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dengjinming.blog.tianya.cn/ 邓金明 2008-2-2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08995&PostID=12594217&idWriter=0&Key=0 邓按：手抄本文学是亟待文化史研究的一个空白领域，以下是网上收罗的一些文章和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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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流：“文革”手抄文存
白士弘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年




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墓地与摇篮
杨健
朝华出版社
1993年




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
田晓菲
中华书局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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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手抄本文学
（http://www.ilf.cn/Art_Show.asp?ArtID=6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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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手抄本是“文革”动乱年代的特定产物，是当时流传甚广的“民间文学”。最近，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文革”手抄本文存—————暗流》一书，把“文革”时期流传很广的手抄本汇集成册出版，使这些手抄本，在沉寂了20多年以后公开面世，让这些当时的“暗流”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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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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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四五十岁的人都知道，在“文革”时期，除了鲁迅作品、《金光大道》等极少数书籍外，其它的文学书籍都被当成大毒草给扫除了。文化成了一片沙漠，文化的荒芜，造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贫乏，这就给手抄本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这些大多以侦破和反特故事为主，连作者姓名都不清楚的手抄本，很快便占领了文化的阵地。一些先在城市流传，后又传入农村的手抄本，成了城乡青年争相阅读和传抄的对象。虽然，这些手抄本不能被公开，有的人还因为手抄本判了刑，坐了牢，但还是没有阻挡住人们冒着危险去传抄，这说明，在缺少文化生活的年代里，面对荒芜的文化，人们尤其是青年们是多么渴求文化和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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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本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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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形形色色的手抄本有100多种，流传最广的有《第二次握手》、《绿色的尸体》、《梅花党》、《一只绣花鞋》、《余飞三下南京》(即《叶飞三下南京》)等，这些被广为流传的手抄本如今大都已公开面世了。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这部给作者带来灭顶之灾的小说，当时曾在社会上各阶层，特别是青年中广为传抄)在70年代末便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公开出版了，之后还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成同名电影公开放映。80年代初，峨眉电影制片厂根据反映重庆解放前夕，我党地下工作者与国民党潜伏特务作斗争的手抄本《一只绣花鞋》，改编拍摄了电影《雾都茫茫》。去年，署名张宝瑞著的《一只绣花鞋》又公开出版发行，还有《梅花党》也曾公开出版过。这次文化艺术出版社又辑录了《绿色的尸体》、《叶飞三下南京》等手抄本予以公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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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爱侦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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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文革”手抄本流传最甚的时候是1974年、1975年，那时我还在家乡读小学。我的家乡虽然在不甚发达的农村，但也传来了部分“文革”手抄本，我也曾抄过《余飞三下南京》等，很为故事里神勇的我公安人员和党的地下工作者所感动。70年代末，高中毕业后，我入伍来到武汉，分配到武汉警备区某独立团六连。一次，我到连司务长那里玩，发现他那里有《一只绣花鞋》、《绿色的尸体》等手抄本，就想找他借来看，但找他借过好几次，他也不肯。因为他怕我传扬出去后受查处，当时虽然是80年代初了，但这些手抄本还属于禁书，若被上级发现，受批评挨处分恐怕是免不了的。当兵的第二年，我考取了军校，这一别再也没有见到我的这位战友，他的手抄本我自然再也无缘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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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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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手抄本中，大部分还是健康或比较健康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健康的。这种不健康的手抄本，流传最广的是《少女之心》、《曼娜回忆录》等。这些描写性生理、性行为、性体验的手抄本，在谈性色变，没有正确的性教育的年代，是很能俘获青年人的心的(现在看起来，这些手抄本的内容也是黄色的东西)。因此，起到了很坏的作用，很有些人因为看了这些手抄本而走向了堕落，因而这些手抄本受到查禁是完全应该的。前两年，书摊上有这些手抄本的非法出版物出售，自然在打击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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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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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手抄本作为那个年代的特有产物，是人们在动乱年代对精神生活的一种渴求，也是最易受人们接受的一种传播方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消遣和娱乐的谈资。众所周知，在那动乱的年代，除了8个样板戏之外，并没有多少书籍、电影供人们娱乐，手抄本自然也就受到人们的青睐被广泛传抄了。如今，这些手抄本经过20多年的沉淀，能够保存下来并被正式出版，实属不易。正因如此，对于那些曾读过或抄过这些东西的过来人来说，无疑是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再去重温一番当时的惊喜和激动。同时，透过这些“手抄本”的历史命运，人们也能看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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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手抄本文学？
（http://www.du8.com/novel/html/20070703/873/55602.html）

张宝瑞


手抄本是这样流传的

　　我觉得，手抄本文学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在文革时期，文坛萧条，只有《红灯记》、《沙家浜》等八个样板戏和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为数不多的作品频频出现，文字狱横行，正式出版物寥寥无几，人们的文化生活极为贫乏、单调，因此地下文学开始活跃。

　　1971年春天，我把我1970年给工友们讲的梅花党的故事写了一部四万多字的中篇小说《一只绣花鞋》；然后给亲友们传看。我还记得，一天清晨，在炉前，有一个叫魏彦杰的工友，一边翻看我写的手抄本一边笑的样子。后来，亲友们传抄到了社会，就形成了我的手抄本小说。当时我的手抄本，通过到内蒙古大草原插队的哥哥，到西北当兵的表哥，到东北军垦，山西、陕西插队的同学，流传到社会上。在陕北高原窑洞的油灯下，在山西忻县村落的老槐树下，在东北军垦黑土地的篝火堆旁，在内蒙古大草原奶茶飘香的蒙古包里，在云南橡胶园高大的橡胶树下，在炉火熊熊的炼钢炉前……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庞，一盏盏烛火摇?的油灯，一支支简陋的圆珠笔，一本本印有天安门图案的日记本，形成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类特殊的文学形式。

　　1971年的时候，我18岁。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就会坐在我家屋子前面的葡萄架下写我的小说《一只绣花鞋》。在葡萄架不远的地方，有一株母亲亲手栽下的白丁香，花开的季节，飘来淡淡的白丁香花的清香，夹杂着枣林的气韵，灰色的旧屋顶笼罩在黛色之中，偶尔传来灰喜鹊的叫声，此情此景，颇有韵味，都能刺激我想象出很多故事。我一天能写出几千字的小说。

　　“开饭了！”那是母亲在小厨房里弄好饭以后叫我们去吃饭。母亲的声音总是会立即打断我的思路，但我还是很愿意听到母亲叫“吃饭了”的声音，因为我抵抗不住母亲做好的饭菜的诱惑，她做的饭，特别好吃。吃过晚饭再写上一会儿，我就要出发了，因为晚上还要去工厂上夜班。乘坐348路公交班车可以直接到达工厂的门口。

　　1974年夏天，因为我在三年里给工友讲故事时又增加了不少内容，于是又把这四万字的小说扩充为一部12万5千字的小说。在2000年10月正式出版前，又增加7万多字，加入当时的一些故事背景。因为按照出版社的要求，长篇小说20余万字比较合适。

　　有人说，手抄本犹如文革时期我们嚼过的玉米面窝头和菜团子，可是你们别小看这些菜团子，就如同你们别小看了人类那些光着屁股的猿猴老祖宗一样，当然这种比喻未必那麽恰当。你们想一想，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历时十载的“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中国当代社会经历的一场大灾难、大破坏。一时间，文坛陷入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悲惨境地，连老舍这样的优秀作家都跳了太平湖。但是一向富于反抗意识、想象力的中国人，不能容忍文化沙漠中长途跋涉的饥渴，于是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诞生于“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历史环境中的“手抄本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在古代，因为印刷技术不发达，人们习惯于手抄文章，《西游记》、《红楼梦》等文学名著就是靠手抄在民间流传的.而”文革”期间流传的手抄本，则是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叛逆行为。由于当年手抄本基本不署名，而且在长期的传抄中逐步被不同的人加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实际上是一种群体劳动，一种自由文学创作，它反映了人们不甘被禁锢的思想和对人性、个性、情感的渴求和反思。正是这暗暗涌动着的充溢着蓬勃生命力的潺潺文化春溪，带给受难而顽强的一代中国人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博大情怀。

　　在初步统计流传的300多种手抄本文学作品中，我写了20多部，至今仍保存着十多种手抄本原创手稿。

　　我始终认为，这世间许多东西都可以没有，但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和真实的历史记载是不朽的！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尽管发生两次废佛焚卷事件，但是隋末的有志僧人静琬在北京京西石经山毅然发起石刻佛经运动，历经隋唐辽金元明一千余年，经数万僧人的磨砺，终于完成石刻大佛经，成为世界佛教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北京石经山云居寺也被誉为“北京的敦煌”。秦始皇可以“焚书坑儒”，“烟雨骊山君子仇，咸阳四百六十丘”，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司马迁可以忍受宫刑，但是著出了辉煌的《史记》。李白可以不被唐玄宗重用，但是成为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最伟大的诗人！

　　我觉得，这就是文革手抄本的真正意义所在！同时，我也是在手抄本的创作中成长起来，形成了在那种困难的境遇和重体力劳动的重压下的精神动力，以至于在1978年以初一的文化基础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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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抄本的传阅史
（http://www.bookicp.com/html/2006-8/2006841014451.htm）

　　□杨 健

　　随着《一双绣花鞋》、《暗流——“文革”手抄文存》在2000~2001年先后出版，并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引起了出版界对手抄本的广泛关注。 2003年，根据“文革”时期手抄本改编拍摄的电视剧《一双绣花鞋》热播，更在唤起许多观众回忆之余，让人们再度关注手抄本的流传与阅读。

　　在那个年代，作为大众集体无意识写照的手抄本，基本有两方面的内容：反特文学、性与爱情。前者比如《一双绣花鞋》、《绿色尸体》、《叶飞三下江南》等，后者包括《远东之花》《曼娜回忆录》《少女之心》《塔姬》等。

　　富于生命创造力的世界

　　“文革”时期生活极端封闭，社会缺乏个性创造的空间。人们的想象力只能到斗争的对立面——敌人的世界去展开想象，幻想和建构那另一半“世界”。在民间文学中，对立的两个世界，虽然矛盾十分尖锐，却相互依存，甚至有着密切的思想情感交流。某些故事将那个对立的世界，描述成一个异质的富于生命力的世界，新鲜的情感都源自那一世界的异质文化。这些故事都传达了一种共同情感体验：对敌人的世界抱着恐惧与向往的矛盾情感。

　　《塔姬》描写了化学家与交际花的恋情，还有国民党军官穿插其间。化学家的那把小提琴则象征着文化和小资产阶级情调。《梅花党》中侦察员与女特务的爱情，俊男靓女在资产阶级上层的客厅中翩翩起舞，透出对异质文化生活的向往。故事绘声绘色地描述所批判的事物，无意识中流露出真实思想，那些令人恐惧的反动事物，正是强烈吸引人们的。

　　有些故事试图突破“文革”社会贫乏、狭窄的文化空间，进入一个可以张扬个性的世界。《叶飞下江南》从政治内容上看，是一个歌颂政府实行“安定团结”、整顿社会秩序的故事，但它的深层叙事，却是在描述一个在社会中执行正义的现代独行侠的形象，赞扬个性自由才是它的真正主旨。

　　《林强海峡》在大陆和台湾之间虚拟出一个广大的活动空间。在这一虚拟空间中，充满了人们可以想象的各种科技发明和新奇的先进事物。林强是一个孤胆英雄的形象，他像《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是能够发挥个人创造性的民间英雄。故事结尾以林强来命名台湾海峡，可谓点睛之笔。海峡是大陆和台湾共享的空间，是一种政治、文化空间的隐喻，以林强来命名这个重要的空间，是将政治冲突的空间，变成一种个人的空间，使其脱离僵化的政治、文化模式，成为富于生命创造精神，可以驰骋个性的空间。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而这些故事却可以克服地域因素广泛流传。其原因除了它们吸引人的曲折情节和完整叙事结构，主要还是由于它们都具有合乎民众心态的共同母题。

　　反映两性的手抄本呈现出完全对立的两类，一类描写爱情生活，试图戴着革命道德的镣铐舞蹈；另一类则为赤裸裸的性描写，丢弃了一切文化禁忌。

　　“洁”与“脏”的版本之争

　　70年代手抄本《少女之心》在民间广泛流传，是公安机关多次通报查抄的主要作品之一。许多读者因为传抄该文受到批斗，乃至被以“流氓罪”劳动教养，但该文久禁不绝。直到80年代中期还有青少年在抄写、阅读这本小册子。各地公、检、法部门都把它当成“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黄色毒品进行清除。究其原因，中国社会的“谈性色变”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倒台而结束。

　　“文革”手抄本的搜集、研究工作，开展至少有10年以上了，从目前的田野考察来看，《少女之心》可以说是唯一尚存的、曾经产生广泛影响的“性罪”手抄本。该书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这类性主题的手抄本，其中大量细节涉及性内容，但客观地看，文章的描写其实均未超出《赤脚医生手册》中有关生理卫生知识的介绍。

　　近年来，人们的性观念逐渐发生了改变，电视台开设性卫生讲座，街头出现性用品商店，人体艺术风行一时，《少女之心》也从当年的手抄本搬上了互联网。面对《少女之心》这个富矿，多个出版社都同时在努力运作该书的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洁本”《少女之心》的出现，就非常自然了。

　　最早的“洁本”出现在1998年的深圳。据当时有记者采访多位曾抄写该书者，均认为所谓的“洁本”纯属胡诌乱编，与当年的手抄本毫无关系。而“洁本”最终被有关部门追查，全部收缴。

　　2004年初，全国图书发行会前夕，“洁本”再次浮出水面。曾成功地推出《一双绣花鞋》、《暗流——“文革”手抄文存》的出版人、文华图书发展公司经理白士弘宣称，《少女之心》的出版手续已办妥，正筹办印刷事宜。

　　白士弘准备出版的《少女之心》，其实就是6年前在深圳被禁的“洁本”，只是这次“包装”得更精致、更专业化了。《少女之心》的这次出版，同样被查禁。但经过手抄本研究专家白士弘的周密包装，在作家摩罗的首肯和赞许下，“洁本”的正统地位得以建立起来，而历史上曾经广泛流布的手抄本成为被无数抄写者性渴望支配下产生的“脏本”。

　　其实白士弘计划隆重推出的“洁本”，除了名字相同之外，无论是在人物名称、地点、故事情节和细节，以及思想内容上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脏本”都毫无相同之处。

　　孙正龙曾著文批评，出版《少女之心》是文化投机心理作祟。出版者看重的是“少女之心”这块品牌。“少女之心”已然成了一种指代，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那就是“黄色”，而出版者也许就是看中了这个效应。

　　世俗化的幸福观

　　在“洁本”推崇者看来，原创的“洁本”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思想性上都远远高于群体抄写者们演绎出来的“脏本”，事实上真是这样吗？

　　“文革”是一个漠视和抹煞性差别的时代，一些男性从事的行业，如深山伐木、开采石油和高空带电作业，都出现了“铁姑娘”队。“文革”也是一个高度禁欲的时代，在一些“文革”作品中，英雄人物都是没有爱情和性生活的。如样板戏中的女英雄，她们的丈夫不是革命军人（江水英），就是在外跑单帮（阿庆嫂）。性不仅是一种文化禁忌，而且是一种政治禁忌，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在集体禁欲的社会环境下出现“黄色小说”手抄本的流传，绝不是毫无缘由的。

　　直面《少女之心》对70年代年轻人的重大影响，就不得不直面人性存在的物化基础，不得不接受本能的冲动是人性中最巨大的势不可挡的一种能量。《少女之心》只是一个引子，但它激起的能量反应却是空前绝后的。

　　青少年传抄这种“小说”，首先是为了了解性知识。它还谈不上是“文学”，但是在性即是罪的时代，以“叛逆”性的勇气追求和宣布性是快乐的，确实具有一种“文学”因素。

　　《少女之心》对人体官能的青春“迷狂”，是对非理性的一种认定。手抄本不可抗拒的流行正是非理性的胜利。返顾历史，非理性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一切流行的价值理念都是一种人为的思想预设，对任何崇高的思想预设，都必须保持冷静与质疑，只有站在人本的立场上，对包括民主、自由在内的一切价值观念保持警惕，才能避免被天国的美景引入人间地狱。

　　摩罗给予“洁本”以极高的评价，他说：这部作品凝结着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道德意识、性观念和伦理观念，是对于时代黑暗的深刻而又荒谬的体验与反抗……就像《野兽》、《波动》诞生于北京思想者群体、黄翔的诗歌诞生于贵州觉醒者群体一样，我们可以假设《少女之心》也是从当时最有思想最有反省意识的青年思想者群体中诞生和流传出来的，因为这样的作品绝不是一个封闭环境中的文学青年所能够写得出来的。

　　摩罗分析发掘出了“洁本”的精华所在。但是，他高估了“洁本”的历史价值，也低估了“文革”地下文学的非意识形态化的重要性。“文革”地下文学的本质，并不是抵抗“文革”意识形态的，恰恰相反，它是漠视任何社会意识形态的。

　　“洁本”有意识地迎战严肃的禁忌性的话题，并且无所顾忌地与主流价值对抗，将性罪观引向了政治意识形态，体现了与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道德、价值取向。可以说，“洁本”更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它的对抗性也反映出与传统社会的对位性。

　　从“洁本”鲜明的对抗意识、明确的价值判断，笔者猜测它绝非“原始本”，反而可能是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作品。当然，这只是笔者“大胆的假设”，有待“小心的求证”。

　　“脏本”作为民间文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现实传统的漠视和超越。从表层看它与传统缺少直接的对抗，从另一层面看，手抄本创作者的民间地位和社会边缘身份，决定了他们的高蹈式的表述倾向和价值取向。他们与正统文学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由此联想“白洋淀诗群”的“现代诗歌”，它们与“文革”意识形态、传统话语的非对抗性的错位和逃逸，正是民间文学的旺盛生命力和原创性的所在。

　　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文革”过去40年的今天，我们再来阅读“脏本”——真正的《少女之心》，就会发现，作者对她所描述的性活动，说不上崇拜，也谈不上忏悔，而是表达了一种切实的人生体验。笔者重读时被其健康的性意识所震动，《少女之心》所说的都是常识，普通的、不带偏见的日常价值判断。如果说，它是一种价值观念，也只是一种市井化的价值观，一种世俗化的幸福观。

　　圣·鞠斯特曾经说过：幸福的思想在欧洲是崭新的思想。200年之后，在中国，我们仍然可以这样说：幸福的思想在中国是一种崭新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可以评判说《少女之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性文学，而且是一种非意识形态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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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革手抄本的一次总结与表达

（http://cache.baidu.com/c?word=%CE%C4%D1%A7%3B%CA%D6%3B%B3%AD%B1%BE&url=http%3A//www%2Efrchina%2Enet/data/personArticle%2Ephp%3Fid%3D3280&p=91759a4781d516f50be2906f16&user=baidu）

周勍


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

——维特根斯坦

文化是一个社会自我认识的主要工具……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会全然压制社会多元的内在发展，而无可避免地社会的文化是第一样被压制的东西；……这个国家今天阉割掉它的文化，明天知识性和道德会变的怎样无能?……生命的升华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不断把秘密的东西开辟出来。

——哈维尔《给捷克总统暨共户党总书记胡萨克外公开信》


心燥上火，嘴唇周遭的燎浆泡雨后幼竹状的左凸右蹿。未几，上唇的胡须间便有几颗艳若樱桃的燎泡居中点缀，因着恐惧(此间为所谓的三角区，弄破后会伤即性命?仅为坊间传言)与自怜，又无丰子恺先生《口中剿匪》的勇气，对胡须也就听之任之地放了几天羊。一日对镜，方映出乱须荒若杂草的脸面，细观三角区那几个熟透了的燎泡上已长出几根胡须，较之邻里可谓是木秀于林了——粗、长且黑，猪鬃般煞是刺目，愕而不得其解，同种同地，怎么长出了花样?又思，方开窍——胡须间的燎泡外表艳丽，内里却早己溃疡腐烂，这几根胡须自是吸了足够的底肥才出类拔萃的。故而，茁壮是真的茁壮了，但它确实是带菌的枝杆。

这便是接手《暗流——“文革”手抄本文存》点评活计之后的一节真实。“文革”，全称应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在刚刚逝去的那个世纪的多变中国里，以革命冠名的著名变革则不绝如缕：辛亥革命——孙中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口号终结了清家绵延了近300年的龙脉，创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并被尊为国父；土地革命——用“既不是绣花又不是请客吃饭”的暴烈手段，均分地主的土地，使得初尝胜利果实的底层农民前赴后继地聚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赤色旗下“血染红旗旗更红”了；新民主革命——将自誉中山衣钵的旧民主(?)代表者蒋介石赶到了台湾，近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即成为现实。而较之上述几次“革命”，仅“文革”说文解字的字面意义便有了些许的意思：首先是加在革命前面作定语的“文化”一词，它的外延和内含指设的含混与驳杂是显见的；其次，革命所后缀的修饰词“大”字的霸道与乖戾，最终显现在中国那段特殊历史上的轨迹就是：它是一次由一定的文化基础所支撑的反文化运动，目的是革古今中外所有文化的命(语录、文选类除外)，其表现形式与社会文化心态是政治文化化与文化政治化的杂交，文化与知识堕为招灾引祸的渊薮与精神奴役的引芯已成为必然！

正如F．荷尔德林所言：那些使一个国家变成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文革”之于中国文化，仅几年内全国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答疑解惑的学校(纵观中国历史，即使战乱贫困或血腥残暴到极致的年代，教育之薪火相传从未断种)。中小学用大放羊式的学工学农来替代系统化的教育体系，大学没有正式招生。仅凭写了几行直面现实的文字就可活生生的剪舌割肾且被施虐的对象还均是纤弱的女性!知识越多越反动!学生用带粗大铜扣的皮带活活抽死自己的老师！这真可谓史无前例式的断代，每每思及，与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相同的血腥味就让我颤栗。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公民，仅能接受布道般虔诚地观看八部样板戏(儿时乡间一个戏迷，晚间看罢草台班子的《红色娘子军》，一时戏瘾大发，改戏词吼了一嗓子秦腔：打不死的吴琼花，×不死的娃他妈！就被判了8年徒期!)和一个作家大标语式的粗暴文字!就连此前早已被西方社会公认为第四种权力的新闻报业，在报纸大样出来后，还要请木匠专门制作一张小桌子，桌面是透明玻璃，里面装上电灯，再把一、二版大样重叠起来对着灯光看两版间“打倒”和“伟大”之类的字眼是否会重叠，并将这种“透明看报法”美其名曰“探照”!若出现重叠，便不惜成本地将所有印好的报纸统统收回，打成纸浆。仅此，即使用蹂躏和阉割来定位“文革”对每个人的精神烙痕，也只能勉强地透过历史的尘埃望其项背!在当时那个红彤彤的若大中国里，似乎有了语录和选集，全体公民的精神文化诉求便真的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且“放之四海皆准”了，而书籍这种“毒草”或曰“大毒草”只能用来当作累积罪名和焚烧的物件便成为高度的共识!由此，“文革”成为文字甚或文明的天敌已是不争的事实。虽则中国历来缺少与官方意识相抗衡的知识分子，言论传播的管道都是一节节阻梗的盲肠，加之“文革”又“彻底、干净地消灭了”私人的空间和民间语境，其状况完全陷入梅列日科夫斯基所描述的“写的比发表的有意义，说的比写的有意义，再说到底，没有说出来的比说出来的有意义”。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识之一就是对精神文化享受的需求，人压抑既久，便要有所释放，正如谣谚所云：鸡不撒尿，自有它的去处”，“文革”手抄本便产生在压抑黑暗的文化霸权的阴霾之中，故其繁茂滋长的过程自然与我那几根生长在燎泡中的胡须相类似，都是长在疮疤上带菌的枝杆，总要受到时代进展和社会变化的影响。

词汇是有历史的，每个词除了它的词源意义和字典解释外，还包含着这个词产生时的境况、原因等多种信息符号。

让我们再回到最基础的关于手抄本的名词解释上来，手抄本三个字，且不能说是耳熟能详，可但凡有阅读习惯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而我对集体记忆死角的隐蔽性和经验主义的盲点感到惊异的直接原因则源至查检手头几乎所有工具书的过程——先查1998年版商务印书馆修订本的《现代汉语词典》，没有收录手抄本一词，与之较有关联的仅有：手本：明清时代门生见老师或下属见上司所用的帖子，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职位等；手笔：亲手做的文章、写的字或画的画(多指名人)；手记：①亲手记录②亲手写下的记录；手写：用手写，亲自记录等，继而复查词汇容量更大的上海辞书出版社最新版《词海》，所收相关词与《现代汉语词典》也是大同小异，亦属隔靴搔痒，而手抄本一词仍未收录！不甘心，再查外研社最新版的《英汉词典》hand-written copy一词，其注释为手写的拷贝，虽名词字面接近，可注释与我思维中的词意却是词不达意、离题千里，徒生中国帝王“百姓没饭吃，为什么不吃肉呀”或程序化的英语社会“有印刷机和互联网的方便，为什么还要用手抄”的荒诞感。最终，求助于我留俄数载的女友；答曰：俄语中有两个词，一个Pykonucb 中文意为手写的稿件；另一个c a M o u 3 g意为地下或自我出版物。至此，我兀自有种“梦里寻她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斓姗处”般峰回路转时惊喜感!前苏联无愧是对现代中国进程影响最大的国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挫折、执政都受到莫斯科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并与之息息相关，故词意的接近与重合就不言而喻了。顺着地下出版物这条注释所疏导的思路，我们再从“手抄本”在“文革”中的产生、衍变与影响的过程中，总结较为贴切的词语来为之定义、注释。而偶翻《哈维尔文集》，这位捷克现任总统、著名剧作家在行文中施用较为频繁的samizdat(民间出版物)一词，也为界定“手抄本”提供了新的思路。

对曾涉足民间文化的我来讲，更趋向于将手抄本纳入民间文学的范畴之中，其原因是它内容方面的特性、流传方式和表现形式都较附合北京大学著名民间文学教授段宝林先生关于民间文学划分时的外部标记：“具有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集体性，特别是立体性的特点。”(《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段宝林著)。而日本的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在其专著《传说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中论述民间传说的特点时所言：“传说的特点在于有人相信。另一个无可争辩的特点是随着时间的演进，相信它的人越来越少，逐渐与历史远离，叙述不受形式限制的自由性、可变性……于传说，‘加工’、‘改变’也极不显眼的被进行着且从未间断。”等，更明晰地印证了民间文学是“文革”手抄本的母体的立论。故“‘文革’手抄本”的注释应为：手抄本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一个新的文学类别，用以填充那一段书籍遭禁毁、作家被歧视和冷藏的匪夷所思的文化专制时期，整个一代倍受精神奴役和蹂躏的人们文化生活需求空白的一种新类型的文学作品。由某人匿名写作，再由相信该故事的真实性并喜好它的阅读者抄写传阅，抄写过程中传抄者不断根据自己的好恶加工或改变，写作语言接近口语化，叙述方式类似传统话本的故事不受形式限制的自由性，同时还具有集体创作所特有的文字粗糙、故事性强且紧贴时代的特征，属民间传说现代版的延续。故事内容多以满足当时人们心理需求、审美情趣和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为蓝本，是“文革”中后期过剩的激情与弥漫在整个社会的虚幻游离空气相悖逆的产物，其中不乏道德法庭、道德救赎、谮越禁锢的进步作品，但大批判、肃煞、颠覆、嗜血成性、拙劣的迎附政治语境、神经质的图解阶级斗争观、空洞浮夸等大标语式的信息符号仍是手抄本的主流。其原创作者和传抄者以当时社会底层的“知识青年”和城市里工厂的青年工人为主体。五、六十年代流行的苏联和中国的反特和地下斗争题材的电影、小说是其创作的基本模式化的叙事结构。随着时间渐进，相信故事真实性的读者也越来越少。但其不甘“自觉贱民”的卑微和超越文字剪舌的艰险，表达其个体的思维，抵抗文化专制，冲破文化禁锢和冒险争取自由出版(传抄)的勇气和非功利创作的民间性确乎极具进步意义。当时的手抄本大约有数百个版本，其中以《第二次握手》、《绿色尸体》《别墅魔影》、《梅花党》、《少女之心》、《第100张美人皮》等流传最广，几乎传遍全国各地城乡。手抄即流传的方式，有别印刷体，而本并非书本的本的字面意义，而是其传播的载体：日记本或工作手册之类的纸制品，因为各种本子也是那个时代的纪念物。

“文革”手抄本是当时国人文化精神诉求的晴雨表，是“文革”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活化石，是重修或完整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补充，它开辟了新的非官方民间出版传播渠道，其独特的创作流播过程和顽强的表达意识，都使其赋于浓厚激越的悲剧美学色彩，但它作为双刃剑的另一极——文化专制和话语霸权严重带菌者的身份也不容忽视!

手抄本之于中国当代精神生活流变史和个人记忆的撞击与烙印无异于填鸭式渗入民族记忆之中的选集、语录，其影响几乎浸淫了那一代人整个精神和心智的成长期，那种公式化的叙事和粗暴的霸权话语，甚或影响他们一生且延及后世。但对其研究和发掘却极为罕见，我检索了几乎所能涉猎到的国内和海外(虽然“文革”学在欧美汉学界几近显学，而与手抄本同时代且成为知名学人者也遍布海内外)的相关刊物和文集，均未见只言片语，是经历过的人们因其简陋近而感到厌恶、耻辱不愿旧事重提，还是可怕的集体历史健忘症在作祟?到底是何因由?

因此，我希冀这篇文字对补缺这一空白有所助益。

“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的出版物是以真正的现实中不断涌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财富汹涌澎湃地流回现实去的思想世界……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上述论段，若不注明出处，精神过敏或习惯了思想自我审查者一定认为这又是那个资产阶级目由化分子含沙射影地给现实抹黑的谬论，其实不然。这正是那位一脸漂亮大胡子的犹太哲学家、被尊为“共产主义之父”的马克思对“自由出版物”的热情礼赞。而我引用这段话的目的也并非中国太极拳中的所谓借力打力(自耕砚田，无门无派的我不知该与谁撕咬)或显摆渊博(因为就连我也是临时从林贤治先生的大作中取巧抄录的)。之所以抄录，一则为那些在历次运动中受到超过残酷界限的精神打击、至今仍操持文字的同类找到调解心理与生理功能同时失调的药引子，因为在恐惧与脆弱的感情支配下的自我审查不但有神经质的极端，而且会象流感一样的传染!这正像汉斯·哈克所言：“艺术产品具有symbolique 力量，它可以用于统治，也可以用于解放，因此，它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引起极大反响的思想赌注。……凡申请政府津贴的机构和艺术家都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以避免公开审查。自我审查显然比公开审查更有效，因为它不留下讨厌的痕迹。”故这种情形于重建一个健康的秩序化社会的危害已经显现：“民主”“自由”“人权”等这些标志着人类文明进步且近代中国的无数先烈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荣耀词却逐渐变味为敌对颠覆性的可疑字眼!从马克思的理论本源到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纲领性文件，从各个不同时期中共的政治宣言，再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无不是在表述这一人类进步的精髓，是投机的歪嘴和尚念歪了经文还是病态的自我审查在作祟?我认为两者兼而有之且后者的责任成分居多!因为作为文字工作者，既不能生产粮食又不能制造机器，若再不能为社会提供维持其良性健康运行的最基本的人文关怀，无疑是一个物质垃圾的消费者和文字垃圾的制造者!这并非借题发挥或者所谓“借别人灵堂哭自己的冤枉”，确实是因为一个常态的思维对“‘文革’手抄本”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关连，要研究“‘文革’手抄本”就要了解它的创作背景和传播(出版)过程和渠道，此点有着正本清源的重要作用。
评介“‘文革’手抄本”，有着其文学的和非文学的双重性。特别是在对其政治思维中特定的话语霸权、产生背景和承启文本的复杂性，以及粗暴的信息代码加以归类和检视，因着现存相关资源的贫乏、传抄过程的变异和事后在种种因由下人为的销毁，确非易事。但只要折回它的原点打捞出其创作、传播者当年的痕迹，亦不难梳理出些根根梢梢：毛泽东在1966年初突然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及八次接见“红卫兵”将狂热的“八、九点钟的太阳”们弄得血脉贲张，满世界的“砸烂”、“横扫”，而其真正的结果却是毛泽东对自己在“文革”中唯一会见的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的：“早在1965年1月25日我己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这句话的一个印证的过程，待到“停产闹革命”，武斗等弄得城市失业人口超过了临界点，而几乎所有的“走资派们”也都被“打倒在地，再踩上千万只脚”而刹不住闸的小闯将们又开始寻找新的造反目标时，伟大领袖一挥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将们立马变成接受再教育的对象，其巨大的心理落差和激情的瞬间冷凝，再加上理想与现实的绝对距离，在他们的精神领域里出现了可怕的空白和盲点，于是各种类似当年地下党传递情报方式的传抄手抄本开始流行，而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一个山呼几年永远健康的亲密战友林彪从飞机上掉到外蒙古的国土上，几年单调枯燥的再教育生活和受骗后的沮丧感就象温都尔汗土地上飞机残骸发出的熊熊大火一样，手抄本也在知青部落里星火燎原!而由毛泽东亲笔批示全党全国批判林彪集团罪证之一、由林立果炮制的恶毒攻击毛泽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更是各种思想之火的固体燃料。

据传“文革”中全国流传的手抄本有100种左右不同的版本，而目前能见到的不越过40种(本)，仅就我所见到的版本中从内容和政治话语的能指与所指可分为四大类，即固守传统精英立场的民众代言类、要求充当喉舌或者器官的自觉献媚类、浮浅媚俗的“精神拾垃圾者”类和打破底层清基督徒集体禁欲和性罪感的《农村赤脚医生手册·生理卫生篇》类。

首先，分析民众代言类的萌生、发展、背景及主要作品。那个被称作“亲密战友、永远健康、阴谋家、野心家”先扬后抑的卖国贼“林秃子”异国他乡的自我爆炸，对广大“红卫兵”小将(无论知青还是青工)和全体国民的神经都是一个空前的撞击，而在广阔大地“练一颗红心，两手老茧”的知青们在几年现实生活的打磨下“红心”已由热转冷，再由颓废到怀疑，林彪事件让这一代人中的优秀分子彻底清醒，他们迅速从统一严密的时代主题的黑幕下撤出自己个人的独立性思维，在那个言词可以使人坐牢或杀头的年月(因为一种言论就有可能动摇整个制度和政权的能力，故极权的掌握者对可能的言论者之手段就可想而知了)，冒险地试图重建民族灵魂向导的地位，暗地里进行着老鼠抠猫屁股的危险游戏——在著名的浏阳河发源地大围山插队的张扬，其后来发行了430万册的《第二次握手》，已以《归来》的题名“流毒”全国。而在北国保定附近以抗战中雁羚队而闻名的白洋淀，一批被发配到此间“接受再教育”的北京知青，尤如被逐出家园的犹太人对家邦的渴求一样的他们不堪忍受文化与精神的极度贫乏，从借书换书，发展到“地下诗人群”，《今天》、朦胧诗人群一至成为名扬世界的文学团体，他们作品的留传当初都是以手抄即用手抄写在本子上的。而后来与之完全相关的“四·五天安门事件”西单那面因贴满文字而变得著名的墙等在精神的血管里都流着与之难以割裂的脐血!


潮湿而寒冷的1964年年尾，26岁且已当了好几年知青的张扬从那条因出了伟人而著名的浏阳河界内的大围山开始逃亡：藏匿于简陋的工人集体宿舍、饥饿与疲惫、特务或地下党式的大口罩、破桅帽、双重的提心吊胆(既怕自己暴露又担心给好心收留自己的人们带来危险，笔者虽少张先生20多岁，却在80年代末有过类似的刀刻记忆!)和没有“明天”的恐惧。其逃亡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和一位受《牛虻》影响而崇拜职业革命家的朋友通信而被所谓“一打三反”运动打成“反革命分子”而潜逃。在可以想见的贫困不堪的逃亡中，他开始在同学弟弟赠送的黑胶皮笔记本上写他的《归来》(即后来非常著名的《第二次握手》)，也正是这个普普通通的黑皮本，还有那条身心空悬的逃亡路，才引领张扬的作品走进了那个特殊年代尤如当今希望工程室宣传画上著名的女孩子那双期冀而饥渴的眼睛般的无数眼帘，浸润了西双版纳佤族山寨古老铜油灯下和北疆建设兵团土坑上知青们的心灵之窗，给处在极端的文化专制下身心冰封的一代人带去了簧火的光亮和些许的温暖，同时也将张扬的名字不可质疑地镶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册页中!

张扬的《第二次握手》之所以获罪并且使得作者险丧人生只有一次的性命，究其原因只不过是他的作品在一个拒绝、否定常识和个性需求的年代讲出了常识和个人诉求，这足以证明那是一段多么极端专制和恐惧的年月：一个因讲出真理而被杀头或象古奥达诺那样为宣传哥白尼《天体运行论》而被割掉舌头，绑上火刑柱的年代对普通百姓来说并不可怕(显然这是中世纪人类历史上最耻辱、最恐怖的一页)，因为他讲出的“日心说”是超前的科学真理!而相对讲出了常人的基本诉求，比如：我要吃饭，我要喝水，我要读书等就要付出身家性命的年代的百姓其不幸与无处不在的内心恐惧就可想而知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正是讲出了这些最基本的常识。《第二次握手》的要点是——直接描写歌颂了那个时代人们精神偶像周恩来(却客观上得罪了另一个叫做“四人帮”的政治利益集团，正面描写并赞扬了丁洁琼、苏冠兰、叶玉菡等高级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和爱国情怀，而此点正好与金庸笔下武林领袖一样的“四人帮”对当时的准丐帮——知识分子所订下的帮规：“知识越多越反动”相违逆(虽则“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国家注定要没落”这句怀特黑德的名言作为国家的信条在英国唐宁街首相府已悬挂了一个多世纪)。而书中关于苏、丁、叶三位出类拨萃科学家爱情纠葛的描写，在激活那个年代青年人情感禁锢、愈合倍受扭曲和创伤的情爱原欲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于那个专制年代强调统一性、集体性而扼杀个性的信条相悖逆——但凡一个禁锢个性存在的社会或者集团，他们所强调的就是清基督徒式的性罪感和禁欲主义，从“文革”的“四人帮”到太平大国洪天王的男营女营概莫能外!尽管这个集团的金字塔最上层的生活极尽穷奢极欲之能事。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的创作过程、传播形式和内容能指性符号远远超过其作品本身给文学史的文本意义!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用在于全国正痴迷上演《皇帝新装》的时候，用成年人理性的声音喊出了：皇帝没穿衣服!

张扬当时的写作动因，用他在《第二次握手·文字狱》一书中所言：“我写这部小说与其他文字一样，不是为了出版或发表，那时的中国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发表文艺作品的机会。我写作只是为给自己看，给身边几个朋友看，或者借用鲁迅一段话吧——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诚然，用今天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其纯粹的文学价值还待商榷，张扬自己也坦言(以我从文字对其人品的了解相信不会是国人故有的所谓谦虚或客套)“我再说一遍——《第二次握手》写得并不好。”但依我之见就其空前的影响力和作品中所释放出的复杂符号代码却不容忽视!毫无疑问《第二次握手》所折射出的与那个时代相悖且罕见的价值体系(尊重知识，正面肯定知识分子，打破爱情描写禁锢等)，确确实实地影响并激动了那一代人!我一直为我们的基础教育与人格养成教育相驳离而疑惑：语文课上成变相的政治课且是拙劣的六、七十年代思维下的政治图解。去年归国，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让我帮他温习一篇名曰《温暖》的语文课，老师要求熟背，课文大意是：天亮了周总理整整工作一夜，从人民大会堂出来碰上了清洁工人，紧紧握手向工人致谢，给他送来春天般的温暖云云。背熟后儿子问我：周总理工作一夜，白天干什么?我只能依我的判断如实回答：晚上工作，白天再睡觉，和爸爸的作息时间一样。儿子用与年龄极不相符的深意“唉!”了一声。且不说总理工作整整一夜清洁工人如何知晓，单单是走近总理，按我们国家高级领导人所享有的保卫措施，对一位清洁工来说就绝无可能!除非是刻意按排的。正如哈维尔在《无权势者的力量》一文中对蔬果店卖菜大叔悬挂“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标语的行为过程诠释的那样：“那符号就让卖菜大叔隐藏了自己忠顺的最根本动机，而将这些都隐藏在意识形态这些更高更大东西的外壳底下……而意识形态作为一些装载‘超于个人’的客观事物的百宝袋，它使人们不断欺骗世界，欺骗自己，收藏自己的良知，掩饰真正的立场，以及厚颜无耻的妥协。”因而，你不难想见，在英国小学课本中收入布莱尔辛勤工作的一天，在美国的小学课本里加入鲍威尔窗前的灯光又亮了一夜之类文字的结果：其作者不是间谍便是窥隐癖!最起码也要吃顿侵犯个人隐私的官司。

我认为在我们的基础教育中，急待收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的是那些在中国现代化和文明进程中起过重要作用且充满人格魅力和个性尊严的篇什，在我们这个种族的流变过程、特别是近百年的史册上不乏这类真正意义上的精英分子和深刻篇章，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没有其存在和世代繁衍的理由!仅上个世纪可收录于我们的中小学课本的就有沈荩、邹容、秋瑾、张季孪、陈独秀、王实味、胡风、陈少敏、郑作新、梁漱溟、马寅初、顾准、孙冶方、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张扬、白洋淀的思想者群落和朱学勤们的民间思想群落也当属此列！而他们的精神之根茎无不深植于其读书之土壤——“文革”前出版且侥幸保存下来的西方经典(张扬逃亡时携带着1963年翻译的报道世界各地最新科技动态的《科技参考消息》，朱学勤和白洋淀群落们像地下党传递情报一样传阅着从“文革”余烬中保存下来的“禁书”，甚或为之争斗的头破血流)，还有毛泽东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批准重新翻译出版的两批最新的苏联和西方文艺与政治理论内部书籍都是养成其自由思想体系的肥田沃土。这对于1949年以来的两大失误之一的教育失误的尚在发酵的恶果所孳生的软骨症、健忘症的中国确实是一剂强力的加加钙。

较之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白洋淀的思考者群落被社会普遍认知的程度则要宽泛得多，究其原因主要是群体的优势和主体所操持的诗这个短小精悍更适合以手抄本形式传播的文本，加之他们其中多数人后来又侧身世界各地的传媒机构。故优先说话的权利和机会象红婴粟一样铺满了他们脚下那条流播之路，而至今作为海外唯一用美元付酬的汉语文学刊物《今天》更是他们扬名海内外的荣誉之舟。而我认为，在他们之中，食指的《相信未来》、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字铭”、芒克的组诗《十月的献诗》和顾城在他的《独犯戒律》中的“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则是这艘荣誉之舟吸引广大受众眼光的亮丽白帆，而他们之中众多的诗评家们连篇累牍的评价文章便是使这艘原本处在边缘状态的孤独小舟驶向主航道成为新主流的有力的船桨，真可谓众力使劲划大船，至于春江水暖(冷?)只有他们这些已在主流河套里游戈的“鸭”们知晓了。

另外一个值得在此提及的手抄本，就是在“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根据叶群在全国范围内为儿子林立果选“妃子”，给女儿林立衡招“驸马”的真实事件，演义的两个不畏权暴、勇敢追求爱情的青年男女在林家为爱殉情的爱情悲剧，这个手抄本在称作“四人帮”的三男一女的模拟像被吊到北京街头的树枝上不久，便被分别以《别墅魔影》(青海人民出版社，著者袁民权)和《大海作证》、《星星作证》(群众出版社)之名目写成中短篇小说公开出版，也算给那个倒春寒的料峭季节续了把尚有些许温存的薪火之灰烬!这个手抄本其积极意义在于：正面大胆地在那个禁欲年代(特别是高层将控制个人欲念当作钳制人思维的一种手段)，提出了爱情这个亘古不变的命题，并且极力宣扬爱情的纯洁与高贵这两种属性，在那个为了招工进城或参军上工农兵大学，男的宁愿娶村支书的傻女儿，女的甘愿让肌肤与手指一样粗糙且年龄能当自己父亲的农村掌权者肆意喧淫的年月，一对璧人儿为了爱情竟敢公然拒绝进入当时中国的第二家庭作其成员，最终以双双殉情为结束，虽然故事的套路与铺排透着中国传统戏剧和话本中才子佳人的底色，故事中也有那个年代所特有的极强的时代价值观：诸如过分强调处女膜的贞烈观、愚忠等封建意识，但其对爱情的专著及执着，却是贴在那个人性和人情都千疤百孔的年月上的一剂上好的膏药!同时为《南京知青之歌》差点被判死刑，被当时的权贵张春桥点名、后判10年徒刑的词作者任毅及其相关的《重庆知青之歌》、《鸭绿江之夜》、《从北京到延安》、《我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等当时的流行歌曲，也当属此列、具其功效!因为仅从《南京知青之歌》的歌词就能反映那个年代的情感真实：我的家乡(南京知青之歌)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的修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 我的命运／用我们的双手锈红地球 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我的家乡／

其次，对于“要求充当喉舌或者器官的自觉献媚类”手抄本的分析，着重点则是对其“民间性”的探究与梳理：此种类型的手抄本，依手头仅有的篇目按其流毒及影响首推《梅花党》(或叫《一只绣花鞋》)在其流传过程中还曾变异为《三朵梅花图》、《一张梅花图》等)，另外还有《绿色尸体》、《李达之死》等为数不菲的简目。其内容主要是将高层政治斗争以盲人摸象的平民视角演义成为老百姓更容易接受的民间故事，其故事的易流传性加速了故事所编排的事件(和当时高层对所涉冤假错案定性一致，且肆意夸大)在民间社会的传播，近而为资讯来源相对单一的民间社会提供了对高层政治斗争结果认同的潜质素材，给民众记忆的程序中输入了难以更改的病毒(比如刘少奇、王光美平反多年，而每当问及那个时代过来的普通民众，对这两人下意识的直感仍是“叛徒”、“特务”)，其文本意义和现在的“积极配合形势”、“图解政策”有异工同曲(甚至是同工)之效!前文所提及的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在《传说论》一书中对“传说”特点的定位“在于有人相信”更是明证。下面逐一解读辨析此类型中几个典型故事的衍变与“密码”。


以《梅花党》为母体的手抄本及其在传抄过程中流传变异所孳生的几个子本，其内容无论放在“文革”还是在现在，都是绝对的“爆料”：潜伏在中国大陆的“梅花党”党魁是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夫人王光美，而国民党逃离大陆前的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则是隶属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梅花党”海外联络员。利用60年代初，轰动世界的新闻焦点李宗仁由美归国的真实事件作壳，引出郭德洁奉命于美中央情报局或台湾军统局与国内潜伏的“梅花党”党魁联络、李宗仁和郭德洁在北京机场走下飞机，王光美按联络暗号如约拥抱郭德洁(事实是李、郭归来，王光美有可能去机场迎接统战对象，再则以王光美年青时所受之教会学校的西式教育，也有可能与郭德洁用西方礼仪拥抱，当时的媒体可能也作过相关报道，故用此细节去印证这个编排拙劣，叙事鲁莽的故事的真实性和用民间话语诠释主流政治形态，巩固民众的政治迷信则是再恰当不过了，也更容易通过小道消息的渠道，用欲说还罢，半遮半掩的方式，散播高层秘密政治斗争的荒谬逻辑)，郭德洁内心震惊，很难相信堂堂国家主席夫人，就是自己要找的接头人，故不敢继续使用接头暗号，而王光美接头心切，在欢迎晚宴上又频频与郭德洁碰杯(这当然是更进一步的接头暗号)，郭德洁仍不敢冒然接头。后来周总理安排李宗仁夫妇去全国各地参观视察，郭在参观过跟中，看到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的“文革”取得的丰硕成果，内心涌起波澜，准备跳出特务组织的苦海，毅然回到人民的怀抱。王光美发现了她的意图，竟趁再次设宴时给郭酒杯中下了一种能使她旧病迸发而不知名字的药，郭情知上当，在上海临死前恳求见毛主席一面，当周总理匆匆赶到郭病床前，代表主席探望她时，郭非常感动就在病床前一五一十地将事情原原本本面告总理，随后放心地死去——此处的这个死字用得更加阴毒，因为郭德洁按历史的真实就是回国不久而病死大陆，李宗仁后娶小自己近二十岁夫人的事情在那个由于情感空白而引发窥隐与好奇心的特殊年代又弄得民众尽人皆知，而硬将一段信史和另一段编造的荒诞透顶的民间传奇揉合嫁接在一起，用民间叙事原则利文化大革命中政治斗争的思维逻辑，使民间思维和高层残酷隐密的政治杀戮达成一种天然的同构关系!进而对刘少奇的残酷折磨与非人虐待，光天化日之下对王光美——国元首夫人的人格羞辱和肉体“触击”甚或“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林彪语)。从道义和民意上都显得顺“理”成章了!故无论如何，以《梅花党》为母体的手抄本，为迫害刘少奇夫妇在民间社会的意识深层和行为暗示上都起到了无可辩驳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作为这个故事载体的引子和穿插其间的破案过程则更加完整地保存了“文革”年月民众政治意识思维符号体系和“文革”话语的“原生态”：故事发生地是南京(此类故事发生地多选南京、重庆、武汉、北京、广州、上海)，究其原因是案发地便于诠释阶级斗争理论——因为以上地名多与国民党旧政权中枢相关联，重庆、南京是旧政体的首都，暗藏的“历史垃圾”自然多；上海、广州又同是帝国主义分子经营多年的半殖民地，潜伏特务自然就不会少，加之解放初所拍摄的几部影响极广的反特影片，诸如《羊城暗哨》、《霓红灯下的哨兵》等的案发和拍摄地又都在此；武汉、南京各有一座解放后建成的长江大桥，自然是敌特破坏的目标!北京作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全国人民的心脏”其显要位置自不待说，而南京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本身便颇具传奇色彩，少林寺出身的八大军区司令员之一、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因为他在当时民众心目中是粗中有细的毛泽东非常信赖的军人、毛革命路线的坚强捍卫者(就许世友这位貌似鲁莽的忠勇军人的性格成因和生平谋略及政治影响日后专文另述)，故当时的许多“重大案件”的侦破都会与之牵强附会；其人物有：毛泽东、周恩来、部队参谋的妻子青年女工、武斗伤员、侦察员张强、小侦察员、父母是国民党高层特工的女特务、停尸房中手拿小铁锤在尸体头部乱敲的怪物、王光美、郭德洁等；场景是：古老的医院、由把停尸房墙壁戮了一个洞改成的半在外面半在停尸房的病床、停尸房中半夜里发出的滴滴哒哒的声音、刻着三朵梅花的电台、几只粗壮的人手、塞住王光美嘴巴的大毛巾等，这其中所隐含的信息量之大，符号代码所能分离折射出当时政治生活面之广，在同类手抄本中是空前的，而就梅花党及其所演绎的各种版本的叙事结构和叙述语言而言，多借用民间鬼故事的外套，而其在叙述上的平铺直叙和措词上的粗暴生硬，特别是故事编排上露洞百出的粗劣，确实不值一晒，但其中的侦察员张强由缴获的刻有三朵梅花的电台，引起自己对山城解放前夕以谈恋爱之名打入女特务家刺探情报一节的情节叙述，到颇有些说头：从革命者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来讲，无论是革命年代的地下党，还是和平时期的公安侦察员(正义一方的符号代表)，为完成艰巨任务，均可凭借谈恋爱的手段打入敌人心脏(反方的符号代表)，但主人翁必须是男的且不能与反方的女特务或罪犯发生实质性的性关系，而反方则往往是用放荡野性的女色勾引男革命家或公安人员，且被诱惑一方都会巧妙躲避或严词拒绝而过美色关。否则，一旦粘染女色，不是变节投敌就是死亡，而女革命家或侦察员绝不能施用美人计这一手段，此症结直到现在所能见到的文字或文艺作品中概莫能外，而与《梅花党》同母体的手抄本在此点上表现的更加“泾渭分明”。

在故事结尾处，关于王光美被捕的时间、地点和过程，则是竭力迎合刘少奇被迫害这一政治事件当时的官方口径并于以“克隆”：1967年3月30日，由曾在解放前利用“男色”打入敌人内部刺探情报、后在停尸房装死人、一直参与此案侦破的南京公安局侦察员(侦察员的单位是相对偏远的南京市而并非北京的公安部，且身份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安侦察员，这种编排完全适合民间传说中老百姓所希冀的结局——弱者战胜强敌，小人物搬倒巨奸的民间想当然的思维逻辑和心理期盼)张强，设计将王光美骗到公园(即“文革”词汇中所谓的“光天化日下”的能指物)，用一条大毛巾塞住其口(剪断张志新喉管，用针线缝住史云峰嘴角等封杀不同声音传播管道的残暴)，几只粗壮(多数群体的独断与强暴，无怪《犹太法典》中有这样一条戒律：“凡是全体一致通过的没有人提出异议的决定，都属无效。”)的大手轻易将其抓获；手抄本中的这段叙述与现实中王光美由当众批斗到逮捕再到林彪批示：“立即执行死刑”的时间脉络完全一致，其落井下石和强性盖棺定论的功效不言而喻。但就其整体所显现的丰富且复杂的信息符号，作为后世研究“文革学”，仍不失其标本和化石之功能。

而后来陆续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几起遍布全国各地的利用“梅花党”搞经济诈骗或刑事犯罪的案件，特别是1998年发生在十三朝古都西安的那桩离奇案件：即全国劳模、西安五棉集团董事长、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应治帮，这个曾在全国纺织业界声名显赫一时的官场人物，竟然相信了一个编造的极其荒唐的“梅花党”故事，用数十万公款为骗子们做了一个馅大肉肥的打狗用的包子，真不知道此君是贪污的缺口过大，想钱想疯了，还是其当官过程中僵化的官样文章作多了把脑子给弄坏了?但仅此足以印证《梅花党》在那个时代人们潜意识中的根基!

而最让笔者感到卑劣与荒谬的则是“文革”之后，出于政治附合式的投机和商业利益而延用“文革”思维对《梅花党》这个流传甚广的故事的篡改(这是一个典型的“文革”词语，我虽深恶“文革”近而厌屋及乌——对“文革”及其衍生的词汇，行文时尽量避免使用。但一则因接受识字教育的过程中其毒素已深楔我辈之血脉，二则此处用之实觉较为贴切准确)，使之由“文革”版的恶意能指的小道消息式的民间政治谣言的传声筒变异为歌功颂德式的所谓善的谎言。


首次“篡改”是在中美建交(当时笔者正在上整日放羊式学工学农劳动的所谓小学，学校大喇叭——那段年月全国各地权力的符号，传出播音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云云，一时间几百人的一所小学校竟不知美利坚合众国为何物，最后竟是一位因出身不好而下放的老语文教师颤颤兢兢地说：可能是指美国，不!就是美帝。当随后接到上级统一口径的文件：我们已和美国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友谊，不要再用美帝一词了，我们才明白了美帝并不是美国的名称!)之后的70年代初期，《梅花党》的故事又以《36朵梅花》或《50朵梅花》之名开始流播，其故事是因水门丑闻下台的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宴席间服务员不小心给总统夫人心爱之物、也就是当年总统与之两人间的定情之物白纱巾(典型的当皇上的人每顿都有肉吃的思维模式，因为纱巾、的确良是那个年代中国人消费观念里布料中的奢侈品)上滴了些油渍，老工人或者什么心灵手巧之人不辞辛苦在这条纱巾的油渍处绣上36朵或50朵梅花巧妙地遮掩了油渍的印痕，无论编造者是附会“梅”美谐音，还是以中国人的传统心理对数字的诠释六六大顺套用36或者50朵梅花代表着与美国50个州人民的友谊什么的，但我都要说：这些人为变种的所谓梅朵，无论从字典意义还是符号能指上讲，都不能算作是花，若硬要将其往花上贴的话，也应给其加上前缀词，露天茅坑(决不是现代都市施用的较为清洁的侧所)边上生长着的一株粘满细菌的狗尾巴花!因为我们这个种族今后的繁衍与心理深层的修复过程中，根绝“隔山望见兔”式的思维逻辑和思维定势以及一直由之左右着的群盲从众意识是尤为重要的重中之重。

同在一张餐桌上吃饭，如果其中一人偶然吃出了一只苍蝇，教养好的那种食客或是偷偷将其扔掉或事后叫出老板善意暗示；而另一种要不一口将其吞下肚去省得恶心大家，要不就一口吐在餐桌上让大家看个明白、吃个清楚，我的处世为人更趋于后者。故对最近在媒体上仍有余温的那只比炒焦了的《一只绣花鞋》，我若一口吞下去不是嘴太小，而确实是它太臭了且包了一层极具诱惑色彩的乳液近而成为一颗“糖衣炮弹”，我不得不依着秉性将忍着恶心与呕吐用自己的嘴化去它的外壳而露出的本象吐在餐桌上，让人家一次看个够。

尽管《36朵梅花》或《50朵梅花》的版本中，王光美、郭德洁等主要人物已被做了金庸武侠人物式的“乾坤大挪移”，故事情节也编造成了驴头马嘴，可其间仍依稀残留着些许“文革”标本的影子，而最近一次搭底苫面式的旧瓶装新酒(用这个赝品年代充满漂白粉味的自来水与劣质工业酒精勾兑)后公开出版，封面上堂堂皇皇地印着×××著，报纸上充满版面的专访大照片，再加上一段乱哄哄的著作权或名誉权的笔墨官司穿插其间，使得—桩原本就荒唐无聊的事由逐渐演变成一出可用卑劣下流来作前缎词的荒诞闹剧——因为明明白白的是看在钱的脸面上的一次成功的商业行为(我素来不排斥快餐文化，因为在商业社会里，它是发掘新经济增长点的可能——好莱坞的一部《泰坦尼克号》的票房超过了国际上三家著名汽车制造公司一年收益的总和!)，但罩着“文革”手抄本温情(由那一代失落的中年人怀旧心理作崇而发酵的变味情绪)的面纱，旨在从他们因下岗或上有老下有小而几近干瘪的腰包里用“我们那个年代的故事”做个幌子割上温柔的一刀。在日前这个喧嚣且急功近利无所不用其极的出版业界，确乎不算什么，但要害是其作者(?)将一个那个年月任人尽知的为迫害国家主席张目的粗糙民间故事，改写成讲述我公安人员如何与图谋打入我们内部窃取情报的敌特斗智斗勇的侦破歌颂小说，而且言之凿凿地断言“这一流传了数十年的手抄本历经风风雨雨，就像一株异草展示在世人面前……‘文革’期间，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民间传说也是文学创作的来源之一……《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文学著作中的许多故事早己在民间流传了若干年。我的朋友文学天赋很高，而且口才极佳……《一只绣花鞋》就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创作了这部长篇小说，……关于梅花党流传的手抄本有十几种版本，但他写的版本是当时比较积极、健康、完整、文学性较强的一种版本，这个版本朴实、生动、真实，基本保持了原始的面貌……积极健康向上的口头文学的手抄本也应载入中国文学史，作家张宝瑞和他的手抄本也不能例外。”这段引言，便是出至那位专为少男少女写诸如花草猫狗、情情爱爱类流行歌词式的流俗诗人汪国真为《一只绣花鞋》一书所写的序言，且不去深究这种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背后是否有“一顶轿子，哥们几个，轮着抬轮着坐”式的道德失禁后的自慰倾向(因为文明社会，个人行为只要不妨碍他人利益，尽可纵情发挥)，单就这段不算太长的文字中忽儿“异草”，忽儿“民间口头文学”忽儿又《三国演义》，再加上“保持原始的面貌、载入中国文学史”等拉郎配式的穿凿附会，就显现出了其眼花缭乱之下的力不从心与鼻孔插葱硬充大象的世故与琐屑。回到说文解字的圆点，既然承认是民间口头文学，那么其搜集整理的方法无论是芬兰学派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还是英国的人类学派研究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忠实纪录，此点当代民间文艺方面的泰斗钟敬文教授在其《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一文中，就有精辟的论述：“人民的口头创作……不是一种‘素材’或者一种值得入诗的‘思想’。这种作品，我们只要从人民的口头忠实地把它记录下来，就能够发挥新的作用。”既然扯的是“文革”手抄本的旗子，那么就不应该用自己造的假酒来误导后来者的味觉或让曾经历过那场灾难的当事人的记忆在温情的怀旧氛围中变得迷迷糊糊事是而非!因为这一整理或者曰创作，矫情地变异为歌颂公安类的正面肯定。其隐患便是在制造人们记忆混乱的同时，对文化大革命局部或个例的肯定与谄媚!


至于序者将其与中国文学史、古典文学名著硬往一块掺合，还有作者在答《北京青年报》记者问中的：“口头文学、手抄文学，其实就像今天的网络”以及因序言中一句《雾都茫茫》电影取材于斯而引发的热闹笔墨官司，我只能说闲着也是闲着，哥几个三忽悠两忽悠的保不齐还能捧出个文坛新品种——手抄本的鼻祖或者老佛爷什么的。还是回到常识，因为深恶由文字构陷的险恶(特别是刘震云先生“一地鸡毛”式的单位为蝇头小利借文章撕咬、说事儿)，故暂且把该“创作”对故事彻头彻尾的颠覆或自许原故事的原创者的事由放下不谈，仅就炒作过程中的形态，就让人不知所云：一个现代人，若用粗疏的文字将历史上著名的《白蛇传》或《孟姜女》再“创作”一番，然后再以这些著名传说的原名为书名，封面冠以×××著，你会作何感想?!我只能套用我那荒僻乡间的一句俚语的前半部分“光屁股撵狼，胆大不要……”作答了。

而同属此一类型的《绿色尸体》和《李达之死》，其无论是从故事本身的能指或影响范围的外延与内含，相对手抄本《梅花党》则要小得多，就其故事本身的情节和复杂性也显得简单的近乎简陋了：前者的故事大意是一个黑大汉从黑色“伏尔加”小轿车里拖山一个浑身发绿的人，交给上海华山医院急救室的值班大夫而后逃走。那人死在医院后浑身更绿，公安人员赶到现场后绿色尸体又不翼而飞，公安侦察人员围绕着这具绿色尸体与敌特斗智斗勇，最后终于挖出埋藏在上海市公安局领导层的特务分子杨帆。其叙述极其生硬牵强，带有那个时代的显明特征。而故事架构和叙述语言则是传统公案演义与前苏联反特电影情节的拙劣翻版，间或再夹杂些民间故事中狐鬼故事的细节，现将该故事的章节标题如下罗列：第一章，绿色尸体不翼而飞；第二章，一把匕首；第三章，废墟里的笑声；第四章，珍贵的礼物；第五章，金表的来历；第六章，菜场风波；第七章，坟场斗争：第八章，舞场奇遇；第九章，三封情信；第十章，杨家宾馆大出丧；第十一章，边疆斗争；第十二章，教堂里的秘密；第十三章，一网打尽。仅从这个提纲契领又带点煽情导读式的目次所透出的符号代码，就不难看出其粗糙的底蕴。但原创者所编排的故事发生时间、地点和主要人物的进一层深意却着实利害：1954年深秋的夜晚，从苏州到上海的公路上，最大的反面角色是当时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这一切正好与已拍成电视连续剧且在北京播放时人为删去后两集的《潘汉年》——也就是建国初发生在上海的最大叛徒、特务冤案“潘汉年、杨帆案”严丝合缝!听或者读这个手抄本，在那个信息来源单一的时段，最少也能在心理上留下潘、杨有罪的暗示与佑证吧!而《李达之死》在叙述语言和故事架构上与前者也是大同小异，只是把“文革”中较为著名的“李达事件”主角李达的死因由受屈含冤而死篡改为被敌特害死，接着又是毛泽东震怒，公安勇破敌特案保护住武汉长江大桥的老套子。其将点就是将极不透明的上层斗争的结果，用民间想当然的思维方式编排成传奇故事流播，用之填充贫瘠的文化娱乐生活的空白，同时留下现实政治斗争的投影。

此类手抄本的主要共同点便是用隔山望见兔式的思维与捕风捉影的方法将已经发生的政治事件利用传奇故事的方式同官方的口径牵强附会，近而助长“庄稼猴，一个挠头都挠头”的盲从随众心理。要根除这一人格养成的隐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从自身和我们所承启的中庸圆通的传统文化中去反省与剔除。

而就“精神拾垃圾者”类的手抄本讨论起来到颇为轻松有趣，我们还是就手头所能掌握的资料先罗列一下此类手抄本所涉猎篇目的名录，依次为：《303号房间的秘密》、《一百个美女的塑像或第一百张美人皮》、《金三角的秘密》、《地下堡垒的覆灭》、《三下江南》、《一缕金黄色的长发》、《十七枪打死赵连元》、《远东之花》、《一块手表》和《一个绣花枕头》等，从其名目，就不难看出其内容所包含的丰富的娱乐性与充满爆炸意味耸人听闻的猎奇性信息，其属性与归类也较接近80年代初从港台传入、尚属初级阶段的恐怖鬼片和民间文学的又一个分枝新故事(其实后来在全国新故事大赛中获奖的不少篇目，其内容、情节和叙述方法都能从这类手抄本中找到影子)，而目前人们所常讲的可视性与商业性，在这些手抄本中也体现的较为充分，更为可取的是，这类手抄本在铺排叙述中部基本上脱离了当时的政治语境，成为民众填充当时由一个作家八部戏构成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外文化娱乐生活空白的精神补充物，并为80年代新故事的崛起和之后中国通俗文艺的发展作了粗略的土壤优化!


这类手抄本中也可依原创者编排时的心理和故事内容分为两大类，即：远离故土避祸类与惩恶扬善式的现代公案类。前者的主要篇目有《303号房间的秘密》、《一百个美女塑像或第一百张美人皮》和《金三角的秘密》等，这几个手抄本的共同点是故事发生地和主人翁全都不属本土，手抄本的始作俑者文化素质较之同代人稍高，且在“文革”前受到外国、特别是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侦探小说的影响，对西方的社会状态与习俗也略有了解。而后者的题材范围主要是建国初的反敌特案，主要篇目有：《一缕金黄色的长发》、《地下堡垒的覆灭》、《十七枪打死赵连元》、《一块手表》、《三条命案》、《远东之花》、《三下江南》等，案发地多为重庆、上海、南京等，所叙故事与高层政治斗争关联不多，故而同前者一样，其始作俑者们到颇有在那个特殊年代所必备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卫心理。比如：前者的故事发生地选在国外资本主义社会里，主人翁又都是外国人，故而即使案子写得再残酪，场景描述再恐怖，那也是往资产阶级的腐烂生活上抹黑！这非常适合“破鼓(提前预设的与有罪推断类同)众人捶”的中国式思维逻辑。

因为这一类型手抄本的始作俑者内心因文招祸的恐惧与忧虑减少了些，加之其出现的年代大都在1975年(即对“文革”的怀疑怨恨情绪开始在整个社会漫延，偷听“敌台”(主要是指“莫斯科之声电台”和英国的“BBC电台”)也是当时“知青”和城里的青工们人所尽知的秘密，僵化禁锢的社会形态逐渐松劲，故这时的手抄本相对前期的手抄本故事情节要精彩的多。若是那位有心的影视导演在这类手抄本中作番纸上考古，相信无论是收视率还是情节的巧妙复杂上都不失为一段含金量颇高的富矿层。

关于第四类也就是打破底层清基督徒集体禁欲和性罪感的“农村赤脚区生手册·生理卫生类”，其重要的代表作有《少女之心》、《曼娜回忆录》、《梅茹回忆录》、《新婚第一夜》和《幸福的秘密》等。目前对这一类型的手抄本无论是整理出版还是个案研究上尚属禁区，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坏书”毒害并引诱为数不菲的青少年走上了犯罪道路，若要为此观点找寻事实论据，则随便翻开手头由西北政法学院科研处1982年(此类案例集中发案期)5月油印的《西北地区青少年犯罪研究文集》，相关数据和个案俯首皆拾、枚不胜举：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室的吴效堤、丁冲在题目为《关于我区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据调查了解，手抄本《少女之心》危害极大，少女×××因有人和她说了几次《少女之心》的故事，就开始乱搞男女关系……；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青少办的《青少年失足犯罪原因初探》一文中也提到了《少女之心》——有个名叫贾××，别名“黑玛丽”的女青年，今年20岁，高中文化程度，该贾在上中学时，偶而从朋友那里借来一本《少女之心》手抄本如获至宝，朋友索要时，她以丢了为借口拒还，整天翻阅，体味其中的下流描写，并不时以手淫来满足需求。整日昏昏沉沉，不思饮食，开始寻找男流氓。1979年9月，该贾到男青年李××家玩，喝酒、吃饭，晚上住在其家，半夜该贾走出屋门，叫醒李××，非让李与其同睡，并说：“我看过《少女之心》，与男人性交是件舒服的事”，并主动脱掉衣裤与其发生关系。从1979年以来，她先后同男流氓韩××、丛××、孙××等十五个人发生两性关系。有许多情节是极其下流和令人作呕的……；而手头的另一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出版的《面对形形色色的案件》一书中，有关因看了《少女之心》手抄本而实施性犯罪的案例也是连篇累牍，特别是其中一篇《一本彩皮书的背后》更显离奇，文中写一个名叫李军的现役军人，整天抱着一个用“大众电影”彩封包皮的抄有《少女之心》的本子如痴似呆，先是跟踪少女进女厕所，近而在公共汽车上耍流氓，接着竟将战友来部队探亲的女友先奸后杀，最后被军事法庭执行了死刑……但似乎更有说服力的则是文艺批评家朱大可发在《南方周末》(2001、2、1)上的《书架上的战争》中的个案——我的一个同学，在看了《少女之心》后出现严重的中毒症状：凶猛地追求他自己的亲姐。他姐哭着把他送进派出所，他在挨了一顿毒打之后被放了出来，当晚就把刀子捅进了亲姐的肚子。他被枪毙前在学校操场上开了公审大会。……

如上所列举的这些个案，均出自法学专家和知名学人的手笔而并非坊间舛讹之言，其有名有姓、言之凿凿，似乎可以铁板定案了——《少女之心》之类的手抄本是十恶不赦的坏书，是引诱青少年性犯罪的根源与祸首。但我仍想说声：且慢。由于笔者也看过不少不同版本的相关手抄本，虽然这类手抄本在传抄的过程中不断加入抄写者的个人感受和想象，但其主体无论是性行为的叙述语言还是细节描写。都没有超出《赤脚医生手册》中有关生理卫生部分的介绍性白描文字的范筹，绝少目前“美女作家”或“纯文学”作家们尽性的感官与性心理的病态描写，而其淫秽程度比起眼下街头几块钱一张随手可得的“毛片”，那简直就是低幼读物，可现在的性犯罪案件却大大的少于那个年代，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性犯罪的概率与社会开放程度成反比例，而另一个原因则是被法学专家们屡屡引作论点的80年代青少年犯罪的个案本像所露出的端倪：其出处多为审讯口供或监狱人犯的“认罪”材料，而在此对监狱可借用曾为《南京知青之歌》案坐过近10年牢的词作者任毅的一段总结“那时监狱的一大特点是以犯人治犯人……这里助长人的种种恶劣行径，诸如告密、奴颜婢膝、恃强欺弱，相互践踏等等。”对监狱的特性作以注释，而这些真凭实感却正是法学专家们所阙如的。

因之，笔者以为：监狱里占绝对多数的罪犯们的“认罪”或者“忏悔”材料。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口不言心的“老三篇”——简叙犯罪过程、深挖犯罪根源、无限上纲上线的自我作贱后再痛下决心迎头赶上之类的套话，而他们之间被新老犯人口口相传成为共识与信条的则是：“坦白从宽，劳改场背砖、抗拒从严，回家过年”。此点极像成克杰、胡长青之流的腐败分子，一旦案发，就长篇大论的开始“反醒”，其文字一开头大都是：我放松了思想教育，受到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云云。至此，我凸自想起那句：抓把牛屎抹在你的狗脸上!如此“忏悔”听惯了到也动听，觉得似乎还是有点真诚，其不知全是些言不由衷的屁话(简直就是腐败分子们落马后自降罪刑与衍尤的流行语录)。单是将其贪婪奢靡本质所引发的犯罪事实的原因推委给“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就够下流、够虚伪的了!什么是资产阶级方式?依笔者在美国的亲眼目睹，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就是爱荣誉、要体面。在家里爱太太、疼孩子，在工作或公共事务上敬业守法……请这些腐败分子的后继者们，往后犯案时有啥说啥，不要死到临头还不能将融入人格中的说谎基因剔除，更不要把自己脸上的黑灰往人家资产阶级的脸上抹了!故而，我认为此类型手抄本的负面影响因着相类似的盲点，比以讹传讹的无限夸大了(我当然不是在否定其原有的负面影响)，而其积极、进步的作用和意义，却在因噎废食的思维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盲点与禁区。因为一个僵化的社会，其社会形态的禁锢首先来自于对性的禁锢与罪感化，而要打破僵局，反其道而行之不失为“解铃与系铃”二者兼一身的方法，此点在中国历史、特别是世界历史的河流中不乏其例。

研究一种文本或者是文化现象，自然要探究其产生的土壤和民众当时对此的反应和态度，但最主要的还是要尽可能的先为之提供一个最接近原生态的参照物，而对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地修补与编造，都会使其研究走向反面，轻则误导研究者误入崎区，重则有可能改变民众的记忆近而在民族文化心理的潜层种下灾祸的“遗患”而影响到民族的未来!狗只所以屡屡地挨砖头，原因就是其记吃不记打的秉性!那么作为灵长类高智能动物的人呢? !

有鉴于此，我只得在保留手抄本的原始性上呼吁几句，而要将精力集中到收集“文革”手抄本的巨大工程上，则要靠大家的不懈努力。《暗流——“文革”手抄本文存》是我所知道国内第一部“文革”手抄本文本性文件的汇集，独立出版人白士弘先生的努力，将为国内有志于从事文革研究的人提供一个可资借签的珍贵文本，其作用与影响，不用我多说。这并非一篇导读式的序言，因为那样只能给阅读者限定思维框架。最后，应该感谢在此书诞生过程中所有作出过努力的人们——点校者、出版者、无私献出在恐惧与担心中珍藏手抄本多年的收藏者……


参考资料要目
1、《进步与共存——萨哈罗夫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苏]萨哈罗夫著，王淑琪 译)
2、《中国文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胡奇光著)
3、《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美]孔飞力著，陈兼、刘 昶译)
4、《大屠杀后遗症》(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美]阿伦·哈斯著，梁骏等译)
5、《中国的启蒙运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美]微拉·施瓦支著，李国英等译)
6、《欧美学者论苏俄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薛君智主编)
7、《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英]F．A．哈耶克著，冯克利等译)
8、《西北地区育少年犯罪研究文集》(西北政法学院科研处，1982年版)
9、《面对形形色色的案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端木玉斯选编)
10、《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渤海出版公司，1988年版，[美]阿妮达·陈著，史断平、田晓菲、穆建新译)
11、《中国的反右运动》(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英]纳拉纳拉杨·达斯著，欣文、唐明译)
12、《第二次握手·文字狱》(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张杨著)
13、《思想的时代》(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谢泳编)
14、《朱学勤文选——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朱学勤著)
15、《一只绣花鞋》(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张宝瑞著)
16、《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季羡林著)
17、《民间文艺文学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钟敬文著)
18、《中国民间文学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上海分会编，上、中、下卷)
19、《自由交流》(三联书店，1996年版，皮埃尔·布尔迪厄、汉斯·哈克著，桂褚芳译)
20、《哈维尔文集》(台湾唐山出版社，1998年版，捷克·哈维尔著)
21、《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段宝林著)
22、《传说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柳田国男著)
23、《中国古代奇梦集锦》(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孙博泉著)
24、《拉美当代小说流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陈众议著)
25、《重申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安东尼·德·雅赛著)
26、《海南纪实》(1989年全年)
27、《北京育年报》(2000年12月、《一只绣花鞋》的相关报道)
28、《“黑框事件”及其他》)(《南方周末》2000年12月21日12版吴永川著)
29、《书架上的战争》(《南方周末》2001年2月1日7版朱大可著)
30、《“梅花党”的传说及其流毒》(《南方周末》1999年6月11日10版林焱著)
31、《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9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32、《21世纪》(香港中文大学，2000年全年)
33、《“文革”初期查获作品的作者一览——“横扫一切”的一项罪证》(王同策著)
34、《暗流》 一、一百个美女的塑像 二、绿色的尸体 三、一缕金黄色的长发 四、叶飞三下江南 五、一只锈花鞋（只有一半） 六、叁零叁号病房的秘密 七、地下堡垒的覆灭 八、三条人命案 九、菊花恨 十、悬崖的爱情 十一、金三角的秘密 十二、梅花党 十三、远东之花 十四、别墅魔影 十五、一个绣花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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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瑞的手抄本时代
(http://www.xialanxin.com/bbs/thread-7488-1-1.html)


　　当年轻的北岛、江河、陈凯歌等离开灰蒙蒙的北京城造访河北白洋淀时，17岁的张宝瑞正坐在北京铁合金厂的冶炼炉前，给工友们讲故事。

　　厂房是半开放式的，风一吹进来，滚滚的烟尘和炉灰四处飞扬。

　　“这一讲就是十年。冬天上夜班时，寒风呼啸，炉前大火熊熊，火星四溅，全班十来个人围坐在炉前听我侃故事，风卷炉灰，我们都成了‘雪人’。”张宝瑞回忆说。

　　在没有文革记忆的人看来，这一幅图景足够浪漫，与诗人雅集的白洋淀同样诗意浓郁。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那十年工厂生活的酸甜苦辣，需要在积累更多经验之后才能回过味来。

　　 一


张宝瑞的工厂生涯始于1969年初春，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我是老三届中最小的一届毕业生，上学期间便亲身经历了那场浩劫。”他说。

　　由于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不是所谓的“红五类”，张宝瑞没有当过“红卫兵”，不过他也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破四旧”、“大串联”等。让他记忆深刻的是，他们班去朝阳区金盏公社下乡劳动，“晚上，全班挤在一个大屋里，红五类子弟坐在凳子上，黑五类子弟跪在地上。”

　　另一幕也让他很是不安：“我看到班主任熊老师被同学拴了一根绳子拉着在地上学熊爬。熊老师很胖，被拉得气喘吁吁，我当时看了非常伤心，因为我是班里的中队长，是熊老师欣赏的好学生之一。”

　　张宝瑞也曾带着两个五年级学生去“串联”，到了天津、上海、杭州、金华。他记得他们住在上海市委，大厅里挤满了人，深夜他觉得身上痒痒，于是爬起来捉虱子。

　　“从杭州到金华的列车是装牲口的闷罐车，只有几个带铁栏杆的窗户，有点像囚车。车里挤满了参加大串联的男女学生。中间放着两口大缸，是小便用的，一个供男学生用，一个供女学生用。女学生小便时，其他女学生围成一圈，男学生自动扭过脸去。”

　　20年后，当张宝瑞写作长篇小说《西遁风云录》时，描述过类似的情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西逃，路过一片高粱地，瑾贵妃想大便，慈禧想出一个主意：让宫女们围了一个圈儿，瑾贵妃在里面方便，用高粱叶子充当手绢。

　　1969年3月，张宝瑞被分到北京最东南的工厂——北京铁合金厂工作。

　　“到北京铁合金厂报到那天，我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号召，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于是被分到了三车间的304号炉做炉前工。”

　　16岁张宝瑞开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炉前工。“我当时还是童工呢。”他说。

　　“报到第一天，我就上夜班。一上炉台我就愣住了，只见炉火熊熊，温度特别高，即使是在冬天，沸腾的铁水也要让人汗流浃背。”

　　不久，勤奋、上进的张宝瑞当上了生产班长，带着十几个人。“那时我们是三班倒，工作特别累，上夜班的时候爱犯困，最难熬。为了调动大家干活儿的积极性，我就给大家讲故事。我现编现讲，大家都把眼睛瞪得溜圆听我的故事。到该干活的时候，我就结一个扣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大家抄家伙儿干活！’一干完又坐在一堆儿听故事。”　　


　　 二

　　这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中国。红卫兵运动落潮了，精神上经历深刻震荡的青年们开始寻找精神上的寄托。那个时候，文学书籍无疑是最好的“精神食粮”。可是，书被烧了，图书馆关门了，书店除了马恩列斯毛和鲁迅之外，几无他物。

　　偶然的一次，一位邻居带着爱读书的张宝瑞去拜访何其芳先生。在这位著名文学评论家的家中，张宝瑞看见四壁皆书，可是都被打了封条，老人怔怔然坐在破旧的沙发上，目光呆滞。

　　但青春的洪流终究无法扼制，就像地下的岩浆不会停止涌动。白洋淀的北京知青们在地下诗歌中找到了一块灵魂的净土，26岁的长沙青年张扬则躲藏在湖南汨罗县智峰公社一个朋友家里写作小说《归来》——那里是山区，屋子小，没有窗户，深度近视眼的张扬坐在门口，借着门外映进来的雪光写作。

　　1970年，《归来》的手抄本迅速秘密流传开来，在流传过程中，读者将其改名为《第二次握手》。

　　几乎与此同时，张宝瑞也开始了写作，秘密地。

　　张宝瑞这样描述过当时的情景：“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就会坐在我家屋子前面的葡萄架下写我的小说《一只绣花鞋》等作品。在葡萄架不远的地方，有一株母亲亲手栽下的紫丁香，花开的季节，飘来淡淡的紫丁香花的清香，夹杂着枣林的气韵，灰色的旧屋顶笼罩在黛色之中，偶尔传来灰喜鹊的叫声，此情此景，颇有韵味，都能刺激我想象出很多故事。我一天能写出几千字的小说。”

　　故事几乎是现成的。1970年春天，张宝瑞把他在炉前讲给工友们听的梅花党故事，写成了一部4万多字的小说《一只绣花鞋》。

　　与许多写作者不同，张宝瑞让自己的作品主动以手抄本形式向外流传。哥哥到内蒙古插队，手抄本开始在大草原流传；表哥到西北当兵，手抄本开始在新疆流传；同学到山西、陕西插队，手抄本开始在黄土高原流传……

　　一位曾参与传抄活动的人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四川当时挖了很多防空洞，落实毛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我们课余时间主要也是挖防空洞，挖战壕，可这些东西挖好了却没什么用处，我们逃课时就躲在防空洞里抄。防空洞里是黑的呀，我们就用放酵母片的大瓶子做一个煤油灯点上抄，有时抄上一两个小时出来，两个鼻孔里都是黑的，出来后赶紧找水洗洗，怕老师家长追问呀。”

　　一张张稚气的脸庞，一盏盏摇曳的油灯，一支支简陋的圆珠笔，一本本印有天安门图案的日记本，形成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文学形式——手抄本文学。在那个年代，手抄本基本有三方面的内容：反特文学、爱情、性，张宝瑞的《一只绣花鞋》、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和无名氏的《少女之心》，是这三种手抄本文学的代表作。

　　手抄本在“传抄”的过程中，往往有窜改和创造。一些年轻人看了手抄本，便在院里添油加醋地开故事会。这些手抄本熏陶了整整一代人，在手抄本文学的土壤里，成长起一批优秀作家，如梁晓声、王朔、刘震云、甘铁生、史铁生、柯云路、叶辛、郑义、孔捷生、北岛、舒婷等等。

　　“这世间，许多东西可以没有，许多东西可以被毁灭、被剥夺，但是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不会放弃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伟大的文学作品和真实的历史记载应该是生生不息的。我觉得，这就是文革手抄本的真正意义所在。”张宝瑞说。　　


　　 三

　　2001年夏天，在北京阜成门附近的花园大饭店，张宝瑞看见正式出版的《一只绣花鞋》、《落花梦》等文革手抄本作品，被摆在了显著的位置。

　　“自己这些几十年前的地下作品，如今可以光明正大地摆在读者面前，真是令人感喟。”张宝瑞说。

　　毫无疑问，手抄本文学是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动。在一场宣称要“触及灵魂”的运动中，“白纸黑字”往往就是“罪证确凿”，一封寻常的家书有时都要暗示阅后即毁，何况这些对伟大时代精神的颠覆性作品。那时，几乎所有的作者都不署名，张宝瑞也不例外。

　　不署名并不意味着安全。1972年春，手抄本《归来》（《第二次握手》）流传到北京，两年以后，首都一家报纸在其第960期《内部参考》中反映了《第二次握手》广泛流传的情况，姚文元批示：“这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的时候可以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公安部门立即成立了“《第二次握手》专案组”，着手清查。不久，写作《第二次握手》的张扬就被拘留，经过一年零三个多月的审讯、外调、揭发、批判，特别是经过湖南师范学院文学系的专家分析定性从而“破案”以后，终于在1976年3月21日由省公安局报请省委批准逮捕。

　　张宝瑞当然不知道这些“内部机密”，但是他知道写作的危险。他小心翼翼，却是一发而不可收。据统计，文革的手抄本作品有300多部，其中张宝瑞就有20多部。他的作品一经传抄，便跳出了意识形态的滤网，在民间的原野上自由地驰骋、嘶鸣。

　　许多人把《一只绣花鞋》视为张宝瑞的代表作，但是他更看重自己的另外一部手抄本作品——《落花梦》。

　　《落花梦》在故事情节上一反“革命文学”套路，笔随性情，姿意而为，勾勒出一个光怪陆离的天国世界：金陵才子陈洪波前往东海寻找蓬莱仙境，却在凄清悲凉的落花楼进入梦境，巧遇落花仙子骆小枝，两人一见钟情，同游天国，遭遇魑魅魍魉、圣人神仙，引发了一系列让人忍俊不禁、啼笑皆非的神怪故事。

　　写《落花梦》时，张宝瑞仅19岁，似乎要把中国浩翰无边的古典文化浓缩到自己小小的手抄本里。在那个文化禁锢的年代，没有人敢把这么一本汇聚众多“毒草”的叛逆读物昭之于众。

　　文学评论家汪兆骞这样评价《落花梦》：“当自由的话语权被剥夺，主流话语用干涩的声调不断地向人们布道时，作家只有求助于荒诞了。所以在中世纪，但丁用《神曲》来总结历史，评价现实；而在‘文革’时期的中国，就有了《落花梦》这样的游戏小说。它是一个19岁的炉前工在那个拒斥古典的时代，用整个传统文化说的一个认真的游戏。”

　　在古典的外壳下，《落花梦》呈现出的是不折不扣的荒诞内容，不仅通篇都是“关公战秦琼”式的错位，还毫不手软地玩耍着一切经典和权威。

　　“九十年代我们看《大话西游》会觉得新鲜、过瘾，但不会奇怪，但七十年代初一个中国青年工人写了一本‘大话全部古典’就非常有先锋性了。若说这是一部中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开启之作，恐怕亦不为过吧。”汪兆骞说。

　　青春的创造力是惊人的。几乎在写作小说的同时，张宝瑞还一口气创作了《咏史一百零二首》。他以七律的形式，评点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人物，包括许由、夏禹、伊尹、商汤、周文王、姜太公、李白、苏轼、慈禧、康有为、谭嗣同等等，其序诗云：

　　常将阑桂咏贤才，囊雪纬纶万卷开。

　　金鼓名城多壮业，古钟萧寺少尘埃。

　　折花断柳抱石卧，跃马持枪挟电来。

　　喜怒哀乐形于色，千秋功罪耿于怀。

　　有时候，他会自己跑到北京郊区的大山里，用毛笔在石头上写下自己创作的诗词。　　
　　 四

　　手抄本仍在流传。

　　1976年初，周恩来去世。不久，“四五运动”爆发。

　　“我当时正上白班，只能晚上和表哥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当时我写了两首悼念周总理的七律诗，请两个五年级学生悄悄贴在了纪念碑前的花圈上。”

　　四月五日晚上，张宝瑞和表哥从东单沿着东长安街往天安门广场走，看见很多学生往回走，一队队工人民兵则乘着大卡车往天安门广场开。表哥对他说：“今晚可能要镇压了，下午有人在广场烧了车。”

　　当他们走到天安门广场时，大喇叭里正在广播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的讲话，广场上的人已经很少了。表哥悄声声对他说：“肯定要镇压了，气氛不对，咱们赶快走吧。”

　　他们走到革命历史博物馆附近，只见树丛里坐满了工人民兵，都拿着大木棒。张宝瑞想，“大概也有我们工厂的工人民兵，因为我们工厂是首都工人民兵副总指挥马小六的蹲点厂。”

　　当张宝瑞和表哥退到东单时，镇压开始。他们幸免一难。

　　大追查开始了。所有会写诗的人、“舞文弄墨的人”都是被追查的重点对象。在北京西南一隅的铁合金厂，公安人员拿着影印的材料逐一查对笔迹。因为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发现一首署名为“北京铁合金厂61个共青团员”的诗歌，而张宝瑞担任团总支副书记的三车间正好是61个共青团员，兼以他会写诗，所以成为被清查的“重点”。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为防不测，张宝瑞开始第二次清理自己写的手抄本。

　　第一次清理是在同年的1月。当时，张宝瑞的好朋友柳刚在跟同事聊天时声讨“四人帮”，被同事举报。柳刚索性站出来写出大字报，以“傻（杀）青”的署名公开声讨“四人帮”，结果被逮捕入狱。张宝瑞把一些反映现实题材的手抄本原创手稿掷进工厂的冶炼炉里，化为灰烬。

　　第二次清理，他又把一些手抄本通过同样的渠道化为灰烬。但是《一只绣花鞋》、《落花梦》等十多种手抄本，他实在不忍付之于冶炼炉，偷偷地藏了起来。　　




　　 五

　　“我一直想上大学，但在文革中我是不会被推荐上大学的，没有入工农兵大学的机会。”张宝瑞说。

　　1977年深秋，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张宝瑞想上大学的愿望变得越发强烈起来。尽管信心不足，他还是决定试一试。

　　“那一次，我很清楚自己数理化学科的情况，所以，并不是抱着考上的心态，而只是准备体验一下，没有任何的复习准备就上了考场，结果可想而知。”

　　第二年7月，张宝瑞又坐在了高考的考场，自我感觉发挥得还很不错。他还在一张考卷的背后，写下一首七律诗，取名《无题》，之后再交上去。

　　“假如在今天，恐怕你的试卷会被扣分的。”记者说。

　　张宝瑞大笑：“如果我今天参加高考，也就不可能再写什么诗啦。”

　　26岁的张宝瑞收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分校新闻系的录取通知书。“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意识到，我要上大学了。”

　　“我离开工厂的那天，几十个同事都出来送我。我走的时候工厂没有班车，而铁合金厂距离348路公共汽车的总站有三里路，他们一直走着，把我送到车站。”

　　这是1979年的3月1日，距离张宝瑞1969年3月1日进入北京铁合金厂工作，整整十年。

　　毫无疑问，手抄本文学是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动。那时，几乎所有的作者都不署名，张宝瑞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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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抄本《少女之心》算不算民间文学？
(http://www.pkucn.com/chenyc/thread.php?tid=1705)
　
　　知名度最高的“手抄本”即将出版 呼吁原创者现身

　　白士弘说：“我决定，将这个版本的《少女之心》重新整理出版，同时公开寻找原作者，一方面是为了在足以证明原作者身份的前提下，按国家的稿酬标准付酬给她，表示尊重；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她，更加直接地还我们一个真实的历史。”

　　新闻　《少女之心》已被放行

　　知名度最高的“手抄本”之一、在人们心中被定性为“黄书”的《少女之心》，即将堂而皇之地出版。

　　向记者提供这个消息的线索人表示：得知此事，他第一反应是震惊，其次是愤怒，究竟是谁在冒天下之大不韪，连《少女之心》这种作品也敢拿来出版？

　　经多方联系，记者找到了该书出版人、文华图书发展公司经理白士弘。白士弘称《少女之心》的手续均已经办妥，并在春节前拿到文化部开具准印批文，现正在筹办印刷等事宜，新书打算在元宵节之后推出。

　　据悉，白士弘已在一月初举办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展示过《少女之心》的样书，反响良好，有不少书商下了订单。很多四十多岁的人一看封面便痛快地承认“这书当年我抄过”。

　　来历　丹麦女记者上门送来“大毒草”

　　白士弘并非泛泛之辈，如今的手抄本热，跟他有着直接联系。

　　2000年底，白士弘率先出版了张宝瑞的《一只绣花鞋》，该书的热销引发了一场回味手抄本的热潮，而且还导致一场轰动一时的文坛纠纷——小说和电影剧本《一双绣花鞋》的作者况浩文认为《一只绣花鞋》涉嫌抄袭，扬言要动用法律手段维权。白士弘不得不飞往重庆面见况浩文……

　　在各路媒体的热炒之下，白士弘一跃成为贴上“手抄本”标签的公众人物。

　　这场纠纷告一段落后，陆续有人给白士弘送来一些手抄本，有的希望他能出版，也有的想卖点钱。就这样收集了20多种手抄本，其中就有《少女之心》，当时白士弘并没有重视它。

　　2001年初，白士弘又出版了收录七个手抄本代表作的《暗流：“文革”手抄本文存》。不久，一位长期研究“文革”现象的丹麦女记者叶凤英(Peｒｒxlink)找到白士弘，拿来几年前在书摊上买的一本《少女之心》，请他帮忙鉴定真伪。

　　关于这本《少女之心》的来历，书中介绍说是署名为“小思”的作者“我”在坐牢时所交待的材料，后来被传抄出来，最后被定名为《少女之心》，后来成了“文革”时期的“大毒草”。

　　动力　是市场推动还是还历史真实

　　白士弘告诉记者，看过手抄本的人都知道，那时的《少女之心》故事情节似乎并不重要，倒更像一本青春期性教育手册，的确有点“黄色”。但叶凤英拿来的这本却没有乱七八糟的内容，都是些用类似日记体写成的青春回忆和那个年代的日常生活。

　　经过一番调查，白士弘发现《少女之心》有多个版本流传，但大都情节雷同，以“黄”取胜。白士弘猜测，叶凤英拿来的这本《少女之心》，也许就是原作者多年后想澄清自己所做的一次努力，也许这个本子就是《少女之心》的原始版本。

　　白士弘说：“我决定，将这个版本的《少女之心》重新整理出版，同时公开寻找原作者，一方面是为了在足以证明原作者身份的前提下，按国家的稿酬标准付酬给她，表示尊重；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她，更加直接地还我们一个真实的历史。”

　　当然，《少女之心》无疑会非常畅销，这也是白士弘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认为凡是手抄本，都是经过市场检验的畅销书，“否则人们何必会花那么多时间去抄它？”

　　故事　《少女之心》原是少女认罪书

　　那么，《少女之心》究竟是什么样的故事？且听白士弘慢慢道来。

　　在那个大家整天忙于“革命”与“斗争”的年代，十六岁的花季少女黄永红(不知道是否真名——记者注)在被下放的父亲的指派下，发现了母亲与何叔叔“通奸”的秘密。

　　单纯幼稚的她对母亲的所作所为感到憎恨，在学校如火如荼的“学黄帅”运动的感召下，为了摆脱母亲“通奸”带给自己的罪恶感，争做“黄帅”式的好少年，黄永红不顾母亲多次恳求，将所看到的一切写成大字报贴到了学校门口。

　　但这次英雄伟大的“革命行为”，并没有给她带来预想的荣誉和解脱。妈妈被民兵带走了，爸爸和弟弟对她就像仇人，同学们冷眼相看，不时把“破鞋”二字挂在嘴边，连老师的赞扬也言不由衷，充满讽刺。

　　之后，母亲被下放到农村，父亲回到城里，却与她形同陌路。她该怎么办？黄永红陷入深深的孤独和迷惘之中。这时，与她同学多年的男生李国华出现在她的身边。李国华不但给她以安慰，还告诉她一个天大的秘密——“何叔叔”才是黄永红的亲生父亲。但何叔叔始终不肯承认。

　　在一次次交往中，黄永红与李国华逐渐产生感情。但因为一个小小的误会，他们被老师抓了个正着。在全班为此召开的批判会上，承受不住压力的黄永红晕了过去。

　　一场大病后，黄永红被何叔叔送到她母亲那里。在农村，她欣喜地发现了同样被学校开除来到农村的李国华和他的家人。农村相对宽松、单纯的环境，使黄永红和李国华有机会深入交往，俩人感情越来越深。直到有一天，他们怀着青春期的好奇与冲动，开始了彼此身体间的接触，但这方面知识全是空白的两个人，数次探索均以不得要领而告终。

　　一天天的晚归引起了双方父母的注意，家长们轻而易举地揭破了他们的秘密，两人的交往被严格禁止。

　　当他们为“改正错误”而保持距离的时候，另一个从城里发配到农村的男生姚大明闯进了黄永红的生活。为表示离开李国华的决心，黄永红主动接近姚大明。姚大明是个情场老手，知道如何直截了当地示爱，处在青春躁动期的黄永红最终没能把握住自己，迷失在爱欲之中。

　　但一次与李国华的偶然邂逅，使两人旧情复发，两人不可遏制地走向越轨。黄永红痛苦地发现，自己对两个男生都存有好感，谁也割舍不下。

　　混乱的青春、混乱的感情只会导致更加混乱的结果。终于，黄永红和李国华的事被姚大明发现。为了自己的尊严，两个男人相约以决斗的方式解决问题。决斗中，李国华失手杀死了姚大明，随后，他也因为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惊惶失措的黄永红被关进监狱，在威逼诱供之下，她写下一摞厚厚的认罪书。这份认罪书，便是后来的《少女之心》。

　　遭遇　就像从《水浒传》变出《金瓶梅》

　　后来《少女之心》为何变成令老师和家长闻之色变的“黄书”？那段广为传抄的、两三万字的“黄色”内容又从何而来？

　　“此《少女》非彼《少女》，”白士弘解释道，“《少女之心》是讲‘文革’时期人的命运，而抄得很凶的那段‘黄书’，其实是从原故事情节中演绎出来的，类似于利用《水浒传》的背景和几个人物，另写出一部《金瓶梅》。”

　　白士弘向记者透露了书中的一些情节，解释《少女之心》变“黄”的过程：

　　女主人公入狱之后，审讯人员迫使她详细地写出恋爱经过及床上细节，事后，又把这个“黄色”故事流传到社会上，使她成为了千夫所指的“破鞋”。许多人因此对她垂涎三尺，因为无法达到目的而企图罗织罪名，以便再次把她送进监狱……

　　而那本广为传抄的“黄书”，白士弘可以肯定，是从这段审讯记录中演绎出来的。

　　白士弘说，“文革”时期，手抄本是成本最低、人们最易接受的传播方式。“当然，抄书肯定先拣‘最感兴趣’的部分抄，而且难免按自己的想象添油加醋，就这样越抄越玄，导致后来‘黄书’广为流传，而原故事却不为人知。”

　　线索　“黄永红”原型可能健在

　　这是白士弘第二次公开寻找手抄本作者。当年出版《暗流》时，他就通过媒体发表公开信，称寻找原作者，除支付报酬外，更希望向当年那些具有非凡勇气的人表达一份敬意。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证明《暗流》中某个故事是自己写的。

　　不过，白士弘对寻找《少女之心》的第一作者充满信心，假如文中故事属实的话，“黄永红”的原型很可能仍在中国大地上的某个角落默默地生活。

　　白士弘透露，在故事的结尾，黄永红产下一个遗腹子，取名为李姚，以此纪念她的爱情。在偏见与歧视的夹缝中，面对当权者们贪婪的目光，最终她不得不逃离家乡。故事到此戛然而止，所以判断不出她现在生活在何处。“孩子是母亲的生活动力，她应该能挺下来。”白士弘说。

　　据了解，文中提到的“学黄帅”运动起于1973年年末，1974年达到高潮。依此推断，如果“黄永红”当年是十六岁的话，如今应该只有四十六七岁。

　　此外，白士弘分析，“黄永红”所在学校的老师、同学，她的父母，李国华、姚大明的家人，她下乡的农村村民、干部，参加审讯的公安人员等都是知情者，现在这些人大多应该健在，而且过得挺好。不过，他们会不会站出来提供线索呢？记者对此表示怀疑。

　　“草原部落”丛书作者之一、青年作家摩罗受托为这次公开出版的《少女之心》写序。他认真研读之后推测，这个十四万字的版本，是在传抄过程中经过许多人的增删、改写、润饰逐步形成的，但是，最初的作者显然是最重要的作者。摩罗希望知情者公布有关史实，也希望对“文革”时期地下文学和地下思潮有专门研究的学者向读者介绍更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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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纪事
(http://wiki.jxwmw.cn/doc-view-130.html)

洪子诚




1968年，文学世界中的潜流

“文革”时期（1966—1976）的文学，分裂为不同的部分。一是公开的部分（公开的文学活动，和作品在公开出版物上刊发），另一是潜隐（有的人称为“地下”）的部分。1968年，知青郭路生（食指）写作了《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诗，在知青中广泛流传，可以看作是最初的“地下文学”。作为分裂的文学世界中的潜流，这些作品的写作处于秘密或半秘密状态，不可能在当时获得出版，大都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一些知名诗人，如蔡其矫、穆旦、牛汉、流沙河等，在此期间写下他们的许多重要作品。“文革”中知青的诗歌写作，是颇为普遍的现象。形成一定规模和群体性的，是“白洋淀诗群”。一些来到河北安新县境内白洋淀插队的北京中学生，在这里写下他们的精神体验，表达他们对专制统治的批判，对生命受挫、脚下土地发生断裂时的迷惘和痛苦。主要作者有多多、芒克、根子。北岛、江河、郑义、陈凯歌等与这一诗群关系密切。知青在“文革”中的诗歌写作，为七十年代末以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为代表的朦胧诗潮的涌动，做了准备。这一时期的“地下文学”，还有手抄本小说。最著名的是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而最有价值的则是“文革”后期的三部中篇：《公开的情书》（靳凡）、《晚霞消失的时候》（礼平）、《波动》（赵振开，即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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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手抄本的年代
（http://gzdsb.gog.com.cn/system/2004/03/30/000585384.shtml）


大伙互相传抄

贵州电视台发起的寻找小说《一双绣花鞋》手抄本的活动经《贵州都市报》报道后，有多位市民打电话来说他们拥有该书的手抄本。46岁的杨慧萍女士凭着抄于1976年8月的手抄本获得了电视台3000元的奖金。

杨慧萍女士的这本手抄本还抄有《女篮五号》等小说,字迹工整,抄写认真。她说,当时她在贵阳八中念高中,班里许多同学都有手抄本。大家互相传抄,也互相传看,她记不清楚小说都是从哪些同学那里抄来的了。

在杨女士家里,她给记者亮出了才从箱子里找出来的几个手抄本:一个黑色大笔记本抄录的均为小说,有美国电影剧本《海盗》,属于惊险故事片,结尾处的日期是抄于1978年5月11日;日本神秘小说《茉莉花》,结尾处的落款是1978年5月13日;英国侦探小说《黑牡丹》,抄完的时间是1978年10月25日;此外还有一篇《一封没有发出的信》。

其他几本手抄本有的抄的是名人名言,有的抄的是诗歌散文。据她介绍,小说书大多先看后抄,抄《海盗》这本书时,她已经在水城钢铁厂上班,下了班没事干,晚上就在宿舍里抄书。她还说,当时年轻人谈恋爱,不少时候都是两人互相帮着抄书。

当说到保留这些手抄本的原因时,杨女士说:“我觉得它曾经是我年轻时生活的一部分,平时没事翻翻这些家当,也是对过去生活的美好回忆。”

而一位姓鹿的读者打来电话说自己曾经抄过两本《一双绣花鞋》,但朋友借去看没还。他说,“当时我看到它的手抄本时,年龄还小,不过那时精神产品极度匮乏,而《一双绣花鞋》的可读性又很高,所以,虽然我现在对具体文字已经记不住多少了,但对故事情节还是记忆犹新。”

在打来电话的读者中,柴女士说她家有一本全家人都参与抄写的小说《第二次握手》。

电视连续剧《一双绣花鞋》的热播,勾起了当年热衷于讲述和倾听这一令人着迷的“反特”故事的中年人的情怀。也让人重新回忆起那个手抄本的年代。

在传抄中改动

据了解,当时的手抄本小说分为4类:一是爱国题材,如《第二次握手》;二是反特、侦破题材,如《一双绣花鞋》、《绿色尸体》、《太平间的秘密》、《梅花党》等;三是神化志怪,如《落花梦》;四是反映社会现实,如《公开的情书》。

手抄本有一大特点,就是在传抄中会不断改动。传抄者有工人、学生、干部等等,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经历增删一些东西。一些手抄本小说在传抄过程中“脱胎换骨,面目全非”,成了名副其实的民间集体创作小说。

杨慧萍女士说《一双绣花鞋》有多个版本,有重庆版的,南京版的。她抄的是重庆版的,也是此次电视台寻找手抄本活动要找的版本。还有读者说有一个故事曾有11个版本,《第二次握手》原来是中篇,名为《归来》,后来抄着抄着就成了长篇。《一双绣花鞋》原来是4万字,到后来变成了现在的20万字。

有文学评论家认为手抄本是那个年代的特有产物,是人们在文化极其贫乏年代对精神生活的一种渴求,也是最易受人们接受的一种传播方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消遣和娱乐的谈资。在那个年代,除了8个样板戏之外,并没有多少书籍、电影供人们娱乐,手抄本自然也就受到人们的青睐被广泛传抄了。

如今,这些手抄本中有不少经过20多年的沉淀,能够保存下来并被正式出版。正因如此,对于那些曾读过或抄过这些东西的过来人来说,无疑是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再去重温一番当时的惊喜和激动。同时,透过这些“手抄本”的历史命运,人们也能看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变迁。

可以肯定,以“手抄本”为载体的文学,将因时代的进步和网络等现代载体的兴起而逐渐衰落下去,成为往事。

流行背景

在“文革”时期,除了鲁迅作品、《金光大道》等极少数书籍外,其它的文学书籍都被当成大毒草给扫除了。文化成了一片沙漠,文化的荒芜,造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贫乏,这就给手抄本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

这些大多以侦破和反特故事为主,连作者姓名都不清楚的手抄本,很快便占领了文化的阵地。一些先在城市流传,后又传入农村的手抄本,成了城乡青年竞相阅读和传抄的对象。虽然,这些手抄本不能被公开,但还是没有阻挡住人们冒着危险去传抄,这说明,在缺少文化生活的年代里,面对荒芜的文化,人们尤其是青年们是多么渴求文化和精神生活。

抄本繁多

据不完全统计,1974—1976年短短三年间,社会上广泛流传的手抄本就达300多种。7成以上的城市青年抄写、传阅过手抄本。

流传最广的有《第二次握手》、《绿色的尸体》、《梅花党》、《一双绣花鞋》、《余飞三下南京》(即《叶飞三下南京》)等,这些被广为流传的手抄本如今大都已公开面世了。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这部给作者带来灭顶之灾的小说,当时曾在社会上各阶层,特别是青年中广为传抄)在上世纪70年代末便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公开出版了,之后还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成同名电影公开放映。80年代初,峨眉电影制片厂根据反映重庆解放前夕,我党地下工作者与国民党潜伏特务作斗争的手抄本《一双绣花鞋》,改编拍摄了电影《雾都茫茫》。
]]> 2008-2-2 2:22:00(0) 邓金明 2008-1-20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08995&PostID=12474188&idWriter=0&Ke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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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生活
[法]菲利普·贝尔捷著， 章晖 周凡译
作者: [法]菲利普·贝尔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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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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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也许要上溯至上世纪初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米兰•昆德拉在谈现代小说的使命时，就援引了他们的思想，认为“自现代一开始，小说就时时刻刻忠诚地伴随着人，‘认识的激情’攫住人，使他去探索人的具体生活，保护它，抵抗‘存在的被遗忘’；把‘生活的世界’置于永恒的光芒下。”其实，何止是文学，在“抵抗‘存在的被遗忘’”上，史学——尤其是新兴的“日常生活史”——的担当又岂能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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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新文化史”面向之一的“日常生活史”，20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于德国和意大利。它认为个人是历史的主体，他们至少在日常生活或长时段里影响历史的发展。日常生活史家“不把多数人看作一个群体的一部分，而看作是绝不能消失在世界历史过程之中、也不能消失在无名的群体之中的各个人”。正如爱德华•汤普逊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声称的那样，他的著作目的是要“把可怜的袜工……默默无闻的手织工……从后世无比的轻蔑态度之下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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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地引介“日常生活史”的著作，最早可能是199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法国史学家拉杜里的名著《蒙塔尤: 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算是开了先河。但是坊间真正兴起“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出版热，却还是近几年的事。从2001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相继推出了“社会与历史译丛”、“文化史系列”； 广西师大出版社则出版了“西方文明进程丛书”。尤其是在2005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日常生活译丛”，这套丛书引进自法国阿歇特出版社的 “日常生活丛书”。后者是一套开放型的大型丛书，达上百种之多，内容庞杂丰富，涉笔风趣，对于了解欧洲各国、各社会阶层自古希腊时代以来社会生活诸多的面向，不无裨益。200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已出的“日常生活译丛”12种基础上，锦上添花，继续推出“日常生活译丛”18种，将“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的出版和阅读推向一个新高。
　　
　　新出“日常生活译丛”诸书，内容丰富，妙趣横生。“从卢瓦尔河的城堡到蒙马特高地的广场，从帝国鼎盛时期的罗马到希特勒统治下的柏林，从古希腊诸神的游戏到爵士乐手叛逆的鼓点……”正如编者所言，读者大可以畅游其中，“结识古希腊的妇女、最早的基督徒，乌托邦的追求者，去看一看国王的卧室、艺术家的斗室、士兵的营帐、百姓的平常日子，去体验一下宫墙内的沉重、美丽下的丑陋、炮火后的悲怆、辉煌中的黑暗。”这是点点滴滴未写入正史的生活、一段段被遗忘的存在，通过它们，可以“看到被‘大写的历史’或遮蔽、或过滤、或忽略、或排斥的‘小写的历史’的某些真实侧面”。
　　
　　米兰•昆德拉早已发现，“现代社会的特点恶魔般地加强了这种命运：人的生活被缩减为它的社会职能；一个人民的历史被缩减为若干事件，而这些事件又被缩减为有倾向的评注；社会生活被缩减为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又被缩减为仅仅是地球上两大强国之间的对立。人处在一个真正的缩减的漩涡中，胡塞尔所讲的‘生活的世界’在漩涡中宿命般地黯淡，存在堕入遗忘。”阅读无疑是抵抗精神缩减的途径之一。我们乐此不疲阅读记录那些往昔时代、过往生活的文字，不正是为了抵抗这种“遗忘”，从而回归“生活的世界”吗？福楼拜说得好，“阅读是为了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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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套“日常生活译丛”中，《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生活》，因涉及文学与人生、虚构与现实、生活与历史的关系而尤其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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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锺书先生在小说《围城》中，对法兰西人曾有一番揶揄：“法国人的思想是有名的清楚，他们的文章也明白干净，但是他们的做事，无不混乱、肮脏、喧哗。”这类国民性的描画自然当不了真，但是倒也暗示，思想文章是一回事，道德生活有时是另一回事，颇值得好好深究。钱先生说法国人不懂生活，但论起对生活的表现、阐释及研究来，法国人是不甘人后的。那位法国大哲卢梭就断言，“为了着手研究一个人的心，我倒要看一看他的个人生活”。
　　
　　论及文学与生活，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和他那部号称“社会百科全书”的皇皇巨著《人间喜剧》，自然是绕不开的对象。巴尔扎克的那句名言——“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学家，我则充当他的秘书”，已然点明了《人间喜剧》的历史趣味。这一点，米兰•昆德拉看得很清楚，他在《小说的艺术》中认为现代小说“与巴尔扎克一起，揭开了人在历史中的生根……到了巴尔扎克那里，远景像现代楼房后面的景象，它消失了，而那楼房则是社会机构：警察、法院、金融与罪恶的世界、军队、国家。巴尔扎克的时代不再有塞万提斯或狄德罗的幸福的无所事事。它登上了被人们称为历史的火车。上去是容易的，下来却困难。”
　　
　　《人间喜剧》中的历史，显然是一种生活史。《人间喜剧》分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分析研究三大部分，其中风俗研究为主体，又分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事生活和乡村生活六个场景，可以说《人间喜剧》就是一部法国19世纪上半期的社会日常生活史。巴尔扎克声称他的小说“将描绘所有的社会景象。任何一种生活状态，任何一种容貌，任何一种男人或女人的性格，任何一种生活方式，任何一种职业，任何一个社会区域，任何一个法国城镇，关于青年、老年、中年，政治、司法、战争的，无论什么东西都不会遗漏。”话虽不无夸耀，但却并非虚言。96部（原定写137部）篇幅不等的小说，2472个人物，《人间喜剧》几乎囊括了19世纪上半期整个法国社会的生活。就《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生活》一书看来，从巴黎到外省、从家庭到公众、从下层到上流、从饮食到娱乐，《人间喜剧》对法国社会生活的描绘琳琅满目、巨细无靡。这种笔触的真实感和描绘的规模，已经使《人间喜剧》一跃成为文学和现实之间的某种中间物。正如另一位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说的，“这不上不下的现实，对生活来说它过于虚幻，对文学来说又过于平淡，它常常使我们在文学中品味到差不多就是生活给予我们的那种乐趣。”
]]> 2008-1-20 22:46:00(0) 邓金明 2008-1-20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08995&PostID=12473983&idWriter=0&Key=0 □邓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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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史学界发生了一场“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转向”的结果就是诞生了“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这股新潮声势颇为浩大，波及欧美诸国，不仅是传统的历史学家，包括一些哲学家、人类学家以及文化批评家也都参与其中。我们知道，20世纪的欧美史学发展曾历经两次重大转折。一次是60年代以来的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新史学”或者说“社会史”挑战了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社会史”研究取代了“政治史”研究，成为史学主流。另一次则是到了80年代，肇始于法国的“新文化史”则又取代了“新史学”中的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等，一跃成为史界新宠。“新文化史”的命名，来自于美国新文化史家林•亨特（Lynn Hunt）。她在《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一书中，为了区别于19世纪末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和哈伊津伊（John Huizinga）的古典文化史，将80年代出现的这股史学新潮称为“新文化史”。
在新文化史家看来，“文化”并不是一种被动因素，文化既不是社会或经济的产物，也不是脱离社会诸因素独立发展的，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个人是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他们至少在日常生活或长时段里影响历史的发展；研究历史的角度也发生了变化，新文化史家不追求“大历史”（自上而下看历史）的抱负，而是注重“小历史”（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意义，即历史研究从社会角度的文化史学转向文化角度的社会史学1。
目前国内的新文化史研究，总的说来还处于起步阶段，史界的主流还只是社会思想史。不仅史学界对新文化史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其他学科领域对新文化史跨学科的的启示意义也重视不够。与文学研究领域内近些年来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相比，“新文化史”和文化研究的关联及对文学研究的启示意义，远远没有得到文学理论界的关注和重视。其实，与“文化研究”相比，“新文化史”研究与文学研究有更内在的契合处，它的一些研究路数、运思角度、表述方式，和文学研究都有共通之处。“新文化史”对“文化”的开放性理解，它极富活力和自由的历史写作，对目前国内日渐陷入僵局的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写作都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解蔽作用。本文，正是试图从这个角度阐述“新文化史”对文学研究的启示，这种启示，不仅仅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也是本质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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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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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的表达风格，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建立在对“文学叙述”的借鉴基础上的。新文化史家试图建立一种甚至可以和“文学叙述”相媲美的“历史叙述”。
最早关注到历史写作中的文学因素并系统阐述历史叙述主义当属史学家海登•怀特。他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历史的想像》一书中提到，所有历史的文本，不管其研究类型和方法是什么，基本上都是建构在作者的“诗性行为”之上的。他认为所有历史著作“都包含了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通常是诗性的，在本质上又是语言的，作为一种危急时刻确立起来的范式而使‘历史’解释区别于其他学科”2。怀特还只是注意到了历史写作中文学因素的存在，新文化史家们则是有意识地将“历史叙述”作为一种表述风格加以标举。在他们看来，“历史叙述”原本就是史学的一个传统，新文化史只不过是复兴这种传统而已。
毫无疑问，“历史叙述”对“文学叙述”多有借鉴。这种借鉴既有表述形式上的也有材料内容上的。台湾学者卢建荣在总结新文化史的“学术性格”时，曾经提到四点：“第一，在扩大史料范围上，他们大加利用文艺作品，重视其中人事情节赖以重建人们行动所来自的文化；第二，在认知论上，他们将历史之‘实’带向文学之‘虚’的路途上；第三，在分析工具上，他们仰仗人类学、心理学，以及符号学的一些概念；第四，在历史书写的对象上，弱势的下层社会及其日常生活光景逐渐成为历史聚光灯照到的地方。此外，这些新文化史家擅长利用叙事技巧说故事”3。但是，“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毕竟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还不是什么虚构与否的问题，因为“文学叙述”不仅仅指文学写作，还包括对文学作品、文学作者、文学现象的评论、阐释、研究——这种差别有时候是旨趣指向上的不同。
以“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共同利用文艺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这一点来说，它们就存在差异。“艺术史和文学史家重在艺术高下的抉择，新文化史家则要从文艺作品中窥得一个时代的价值观、世界观之类的文化意涵。”4传统的文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揭示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所在，它需要对作品作出评判，进而通过文学史的形式对这种价值秩序加以固定化。“文学叙述”，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这种价值的一种富于技巧的表现或再现。可以说，文学和“文学叙述”天然地就存在一种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但是“历史叙述”则不然，它本身是价值中立的，或者至少是意图价值中立的。它致力于挖掘、发现作品背后的对某种价值、某种事项的看法、判断、选择。不仅于此，劳伦斯•斯通在比较“叙述型历史”（narrative history）与“新史学”的那种“结构型历史”（structural history）不同时，曾谈到“叙述型历史”的特点，“一是其安排是以‘叙述’而非‘分析’为主；一是其注意重点在‘人物’而非‘环境’”。而“人物”正是“文学叙述”所忽视的。传统的“文学叙述”基本上都是以作品为中心的，如果涉及到创作者的心灵、精神、心理、人格、思想等等的话，那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品的价值、意义。在“文学叙述”中，作家的“精神世界”往往是作为创作心理来探讨的，也就是说最终是为了理解作品服务的。这种作品中心论在文学史写作中尤为根深蒂固，后文还会具体谈到。
与“历史叙述”的开放性不同，传统的“文学叙述”有一种内在的自足性。不管它面对的是某种“灵魂”还是这种“灵魂”外化的文本，它都不必强求一定要“语境化”，不必将之放置特定的社会历史中观察其过程，求其意义。比如诗评，就是一种极端内在化的“文学叙述”，它在再现、抒发、阐释作品内含的某种感受、情感时，可以完全不依赖历史情境，所谓“诗到语言为止”。“历史叙述”的目的不是感染而是发现，它大量运用描述、叙事技巧，只不过是为了能更逼真、更准确地还原特定的历史情境、事实真相。而“文学叙述”显然不存在还原问题，作为原创的“文学叙述”和作为评论的“文学叙述”之间，也许只是一种共鸣、互文乃至共生的关系，不存在谁更真实的问题。传统的文学研究认为，通过有效的技巧能够更真实地逼近创作者的意图以及作品的本义，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总的说来，新文化史的“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 是靠得比较近的了，尤其是那些以文艺现象对对象的新文化史。比如，有时候你很难说，阅读史到底是该归于文化史还是该归于文学史。在以赛亚•伯林的看来，在获取“现实感”方面，已然将史学家和文学家并举了。也许在伯林看来，正真能像文学家一样，“描绘的一个人的生活风格和心理特征不是笼统一般的，因而更为真实；他们不会依靠普遍命题来描述，他们注意的是大量细小的，不断出现，稍纵即逝的色彩、气味、声调以及与此相应的心理现象”，能做到这一点的社会科学只可能是史学。而在史学中能做到这一点的，当然只会是新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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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文化”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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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学叙述”的一些限制，往往来自于对“文学”过于狭隘的理解。事实上，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内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的变化，构筑“文学观”的核心“文学性”概念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从单纯的文学文本到广泛的社会文本，从审美性、文学性到（宽泛意义上的）政治性、文化性，“文学性的扩张”，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它和当代媒体文化、视觉艺术的发达不无关系，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90年代以来社会结构同时也是社会话语系统的转型5。“文学性的扩张”在其指向上，必然包含着对文学的一种开放性理解。“文学性的扩张”，不等于取消文学，而是把文学放置在一个开阔的空间里，寻求一种更宽泛的理解。只有在“文学性的扩张”的前提下，文学的研究才能从纸面走向立体，从作品为中心走向人为中心，从静止走向活动，从群体走向个人，从传统的“诗文评”走向文学生活、文化活动。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新文化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理解“文学”的更宽泛的视野。
我们先看看“新文化史”是如何理解“文化”的。“新文化史”首先是从对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的反叛中发展出来的。它认为“文化”并不是一种被动因素，文化既不是社会或经济的产物，也不是脱离社会诸因素独立发展的，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但是“新文化史”与布克哈特、哈依津哈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又有不同。后者把“文化”视为多少带有黑格尔色彩的“时代精神”的诸多体现，它旨在揭示一个时代的总体面貌。而新文化史则相信更大程度的人的自由。它认为，个人，即使是普通的个人，也是历史的主体而非目的，他们至少在日常生活中有自由的余地；从长时段来看，他们的行为对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趋势也会起作用。与古典文化史的“自上而下”的“大历史”不同，“新文化史”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小历史。它更关注那种边缘的、异质的、个体的历史现象。新文化史也打破了传统文化史、思想史惟精英人物、知识阶层的狭隘偏见，用一种更广义的文化概念，还原了普通人的文化和生活。它的“文化”面向也丰富广泛得多。比如从描述对象上看，它包括物质文化史、身体史、表象史、社会记忆史、政治文化史、语言社会史以及行为社会史（如旅行史等）6。从这里可以看出，“新文化史”对“文化”的理解是何等广泛。
相比之下，传统的文学研究中，对“文学”的理解过于局限了。
局限之一是精英文学观。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反思。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雅俗之争一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五四白话文运动、文艺大众化、延安文学一直到“纯文学”、“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等等。尽管从五四时代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到当代陈思和以“民间”观念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似乎在为“俗”张目，但是本文认为这还是陷入了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中。实际上，所谓“精英文学观”，不是认为精英文学/大众文学有绝对的分野——在延安时代的赵树理文学也是一种精英文学——而更多是一种要扶持某种文学类型、文学势力、文学创成为正统、主流的姿态。这种“扶正”会扼杀多样性，正如新文化史之反对历史的精英主义倾向，也是因为它会陷入一种单一标准统摄的、忽视历史个体独特性的模式中。
局限之二是文学文本化。传统的文学研究要么把“文学”理解为是“思想”，要么理解为“语言”，要么是合二为一，但是都是悬空建立在文本基础上。这种虚化的的文本，第一，忽视了文学的“物质性”。传统的文学研究从来不关注文学的物质载体，比如说书报刊，比如说图书的装帧、印制、出版、发行等等。以鲁迅的小说为例，小说集《呐喊》中的多篇是先刊印在《新青年》杂志上，从杂志刊行到最后辑成单本出版其间是否有变化；《呐喊》的装帧设计、装订形式、书籍用纸等又是如何，现代文学的研究者认为这些问题是“小道”，往往不予关注，但事实上，洋装本还是线装本，往往暗藏着思想文化的交锋7。
文本化的问题，第二，在于忽视了文学的“活动性”。拿现代文学来说，“‘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除了众所周知的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还与其生产过程以及发表形式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在文学创作中，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而是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8所谓“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显然是就文本而言的，但是这个文本不是凭空产生的，作为文化产品它是有生产过程的，不仅有生产，同时还有消费过程，以及这之间的传播过程。但是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文学的阅读研究是最为忽略的。相反在新文化史中，阅读史、图书史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门类。美国著名新文化史学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的出版史》一书的作者）就是以研究阅读史闻名的，他在一次访谈中曾谈到，自己的研究主要是“想要理解印刷和印刷出来的文字——或者任何文字，包括说出来的和唱出来的，但主要是印刷品中的文字——作为历史中的一种力量所具有的效能，而这意味着将其置于某种广阔的社会和文化史之中，而不是仅仅将书籍史视作某种展示博学的东西，……我感兴趣的是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书籍的历史，讨论印刷品是如何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这一核心问题。”9显然，在文学书如何被阅读、如何进入普通读者生活这方面，文学研究做得远远不够。
对“活动”的关注，也就是对“过程”的关注。学者周武就认为，以往的文化史基本上是结果（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新文化史更专注于过程的研究。所谓结果的研究，指的是对最终事实的研究，即对已成为事实的唯一可能性的研究，对思想家或学人而言，这个最终事实就是思考的文本化成果。所谓过程的研究，则是指对文本化成果的探索与思考过程的研究，而探索与思考的过程，即是从多种可能性一步步变成唯一的可能性的过程，也就是“多归于一”的过程。专注于过程的研究，其实也是新文化史最令人着迷的地方。我们以往研究思想的历史，研究思潮的历史，研究学术的历史，研究观念的历史，往往把目光集中到文本本身，因此对文本的处理，对文本的梳理与解说，就成了以往文化史研究的中心环节。至于特定文本的产生、形成过程，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传播？它的听众是谁？哪些人拒绝或接受？基本不涉及。这种状况现在正在发生变化，开始慢慢走出单纯的文本研究的方式，开始关注这些观念、态度、学术、思潮，是在什么样的语境底下出现的？在特定的语境里面又是怎么变化？它的传播渠道是什么？它的读者又是哪些人？哪些人、出于怎样的理由接受或者反对？简单来讲，这一类型的历史研究关注的是一种充满了细节的过程10。
显然，如果“文学”不作为这样一种文化活动的过程来理解，它始终是无法获得一种超越纸面的立体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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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文化史”与“重写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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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文本化最终必然会走向文学史写作的“作家作品中心论”。学者孙绍振曾指出，“不少人习惯于把文学史当成作家和作品的历史，从理论上还停留在浪漫主义的作家中心论和现实主义的作品中心论上。其实，作品完成后，文学并没有完成，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和阐释才完成了文学的使命。真正的文学史不仅应该包括作家和作品，而且应该包括作家和作品不断被阐释的历史。没有作品被阐释的曲折历程，很难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这一点被长期忽略，真有点令人奇怪。大规模引进的西方文论超越了作品和作家中心论，现象学的文论早已把读者放在中心，但是，我们至今还没有一部把读者放在一定地位上（就更不要说中心地位了）的文学史。……作家加作品的文学史模式一统天下现状，使我们的文学史常常缺乏历史感。”11
在这种“作家作品中心论”影响下，文学史几乎等于作家作品鉴赏、对文学性、审美性的封闭分析。文学史写作完全以作家创作和作品为中心，忽视了作家作为时代的思考者和感受者，以及与时代的关系者的复杂面。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更像是作家作品赏析大全：1)作品的创作背景；2）作品内容；3）作品的思想意义；4）作品的艺术特色。分门别类，照单抓药。形成了谈文学史就是谈文学，谈文学就是谈作品；或者只见作品不见作家，只见作家不见生活、时代的僵死现象。以《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为例——拿它为例是因为这本文学史在当代影响颇大，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我们可以看到，活的、流动的文学史被简化和固化为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赵树理、艾青九人的专章评述和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文学体裁的文体史。而原本复杂的文学思潮与运动，则被处理为作家作品评述的“背景”。这种文学史基本上还是建立在以文学作品为中心，文学为主文化为辅的模式上的。这不是偶然的。已有学者指出“作家作品中心论”的文学史写作来源有三：一是中国古代文史编纂体例（比如“诗文评”、“文苑传”）的沿袭；二是西方“文学史”概念传入中对“文学”的强化；三是《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示范作用12。这种“作家作品中心论”的历史写作可谓是根深蒂固，不断地被强化。
在对这种“作家作品中心论”的历史进行“重写”时，一般认为可资借重的资源是现象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一类的理论，本文倒是觉得“新文化史”更有助于反思这一现象。彼得•伯克曾提到新社会文化史有五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特征：文化建构、语言、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以及历史叙述。其中微观史学对于我们重建文学史的图景尤为重要。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相信现代化是一种积极力量的历史观遭到了一定程度的质疑。这种进步史观不是别的，往往是以人为其代价的。学者刘小枫曾指出，历史理性主义必然会赋予历史过程以“道义的正当性”，并产生一种“全权的话语力量”，个体和个体的话语于是必须屈服于这种全权话语，否则就是非道义的、邪恶的、反动的13。这一点，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说得则更为形象：“常有这样的时代，它们宣称，它们无暇顾及人，它们需要像利用砖石、水泥那样利用人，需要用人来建设，而不是为人而建设。社会的建筑系以人的规模来测量。有时，社会的建筑会与人敌对，会以人的屈辱和渺小来培养自己的宏伟。”14人民在社会科学取向的历史学中，正如在把焦点置于在上的权势者身上的传统政治史学中一样，是被忽视的。为了打破这种非人的历史，历史学必须转而面向种种日常生活的情况，正如它们被普通人民所经历的那样子。这正是史学从宏观走向微观的原因。
然而，提倡微观史学的历史学家并不把多数人看做是一个群体的一部分，而看做是决不能消失在世界历史过程中、也不能消失在无名群体之中的各个人。汤普逊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曾表明该书的目的就是要“把可怜的袜工……默默无闻的手织工……从后世无比轻蔑态度之下解救出来”15。这种使命决定了史学方法的变革。即“不再把历史看做是吞没了许许多多个人的一个统一过程、一篇宏伟大的叙述，而看做是有着许多个别中心的一股多面体的洪流。这时候作数的就不是一份历史而是许多份历史了，或者更好是说许多份故事了。而且假如我们是在研究多数人的个人生活，那么我们就需要有一种认识论和这些多数人的生活经验配套，它能让我们获得有关‘具体’而不是有关‘抽象’的知识。”16
按微观史学建立的文学史写作，会更加关注个体的文学经验，不仅是创作经验，更是阅读经验。这样的文学史旨在重建个人的文学生活。这些独特的文学感受、经历、体验也许是无法纳入某种大的观念中去，但是正是因为其独特性，反而构成了文学历史的斑驳图景。
在1998年新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前言”中，作者交待：“在本书的历史叙述中，‘现代文学’同时还是一个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概念。……这样的‘文学现代化’，是与本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并且是其不可或缺点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促进‘思想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方面，文学更是发挥了特殊作用。因此，本世纪中国围绕‘现代化’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动，特别是人的心灵的变动，就自然构成了现代文学所要表现的主要历史内容。”17但是把驳杂的文学历史强行纳入“文学现代化”的大观念下，又谈何能反映“人的心灵的变动”呢？传统的文学史永远无法回答这一点。
让文学史回到个人的文化生活中，才能真正让呆板、僵硬的“作家作品中心论”的历史流动起来；应该使文学史的研究成为文化史的研究，用“新文化史”方法重构中国文学的历史图像，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学史置入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下，获得生机和活力。

1 《新史学》（第四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页。
2 周兵：《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河北学刊》2004年第24卷第6期。
3 卢建荣：《新文化史的学术性格及其在台湾的发展》，《新史学》（第四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56页。
4 同上，第155页。
5 陶东风：《破镜与碎影》，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7－88页。
6 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刘华译，《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
7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 林启彦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261页。
8 陈平原：《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9日。
9 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直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9页。
10 周武：《新文化史的兴起》，《文汇报》， 2006年11月19日。
11 孙绍振：《文学史的写法和文学批评的写法》，《光明日报》，2003年5月8日。
12 高玉：《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批判》，《人文杂志》，2003年2月。
13 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163页。
14 曼德尔施塔姆，《时代的喧嚣》，刘文飞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114页。
15 转引自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6页。
16 同上，第106页。
17 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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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0 22:2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