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小酒馆

伤心小酒馆 http://cabaret.blog.tianya.cn/ 小酒馆开张了,来的都是伤心客. 听歌,看碟,读书. 还有,喝酒 <![CDATA[第一时间质问奥斯卡最佳导演：竟如此向中国致意？]]> 伤心小酒馆 2007-2-26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4616&PostID=8660298&idWriter=0&Key=0 马丁-斯科塞斯，你竟如此向中国致意？当《无间道》的版权被华纳用了175万美元买下之后，马丁-斯科赛斯就成了《无间道风云》导演的第一人选。而今，凭借《无间道风云》马丁-斯科塞斯终于如愿以偿入主奥斯卡最佳导演，《无间道风云》也荣庸最佳影片，成为本届奥斯卡最大赢家。与港版《无间道》相比，马丁-斯科塞斯的《无间道风云》故事情节设计更为紧凑，叙事节奏更为简洁、明快，警局与黑帮、卧底与反卧底的冲突更为激烈和跌宕起伏，杰克-尼科尔森、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与马特-戴蒙等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更加性格鲜明和生动，应该说这是一部典型的美式电影，数周的票房冠军和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的荣誉证明了其在好莱坞的成功。然而，与港版《无间道》相比，马丁-斯科塞斯的《无间道风云》缺乏的是诗的气质。时代的风云变幻、都市的阴郁氛围、宿命的人物与迷失的身份，这些使得港版《无间道》跳脱出一般警匪片窠臼的特质，在美版《无间道风云》里却被无情遗弃了，或许马丁-斯科塞斯早就想好了不能再弄出一部《教父》。因此，马丁-斯科塞斯的《无间道风云》看上去更象是把一首荡气回肠、缠绵悱恻的《长歌行》翻译成了白话文的通俗故事，而且波士顿的粗陋的城市背景更加重了这部影片的底层、暴虐与血腥色彩。翻拍电影确实不容易，马丁-斯科塞斯做到了，他用自己的色彩把这个故事重述得更加精彩、更加适合市场的口味。在这个商业化的时代里，诗歌气质太小众化了，太不适应爆米花和可口可乐了。在这一点上，马丁-斯科塞斯对自己商业电影导演的身份给出了正确的定位，这本无可厚非，然而不可原谅的是他对同样的商业化操作所秉持的不同态度：美版《无间道风云》彻底无缘内地、被“毙”的主要原因是，影片中几处贩卖军火的情节涉及敏感话题。虽然片方几度希望修改对白，或者删剪这些对整个故事情节没有影响的枝蔓，但是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固执己见，不愿意重新修改自己的影片。因此获得该片亚洲版权的寰亚公司希望这部影片能够在内地创下不错的收入的愿望落空。犯罪首脑弗兰克-科斯特罗所犯的最大罪孽竟然是把偷来的高端微处理器卖给中国政府从而使得导弹可以精确到打烂数千公里外的某个屁股。在仓库交货的那场戏，手持机关枪的华人黑帮、烂腔滥调的广东话以及西服革履下被吓得打哆嗦的肥肥胖胖的中国官员形象，无一设计不令人反感，无一细节不显示出刻意而为的痕迹。由此不由得人揣测，马丁-斯科塞斯在这部翻拍自香港剧本的电影里加入这一荒唐无比的情节究竟居心何在？难道这就是马丁-斯科塞斯向港版《无间道》、向中国所表达的致意？ ]]> 2007-2-26 13:39:00(0) <![CDATA[《鸡犬不宁》：熬成一锅夹生粥]]> 伤心小酒馆 2006-11-22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4616&PostID=7531563&idWriter=0&Key=0 　　

　　
　　一部120分钟左右的电影承载不了《鸡犬不宁》。
　　一个师傅，三个徒弟，四个家庭。
　　中等城市的小文艺工作者的生存状态在一个小豫剧团的背景下展开。
　　小偷窃走的不只是团长拉来的赞助，还有剧团十几个人的生活和希望。
　　无戏可演自谋出路的压力之下，鸡犬不宁的人生百态：
　　大徒弟在市场卖假冒的名贵犬，作为剧团女一号的妻子南下打工不顺又回茶楼卖唱。夫妻感情在别人的风言风语中飘摇不定。
　　二徒弟在岳父的资助下做影楼生意，衣食不愁但总摆不脱寄人篱下的失意，于是对一个做演员梦的青涩女生暗生情愫。
　　三徒弟斗鸡赌博，输掉了老婆出国打工的签证费，因为总担心老婆一去不回患上了阳痿。
　　众人之中，似乎只有师傅活得轻松，对一帮学戏的农家子弟严厉教学之余，还想着要找个说得来的老伴，有生之年坐次飞机。
　　
　　其实是部散文式的电影，不需要强硬地给出个故事结局。
　　但导演和编剧就那么做了，为求戏剧效果，还编派了个混沌不清的小偷角色穿插其中，承前启后。
　　于是，在小偷被抓之后一切就可以极其简单地好转了：徒弟们都家庭和好了，师傅也找到了晚年的幸福去了一辈子怅惘的上海。
　　然而，剧团的演出不是还没恢复吗？生存的压力不是还在吗？并没有真正改变面目的生活不是还要继续吗？那么多的问题岂是一个光明的结尾一个幽默的坏笑就可以一笔勾销得掉？
　　
　　一部120分钟左右的电影其实真的承载不了《鸡犬不宁》里这么多繁复的主题，甚至《鸡犬不宁》也是一个仅仅因为大徒弟卖狗三徒弟斗鸡就低劣而粗暴地命名。
　　比较合适的载体应该是十集左右的电视剧，这样一些含混不清的情绪、摩棱两可的话题才可以展开到直接而彻底。
　　比如剧团女一号在南下打工有着怎样的经历才接受了现状的心理落差？比如她和大徒弟之间曾经有着怎样青梅竹马的开始？和团长之间有着怎样暧昧不清的拒绝和接受？
　　难为徐帆，在这短短120分钟里举手投足之间就完成了对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过气明星的符号式表演。
　　其实，徐帆、李易祥和姚橹的表演都清醒而内敛到无可挑剔，只可惜导演和编剧的想法太多，表达的功力又不够，所以想表达的东西难免搅和在一口小锅里熬成了一锅夹生粥。
　　]]> 2006-11-22 11:52:00(0) <![CDATA[(转)张献民：90后禁片史]]> 伤心小酒馆 2006-10-22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4616&PostID=7151868&idWriter=0&Key=0 　　张献民：90后禁片史
　　
　　　　一、正名
　　　　
　　　　禁片，是一个动作。有动作的施与方和承受方。其他人好象是第三者，潜在的观看方。在动作的施行过程中，第三者只能做看客。在动作完成之后，第三者好象可以继续做第三者，其实大部分“其他人”是承受方：被禁止的东西他看不到了。当然，当把问题摊开来谈论的时候，不时也有个别“其他人”表示：要是中国什么事情你们拍电影的都能拍，那还了得？
　　　　
　　　　禁片，是一个称谓。被禁止的影片。禁止的动作范围可能有以下几种：禁止拍摄、禁止发行、禁止宣传、禁止当事人继续从事电影工作等。禁止的理由无限多。这是正当的，因为在禁止行为的施与者看来，允许一部影片的理由不也无限多吗？
　　　　
　　　　本文只探讨1990年之后到现在大陆人在大陆拍摄而被大陆人禁止的长故事片。局限于长故事片，是因为它是我们在影院中唯一看到的类型，也是因为这一部分有比较多的、成文的法规和政策。纪录片、短片等作品，由于法规的缺乏，经常谈不上被批准，也就不好谈被禁止。
　　　　
　　　　90年代初对于禁片的意义，是“禁止”这个动作主动与被动的差别。
　　　　
　　　　大陆影片“被禁止”和“禁止”这对动作，在哲学术语中的由“自在”转为“自觉”，最早在1992年前后。
　　　　
　　　　居然有人主动被禁止？不是受虐狂是什么？差别是这样的：在90年以前，所有人拍完电影都送去审查，有时候被禁止，有时候能通过；90年以后，有的人拍完电影不送去审查了，就属于既没有被禁止也没有被批准的状态。这个状态很复杂，拍摄者一下子由被动地由别人评判变为表面自由人。但不被批准与被禁的效果是一样的，因为同样不能在大陆上映。有关管理部门在得到消息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干预或不干预，在其上级部门查问时可以选择假装不知道、真地不知道或采取一些补救措施。由于该影片他们从来没有看过，拍摄者对于他们批准或禁止影片也无所谓，管理部门能采取的最激烈举动就是禁止当事人拍片。
　　　　
　　　　这最后一点就是禁止方主动与被动的差别。如果电影检查一方只坐在办公室在等待别人把影片送来、观看后评说好与不好，它就只是被动的一方。如果这个官僚机构受到从业人员和上级的过大压力，在某些时刻会主动出击，去明确禁止那些没有送审、他们并没有看过、但必须禁止的作品、甚至人员。标志性的行动是1994年3月12日，广电部下文《关于不得支持、协助张元等人拍摄影视片及后期加工的通知》，就一批导演私自参加鹿特丹电影节举办的中国电影专题展一事予以处罚。处罚名单如下：田壮壮、张元、王小帅、吴文光、何建军、宁岱，其中《我毕业了》一片主创人员待查后通报（就是王光利）。此事也被称为“七君子事件”。事件当时影响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把已经借给张元拍摄《广场》的摄影机收回去，后来更影响到王光利在《处女作》中有比较激烈的情绪。这是电检一方由自在状态转向自觉的较早标志。
　　　　
　　　　二、90后禁片不完全目录
　　　　
　　　　《冬春的日子》（王小帅）1992
　　　　
　　　　《黄金鱼》（乌迪）1993
　　　　
　　　　《蓝风筝》（田壮壮）1993
　　　　
　　　　《北京杂种》（张元）1993
　　　　
　　　　《儿子》（张元）1993
　　　　
　　　　《悬恋》（何建军）1993
　　　　
　　　　《极度寒冷》（王小帅）1993
　　　　
　　　　《广场》（纪录片，段锦川、张元）1994
　　　　
　　　　《活着》（张艺谋）1994
　　　　
　　　　《飞呀飞》（张健）？
　　　　
　　　　《米》（黄建中）1995
　　　　
　　　　《爸爸》（王朔）1995
　　　　
　　　　《东宫西宫》（张元）1995
　　　　
　　　　《邮差》（何建军）1995
　　　　
　　　　《方便面时代》（王竞）1995
　　　　
　　　　《东宫西宫》（张元）1996
　　　　
　　　　《迷岸》（于小洋）1996
　　　　
　　　　《小武》（贾樟柯）1997
　　　　
　　　　《处女作》（王光利）1997
　　　　
　　　　《律师》（何建军）1997-？（未完成）
　　　　
　　　　《赵先生》（吕乐）1998
　　　　
　　　　《谁见过野生动物的节日》（康峰）1998
　　　　
　　　　《纸》（丁建成）1998
　　　　
　　　　《都市天堂》（唐大年）1998
　　　　
　　　　《苏州河》（娄烨）1999
　　　　
　　　　《鬼子来了》（姜文）1999
　　　　
　　　　《男男女女》（刘冰鉴、崔子恩）1999
　　　　
　　　　《诗意的年代》（吕乐）1999-？（未完成）
　　　　
　　　　《十七岁的单车》（王小帅）2000
　　　　
　　　　《动词变位》（唐晓白）2000
　　　　
　　　　《站台》（贾樟柯）2000
　　　　
　　　　《海鲜》（朱文）2000
　　　　
　　　　《安阳婴儿》（王超）2000
　　　　
　　　　《旧约》（崔子恩）2000
　　　　
　　　　《象与鱼》（又名《今年夏天》）（李玉）2001
　　　　
　　　　《我们害怕》（程裕书）2001
　　　　
　　　　《丑角登场》（崔子恩）2001
　　　　
　　　　《哭泣的女人》（刘冰鉴）2001
　　　　
　　　　《任逍遥》（贾樟柯）2001
　　　　
　　　　《心心》（盛志民）2002
　　　　
　　　　《陈默与美婷》（刘浩）2002
　　　　
　　　　《陌生天堂》（杨福东）1997-2002
　　　　
　　　　《山青水秀》（甘小二）2002
　　　　
　　　　此份目录远未包括所有在此期间的禁片。首先向没有收录的作者表示歉意。禁片的长度等技术规格、演职员表、得奖情况一并略去，只留作者的名字，在此向其他为禁片创作和制作做出了贡献的人们表示歉意。有的作者，见到自己多年前由于年少卤莽或其它原因偶然做的荒唐事在此被拿出来谈论，会很不舒服甚至愤怒，也再次表示歉意。禁片资讯不完整，年份等基本资讯或有错误，请读者原谅，并请读者补充这张单子。
　　
　　
　　
　　　　三、禁片名录潜台词
　　　　
　　　　这份共41部的目录能够说明什么？已经说明了什么？
　　　　
　　　　收录进来的部分是名人。但无名小卒也很多。没收录进来的，没有名气的更多。多数人并没有因为做出过禁片就出名了，比如唐晓白、刘浩，知道他们的人仍非常少。多数名人并没有一旦做出禁片这辈子就完蛋了，黄建中张艺谋依然火暴。恰恰相反，每个人都在继续着自己的轨迹，正象电检部门也没有因为存在禁片或不存在而改变自己的轨迹。
　　　　
　　　　少数作者买车买房拿绿卡，好象摇身一变变为中产阶级，如王小帅。但其实与他们的同学、同行相比，发财的速度和规模并不算夸张。大部分禁片作者还过着租房、打车的生活，夜夜喝着五元钱扎啤琢磨下一笔生活费什么时候到手，如唐大年。少部分作者还在贫困的边缘，或靠情人的菲薄打工收入生活、或依赖亲戚的一点接济、或去大学食堂蹭老朋友半顿饭吃，如丁建成。
　　　　
　　　　这份名单不足以表现出电检一方人事方面的变化。确实有个别有关部门的处长由于审查工作不力被迫离开电检部门，但摇身一变成了外企的经理、不当公务员过得反倒更好了。如果这只是特例，绝大部分电检人员既没有因为着力审查、严词批判而官运亨通，也没有因为一时不慎放出一条漏网之鱼而大祸临头。他们该退休的退休、该转到经济利益更明确部门的转走了、该升官的还在盼望升官。
　　　　
　　　　与社会声望和利益所得没有必然关系，禁止动作两边的人们都在沿着既定的轨道平行发展。
　　　　
　　　　禁片的题材千变万化。大家印象当中好象禁片探讨的都是些变态、血腥等极端题材，以扭曲、歪曲为能事。但看仔细看禁片，什么都有，从《小武》的日常生活到《安阳婴儿》高度戏剧化的内容，从《蓝风筝》胡同百姓烧煤炉到《冬春的日子》小知识分子树林里吵架，从《赵先生》中年男女离婚到《陌生天堂》青年男女结婚。如果说生活中有的东西禁片里都有，既过分，也小看禁片。但起码非禁片中拍摄到的人物和题材，禁片里基本都有。
　　　　
　　　　大家印象当中禁片的作者好象都是些嘴边还没长毛的小伙子、愤怒青年、艺术青年、极端分子。区分对待，这些作者六十年代出生的具多，还被框定为“第六代”。但有很多七十年代的，贾樟柯、盛志民、刘浩、唐晓白、程裕书、李玉等。也有若干五十年代的，“第五代”，吕乐、王朔、张艺谋、田壮壮。甚至还有个把四十年代的，“第四代”。
　　　　
　　　　如果用文革语言谈他们的出生和经历，远远不都是小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何建军、丁建成、王超都是工人改行搞电影的，拍电视的有李玉、王光利等，王小帅等人读过专业院校，但很多人没有读过甚至还有旁听生，程裕书是留过洋但其他人都是本土派，田壮壮是世家子弟，张艺谋却没有任何后台，贾樟柯是县城官员后代，唐晓白家里是唱川剧的。
　　　　
　　　　如果谈他们的文艺专业，杨福东是搞美术的，朱文和王朔主业是写字，而且在写字之前一个是工程师、另一个是军人，王光利、王竞拍纪录片，王超和崔子恩也写过小说。张元、张健、乌迪、王竞、刘冰鉴、吕乐、张艺谋原来的专业都是摄影，唐大年主要靠写电影剧本挣钱，吕乐、王竞、张元等很多人靠拍广告挣钱，唐晓白靠写电视剧本挣钱，丁建成靠给电视台打短工挣钱，盛志民和何建军都当过很多年副导演，还有姜文主业是演戏。
　　　　
　　　　由此可见他们并非诞生自国外电影节、象牙塔、或阴沟的怪物。他们与中国所有其他人群一样五花八门，与一圈坐在餐厅的老同学、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卖保险的人群一样杂乱而生动，却绝不是天外来客，绝不是社会的另类，而是这个社会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他们不比其他人更反常，也不比其他人更正常。
　　　　
　　　　禁片诞生的年份，各年都有，没有大年小年。个别年份如1993、2000更多一点，却也没有确切的理由。一些人曾经在九十年代中展望未来时预言禁片的灭亡或全面胜利，如今禁片的产量仍然维持在每年十部左右。
　　　　
　　　　与此相对应的，是体制内电影制作体系的屡次被预言将光芒万丈或寿终正寝之后，仍然以95年以来比较平均的数量生产着。
　　　　
　　　　禁片与非禁片的生产两不相扰、平行发展。
　　　　
　　　　任何划分阶段的做法都是人为的。
　　　　
　　　　曾经有人希望DV的介入迅速增加禁片的产量，也有人担心DV青年们动摇以前禁片的格局。但从有人用DV拍体制外的长剧情片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多，我们并没有看到DV长剧情片如雨后春笋或CBD的写字楼般长成一片树林，数得上的还只有《任逍遥》、《海鲜》、《山清水秀》等几部。
　　　　
　　　　95年前后多少算个转折点。之前还有人无意识地把一个他以为没有问题的东西做成了禁片，但自从王朔的《爸爸》出事之后，没有人还那么天真，会等到被禁的那一天才明白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
　　　　
　　　　艺术水平是个主观问题。禁片的艺术水平不整齐、艺术风格多样化，这是唯一客观的事实。同一部作品在网上讨论时可能被甲方说成里程碑被乙方说成假冒伪劣产品，一部被北京大学生骂得狗血喷头的作品可能突然去鹿特丹或圣塞巴斯弟安获得雷鸣般的掌声。
　　　　
　　　　禁片反映的题材、人物之广泛，被禁作者来源、身份之多样，说明禁止这个行为的针对性很弱。就是说，一个做电影的人并非想躲开禁止，就一定躲得开。确实有硬顶着禁令上的，但多数人对这样的事情连谈都不愿意谈。
　　　　
　　　　这些作者并非所有作品都是禁片，有的人做着做着做到地下去了，有的人做着做着做到地上来了。娄烨的旅途为地上-地下-地上，王小帅为地下-地上-地下；相比之下张元、何建军、王光利等人的地下-地上征途显得单纯很多，刘冰鉴、姜文等由地上转入地下。另外已有一部以上作品、但仍然只在地下活动的有贾樟柯、崔子恩等人，而且暂时大家也还看不到他们被招安的希望。
　　　　
　　　　话说回来，“沉默的大多数”是那些作品从来没有被禁止过的作者。这个包围圈很大，只能是开放式的。如果把圈子划小一点来讨论，比如讲六十年代出生现在已有一部以上作品、从来没有作品被正式彻底禁止的电影作者，有胡雪杨、章明、路学长、张扬、施润久、李欣等。他们倒有个共同特点，即基本都是科班出生的正经导演。当然，从来没有被彻底禁止，并不代表他们没有与体制发生过摩擦，也不说明他们的作品具有统一的另一些特点，更不是艺术水平高低的评判。
　　　　
　　　　四、禁片作为一种制度
　　　　
　　　　禁片的长期存在和广泛存在，说明禁止的理由不仅是政治的、或行政的、或意识形态的，而更深刻，是精神的、也是结构性的。
　　　　
　　　　禁片作为一个事实在提醒我们，作为中国人整体上话语的分裂。我们每个人回家去见到自己的父母、或自己的孩子，有一些话我们永远不会说出来。那是我们自己的判断。
　　　　
　　　　由谁来判断谁是我们的父母和孩子？由谁来判断哪些话当说、哪些不该说？由谁来判断说哪些话的人不再有说话的权力？
　　　　
　　　　这些人是如何判断的？
　　　　
　　　　直到目前，大陆电影审查制度是个公务员内部的制度。它不对公众开放，不象多数法庭审判或价格听证。电影拷贝交付电影管理局后，送拷贝的创作者或投资人没有正当渠道了解谁将看、或已经看了，只能采取通过朋友打听等非常形式。当电影局的修改回其它意见下达之后，经常仍然无法知道到底谁看了、意见是谁写出来的。如果一个创作者或投资人通过特殊渠道了解到这些情况，他是个非常有办法的人。这种做法本身充满非体制、“地下”的色彩。
　　　　
　　　　参与审查剧本或影片的，有时不止电影局一个行政部门。“有关部门”很多。比如儿童题材要请妇联的同志参加，《爱情麻辣烫》并非禁片，但当时在有关部门的意见下删掉了第一个片段中两个高中生天黑后站在学校自行车棚的一个镜头，因为未成年的一男一女不可以在没有成年人陪伴的情况下在那么个不明亮的角落呆着。再比如犯罪题材、或者镇压犯罪的题材，要请公检法等部门的相关机构审看，后者可能认为剧本或影片反映的英雄人物不够典型，要求电影工作者们先学习他们档案柜里拿出来的一摞先进人物材料。
　　　　
　　　　要求电影审查不再暗箱操作的呼声时起时伏。暗箱操作不符合公众经济的原理。或许有着社会效益的理由。但电影审查制度不明确的恶果不仅体现在禁片的禁而不止，还体现在商业利益与权力意志顽固地拒绝电影分级。
　　　　
　　　　电影分级制度是将电影审查公开化和制度化的标志。分级必须制定明确的、对社会公开的标准，这些标准不会因为个别部门的意见、个别领导的好恶、国内外形势的转变、临时的政策而改变。分级还意味着审查必须有固定的委员会，其名单对社会是公开的，委员会的决定以投票方式进行。甚至，可以期望委员会成员有一部分不是公务员，而是从业人员协会组织选举出来的。
　　　　
　　　　对电影分级制度的意志拒绝，来自直觉的认识：一分级，就好象大陆也要拍^_^了。
　　　　
　　　　商业利益对分级的抵制，来自美国大片。那些在美国12岁以下或17岁以下不允许观看的影片，如《木乃伊》、《暗流》，引进大陆后，没有年龄限制。其过分暴力对儿童可能或已经形成的影响，称为“造孽”根本不过分。
　　　　
　　　　不分级，是拒绝承认大陆的影院里已经存在的事实：并非所有影片对所有观众都合适。
　　　　
　　　　电影分级只是电影审查公开化的一部分。电影审查不公开化，有损电影的社会效益。不仅使“好”电影的效果达不到预期，也会放入市场一些国内国外的“坏”电影，“毒害青少年”。
　　　　
　　　　形成今日禁片格局的制度标志，有两次会议和一部法规。
　　　　
　　　　1995年初是电影审查全面出击、电影创作全面收缩的时刻。春节前，当时一批影片突然整体地被压在电影局，这些影片多数头一年夏天拍摄、秋冬季完成了后期制作、准备开春后公映。有：王小帅《越南姑娘》（标题太暧昧，后来被改成第四代农村影片似的《扁担姑娘》）、路学长《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标题太反叛，后来被改成〈成长的烦恼〉式的《长大成人》）、王朔的《我是你爸爸》（这不是骂人吗？后来王朔妥协把标题改为《我的父亲母亲》式的《爸爸》，但仍未通过）。春节后，黄建中的《米》等影片也加入了等待意见、需要修改、却从上到下都不知道该怎么改的影片行列。而此时社会舆论炒得沸沸扬扬的是张艺谋的《活着》为什么不能公映。那部小说的影响很多，导演也影响很大，制作期间媒体报道就很多。小说出版了，也让拍了，为什么拍出来不让放？说难听点，是否该回头去把小说一并禁止掉？而且这部作品还牵涉到海外资金，搞得两岸三地等待统一的人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在这样严峻的局势下，中宣部及时召开了“长沙会议”。这个会议不是要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而是展望中国电影的另一片风景。会议制定了几个报告和规划，其中后来在媒体中报道很多的是“9550工程”，即在第九个五年计划中每年十部、共生产五十部“精品”影片。精品相对与粗制滥造。什么是粗制滥造？没有说。什么是精品？讲得不很明确，但话里话外却点明了：我们要高唱时代的主旋律。
　　　　
　　　　为具体体现这些精神，并顺便表示对电影管理部门前几年工作的不够满意，中宣部的重要干部被派到电影管理一线工作。
　　　　
　　　　谈“精品”，当时大家也关心到了票房下滑的问题。传达指示的领导解释说：只要拍出了精品，还愁观众不回到影院吗？
　　　　
　　　　既然工作重点转移了，95年初突然成批冷冻的影片一下子没有了被关注的机会。其中《扁担姑娘》和《长大成人》历经四年半的冷冻、田壮壮、王小帅、路学长等人的巨大努力才面世，期间的话语、行动、滋味、成败，他们与电影审查者最清楚。而《爸爸》的创作者缺少一点毅力，而《米》的创作者有固执己见，结果就落入禁片的行列。
　　　　
　　　　之后的两年，创作者群体心态调整得比较慢，没有跟上审查部门的节奏，结果关系比较僵硬，创作数量下降也比较明显。中宣部又及时召开了“南昌会议”，协调创作者们与电影管理部门间的关系。会议期间领导套用当年的片名，说创作者与管理者虽然不能“爱你没商量”，但也可以“有话好好说”。
　　　　
　　　　会议期间，创作者们多谈“双百方针”，领导和管理者多谈“双为方针”。
　　　　
　　　　会后，双方的关系多少有些修补。比如搁置几年的部分第四代导演开始接受上级交代下来的拍片任务，而上级对他们也比以前更放心。他们至少能与领导坐在同一个会场中说话。
　　　　
　　　　一部法规，是《电影管理条例》。在它漫长的制定过程中，业内人士和社会舆论谈论的是《电影法》，等出来了，却是部“管理条例”。这就注定了它与它所管理的人们、产品、企业间的关系。
　　　　
　　　　而且，为什么期待有电影法？在讨论和制订的前后，并没有相平行的《电视法》、《广播法》或者《美术法》、《诗歌法》。
　　　　
　　　　按照民间的说法（这个非正式的说法，我个人第一次是听一个宣传干部说的），文艺的各个门类在中国都可能“一管就死，不管就疯”。管理者讲这样的话，饱含着对文艺工作者这些扶不起来的阿斗们恨铁不成钢的心情。
　　　　
　　　　这是否只是个非正式的说法？如果它每每应验的话，会多么可怕。
　　　　
　　　　比如《电影管理条例》在外国公司、民营资本、个人投资者最关心的版权问题上，条目少而又少，而且只规定当时既有的、大制片厂已经完成的资产，也就是资料片的版权，对新产品或以后可能出现的情况没有任何规定。这就是一个“不管就疯”的话题，瞧后来盗版电影疯到什么地步。当然，回溯是不可能的，当时制定条例的人，如果把版权规定得更仔细，能否改变这几年的盗版现实，是另一个问题。
　　　　
　　　　“一管就死”的话题，更不好谈。比如禁片，活到别的地方去了。
　　　　
　　　　如果版权、资产等话题在管理条例中篇幅有限的话，管理的主要内容就不是经济层面的，那它是什么层面的？
　　　　
　　　　该管理条例对于到底什么是被鼓励的、什么是不允许做的，只有原则的规定，预留了较大模糊范围。除了意识形态的基本规定外，基本是行政和程序的规定，就是让电影的审查、通过、制作、放映、宣传等在手续上更加复杂的内容。
　　
　　
　　
　　　　五、只言片语、众说纷纭
　　　　
　　　　王小帅在《扁担姑娘》公映之初谈那四年多他做了些什么：我这部影片没怎么改，基本原样。
　　　　
　　　　某司局级电影管理干部就《扁担姑娘》等片搁置问题回答外国记者提问：老外：你们为什么枪毙一些影片？干部：我们从来没有枪毙任何影片，我们只是暂时不让它们上映。
　　　　
　　　　老导演Z先生在1997年南昌会议前：现在谁还拍电影，谁就是汉奸。
　　　　
　　　　老专家N先生的主旋律、革命重大历史题材剧本被提了64条意见：下个文件讲那段历史是怎么回事不就完了吗？干吗还让我们写剧本？
　　　　
　　　　某处级电影管理干部就某部已经通过审查、有公映许可证的影片能否去国外参加影展回答创作者的询问：你那部影片，我看了。大的问题，可以说没有；小的问题，不可以说没有。
　　　　
　　　　张元在拍摄《回家过年》的前后：我跟电影局的人谈了，以前大家都有点偏激。
　　　　
　　　　路学长：我永远不拍地下电影。
　　　　
　　　　王光利谈他的首部通过影片《横竖横》：我认为这部影片的最大意义就是能与国内观众见面。
　　　　
　　　　某电影管理干部叫禁片导演们轮流去写检查：要是我们不管你，谁知道什么部门会来管你。
　　　　
　　　　某高级管理干部（已离任）在南昌会议期间安抚创作者：我们之间不会“爱你没商量”，但也能“有话好好说”。
　　　　
　　　　某大报记者对着禁片导演J：你知道你这样浪费了多少国家财富？
　　　　
　　　　新华社驻外记者对参加国外影展的禁片导演J：中国不全是你拍的这个样子，好的东西你为什么不拍？
　　　　
　　　　某体制内导演向娱乐记者汇报工作：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在XX国际电影节得奖吗？因为有地下电影捣乱，根据上级指示，出于爱国热情，我包含着眼泪将我的影片从这一反华活动中撤了出来。
　　　　
　　　　管理部门的2001年初的某份审查意见：该片反映了北京部分杂乱无章的胡同，将影响我国申奥。
　　　　
　　　　冯小宁导演向电影管理部门局级干部请教：我就是不明白，局长您能不能告诉我，有的人拍完了片子，为什么非要拿到外国去得奖？
　　　　
　　　　电影管理部门某局级干部问相识已久的禁片导演L：你还在沟里呆着呢？
　　　　
　　　　90年代后半期，艺玛公司制片人，美国人罗异：我们首先要求一个剧本能够通过。
　　　　
　　　　21世纪初哥伦比亚公司制片人R女士：我们对一个项目的要求有三个，剧本通过，成熟有名的导演，能赚钱。
　　　　
　　　　电影学院的学生问老师：我拍了个特灰色的东西您能帮我拿到国外去得个奖吗？
　　　　
　　　　某大学影视专业老教师质问胡乱拍摄的学生：到处都是真善美，你们怎么就看不见？
　　　　
　　　　体制内青年导演某对禁片人士：你们瞎搅和什么？我们正常要去的电影节，都因为你们，去不了了。
　　　　
　　　　体制内超级年轻导演L对本文作者高喝：文攻武卫的地下帮派可以休矣！
　　　　
　　　　网上影评人：现在中国电影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做得好看。
　　　　
　　　　某海关干部偶然得知规律性地有部分影片处在被禁止的状态，经过思索后评论说：也是。要是你们拍电影的什么都能拍，还了得？
　　　　
　　　　99年吕乐的《赵先生》送局里审查却因不属于体制内项目没有人收留：我正努力地从地下往上爬。
　　　　
　　　　某基层宣传干部语重心长地教育DV青年：你们这帮人，一管就死，不管就疯。
　　　　
　　　　
　　　　六、和解的努力、沟通的愿望
　　　　
　　　　禁止这个动作的两方在正常的对抗状态中不断表现出和解和沟通的愿望和努力。
　　　　
　　　　已经被禁止或可能被禁止的一方的持续努力在于把剧本或完成片交到电影管理部门。这里讲两个例子。
　　　　
　　　　自从七君子事件后，有关部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下文批评某个或某些人，甚至禁止他在若干年（一般是二至五年）内拍片。姜文、贾樟柯等人都曾遭遇。
　　　　
　　　　贾樟柯是因为《小武》。《小武》是匆匆之作，更具野心的是《站台》。贾樟柯将《站台》当作处女作。与《小武》的小偷主角相比，《站台》的主角们很正面，“文艺战线的战士”，“三下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贾樟柯在剧本写作时期，认为它如果不许在大陆放映将没有任何意义。由于《小武》形成的影响，国内有的正规制片机构对贾樟柯有兴趣，况且资金是贾樟柯自己找来的，用不着制片厂出钱。后来具体合作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他们的文学策划部门与贾樟柯一起一再修改剧本，贾樟柯本人一再找各种专家和朋友请别人提意见出主意。上海电影制片厂在多方努力之后把他们认为非常清洁的剧本交到上级部门，请求上级部门取消此前发布的对贾樟柯的禁令。
　　　　
　　　　此间上级管理部门曾给贾樟柯来电话，贾樟柯数次被叫去，都是让他写检查、保证书一类的东西。没有其它积极的结果。
　　　　
　　　　这个过程持续了大约两年。而贾樟柯认为非拍不可，他就只好自己拍了。所以《站台》是部禁片。之后写作《任逍遥》剧本时，他再也没有任何幻想、再也没有把剧本拿给有关部门审查。
　　　　
　　　　另一个例子是王家卫。他不是大陆人。他的童年记忆分裂为两部分：五十年代末的大陆上海和六十年代初的香港。《阿飞正传》清晰而委婉地讲述了他对六十年代初香港的看法。所有大陆影迷都可能很好奇：王家卫要是拍他记忆中的大陆，会拍成什么样子？
　　　　
　　　　王家卫自己也想过要拍。回归了，他准备搞个《北京的夏天》，两个腼腆的人的不成功的爱情故事，在六十年代初北京的夏天中。算是回忆。当时同时他就已经开始搞一个前瞻式的：《2046》，是香港回归五十周年那时候香港人的爱情故事。
　　　　
　　　　自从《阿飞正传》之后，王家卫就不写剧本。可是，要到北京拍摄，项目不通过审查不行。而要审查，当然要有一个剧本。他只好写了一个，通过深圳影业公司交到上级电影管理部门。那时是1998年。王家卫和替他办事的人可能认为这只是个爱情故事，没有任何值得怀疑或犹豫的地方。但管理部门一拖再拖，对这个剧本居然从来没有给出过肯定或否定的意见。
　　　　
　　　　王家卫只好自己拍，在别的地方拍。背景只好放在香港，而香港的场景他又不满意，于是去了曼谷，拍出来之后近一年才彻底完成剪接等后期工作，片名是直到混录时才确定的，叫《花样年华》。
　　　　
　　　　当《花样年华》影片通过审查在大陆放映并且票房很多之后，深圳影业公司个别人员对上级管理部门有一点意见：为什么剧本不通过而影片能通过？国内的电影企业并不景气，为什么不让与王家卫这样的人合作？
　　　　
　　　　既然说到香港电影与大陆电影管理部门的关系，有另外两件事不能不提：
　　　　
　　　　陈可辛的《甜蜜蜜》，两个大陆人缘分的故事，从香港到美国。如果喜欢它的大陆影迷们得知原来剧本里面还有很长一段大陆的部分，却没有能够拍摄，会有什么感想？这已是一部很出色的作品，但这个故事，有大陆的部分是顺理成章的，甚至，没有他们在大陆的相遇而不相识，作品象被腰斩了一样。剧本曾经交到大陆电影管理部门，从来没有得到肯定或否定的答复。
　　　　
　　　　另一件是《宋氏三姐妹》。与《北京的夏天》和《甜蜜蜜》不一样，《宋》片是影片拍摄完成后出的问题。过程复杂而漫长，比如标题就已经不是原来的，戏也做了重大删改。大家对历史的看法不同是一个问题，但一部影片是否历史是另一个问题。香港人极不关心政治，他们从来不会拍摄毛泽东或蒋介石。但处在两岸三地中间的他们、在夹缝中，找到了一个大陆、台湾都可能有兴趣的点，一个两边都不得罪的点，就是《宋氏三姐妹》。
　　　　
　　　　在这个事件的前后，制作/创作方与管理方在影片内容上的分歧倒在其次。关键是这件事情的波及面很大，社会影响也很大，因为它是个大制作，三千多万港币，被管理部门一压就压了三年多。即使当时香港电影仍在黄金时期，任何制作公司都扛不住这么大的经营管理压力，毕竟在那里的市场经济下，电影资金的周期不会超过一年。压了三年多，等于该公司在这个项目中亏损了一亿多港币。当时香港所有的电影公司都在看着这件事情。期间导演张婉婷发发牢骚移民到加拿大去了。等影片终于上映之后，香港电影已经从全盛走到了黄昏。
　　　　
　　　　电影管理部门在相互信任和沟通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
　　　　
　　　　比如国际电影节。
　　　　
　　　　以前，有一些国际电影节由于曾经放映我国有关部门认为不友好的影片、或有过不当行为，与我国电影管理部门说不上话。来大陆选影片只能自己想办法。他们常常抱怨：给北京发一封传真可能要等半个月才有答复，他们希望的影片有一张单子，电影管理部门回给他们的总是另一张单子。
　　　　
　　　　也难为电影管理部门的人。有时候他们拿着老外的英文片单往各个电影制片厂打电话，打了一圈也找不到。回头一打听是个刚毕业的小孩自己在哪个不出名的地方拍的，跟任何国家允许的制作机构没关系。万一这个管理干部在电影圈子里面呆久了，多问几个人，一了解剧情，可能还要吓一跳：这怎么能拍？
　　　　
　　　　于是他草拟另一张单子，把主旋律大制作与艺术影片混在一起，推荐过去。
　　　　
　　　　这样交流的结果往往是那个老外自己拿个旅游签证到大陆来一趟，看中了哪部就直接邀请。愿意去的，就冒着成为禁片的危险。
　　　　
　　　　这两年这方面的政策、或者是实际执行的情况有点松动。首先，擅自到国外参加影展的影片，只要不闹出出格的事情（比如得到大奖、国外到处报道），不一定自动成为禁片。
　　　　
　　　　其次，管理方面的领导更加积极地会见国外来的选片人，向他们当面推荐《昨天》、《象鸡毛一样飞》这样的青年艺术影片（恰巧，这两部去年的另类、体制内艺术电影都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毕业生完成的）。
　　　　
　　　　管理部门另一方面的努力是加大投入。说简单点就是重奖在体制内工作优秀的人。甚至对青年人的低成本也在部分扶持，结果之一是近一两年涌现了十多部体制内电影处女作。
　　　　
　　　　管理部门也在努力减小官僚作风对沟通不畅形成的影响。听说他们有一些内部规定，比如任何影片的审看必须三个人以上，审剧本不一定有书面意见但审看完成片一定要有书面意见。一个实际举动是，据说在姜文《鬼子来了》审看过程中形成的压力下，管理部门内部做了规定：一部影片送审后的十五到三十天必须将书面意见送给制作方。因为以前有过制作方等很久也等不到正式意见的情况，当时制作或创作方只能每隔几天跑到衙门里来通过朋友打听到底审了没有、有没有进展、处长说了些什么、局长什么时候有空等等。如果现在确实规定了审片书面意见的完成期限，比以前是一个大进步。
　　　　
　　　　审查最严格的时候，《电影管理条例》中有关管理部门随时有权力吊销已经颁发的发行许可证一事，被制作/创作者戏称为“追毙”。就是在屋子里当面说的好好的，没事了，就上街去了。可等有关人员仔细思索之后，觉得不对劲，再赶到街上去当街击毙。95-97年曾经执行过这一条款，但这两年几乎没有了。
　　　　
　　　　有关管理人员一再要求禁片的创作者去做口头检查、或回家写书面检查上交，也是沟通的一种形式。管理人员完全是从爱护创作者的角度出发，他不是认为创作者给他制造了麻烦，而真诚地认为他在帮助创作者提高思想认识、乃至创作水平。尤其在禁片并没有被管理者看到、管理者参加的各种政策会议禁片创作者也不能一一旁听领会精神的前提下，双方围绕检查进行的交流非常有必要。既是相互理解的过程，也是双方的台阶。
　　　　
　　　　大陆跟电影沾点边的、写过检查的人，数不过来。不单创作者、制作者可能写，管理者自己一旦疏忽也要写，任何领导如果有下级犯错误都可能写，评论者或娱乐记者也可能写，教课的老师也可能写，明星可能写，基本不识字的演员也可能被迫找人代写。没做过任何检查的人，或者太懂事了，或者还没进入电影这个圈子。
　　　　
　　　　对任何人，口头检查、写作检查、修改深化检查，都是加深理解文艺政策的一个机会，也是让管理者更了解别人所思所想的一个机会。
　　　　
　　　　检查的生动例子太多了。讲两个短的。
　　　　
　　　　某杂志，领导比较喜欢读，因而因为不大不小的事情，从普通编辑到主编都做过一些检查。普通编辑认为无伤大雅，主编却不这样认为。结果有一次差点出大事：由于《鬼子来了》擅自参加国际影展，电影管理部门的上级单位下达紧急通知：所有媒体在XX时间内不许报道姜文。主编留着一手，《鬼子来了》本来他也不打算宣传。可是等杂志印出来了，突然发现有一个重大失误：某个非常不起眼的段落中，有“姜文”两个字。那篇文章与《鬼子来了》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姜文是个名人，别的文章或访问中提到他也是很正常的。但是，考虑到刚刚下发的指示，前一些时候上级叫去写检查时严肃的眼神和语气，这家杂志的上上下下不敢大意，找来涂改液和一切可用的工具，全编辑部动员，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将两万本已经印好的杂志上的这两个碍眼的字抹掉了，从而避免了写检查。
　　　　
　　　　另一个是同样大名鼎鼎的周星驰。星爷虽然是大腕，虽然是笑坛巨匠，虽然是香港人，也从来不搞《宋氏三姐妹》那样的政治，写检查这一关还逃不过去。起因是《少林足球》在香港排好了档期，等北京的电影管理部门审查完毕就放映。因为是在大陆拍的。可左等右等没有消息，眼看档期到了，老板就做主公映了。有关部门当然不高兴，可也说不上话。没过多久，大陆的金鸡百花双奖晚会即将召开（就是2001年在宁波的那次），星爷很积极地希望参加露脸，组织者也希望他来捧场。可是，管理部门此时出面：周星驰如果要参加大陆的电影活动，必须先交一份检查来，检讨为什么不等审查通过、擅自提前公映《少林足球》。星爷见得多，想必没被一份小小的检查难住，就写了。
　　　　
　　　　所有星爷的影迷都可能在自己的脑海中构筑星爷为大陆电影管理官员写检查的场面。
　　　　
　　
　　
　　　　七、结构性影响
　　　　
　　　　禁片在90年以后才有规模，地下电影等词汇成了流行语。这么些年过去了，体制内电影的创作水平谈不上提高了多少，禁片变化虽有，发展也有限。两方面相互牵制、打架的时候多，但事实上主要在平行发展。电影正规制度没有能力将禁片掐死，禁片们也没有能力取代体制内电影的大片江山。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平行发展、既不共同繁荣也不相互竞争的关系会持续下去。
　　　　
　　　　禁片发展过程与地下摇滚、先锋艺术有相近之处。比如灵感来自各地但主要活动集中在北京，经济和观看部分依赖海外力量，国内观看属于小规模、爱好者的活动。地下摇滚只能偶尔在个别酒吧唱给几十个人听，禁片每次只能在一个非正式场所放给几十个人看。
　　　　
　　　　国外的方面，这十多年来对大陆禁片起了关键作用的有以下一些机构或个人。
　　　　
　　　　电影节，首推南特（三大洲电影节）。这个中等城市距巴黎两个小时汽车。它从禁片成规模以前就开始关注中国电影，推出一些有特色的东西是它既定的方针。选片比较传统。每年11月举行。这个电影节有一部分是法国政府的“扶贫”资金，他们用来资助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电影事业的，所以叫三大洲，所以一直注重文化的多元化，有时候多元化简单地变为法国人没见过的东西。张元早期作品经常首先在这里打响。
　　　　
　　　　与南特方针风格比较接近、起的作用也类似的还有柏林电影节的“青年论坛”，〈巫山云雨〉和〈小武〉在国际上都是在这里起步的。
　　　　
　　　　鹿特丹电影节每年一月举行，近年来规模越来越大，影响也非常大。它几乎是第一个不拘泥于正式长故事片的大电影节，就是说它什么都收，长度不同、样式不同、非胶片拍摄和放映，它都接受。非常开放。同时，它的方针是鼓励一切创新，甚至有时候可以简单地鼓励怪异。同时，它有个资助计划，一些超底成本的未完成作品或起步阶段的计划能够获得它的资助。它在鼓励新人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近几年禁片作者普遍参加。比如说它的开放性使它既能放映施润久、罗异的《走到底》，也能资助娄烨的《苏州河》。
　　　　
　　　　近一两年，洛加诺、多伦多等影展对大陆影片的关注也比较多。他们的关注往往只针对影片，不管是体制内的还是禁片。多伦多的关注与它的主席有关系，这几年它的主席是托尼雷恩，英国影评人，80年代中期几乎是第一个在国际上大声鼓吹第五代电影的。
　　　　
　　　　98年后崛起最快的是釜山电影节。其引人注目不单因为离我们很近、放映的中国影片比较多，还因为它比较独立、以及韩国人的财大气粗。他们有个PPP计划，全称为PUSAN PROMOTION PROJECT，专门资助影片计划，就是还没有拍的电影。禁片创作者们大多数都去尝试申请过。
　　　　
　　　　类似的基金对大陆影响更大的是法国的“南方基金”。如果说釜山的影片发展计划搞得有点象个暴发户，南方基金是有老底子的。原来是法国外交部援助前殖民地文化事业的一摊事，后来殖民色彩越来越弱，与南特电影节合作了一段之后干脆搞成针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作品申请成功其后期资助的，按时间顺序有张元的〈北京杂种〉、宁赢的〈找乐〉、贾樟柯的〈站台〉、刘冰鉴的〈哭泣的女人〉等。禁片和非禁片都有。
　　　　
　　　　西方的发行机构介入禁片的商业运作是近几年的事。最成功的是〈十七岁的单车〉，〈小武〉和〈苏州河〉的票房也都不错，〈站台〉和〈鬼子来了〉的票房表现一般。96年以前的禁片很少进入当时的国际商业发行领域。
　　　　
　　　　这些发行公司中最突出的是荷兰公司FORTISSIMMO，它原来与鹿特丹电影节的合作非常紧密，甚至有点中国人讲“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意思，但专搞发行，而且已经非常专业化了。它走的是全球发行的路线，因为绝大部分荷兰人连本国影片都不看，只看美国片。FORTISSIMMO曾经在香港有办事处。现在它的门槛很高。代理着〈十七岁的单车〉、〈鬼子来了〉等片的全球发行。
　　　　
　　　　境外华人对禁片操作有过很大作用的，这里讲两个例子。
　　　　
　　　　一是香港舒淇的“创造社”。创造社是个个人性质非常强烈的小社团，舒淇本人在90年代初还在主要搞影评。他在93、94年做了〈冬春的日子〉的海外发行工作。该片基本没有进入影院市场，但舒淇帮它去了不少电影节，得到一些奖金后，基本把创作个人掏腰包付出的投资偿还了。这让当时彷徨不出路的一批禁片创作者看到了僵硬体制之外的一点希望。但舒淇本人并不专搞发行，只是帮王小帅这个朋友，后来他自己也做故事片，没有持续做这样的事情。直到96年前后，还有大陆禁片创作者不时把出国后回不了大陆的影片拷贝寄放在他那里。等很多年之后，说不定有的影片大陆已经找不到了，在舒淇家的某个角落却静静躺着一个布满灰尘的拷贝。
　　　　
　　　　另一个是台湾的焦雄屏，也是个搞影评的。她找来一些资金，有台湾、日本方面的，也联系了法国的PIRAMIDE公司。这个PIRAMIDE公司的发行机构PARADIS FILM对东方电影一直有兴趣，〈一一〉、〈花样年华〉、〈鬼子来了〉在法国的发行都是它做的。PIRAMIDE公司还是〈花样年华〉的制片方之一。焦雄屏野心勃勃地要成批地做电影，帮过一些忙，后来虽然与贾樟柯谈不拢贾樟柯没要她的钱自己跑去做〈任逍遥〉去了，但起码有一部〈十七岁的单车〉，她的公司就是这部影片的制片公司。大陆的影片参加金马奖评选，在大陆和台北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但〈十七岁的单车〉很轻松地参加了，并得了奖，是因为焦雄屏的公司一台湾影片的名义报名参加。
　　　　
　　　　大陆出现过很多关心禁片的观影组织。这些组织比较近似的特点是经常有几个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热心白领影迷做核心成员，依托于当地的一个艺术家+文艺青年圈子，有个把酒吧之类的放映场地。大学是个几乎必不可少的基地，既有地方也有观众。有时这样的松散小团体还与个别新兴媒体如网站有联系。
　　　　
　　　　观影组织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从共同观摩比较少见的国外经典名片开始。等这些经典名片在当地普及到艺术青年家里有碟片的地步，观影组织经常只有找些国内的比较难看到、有特色的东西，禁片常列为首选。
　　　　
　　　　观影组织的另一个特点是一般不长寿。本来就非常松散，又没有任何经济利益，全凭一腔热情。主持工作的那几个人如果失业、换个城市工作、结婚、自己拿机器拍片子去了、投奔媒体做娱乐记者去了，观影组织都可能烟消云散。况且还有管制。
　　　　
　　　　上海的101工作室、北京的实践社、深圳广州的缘影会都被有关机构定性为非法组织而丧失了大部分活动能力。实践社的个别负责人当初曾经去国家有关部门登记，从很不耐烦的公务员那里得到的答复是社会团体有个指标限额，必须等某个社团主动申请撤消才有名额登记新的。
　　　　
　　　　武汉等地的观影组织则因为活动日稀而渐渐自己消散。
　　　　
　　　　但在这些小团体消散的同时，另一些团体会在另一个城市、或同一个城市冒出来，可能以某院校的个把团委学生会干部为骨干，也可能围绕着某几个从北京毕业回来在故乡城市漂泊的艺术青年。
　　　　
　　　　放映场所的命运也一样。
　　　　
　　　　以北京为例，最早—95年前后--做放映活动的酒吧是庄松冽李若帆夫妇在北大清华之间农民平房中开设的“雕刻时光”，庄仔是台湾人，当时还在电影学院念书，从台湾带来点少见的影片，在那里放给大家看，后来发展到收一点钱，去的大多是附近大学的学生，看的多是国外名片，后来才开始放大陆的禁片。在后来那一片拆迁了，他们搬到北工大与北外之间的楼房里，装修改进很多，有人要吃东西也不再是老板娘自己做，整体感觉更资产阶级化了，有女学生在那里挑大款，放映活动已经不做了。
　　　　
　　　　另一家一度比较有名的放映酒吧“燕尾碟”崛起得很快消失得也同样快，在三里屯汽配街中，周围都是修车洗车的店铺，从出现到关门前后也就两年。
　　　　
　　　　但也与观影组织的层出不穷一样，另一些非正规放映场地仍然在继续、或刚刚冒出来。它们有一些是酒吧，也有的完全是其它性质。
　　　　
　　　　这些观影或放映的意义，与本篇文章一样。是个影像制品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是相对于非本土化，不是民族主义相对与后殖民主义。本土化同时也相对于崇高化，即把一切拔高到脱离土地、脱离生长环境的地步。目前大陆的大部分电影作品在向崇高化和非本土化的两个极端上扯。禁片能够在大陆保持非常小规模的放映，是本土化的一部分。同时，禁片能够被谈论，也是本土化的一部分。
　　　　
　　　　本文不是历史讲述。本文为现时讲述、同时讲述。本文讲的不是别人的事情，不是异域风情或大师格调，讲的是大陆影人目前天天遇见的事情。本文就是此时此地。甚至，本文讨论的不是艺术或文化。当今的禁片应该是个本土人类学的话题。
　　]]> 2006-10-22 18:36:00(0) <![CDATA[《盲井》因绝望而真实]]> 伤心小酒馆 2006-10-22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4616&PostID=7149575&idWriter=0&Key=0 　　

　　
　　《盲井》是部绝望的电影，他不留光明的尾巴。
　　　　
　　　　王宝强扮演的元凤鸣有过一丝挣扎，在矿长逼他签字的时候，他试图抓住那已被残酷现实戳破的良知，但他还是签了字领了钱，把两具尸体送进了火葬场的焚尸炉。或许六万块钱对于贫穷是个太大的诱惑！而这也正是这部电影的真实所在，导演很清醒，一个为挣钱差点丢掉性命的民工不能拒绝六万块钱的补偿,他没有去人为拔高出一个圣人来。王宝强到《天下无贼》的傻根变成圣人，其实是暴露了冯小刚的虚伪和讨巧。
　　　　　　　
　　　　李易祥的形象也很站得住，他未泯的良知建立在朴素的民间情感上，他心底的恐惧不针对政府和法制，而是报应，其实所谓规矩就是由对报应的恐惧而自我安慰的心理保护。
　　　　
　　　　所以，《盲井》因绝望而真实。
　　
　　]]> 2006-11-8 17:18:00(1) <![CDATA[《好奇害死猫》：更为惊悚的一声叹息！]]> 伤心小酒馆 2006-10-22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4616&PostID=7149516&idWriter=0&Key=0 　　

简单地说，《好奇害死猫》是男人的又一声叹息，张一白所做的无非是让这声叹息更加惊悚而已。

梁亚洲在《好》里改名郑重，身份由成功作家变成商人，曲折之处在于在岳父的企业里他因妻由子而稳定住现在的位置。这样的男人必然由压抑而寻求释放，于是就有外遇，就要有所取舍，就有迫不得已，于是只能杀人，所以梁亚洲的那声叹息在这里直接走向了灭亡。

《一声叹息》里的宋晓英（徐帆扮演）是个苦主，施展些心计也可以在贤妻良母的招牌下得到同情。而郑太太千羽则显然比宋晓英更为寂寞，一个为了丈夫的面子而闲居在家寂寞到可以把《玫瑰圣经》这样一本词典式著作背得滚瓜烂熟的女人，如何可以容忍自己的付出换来背叛的回报？所以，宋晓英的努力在于从别人手里抢回自己的东西，而千羽对自己的东西其实已不在意，她要对别人用了自己的东西这件事进行报复，因此她的破坏力会更为彻底，甚至连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身体也可以作为工具。

第三者在哪里都得不到同情，刘蓓扮演的李小丹在《一声叹息》里不过喝了一杯盐水，而梁晓霞需要吞咽的却是丧命的苦果，所以郑重可以责备她一个洗发妹何必如此执著于感情，而那座在破旧租住屋里红得刺眼的沙发明明发出过警告：这也是个为了得到自己的东西而不计后果的女人。

梁晓霞的红沙发，郑重的啃指甲，千羽无字的《玫瑰圣经》，以及重庆高楼林立的城市建筑，是这部电影为数不多的亮点，细节对于人物心理的刻画以及城市环境对人造成的心理压力本来就是张一白最擅长的武器。

《好奇害死猫》远不如自己宣传得那么好，申奥的炒做只当是个笑柄，什么悬疑、惊悚之类的标签尽可以大把大把地往身上贴，毕竟当代社会再想把婚外情、第三者这样的故事讲新鲜了也不容易。

]]> 2006-10-22 13:52:00(0) <![CDATA[旧日笔记：《1997年的白颐路》]]> 伤心小酒馆 2006-10-19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4616&PostID=7119631&idWriter=0&Key=0 　　
　　

　　
　　开车上班的路上，《一路畅通》的李莉和杨阳聊起了现在的中关村大街在什么时候还叫着白颐路。于是就想起了1997年4月的一篇日记：
　　
　　还记得320路北图站的那棵白杨树吗？
　　
　　白颐路正在进行扩路工程，那棵高大的白杨树也不能幸免被齐根斩断了。从报上看到工程通知后，我特意赶去看了。
　　
　　伐树的施工队进行到北图附近时已是中午时分了，那天是周末，很多行人都站得远远地围观，每一棵树的轰然倒下都会赢来一阵喝彩。
　　
　　当终于轮到那棵白杨的时候，我反而平静下来了。
　　
　　先有一个人爬到树上去，把粗绳拴在树干的高处，然后两个人拿了电锯从树根开始锯起，另有七八个人扯直了高处垂下的绳子，站得远远地用力拉。
　　
　　电锯疯狂地旋转着，木屑乱飞，拉绳子的人喊着号子用力。树枝晃动起来，如在垂死挣扎，想着要抓牢什么不愿倒下。电锯继续疯狂地旋转着，又从树身的另一端锯起，树干和树根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相连的部分越来越少。拉绳子的人口号喊得更加响亮了，连周围的人也加入了鼓劲。
　　
　　树枝晃动得更加剧烈了，象疼得发抖，向天空摇动着求援的手，然而天空却了无遮蔽，只有阳光灿烂地照着。终于听到“咔嚓”的一声，树干歪斜了下来，拉绳子的人如听到命令一般迅速地远远散开。周围猛地静了下来，车响人喧似乎变得遥不可及，而阳光灿烂的晴空下，有一棵高大的白杨树努力挣扎着，摇摇欲坠。
　　
　　终于又是轰然一声巨响，高大的白杨划着一道优美的弧线，重重地跌落在大地上。树冠落地之后，枝屑纷飞，人群中又爆发出一阵叫好声。而我却默默地背转身去，心里猛地一悸：就是在那棵白杨树下，在电影散场后的冬夜，我终于没有拥抱到你。
　　
　　记得你当时穿的很单薄，寒气的侵袭下你双臂环肩，瑟缩不已。
　　
　　320路公共汽车迟迟不来，我站在你的对面，不知所措地跺着脚，说真冷啊。
　　
　　你幽怨地看我一眼，什么也没说。
　　
　　我傻傻地一下又一下跺着脚，似乎每一次震动对能给我以勇气。
　　
　　萧瑟的风中，白杨树枝抽动着干冷的空气。
　　
　　你打了个冷战，说我冷得发抖。
　　
　　我停下脚，却一声一声地咳起来，说我也抖。
　　
　　你猛地从我面前转过身去，背对了我。
　　
　　我刚要开口说些什么时，302路汽车却气势汹汹地赶来，卷起一阵风。
　　
　　“人大，五毛！”
　　
　　车门咣当一声关了，只留下那棵高大的白杨，在清冷的夜空下，孤独地站立着，冷得发抖。
　　
　　]]> 2006-10-19 15:05:00(0) <![CDATA[读几首伤心的情诗(二)]]> 伤心小酒馆 2006-10-14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4616&PostID=7072114&idWriter=0&Key=0 　　如果我能用一朵玫瑰买通他们
　　
　　(艾米莉-狄金森)
　　
　　如果我能用一朵玫瑰买通他们
　　我愿带去生长在从艾默斯特镇
　　直到喀什米尔的每一朵花!
　　我不会停步,无论是为了黑夜,风雨-
　　为了严寒,死亡,或任何缘故-
　　我的事,如此重大!
　　
　　如果他们会为一只鸟鸣而留恋
　　我的手鼓就会顿时间
　　在四月的丛林中敲响!
　　一整个漫长的夏季永不疲倦,
　　而当冬季把树枝摇撼,
　　我只会唱得更加嘹亮奔放!
　　
　　他们听见了又能怎样?
　　谁知道,这样一种
　　苦苦的祈求,会不会
　　终于起点作用?
　　谁知道,厌倦了乞讨者的面容-
　　他们会不会最后说出,够了-
　　把她赶出大厅?]]> 2006-10-14 14:44:00(0) <![CDATA[（转）时间深处的精神远行——读《八十年代访谈录》]]> 伤心小酒馆 2006-10-5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4616&PostID=6985613&idWriter=0&Key=0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是一个颇有精神分量的年代，那个时代的激情与梦想尽管已随着商业大潮的来临而风吹云散，但是，它却沉积于一代人的记忆中，成为厌倦了物质生活的人怀旧的对象。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虽然强调反省和理性审视，但是，终归掩饰不住内心中的那份迷恋和怀念。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自由奔放，源自一个禁欲时代的沉重压抑。告别神圣，告别口号，告别暴力，８０年代是一种原发性精神力量的生长点。沉默的人开始发言，喑哑的喉咙学会了歌唱，冰冷的面孔泛出温暖的颜色。８０年代是不可复制的，因为它是从心灵深处伸展出来的，带着几分忧伤，几滴泪痕。８０年代的思想现在看来不免有些宏疏、肤浅，但是，从苦难年代、从思想空白中走过来，那样一种讨论风气自然透露着一种天真，一种真诚。８０年代人的责任感是纯洁的，少有作秀的成分。那样一种精神气息和理想主义情怀凝结在１９８０年代这个历史刻度上。现在人们可以用一种很老道的口气来谈论８０年代的不成熟和简单，这样一种轻描淡写的从容显然是在试图掩饰内心的空虚。
　　
　　８０年代已经被喧哗的消费时代深锁在时间的深处。在一个实利的年代里回顾曾经历的乌托邦时代，人们刻意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态度来打发。《八十年代访谈录》中的受访者阿城、北岛、陈丹青、陈平原、崔健等人，都是８０年代的在场者，他们不仅在８０年代的知识重构中获得了营养滋润，更重要的是，８０年代帮助和推动他们展开了精神远行或心灵漂泊。没有这样的内在生活经历，他们的精神形象就会干瘪许多。他们在８０年代的活跃是尽可以按照卓然独立、特立独行甚至放荡不羁的美学原则进行的，而不受大众、市场之类所左右。作为文化想象的８０年代未必像今天这么丰富，却充实而有底气，毫无疲软气象。可见，对８０年代的回望本身就显示了一种批判立场。虽然《八十年代访谈录》中那些过来人竭力避免美化８０年代的倾向，但是，还是无法彻底冲洗叙述中的想象性质。８０年代的诱惑其实更多的还是因为它有作为精神故乡，具有一种无法替代的精神魅力。
　　
　　查建英努力用一种平常心来回味８０年代，她说：“８０年代于我来说，从时间上更远，从感情上更近。但综合来说，现在这个时代更丰富、也更有趣，是一个值得用心观察、吸收、参与的时代，可做的事情和选择更多了。安身的问题不是很严重，就可以有一种从容的心态，自由地看各种生态。”（孙展：《查建英：现在回忆８０年代最合适》，《中国新闻周刊》２００６年２０期，第６６页。）的确，随着时间的流失和时代风尚的变换，人们心中的８０年代情结日渐松解。这不仅仅是记忆的淡化，更重要的是，对８０年代的惦记和念想在当下这个非乌托邦时代显得过于不合时宜。８０年代的“寻根热”、“美学热”、“文化热”“先锋小说热”等种种自发的精神集聚都是在非功利状态下进行的。这可能是８０年代人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纯洁的东西是脆弱的，注定不会长久。回过头来看，８０年代知识分子固然头脑简单，直言快语，却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首诗，一片高论，似乎都牵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格局。尽管８０年代学人的思想和视野都有其局限性，但是，８０年代毕竟给蓄积已久的人们一个发泄的通道。朱学勤给８０年代的精神症候命名为“思想青春病”他说：“当时，整个社会土壤如久旱而盼甘霖，患有明显的思想饥渴症。那样一种青春期性质的学术思潮，遭逢那样干旱的社会土壤，内外交迫，躁动不安，出现种种令时人汗颜令后人垢病的丑恶现象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如：精英速成一夜成名、广场演讲暴得大名、学派未立宗派已成，等等，是这一代学人‘幸运’之后必须付出的历史代价。”（《书斋里的革命》，第１３０页，长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少年轻狂并非一无是处，无论是张承志“北方的河”式的英雄气，还是崔健“一无所有”式的愤青相，都表达了一种不妥协、不屈服、不放弃的精神。８０年代是一个富有独特精神气质的年代，它反衬了当下的势利和平庸。
　　
　　８０年代的精神氛围是无可挑剔的，萨特、尼采、卡西尔、李泽厚、刘再复的著作畅销异常，诗人、作家、哲学家、评论家的演讲、讲座常常是听众爆满。对于理性、对于思想、对于真理，８０年代的人们有一种普遍性的要求。这是由一种自我启蒙的内驱力所推动的。８０年代的读书风气虽然短暂却创造了一段璀璨的精神记忆。经历过荒唐胡闹的十年“文革”，人们格外在乎意义和价值，所以，怀疑、追问、批判成为知识界趋同的精神姿态。这样一种严肃的、带有使命感的精神活动在９０年代以后，遭到拒绝崇高的王朔们的调侃和嘲弄。王朔的“一点正经没有”、“我是流氓我怕谁”之类的自我作践的精神技巧对于消解虚伪和矫情确实是有效的，但是，一旦这种痞子腔扩散开来，成为一种普遍的滑头和顽邪，就会使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发生大的下滑。之后，周星驰的“无厘头”和网络一代的恶搞，更是将无意义推到极致。大众文化教导人们要学会自我糟蹋，似乎只有如此，才能避免被嘲笑为“傻Ｂ”。久而久之，这种防御性策略就会转化为一种精神常态。虔诚的精神信仰、执著的精神追求甚至自我放逐、漂泊、流浪的精神姿态都被后现代的游戏态度所取代。人们出奇地老练和想得开，不会再在乎些什么，更不会去朝拜些什么，甚至连对精神创造的起码尊重和严肃对待都难以做到。人们误以为，只要将诗意现实破坏掉，将乌托邦摧毁，就会获得生活世界的真实，这真是大错特错。靠颠覆８０年代来寻求应付转型时代的精神出路，实质上是行不通的。８０年代那些珍贵的东西消失之后，我们面临着巨大的精神空场。文学、哲学等精神性的东西退居边缘，知识分子大都被市场经济带来的舒适生活所招安。将８０年代的悲壮落幕单纯归罪于商业化的冲击，是站不住脚的。正如北岛所言：“真正的诗人是不会随社会的潮起潮落而沉浮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第８０页，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版）
　　]]> 2006-10-5 22:12:00(0) <![CDATA[甘阳新访谈：八十年代的现代性批判与九十年代转型]]> 伤心小酒馆 2006-10-5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4616&PostID=6985564&idWriter=0&Key=0 　　甘阳新访谈：八十年代的现代性批判与九十年代转型
　　(2006-9-2 18:00:23)
　　　　
　　　
　　注：网上现在流行的南都周刊的访谈《别把八十年代炒酸了》，内容被改了不少，而且标题也给改了，内容也被大为缩减。今据访谈者原意将访谈的标题与内容都恢复原貌，公布于网络。
　　　　
　　八十年代的现代性批判与九十年代转型
　　
　　八十年代：在急需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引进批判现代化的东西
　　
　　南都周刊：回忆八十年代，
　　如今似乎是个热点。三联书店出版了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引起广泛关注，最近世纪出版集团又再版了你在八十年代末主编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你觉得人们现在回忆八十年代的原因何在，具体价值何在？
　　
　　甘阳：这个原因我说不上来，要问你们了。也许是大家都觉得现在有点越来越没有意思，倒是八十年代还有点意思吧。
　　
　　说到有什么价值，我想回忆八十年代大概多少隐含着对九十年代和现在的某种反省。我个人觉得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是比较单调，市侩气太重，整个社会只有一个唯一的评价标准，就是是否符合经济改革，是否符合市场效益，用一个标准压掉了所有其他的价值取向。相对而言，八十年代整个社会正处于摸索的阶段，思想反而比较活泼，价值取向也比较多元，不同取向之间也更多点宽容，没有现在这么狭隘，这么功利主义。我们今后的社会是否可能更多点文化趣味，更多点人文气，少点市侩气，少点低级趣味，我想这可能是回忆八十年代后面的一种期待。
　　
　　
　　南都周刊：您在《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的 “再版前言” 中说九十年代以后中国进入“经济人时代”，而
　　“八十年代是最后的文化人时代”，你觉得以后还会再出现“文化人时代”吗？
　　
　　甘阳：我不知道，大概不大可能了吧。不过中国人多，总还会有点文化人吧，大家只问耕耘，不求收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
　　
　　
　　南都周刊：作为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三大丛书之一，您主编的 “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
　　关注西方从古典到现代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引进，尤其重视德法的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宗教学、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各种非理性主义的译介，有学者认为，
　　“文化：中国与世界”从人文主义的价值批判立场出发，对现代化过程中人性、价值和意义世界的失落，充满了文化上的忧虑。请问，在当时急需进入现代化的中国，引入批判现代性的东西，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甘阳：不是一开始就有意要去引进批判现代性的东西。最初非常单纯，就是想读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书，并不会先去问这书是促进现代化的还是反现代化的。就象陈丹青喜欢画画，就是喜欢画画，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他不会先问画画是否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就算不利于现代化，他也还是要画的，阿城喜欢读小说写小说，他也不会去想他这个写小说是否有利于中国现代化。我们读哲学的那时也一样，就是喜欢读你自己喜欢的书，这个喜欢最初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你喜欢的就是喜欢，不喜欢的就是不喜欢。例如我们进北大外国哲学所，都必须上分析哲学的课，分析哲学的老师也都对我很好，但我就是不喜欢分析哲学，如果有人对我说分析哲学讲逻辑重科学因此有利于中国现代化，我一定认为他是神经病，哲学不是这么个读法的。
　　
　　我想说的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一个很大不同是，我们那时首先是按个人性情，爱好和兴趣去作自己喜欢作的事，不会先用一个大道理要自己勉强去作不喜欢的事，不象九十年代以后首先要问就业如何，市场如何，国际接轨的可能性如何，而不是自己喜欢什么。现在的人看上去个个都很精明，很会打算，实际却活得一点不开心。我今年在国内大学教学，发现现在的大学生一点都活得不开心，他们小小年纪已经非常世故，心思重重，算盘多多，莫名其妙地去选很多很多课，却很少问自己究竟喜欢什么，想作什么，很多学生告诉我说他们根本不喜欢自己读的专业，包括申请国外大学也不是考虑自己喜欢什么，而是问什么容易申请到，现在的大学生实际活的很累，表面看上去很自由，但实际恰恰没有“自我”，几乎完全是被外在环境所决定。
　　
　　八十年代给我们的最大恩惠可能就在于，我们不是由外在需要和外在市场决定去学这个那个，而是从内在性情出发去选择我们自己想作的事，那时也不能说就没有就业压力，那时也已经有很多同学“下海”，做生意去了，但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我们偏偏喜欢欧陆哲学，也不是因为这个在大学里好找工作，所有这些当时都很简单，就是兴趣，喜欢，所以最根本的首先是个人的气质和性情问题。
　　
　　我们以后翻译引进的东西，自然首先就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或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不象今天很多人翻译不是因为喜欢书，而是因为喜欢钱。
　　
　　
　　南都周刊：不同的人对于八十年代，有着不同角度的解读。作为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主将之一，您在与查建英访谈中，几次谈到你们八十年代的思路是一种
　　“对现代性的诗意批判”，请问这是你现在回顾的看法，还是八十年代已经这么看问题了？
　　
　　甘阳：对现代性的这种批判意识到八十年代后期实际已经非常自觉，最明确的表述是我1988年为《八十年代文化意识》所写的“前言”，这书是1989年首先由香港三联出版，这个“前言”说得比我与查建英的访谈更清楚。这里不妨引用1988年“前言”的原话：“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不但有否定的，批判的一面，而且同时也有肯定的，留恋的一面，同样，对于‘现代社会’，我们不仅有向往，渴求的一面，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疑虑和不安之感。我以为，这种复杂难言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感受将会长期地困扰着我们，并将迫使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至少是其中的部分人）在今后不得不采取一种‘两面作战’的态度：不但对传统文化持批判的态度，而且对现代社会也始终保持一种审视的，批判的眼光。如何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在我看来正是今后文化反思的中心任务，今后相当时期内中国文化的发展多半就处在这种犬牙交错的复杂格局之中。”
　　
　　南都周刊：为什么1988年你已经会有这样的看法，对现代社会的疑虑和不安是怎么来的呢？你们那时对“现代社会”到底是怎么看的呢？
　　
　　甘阳：你的这个问题在我1988年的这个“前言”中实际已经回答了。这个“前言”中已经直接提出“现代性”问题，并且指出，现代性问题“必然会对正在思考中国现代化之路的中国知识分子造成极大的困惑，因为它意味着：现代化的进程并不只是一套正面价值的胜利实现，而且同时还伴随着巨大的负面价值。而最大的困惑更在于：至少在西方，这些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并不是可以一刀切开的两个东西，而恰恰是有着极为深刻的内在关联的。简单点说，自由，民主，法制这些基本的正面价值实际上都只是在商品化社会中才能顺利地建立起来的，但是商品化社会由于瓦解了传统社会而必然造成‘神圣感的消失’，从而几乎必然导致人（尤其是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无根感，无意义感，尤其商品化社会几乎无可避免的‘商品拜物教’和‘物化’现象及其意识以及‘大众文化’的泛滥，更使知识分子强烈地感到在现代社会中精神生活的沉沦，价值基础的崩溃。人类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最根本二难困境正在于此。在我看来，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本世纪以来西方大思想家的中心关注实际上都是围绕着这个根本困惑而进行的，因此我们对于现代西方文化的把握必需紧紧抓住这个人类共同面临的中心性大问题即所谓‘现代性’（Modernity）的问题”。这是当时对“现代性”问题的表述。
　　
　　
　　南都周刊：您这个1988年“前言”今天读来确实有点让人惊讶，这个问题意识似乎更能表达今天很多人感受到的困扰。您今天的问题意识仍然与1988年的看法有连续性吗？
　　
　　甘阳：我今天的基本感受或许仍然可以用1988年“前言”的话来表达，我当时说：“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就在于，一方面，现代社会的正面价值（自由，民主，法制）还远远没有真正落实，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负面价值（拜金主义，大众文化）却已经日益强烈地被感受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生存在这夹缝之中，真有无逃于天地之感！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今后将不得不采取一种‘两面作战’的态度，原因也就在此。这里自然就引出了‘现代性’问题的另一面：知识分子作为文化和价值的主要创造者，承担者，其自身的终极价值究竟应该置于何处？换言之，知识分子自身的人格理想和价值认同究竟应该是什么？儒家的路子行不行？道家的路子行不行？儒道互补的路子又怎样？同样，从尼采到今日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的‘虚无主义’道路行不行？从狄尔泰到今日伽达默尔等的‘诠释学’路子行不行？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到今日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立场又如何？从当年马修•阿诺徳到今日丹尼尔•贝尔的‘文化保守主义’路子又怎样？所有这些问题说到底也就是整个社会的价值重建问题。也就是说，在旧的价值信念，旧的理想追求已经被证明是虚幻的以后（这是当年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们普遍的痛苦感受），还要不要，能不能建立起新的，真正的价值信念和理想追求。这不但在文革后的中国一直是个根本的大问题，而且在西方也同样是近现代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一直困扰人的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思索，无疑将是一条漫长的，极其艰难的道路。”
　　我今天仍然认为，文化价值和文化理想的重建问题，是我们必需思考面对的问题。同时在这方面，西方当代流行的很多东西需要我们作深刻的批判检讨，而不是盲目地跟风。
　　
　　南都周刊：可不可以这样说，您从八十年代阅读海德格尔起，认识到西方批判现代性的传统，一直影响到您今天的关注方向？
　　
　　甘阳：西方批判现代性的传统，并不是海德格尔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西方几代文化人的共同问题意识。现在的年轻辈大概都不读诗人艾略特，艾略特是20世纪上半叶英美世界的公认文化领袖，他的名诗《荒原》与海德格尔的名著《存在与时间》差不多同时，不读艾略特的“荒原”是不可能理解西方现代性的思想文化层面的。“荒原”这个标题的意思就是，西方现代性把西方文明变成了“荒原”，现代性把西方变成了精神的荒原，文化的荒原。这诗的第一句就震撼人心，“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什么意思？四月本应是大地回春，万物欣欣向荣的最好月份，但在西方现代性下，四月的大地是一片不毛之地，没有水，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有的只是人欲横流而没有羞耻之心的现代人。
　　
　　因此并不是说从一开始我们就要反现代化，而是读了西方这方面的东西比较多以后，你很自然会去思考，为什么西方最重要的哲人诗人会对西方现代性有如此强烈的批判意识，为什么西方本身有这样一个反现代性的文化传统，检讨批判现代性的传统，以及，西方的这些思想文化与我们中国人思考现代性和现代化有什么关系。
　　
　　南都周刊：可不可以谈一下，西方的这些思想文化与我们中国人现在思考现代性和现代化有什么关系？
　　
　　甘阳：很简单地讲，就是西方人对于现代的看法比我们深刻得多，他们并不认为现代和现代化一切都好，而是认为现代社会有很多内在问题，而且是问题越来越多的社会，因此要对现代社会本身不断检讨。但我们中国人迄今为止对现代的看法非常肤浅，因为中国人往往倾向于简单地把现代看成就是绝对好的，如果有问题就是现代还不彻底，而不能认识现代社会本身就是有很多问题的社会。例如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高速进入现代社会，大规模市场经济带来的问题例如贫富急剧扩大的问题，文化日益庸俗化的问题，都是资本主义必然带来的典型问题。但我们往往不愿意面对这些现代社会的问题，总是认为所有问题都是旧体制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本身的问题，这就非常妨碍我们去深化对现代性的认识，实际是错误地以为，一旦现代了，那就所有问题都不存在了。
　　
　　又如许多人以为我们先搞经济，经济发达了自然就有文化了。根本没那个事！从前香港人说香港是经济发达的文化沙漠，新加坡更是经济发达的文化沙漠，我们今后会不会变成经济发达的文化大沙漠？中国现在的大学生比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差得多，几乎普遍没文化，没有读过什么书，思想感情都贫乏得很，文字就更不用提了，都是无病呻吟惨不忍睹的小资调调。我很奇怪九十年代“小资”怎么成了正面词，“小资”就是小市民，小市民也就是市侩，怎么会大家都以当市侩为荣？但许多人却振振有词地为市侩辩护说，现代就是要庸俗，庸俗才现代，这都是极端肤浅的看法，就是这种肤浅看法的大面积流行使得我们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越来越俗不可耐，不以庸俗为耻，还以庸俗为荣。这些问题都是需要从现代性的角度去检讨的。
　　
　　
　　南都周刊：回过头来问一下，为什么八十年代会出现“文化热”？当时的文化热似乎并不只是几个文化人的事，而成了整个社会的现象，为什么那时“文化”会成为关键词？
　　
　　甘阳：八十年代可以说是寻找文化的时代，不过实际有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文革刚结束到八十年代初，大家都痛感没有文化。我们知青这一代尤其如此，知青就是没有文化的人，所谓知识青年的意思就是不配叫知识分子，不过是认识几个字但没有什么文化的青年。我们那时都强烈感觉不但自己没有文化，整个中国都没有文化，这个感觉在阿城和陈丹青的访谈中都谈的特别明显。但正因为没有文化，所以大家开始“寻找”文化，不甘心这样没有文化下去。但每人的找法不一样，例如阿城好像很快就找到了他自己的文化之根，中国道家和民俗文化等等，他在八十年代初好像就已经完全成熟了，很罕见，大多数人这个寻找的过程比较漫长。当时大多数人是到西方文化去寻找，因为我们与西方长期隔绝，文革结束后开始可以看到西方的书了。所以第二阶段则有点象第二次“五四”，也就是很多人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现代化，是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有问题，所以用西方文化作对照来批判中国文化传统，成为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热”的主流。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这些人则因为更多从阅读海德格尔等日益发现西方本身的问题，因此我们虽然也有强烈反传统的一面，但更多地则集中在力图理解西方现代性本身的问题上。从我个人来说，1985－1986年是提出“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就是反传统”的阶段，但1987－1988年已经不同，我1987年发表的“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着重强调西方对现代性的文化批判，而1988年的“儒学与现代”已经全面肯定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明确为“文化保守主义”辩护。
　　
　　因此八十年代短短几年的“文化热”实际已经一波三折，经历了好几个阶段。八十年代文化热实际并不象许多人通常以为的那样就是一面倒的反传统和全盘西化，一是“文化热”中许多人已经转向中国文化传统，作家中的“寻根派”和学界的亲儒家派已经成型，虽然当时不是主流话语；二是阅读西方出现两种可能，一种是有些人眼里看到的西方现代全是好的，都是对的，所以比较简单地用这样的“西方”来全面批判“中国”，但另一种则如我们看到的是海德格尔等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这样问题就复杂的多，使我们开始进入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问题。不过这种现代性批判在八十年代是一种“文化立场的批判”，所以我称为“八十年代对现代性的诗意批判”。
　　
　　
　　南都周刊：《河殇》事件对当时文化讨论的终结有影响吧？
　　
　　甘阳：《河殇》播出是在1988年吧，当时我们很不满，但是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官方对它进行批判，用政治化的方式来批判，那我们就不好说了。如果没有官方的批判，肯定会辩论，因为我们根本不同意《河殇》的看法，事实上我1988年在香港演讲时就直截了当地批判了《河殇》。《河殇》非常简单地把中西文明界定为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带有很大的宣传性的效果，不是把讨论深化，而是把问题简单化。
　　
　　
　　南都周刊：李陀在探讨新启蒙的困境时说，说新启蒙当时面临着世界范围内人文思想领域的知识大变动、大更新，比如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和女权主义的兴盛，新启蒙的主流基本没有理会这次知识大变动，而把目光转向了经典理论，比如说哲学是康德、尼采、海德格尔，美学是克罗齐，社会学是韦伯，而造成了一个脱节，这种脱节必然带来肤浅。您认为有道理吗？
　　
　　甘阳：我不知道李陀是怎么说的，但如果认为八十年代没有引进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之类就是什么脱节，那就是不知所谓，这种说法完全错误。我认为八十年代的长处恰恰在于，我们当时并不是简单地跟美国走，不是西方什么东西最流行，我们就引进什么。不是美国批判海德格尔，我们也要跟着批判，我们是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不象今天处处要搞国际接轨，我们那时读西方翻译西方著作，和我们想的问题有关系。八十年代中后期海德格尔在中国被翻译出版被阅读的时候，正是美国人开始在政治上批判海德格尔的时候，但我们对美国式批评海德格尔没有兴趣，即使今天我仍然认为不值得重视，那些美国化政治批评海德格尔的都是典型的三流东西，以政治批判来取消海德格尔问题的深刻性，在思想上是拙劣的。
　　
　　八十年代没有引进后殖民理论，更是完全正确，一点问题都没有，根本没有必要引进。90年代初刘禾在美国问我，后殖民理论对中国是否有意义，我当时就直截了当说没有意义，只有对印度非洲这种西方长期殖民地的知识分子有意义，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自己的文化，又待在西方的大学里，不知道自己是谁。我现在仍然要强调，我们今天对后殖民这套东西必需有我们自己的批判看法，不要随便跟着走，号称搞后殖民那套的大多数是西方校园里的一点小闹闹，和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毫无关系，并不值得我们重视。
　　
　　作为一个真问题的后殖民问题，其比较深刻的问题原型实际是欧洲19世纪的“犹太人问题”。所谓“犹太人问题”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恰恰是法国大革命从政治上解放了犹太人，第一次给了犹太人公民权后出来的问题，因为这种政治解放的代价是犹太人必需放弃他的族群宗教身份，以“个人”的身份成为现代欧洲国家的公民，也就是要犹太人必需“融入”基督徒主流社会，放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第一代现代犹太人接受了这种“文化同化”的命运，热衷于被纳入，被同化，但是卡夫卡著名的《给父亲的信》代表了19世纪后期新一代德国犹太知识分子反抗“文化同化”的强烈文化自觉，卡夫卡提出的“写作的四个不可能”是对失去自己文化传统和自己母语的最沉痛表达，因为卡夫卡这一代犹太人已经不熟悉犹太传统，不能用犹太语言写作，只能用德语写作，卡夫卡因此提出德国犹太人面临的四个“写作的不可能”：不写作的不可能，用德语写作的不可能，写得与德国人不同的不可能，所有这些加起来最后变成“写作本身的不可能”。卡夫卡以后的整整一两代犹太思想家从本雅明到莱维那斯和德里达，都套在这个写作的可能不可能问题上。但今天美国校园流行的后殖民论述，却根本没有任何真正的文化苦恼，更没有六十年代非洲知识分子如法农的真正痛苦，而是更多变成西方校园里无病呻吟的小资调调，这些东西不值得我们重视。
　　
　　
　　南都周刊：八十年代对资本主义的诗意的文化批判，它的命运历程是怎样的？
　　
　　甘阳：九十年代开始市场经济全面展开以后，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很快全面商品化市场化，一个从文化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工具化的立场、视野和问题意识，在中国基本上消失了。1994年的人文精神讨论是最后一次试图提出问题，但一下子就被打掉了，大家说，扯人文精神啊，这是什么年头了嘛？当时的一个感觉就是大家失语了，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很猛然的，全面地对社会冲击，它用一些简单化的标准把很多东西都取消掉了，文化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为什么人文精神讨论，会有如此一个了结？原因很简单，在真正的市场经济来以前，大多数人都预想如果全面市场经济了，那就什么都全面性地好，文化上应该有更多的人读文学啊，应该有更多的人向往高尚的生活，人们不认为市场会带来庸俗化。所以九十年代很长时间不能对市场有任何批评，批评市场就被看成是反改革反现代，这自然就造成了失语。
　　
　　南都周刊：九十年代有人批评你们引进现代性批判理论是在什么语境下，是1997年论战的时候吗？
　　甘阳：这个批评倒不一定是坏意的，有些批评是很自然的，可以理解的。例如有人认为，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我们要的是现代化，你把这些批判现代化的东西引进来，动摇我们现代化的目标。你们为什么不去做经济呢？但我觉得这样一种思想方法是错误的，九十年代的一个特点就是单调，相当一段时间，以经济改革作为衡量一切问题的标准，这是非常简单、功利的，所有不符合市场法则的都要消灭掉，用一个很机械的原则来想象现代社会。这是错误的，因为在现代化的同时坚持文化的立场人文的立场才能使我们的现代化更好，可以使经济改革和市场不至于非人性，知道经济利润不是最高目标，经济发展要符合更高的目标，是要造就更好的人类，是为了更公平地分配，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培养更好的有教养的人，这样的文化坚持不但不会造成现代化的倒退，恰恰是良性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九十年代：争论不可避免
　　
　　南都周刊：谈到九十年代思想界的变迁，人们似乎总要提起学术和思想的分化，人文精神与世俗情怀的分化，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分化。在第一个分化问题上，李泽厚概括为，“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请问您怎么理解这个说法？
　　
　　
　　甘阳：思想和学术并不是对立的，九十年代也不是说没有思想，要不怎么会出现新左派和自由派的辩论呢？这个说法描述的大概是在九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图像，当时我不在国内，不太清楚。严格点说，所谓学术与思想的对立，是个伪问题，真正的学问一定在表达某种思想，不然在干嘛呢？真正的思想一定会以某种学问方式来表达，否则就不是思想。不过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事情不大说得清楚，似乎常常有两种情况，有些人没有思想，因此标榜自己在做学问，虽然可能学问并不怎么样，还有些人没有学问，因此标榜自己做思想，虽然实际根本没有思想，只有一些流俗意见。这类问题没有多大意义，没有必要讨论。
　　
　　南都周刊：在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那本书里，陈平原说，甘阳说过一个很经典的话：我敢跟第一流的学者对话，而不敢跟第二流的学者讨论问题，因为，第一流的学者谈思想，谈立场，那我们有；第二流学者谈学问，谈学问需要读书，你没读过，就是说不出来。请问这句话是在什么语境下说的？它所反映的九十年代思想和学术的关系准确吗？
　　
　　甘阳：我想不起来是在什么具体语境下说的，不过八十年代时陈平原和我过从甚密，他记录的未必是我的某次具体谈话，大概是一个一般印象。这个说法没有什么复杂，也就是所谓隔行如隔山，所谓一流学者通常不会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小领域，不会满足于仅仅作点小课题，必然会尽可能多了解自己相关相近领域的学术和有趣问题，但这种了解必然又是有限度的，一般只会看相关相近领域的一流学者的研究，不必要也不可能去看太多具体研究。这和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都没有必然关系，而是任何时候都必然如此。八十年代我们少年气盛，说话都比较狂妄就是了。
　　
　　南都周刊：除了思想与学术的分化，其他重大转折问题对九十年代的影响是怎样的？
　　甘阳：九十年代初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思想转变，其中一个就是知识分子地位的下降。这从最早的几部电视连续剧就可以看出来，《编辑部的故事》第一次开始嘲笑知识分子，表扬小人物。当时我在美国，有一段时间，大家常谈这些漫长的电视剧。还有一部电视剧就是《渴望》，我记得就是查建英带回到芝加哥给大家看的，说不看这个电视剧就不了解现在的中国。大家看了以后，都说它太反映当时国人的想法了，知识分子都是好高骛远，但支撑这个社会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那些最普通的女性，像《渴望》里的主人公刘慧芳那样。
　　
　　这些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实际也与当时知识分子自己对知识分子的反思相关。八十年代后期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反省这些问题。我1989年发表的“自由的理念：五四传统之厥失面”，就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批判检讨，批评知识分子老是以“人民代言人”自居的虚妄。这篇文章当时提出了一个问题，“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教训或许就在于：他们总是时时、处处把社会、民族放在第一位，却从未甚至也不敢理直气壮地把‘个人自由’作为第一原则提出”。
　　
　　不过知识分子问题是现代社会特有的复杂问题，涉及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知识分子本身如何的问题，许多论述包括西方的一些检讨后来都有从检讨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的问题。作为现代性问题一部分的知识分子问题仍有待重新疏理。
　　
　　南都周刊：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你解读了你在1989年提出“两种自由”概念的背景：从德国浪漫派一直到康德、黑格尔，追求的是精神界的自由、意志自由，而伯林对此予以批判，这种精神自由虽然是很高的，但我们更要紧的是要谈更实际的个人自由。当时你发表“两个自由”的文章，是不是也代表着你个人的转型呢？
　　
　　甘阳：我在那时候也开始考虑政治问题，考虑什么样的政治社会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社会。
　　
　　南都周刊：那后来，你再回忆起1997年“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战时，有什么感想呢？
　　
　　甘阳：我觉得这种争论必然会出现，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在转型期的特点就是大规模的市场经济造成大规模的社会分化，这种社会分化必然伴随知识分子的分裂和论战。如英国的转型期很长，大约是1780-1880，美国大约是1870-1940。如果对英美的转型期历史比较了解的话，就会明白市场经济必然造成社会撕裂。市场把所有传统的纽带，道德和纪律的约束都给撕开了。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贫富极为分化，这时人群也开始分裂，左与右两种立场的争论一定会出现，一定有一拨人要求约束市场和资本，不能让资本如此不受约束，要以国家来约束市场，而另一拨人则会要求更多的市场自由，更多的资本自由，更少的国家干预。这个问题是普遍性的，不是中国特有的。
　　
　　这些争论也同样在英国和美国发生，英国和美国面对这些问题时是比较明确问题所在的，他们明白问题就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因此解决起来也就针对市场经济带来的问题来思考。而中国的争论中纠缠了其他许多的问题，我们这里老是认为市场是好的，经是好的，只是和尚念坏了，老是认为所有的问题肯定不是市场的问题，这就容易造成有时往往是回避问题，而不是针对问题。我们所要探求的，是怎样调控市场才能比较少地撕裂这个社会。以美国为例，直到1936年罗斯福新政才正式确定了工会的地位，在此次大选之前，劳工组织一直是非法的，因为工会必然要保护劳工权利，必然对资本不利。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和社会力量来进行调控。而中国人口众多，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南都周刊：有人说，此次论争感情的因素要多于学理的探讨，尽管双方在“自由”与“民主”、“平等”与“公正”等方面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但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收获，反而沦为令人遗憾的口水战。虽不能说是两败俱伤，但它确实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旷新年在《风与旗：九十年代的阅读》中曾不无伤感地说：“80年代的启蒙主义确实具有忘我的、悲壮的英雄气概。启蒙主义包括今天被所谓自由主义视为“新左派”的批判知识分子，曾几何时他们曾经面对‘共同的目标’”。那么在今天，难道就真有什么令他们不得不分道扬镳的理由了吗？如果说，新左派针对的是新权贵，而自由主义针对的是旧体制的话，那么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两者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请问怎么理解上述说法？　
　　
　　甘阳：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这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这个争论必然会长期争论下去，就象美国仍然一直在争论一样。当然争论中感情因素影响了争论，同时争论本身也非常伤感情，导致很多朋友之间撕裂，是遗憾。朋友之间撕裂是最痛苦的，辩论和相互攻击起来往往会更加疯狂，特别残酷，如果不是朋友的话，没有那么残酷。如果本来就是敌对的人，也就没有什么了。其实平心静气来回头看，1997年的论战，许多问题大家不必如此动怒。但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相互猜忌，每个人都怀疑，对方在向官方拍马屁，都要拷问对方的灵魂，这就搞不清楚了，这是诛心之论。事情都过去了，我还好啦，没有被人撕成碎片。现在很多人怀疑我是不是新左派，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派，我是中国派。
　　
　　回到论战的本身上，我的看法非常清楚，这不是可以避免的口水战，也不是茶杯里的风波，而是必然要发生的有实质意义的争论。如果对西方的整个历程了解比较多的话，应该知道，市场经济一定会带来贫富大分化，几乎是必然的，唯一的问题就是认识的比较早，可以尽早地调节市场以减少整个社会的撕裂。我在1997年写《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的时候，引起一片哗然，我说自由到底是老板加知识人的自由，还是雇工穷人的自由，但当时人们甚至不愿意承认市场造成巨大贫富差异，认为提出这种问题就是在否定市场改革，否定市场经济。现在大家都比较清楚了，那篇文章如果现在看，大概不会有什么人反对了。
　　
　　
　　现代社会：文化不能按照市场标准来衡量
　　
　　南都周刊：八九十年代转瞬已成回忆，而往事并不如烟。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看法，认为
　　“八十年代是一个西化的年代，九十年代是一个回到自身的年代”，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说法?
　　
　　甘阳：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虚幻的假象。事实上九十年代当然远比八十年代更加全盘西化，一切都要与国际接轨，说话都要用英文。我们有一种错觉，好像只要研究中国，不研究西方，就是回归中国问题甚至回归传统了。完全不是这么会事，因为你阅读和研究中国的方式可能完全是照搬照抄西方的，甚至是夹生饭一样的搬过来的。九十年代以后非常明显的一个方面，就是所有研究中国方面的问题，西方汉学和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影响太明显了。全球文化生产体系下恰恰有一个陷阱，就是你们中国人就分工研究中国，实际很可能是按照西方的分工指令在研究中国，不要以为我们只研究中国，就摆脱了全球文化生产体系，这绝对是假象。
　　
　　同样，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研究西方就表明我们不重视中国问题，其实中国人研究西方问题本身就是在研究中国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所有概念所有理论几乎全都来自西方，中国人必需通过自己的研究去清理这些概念和理论。
　　
　　南都周刊：在这次来上海的演讲中，您以
　　“超越西方文化左派”为题，指出晚近三十年来西方文化左派把“文化”看作代表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对大多数人的排斥，所以他们不断地在拆文化这个堡垒，但他们忽视了文化对于市场的批判性，拆了以往意义上的文化，结果恰恰使市场全面占领文化领域。那么具体到中国来说，在转型期形成了社会不公平与两极分化现象，您在前面谈到了国家调控的介入，那么文化又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甘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在媒体上暂时不容易说清楚。这次我是在一个暑期研讨班上谈这个问题，学员相对有专业准备，大家对西学的了解也比较多，可以讨论这个问题，我称之为“文化的伪平民主义”，就是认为只要老百姓喜欢的就是好东西。这是错误的。老百姓喜欢的未必就一定是好的。现在的问题是媒体竞相出奇招，来吸引百姓，使得现在的大众文化越来越低俗。比如在香港，最近就出现了最有名两个主持人想出新花样，让香港市民投票选举“你最想非礼的女演员”，自然大家蜂拥投票，最后连政府也不能不出面干预，但也只是罚款，稍微一动，香港的粉丝全都跳起来，他们认为，这个有什么不好？但难道我们真的可以同意这种东西没有什么不好？当然非常不好，非常恶心，问题是今天几乎缺乏可以批判这种庸俗的语言和氛围。
　　
　　其实，文化原本提出了更高的生活方式，超越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商品拜物教，从而开展包括个人生活方式的精神上的可能性。但晚近二三十年来，这种要求在西方基本上放掉了，所有的对高级文化的批判和无批判地吹捧大众文化，实际都只是进一步助长了市场主宰文化领域，导致文化领域的日益低下庸俗，因为没有更高的标准，没有正面的价值追求。
　　
　　南都周刊：这一点，也就是您所说的，自1994年人文精神讨论之后，我们所进入的文化投降主义时期吧？请问如何看待当今的“超女”等大众文化？
　　
　　甘阳：“超女”只是一个单纯的现象而已，本身并没有好特别反对的，但也不值得吹捧，只是大众消费的一种方式罢了。但现在比较奇怪的是，整个社会一哄而上，有些人还硬要把它与民主等观念联系在一起，这就有点偏。我并不是要反对大众文化，只是说大众文化只是一部分，而且大众文化本身的品味有高低之分。
　　
　　
　　南都周刊：2005年年末，您和刘小枫提出重新阅读西方的说法，并指出，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当作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理、中国病的药方药丸，而新一代学人需要摆脱这种病态心理，开始重新阅读西方。你们在三联推出“西学源流”丛书，这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在80年代引进西方经典，前后的关联是怎样的？
　　
　　甘阳：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在多年与西方隔绝后重新接触西方思想学术，当时着重的是引进西方当代的学术文化著作，也就是二战以后的西方思想、学术流派。而现在，一个简单了解西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研究西方，我们强调的是追本溯源，重新检讨西方文化的整个传统。
　　
　　南都周刊：您近年致力于推动中国大学的人文通识教育，是否想通过通识教育的方式重新延续八十年代的文化努力？
　　
　　甘阳：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代社会并不是建立在一个单一原则上的，许多问题都必须分开处理，比如文化不能按照市场标准来衡量，大学不能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办。
　　
　　 ]]> 2006-10-5 22:08:00(0) <![CDATA[读几首伤心的情诗（一）]]> 伤心小酒馆 2006-9-30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4616&PostID=6942837&idWriter=0&Key=0 　　给小杏的诗第二首
　　
　　（于坚）
　　
　　小杏在人群中
　　我找了你好多年
　　那时多么孤独的日子
　　我象人们赞赏的那样生活
　　作为一个男子汉
　　昂首挺胸对一切满不在乎
　　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才拉开窗帘
　　对着寒冷的星星
　　显示我心灵最温柔的部分
　　有时候我真想惨叫
　　我喜欢秋天喜欢黄昏时分的树林
　　我喜欢在下雪的晚上拥着小火炉
　　读阿赫玛托娃的诗篇
　　我想对心爱的女人流一会儿眼泪
　　这是我心灵的隐私
　　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理解
　　人们望着我宽款的肩膀
　　又欣佩又嫉妒
　　他们不知道
　　我是多么累多么累
　　小杏当那一天
　　你轻轻对我说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我唱支歌给你听听
　　我忽然低下头去
　　许多年过去了
　　你看我的眼眶充满了泪水
　　
　　1986年10月
　　]]> 2006-9-30 18:06:00(0) <![CDATA[《冷山》]]> 伤心小酒馆 2006-9-28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4616&PostID=6920317&idWriter=0&Key=0

《冷山》是一个爱情故事，有情人未能终成眷属的缺憾结局却在女主人公顽强而乐观的心态下免除了凄美的色彩。

尼科尔-基德曼饰演的女主人公跟随牧师父亲迁居冷山，与裘德洛饰演的男主人公一见钟情，但在仅限于发展到互换照片后的匆匆一吻，男主人公就应征入伍参加了南北战争。战争背景下男女主人公的互相思念却使并未深入了解的对方成了生存下去的唯一勇气和信念。

男主人公负伤后住院期间收到的女主人公的来信激发了自己回家的强烈渴望，并不惜冒着被当作逃兵处死的危险毅然走上了返回冷山的漫漫长途。在冷山的女主人公也是处境艰难，当惯了富人小姐的她在父亲死后在当地无亲无故，她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能力，对男主人公的思念成了她唯一的依靠。她不忍接受同样穷困的乡邻的施舍，还要抗拒来自保安队队长欲霸其农场的骚扰，直到薇尼格饰演的乡村女子受善良乡邻委托到冷山与她一起重建农场，生活才在两个女子相互关爱和相互影响中变得有声有色。

战争的残酷在南方政府对逃兵的捕杀面前黯然失色，保安队在乡间滥杀的暴行才是当时最大的恐怖。人间冷暖在女主人公所在的冷山与男主人公返乡之路上交替上演，杀人与被杀、遭捕与遇救的情节为男女主人公的重逢制造着一个又一个悬念，生而为人的命运多艰考验着每一个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2006-9-28 14:04:00(0) <![CDATA[Come On, Roger!]]> 伤心小酒馆 2006-9-11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4616&PostID=6877541&idWriter=0&Key=0 　　

　　
　　“我一直很清楚自己很有天赋，有潜力去赢得一切。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于人们说‘这个小伙子有一些才华，但是他的头脑不清楚，身体也很瘦弱’。这种嘲弄刺痛了我，也激励我不断前进。”
　　
　　费德勒以自己的努力来反击早期所受到的质疑:
　　
　　“当我处于职业生涯的十字路口，要选择是依赖天赋打球还是凭借刻苦训练打球时，我选择了后者，而且也得到了回报。”
　　
　　]]> 2006-9-24 12:49:00(0) <![CDATA[GO，莎拉波娃！]]> 伤心小酒馆 2006-9-10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4616&PostID=6877515&idWriter=0&Key=0 　　

　　
　　美丽不是你的错误，这是你一直等待的时刻，你用坚强和自信，用勇猛和进攻为自己的实力做出最好的证明！
　　
　　GO！莎拉波娃。
　　
　　“直到最后一天，我都不会停下来的。我觉得我不会停下来，我的职业生涯还有很长，我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改进，我会成长为一个比现在更好的球员。”
　　
　　
　　]]> 2006-9-24 12:46:00(0) <![CDATA[转贴：郝菲尔，你的灵魂将在哪里栖息？]]> 伤心小酒馆 2006-8-29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4616&PostID=6877473&idWriter=0&Key=0 　　菲尔，敲开天堂之门后，你的灵魂在哪栖息?
　　
　　knock in on the heaven's door。
　　菲尔，我想知道，敲开天堂之门后，你的灵魂在那里栖息？
　　
　　枪炮玫瑰主唱ROSE曾撕心裂肺的唱过它，艾薇儿曾沉静忧伤的唱过它。他们都曾感动过我。
　　很多年前我也抱着电吉他，在闪烁的灯光里演奏过它，可如今铅华已褪，我只想沉醉在你的诠释中。那样的激越，那样的荡气回肠。
　　我看到你微皱眉头，紧闭双眼，脸色绯红。
　　我看到卷曲的长发飞扬，我听到音乐喷薄而出。
　　我看到你眼神坚定，但我分明也读到一种疲惫，一种隐忍且暴烈的情绪。如果你是那敲开天堂之门的ANGLE，那么，能不能告诉我，你的灵魂将要在哪里栖息？
　　我闭上眼睛听你唱歌，我看到树的颜色，我看见风的颜色，我看见大海，我看见天空。我看见美，我看见丑，我看见崇高，我看见猥琐，我看见魔鬼倒下，我看见天使倒下，我看见自己倒下。
　　你的脸象电影蒙太奇镜头一样在我眼前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菲尔，你知道么，你这个女子，已经踩碎了我柔弱柔弱的心。
　　一瞬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抑制我的泪腺。我毫不掩饰的对着显示器痛哭起来。
　　菲尔，对于这场比赛而眼，也许你敲开的，是地狱之门。但是对于你而言，对于我而言，那扇天堂之门，就在不远处。
　　天使也会疲倦。菲尔，如果你已经累了，已经厌倦了这样的蜚短流长，请你暂且收起美丽的翅膀，休息一下吧。虽然我并不知道，你的灵魂会栖息在哪里，但我知道，耗尽一世年华，看过繁花满地，你依然会走在路上，象一名战士，流红色的血液，踏过一地狼籍，最终走向自己的音乐天堂。永远无畏。
　　菲尔，你不需要有太多人欣赏，甚至在我看来，有些人根本不配谈论你。他们喜欢周X伦，他们喜欢SHE，他们染着黄毛穿肥大的滑板裤，他们说周X伦是摇滚，花儿是摇滚，他们不知道崔健唐朝，不知道林肯公园U2深紫，他们疯狂的追星，穷凶极恶的诋毁别人，洋洋得意的沾沾自喜。他们都只是花着父母钱的温室花骨朵儿。他们不是你要的听众，菲尔。我相信你明白，什么叫非主流。我相信你也明白，你就是超女里的非主流。
　　是你，让我觉得仿佛回到了那些用玻璃杯喝纯净水的日子。透过清水去看太阳。我是那样接近天堂。那才是我们的灵魂栖息地。
　　
　　菲尔，因为我曾经爱过摇滚乐并为之奋斗过，所以我一样爱你，不管我的今天变成什么样，不管你在那里，微笑还是哭泣，我都会怀着想哭的冲动，终其一生。
　　
　　
　　
　　
　　]]> 2006-9-24 12:42:00(0) <![CDATA[平静生活，也需要撕心裂肺的表达！]]> 伤心小酒馆 2006-9-12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4616&PostID=6877446&idWriter=0&Key=0 　　

　　
　　平静生活，也需要撕心裂肺的表达！
　　
　　当我写下这个句子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为什么总有
　　一些歌曲的旋律会时时在耳畔响起，为什么总有一
　　些歌手的身影常常在脑海浮现，为什么总有一些青
　　春的回忆深深刻在了心底。
　　
　　第一次听到赵传的声音时还在读高中，是一位同学
　　从省城买来的原版磁带。很快校园的夜空里就开始
　　响起“莎莉，不要将我忘记”的呐喊声，那是被荷
　　尔蒙催醒却被高考压制的青春。而一句“计算着梦
　　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的歌词，以足以激励那些为
　　青春梦想而在深夜苦读的年轻身影。
　　
　　刚进大学的时候，“小小鸟”很快就被唱遍了大街；
　　而“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的深刻
　　含义则是要离开大学校园的时候才有了强烈的感受，
　　在兴趣爱好与收入地位之间权衡机会的时候，才知
　　道年少轻狂的年代要结束了。离校的那个月，还记
　　得失恋的老弟醉卧街头，朝着女生宿舍楼的方向，
　　一遍又一遍地吼叫“我不是沉默的羔羊，我有话要
　　讲”。
　　
　　生活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淌着，激情和梦想已远，渐
　　渐习惯了的感恩和知足。然而，心底却似乎总有股
　　暗流奔突，寻找着出口。去KTV时，必唱的两首歌
　　是《我终于失去了你》和《爱要怎么说出口》，没
　　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觉得这两首歌的高音飚下
　　来，会有一种荡气回肠的酣畅感，于是知道这就是
　　宣泄。
　　
　　青春的阵地已被回忆占领，曾经的梦想已不堪回首，
　　而平静生活之下，仍不能拒绝撕心裂肺的表达，这
　　正是赵传北展演唱会给我的意义！]]> 2006-9-24 12:38:00(0) <![CDATA[九月，我言语滔滔]]> 伤心小酒馆 2006-9-1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4616&PostID=6877406&idWriter=0&Key=0 　　2006年9月1日的北京，天凉，气爽，阳光清淡。
　　周五的办公室，因放松而闲适。
　　有浅浅的歌声从电脑音箱里逃逸。
　　
　　我坐在自己的空间，被网球的馈赠充满。
　　
　　一袭白衣的费德勒横拍在手，目光坚毅，温布尔登的天空，美丽的云朵飘散。我爱这美丽的云。我爱着费天王那件白色鱼鳞的耐克上装。
　　
　　网球年历的八月属于萨芬。阿迪达斯的深色球服被黑色的背景淹没，短须的萨芬如头顶的卷发一样迷惘，该翻过去了，这八月的旧篇章。翻过去就是九月，抱拍于怀的罗迪克，侧目张望的可是法拉盛的方向？
　　
　　眼前是发球随挥的莎娃，金色的发束跃动着大幅舒展的肢体，微拢的口型牙齿洁白，刚刚的那声呐喊就在耳边余音袅绕。我爱这美丽的云，我爱这女子给实力和拼争所携带的美丽包装。
　　
　　奋斗的人是美丽的，成功的人是幸福的。环绕身侧的笑容欢快，银色奖杯里端坐的澳洲袋鼠气定神闲，与高挑的晏紫齐肩，而调皮的郑洁侧偏了头在数奖杯上刻满的头衔。我爱这美丽的云，我爱这璀璨的双子星座。
　　
　　这是2006年的九月。
　　北京的午后神清气爽，遥远的法拉盛阳光灿烂。
　　
　　20年前，海子写道：
　　
　　“九月的云
　　展开殓布
　　
　　九月的云
　　晴朗的云
　　
　　被迫在盘子上，我
　　刻下诗句和云
　　
　　我爱这美丽的云
　　
　　水上有光
　　河水向前
　　
　　我一向言语滔滔
　　我爱这美丽的云”
　　
　　

]]> 2006-9-24 12:33:00(0) <![CDATA[奔跑吧，郝菲尔！]]> 伤心小酒馆 2006-8-25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4616&PostID=6877339&idWriter=0&Key=0 　　

　　
　　你是一匹自由驰骋在音乐旷野上的野马，当你错误地闯入一个扎紧了樊篱的圈养牧场时，我们才真正目睹那传说中狂放不羁的俊美身影！
　　
　　你卓尔不群的气质令人怜惜，你激情四溢的歌唱令人心动，而一旦放下吉他停止歌唱时，那个站在光影陆离的舞台上手足无措的你却无端地令人心疼。
　　
　　你拨动琴弦，或慨然而歌或浅吟低唱，你只唱那些旋律能从你心里自动流淌而出的歌，你知道只有这样的歌声才能够打动那些尘封已久的心灵。你率性地唱着，挑战着那些被庸俗填堵的耳朵！
　　
　　主办方有意在利用你提升节目的品质，他们一次又一次把你残酷地放到悬崖边缘，考量大众对一种美好事物灭绝的承受力。而你早已不耐于缰绳的束缚，你有自己的方向，冲下悬崖或许一直就是你的渴望。你累了，你想睡了，脚下的舞台太过窄塞，你的心向往的是广袤的原野。于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一幕开始了。超女选手的PK投票如果不是按主办方的意思主动给你的退出打开圈养的大门的话，她们卑劣的表现只能证明：你的存在对于她们一直就是威胁，你在这个舞台上站出了她们无法企及的高度。
　　
　　你本不属于这个舞台，这只是你的一次自我放逐的短暂经历，而你终于要重归于旷野，重归于远方，重归于心灵，重归于自由，重归于风！奔跑吧，郝菲尔！
　　
　　

]]> 2006-9-24 12:39:00(1) <![CDATA[转贴一篇去年的旧文：《生活》]]> 伤心小酒馆 2004-5-6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4616&PostID=268264&idWriter=0&Key=0 　　《生活》
　　素手于 2003年6月5日 23:24:00
　　发表在：读书生活 http://www.softto.com.cn/books/
　　
　　一
　　　　因为无法忍受烤箱一样的烈日,非典稍微好一点,公交车又恢复了拥挤的状况。有个操北方口音的男子在打听哪里可以买到正宗的丝绸,有人指点说这里下车就可以买到,于是我幸福地拥有了一个位子。我坐下来,然后给朋友们发短消息说端午节快乐。
　　　　我买了艾草挂在门上,还买了粽子和咸鸭蛋,虽然我从来都不喜欢吃这两样东西,但端午节是一定要吃的。我总是一个人也要把节日过得热火朝天,一折腾,似乎就真的很快乐很欢天喜地了。我总是贪恋自己营造出来的那一点希望和快乐,宁愿相信其实生活就是这么富有希望和激情。不管在哪里,我的节日都过得隆重而热烈。
　　　　我能清晰地记得最近几个端午节我都在干啥,2000年的端午,那天是阴天,我在另一个城市。我去了火葬场,还去了公墓,那天我去送一个人,我对他说,今天我最后一次陪你说话,以后我不想来看你了,因为我不想再哭了。
　　　　我把对他说的话打印出来放进小小的墓里,还有26朵玫瑰花,他26岁了。车子下山的时候,我频频回首,我想多看两眼这个地方,以后我真的不会再来了。路边有很多卖桃子的,同车人下车去买桃子,我坐在车里没有动。我觉得闷热极了,如果出点汗,或者流点泪,可能就没这么热了。
　　　　2001年的端午,我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买了艾草挂在门上,煮了粽子给自己吃,但吃不下。我养的金鱼全部死了,我觉得对不起它们,我老胃痛,我连自己都养不好,不该养它们的。我哭了。
　　　　他很喜欢吃粽子的,不知道他在那个世界有没有粽子吃呢？
　　　　2002年的端午,我已经在另一个城市。我和几十个人一起在爬山。我忘了那天是端午节,有个人在人丛里说了句：今天是端午节。我掉队了,我觉得背包太沉了,我的腿发软,脑子里总响起一首音乐,是放他照片的那个盒子里传出来的音乐声。
　　　　那个夜晚睡在帐篷里,周围鼾声四起,我却无法入眠。两年了,我真的没再去看过他,恐怕以后也不会去了。
　　　　今年的端午,我在拥挤的公交车上,我赶回家去给自己煮一个粽子,煮两个咸鸭蛋,过节一定要开开心心的。有两个女人站在我的旁边,稍微胖一点的那个染了金色的头发,我听她在说她瘦了五斤,现在有116斤重。旁边的女人问,你和你老公还会在一起吗？她说,他不会再回来了,我了解他,他是个说一不二的人。如果我脾气像你,没那么暴躁,也不会弄到今天的地步。我抬头看她,她脸上毫无表情。她也在盯着我的手看,我戴了一串酒红色的漂亮手链。
　　　　她顿了顿,又说,如果他再来找我,我们就会和好,但他肯定不会再回来找我了。她后悔了,可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她声音很响,周围的人都在朝她看。
　　　　今天,我刚上车,她又上来了,她似乎也认出了我,对我笑了笑。车子很拥挤,有个小孩被挤在各种各样的腿中间,还在顽强地问他爸爸：为什么公交车要说无人和车辆请注意？爸爸一再给他纠正公交车说的是：行人和车辆请注意。
　　二
　　　　回到家,看到来电显示有家里的电话号码,脑子一下就懵了。自从参加工作,家里就再也没主动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因为我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拨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妈妈回来了,她说外面在下暴雨。她刚从弟弟学校回来,弟弟又开始打电子游戏了,老师要他请家长。
　　　　妈妈很无助,她问我怎么办,她说爸爸的主意是把小弟弟打滚出家门,当从没养过这个孩子。他已经说过很多次。
　　　　弟弟只有15岁,一直很聪明,性格倔强而聪明。爸爸中年得子,妈妈意外怀孕,于是有了弟弟。那年爸爸三十六岁,他说如果生个妹妹下来就送人,为此我哭过好多次,我说你们不如连我也送了吧。幸好,后来来的是个小弟弟。弟弟从小就很聪明,成绩很好,上初中后越来越沉默,开始打电子游戏。周末常常要到电子游戏室去找,爸爸不再以这个儿子的聪明为骄傲,整天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他,要他滚。小弟越来越沉默和自闭,不愿意和人讲话,除了睡觉就是看电视,成绩也一落千丈。爸爸要把他打撵出家门,妈妈不肯,于是爸爸把气撒在妈妈身上,说是妈妈娇惯了弟弟。
　　　　昨天,大弟弟又在电子游戏室找到小弟,揍了他一顿,告诉他,妈妈病了,而且不肯吃药,因为他不听话,妈妈太伤心。今天很大的暴雨,小弟向学校请假,但不说原因。老师不肯让他走,他就在大雨里站了一个下午。爸爸和妈妈赶过去,小弟抱住妈妈就号啕大哭,他说上课的时候他想起妈妈不肯吃药就很难过。他想回家看妈妈,但老师不让。除此之外便一句话不肯说,只是哭。
　　　　爸爸说小弟没救了,他当没生过这个儿子,要他滚。妈妈向我求救。
　　　　我想起大弟弟。大弟弟从小就很听话,爸爸叫他向东,他从不敢向西,可惜爸爸也不喜欢他。大弟16岁那年,终于无法忍受爸爸,跑到深圳打工,背着爸爸偷偷去的。妈妈能做的,只是叮嘱弟弟去了深圳一定不能做违法的事,要常给家里打电话,要照顾好自己。爸爸知道弟弟走了后,骂了妈妈很久。后来,弟弟每月给家里寄一千元钱,只留下很少的生活费。爸爸逢人便夸,说他有个好儿子,是他支持他去的深圳。
　　　　再后来,弟弟有一次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收容了。我在读大一,接到弟弟朋友的电话,我当时就瘫在电话间了,我知道收容意味着什么。我回到宿舍,一句话不说,悲伤闷在心里,差点昏过去。后来到操场上躲起来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才开始想我该怎么办？我想瞒着妈妈,独自去一趟深圳。结果他们很快就接到弟弟朋友的电话了,妈妈说筹钱去保弟弟出来。爸爸不同意,他说弟弟不成器,吃点苦头也好。他开始怪妈妈,说当初是妈妈放弟弟走的,现在他不管。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去文殊院许愿,如果弟弟平安出来,我愿意用我的幸福换取。我跪在蒲团上泪雨滂沱。没过几天,弟弟出来了,他用身上的三千元钱打点了些人,于是平安出来了。我和妈妈让弟弟立刻回家,在机场看到弟弟,我扑上去抱住他就号啕大哭。
　　　　弟弟回家了,又变成了爸爸眼里的白痴,横竖不顺眼,虽然弟弟很勤劳、很孝顺,几乎就是村里年轻人的楷模,但爸爸还是嫌他太笨。如今,弟弟成家了,爸爸仍然改不了脾气,三百六十五天他都在漫骂中生活,骂弟弟骂妈妈。我曾试图和他交流,结局是我被他骂得在办公室忍不住失态得放声大哭。现在,他甚至连我的电话也不肯接了。我从小就很奇怪,为什么我的爸爸和别人的爸爸不一样呢？为什么他永远没有和蔼的时候呢？
　　　　小时候,爸爸也骂过我不成器。但今天,他逢人就说,我是他教育出来的成果,我两个弟弟是妈妈教育出来的败笔。虽然我的弟弟们都是村子里最听话最优秀的孩子。
　　　　爸爸咆哮一阵出去了,妈妈在电话里哭泣,像个无助的孩子。她反复问我,怎么办,怎么办？如果我在,我会抱抱妈妈。从小就这样,妈妈哭泣的时候,我总是抱抱她,拍拍她的背。她太苦了。而现在,我却只能出门去买一包烟,一支接一支地抽。]]> 2004-5-6 10:35:00(0) <![CDATA[转贴一篇去年的旧文：《飞回北京》（下）]]> 伤心小酒馆 2004-5-1星期六(Saturday)多云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4616&PostID=268255&idWriter=0&Key=0 　　2个小时的行程很快就过去。我终于踏上了北京的土地。侯机大楼里除了我们这批到达乘客几乎看不见别的旅客,服务人员也都戴着口罩,空气里隐隐有一种紧张的味道。我背着我的电脑包和大家一起快速地走着。走过了很长的通道,在通向行李提取大厅的下降扶手电梯口,我看见戴着口罩的四名白大褂守在那里,旁边的一张告示上写着请抬头一秒钟等的字样。我走过去,抬起了头。可是一位女大夫又把我叫了回来,她说：你走得太快了,你必须在镜头里看见了自己的影像才能离开。我退了回去,站在地面上画着的脚印里,注视那个镜头,小巧的镜头转动着对准了我,我确实在镜头里看见了自己小小的影象。我再次走了过去,一边想象着如果出现体温不正常的人,那个小家伙是出声鸣叫还是红灯闪烁。行李大厅空空荡荡,我很快取到了自己的两件行李。走出行李提取区时,那个核对行李票的先生甚至是戴着护目镜的。他核对完我的行李便示意我尽快离开他。出口处几乎没有等待接客的人,只有几个戴着口罩的出租车司机在问要不要打车。我的心里一阵难过。来北京很多年了,进出这个空港真可以说是无数次了,国内口也好国际口也罢,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萧杀景象啊？后来和朋友聊到这个事,她说她有同感,走在街上看见行人稀少她的感觉是这是一个受伤的城市。我的忧伤也是由此而生的。我得承认我最近泪腺异常活跃,只要看见电视里宣传抗击非典的那个短片,听见那段忧伤的音乐,我就自做多情地忍不住想流泪。。。呵。
　　　　虽然是上班时间,可是因为不想坐出租车,我只好让他来接我。一路上车都不多,可能也正是因为车不多的缘故吧,机场高速路上反而出现了事故,刚刚有四辆车连续追尾了,警察正在处理。北京的天气很好,中午的时间正是艳阳高照。有个桑塔那窗户大开,里面居然探出一只狗狗。感情这只棕黄色的长毛狗也知道要开窗通风呢,恩,风吹着它的长毛使它看上去很帅的样子,非常可爱。出了高速上了北四环,车子稍稍多了些,有几辆货车装载着成袋的大米在行驶。而到了亚运村,街上的气氛已经完全不同于机场了,街上行人虽不多,但其中不少都不带口罩,气氛显得有些闲适。因为不想换了衣服再出去,我便直接去农贸市场买菜。市场里面顾客不多,但摊位基本都是满的,摊主也基本都没戴口罩。蔬菜的品种非常多,鸡蛋也比两周前没贵多少。我买了好些蔬菜和鸡蛋,却发现了一个以前从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我发现卖青菜的摊主示意我看秤是看移动砝码的右侧以确定重量,而卖鸡蛋的摊主则是示意我看砝码的左侧。我把这个疑惑和蔬菜一起带回了家。
　　　　小区里的保安全都戴着口罩和手套,楼道的大门完全敞开着,平时都是只开一扇的。电梯的按键都给贴上了一层膜,估计是每天更换。电梯里面的按键旁边粘着一小盒面巾纸,地上有一个纸篓,墙上贴了一个说明,希望大家抽纸去钦按键,并随后把纸仍进纸篓。看来我们小区的物业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到。
　　　　下午接到头儿电话,他已经从杭州回到宁波,他告诉我30号的返京的航班除了早8点那班以外都取消了,这意味着他只能1号回北京了。看着电视,我靠在沙发上又睡着了。醒来看四点的疫情日报,29号,北京新增确诊病例152例,疑似149例。我的心又被揪了起来。。。
　　　　就这样吧,北京,我回来了。我只是你微弱的一分子,你也不是我的最爱,但我愿意和你一起面对一切。
　　　　 2003．4．30
　　]]> 2004-5-6 10:34:00(0) <![CDATA[转贴一篇去年的旧文：《飞回北京》（上）]]> 伤心小酒馆 2004-5-1星期六(Saturday)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4616&PostID=268253&idWriter=0&Key=0 　　《飞回北京》　　
　　匹诺曹于 2003年5月1日 12:45:00 发表在：读书生活
　　　　
　　　　在宁波待了整整两周。在这两周里,我们周围的一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好象是在一夜之间传遍了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这种变化一度让我感到恐惧感到焦虑,而短暂的恐惧和焦虑过后留下的是挥之不去的忧伤和无尽的期盼。
　　　　走的时候北京还很平静,虽然我已经看到了相关的文章。记得那晚看完了读生转帖的文章我非常的吃惊和着急,而我能做的只是第二天去买些消毒用品、口罩和维生素C。离开北京时的首都机场,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一眼望去只有不到5%的人在戴口罩,我是其中的一个。人们在说话、走路、举着旅行社的小旗成群结队,甚至可以看见一个妇人连续大声地咳嗽也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我戴着口罩推着行李车站在侯机大厅等同事的时候,有两个身穿几乎一样西服个头也几乎一样的人,他们用右手抓着西服的右襟捂着眼睛以下的部位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我很好奇,盯着他们,发现他们从我身边走开后便放下了手。这个小动作的含义我当时差不多是花了8、9秒的时间才基本理解。
　　　　就在我们在宁波收集各个县市区的城市总体规划资料,分析这个区域未来城镇发展的空间布局和人口规模的时候,SARS也已经迅速地分布到了全国各个省份并且在北京急剧地扩大着感染人数的规模。我们走遍了宁波的每一个县市,每到一处都看见我们联系的部门在开会传达预防非典,在分发预防的中药。关注感染和疑似人数的上升速度,也成了我们项目组每天吃饭时的主要话题。在这样的气氛里大家都盼着早些结束在外的调查工作。
　　　　在离开宁波的前一天,项目组终于可以确定行程了,除了头儿以外的其他人都可以回家了。头儿要在去杭州向省厅汇报并再回到宁波后才能返京。我们原定在重要路段布设的OD调查（机动车起讫点调查）也取消了,原因就是大规模地组织调查人员的培训不利于非典的预防,而这个时期路段上的出行车辆也势必是较正常情况少的,没有代表性,被我们戏称为非典型的路段交通流量,呵呵。
　　　　可以回家了大家都很高兴,当天中午就去买了机票。我特意挑了上午10：45起飞的CA1542,而W工和Z工则取道上海回石家庄,本来他们是要从北京走的,现在大家一致认为从上海走可以更安全些。
　　　　买完机票我就和Z工分手了,他要去超市买个装图纸的箱子。回酒店的路上我又进了那家彩虹大药房,我要找找有没有丫老师帖子里说的那种眼药水。在没有找到眼药水准备走出药店的时候,我随便地回头问了一句：口罩还是没有吗？那个阿姨说：你只能买一个。哇！可是无论我怎样解释和要求她就是不肯多卖给我几个,她说：还是麻烦你的同事多跑一趟吧。
　　　　其实我离开北京的时候带了3个口罩,用过一个,来指导工作的W总走的时候给了他一个,还剩一个。项目组那天接到单位的电话通知,要求我们坐飞机必须戴口罩。从那天开始我们跑了很多药店都没有买到口罩。宁波虽然一直没有发现感染的人,但世面上的口罩、VC、消毒液都已经基本上买不到了。去药店问得到的回答也都是在等待进货,什么时候有不好说。有了口罩,大家又放心了些。
　　　　下午和当地的H博士去两个部门取相关观测数据。那里的领导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慌问下属：你们怎么就让他们进来了呢？博士忙解释说：她已经来了半个月了,没事的我们天天都和她在一起。回去的路上经过一家医院,一个楼门口赫然挂着个大横幅：发热病症就诊处。博士说,他们处已经传达了市府的决定,宁波要在各个交通入口处设卡测查进入人员,严防死守。应该说这个时候的宁波还是很安全的。不过宁波下辖的余姚市已经有一个从广交会回来的人员确诊发病。
　　　　晚饭的时候,头儿说：明天你们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点点寂寞。我说：你可不可以把时间调整一下,直接从杭州回北京呢？他说从杭州回来还要有些事情要跟局长商谈。其实早前的很多次,C处长就已经流露出希望我们不要回去,一来是关心我们,二来是我们一旦回去,再出来的话他们就真的该担心我们是否安全了。
　　　　第二天一早头儿就去杭州了,我没见着他。吃过早饭,我就已经基本上把东西都收拾停当,Z工过来帮我打好包,和W工一起送我下楼。他俩是乘坐中午的大巴去上海转机。我们互道平安,这个时候我突然感觉有些不舍。
　　　　上了出租车我告诉司机去机场。在路上我们聊了起来,聊的话题仍然是非典。我建议他过些时候如果宁波出现疫情他应该戴上口罩接送客人。他立刻问我是什么时候来宁波的,我告诉他我来了半个月了。我很奇怪的是我没有告诉他他却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我说我在宁波走过的所有地方的人都劝我不要回北京。他说,我也劝你不要回北京。呵呵,有点感动。我告诉他回北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还告诉他我很喜欢宁波。下车的时候我去侯机大厅取推车,他说你别着急。等我推着车子出来时他已经帮我把行李从车上搬了下来,又帮我放上了行李车,并提醒我别忘了我座位上还有件外套。付完费我说谢谢你再见,他祝我一路平安。这是我在各地遇见的很多出租车司机中的一个,他和他（她）们一样,带给我无须铭记而随处不在的快乐。
　　　　宁波机场很大设备很新,而这个时候旅客的稀少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大家基本上都戴着口罩,但气氛似乎还比较轻松,商场的服务小姐因为没有顾客而在相互说笑着。没有特别的指示我便看出来我应该先到一个桌子那边去填写个人健康申报表。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听到旁边柜台有两位小姐在对话：“哎,听说楼下有探测体温的机器”“那我们等下也去测测吧”知道宁波机场也装有这个仪器我很高兴,我想至少可以减少一点和感染者同机的可能性了。可是直到过了安检也没有测查体温的环节出现,我不由得有些沮丧。
　　　　坐在登机口等待的时候我大致数了数,大约有17个乘客,后来上了飞机才知道,原本15分钟后的另一个航班因为只有3个旅客而被取消,旅客合并到了我们这个航班。这其中有一对老夫妻,老大爷有点咳嗽,虽然大厅里播放着电视新闻,我还是敏感地捕捉到了老大爷咳嗽中带着的痰声,我觉得自己有点好笑。可是当老大爷又一阵急咳的时候,一位女士迅速地换了座位,离开去了好几排座位以外。
　　　　 10：24从登机口里面走出来一些人,都带着口罩,手上抱着的小宝宝也不例外。他们是刚从北京来的,每人手里都拿着一张单子,估计也是健康申报表。他们陆续的走着,在隔着玻璃的走道里,我不知怎么突然间明白了前面柜台服务小姐说的“楼下的体温探测机器”是做什么用的了,是专门用来测查进港旅客体温的,而出港旅客不管你去哪里是不需要测查体温的。唉。
　　　　登机了,我最后一个走进了登机口。在栈桥上就可以透过飞机驾驶室的玻璃窗看见穿着白衬衫的机长也戴着口罩。也许是因为人少,也许是因为飞机开启了换气开关,进了机舱我能感觉到里面不像以往乘飞机时那样闷,空气好象还蛮清新的,尽管隔着口罩。戴着口罩的空姐示意我们可以随便就坐。CA的空乘换装以后我还是第一次乘坐CA的航班,我觉得她们的新装非常端庄漂亮。欣赏不同航空空司的空姐制服是我的一项爱好,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心情去多欣赏她们了。大家都很安静,好象都有心事。飞机很快就起飞了,在又一遍填完健康申报表后,我放下座椅的靠背,舒服地迷糊睡去。等我醒来的时候,我身边的空位置上放了一盒点心。小姐们开始送饮料和小盒饭,我总是对她们摇头,我甚至为自己拒绝她们的食物而感觉有点不好意思,我在口罩里面冲他们笑着摇头,但我怀疑她们在我脸上停留目光的时间是否能够接受到我眼睛里的笑意。
　　]]> 2004-5-6 10:3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