，咨询仿佛是他生而为人的天命。对一个这样的管理学博士，我想他所服务的商界领袖也绝少提防之心，很容易视之为没有官职的贴身幕僚，而查兰通常又能做到随约随到。所以，在过去的40多年里，他服务了很多世界500强企业，服务时间之长也让人吃惊，如他为杜邦服务了35年，为通用服务了39年。他在商业咨询行业地位之高，无人可比，通用电气现任CEO伊梅尔特接任韦尔奇之后，找的头一个外部顾问就是查兰。
无论是在日常咨询还是在这本新书里，他很少为了创新而创新。他认为，商业理论已经创新过度。因此，他不会像其他顾问那样去向客户展示自己多么高明，对客户指手画脚“该怎么做”，而是像苏格拉底一样去向客户提问，提示客户，公司可能存在哪些问题，哪些方面可以更加优化。他多年来与商界头脑的密切接触，让他具备了超越某项管理行为本身的性质，从一种更广阔的角度去思考企业的能力。
在《逆转力》里，查兰为你提供的不是管理新知，而是管理常识。这本书中的很多关于领导力的法则，大都可以在他之前出版的《执行》和《Know-How》中找到。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人不但健忘，而且懒惰。艰难时世之下，人们更容易在情急之下忽略或者忘记常识。在这种背景下，这本《逆转力》更像是一个提醒者，一包催化剂。
《逆转力》(美)拉姆•查兰著 何正云 张琛译 中国人大出版社 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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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8-26 21:14:00(0) 王建坤 2009-8-26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67517&PostID=18703660&idWriter=0&Key=0 删节版见 8月30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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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到人吃人，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旧社会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但这里要讨论的是，并不是文学修辞，而是同类相食的现实案件。无论旧社会还是新社会，都可能遭遇涉及人吃人的法律案件，那么当法律遇到人吃人案，该怎么办？
1883年，澳大利亚游船木樨草号从英国埃塞克斯前往悉尼，途中沉没，四个幸存者——船长杜德利、助手斯蒂芬、船员布鲁克斯和见习船员帕克——被困在一艘十三英尺长的救生艇上，全部食物只有两个罐头。在第19天，杜德利建议，以抽签的方式选出一个人被杀掉，让其他三人吃掉，以求生存。对此，布鲁克斯反对，斯蒂芬表示犹豫。而杜德利表示：无需犹豫了，帕克身体最弱又没有家人，他肯定先死。杜德利随后杀了帕克，他们三人以帕克的尸体为食撑着。四天后，他们被路过的法国帆船蒙堤祖麻号救起，蒙堤祖麻号进英国法尔茅各斯港短暂停留，杜德利、斯蒂芬和布鲁克斯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收监。陪审团同情被告，但为了避免无罪宣告的结果，法官要求陪审团进行特殊裁决，只认定事实。根据陪审团认定的事实，法官宣告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驳回他们的紧急避难抗辩。被告被判处绞刑，随后被维多利亚女王赦免了。
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女王诉杜德利与斯蒂芬案”（Her Majesty The Queen v. Tom Dudley and Edwin Stephens）。它牵涉的问题众多，其中每一个问题都争议甚大：杜德利和斯蒂芬该被起诉吗？他们的行为构成紧急避险或正当防卫了吗？他们有罪还是无罪？如果有罪，他们的行为到底构成何种犯罪，是故意杀人罪还是侮辱尸体罪，抑或两者兼有？对他们行政赦免合适吗？这种赦免会构成对法治的伤害吗？当法律规则与道德原则冲突时该如何化解？这个案件牵涉千头万绪，让人左右为难，所以它不断地被人以各种方式解读。
在这个案件和其他类似案件的基础之上，1949年，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L．L．富勒在《哈佛法学评论》上提出了一个虚拟的人吃人案件，这个名为“洞穴探险”的案例后来被称为“史上最伟大的虚拟案例”：4299年５月上旬，在纽卡斯国，五名洞穴探险人不幸遇到塌方，受困山洞，等待外部的救援。十多日后，他们通过携带的无线电与外界取得联络，得知尚需数日才能获救水尽粮绝；为了生存，大家约定通过投骰子吃掉一人，牺牲一个以救活其余四人。威特摩尔是这一方案的提议人，不过投骰子之前前又收回了意见，其它四人却执意坚持，结果恰好是威特摩尔被选中，在受困的第23天维特摩尔被同伴杀掉吃了。在受困的第32天，剩下四人被救，随后他们以故意杀人罪被起诉，而根据《刑法典》规定：“任何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人都必须被判处死刑。”
“女王诉杜德利与斯蒂芬案”所引发的诸多争议，在“洞穴探险”案中一一再现，后者所蕴含的争议更为庞杂。在纽卡斯国的初审法院，被告被判处死刑。被告上诉到最高法院，富勒虚拟了五位大法官就此案出具的五份不同的判决意见书：首席大法官特鲁派尼从法律实证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法律是法律，道德是道德，同情心不会让法律人违反自己的职业判断，去创造例外，所以他支持有罪判决；福斯特大法官则主张应该根据立法目的，对法律规则进行解释，联邦的法律不适用此案，被告无罪；唐丁大法官认为则这是一个两难的案件，选择回避退出此案；基恩大法官主张法官应当忠于自己的职责，不能滥用目的解释，去规避法律规则的适用，坚持被告有罪；汉迪大法官则主张，抛开法律，用常识判案，通过常识来平衡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坚持被告无罪。在意见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平衡，最后纽卡斯最高法院决定维持原判。
在阅读这五位大法官的判决意见的过程中，我感觉似乎每个人的论述都有道理，但都又不能完全说服我，似乎这个案件无论如何判决都不能让人信服。无论支持或者反对，我们都可以列举出更多的理由。1998年，美国叶尔汉姆学院哲学系教授彼得•萨伯，假设此案在五十年后翻案，他再次虚拟了九位大法官的判决意见，具体参见萨伯所著《洞穴奇案：九份新意见》（大陆的译名为《洞穴奇案》，香港商务印书馆的译名为《洞穴奇案的十四种判决》）。
当我在炎热的夏天，通读这十四份判决意见书时，我感到很困惑，它们到底是判决意见书还是辩护律师的意见书？它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交锋非常激烈，但都缺少那种一锤定音的力量。这不由让人思考另一个问题：在这个价值多元、诸神纷争的的时代，主张非黑即白的刑事法律审判何以可能？法律又如何化解审判公信力的危机？
对此，《洞穴奇案：九份新意见》中的大波纳姆大法官认为，“在多元社会中维护和平安宁甚至正义的唯一手段，就是守护法律，我们永远不能为了仅仅由一个派系、教派或者集团所持有的道德或政治观点而置法律于不顾”，因为人民作为整体制定法律来表达意志，在法律之外寻找正义于不正义的。但海伦大法官对此不敢苟同，她指出伯纳姆的观点需要一个前提，“只有当我们想尽办法让所有的观点都能在立法程序中得到倾听”，但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上的理想的社会是不存在的。立法时并非所有公民的意见都被聆听，因为金钱和特权会干扰选举和立法，多元化声音很难在立法中达成一致，因此人们才需要在法律之外寻求实现正义，比如公民的不服从。
写到这里，我们不妨回望去年中国媒体上发生的“司法职业化vs司民主化”的争论。司法职业化的观点类似波纳姆大法官的观点，而司法民主化的观点则类似海伦大法官的观点。今天看来，这场争论注定难分胜负，它们是对审判公信力危机做出的不同回应，没有高下之别。
笔者以为，重建审判公信力离不开社会共识，而社会共识的重建就需要充分的智识辩驳，洞穴探险案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洞穴奇案：九份新意见》在香港被市政府作为通识读本推广，可见这本老少咸宜的小册子的特殊魅力。大陆的通识教育已经谈论多年，但少有合适的通识读本，希望这本小册子能够风行起来。
此外，萨伯在书的前言中交代，如果想了解“女王诉杜德利与斯蒂芬案”，不妨参阅布莱恩•辛普森教授的（A.W.Brain.Simpson）著的《同类相食与普通法》（Cannibalism and the Common Law: The Story of the Tragic Last Voyage of the Mignonette and the Strange Legal Proceedings to Which It Gave Rise,1984）。 辛普森教授的另一本书《法学的邀请》（北大出版社，2008年）已经出版，笔者建议有出版人引进这本《同类相食与普通法》，为我们提供更充分的辩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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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穴奇案》（美）彼得•萨伯著 陈福勇 张世泰译 三联出版社 2009年6月
]]> 2009-8-26 21:11:00(0) 王建坤 2009-8-25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67517&PostID=18674744&idWriter=0&Key=0 
《南风窗》 2009年 8月
是苹果烂了，还是装苹果的桶烂了？对饱受争议的高管高薪制度，两位法学教授——哈佛大学的卢西恩・伯切克和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杰西・弗里德——在这他们合著的这本书中开门见山地提出这个问题。他们的答案是后者，被其他国家视为模范的美国公司治理机制出了问题。问题出现在董事身上。
作者在第一章特别说明，这本书讨论的是没有控股股东的美国上市公司。通常认为，高管们不可能自发地为股东利益服务，因此需要适当的激励措施去抑制其追求私利的冲动。董事会通过与包括CEO在内的高管们公平议价，设计出符合股东利益的薪酬安排，这是一场公平的市场交易。这种通行的观点，是公司法学家们和金融经济学家们讨论高管薪酬问题的基础。
这种“公平交易论”的前提是，董事是为股东利益服务的，而高管则不是。假如我们承认，高管不会与生俱来地追求股东价值的最大化，那么我们凭什么相信董事就会这样做呢？董事虽然持股，但所占份额很少，董事难道不会受到个人私利和偏好的影响吗？对此，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回答说：“你不能指望为他人而为非为自己理财的 ……公司的董事……会像所有者那样精心管理。”
两位法学教授指出，董事既可能受到经济利益的影响，也可能受到非经济利益的影响。经济利益主要是指连任欲望和经济利益。CEO通常担任董事提名委员会的委员，即便CEO不在其中正式任职，董事会和提名委员会不大可能提名一个CEO明确反对的人选，董事想连任就得和CEO和平相处，和CEO搞好关系，还可以借助CEO之手为自己谋利。CEO的职权使其在公司之外影响也很大，他可以为董事直接或者间接谋利；非经济利益，主要是社会和心理方面的，董事即便心里对CEO不爽，也怕得罪支持CEO的其他董事，很多董事可能在CEO上任之前就与之有社会联系。因此，董事可能会制定和批准不利于股东但却有利于高管的薪酬安排。
也许有人会问，他们这么做无需支付很高成本吗？不幸的是，董事偏向高管的成本不高，甚至非常低。其成本主要包括董事持股贬值和声誉降低。董事自己占有一定的股权，也受到股权激励，但其持股份额依然不高，因此即便薪酬安排不合理，自己损失也不大。至于董事的声誉，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但在整个商界，除非你做得如安然的董事会成员那样非常过火，否则你挑战CEO薪酬的名声在外，那么你到其他公司做CEO或者独立董事的机会也很少。
那么，市场力量足以防止董事会和高管之间的这场交易偏离公平吗？芝加哥学派认为，经理人市场、公司控制权市场、资本和商品市场的合力，可以保证高管最终代表股东利益。作者认为，市场的惩罚和社会的公愤一样，只能部分约束他们的行为，他们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设计复杂而模糊的薪酬形式，从而实现自己的利益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比他们接受的市场惩罚要大得多。
这本书出版于2004年。在安然事件之后的2003年，美国证券交易所采取的上市公司新标准并未有效：首先新规则没有禁止公司在其董事费用用意外向董事提供报酬，仅仅限制而非禁止公司与独立董事有关联的其他公司之间的交易。这一改革未能限制高管回报董事的权力。
既然管理层对董事会施加压力的原因没有消失，那么薪酬问题就不再唯一的问题了，可能在其他领域，董事会同样无法掣肘管理层。换句话说，公司治理的危机在于高管与董事已经结为利益共同体，一起抛弃了股东。因此，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约翰•卡非教授说：“高管薪酬既不公平，又无效率，既可说是公开谈判的产物，又像是暗中盗窃的勾当。”
作者交代，他们写作的目的不是做道德批评，而是指出目前的薪酬体系不能为股东利益服务。在书的最后一章，作者试图给出解决方案。他们建议拆散董事与高管之间的利益联系，让董事更独立于董事，而更亲近于股东。为此，人们应当激活股东在选举和罢免董事这一沉默的权利，同时撤销董事会对公司基本治理结构变更的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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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功受禄：审视美国高管薪酬制度》　（美）卢西恩・伯切克 杰西・弗里德 著 赵立新等译 法律出版社2009年6月版
]]> 2009-11-4 16:51:00(2) 王建坤 2009-8-11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67517&PostID=18464101&idWriter=0&Key=0 21世纪经济报道 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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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维诺是一个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作家。他认为，一个作家的理想境界应该是接近 “无名”。像莎士比亚那样不露面，不现身，靠自己的作品说话，征服了世界各地的读者，但没人知道他的模样。
因此，卡尔维诺表示不提供自传：“我仍然属于和克罗齐一样的人，认为一个作者，只有作品有价值，因此我不提供传记资料。我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东西，但我从来不会告诉你真实。”
在卡尔维诺去世之后，他的遗孀埃斯特•卡尔维诺偶然发现一个文件夹，标题为“自传作品”，就是这本书收录的前十四篇文章。这位高雅多才、娇小、满头红发的妻子猜测：“很难猜出卡尔维诺想以什么方式呈现这些按照时间顺序先后排列的文章。毫无疑问谈论的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其意图是阐明他在政治、文学、存在上的选择，让大家知道这些选择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以及何时发生。”在这个“自传作品”文件夹基础上，她从他的遗作中整理出另外五篇涉及其生平、成长、创作经历、思想形成等方面的文章，合编成这本“准自传”。
这本“准自传”的文字体裁有日记、回忆短文、访谈、短评等多种形式，从各个侧面展示了卡尔维诺的生命历程。这本书由他人生三个主要阶段的文章组成：第一阶段讲述了他青少年时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下, 参与地下抗德, 加入意大利共产党, 以及后来退出共产党的记录与省思；第二阶段则是1959至1960年间他首次访问美国时所写的信札式日记；第三阶段则是后来他多次接受采访的记录。
在这十九篇文章中，除了一篇未发表的《美国日记》，一篇在意大利未发表但在瑞士卢卡诺区限量出版的《巴黎隐士》，其余十七篇文章都已经发表过，或者散见各书。因此，这本书对卡尔维维诺的爱好者来说，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书名取自书中的一篇同名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巴黎到底是什么呢？巴黎是一本巨大的参考书，是一个被像百科全书一样来查询的城市：打开这本书，它给你一连串的信息，包罗万象为别的城市望尘莫及。”巴黎如此迷人，但这个城市在1974年之前却很少出现在他的笔下。他在四年后的一次采访中说：“隐士身后有一座城市，对我来说那座城市永远是意大利，要说巴黎是别处，不如说是别处的象征。再说，我真的住在巴黎吗？关于在巴黎的我，我始终说不出所以然来。”
他自1967年移居巴黎，在这里结婚，并在此生活了15年。这个城市始终未能从一个外在的城市转换成他生命中的内在城市。他在巴黎乡间的一间小屋写作，但写的却是关于意大利的回忆，因为他想念和需要意大利。他这么做，是为了观察一个本该有他但他却不在的地方，类似死人看活人世界，既好奇又不解。通过这种远距离眺望自己回忆的方法，卡尔维诺看到了新的自我。因此，他虽然自称“巴黎隐士”，但内心并不热爱巴黎。巴黎不过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驿站而已。
他的灵魂安放在意大利，尤其是意大利的都灵，他在书中多处表达了对这座城市的由衷热爱，都灵塑造了他的灵魂，促使其感情成熟。
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生命痕迹遍布世界各地：他1923年出生于古巴，两年后返回意大利圣莫雷，1945年前往意大利的都灵，1951年去苏联旅行，1958年访问美国，1960年代初往返意大利与法国之间，1967年定居巴黎，1976年去北美演说，并访问墨西哥和日本；去世之前，还曾经去阿根廷和西班牙参加学术会议。这些旅程经由海陆空多种交通工具完成，但我们很少发现他对旅行中未知世界产生新奇与兴奋，更不用说他之于都灵那种热爱之情。唯一的例外是他对纽约的感觉，他在1984年接受采访时说：“我自觉是纽约人：我的家乡是纽约”。通过《美国日记1959年至1960年》，我们知道他在纽约呆了四个月，却并流露中丝毫的钟情于纽约，视之为第二故乡的情感。或许，对纽约的热爱只是一种客套的修辞。
由此可见，他对世界保持着一种旁观者疏离的感觉，似乎对在进入成熟期之后介入的旅行和其他生命事件，缺少应有的激情，在情感方面极其克制，甚至让人感到一丝冷漠。旅行对中国文人来说，有一种山川岁月如同发现情人般的热烈情感，而对他说却不过是单调乏味的位移：“不论国际旅行或城市间往来都不再是走过各式场所的一次探险，纯然只是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之间的距离是一片迷茫，不连续性。”
他在《旁观代传》中最后一句话，似乎是对他进入成熟期之后缘何情感冷漠的一个注释：“他已到达事不关己、漠不关心的境界？认识他的，知道他其实是因为深刻认识到世界的复杂，以至于在滚滚涌至的期盼及焦虑中张口无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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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隐士》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著 倪安宇译 译林出版社 2009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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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8-16 22:40:00(4) 王建坤 2009-8-4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67517&PostID=18370953&idWriter=0&Key=0 　　
　　南方都市报 8月
　　
　　唱衰美国的论调在历史上并不新鲜，似乎每隔20年就出现一次。最早的一次发生在美国建国不久，18世纪末法国博物学家孔德•德•布丰就说美国是人类退化的洞穴。1987年，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说美国正在走向地狱，但事实却是四年后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现在又过了20多年，美国接下来会进入衰退甚至走灭亡吗？
　　早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新闻周刊》国际版的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在《新闻周刊》上的专栏说，世界的新组织原则要么是亲美要么是反美。但随着伊拉克战争的久拖不决和中国的崛起，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核心将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不再是世界的核心。至于某些国家是亲美还是反美，这一点不再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非美国化（non-American）。
　　对于这一重要的变化，扎卡里亚在2008年5月的 《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称今天的世界为“后美国的世界”，这个词很快成为外交评论中的流行词。随后，他将这个概念扩展成一本书《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他反复强调，他谈论的重心并非美国的衰落，而是“他者”的崛起。这一点将他与之前的种种唱衰主义者区别开来。
　　这本书借助经济危机的便车，很快成为畅销书，并成为奥巴马随身携带的一本书。它的核心主题十分简单和明确，如果美国想保持今天在国际政治秩序中的合法性，那么美国就要更多地关注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他者”的崛起。作者将这种他者的崛起放置到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结构性的权力转变”。
　　第一次权力转移是西方世界的崛起。这一过程发生在15世纪末期到18世纪末期，它创造了现代化——科学和技术、商业和资本主义、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同时也创造了西方世界长盛不衰的政治主导地位。第二次权力转移是美国的崛起。19世纪末，美国实现了工业化，成为自罗马帝国以来最强大的国家。第三次就是我们正在亲历的这次“他者”的崛起。
　　“他者”是与美国所代表的“我们”相对应的概念。当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开始快速增长时，美国就感觉到了威胁。威胁不仅来自增长最明显的亚洲，还来自容易被人忽视的非洲。在2006年和2007年，世界上经济增长率达到4%的124个国家中，非洲国家占了1/4。美国当惯了经济霸主，自然不适应这种变化。作者还特别强调，他所说的“他者”除了国家之外，还包括很多非政府组织，因为新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权力越来越多的从国家流向其他非政府组织，如世贸、欧盟、基地组织、毒品卡特尔、民兵组织等。
　　“他者”的确在崛起，但美国衰落了吗？作者清醒地说，美国并没有绝对衰落，而是相对衰落。这种相对衰落表现在美国在经济上受到了严重挑战，而在政治军事方面仍然扮演着超级大国的角色。最终决定国际地位的还是军事力量，中国的国防预算已位居世界第二，但和美国相比还是差得太远，要知道，美国的国防预算几乎等于正在崛起的“他者”的国防预算总和。
　　但单靠军事不足以维持自己的国际地位，现在的战争和冲突已经进入了非对称阶段，如果一小撮人富有创见、激情和意志，其破坏力无穷无尽，如非政府组织类的“他者”——毒品卡特尔、洗钱辛迪加和恐怖分子。
　　现在全球关注的重心在经济，经济已然成为最大的政治，经济上的多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那么美国的政治思维必须改变，从单极世界的思维中解放出来，用一种“后美国世界”的多极化眼光去制定外交政策。为此，扎卡里亚建议美国的政治家不妨学习通用公司的战略。
　　通用电气之前一种“帝国主义”的方式去海外投资，每次到海外投资都要求100%的控股权。这种做法很类似英国曾经采取的外交政策。英国竭力制衡对其构成威胁的、崛起中的大国，结果其大国地位在欧洲并不长久。但在近五年内，随着“金砖四国”和南非等国家的企业的崛起，通用的CEO杰弗里•伊梅尔特意识到需要改变：“是的，我们可以继续收购小企业，并使之通用化。但我们已经意识到，与渴望成为头号企业的三号企业结为伙伴，要比我们收购小企业或者单打独斗要好得多。通用后期的做法则类似德国的俾斯麦的做法。在19世纪末，在俾斯麦的主导下，德国曾经在欧洲短暂地扮演过“诚实的掮客”这一角色，与所有大国打交道，并与之保持友好关系，并比其他所有大国彼此间的关系都好，从而扮演了当时欧洲国际体系的枢纽。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大国崛起的新秩序：美国将如何做》中，这位印裔评论家以饱含热情的笔触，回顾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的外交政策，他们的外交政策和俾斯麦异曲同工，他们并没选择确立美国霸权，而是建立了以联盟和多边制度为支柱的国际秩序。历史已经证明，小布什主张的单边主义政策走向失败。
　　这本书出版于布什即将下台之际，随后在美国受到广泛地追捧，几乎所有的美国媒体都发表了评论，连《花花公子》都对作者做了长篇采访。这样一本在观点上并没有新意的书，为什么在美国引起如此重大的轰动？我想，主要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民众对布什外交政策的痛恨，美国民众希望“变革”。这本书的封底，赫然印着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奥巴马手中拿着这本书的照片。现在奥巴马已经上台，那么他会听取扎卡里亚的建议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后美国世界》（美）法里德•扎卡里亚著 赵广成 林民旺译 中信出版社 2009年7月
　　]]> 2009-10-21 2:30:00(1) 王建坤 2009-7-27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67517&PostID=18256029&idWriter=0&Key=0 　　
　　
　　当青春呼啸而去的时候，人就越想抓住青春的尾巴，明明知道抓不住，还是要做出一副努力的样子，可是青春会为谁而停留？从来都不会，从来都没有过。这是时间的铁律。所以，当我这个大龄青年，看到那些慢悠悠的青春面孔时，心里总是泛起说不出是嫉妒还是羡慕的情绪。哪怕别人的青春只是在书中，在一本薄薄的书中。
　　《窗灯》这本薄薄的小书，在夏日的湿热夜晚，毫无预兆地打动了我，让我迅速进入回忆青春的遥远磁场。我想起了叶芝在《随时间而来的智慧》里面的句子：“穿过我青春所有说谎的日子/我在阳光下抖落我的枝叶和花朵/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青春所有说谎的日子，我都已穿过，可是真理依然在水一方。
　　或许，《窗灯》里面的主人公绿藻并不急于眺望河的对岸。对这位女大学生来说，河的对岸可能除了遥远，一无所有，为什么不享受自己慢悠悠的青春呢？绿藻从一年都没去的大学退了学，和家乡的父母自然而然地闹了矛盾，差点流落街头。即便如此，她对未来丝毫不忧不惧，每天睡到天擦黑才爬起来，然后到公寓附近的香猫咖啡屋去泡吧。今朝有酒今朝醉，这样的日子注定不能长久。
　　很快，绿藻存款见底，但又难于向父母启齿。这时，香猫咖啡屋的主人御姐开始救场，她主动建议绿藻来店里做帮手，打工，还可以住在楼上二楼的一间空房，和御姐比邻而居。绿藻的生活问题暂时解决了，至少不会为吃住操心。对一个生命力旺盛的年轻人来说，剩余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如何打发呢？尽管她习惯在百无聊赖地时候，翻阅咖啡屋里面的文库本和庸俗周刊，但是她并不喜欢阅读，她说“自从退学后，面对着散发着知识气息的东西，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我们似乎没有发现她有什么其他爱好，如果说偷窥（或者眺望）别人的生活不算的话。
　　偷窥当然不算，这只是她无所事事的一种方式。她的住所周围是密密麻麻的廉价公寓，起初对面的二楼中正对着她的那个房间无人住，，二楼左边住着一个轻易而不开窗的中国人，二楼的右边住在一个有时会打开窗户但窗帘常年紧闭的同学——他们俩即便视线碰上了却从不打招呼。后来正对着她房间的房间有一个男的搬进来住，这个人毫无戒心，总是大开窗户。这扇打开的窗户为绿藻打开了偷窥世界的窗户。
　　自此，偷窥成了绿藻的每日功课，她一方面觉得“恶心要吐”，“无聊至极”，另一方面视之为“一天之中，最具有清晰轮廓的、安抚心灵的一段时间”。她先是在明处和暗处偷窥对面的男生和他的女友，接着是在寂静的午夜把耳朵贴在墙上偷听隔壁御姐和她的情人们颠龙倒凤的呻吟声，后来贸然踏上陌生的公寓把耳朵贴到有光线漏出的一道道门上，再后来甚至用御姐的情人之一水岛先生给她的廉价望远镜眺望陌生的格子间.
　　你觉得绿藻下作吗？不，她只是无聊，只是无所事事。谁没有过无所事事的荒唐岁月呢？在无所事事中犯错，在无所事事中冒险。跟着绿藻偷窥那些陌生的窗户，看那些陌生的风景，听那些陌生的声音，我们像绿藻一样收获寥寥，在故事的最后我们竟然滑稽地发现，绿藻对面的男生竟然也在偷窥她和御姐。原来对面的年轻人，同样陷入了虚无而无根的无所事事。
　　 这似乎是一个平庸乏味而深陷虚无的世界。陷入虚无的不仅仅是年轻人，还包括故事中的中年人，比如御姐和她真心爱的大学的老师。我们不妨借助绿藻的眼睛来看他们。在故事的开始，她眼里的御姐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一个会嘲讽人的人”，“一个坏女人、讨女人嫌的女人、床上功夫出类拔萃的女人、翻脸不认人的女人 、瞧不起我的蠢女人”。 绿藻在不知不觉中对御姐产生了一种近乎同性之爱的感情，而对御姐的老师也滋生了一种异性之间的好感。到了故事的高潮部分，绿藻当着御姐真心爱的老师面说：“阿姐，你可真够狡猾的啊。带着那么肮脏的大叔去自己的房间，怎么还能笑得那么灿烂呢？实际上你每天晚上都干着娼妓般的勾当。”此时绿藻对他们二人感情临近破灭，她原以为这样难为情的话，会让他们难堪。结果，对方丝毫没有恼怒，只是风轻云淡地说这孩子“够怪的吧”、“净说写莫名其妙的话”。当涉世之初的绿藻试图寻找情感之根的时候，却遭遇了现实无情的漠视。以此反观，御姐和她的老师不同样是虚无之人吗？
　　或许作者青山七惠不想探讨什么哲学话题，她只想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示今天的年轻人们身处青春期的那种反叛和茫然，其中既有难为人言的痛苦，也有不为人知的美好，一种奢侈的快乐。绿藻在故事中，沉浸在一个自得其乐的世界里，她似乎从来没有流露出丝毫的焦虑感，，而是对什么都满不在乎、随遇而安地过日子。但真实的青春世界并非如此，至少某一部分人的青春不是这样的，正像诗人西渡在《当风起时》所说：“我在大地上四处流浪/期望和另一个人相遇/但幸福显得多么遥远/阳光需要走多久/马匹需要走多久。”即便是像绿藻一样的年轻人，在享受廉价的青春时也需要扪心自问：当穿过青春所有说谎的日子，青春所有无所事事的日子，你的下一站在哪里？
　　
　　《窗灯》（日）青山七惠著 竺家荣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年5月
　　]]> 2009-8-7 8:24:00(0) 王建坤 2009-7-26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67517&PostID=18245035&idWriter=0&Key=0 　　　　 晶报 7月25日
　　
　　 近日，拉丁裔女法官索多迈亚被提名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新闻在美国媒体占据了头条，一贯低调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成为了关注点。究竟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事变动会演变成民众关心的热点，甚至登上世界各地的报纸？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究竟是怎样的机构，它有怎样的历史？本期《晶报图书评论》期望从两本书入手和大家一起探究这些问题的答案。
　　　　　　
　　由记者完成的第一部美国最高法院断代史
　　对很多人来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一个威严而神秘的存在。它的威严在于，位于联邦法院系统顶峰的它做出的为数不多的判决，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美国的政治形象，改变着美国人的命运。它的神秘在于，与同样处于权力顶峰的国会和白宫相比，最高法院在公共媒体里面的曝光率是很低的，人们对最高法院到底是如何运作的知之甚少。
　　最高法院与公众之间这种极度的信息不对称局面，最早是被《最高法院的兄弟们》这本书结束的。
　　为此，我们要感谢这本书的作者——《华盛顿邮报》的两位出色记者。在两年多时间里，他们以“提供背景”的方式采访了200多人，其中包括最高法院的几位法官、170多位原来的法律办事员，以及最高法院的几十位原来的雇员。通过这么密集的采访，他们揭露了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类似中国的最高法院院长）自厄尔·沃伦移转至沃伦·伯格之后，法院内部权力从上世纪60年代的自由派占主导到上世纪70年代保守派抬头的戏剧性变化。
　　这本书以每一个开庭期为一个叙事单位，逐步记录了1969年到1975年间联邦最高法院受理的、在美国司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案件——废除学校种族隔离案、尼克松水门案、死刑的存废、禁止堕胎是否违宪案，揭示了这些判决背后不为人知的大法官之间的辩论和妥协的过程。
　　这本书既是关于美国最高法院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是关于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一部断代史。很难想象的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有着长久法治传统的国度，这样一项开创性工作不是由法律人而是由新闻记者完成的。真不知道这算不算法律人的耻辱，但这绝对是《华盛顿邮报》和他们的记者的光荣。
　　　　　　
　　为什么第一部断代史姗姗来迟？
　　　　　　
　　这本书出版于1981年，这意味这什么呢？从最高法院1790年第一次开庭以来的近200年时间里，美国都没有一部像样的最高法院断代史，更欠缺一部完整的最高法院史。这不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吗？当我向很多学法律的师友推荐这本书时，我说它出版于1981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本透视最高法院的专著。这种说辞并没有打动他们，他们几乎都半信半疑，似乎我在夸大其辞。
　　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一部断代史的确姗姗来迟，迟到得有点不像话，为什么会这样？除了针对最高法院的研究和写作难度很大，我们该做何种补充解释呢？正当我困惑不已的时候，我从美国教授格兰特·吉尔莫那里找到了答案。
　　1974年，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成立150年之际，吉尔莫受邀发表了关于美国法制史的系列讲座，这些讲座结集成书《美国法的时代》。他在讲座的最后部分《回顾与前瞻》中一语道破天机：“直到二战后的一段时间，在法学院从历史角度对法律任何领域的研究都几乎没有涉及。实际上现实主义者（除了卡尔·卢埃林）都比兰代尔学派形式主义者对过去更不感兴趣。在这个国家的法律思想的历史中，几乎没有什么事件更引人注目。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时，在法学院的目录中，课程和研讨会第一次以‘历史的’列表。并且，它们已经并将继续会被感兴趣的学生选择。在同样20年的时间里，法律评论已经刊载了更多历史方面的材料，这些材料大多是由年轻一代的法律学者所撰写。我敢说，这些方面的材料比过去的一百年还要多。”
　　由此可知，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从历史角度对法律进行的研究在美国简直一片空白。《华盛顿邮报》这两位记者都是法律的外行，但他们捕捉到了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潮流——历史的手法开始吃香了。在这个初创期，存在着大量的空白，他们真是赶上了好时光。这本书出版后大受欢迎。人们第一次得以窥视最高法院内部的活动，全程跟踪伯格法院在1969~1975年期间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时刻，见证伯格法院内部的风云变幻。人们似乎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接触过最高法院，似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美好时光了。后来出版的很多关于最高法院研究的专著，都无法满足读者的这一需求。
　　　　　　
　　最高法院内部在工种方面存在种族隔离？
　　　　　　
　　这本书始自沃伦法院（1953-1969）的尾声，围绕伯格法院（1969-1986）的前期（1969-1975年）的每一个开庭期展开叙述，讲述了伯格法院期间许多大案要案，尤其是最高院受理的美利坚合众国诉尼克松案，今天读来依然惊心动魄。
　　伯格法院延续了很多沃伦法院的做法，尤其是在种族隔离方面。伯格法院遵循了沃伦法院期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这一先例，将这一先例应用到废除学校种族隔离案、夏洛特案、校车接送学童案、丹佛的学校种族隔离案，并赋予了法院广泛的救济权利以确保取消种族隔离，包括大量使用公共汽车接送的权利。
　　　　　　
　　这种努力无疑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但似乎鲜有人问，最高法院内部是否存在种族隔离呢？答案是肯定的。
　　有一次，退休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同所有办事员共进午餐，有人问他关于最高法院在工种方面的种族问题时，沃伦回答说，在主持最高法院的第一个开庭期，当他准备宣布学校种族隔离案件的裁决时，他发现竟然没有一个黑人秘书，他即刻指示雇佣了几名，但此后进展依然不大。
　　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的办事员珍妮特·梅克观察到，在最高法院的夜班工作人员、警察、清洁女工、维修工人以及看门人等这些人中，从事低级工作的雇员几乎没有白人，而从事上等工作的差不多都是白人。最高法院规定，劳工不得同办事员讲话。最高法院中的几个黑人警察试图组织工会，受阻，组织者去找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哈伦，马歇尔说这事不归他管。在决定外聘法律顾问就此事到地方法院起诉时，他们受到了来自最高法院内部的威胁。最高法院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对黑人劳工漠不关心，像梅克这样对他们抱有同情的人纯属例外，最后她与黑人雇工约翰·赖特恋爱并结婚。
　　无论是沃伦法院还是伯格法院，推动取消种族隔离政策的努力成为它们的最大历史贡献之一，但它们对近在眼前的种族隔离却视而不见，想想看，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滑稽和讽刺。
　　　　　　
　　被明显低估的首席大法官伯格
　　 在沃伦法院的9个大法官兄弟当中，不知为何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斯科特·阿姆斯特朗独独对伯格十分刻薄。在他们的笔下，这位首席大法官很多时候像个小丑。他没有读过正规的法学院，只是上过圣·保罗法学院的夜校，法律专业能力非常薄弱，热心行政而非司法，喜欢耍一些不那么高明的小把戏，甚至知法犯法，犯一些低级而且明显的程序错误。这可能与伯格对新闻界的态度有关，他和新闻界一直处于敌对关系。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伯格未曾向两位记者提供任何帮助。在这本书出版后，其中有关伯格的章节深深地伤害了这位首席大法官，当他说起这本畅销书在华盛顿一家书店以98美分低价处理时很愉悦。
　　 两位记者真的低估了伯格“热心行政”的价值。早在伯格上任之前，在进行任命听证时，他回答参议院关于首席大法官的职责提问时说：“首席大法官还有很多属于管理职能。我认为他负有一个重要责任，那就是努力保证这个司法制度更为有效地工作。”在他上任之后，他培训了专业化的法院管理人员，在巡回法院设立行政管理人员，为首席大法官配备了专门的行政助理，开展“司法同僚”计划，定期召开大城市首席大法官会议。这些改革措施大大减轻了各级法院法官的行政负担，提高了法院的效率。在伯格担任首席大法官的前八年里，联邦法官结案的比例上升了30%还多。而这本断代史对伯格推动法院提高效率方面的改革，几乎只字未提，这已成为这本书的最大不足。
　　　　]]> 2009-8-7 8:24:00(0) 王建坤 2009-7-23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67517&PostID=18211848&idWriter=0&Key=0 　　新京报 6月 13日
　　在地铁里的书报亭，我无意中同时看到了稻盛和夫的《人为什么活着》和《活法II》，翻到版权页发现两本书几乎同时出版，一本是在2月，一本是在3月。回家之后一查，《活法II》并非新作，而是2003年出版的《追求成功的热情》一书的再版。看来，出版方想把稻盛和夫打造成这次经济危机中的一个潮流。本月9日和10日，他真来中国布道了。
　　引爆这个潮流的或许是马云。去年12月，马云去日本拜会稻盛和夫，请教有关灵魂问题：企业与人性的关系，人的本质是什么，企业发展到最后到底为了什么。这两个商界大佬的对话经由媒体的放大，既展现了马云的境界，也重现了稻盛和夫的魅力。
　　稻盛的魅力是无与伦比的。这个出生于1932年的鹿儿岛人，读书很不顺利，成绩也不好，在毕业之后找工作也颇为曲折，差点加入黑社会，最后去了一家濒临倒闭的电瓷公司。27岁时他以300万日元，创办了京瓷株式会社。1984年稻盛和夫52岁时，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创建了KDDI（日本第二电话电报公司），打破了电信业的垄断，让日本人用上了廉价电话。2001年，京瓷和KDDI都进入了《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企业。一个看似平凡的青年，在有生之年创造两个世界500强企业，这样的人生经历，无论放在什么样的环境里，这都是最好的商业传奇。
　　他被称誉为日本经营四圣之一，而且是目前唯一健在的。在经济危机时代，借这样的人出来布道，显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但效果终究如何，我对此并不乐观。
　　稻盛和夫在中国传播多年，早在1996年他的传记——日本作家针木康雄写的《稻盛和夫：从挫折中积极奋起的企业家》（新华出版社）就已出版，随后自2003年开始，他的著作《企业家成功之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追求成功的热情》（时事出版社，2003年）、《京瓷成功的轨迹》（时事出版社，2003年）、《活法》（东方出版社，2005年）就陆陆续续翻译出版，2007年9月研究他的中文专著《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也出版了，去年年初日本作家加藤胜美的《京瓷的奇迹：一个少年的梦》（机械工业出版社）也问世了。按理说，这么丰富的材料足够引起商界和公众的足够关注。
　　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相对欧美那些明星企业家，稻盛和夫在中国的反响并不是很大。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在这个急于求富、迅速致富的时代，稻盛和夫反反复复说的，并不是中国的商人们想听的。稻盛和夫这么多年，说的最多的就是人学和实学（译林出版社，2007年）。所谓人学，就是他在各种各样的活法布道中，讲的做人做事的道理和方法，以及敬天爱人的人生哲学。所谓实学，就是他自己摸索的一套关于经营与会计的思想和工具。但无论是务虚的人学还是务实的实学，在我们看来很多都是卑之无甚高论的东西，或者说都是一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东西。
　　这或许是中国企业家和日本企业家的区别吧。这种区别，我在阅读同为日本经营四圣之一的松下幸之助的自传《自来水哲学》中也遇到过，他和稻盛一样反复说的都是一些平淡如白开水的东西。在心法和技法之间，他们可能更注重心法的修炼。至于心法的修炼，具体到稻盛和夫身上，我们还缺少必要的了解。在一篇英文采访里，稻盛和夫曾经深情地提到他的人生导师——瑜伽权威中村天风(Tempu Nakamura)，但时至今日至于中村天风是如何影响他的，我们依然缺少起码的资料和研究，而这正是理解稻盛心法修炼的关键点之一。所以， 在阅读和谈论稻盛和夫的时候，不少读者会遭遇失望的情绪。
　　除此之外，我们对稻盛著作和传记的失望的原因也在于，我们对稻盛的两个伟大作品，那两个世界500强公司的了解更为有限。网络上关于这两家公司的报道，非常匮乏。先说京瓷，京瓷的内部管理，理应有一套非常复杂的制度，其中一项就是它的阿米巴经营方式，笔者曾经在有限资料的基础上写过一篇文章，但依然存在很多盲点。再说KDDI，这家打破日本电信垄断的民营企业，是如何成长和起步的，我想这对中国读者来说充满了启发意义。但我们对这家公司的成长史，只能在前述两本传记中获知零散的片段。我想，如果我们真想拜稻盛为师，还应该补很多该做而未做的功课。否则，他的中国学生，不过是跟风捕潮而已，与真正得其精髓的私淑弟子相去甚远。
　　作为稻盛和夫的一个忠实读者，我几乎翻阅了所有与之有关的中文作品，并未出乎我的预料之外地发现，稻盛和夫固然创造了“神迹”般的商业奇迹，但他的企业依然充满了人间烟火味，沾染着世俗的尘埃。比如我在前述传记里，就曾经看到，他在两个企业成长的过程中，也积极利用他们的同乡在日本政治结构中的帮助，他的同乡在日本政治高层中人不少，这种利用虽非缺陷或者污点，但至少可以帮助我们还原他既为圣人也为俗人的本来面目吧。
　　]]> 2009-8-7 8:23:00(2) 王建坤 2009-7-23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67517&PostID=18206833&idWriter=0&Key=0 　　2009年 8月4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是当今世界经济中最有前景但也最有危险的地区。”这句话写于1994年，在德鲁克致中内功的信里。在15年前的经济盛世，德鲁克就能看到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所蕴含的危险，无疑高瞻远瞩，极具远见。时至今日，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的危险已经验证，但中国经济的出路在哪里？
　　1994年，德鲁克与中内功通过传真和书信开始对话，他们谈论的主题是亚洲——中国和日本的转型问题。对话者之一中内功是日本最大的食品零售商大荣公司的创始人，他与德鲁克对话的结果就是这本《德鲁克看中国与日本》。
　　1950年代，日本为了保护缺乏国际竞争力的食品行业，而采取了限制市场流通和阻止降价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内功在1957年涉足零售业，主张“价格不应当由厂家决定，而应当由消费者决定”的流通革命理念，和松下电器等诸多厂家叫板。在1972年，大荣公司的销售额超越三越百货，成为日本流通业的老大。
　　对此，德鲁克评价甚高，认为中内功解决了一个社会难题：在没有导致主要社会错位的情况下，把传统的夫妻店培养成一个现代的分销系统。中内功在日本开创的分销革命，不亚于1990年代以来新技术对日本经济的作用。
　　中内功在谈到中国市场时指出，中国经济虽然高速发展，但地区差异和贫富差距过大，为了避免这一不良后果的加剧，中国必须依赖一个现代的分销系统。“具体地说，我们必须找到办法避免商品在特定地区积压。分销系统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使得所有中国人都可以随时，随地以合适的价格买到想要的东西。”
　　如今，长期依赖的出口动力减弱之后，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确实遭遇了有货卖不出的问题。无论你的产品是中国制造还是中国创造，在因经济危机导致的外需萎缩大背景下，不得不大量积压。大家到了今天都不得不从出口转内销，开拓和深耕中国市场，但渠道的建立不是一日一夜之功。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如何重塑经济模式。
　　在经济发展史上，人类有三种发展模式：以投资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以分销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前两种发展模式为发展经济学家所热衷谈论，但事实证明它们在中国并不总是那么灵验，至少已经出了不小的问题。德鲁克认为，它们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在现代经济中，是分销而不是生产决定着商业的命脉。因为正像我们看到的和即将看到的商业趋势昭示的那样，制造企业无论多厉害，在渠道为王的时代，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渠道商的贴牌商。
　　此外，以投资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将钱大部分用于大型制造业方面，而不造就人力资本，比如世界银行投资兴建的钢铁厂，它们能生产出批量的钢铁和很多工作岗位，但不能生产出有能力的员工，而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同样忽视了对员工的长期培养，只是在短期内榨取员工的劳力和青春。相反，以分销为导向的模式，它不仅帮助制造企业卖货，而且可以造就成千上万个小企业，帮助很多夫妻店的老板成为企业家。分销模式不仅是经济革命，而且是人力资源革命，而后者恰恰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动力。
　　因此，德鲁克早在15年前为中国经济模式开出了一具药方，用分销革命重塑中国经济。今天看来，这一药方并未过时。
　　在一个现代的分销系统里，它的末端布满了无数家充满活力的小企业。它们的雏形可能就是今天随处可见的，在街边巷尾那些做小买卖的人或者店铺，但他们往往被政府视为管理的难题。而在德鲁克和中内功看来，能够改变中国经济未来的恰恰是这些人，他们不但不是“麻烦”，而且具有“历史使命”。这些具有“历史使命”的人在创意、开店和经营方面有经验，目前急需大分销商将他们组织起来，给他们以足够的支持，让他们把夫妻店变成一个现代的小企业，把买卖做得更大更好。
　　这种分销革命既能解决中国制造的渠道难题，又能解决长期以来中国最为头疼的就业问题。但我们必须意识到，从过去的模式转型到分销模式，需要一个清晰的、可以预见的法律体系作为基础和后盾，否则这种转型只能造就无穷无尽的混乱。
　　
　　《德鲁克看中国与日本》 (美)彼得•德鲁克 (日)中内功著 林克译 东方出版社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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