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elfare.blog.tianya.cn/ 关注经济与经济学，遵从创作共享cc原则，商业用途请联系: welfarelee@gmail.com 李华芳 2008-10-16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05668&PostID=15516165&idWriter=0&Key=0 胸大无脑的经济学
李华芳

普及型的经济学读本，译介和中国原创的都不少。从两年前开始算，译介而来的同类读本就有亨德森的《欢乐的经济学》、列维特的《 魔鬼经济学》、哈福德的《 卧底经济学》、以及兰兹伯格的《 性越多越安全》和《 为什么不向美丽征税——经济学中的公平原则》等。当然这些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国内与此类似的原创性作品包括高小勇在原来《经济学消息报》的基础上编辑的6卷本的《 经济学帝国主义》，以及董志强《身边的博弈》这类脍炙人口的小册子。大量经济学知识的普及除了张五常的高调宣传之外，这些读本也是功不可没。弗兰克的这本《牛奶可乐经济学--最妙趣横生的经济学课堂》是锦上添花之作。

罗伯特·弗兰克的《牛奶可乐经济学》实际上应该叫做《博物经济学》，这种写作的风格同植物学家林奈相似，分类记录大千世界并作点评分析。无非林奈关注的是植物，弗兰克关注的是人的行为。时代的变迁使得林奈时代一个人掌握大量知识和信息的模式逐渐不可行，因为知识的累积已经达到了一个个人无法掌握全部知识，并且也受到个人处理知识的能力的限制。分工和专业化让博物学家也逐渐稀缺起来，所以必须用新的模式才能达成新的“博物学”，“博物经济学”当然也不例外。弗兰克的办法是让学生提交课堂作业，这些作业里有乔治·阿克洛夫关于二手车市场的不对称信息的研究的，后来阿克洛夫凭借此项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业里也有托马斯·谢林关于高速公路车祸导致南北双向都拥堵的博弈论研究，后来“人以群分的博弈论 ”也让谢林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与维基百科的模式有所不同，但聚集知识的思路却是一致的。在弗兰克的书中，尽管穿针引线的功夫十分老道，但真正出彩的还是那些鲜活而又生动的例子。

不妨让我们沿着弗兰克的思路，用经济学家的眼光来做一次应用题。尽管弗兰克的书里面有太多我想据为己有的好例子，但是我决定还是做一题课外练习题：为什么女孩子胸大的通常无脑？或者说为什么女孩子头发长见识短？

根据伦敦经济学院的 Satoshi Kanazawa和Jody Kovar2004年的一项研究《为什么美丽的人更聪明》（Why beautiful people are more intelligent ），他们表明美貌与智慧通常是并存的。因为聪明的人更加容易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收入；随之成功的男性（聪明人）更容易选择外表迷人的女性作为合意的婚姻伴侣；而与此同时女性一般也将有较高收入和社会地位的男性看作更加合意的婚姻伴侣；而智力和外表都是重要的可以遗传的特质。所以按照道理，外表有吸引力的女性大致会与聪明的男性相结合，其结果是，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下一代会集美貌和智慧于一身。那么为什么我们还经常听到“胸大无脑”或者“头发长见识短” 一类的评语呢？

胸大和头发长都是吸引异性的特征，某种程度上也是美丽的代名词。刘德华这样的成功男士，其梦中情人要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是一个旁证。如果说美丽大部分是因为天生的，那么智慧则很不一样，尽管有大量研究表明智慧的可以遗传性，但基因-文化共生演化的解释还是更有说服力一些。智慧不仅来自先天的遗传，也得益于后天的学习。后天的学习，换成经济学术语，就是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这需要耗费成本。而一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胸大的女生由于其天生的优势，在后天的学习上不需要怎么费力就能获得机遇；相比较而言，身材样貌稍逊的女生在后天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
所以实际可能的情况是，胸大无脑的评价之所以会广泛流传，并不是因为这些女生天生的智力比其他人差，而是她们非常理性的选择了在后天学习上少投入，这样一来，后天人力资本投入的差异使得胸大的显得“无脑”。当然，另外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平胸的女生妒嫉胸大的，因为她们需要在后天投入更多，所以一有空就坐在一起编排胸大的女生。由于她们在后天更加努力，所以才能想得出“胸大无脑”这样的词语。

不过恐怕在不远的将来，“胸大无脑”就会被扔进故纸堆了。原来平胸的女生只能靠后天的学习来弥补与天生胸大女生占有的优势之间的差距，但随着整容技术的发展，整容的成本会进一步下降，这个时候胸大的优势就会不明显。可以预见，当天生胸大的优势因为整容技术而丧失的时候，后天的学习上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市场上也就会有越来越多胸大有脑的女生了。

相关文章：竞争的书：回顾2006年经济学普及读物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75b420100ap3c.html]]> 2009-3-20 7:04:00(1) 李华芳 2008-10-7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05668&PostID=15432284&idWriter=0&Key=0 制度变迁与历史过程

李华芳

http://otho.douban.com/lpic/s3228403.jpg在诺思和福格尔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经济学“侵入”历史学成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新罪证。当然，格雷夫并不以此为意，在格雷夫看来，经济学不能说侵入历史学，而是两个学科的融合。在格雷夫的巧手下，打造出了跨学科的新武器：比较历史制度分析。而格雷夫的新书《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的兴起》正是运用历史制度分析的集大成之作。

格雷夫在特拉维夫大学学习历史分析，研究生转到西北大学学习经济学与经济史，此书也是其受两个学科训练的一个体现，非常明显是一种“路径依赖”现象在个人身上的反映。通常而言，制度不同，经济绩效也会千差万别。例如像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中所揭示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效率低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产权制度没有得以确立、相关的法律缺失所致。而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同样提到了产权制度的作用。又比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了信仰体系对经济的作用，尽管韦伯其实主要是想说企业家的精神。这样看来，尽管众人都说“制度”，但制度究竟是什么，却并不清楚，是产权、是法律、还是宗教信仰？

格雷夫很清楚目前制度研究的种种困境，因此在书中开宗明义，必须先定“制度”，再论变迁。目前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有两路分叉：一路是将制度作为外生变量，不受个人行为影响，反过来只是单向度的影响个人行为，格雷夫把这种分析叫做“作为规则的制度”。诸如在一定约束条件（制度）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或者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行为等，都属于这一路分析。另外一路则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来看待，制度内生于人类行为。因为同样的人可能遵守一些行为规则，但是不遵守另外一些行为规则。例如城市和乡村对交通规则就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行为者的动机也完全不一样，在制度外生的分析中，动机是被忽略的，有的只是行为偏好效用最大化或者是成本最小化。这种分析过于简化了真实世界，显得很像屠龙之术。

格雷夫对这两路分析都不满足，他认为尽管使用博弈论可以来研究内生制度问题，但还不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因为在博弈论的框架中，制度要么被看作是均衡状态，要么被看作是促成均衡实现的共同信念，要么就被看作是博弈规则，但很难解释制度的动态变迁问题。制度变迁的动力、过去制度对后来制度产生的影响等等问题，博弈论是束手无策的。随之而来的对制度变迁的解释，是演化理论。但演化过程具体是如何进行的，经济学家常常含糊其词。现有理论纷繁复杂又名目繁多，格雷夫认为应该用一个更为统一的框架来对制度进行刻画：制度是共同作用于行为秩序的社会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系统，特定的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是这一定义的关键组成部分。

在这一定义下，格雷夫对西方世界何以兴起，给出了不同于韦伯和诺思的解答。以往的关于欧洲何以兴起的解释，一种是技术和环境决定论，例如欧洲有丰富的煤炭、养马的技术精湛以及拥有适合世界贸易的港口；另外一种是文化和社会决定论，韦伯笔下的清教徒显然是带着上帝的使命行走在大地之上；还有一种解释则认为从食品消费和市场一体化等来衡量，欧洲并没有在19世纪晚期超过世界其他地方，也就是不存在所谓的西方兴起。但格雷夫通过制度分析表明，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非血缘关系的和自治的社会组织，是推动欧洲发展的力量。

格雷夫以马格里布商人联盟和热那亚商人行会的例子表明，非人格化交易（陌生人之间的交易）的扩展，尽管有合同等确认所谓的产权，但联盟和行会的承诺与多边惩罚机制保证了贸易的有效进行。这是说，如果一个商圈中的商人不诚信或者有道德风险问题，尽管他个人短暂得利但损害了商业的声誉，其他联盟中的人将会拒绝与此做生意，并且这种惩罚可能从父辈延续到字辈，因此违背承诺就要冒着世世代代被孤立的风险。中国与此类似的研究集中在对于温州模式的研究上，史晋川等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中提到温州人以特有的方言分别外人，在内部形成了类似于马格里布商圈的承诺机制，这种温州活跃的地下金融活动中可见一斑。

也就是说，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的互动内生出了制度变迁，而制度的动态变迁在格雷夫看来就是历史过程，接下来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过去的制度是如何影响现在的制度的，这里涉及到问题就是历史决定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张力，格雷夫用制度合成体将制度传承与创新结合在了一起，并以此来解释中世纪晚期的商业扩张和西方世界的兴起。格雷夫的这一解释跳出了单从一个角度去理解制度的弊端，同时从博弈论视角出发的比较历史制度分析又不是一潭浑水，并没有回避通常的经济史研究所缺乏的微观基础。

如此一来，从个人的博弈策略到组织的互动，并结合规则、信念和规范的作用，格雷夫提供了一个更加综合性的视角，这对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正如诺思所言：这本书对于我们更好更深入地理解制度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删节版刊于《新京报·书评周刊》。

李华芳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思想库报告》主编，【读品】出品人。
]]> 2008-10-7 13:35:00(0) 李华芳 2008-10-7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05668&PostID=15429864&idWriter=0&Key=0 中国应帮助美国救市吗？
李华芳

从拯救到稳定，从华尔街到整个美国的经济，美国政府所谓的“救市方案”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国会最后投票通过的是政府新修订的《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那么美国的这番救市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

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在就美国国会通过《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答记者问中的立场表明，中国目前是以一种利益相关者的态度来看待美国救市的。按照官方的说法，中国希望美国金融市场稳定，希望美国经济健康发展，这符合美国的利益，符合中国的利益，也有利于全球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刘明康在天津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谨慎表示，中国可能考虑通过向美国注入流动性的方式帮助美国“救市”。坊间推定将可能通过购买美国新发行的国债的方式来进行，但央行随后辟谣，称从未发布中国2000亿助美救市消息。耐人寻味的是，央行在7月逆市增持了149亿美国国债。

《财经》杂志的经济学家沈明高对央行做法表示担心，认为这有可能导致“美国救市，中国埋单”。因为中国购买美国政府国债，美国政府用国债置换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美国金融机构或其他投资者再利用资产置换增加的资金投资于中国，这相当于中国用流动性较好的优质资产，置换了流动性较差的美国国债。所以对于中国而言，尽管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但要避免成为冤大头。这一观点也就是说，美国救市是好事，但中国不一定要帮助美国进行救市。但问题恰在于，中国是否能够独善其身？

事实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全球化使得中国很难独善其身。中国是美国第二大的债权国，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国国债余额到今年6月底已达5038亿美元，占全部余额的5.3%，比一年前高0.9个百分点。在所有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余额中，中国占19.4%。截至2008年7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余额又增加到了5187亿美元，仅次于日本的5934亿美元。美国政府救市并不是说美国政府有一笔钱可以直接拿出来，而是要向国外发行国债借钱来救市，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只存在两种选择，借还是不借？

不当冤大头的看法拥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意思是中国不应该继续持有或者至少不应该继续增持美国国债，而且外汇储备中应该减少美元储备。因为显而易见的，美国经济不景气就意味着美元不值钱，而美元不值钱意味着相关国债以及美元储备等都会贬值。反过来中国持有或增持就会遭遇巨大的风险。是以，中国不应该借钱给美国。不过，不借钱真的是一个好选择吗？

大量的经济学研究着眼于推动帕累托改进或者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前者意味着全部人获益无人受损或者部分人获益其他人不受损，后者意味着部分人获益部分人受损但收益足以弥补损失。但经济学家们往往忘记提醒公众，这只是一个目标而非现实。在金融危机来临，市场崩溃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人人都输无人获利的情况。也就是说，在全球经济陷入恐慌的情况下，中国也可能成为受害者。因此，中国要平衡的是不借钱的情况下的损失和在目前条件下救助美国的收益。但归根结底，这其实不是一个实证计算的问题，而是一个维系市场信心的问题。7000亿方案是否能救市？普遍的看法是不能，因为窟窿要大得多。但就挽回信心而言，或许不失为一个方法。

相关文章：
美国122名经济学家致信国会反对救援计划 李华芳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思想库报告》主编，【读品】出品人。 ]]> 2008-10-15 23:30:00(5) 李华芳 2008-10-7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05668&PostID=15429848&idWriter=0&Key=0 经济学家致信国会反对救援计划全文：

　　致众议院议长与参议院临时主席：

　　作为经济学家，我们想向国会表达我们对由财政部长保尔森提出的应对次级债方案的密切关注。我们确实看到了现在我们国家金融情况的困境，同时我们也同意我们需要一些打破常规的行动来保证我们的金融体系能继续有效运行。但是，我们看了目前这个提案三个致命的弱点。

　　（1）它的公平性。这个计划是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给投资者。投资者在有风险的情况下去创造盈利，需要能够承受损失。并不是每一个商业的崩溃都会影响系统的风险。政府应该确保一个功能良好的金融业，并能够给一些信誉良好的借贷者贷出贷款，如果没有救援计划的话，很多投资者的和机构的选择被证明是非常不明智的。

　　（2）它的含糊不清。新机构的任务和监管都不清晰。如果纳税人从问题卖者那里购买了一些非现金资产或者是不透明资产，购买的时间，场合，和方法都应该之前说的非常的清晰，并要在以后谨慎的监视。

　　（3）它的长期作用。如果计划开始颁布，它的作用将会影响我们整整一代人，对于我们现在面临的所有困境，美国的动力和有创新性个人资本市场带给我们国家无法比拟的繁荣。从本质上讲，为了使短期的崩溃中止，而弱化这些市场是非常短视的。

　　因为上述原因，我们希望国会不要忙于定论，去恰当的听从建议，并认真考虑这个计划的正确性，能明智的决定美国的金融体系的未来和美国多年后的经济。

　　签署

　　该信件由美国122名经济学家签署，其中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在美国哈佛，麻省理工，伯克利等名校任教。

　　翻译者：王卓玮

附：原文

　　To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President pro tempore of the Senate:

　　As economists, we want to express to Congress our great concern for the plan proposed by Treasury Secretary Paulson to deal with the financial crisis. We are well aware of the difficulty of the current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we agree with the need for bold action to ensure that the financial system continues to function. We see three fatal pitfalls in the currently proposed plan:

　　1) Its fairness. The plan is a subsidy to investors at taxpayers’ expense. Investors who took risks to earn profits must also bear the losses. Not every business failure carries systemic risk. The government can ensure a well-functioning financial industry, able to make new loans to creditworthy borrowers, without bailing out particular investors and institutions whose choices proved unwise.

　　2) Its ambiguity. Neither the mission of the new agency nor its oversight are clear. If taxpayers are to buy illiquid and opaque assets from troubled sellers, the terms, occasions, and methods of such purchases must be crystal clear ahead of time and carefully monitored afterwards.

　　3) Its long-term effects. If the plan is enacted, its effects will be with us for a generation. For all their recent troubles, Americas dynamic and innovative private capital markets have brought the nation unparalleled prosperity. Fundamentally weakening those markets in order to calm short-run disruptions is desperately short-sighted.

　　For these reasons we ask Congress not to rush, to hold appropriate hearings, and to carefully consider the right course of action, and to wisely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nd the U.S. economy for years to come.

Signed(updated at 9/27/2008 6:00PM CT)

Acemoglu Daron (Massachusse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ckerberg Daniel (UCLA)
Adler Michael (Columbia University)
Admati Anat R. (Stanford University)
Ales Laurence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Alexis Marcu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Alvarez Fernando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ersen Torbe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Baliga Sandeep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Banerjee Abhijit V. (Massachusse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arankay Iwa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Barry Bri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Bartkus James R. (Xavier University of Louisiana)
Becker Charles M. (Duke University)
Becker Robert A. (Indiana University)
Beim David (Columbia University)
Berk Jonathan (Stanford University)
Bisin Alberto (New York University)
Bittlingmayer George (University of Kansas)
Blank Emily (Howard University)
Boldrin Michele (Washington University)
Bollinger, Christopher R. (University of Kentucky)
Bossi, Luca (University of Miami)
Brooks Taggert J.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Brynjolfsson Erik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uera Francisco J.(UCLA)
Cabral Luis (New York University)
Camp Mary Elizabeth (Indiana University)
Carmel Jonath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arroll Christopher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Cassar Gavi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Chaney Thomas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ari Varadarajan V.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Chauvin Keith W. (University of Kansas)
Chintagunta Pradeep K.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ristiano Lawrence J.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Clementi, Gian Luca (New York University)
Cochrane John (University of Chicago)
Coleman John (Duke University)
Constantinides George M. (University of Chicago)
Cooley, Thomas (New York University)
Crain Robert (UC Berkeley)
Culp Christoph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Da Zhi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Darity, William (Duke University)
Davis Morr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e Marzo Peter (Stanford University)
Dubé Jean-Pierre H. (University of Chicago)
Edlin Aaron (UC Berkeley)
Eichenbaum Marti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Ely Jeffre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Eraslan Hülya K. K.(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Fair Ray (Yale University)
Faulhaber Geral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Feldmann Sven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Fernandez, Raquel (New York University)
Fernandez-Villaverde Jesu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Fohlin Carolin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Fox Jeremy T. (University of Chicago)
Frank Murray Z.(University of Minnesota)
Frenzen Jonath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Fuchs William (University of Chicago)
Fudenberg Drew (Harvard University)
Gabaix Xavier (New York University)
Gao Paul (Notre Dame University)
Garicano Lu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Gerakos Joseph J. (University of Chicago)
Gibbs Michael (University of Chicago)
Glomm Gerhard (Indiana University)
Goettler R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Goldin Claudia (Harvard University)
Gordon Robert J.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Greenstone Michael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regory, Karl D. (Oakland University)
Guadalupe Maria (Columbia University)
Guerrieri Veronica (University of Chicago)
Hagerty Kathlee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Hamada Robert S. (University of Chicago)
Hansen Lars (University of Chicago)
Harris Milt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Hart Oliver (Harvard University)
Hazlett Thomas W.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Heaton John (University of Chicago)
Heckman Jam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 Nobel Laureate)
Henderson David R. (Hoover Institution)
Henisz, Witol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Hertzberg Andrew (Columbia University)
Hite Gailen (Columbia University)
Hitsch Günter J. (University of Chicago)
Hodrick Robert J. (Columbia University)
Hollifield Burton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Hopenhayn Hugo (UCLA)
Hurst Erik (University of Chicago)
Imrohoroglu Ays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Isakson Hans (University of Northern Iowa)
Israel Ronen (London Business School)
Jaffee Dwight M. (UC Berkeley)
Jagannathan Ravi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Jenter Dirk (Stanford University)
Jones Charles M. (Columbia Business School)
Jovanovic Boyan (New York University)
Kaboski Joseph P. (Ohio State University)
Kahn Matthew (UCLA)
Kaplan Ethan (Stockholm University)
Karaivanov Alexander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Karolyi, Andrew (Ohio State University)
Kashyap An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Keim Donald B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Ketkar Suhas L (Vanderbilt University)
Kiesling Lynn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Klenow Pete (Stanford University)
Koch Paul (University of Kansas)
Kocherlakota Narayan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Koijen Ralph S.J. (University of Chicago)
Kondo Jir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Korteweg Arthur (Stanford University)
Kortum Samuel (University of Chicago)
Krueger Dirk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edesma Patricia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ee Lung-fei (Ohio State University)
Leeper Eric M. (Indiana University)
Letson David (University of Miami)
Leuz Christi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Levine David I.(UC Berkeley)
Levine David K.(Washington University)
Levy David M.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Linnainmaa Juhani (University of Chicago)
Lucas Robert (University of Chicago - Nobel Laureate)
Ludvigson, Sydney C. (New York University)
Luttmer Erzo G.J.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anski Charles F.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Martin Ian (Stanford University)
Mayer Christopher (Columbia University)
Mazzeo Michae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McDonald Rober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Meadow Scott F. (University of Chicago)
Meeropol, Michael (Western New England College)
Mehra Rajnish (UC Santa Barbara)
Mian Atif (University of Chicago)
Middlebrook Art (University of Chicago)
Miguel Edward (UC Berkeley)
Miravete Eugenio J.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Miron Jeffrey (Harvard University)
Moeller, Thomas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Moretti Enrico (UC Berkeley)
Moriguchi Chiaki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Moro Andrea (Vanderbilt University)
Morse Adair (University of Chicago)
Mortensen Dale 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Mortimer Julie Holland (Harvard University)
Moskowitz, Tobias J. (University of Chicago)
Munger Michael C. (Duke University)
Muralidharan Karthik (UC San Diego)
Nair Harikesh (Stanford University)
Nanda Dhananjay (University of Miami)
Nevo Aviv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Ohanian Lee (UCLA)
Pagliari Joseph (University of Chicago)
Papanikolaou Dimitr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arker Jonatha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aul Evan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earce David (New York University)
Pejovich Svetozar (Steve) (Texas A&M University)
Peltzman Sa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erri Fabrizio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helan Christophe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iazzesi Monika (Stanford University)
Pippenger, Michael K. (University of Alaska)
Piskorski Tomasz (Columbia University)
Platt Brennan C.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Rampini Adriano (Duke University)
Ray, Debraj (New York University)
Reagan Patricia (Ohio State University)
Reich Michael (UC Berkeley)
Reuben Ernest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Rizzo, Mario (New York University)
Roberts Michae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Robinson David (Duke University)
Rogers Michel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Rotella Elyce (Indiana University)
Roussanov Nikolai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Routledge Bryan R.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Ruud Paul (Vassar College)
Safford Se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Samaniego Roberto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Sandbu Martin 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apienza Paola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avor Pave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chaniel William C. (University of West Georgia)
Scharfstein David (Harvard University)
Seim Katj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eru Amit (University of Chicago)
Shang-Jin Wei (Columbia University)
Shimer Robert (University of Chicago)
Shore Stephen H.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iegel R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mith David C. (University of Virginia)
Smith Vernon L.(Chapman University- Nobel Laureate)
Sorensen Morten (Columbia University)
Spatt Chester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Spear Stephen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Stevenson Betse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tokey Nan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Strahan Philip (Boston College)
Strebulaev Ilya (Stanford University)
Sufi Amir (University of Chicago)
Tabarrok Alex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Taylor Alan M. (UC Davis)
Thompson Tim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Troske Kenneth (University of Kentucky)
Tschoegl Adrian 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hlig Harald (University of Chicago)
Ulrich, Maxim (Columbia University)
Van Buskirk Andrew (University of Chicago)
Vargas Hernan (University of Phoenix)
Veronesi Pietro (University of Chicago)
Vissing-Jorgensen Annett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Wacziarg Romain (UCLA)
Walker Douglas O. (Regent University)
Walker, Todd (Indiana University)
Weill Pierre-Olivier (UCLA)
Williamson Samuel H. (Miami University)
Witte Mark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Wolfenzon, Daniel (Columbia University)
Wolfers Justi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Woutersen Tieme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Wu Yangru (Rutgers University)
Yue Vivian Z. (New York University)
Zingales Luigi (University of Chicago)
Zitzewitz Eric (Dartmouth College)]]> 2008-10-7 9:28:00(0) 李华芳 2008-8-19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05668&PostID=14904622&idWriter=0&Key=0 长得丑就是损害国家利益
李华芳

台前的林 妙 可
幕后的杨 沛 宜
]]> 2008-8-22 10:44:00(2) 李华芳 2008-8-17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05668&PostID=14883464&idWriter=0&Key=0

李华芳：人若如此，书亦当然

——以个人记忆与《读书》1989年7-8期合刊为例



壹

最早接触《读书》杂志，是高二那年。

1997年的夏天，小岛上讨论最多的是应该布置多少兵力，以应对英国人的攻击。两种情绪冷热交替，悲观的认为此战是“新鸦片战争”，自此搞不好连我们岛都要给英国佬占了；亢奋的认为百年难得一遇的机会已经到来，保家卫国的雄心正在燃烧。底层的人非常担心香港回归之路会不顺利，要是英国佬翻脸不认账，难免会引发战争。作为位于中国海岸线中间的舟山群岛，定然是兵家必争之地，早早预防是良策。因为舟山向来是易守难攻，博学之士不断对我介绍定海三总兵的英勇，以及东海游击队的神奇，仿佛借用那些旧日的荣光，我们依然可以人肉对抗导弹。而那些喜爱《舰船知识》、《兵器知识》的同学，也向我灌输了不少中英军事力量对比的内容，给我的印象是中国人的能力尽管比李鸿章那时有大幅提升，但英国人也没有闲着，他们还是比我们厉害，打起仗来，我们还是会吃亏。

倒是我母亲抱有平和的心态，“打仗晦气老百姓，还是不打好。要是打了，顶好快快结束，好给老百姓过日子”。“真要给英国人占了变成香港那模样，也没啥不好”。这些实用主义的教导至今还启发我去观察各种各样的公共政策，那不过是“以人为本”的朴素表达而已。当然，后来的历史证明当时的猜想都过于无稽，预想的灾难都没有发生，那年甚至台风都比往年小，我们平安迎来了开学。文理分班的时候，作为物理课代表的我选择了文科，自此我的人生就截然不同了。

开学不久，听历史课先生讲“历史误会了李鸿章”，《中英北京条约》签订过程中，李鸿章夹在光绪和罗便臣及后来的窦纳乐之间，据理力争，使得《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加上“九龙到新安陆路，中国官民照常行走”，“遇有两国交犯之事，仍照中英原约香港章程办理”两句。而实际上，英国人当年觊觎的是舟山，李鸿章禀光绪认为舟山乃战略要地，对中国海岸线安全非常重要，因此断不能让。英国人只想要通商口岸，因此以毗邻广东口岸之香港为诱，最终割了香港。这一说法，对一贯接受“李鸿章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说法的我而言，是巨大的冲击，李鸿章的形象与之前在我心里猥琐的模样大相径庭。真相是什么？

这一疑问，促成了我走进学校的依心图书馆，馆名是苏步青题的字，写得很公正。阅览室迎面的架子上，整齐罗列着一排《读书》杂志。我已经忘记我看了哪几篇文章，也忘记了我有没有借阅。我随后发现我的同学王灵琦君早就已经购买了这份杂志。于是课余时间，偶尔会读上几篇。一册《读书》所涉及的书目很多，也不时有些充满智慧的句子映入眼帘，我还专门用一个小本子记下来，以便在作文中加以“引用”，去吓唬语文老师，好获取一个作文高分。这一计谋屡屡得逞，也增加了我对《读书》的好感。



贰

进大学之后，依旧保持了看《读书》的习惯，只是不能再从王灵琦君处蹭看，需要自己掏钱购买了。这一买就见证了《读书》从5元涨到6元的过程。

当然，从心里，我是感谢《读书》的。2001年的时候，我在《读书》8月号上读到一篇张鸣老师的文章，叫《辫子王朝的闲话》。读了之后，有所感触，就写了一点感想，叫《辫子王朝闲话的“闲话”》，投稿给《读书》杂志。不出所料，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只是虚荣心不散，心里还有隐隐的期待，但3个月后，就彻底放弃了幻想。对于一个本科的学生而言，这一结局似乎是再正常不过了。

2002年1月，在自习室里看书，买了本新出的《读书》杂志，随手翻翻，突然之间在“短长书”里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先是惊讶，继而狂喜。虽然《读书》的编辑从这件事情上来说是彻头彻尾失职的，对投稿人回应不及时，删减文章未征询作者意见等。但那时我哪里顾及这许多，能把自己的名字印在《读书》上，本身就是件幸福的事情了。这事情给了我长足的信心。毕竟是《读书》让我从一个读者变成了作者，也让我从读书走到了写字。直到2006年和朋友们创立【读品】，将读书写字融入自己的生活方式，回头看去，对《读书》也只有感激。



叁

不过话说回来，我对《读书》杂志本身编辑之间的是非恩怨，并无兴趣，这类政治不在这里上演，也会在其他地方蔓延。只是因为《读书》，而被“强逼着”接收来自网络上的各种小道消息，这也主要是出于我对《读书》杂志本身的关心。在这个时候，我总是想起金克木先生那篇《玉梨魂不散金锁记重来》的文章来，副题是“谈历史的荒诞”，发表于1989年7-8月合刊号。那真是一个荒诞的时刻。金克木如此写道：“一心想好，反而遭殃。自知不幸，又因祸得福。人既如此，书亦当然。”

这文章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盖因金克木先生在文中赫然提到了“意淫”两字。多年以后，这两字风靡网络（通以YY代替），却又生出别样涵义来。YY也被一些人用来形容汪晖、黄平时期的《读书》杂志，进而也被用来指责知识分子群体，连在一起，《读书》上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只会YY的无用书生。在号称“手淫强身、意淫强国”的荒诞年代里，不管何种评价体系，对谁都是不公平的，这自然也包括对《读书》、对知识分子的指责。正如蒙尘遮眼身在其中的时候，人们也会忘记李鸿章曾经的外交努力。

金克木先生称徐枕亚的《玉梨魂》中并不高明的男女关系：一女爱一男，却介绍另一女给此男，自己殉情死，另一女悲哀死，这一男在武昌起义的战场上牺牲死，“三人均死得有点离奇”，这是金克木的评价。书中人物之荒诞超过宝黛，也超过柳梦梅和杜丽娘，这便是警幻仙姑所说的“意淫”。金克木对YY的第一种解释是“不见面而通信息的想像之爱”。在金克木眼里，《玉梨魂》除了YY，几乎是一文不名。而金克木对YY的第二种解释是，男而作女语。最早是屈原的“美人”，其次是宋玉的“高唐神女”，再是曹子建的“洛神”，“神光离合，乍阴乍阳”，集男女与一体，尽“YY”之能事。

但金克木尽管提到，却没有指明的另外一种YY是：苏曼殊的那种“猛忆定庵哀怨句，三生花草梦苏州”式的“诗化政治”型YY，以“意淫”通于政论。始于李义山，在毛时代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后尽管有所削弱。但在《读书》之上，依然随处可见这种以文化或学术名义YY的文章，脱不了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以政治解小说的模式。

莫之许在《<读书>：不可能的任务》中批驳了将《读书》作为开风气之先，引领时代潮流的角色，认为那不过是一种YY。莫之许认为《读书》有影响是因为“当时的知识界就是沉浸在引领时代潮流的优越感中。而《读书》的地位以及其读者群体的自我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优越感的产物”。但我认为这仅限于知识分子的集体意淫，真正的底层生活是缓慢流动，而且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来看，打破历史钟罩的是“下限齿轮的绞合变动 ”，而不是所谓知识分子思潮引领，以为知识能影响政治，那不过是一种想像，一种僭越，一种YY而已。可惜，这正是犯了一种致命的错误，而忘记了“读书”本来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正如我投稿《读书》，断不是有什么指点江山的想法，只是觉得心有所感，挥笔抒发而已。那与“治国平天下”是相去甚远的。



肆

如果汪晖、黄平等出来辩称《读书》依旧具有兼收并蓄引领潮流的风范，莫之许认为这无疑是“不可能的任务”。荒诞的历史最容不得别人回忆，越是记得细节，就会越觉得荒诞。

引领潮流之类姑且不论，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汪晖、黄平等作为编辑是不合格的，一来对投稿要有回音，过了三个月没有音讯一般被认为是拒稿了；二来删改文章要经过作者同意。这两条汪、黄没有做到。尽管我不否认，汪晖和黄平作为学者，有他们的贡献，但他们没有尽到编辑的责任，也是不争的事实。学者办刊，容易犯的毛病是容不得思想上的异见，因此常常会变成持同种思想者集聚，托马斯·谢林用博弈论解释了这种“人以群分”的现象。而专业的编辑则多少可以免除这一点偏见，当然也不能保证完全客观，只能是稍微客观一点。

以我在【读品】的经历来看，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当我发现我自己很难摆脱那种偏见的影响后，我只能自觉从编辑事务中撤退，做一个撰稿人是我更好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沈昌文的确是比汪晖更为专业的编辑。这个结论可能会招来很多质疑。但沈之10年与汪之10年的《读书》相比，文章的多样性，观点的多元性，形式的多变性，前者都是胜出的。汪晖的作用更像是一个内容编辑，而缺乏文字校对以及其他事务的技巧，这一方面来说，沈昌文更专业是毫无疑问的。当然，也可以说沈昌文并非十全十美，例如1989年7-8合刊，目录中的丁聪漫画赫然被标上了“553”页，而即便是合刊，也仅有288页。我翻了一下，应该是“253”页。



伍

当然，我现在搞不清楚到底是谁在坚持《读书》的“担当”精神，是谁在坚持《读书》要引领潮流，是沈昌文还是汪晖，抑或两人都是？实际上，要判定《读书》是否引领潮流，我觉得1989年6月就是一个最好的分水岭。我们要看《读书》是不是真的有担当，当然不是去看6月号那一期，而是要看在1989年6月之后的那一期，也就是7-8月的合刊。这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在此期间，《读书》做了什么。

与1979年创刊号上《读书无禁区》截然不同，1989年7-8月合刊封面的前两篇是《周恩来的完美人格》（陈晋）和《学习马列著作专栏：列宁主义·定义及其他》（郑异凡）。沈昌文在“编后絮语”中写道：“由于技术、交通等原因，也为实现我们调整栏目的需要，将第七、八期合刊出版。切望读者鉴谅。”而封面文章早就证明了这段话是欲盖弥彰。

沈昌文进而解释为什么有这两篇文章：“第七、八期合刊篇幅增大了近一倍，这使我们有可能多容纳一些文章，同时对过去的内容有所调整。为了适应读者研习马列著作的需要，特辟‘学习马列著作’专栏。此外，关于周总理伟大人格的研究等篇，也都是我们久想组约而未能如愿的题目，现在一并刊出。近年来，文化上引进较多而用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消化辨析不够。我们虽有志于此久矣，但未能做到。今后当力求加强此类工作，想必这也是读者所希望的。”这段话，很能看出沈昌文时代的《读书》的态度，所谓“引领时代潮流、具有担当精神”等等，都是没有的。更多的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对于生活饭碗的渴求。《读书》杂志只有先存在，才能继续往下走，编辑部的人才有饭吃。当然这样的《读书》未必就是读者所希望的《读书》了，“编后絮语”用“想必”只能是一种委曲求全。

当然，这种做法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妥，也容易理解。在关门与继续营业之间，选择后者对三联书店而言无疑是更好的选择。从“编后絮语”的最后一段来看，彻底暴露了沈昌文时代的《读书》的这种意图。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中国需要安定。本刊第二期（第11页）、第五期（第45页）曾屡次指出，动乱不是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它只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苦难和损失。诚望在今后更为有利的条件下，《读书》能进一步端正办刊方针，做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以后各期有新的面貌。”这当然也已经完全背离了“无禁区”的先声。只要威权一压，立即见风使舵，这不是思想者或者知识分子的态度，但的确会成为编辑的行为。你可以说这是编辑的专业精神，但也可以得出结论：1989年的《读书》并无担当。



陆

但这种无担当对于一本杂志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比如《读者》、《故事会》未见得要引领时代思潮，要有担当，但它们有市场需求，这就足够了。做杂志是一回事，自己要有思想是另一回事。知识分子办杂志的问题在于，既想有思想又想办好杂志多赚钱。这是另外一种“不可能的任务”。难道能指望按照“星球大战”的设想去建立一个一般的政治框架？你可以从中读出政治法律的味道，但“星球大战”占领市场还是因为高科技新想法，甚至帅哥靓女，而独独与什么政治无关。对于杂志而言，必须明白这一点。思想性的产品，消费者的数量总是有限的。我从来不认为《读书》能像徐静蕾的博客一样受人关注，那是不可能的。知识分子容易做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种幻想，正是应了金克木所说的YY。即便在读书这件事情上，有些人读书是纯粹读书，并不求有什么“治国之策”，也不求如何“指点江山”，只是徜徉于字里行间，这是专业读书人，他们将“读书”这一行为本身就当成目的；而另外一种就是将“读书”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手段，为的是不同的目标，我把这一类“读书”叫做YY。

20多年来，《读书》杂志的浮浮沉沉，作者队伍的移动变迁，不过是两类读书人交替轮换而已。而跳出来看，手工业者完成了从作坊到乡镇企业到上市公司的转变，农民也获得了包产到户的巨大成就，这些与《读书》毫无关联。

这是一个速朽的时代，也是一个方便面时代，在繁华喧嚣中曲径通幽去寻找一点读书的单纯乐趣，那是读书人自觉专业分工的抉择。其担当就在于其以更专业的姿态出现：编辑就做好编辑的事，学者就写好学者的文，YY者继续YY，而不是互相越俎代庖。此举也会更有效率地推进思想观念的传播。人若如此，书亦当然。



注：2006年2月14日，我们开始【读品】项目。同年6月，我生日的时候，梁捷送了我一个礼物——《读书》1989年7-8月合刊。
]]> 2008-8-17 14:45:00(0) 李华芳 2008-8-15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05668&PostID=14866155&idWriter=0&Key=0 市长管标准，市场竞份额
李华芳
珠三角观察

经济增长前景不明，原有产业难以为继，这是整个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而在劳动力和环境等成本进一步上升的情况下，珠三角的珠海市日前明文规定重大项目市长负责制度 ，注册资本在5000万美元（3亿到4亿人民币）以上的在谈项目为市长协调项目，由市长协调。今后五年，市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6000万元人民币设立优势产业新项目扶持资金，扶持优势产业新项目发展。

珠海市下属的金湾区日前也出台《金湾区招商引资中介鼓励办法 》规定，如果民间力量招商引资成功，政府给予一定比例奖励。这是珠海市励精图治、谋求变革的信号。

珠海市释放出来的信号是积极的，除了对外招商引资外，珠海市财政也注重对优势产业的补贴和扶持。这意味着珠海市的思路有所放活。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大量招商引资，招的是外商，引进的是外资，而对于民间的资金和企业，未能给予同样的待遇。常理上，不管是内源性的资金还是外资，都应该一视同仁，但这一点常常被忽视。即便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民间资本的活力已经有所发挥，但享受与外资同等待遇，至少在两税并轨之前，还是一句空话。

当然，对于优势产业的补贴，同样也需要考虑补贴效率问题。往往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一个城市会向其目标上要学习的城市进行借鉴，对于什么是优势产业，往往只是看他人所具有的产业，而忽略了地方的实际情况。事实上，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很难说是不是全天下所有的优势产业都一样，地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没有理由必须强行淘汰，进行转型。

另外，尽管积极谋求变革的信号是积极的，但具体的做法还有待商榷。对于市长来说，是不是一定要确定一个标准额度以上的投资项目就由市长牵头呢？尽管可能由市长来协调，在现行的官员向上负责制的情况下会比较“方便”，但可能出现行政职能非效率的情况，因为行政的专长在于看守市场服务市场，而不是参与市场运行，这也是经济学要求政府恪守的“守夜人”立场。

也就是说，政府应该管的并不是按照一个项目的金额大小来确定的，而是应该看这个项目是不是符合安全生产的标准，是不是符合环境保护的标准等等，采用现代依法规制的理念来执政。至于说招商引资的项目大小，完全可以交给市场中介或者其他行为主体去做。

市场竞争会迫使市场主体提高引资的效率，提高招商引资的效率意味着单个投资额少那么投资者就要多，这有助于搞活市场；要么是单个投资额大那么投资者或可减少，因为地方的地理范围有限。不管出于何种考虑，将引进投资交给市场去做，不仅可能提高招商引资的效率，而且也能顺应当地市场的比较优势，发掘当地的优势产业，从而走一条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转型之路。

李华芳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思想库报告》主编，【读品】出品人。]]> 2008-8-15 9:20:00(0) 李华芳 2008-8-15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05668&PostID=14866063&idWriter=0&Key=0 1就《奥委会是指环王》一文与华芳兄探讨
by 里斯本
　　午间读了《思想库报告》最新一期首篇文章：华芳兄撰写的《奥委会是指环王，奥运会它不正常 》。我常年关注体育，喜欢看大型赛事，对竞技体育诸多问题也尝试作过很多思考。北京奥运会是个好机会，让爱好体育的人们积累更多的素材，共同讨论感兴趣的问题。看到华芳兄此文，有些我的观点想提出来。
　　
　　该文分上下两阙，第一部分《奥委会的问题》观点我赞同，不作赘述。第二部分《体育运动的本质》中，有部分观点我想谈谈我的看法。为了得出文末的“提醒”，即“奥运会观众的快乐是建筑在运动员的苦痛之上的”这个观点，华芳兄对竞技体育和奥运会商业诉求的关系作了讲述。此间我认为有重要的因素被略过，以至于得出“看比赛是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这种观点。
　　
　　我想除非是新体育迷，否则没有人会否认，现代体育精神是由竞技体育和商业利益的妥协来支撑的。但是除了追求职业生涯的商业、名誉利益和国家政治形象，运动员个人对竞技胜利的追求，窃以为是体育比赛得以延续的根本。简言之，上场时没人不想赢，如果对何智丽出走日本案熟悉，就能发现运动员内心对政治向体育伸手有本能的抵触。
　　
　　我认为体育本身与赛场之外的力量一直在激烈交锋，但竞技魅力本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落到下风。当然很多特例不能忽视，比如曲云霞等“马家军 ”旧将们就完全不愿回忆其被扭曲的运动生涯。胜利带来的荣誉会蛊惑很多赛场外的因素，比如暗箱操作、黑哨假球、政治干预、恐吓运动员等等，即便是国际足坛最精彩的联赛之一——意甲，被黑手党裹挟已然路人皆知。不过，如果比赛胜利不能刺激运动员为之拼搏，那么黑恶实力也没有动力去干预比赛。
　　
　　竞技体育使运动员的负担加重了，这存在有违背人性的一面，但不要忘了，与群众体育相比，竞技体育终究是少数人的事。地球上生活着这么多人，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拿奥运金牌。虽然因为竞技体育会给国家带来更多荣誉而强化之、因为群众体育没有利益可实现而冷漠之是不少国家体育管理的习惯性对策，但这与观众并无直接关系。我们看奥运会，只是为了见证同类们挑战人体极限的比拼，不是看他们比谁更能出丑。
　　
　　在奥运会的早期，业余体育运动员的竞赛的确使比赛的性质更纯洁。不过，由此判断目前的奥运会不恰当地鼓励运动员过多从事竞技体育训练而损害健康，似乎面临逻辑上的“不恰当”。用钱卖健康而投入竞技体育，旁观之似有不理性，然而最终的胜利根本无法用钱买到，除了训练和比赛没有其他实现方式，运动员选择这条不归路，也就有了他自己的道理。反过来看，如果他们决定保护身体健康，那就要退出竞技体育的行列，就是“退役”，看似健康免遭损害的同时，也就不再有获得竞技胜利的机会了。
　　
　　我不成熟的论证只是为了说明，不能因为运动会体制的问题而推导出运动员参与竞技体育是不理性的，因为比赛的胜负结局对运动员更重要。这也许是一个体育迷才有、反体育人士惯常反对的立场。但是，如果真的曾经在赛场上倾注过热情，非体育迷的立场可能会猛然改变。因为体育魅力的一大部分来自非理性的感受。

2我的几点回应：
1，首先，我假定体育的本质是强身健体。如果在这一前提上有分歧，那么后续的讨论就会出现偏差。
2，其次，职业竞技运动员存在一个金钱与健康的折算，每一个竞技体育运动员的折算公式不一样，这不仅取决于他们的折算率而且取决于其折算模式。
3，职业运动员追求的胜利目标与强身健体的目标并不一致，已经背离了强身健体的目标，也就是说竞技体育实际上已经背离了体育的本质。
4，挑战人类极限的方式必然是以损害健康或者承担更大的健康风险为代价的，至于其采用专项竞技体育比赛还是奥运会等大规模综合性比赛的形式，是无关紧要的。
5，尤其是当竞技体育是用国有化的方式来组织之后，人力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被扭曲的更加厉害了。

3.IQ32 (上海)2008-08-11 20:20:29

我觉得一上来就讨论体育的本质是不大好的策略，这看起来像是要使问题明晰，其实却容易导致对体育本质的不尽的讨论，而且难以得到一个好的结论。
“体育只能为了提高人的生命的质量”，不错。可是“生命的质量”是多么空泛的说法啊，什么情况是“提高了”生命的质量呢？什么又不是呢？
我觉得现代体育的兴起必须考虑到spectator sports的兴起。没有观众，没有转播，竞技体育终究不会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发展的。运动员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的身体来竞技？除了对该项目的喜爱之外还有什么原因？有钱啊。如果奥运会没奖金，竞技性就会大打折扣。钱从哪里来？通过层层中介，最终是从观众中来。所以竞技体育不可避免地要向观众“屈服”。体育与观众捆绑在一起所导致的就是体育的商业化、娱乐化倾向；商业化、娱乐化通常可以刺激竞技体育的发展，但也会制约其发展（以NBA为例，80年代的商业化推广促进了NBA，但是新世纪以来为了留住观众，NBA推出种种规定，这些规定客观上降低了NBA的竞技性——当然对这个问题尚有争议）。这实际上是一种产业。
关于选择体育然后丧失其他机会的问题，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同。一般地，中国运动员在选择进入体育这一领域时，来自家庭的意见是很重要的，这已经避免了许多不理智的选择。最终的选择虽然由于信息上的缺乏（比如该运动员的天赋没有预期中的高），在我们掌握了完全的信息的事后诸葛亮看来，可能是 “不理性的”，但我们或许不能以此指责当事人。
关于健康的问题，这里确实有观念上的误区，运动员总认为运动能强身健体，会忽略其“适量”的问题。我觉得关键在于健康对生活的影响有多大。以前有一项匿名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运动员（好像是田径类的运动员，记不清了）愿意以生命的代价来换取几年内对该项目的统治。看奥运开幕式上，电视画面给到Kobe Bryant（一个NBA球星）时全场欢声雷动，Bryant很有镜头感地在镜头前摆pose的场景，我想，有些人离开镜头是会活得很痛苦的，对于他们，不危及正常生活的伤痛和对身体的损害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不过左思兄的建议很不错，古希腊奥运会终止的问题确实值得研究。但是就体育而言，观众体育的兴起或许更值得研究；即令我们把目光投向古代，那么中外的种种修身术的发展兴亡史，以及古罗马竞技场的历史也一样值得研究。

4.小李匪盗|【读品】 (上海)2008-08-12 08:36:27

　　多谢各位进一步的逼问和辨析。IQ兄和慕容兄说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IQ兄重在解释为什么竞技体育会成为一个行业，而慕容兄质疑为什么要用经济学解释这一切，你换一种思路不就得了？
　　
　　先回IQ兄，我赞同这中间有利可图是一个重要的考虑，不管是观众还是运动员，我也同意运动员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将健康和金钱进行折算，这自古皆然。到这一段，经济学还可以解释。
　　
　　但我前面已经提到，经济人决策时会倾向于高估已经得到的，尤其是看得见的东西，而倾向于低估潜在的风险，但这种风险可能是很高的。阿莱悖论和禀赋效应的相关讨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不能回避的是，贝克尔讨论过的吸毒的问题，何以明知道对身体有害，还抑制不住吸毒。生理学的解释是毒品对脑神经有刺激，使得脑误认为毒品带来效用，而不会带来风险，也就是说“上瘾性物品”麻痹了决策的脑神经，使得个体无法激活理性选择时的脑区。
　　
　　这就回到了慕容兄的问题，为什么要用经济学？其实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经济学在某些现实问题上缺乏解释力，那么是经济学出问题，所以应该修正或者补充。
　　
　　那么在登上的例子，可以冲击现代经济学的是什么呢？或者说人类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探求所谓的人类的极限呢？
　　
　　这里有很多解释，慕容兄提供了一种叫做精神效用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很早之前经济学家也讨论过。但这样一个方法出台之后，其他所有的行为，例如吸毒、杀人、自杀等等都可以用这个理由来搪塞了。当然得益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已经展开了对具体精神效用的分类，有些属于精神分裂，有些属于行为抑制性，有些属于脑器质性损伤等。这一路其后的发展要看脑神经科学的进展。
　　
　　另外一种解释从演化视角入手，假定人类行为并不是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而是以遗传适应性为前提。那么人类探究自身的极限即便是损失这一代人的健康甚至生命，其主要的目的在于为下一代的基因遗传适应最大化提供已知世界的说明，例如对于未开阔的土地，例如对于未知的生命体验，等等。但这一类解释的问题也在于，尽管解释很强（自私的基因），但是仍旧容易陷入什么都能解释，因而丧失科学解释力的困境。
　　
　　除了IQ兄的经济解释，慕容兄的精神效用解释，以及我提出的两种脑科学和遗传适应性的解释外，你对“不要健康”的运动的解释是什么呢？]]> 2008-10-8 17:13:00(21) 李华芳 2008-8-13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05668&PostID=14847812&idWriter=0&Key=0 思想库报告|Think-tanks Report
第5卷第32期 总第190期 2008年08月11日出版• A SIFL Production


编辑手记

聚焦奥运，李华芳以组织的视角解读了奥委会组织的高额成本，而该组织出于利益的驱动加大了体育的竞技性，所以大众应该意识到观看奥运的欢乐是建立在运动员的痛苦之上。除了奥运，CPI和房产都是热点，陈宇峰会告诉你什么是CPI指数，以及"淘宝CPI"指数具有多少欺骗性；而唐学鹏结合长期基本面、短期的趋势面，都否定了房价可以快速"V型反转"。本期中，魏英杰还将阐述"政府红包"本质是让全体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红利，而不是政府补贴；秋风论述了为了推进我国的法治社会，律师队伍必须要拥有独立性。

本期的深度分析是龚小夏的系列文章，分别分析了此次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经费来源与支出情况，选情地区分布和关键州分析，以及两位候选人个人风格的差异分析，综合以上各个方面，谁能胜出是很难预测的，结果只能静待事实揭晓。

本期思想专栏选登的是张五常老师"中国的经济制度"第四章，论述了承包责任制的演进。

编者注：第一期的试刊号《陆家嘴评论》已经收到不少读者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感谢，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能关注《陆家嘴评论》，有意订阅者请致信：Lujiazuijournal@gmail.com。

为向您提供更好的评论与分析，《思想库报告》诚征您的建议和感想，请直接回复本信件或致信至RenaissanceTeam@gmail.com，我们将在"读编往来"中与您交流。订阅本刊及过刊下载：http://ttr.sifl.org.cn。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本年度设立课题研究资助计划，范围集中的金融与法律相关问题以及公共政策研究，欢迎各位研究者申报。详见：http://www.sifl.org.cn/item.asp。
焦点评论：监管与制衡、通货膨胀、房地产、财税政策、法治社会 2
李华芳：奥委会是指环王，奥运会它不正常 2
陈宇峰："淘宝CPI"，意欲何为？ 4
唐学鹏：房地产不会V型反转 6
魏英杰：别搞错了"政府红包"的本义 7
秋风：推进法治，律师当自强 8
深度分析：美国大选 10
龚小夏：大选的竞选分布图 10
红蓝摇摆州 11
奥巴马与麦凯恩之间鲜明的风格对比 12
思想专栏 14
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十二之四） 14]]> 2008-8-13 9:07:00(0) 李华芳 2008-8-13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05668&PostID=14847802&idWriter=0&Key=0 十字路口的香港
李华芳

2008年08月08日上海证券报【金融城事】专栏

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香港的 制度）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更不需要变。“一国两制”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增强了人们对回归后香港自由港地位的信心。随着时间的推移，香港的天星码头成了回 忆，皇后码头也只在照片里存续，那旧日的荣光时隐时现，反而有些扑朔迷离。尤其是最近有几个现象叠加在一起，使得香港的背影变得模糊起来。2006年，胡祖六坚持认为香港才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并且这一地位不可动摇。2007年，《世界经济自由报告》指出香港依旧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2008年，香港启动商品交易所建设，期望于2009年年初建成。这一切似乎表明香港依旧在蓬勃发展。不过，人民币在港地位的提升，相应的，港币则逐渐走向边缘化，长三角航运吞吐量超过香港，以及大陆与台湾直航对香港航空业的影响，又似乎说明香港昔日的光环正在逐步退却。

一方面是历史的荣耀，另一方面是现实的挑战，香港恰如徘徊在德己立街的夜归客，面临的是继续流连兰桂坊还是踏上皇后大道的选择。香港努力筹备建设商品交易所的努力表明皇后大道东才是正途。由泰山石化集团(Titan Petrochemicals)发起设立香港商品交易所(Hong Kong Mercantile Exchange)，得到了香港政府的支持。泰山石化是一家新加坡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子公司。香港商品交易所表示，多家公司有意成为会员或股东，其中包括美林(Merrill Lynch)、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来宝集团(Noble)以及内地的中信集团(Citic)和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CIFCO)。香港商品交易所已聘请拥有拓展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亚洲业务的丰富经验的托马斯•麦克马汉(Thomas McMahon)担任总裁。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John Tsang)表示，香港面临发展商品期货市场的巨大机遇。而拥有一家商品交易所，相信将进一步增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但毫无疑问，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香港的命运就紧紧和大陆绑在了一处。香港的商品交易所对大陆的依赖也不可避免，甚至可以说香港此番建 商品交易所的努力，是钻了大陆商品交易所的空档。因为大陆的商品交易所由于交易受限，国际投资者无法参与交易，内地商品买家难以在海外对冲风险。这就为香 港提供了机会。鸦片战争以来香港正是作为大陆向海外打开的窗口形象而出现的，这种定位到目前为止都还有其后续影响。而在香港设立商品交易所，同样有此考虑，因为目前大陆的大宗商品进口一直在持续增长，无论是石油还是铁矿石。香港抓住了好时机。香港商品交易所董事长、原泰山石化高管张震远(Barry Cheung)表示，毗邻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燃油进口占中国的60%。是以商品交易所的合约将以内地为中心，交割也在内地进行。可以满足内地对原材料迅速增长的需求和对较为复杂风险对冲方式的需要。

但香港商品交易所未来能否成功还依赖于一件事情，即大陆不会放开内地的商品交易所。不过，这在未来很不确定，正如国际航运中心地位的变迁一样。当改革开放之前和初 期，香港还是大陆的窗口城市时，上海浦东还不过是一个小渔村。北仑港和舟山的码头尽管也很繁忙，但其吞吐量难望香港之项背。浦东开发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洋 山港的建成，使得长三角的吞吐量一举超越了香港。2006年，上海港货物吞吐量达5.37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大港；2007年上半年上海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51.49万标箱，超过香港，位居世界第二。这得益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以及其后的浦东开发，政策上的倾斜使得上海加快了发展的步伐，而全球化又迫使中国身不由己的卷入其中，加入WTO的承诺使得中国的商品市场已放开怀抱，而资本市场也正在逐渐打开尘封已久的大门。

如果大陆放开哪怕仅仅是放松对商品交易所的限制，大陆商品交易所的潜力就会得以释放，这会对香港的商品交易所形成竞争和替代。同样的理论也适用于人民 币市场，目前香港是人民币离岸市场所在地，但如果进一步放宽对人民币交易的限制，朝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方向迈进，香港的地位可能会进一步边缘化。张五常曾经放言：“ 有谁敢跟我赌一手？香港贸易发展局的梁海国在报告上说上海可能在15至20年间超越香港，被政府的一位高官痛骂，说是荒天下之大谬。那就让我来说吧。我可 以肯定：如果中国大肆开放金融(这是一个大“如果”)，从开放后算起，上海会在5年后超越香港。我也可以肯定：从大事开放金融后算起，上海一带会在20年 后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繁盛的工商业中心。”张五常的乐观感染了不少大陆人士，尽管大陆金融开放的时刻表并不明确，但不少人认为这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但这迟早的事情来得早还是迟，可能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目前中国经济在增长速度减缓和通胀压力尚存的夹缝中挣扎，从最新的消息 来看，7月25日闭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 调，“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调控的基调已经从“防通胀”转变为“保增长 ”，在增长目标导向的情况下，金融部门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将是题中应有之意。面对金融改革将进一步快速深化，香港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而如果决策层暂 缓了金融开放的过程，而着重于用财政和行政手段来刺激经济的下一步增长，这可能会延迟经济问题的爆发，同样也会带给香港喘息的机会。

那么香港要何去何从呢？是与大陆竞争中央政策和内地资源？还是联合大陆去竞争世界的资源？事实上，如果各个城市只顾着窝里斗，那恐怕将会是一场大的损耗了。因此，探索与内地合作起来一起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或许是香港免于边缘化的出路所在。香港当局恐怕还要放宽眼界才行。

李华芳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思想库报告》主编，【读品】出品人。]]> 2008-8-13 9:06:00(0) 李华芳 2008-8-11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05668&PostID=14832305&idWriter=0&Key=0 企业的困局也是转型的契机
李华芳
南方都市报+珠三角评论

在前一段通胀压力下，宏观调控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尤其是在存款准备金上一收再收，使得大批中小企业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同时受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两税并轨，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人力资本长期被低估后开始反弹，这些因素加起来，使得广东佛山的中小企业 ，尤其是是出口型的中小企业日子更加难过，不少企业已经倒闭。

作为全球制造业基地之一的佛山，到2007年底登记注册有29.57万家企业，而年产值超亿元的只有1478家，年产值在亿元以下的企业占99%以上，而 且多数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如家电、纺织、陶瓷、家具、五金、制鞋、玩具等，如同国内其他地区的中小企业一样，其遭受的压力非常大。那么“敢为天下先”的佛山企业要如果突破这个困局呢？

这个问题其实带有一点误导的倾向，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而伴随着产业升级的过程，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被淘汰本来就是经济转型的题中之意。事实上，从2006年开始的民工荒、两税并轨以及提高环境成本，都已经为这些企业敲响了警钟，之前被忽视的成本现在都开始涌现，如果企业未能在这一阶段完成自己的转换和升级，那么被淘汰似乎不能怪到政府紧缩政策的头上。因为即便没有紧缩的政策，其他方面的成本也已经使得企业难以为继了。

不过还是有一种要求政府给予这些企业以扶持的声音，其最重要的理由是，如果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大范围倒闭，那么可能会造成大量的失业，这又可能会带来其他的社会成本。所以对于政府目标而言，必须平衡要继续维持这些企业在政策和资源上的投入是不是小于由于企业倒闭带来的损失。如果企业倒闭的损失更小，那么没有理由进一步扶持这些企业而动用扶持的手段。并且从长期来看，进一步扶持这些企业也不符合产业升级的目标。

这就又涉及到一个长期和短期的问题。短期内大量企业的倒闭可能会引发阵痛，造成很大的成本，这种做法有可能会为长期的产业转型提供空间，也有可能优化资源配置；但如果为了追求一个短期目标，例如维持这些企业的运行，从而保增长和就业，而在长期造成更大的损失，那恐怕是得不偿失的。

事实上，有句老话叫做“长痛不如短痛”，用在这里比较贴切。因为即便是维持目前这些企业的运营，保得住增长，也不一定能保住就业。因为在当前的局势下，这些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可能有大幅改善，意味着企业的业绩是在往下滑；加上通胀压力继续存在，工人的工资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实际意味着工人的工资也在负增长。企业业绩下滑，工人工资负增长，是不可能保证就业的。

改革的支持者一直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做法，因此单纯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政府不应该在微观层面干预企业的运行，比要求银行放宽给中小企业贷款更为要紧的是，要使得贷款市场也完善起来。不仅如此，企业也应该遵循市场规则，认为企业只能享受市场的好处，而不应该承担市场带来的损失，也是不恰当的。政府手段弥补市场失灵，并不意味着要补贴企业，而是说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所以尽管当下是企业的困局，也应该看到，这同时也是产业转型的契机所在，同时也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契机所在。]]> 2008-8-11 12:57:00(0) 李华芳 2008-8-8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05668&PostID=14806073&idWriter=0&Key=0 奥委会是指环王，奥运会它不正常
李华芳

1奥委会的问题
任何组织只要变大，必然面临管理效率的问题。1937年，年轻的科斯写作《企业的性质》一文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市场有交易成本，所以需要企业或者说组织。但是为什么不是全世界都变成一个大组织呢？科斯指出，这是因为组织有管理成本。当市场和组织两者边际成本相当时，市场的边界也就被界定下来了。这个“ 组织越大管理成本越高”的原理对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而言，也是成立的。

国际奥委会委员由顾拜旦1894年6月23日发起并成立，共有49个体育组织和12个国家的79名代表参加在巴黎举行的成立大会。国际奥委会现有人数 115名，其中15名来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15名来自各国家奥委会，其他70名为独立个人委员。协调这样一个机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早在1992 年，詹凝思（Jennings Andrew）和习梦生（Viv Simson）在《指环王：现代奥运会里的权力、金钱和毒药》（The Lords of the Rings: Power, Money and Drugs in the Modern Olympics）一书中就指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是一个黑箱，很多人都难以知晓其运作的方式，而且这是一个自我选择的利益集团。一方面是上百人的组织，另外一方面又缺少必要的监督，那么其必然的结果就是某些人利欲熏心，腐败的阴影也会笼罩奥委会并且挥之不去。奥委会感受到了“五环（rings）”隐藏的力量，奥运会也成了权钱交易的工具，而这才是最大的运动（Game），并且像用药（Drug）一样让人上瘾的运动。

詹凝思和习梦生的书发表之后，国际奥委会立即谴责了他们。作为一个非营利机构，国际奥委会很快赢得了不少支持者，作者承受了不小的压力。但也有人开始怀疑詹凝思和习梦生所言不虚。直到1998年12月，国际奥委会受到“2002年盐湖城奥运会申办丑闻 ”的指控。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指派了一个独立委员会来搜集相关证据和材料。六周后，国际奥委会公布了调查结果，并向委员会大会报告了涉及丑闻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最终导致四名委员的辞职，六名委员被除名，十名官员受到警告的处分。国际奥委会的丑闻为这两位睿智的作者平了反，尽管詹凝思和习梦生有高兴的理由，但国际奥委会的声誉却降至冰点，直到今天每一项奥委会的决定都比过去招致了更多怀疑的目光。这也迫使国际奥委会在1999年通过公布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收入来源和支出财务报告，来增加国际奥委会的财务透明度。而且此后国际奥委会大会也开始向媒体开放。监管奥委会的开放与盐湖城丑闻直接相关，但与詹凝思和习梦生的这本书也不无关联，此书也成为所有研究奥林匹克运动的人的必读之书。

詹凝思和习梦生最大的贡献在于，将头带五环的国际奥委会拉下神坛，置于一个普通非营利组织的视角去讨论。一旦意识到奥委会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机构，也不具有任何政治上的优先性，公众就可以展开对此的质疑和问责。按照经济学的合理假设，奥委会千方百计不断举办奥运会的目的就在于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当这种利益及其分配所受的监督很少时，腐败就在所难免。时至今日，奥委会其实已经背离了顾拜旦理想主义的传统，其虽然还是在推行奥运会，鼓励人类探索自身的极限（但这一点通过制度化的竞赛来进行是否合适，也正在遭受巨大的质疑），但商业利益已经成为其重要的考虑了，而遗憾的是，公众还是很难在国际奥委会的网站 上找到其公开的财务报告。
2体育运动的本质
除了奥委会本身的问题外，现有的探索也逐渐转向了对于竞技体育本身的讨论。体育运动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一般而言，是为了人类的健康。傅国涌在《奥运的真精神是什么？ 》一文中区分了三类目的：一是个人性的，以健康为唯一诉求，体育只是锻炼身体的手段和方式；二是团体性的，在体育运动中可以得到合作的训练，包括群体性的庆祝、联欢和娱乐等；三是竞赛，由体育的个人性和团体性逐渐发展出相互之间的竞赛，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竞技体育。第三个目的是从前面两个目的延伸、派生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竞技决不是最终目的。不过由于竞技以及相关的商业活动能带来大量的收益，这在某种程度上绑架了体育活动旨在强身健体的终极目的，而齐美尔早就指出过”以金钱为目的“最终只能导致人的异化。

事实上，已经有不少人开始反思竞技体育所导致的伦理问题。此处着重想讨论的是，竞技体育的开展以及运动员职业化与健康的目的相符吗？霍伟（David Howe）在《运动、职业化和病痛》（Sport, Professionalism and Pain: Ethnographies of Injury and Risk ）一书中指出，伴随着竞技体育的开展，尤其是像奥运会这样的跨国运动会，往往会促使运动员将自己的比赛成绩与国家的政治形象捆绑在一起，而很少有人能坦然直面体育运动本身的乐趣以及带来的身心愉悦。这导致了运动员为了追求好的名次（而不是强身健体）而使用兴奋剂，或者高强度训练，甚至像中国一样国有化运动员，这导致了运动员在竞技中的道德风险困境，也造成了运动损伤和运动员评价预期寿命的下降。总体而言，霍伟得出的结论是，竞技体育以及运动员的职业化使得运动员承受的苦难更多，而且关键是，运动员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

尽管也有相关的调查表明运动员与非运动员的寿命相差不多，例如弋戈在1994年06期《体育与科学》中发表《对生命在于运动不辩自明内涵的探究 》一文，对4976名运动员寿命与其他同期38269普通毕业生的寿命相比较，结果证明，非运动员寿命略长3个月。这也不影响霍伟的讨论，其结论依旧是成立，即运动员的运动损伤的风险大于普通人，运动员比普通人要承受更多的病痛。这与体育运动的最终目的无疑是背道而驰的。

那么为什么竞技体育依旧会发展呢？答案是利益驱动。奥委会不遗余力的推广奥运会是为了利益，而运动员显然也在自己的健康风险和运动收益之间有了折算，才走上职业化的道路。不过这仅仅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实际上，没有竞技体育，没有奥运会，固然会因此遭受一定的商业损失。但原先投入在竞技体育、投入在奥运会上的资源却可以用于他处，而且并不能确定说其他地方的边际收益一定低于把资源投在奥运会上的边际收益。这意味着奥运会的机会成本可能非常大，因此很难说奥运会是一个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

最重要的是，对于运动员来说，奥运会不恰当的鼓励了他们将自己的精力配置到竞技体育上，从而忽视了自己的健康在长期中遭受的风险，并且也失去了将自己的人力资本投资在其他领域可能获得的收益。而在中国，这种健康损失往往很难得到有效的保障，来自商业方面的保险不青睐那些寂寂无名的小辈，而来自国家的保障也往往只倾向于那些夺得金牌的运动员。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说，宣扬竞技体育的奥运会并不重视运动员的健康，商业上的运作使得运动员以低廉的价格出卖了自己的健康，这些与体育精神已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顾拜旦或许有崇高的理想，但竞技体育本质上是违背人性的，因而注定了奥运会不可能达成体育的最终目的。以运动员的健康为代价的奥运会注定也是违背人性的，欢呼雀跃的奥运会观众都是无知的合谋者，他们同奥委会一起戕害了运动员的健康。喜欢看奥运的观众们，本文旨在提醒你们这一点：即你们的欢乐是建筑在运动员的苦痛之上的。

Jennings, Andrew, and Viv Simson. 1992. The Lords of the Rings: Power, Money and Drugs in the Modern Olympics. Stoddart.
David Howe. 2003. Sport, Professionalism and Pain: Ethnographies of Injury and Risk (Ethics and Sport). Routledge.

相关文章：
【奥运观察02】奥运会有利于中国经济吗？
【奥运观察01】你开你的奥运会，我开我的招聘会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75b420100aatq.html]]> 2008-8-9 12:02:00(1) 李华芳 2008-8-6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05668&PostID=14786490&idWriter=0&Key=0 思想库报告|Think-tanks Report
第5卷第31期 总第189期 2008年08月04日出版• A SIFL Production

编辑手记

万众瞩目的奥运会即将开幕，李华芳带我们回顾了之前对奥运会的美好愿景，但发现随着奥运的临近，愿景被现实逐渐打破，如何才能办好奥运值得深思。对于8月1日实行的反垄断法，撇开行政垄断不谈，魏英杰认为因为配套措施的缺乏和执行方面的困境，反垄断法需要太多的完善。论及房地产市场，苏振华从公共政策的属性和目的分析，认为大多数的居民无力购房的情况下，房价下跌不在公共政策应该救助的范围内，而且断供也不会引起类似次级债一样的危机。在我国这样的转型期，保证不同主体利益诉求渠道很重要，李牧之就借中山市东升镇益隆村的转变说明了这个道理，并进一步引申说明了民主决策的必要性。公务员的核心职责是为公众利益服务，所以秋风认为在公众利益遭受损失时，官员为下属担责是其职业伦理责任的表现，只有加强这方面的问责制，官员们才会规范使用行政权力。

深度分析中，傅蔚冈关注了有机食品，认为人们选择有机食品的理由不外乎是健康和环保，但其实有机食品在消耗更多资源的同时却带来更少的产出，同时在健康上带来的边际收益也很少，对于刚解决温饱问题的我国而言，政府要在尊重部分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偏好的基础上，全国范围内更应该树立正确的粮食安全和卫生观，杜绝唯有机食品论。

思想专栏继续奉上张五常老师的中国经济制度系列，同时，本期思想专栏还有梁捷关于国家理论范式历史沿革以及唐学鹏关于纪念做空大师利弗莫尔的介绍。
编者注：为向您提供更好的评论与分析，《思想库报告》诚征您的建议和感想，请直接回复本信件或致信至RenaissanceTeam@gmail.com，我们将在"读编往来"中与您交流。订阅本刊及过刊下载：http://ttr.sifl.org.cn。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本年度设立课题研究资助计划，范围集中的金融与法律相关问题以及公共政策研究，欢迎各位研究者申报。详见：http://www.sifl.org.cn/item.asp。

焦点评论：经济增长、政府与法治、政府管制、公民权利 2
李华芳：奥运会有利于中国经济吗？ 2
魏英杰：反垄断三驾马车跑得起来吗？ 3
苏振华：80%居民无力购房，房地产救市断不能行 4
李牧之：Democracy Or Die 6
秋风：公共利益受损，官员为下属担责当成常态 6
深度分析：卫生标准、政府管制 8
傅蔚冈：有机食品应该缓行 8
思想专栏： 10
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十二之三） 10
梁捷：国家理论的两次范式迁移 13
唐学鹏："华尔街巨熊"——纪念做空大师利弗莫尔 15]]> 2008-8-6 11:09:00(0) 李华芳 2008-8-6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05668&PostID=14786476&idWriter=0&Key=0 胡乱翻书08年7月
李华芳

2008-07-10
欠了很多书债，但只要你有心，总是可以慢慢还清楚的。之前说过要读几本关于经济危机的书，现在才开始真正起步。每一次当我重新回到书本面前，我总是对自己说一句，嘿，我回来了。

Hossain 和 Chowdhury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与金融政策 ——增长与稳定》对于理解当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大有裨益。尤其是看着央行在夹缝中生存，更能体会决策者在增长和稳定之间的不断摇摆。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更关注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为国家比较穷，总想着把饼做大再说，这样不至于饿死。但决策者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有没有一种低通胀高增长的局面可以一直维持？曾经有过，张五常就心心念念说过朱镕基的货币政策不管是无心插柳还是歪打正着，总之是维持了币值稳定，也就是在低通胀的情况下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现在的情况当然与朱镕基在位时大不相同了。

对于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有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证据。不过总体上说有一点是成立的，就是高通胀对经济增长有百害而无一利。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货币与金融政策的短期稳定作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作用不能截然分开。也就是说，货币和金融政策要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Hossain和chowdhury，2001，前言）张五常的比喻是给货币下“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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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诺·盖格尔，《我们过得还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德国图书奖作品，作者还获得荷尔德林促进奖，该奖项是为鼓励年轻有为的作家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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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约翰·法比安·维特 / 2008年6月 / 上海三联书店。本书获得：2001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托马斯·威尔逊奖 / 2005年美国法律与社会学会詹姆斯·赫斯特奖 / 2005年美国法律史协会威廉·克罗维尔基金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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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Branson（1989）就提出宏观经济学要处理好增长与稳定的关系。增长主要关心如何决定自然产出的水平和增长速度，这一路从古典增长模型开始到索罗模型到罗默模型等一系列的发展，可以参见潘士远和史晋川：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一个文献综述。稳定理论主要关心如何决定相对于自然产出的实际产出，不过今后的发展可能要增加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将对社会稳定的分析纳入到目标函数中。尽管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增长依旧是第一位的，但增长的速度和结构的变化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决策者还需要将价格稳定和内外平衡考虑进去（Coats和 Khatkhate，1984）。拉丁美洲国家的经验表明，如果忽略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通胀压力，通胀迅速攀升，资源就无法得到有效配置，最终会反过头来阻碍经济发展。拉美经验还表明，相对于其贸易伙伴国家而言，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让拉美国家失去竞争力，进而促使收支平衡恶化。由此引起汇率危机促成资本外逃，最终形成经济危机。所以货币政策必须同时兼顾两个目标，就是短期稳定和长期增长，而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而要做到这一点，中国的货币政策的关键在于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也就是俗话说的，要避免大起大落。

7.24
最近主要关心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偏应用，一个偏理论。前者是金融风险的问题，后者是哈耶克的两张脸。后者展开来说是这样的，哈耶克提到的建构理性与演化理性是不同的两极，所以很多人认为哈耶克并不重建构理性，而较多采用演化视角。但现在的研究深入发现，这可能是一个误解。这也是我下一阶段会主要关心的一个话题。

对于金融风险的问题，要强烈推荐一本好书梯若尔《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http://www.douban.com/subject/1137389/。小册子，短，清晰，又够完整。对金融危机又有深刻的了解。用一个字“牛”。

前几天再读了一遍汪丁丁2008年的新书《经济学思想史讲义》http://www.douban.com/subject/2375990/?i=0 ，想起以前沈浪写过的一篇文章来，叫做“有空还是读丁丁”。相信我，这本书不会让你失望的。我对丁丁的东西现在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不管怎么说这本书的观点不管你是否同意，强大的信息量足以迫使你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内展开思考了。

7.30
我最近也正在重读几本老书，《自由选择》关于通货膨胀的那一章，一直是我衡量财经评论界的标准尺度，一尺子下去你就知道很多人只是在胡说八道。
　　
另外一本开始重读的老书是《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主要是源于华人哈耶克学会的几位学者在争论哈耶克真的完全排斥了建构理性吗？其实在第一卷的导论和第一章里面，哈耶克已经解释了这个问题。不过这种在建构理性和演化理性之间的张力的确一直存在，这也被John Gray称为哈耶克范式的不一致性。
　　
国内有几位学者关心这个问题，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分别是顾自安的制度解和黄凯南的认知理性解，两个人的思路非常接近。汪丁丁可能是最早关心这个问题的，但是他没有深入这个话题。
]]> 2008-8-6 11:08:00(0) 李华芳 2008-8-4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05668&PostID=14768862&idWriter=0&Key=0 【读品】 | dp
2008年第15辑 总第59辑 8月1日出版 A RenaissanceTeam Production

编辑手记

受台风的影响，这两日的上海已不复上月的燥热，凉风起而暑气消。翻查农历，竟已到了流火七月。据农谚，大火西流，自是暑退欲寒的转折。

说到《豳风•七月》，在诗三百中可谓一峰秀出，不仅因其醇古朴茂，天然烂漫，更涉及农桑稼穑，社会性质，乃至时令气候诸多方面。惟其保留有诸多重要史料，诸家研究时也颇多争议。只是时值今日，再对历史真相进行复原似已不大可能，只能见仁见智，是谓风俗相异也。同样令人不知就里的历史纷争不胜枚举，本辑李碧妍的《历史学家如何思考》，便力图收拾起一场发生于库克船长与土著之间的陈年旧帐。只是历史学家的争执还甚嚣尘上，库克船长却已悄然身退，作者笔锋扭转，道出的是历史学研究的真正命题。

真实性一度曾是西方绘画的终极目标之一。因此当摄影出现后，绘画过时的忧虑纷繁涌现。然而，只要看到17世纪荷兰画家维米尔的传世之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足可知伟大的艺术在逼真之外，别具神性。章可在《维米尔，一转头的光华》中，用细致温柔的笔调向我们描绘了维米尔画笔下女性不朽的澄净与明媚。

夏天的记忆，多少与英雄情结有所牵连。三国水浒、武侠小说、江湖电影最是少年人消暑的佳品。作业置于一边，无须电扇空调，便能迷醉在一方小世界里。云蒸霞蔚的江湖气息，跌宕起伏的英雄命运，莽莽而来，萦绕不去。本辑中知白守黑的《英雄气》，路坦的《说不尽的江湖，看不尽的电影》，可谓是对青春岁月的一次回首。

英雄是孩子们的白日梦，夏日的夜晚便要归于鸣虫王国的掌管。可惜我生在城市，马路汽车的轰隆足以盖过"如沸如羹"虫鸣。幸而有维舟的《夏虫记》，更兼有suda的插图，少年情状，宛如梦境。

近来有报道说，香港学府在内地招生越见火爆。然而在田方萌笔下，名列前茅的香港学府又为何只落得"差强人意"？本期"争鸣"中《香港学术界为何如此保守》为您道一道其中乾坤。

本期的专栏，我们透过梁捷《西洋镜》来了解一下西方学界对"密尔和功利主义"的再发现。今后，梁捷将定期地介绍英语世界中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等诸多学科最新出版情况和研究进展。未必专业，未必准确，惟以博览群书后的一点心得，"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

最后，"读品沙龙"则继续为您献上《游牧生活对历史的影响》第二部分。

【本期执行•周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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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新书品鉴 3
"汉血诗人"：《我仍在苦苦跋涉》 3
议事的三纲五常：《罗伯特议事规则》 3
无奈之乡：《自由国度》 4
阅读 5
李碧妍：历史学家如何思考：以库克船长为例 5
章可：维米尔，一转头的光华 11
知白守黑：英雄气 14
路坦：说不尽的江湖，看不完的电影 16
维舟：夏虫记（插画 by suda） 19
专栏：梁捷•西洋镜 22
密尔和功利主义 22
争鸣 24
田方萌：香港学术界为何如此保守？ 24
读品沙龙 28
维舟：游牧生活对历史的影响（之二） 28
新书快报 35
本刊公告 36
]]> 2008-8-4 17:45:00(0) 李华芳 2008-8-4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05668&PostID=14768852&idWriter=0&Key=0
今天我们读书15制度变迁与议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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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品】|季风书园系列沙龙
　　
　　主讲：袁天鹏 《罗伯特议事规则》中文版译者
　　
　　评论：金福林 格致出版社总编辑
　　 梁 捷 【读品】主编
　　
　　主持：李华芳 【读品】出品人
　　
　　时间：2008年8月13日晚18：30-21：00
　　
　　地点：上海季风书园（地铁1号线陕西南路站）
　　
　　主讲人介绍：http://9.douban.com/subject/9138361/?i=1
　　
　　书目：http://www.douban.com/subject/2382433/?i=0
　　
　　DP Salon | 读品沙龙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888931/]]> 2008-8-4 17:44:00(0) 李华芳 2008-8-2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05668&PostID=14751666&idWriter=0&Key=0 关于户籍制度的讨论又引发了新的讨论，所以一并呈上，供大家批评。
整理：李华芳

=======来自油漆：(2008-07-31）==========

您知道不知道美国有一个城市——好像是克利夫兰——为了吸引“眼球”曾经在上世纪3、40年代出台便捷离婚的户口政策？似乎是说只要在该地居住3个月就可以获得当地户籍，然后该市提供快速的离婚服务。

我举这个例子，似乎和您最后的回复有点驴唇不对马嘴。因为我觉得不太好回复你，因为您误解了或者忽略了我的一些观点。比如说户籍制度所涉及的福利问题。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是让更多的外地人一起来分享城市的福利吗？当然不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前提就是要让福利和户籍脱钩！

举一个例子，我刚刚调查的南京江宁的一个农村社区拆迁，其中最大的矛盾就是90年以来迁入的户口没有分配土地。请问这是户口问题吗？这是户籍造成的不公平吗？我不是学经济学的，我也不认为我的那些想法适用于新古典方法，我还不认为户籍制度表现的短期经济绩效，甚至我认为真要套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话户籍制度当然是造成效率的损失，最后我认为仅仅在经济学的效率层面是无法理解户籍制度的。

我再强调一遍，户籍制度是不公平的，但是这样一种制度把农民逼上了市场化的道路，而农民又用市场化的方式否决了这样一种制度，从而为户籍制度改革创造了可能。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而我的调查则显示，户籍现在在经济生活中已经不重要了，但是取代这一制度的更大的不公平是新的市场化的二元结构的形成。

我在南京江宁开发区进行的调查。我调查了两个问题：一是本地工与外来工在求职与待遇上的差异；一是本地拆迁户的社会流动。因为我在本地电大兼职代课，因此能够通过我的学生进行调查。我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我问我的学生第一个问题，他们大多数人告诉我现在没有什么农民工，在他们看来，只有建筑工地上才称的上是农民工，而进工厂的和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顶多是合同工与劳务工的差别，所谓劳务工也就是企业通过劳务公司找的工人。第二个例子，我目前正在调查的是这样一个案例，某电子企业的一批外来劳务工由于按照南京市标准缴纳的“三金”高于江宁区标准缴纳的“三金”，结果被企业全部辞退，因为这就意味着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按南京市标准缴纳也并非这批工人的要求，可能是政府的要求，也可能是劳务公司的要求，具体情况我还不是很清楚。

==========我的回应==========
我觉得现在问题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户籍制度改革到底改什么东西？是让农村人更容易进城，还是让城里人也可以被赶到农村去？因为改了这个制度就意味着竞争力强的人留在城市，而不是说这一改革导致只进不出。

我也同意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让户籍与一系列福利脱钩，这样的话，户籍也就自然丧失了价值。这也是胡景北老师的观点。

我所不同意的是“不公平的户籍制度把农民逼上了市场化的道路”这一观点，农民本来就在市场化，而是户籍制度阻碍了这一进程，才使得农民要千方百计“绕过” 户籍制度的限制，为此付出了额外的成本。而这些成本原本可以用于改善其他的方面。由于我没有详细的调查，因此我也不便同意“户籍现在在经济生活中已经不重要了”的观点。正如我所说的：

关于公平-效率的关系，大致有三种不同的思路，1是认为两者是替代的，这一路的研究最多，大路货一抓一大把；
　　
2是两者是无关的，这一块倒是有不少证据，尤其是在民主制（相比于独裁而言因为其增加了选择的自由而被认为更具公平性）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跨国比较方面，可以作为一个证据；
　　
3是认为两者是一致的，可惜这一处的证明都不咋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找到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论证。区分长期和短期是一步，基本上都是经济史上的相关研究，农民起义之类的，不公平的成本测度方面比较成问题。比较可靠的是关于人民公社制度与饥荒的研究，但较多是从技术或者产权制度的角度来考察的。sen的模型可以用，姚洋和徐宽已经做了一点工作，但仍旧不能让我激动。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如上海的）户口值“高学历高级职称好的政治表现优秀的业绩以及其他的一系列条件”？诚然你可以说城市福利好，但这到底是原因还是结果？如果没有户籍制度的限制，获得城市福利是不是一定需要上述的条件？
　　
有一点我认为d兄说的是对的，拥有城市户籍的人现在要保卫这个“租”，但没有考虑的问题是，“if”没有户籍制度，这些人中有些人可能不会成为城市人，或者城市人也可以流到其他地方去。这样大城市里存活下来的就是那些市场竞争力最强的人，而较弱的可能就被淘汰到其他的城市或乡村。这是市场机制。
　　
而现在是你生下来就因为户口在农村，所以你需要去发展上述要求的技能，这将耗费你大量的成本，这种分配方式不是采用市场机制的，是以有可能会造成扭曲。而现在，甚至即便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这些人依旧顽强地在城市扎下根来；如果有更为公平的制度的话，他们本不需要支付这些制度费用，而可以用于其他的创新。这是户籍制度看不见的机会成本。
　　
简而言之，面对一项不公平的制度，不管使用何种经济学的分析，得出的结论要不就是无关的，要不就是不效率的。如果不公平的制度有效率是因为这些分析忽视了另外一些约束条件，因而很显然这些所谓的分析必然是偷懒的结果。

==========来自油漆（2008-07-31 22:07:43） ===========
我觉得你的上述观点缺少一个问题：为什么户籍制度会长期存在？我的观点是，它体现了二元结构的均衡。至于说公平问题、效率问题，讨论的时候不能离开这个前提。只有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才能讨论增长和发展的问题，才能讨论制度创新和变迁的问题。而在我看来，你把户籍制度孤立起来放到一个真空中去讨论是没有意义的。什么叫“本不需要”，什么叫“用于其他的创新”？制度创新是内生的。尤其是中国转型的背景下，你光看见你假设的市场条件下的“户籍制度的看不见的成本 ”，你有没有看见转型过程中没有户籍制度的成本呢？我认为，户籍制度恰恰节约了大量市场转型的成本。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为什么被认为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前30年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户籍制度作为一种制度真实地表达了既有的结构问题，这难道不比伪善的公平更重要？即使你换了一个公平的制度，结构问题就不存在了吗？

==========我的再回应=============
我同意户籍制度长期存在有其理由，即为了登记和普查人口。在中国的户籍制度下，所有公民都要在居住地登记，户口是公民的最基本身份标志，公民被划分为城市和农村人口。这是一项长期存在的制度，本来没有大问题，因为仅仅是一个身份标识而已。同美国的社保号一样，不妨碍人的流动。

Cheng, Tiejun and Mark Selden. 1994. "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139 (Sept.): 644-668的文章指出：在建国之初国家延续了自清代以来不对人口流动作限制的传统，但是政府随后发现难以为人口庞大的城市居民提供就业及生活必需。随后，上海市政府首先鼓励在上海的逃难和失业人员及家属迁移到农村，政府认为这些人对生产没有帮助。这个政策随后被其他城市相继效仿。迁移在最初是自愿的，并且迁移人员在重新安置后可得到土地。1951年，公安部和国务院联合制定了划分城市户口的规定，建立了居住地迁移的规定，并限制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除此之外，国家承担起为城市居民提供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职责，而农村人口（包括那些后来迁移到农村的）则由地方政府来负责。Cheng称之为户籍制度的“准备阶段”，此时已经基本奠定了如下基础：农村人无法享受城市人的待遇，且不能离开农村，这种制度下所形成的社会等级既限制了人口流动也决定了社会关系。我想我们讨论的户籍制度并不是1949年之前的户籍制，这一点应该要首先确认。

Cheng等认为大规模户籍启动应该是在1953年-1957年。因为尽管国家限制人口流动，但是城市的国有企业仍吸引了部分农村人口来到城市工作，在 1949年到1956年城市人口有大幅度地增长。1954年，内务部和劳动部联合下发《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禁止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农村人口从此也不能在城市以任何方式工作。警察也担负着将失业的流动人口遣返农村的责任，派出所开始进行人口登记。1955年，国务院颁布了户籍制度，限制人口迁移，户籍变更变得十分困难。除户籍制度外，房管和粮食配给政策都限制着人口流动，非城市户口的人没有粮票。同时，国家规定全国城市、集镇和农村都要加强户籍登记，这样进一步把城乡区别制度化，城市人可以享受粮食配给，而农村人则不能。农民必须生产粮食，即卖给国家也留一部分自用，但是规定的自留粮食的数量比城市人口得到的配给粮少。

1958年，即“大跃进”之初，尽管国家实施了更严格的控制措施，但是人口流动却大幅增加，因为国家的精力都投入到大生产上，而把控制人口流动放在了一边。在地方分权的情况下，城市的工厂开始无视人口控制的规定并雇佣农村人口以扩大生产。人口的流动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缺乏以及粮食产量的下降。“ 大跃进”结束之后国家开始重新抓人口控制并遣返在城市的农村人口。户籍制度使社会等级制度化，使城市人口享受优惠而农民则必须自给自足。城市人所独享的粮食配给和社会福利制度导致了以居住地的划分为基础的城乡差异和社会分化。

上面的大段引述旨在表明户籍制度诚然体现了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但并没有节约市场转型的成本，相反是打断了原本延续的市场，才使得市场有所谓转型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配以计划经济的政策导致了市场被扭曲，而为了应和这一制度而强制实行了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使得市场进一步遭到了扭曲。也就是说，现有的户籍制度始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与之配套的。

我想说的是“革命、社会主义、户籍制度”这一连串的东西打断了市场的延续，并且扭曲了市场的功能，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市场化改革，而改户籍制度为本来面目，取消其与城市福利之间的关联，正是恢复市场本来面目的意思。你的逻辑是市场出了问题，户籍制度解决了部分问题，所以户籍制度是有效的并且促成了市场转型。但你的逻辑里缺少的是为什么市场会出问题？户籍制度它到底是原因还是结果？你现在非要说这个户籍制度节约了市场转型的成本，我也无话可说。

说句题外话：学问上理论创新很重要，但是颠倒黑白是称不上学问的。]]> 2008-8-2 20:40:00(0) 李华芳 2008-8-1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05668&PostID=14742793&idWriter=0&Key=0 奥运会有利于中国经济吗？

李华芳

1美好的愿景

2001年7月13日22时11分，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上经过国际奥委会委员两轮投票，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以56票获得2008年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决定2008年夏季奥运会在北京举行。

申奥成功的喜悦瞬间席卷了中国。在世界其他国家的想象中，一个巨大的市场正展开她的怀抱。而对于国内的企业来说，奥运经济的概念也让人满怀憧憬：大批的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无疑会促进建材和建筑市场的发展；相关赛事也会催生媒体和广告商的竞争，注意力经济会迸发新活力；奥运期间的旅游市场也让人有无限期待；甚至在上证综指站上6000点时，不少人扬言，到2008年8月8日8时奥运会时，股指将达到8888点以应和这一重要的时刻。

在普遍预期中，奥运会将会为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锦上添花，或者成为2008年GDP增长的重要助推器。例如，管勇生2004年《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在《论2008年奥运会对我国奥运经济的促进作用》一文中提到，2008 年奥运会的召开，可使北京地区形成庞大而活跃的投资与消费市场，对外将扩大高新技术和资金的引进，对内将拉动其他省份的经济发展，推动相关产业及新兴产业的发展，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围绕奥运会所引起的国际媒体的关注，将为我国带来巨大的无形资产，它必将促进我国经济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腾飞。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展望，而快临近奥运会开幕之际，来看看这一判断是否得到应验，是很有意思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17日公布的数据，2008年上半年GDP增速为10.4%，大大低于2007年上半年修正后的12.2%，也低于2007年全年修正后的11.9%。也低于2006年全年修正后的数据10.7%。这释放了一个信号，意味着越接近奥运会开幕，奥运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有预期的大。当然2008年年初有雪灾的影响，5月份受地震影响，6-7月份有暴雨洪灾的影响，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其主要原因却是因为经济上行压力很大，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中国正在其中泥足深陷，有可能会陷入经济滞涨的窘境。而奥运会至少就目前来看，未能提供经济增长的动力。

2尴尬的现实

严格来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一个多因素造成的必然结果。30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带来奇迹的同时，也存在不少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隐患。例如贫富差距在城乡和地区之间都有扩大的趋势，环境成本长期被忽视以及人力资本长期被低估等等，这些因素迟早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一旦当经济增长放缓，那么就可能会出现较大规模的失业。

造成中国经济尴尬现状的原因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又面临着通货膨胀的考验。而决策层面临的考验是，政策的短期稳定作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作用不能截然分开，偏向任何一方的极端政策都会出现问题，所以决策层既需要取舍也需要平衡。

而在这个时候，奥运会的举行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从表面上看，奥运会能在短期内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但这些就业岗位会因为奥运会的结束而消失，缺乏长久可以维持的就业机会。这种担心不仅反映在就业上，而且反映在对奥运场馆以及基建设施的后续使用等方面。如果后续不能使用或者使用效率很低，就可能形成较大的浪费。需要比较的是，短期内奥运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收益是不是真的大于成本和其后造成的浪费。

事实上，就之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而言，从2001年申奥成功以来，对经济或有拉动作用，并且也提供了相当的工作机会。但进入2008年以来，为了力保奥运会稳定有序，投入奥运的资源并没有依照市场机制来进行配置，这无形之中扭曲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尤其是当稳定的目标高于一切的时候，北京开始表现出一副关起门来办奥运的姿态，而不是引入市场机制，办一个更加开放的奥运会。在这种情况下，反过头来为了办好奥运会而影响商业性活动的正常开展，反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对进出北京的物流的限制要远远高于平常时期，同时中国的进出口方面的限制标准也远高于平常时期。出于对贸易商品质量以及其他方面的担心，使得政府偏向于一种谨小慎微的观点，哪怕牺牲一点经济效益也在所不惜。但问题在于，市场主体以及底层消费者的目标与稳定办奥运的目标并不时时一致，如果正常的经济活动要让位于奥运，同时政府又不能给予相应的补贴，那么市场主体和底层消费者会认为奥运会反而干扰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产生抵触的情绪就在所难免了。而这恰恰不利于稳定办奥运的政府目标。

另外，由于目前CPI在高位运行，通胀压力较大，如果奥运会期间的各种管制政策导致物价进一步上涨，也会给底层消费者的生活带来更大的压力。这意味着，稳定办奥运的目标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可能会造成两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一来影响正常商业活动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二来抬高物价影响底层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从宏观层面而言，也就是既加剧了通胀又不利于经济增长，那就可能造成其他的社会问题。

北京需要明确的是，要稳定办好奥运会，就需要保证市场主体的正常经营活动不受奥运会干扰，并且不会给底层消费者的日常生活造成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奥运会只有不扰民还有利于民的情况下，稳定目标才能实现。
]]> 2008-8-21 10:42:00(37) 李华芳 2008-7-31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05668&PostID=14727364&idWriter=0&Key=0 关于户籍制度的讨论
整理：李华芳

在【读品】沙龙“今天我们读书”13中国农民工状况调查 之后，引发了一连串讨论。

2008-07-25 00:28:38 durkhem
我一直认为，攻击户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学术上的懒惰。在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户籍制度其实甚至发挥过重要的正功能。如果没有这个制度，恐怕就没有所谓的民工潮了。现在这个制度已经不合时宜，因为城市实际上已经不需要这个制度了，因为一切利益都已经被重新结构化了，不怕农民来抢了，但是并不说要废除这个制度，而是说要替代这个制度，而替代这个制度的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不是农民工——他们大多数人注定是无法在大城市定居的——而是城市。

2008-07-25 08:08:56 小李匪盗|【读品】 (上海)
认为d需要首先解释什么是户籍制度的正功能？

2008-07-26 08:49:46 durkhem
那你先告诉我户籍制度的负功能是什么？不平等？那么平等是什么？是像1895年的斯品汉姆兰？讨论户籍制度的前提是你得看它的背景。不错，户籍制度是一种不公平，但也正是这样一种不公平的制度逼着农民自己走上市场化的道路，这种制度的正功能就在于区隔，使得初期农民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在城市里扎下根来，才有所谓民工潮。哦，也许你会说那没有户籍制度不是更好，民工潮不是更大？我看未必。正如废除斯品汉姆兰制度之后英国。说白了，户籍制度其实本来与农民无干，本来就是城里人的事，从它出现的那天起，就是为了把农民隔离在利益之外，但是这个利益已经被中国的实践所证明是毒药，是城里人的鸦片。无论是废除它还是取代它，影响的都是城里人的利益，也都是城里人自己的利益选择。现在很多地方要改掉它，难道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见鬼啊！

2008-07-30 08:57:26 小李匪盗|【读品】 (上海)
户籍制度的负面效果是造成了不公平，涂尔干兄的看法是正好因为不公平所以把农民逼上了市场化，这是正功能。这一逻辑使我费解，理由是我们不能说因为有人做了俯=卧=撑，才使得李 树 芬变成了一个女人？尽管学术讨论应该尽量避免使用类比，但D兄的逻辑实在令人瞠目结舌。没有目前的户籍制度农民就不会市场化了吗，没有户籍制度农民就不能在城市里扎根了吗，没有户籍制度就不会形成城市化吸引大量外来劳动力了吗？要知道没有俯 卧 撑，李 树 芬本来可以是一个活着的女孩，享受自由恋爱，结婚生子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
　　
说户籍制度是不公平的，一项不公平的制度就不可能有什么正面的功能，这种话就像为大 跃 进和文 革辩护一样，说它们至少还有一些经济上的绩效，可经济学从来不能判断价值取向，而这个不公平涉及的就是价值判断的问题。你不能把你的逻辑往深处推进，因为你的意思是说 极 权是好事，这样可以把人逼成自由人，没有极权就没有所谓的争自由了。
　　
这是什么样的逻辑？涂尔干的哪一本书是在告诉你自己阐释的逻辑？韦伯告诫我们要区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齐美尔说要防止人的异化，更不消提马克思的 阶 级分析。任何一个社会学的大师对于“价值”尤其是“自由的价值”都看得高于一切，经济学经过森之后也重新回到“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伦理底线，那么什么样的逻辑可以使我们走向为不公平进行辩护？是它的短期利益，那么这一制度的长期机会成本又是什么？
　　
废除户籍制度从来不是单纯为了城里人的利益，或者是农民的利益，而是捍卫个人迁徙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都看不到，即便做学术，也不过是学术上的一条蛀虫而已。

2008-07-30 22:25:38 durkhem
1、我已经说了，我不打算掩饰户籍制度的不公平性。
2、涂尔干要我们面对社会事实，不公平不能否定社会事实的存在。什么样的社会是公平的，共 产主义社会？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活在当下就是一种原罪？
3、城乡分割制度的正功能，不是我的观点。参阅复旦那帮牛人的《转型中国》。“中国渐进式的转型保持了中国的社会分割结构、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以及关系型社会结构，这些政治和社会结构分别为改革后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有效的资本积累方式、激励结构和合约实施方式，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和社会基础。”
4、社会学这边，李强曾经分析过户籍制度的屏蔽功能，与动不动就把户籍制度当靶子，他的观点应该是比较理性的。
5、什么人对户籍制度意见最大，绝不是无钱无资本的农民工，虽然他们是这种不公平的最大承载者，而恰恰是那些有钱或有资本尤其是有人力资本的那些人，因为户籍制度把他们的现实的机会屏蔽掉了，对于大部分农民工来说，那些机会本来就不是现实的，户籍制度的不公平更多的体现在歧视而已，但是他们的这种被歧视可以通过相对的经济利益的满足得到补偿。
6、李培林近年的一篇论文反映现在底层的农民工反而具有乐观的一面也可供参考。
7、李兄既然学经济学，应该不会不知道制度的观点在于均衡与约束，而不在于公平吧？不公平的制度未必不是有效的制度。
8、我为什么强调户籍制度改革是城里人的事情？听上去似乎很没有良心，但这是事实。这个事实背后的事实就是城市化应该是农民的市民化。但是这个谁去推动，说白了还是城市政府，城市政府为什么推动这个事情？因为利益。城市是最大的利益相关方，但是这个利益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问题就在于城市有没有这个远见卓识去推动这个事情。
9、呵呵，个人 迁 徙的自由。我不想讨论两种不同的自由观，这里扯不上。如果你说流动等于迁徙的话，那么农民工本来就有迁徙的自由，如果你要的是绝对的自由的话，那么流 浪人口遣 返条例废除后这种绝对的自由也有了，如果你要的是搬家定居的自由的话，SORRY，我觉得这个问题与户籍制度无干，除非户籍制度能凭空创造出很多财富来。

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个老电影叫《人生》，说的就是一个农村知识青年想转变身边结果最终不得不回去修地球的故事。说老实话，作为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小地方的城里人，我对这个故事一直有种不舒服的感觉。户籍制度对于什么样的人是一种痛？就是那种有希望却无可能的人。欲望的确是一种折磨人的东西。但是对于大多数农民及其子弟来说，他们并没有这种通过户籍身份转换去满足的欲望，因为他们知道不可能。于是他们选择绕着走，他们选择通过市场去满足自己的欲望。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行为，使得户籍制度失去了所谓的屏蔽功能。废除户籍制度？实际上农民已经用自己的行为废除或者说否定了这一制度。现实中的户籍制度只是一种过时的需要替换的形式。而与这种替换有关的是城里人的利益。城里人真的以为自己可以不在乎被自己屏蔽掉的那一群人的利益么？以前可以不在乎，甚至可以利用这样一种制度提取各种制度的“租金”，但是现在不可以不在乎了。

我倒想问下诸位，什么是户籍制度的不公平性？看下这些案例：“因为家乡发大水而随父母开拖拉机来到上海猪棚的女孩子，在成年之后找关系进了电子厂，但是始终没法得到同样的待遇；民工子弟学校工作繁重待遇低下的老师为了敷衍不识字的家长，往往随便给学生一个看起来很好的分数；家长倾其所有买来一个居住证只为了让孩子在上海上高中，结果仍旧还是不能如愿；一个民办农民工志愿者活动中心的成立的诸多苦难……”
第一个案例，我想问，进电子厂什么叫无法得到同样的待遇？是户籍身份导致这种不同的待遇吗？我最近的调查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证据。请记住，外地人受欺负，和户籍身份是没有关系的！
民工子弟学校？南京这边有钱的外地人是可以进公办学校的，只要交的起赞助费。南京本地人要找好学校也是要交赞助费的。哈，我老家的侄儿在家门口上幼儿园还要交赞助费。和户籍有关系吗？
买居住证结果上不了学不恰恰证明了上不上得了学和户籍没关系吗？！
民办农民工志愿者活动中心的成立的诸多苦难。呵呵，所有民办的东西，要成立都没那么简单，和户籍有关系吗？
不要以为我对上述苦难熟视无睹，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这些和户籍制度没有关系。所以我说，动不动打户籍制度的板子，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

2008-07-31 09:15:24 小李匪盗|【读品】 (上海)
d兄的主要观点是：1，户籍制度是不公平的；2，户籍制度有短期的经济绩效；3，不公平的制度可能是短期有效的制度。

d兄所有的分析只是适用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结论，尤其是静态比较分析的时候最为适用。不过一旦我们把户籍制度的讨论引入一个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就不难发现d兄所说的上面的观点仅仅是看似有理，其实不一定然。

1，我们说户籍制度造成了不公平，可能并不是因为这一制度增加了劳动力和其他要素自由流转的困难（这不仅表现在农民工往城里流的困难上，也表现在城里人购买小产权房的尴尬中）。因为对比一个没有户籍制度的国家，例如同期美国的GDP增长速度，就会发现有户籍的中国的GDP增长率高于没有户籍的美国，控制其他变量，其实不难发现户籍制度可能与经济绩效并没有什么关联。就跟民主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一样。

2，那么我们为什么说户籍制度是不公平的呢？是因为户口本不过一张纸，附着在上面的一系列福利（包括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教育和养老等）才是关键所在。而不公平意味着对于不同的群体而言，面对同一制度其分配的过程和结果都有问题，例如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或者分配的比例两极分化等。这是我们说的不公平。尤其是要考虑满足基本功能的自由有多“难”。

3，不公平的制度可能是短期内有效的制度，这是一个事实陈述，但关键是“期限”。可以证明不公平的制度可能是短期有效的制度，可以参见对最后通牒博弈和 独 裁 者博弈的相关研究，ICSS的陈叶烽 作了一个不错的综述。但这种短期内有效的制度可能会累积更多的不公平，例如托马斯·谢林说的“人以群分”，例如“ 阶 级 斗 争”，例如“恐 怖主 义”。关于恐 怖主 义的相关前期研究证实，如果事先在公平性方面有所考虑，全美因为恐 怖主 义遭受的损失将会大大减少，并且也不需要花费大量的经费以预防未来的恐 怖袭 击。意思是，短期内的不公平看起来会带来经济绩效，但长期来看可能会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

4，再以入学为例，户籍制度真的与此无关吗？区域内的择校费其本质也是人为分割，同户籍的实质是一致的。而至于说幼儿园的赞助费如果划片入学的话，显然是不需要交的，但同一片区内有多家品质不一的幼儿园竞争，尤其是在享有口碑的好的私立幼儿园之间的选择，与户籍的讨论并不相关。这里的问题是，一个浙江农村户籍的孩子与一个上海城市户籍的孩子在涉及跨区选校的时候，其因为户籍限制而造成的差别。例如两人共同选择复旦大学为目标，那么双方哪个更“难”，这个“ 难”除了他们的性别城市教育水平等等之外，到底与户籍有没有关联？

小结一下我的观点：首先户籍制度的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户籍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不大，因为即便是经济绩效好也不能为这一制度的不公平性作长期的担保。如果不公平性长期累积，就会发生群体性事件和 恐 怖事 件从而使得社会在长期要遭受更大的损失（其实这一部分论述并不是什么新鲜货，齐美尔早在讲社会学的玫瑰时就阐述过相关的道理了）。也就是说加入长期的观点后，不公平制度会有“有效性”的观点就变得异常脆弱了。因此我认为讨论的方向应该聚焦到“不公平” 本身（接着阿马蒂亚·森，恩斯特·费尔，金迪斯，鲍尔斯等的思路继续前行），而不是好像经过深思熟虑的把GDP引进来当成挡箭牌。

题外话：如果你还认为GDP是经济学考察的一切，那么可能就是对当下经济学的进展并不太了解的缘故了。除了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外，弗农·史密斯那篇《亚当·斯密的两张脸》我觉得已经很好说明了经济学正在重新拾起她的心理学基础，尤其是在价值判断上的基础。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在的经济学日益跨学科之后，正在吸收其他学科的见解，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的，旨在形成gintis说的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这当然是一个宏大的目标），那么其他学科是不是也可以放低一下自己的姿态，去看看经济学的发展呢？再以理性人、GDP等来看待现在的经济学，那么到底是谁比较偷懒呢？]]> 2008-7-31 10:03:00(0) 李华芳 2008-7-31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105668&PostID=14727314&idWriter=0&Key=0

　　【读品】|证大现代艺术馆讲座系列1城市里要有诗
　　
　　主讲：朱朱 （诗人、策展人、艺术批评家）
　　
　　时间：2008年8月03日（周日）14:30-16：30
　　
　　地点：证大现代艺术馆（大拇指广场）
　　 上海浦东芳甸路199弄28号
　　
　　活动免费，名额有限，请您提前预约。

　　联系人：曹咏洁
　　
　　电话：021-50339801-2002/2004（周一至周五 10:30-18:30）
　　
　　Email：edu.zendaiart@gmail.com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99弄28号（证大大拇指广场内）
　　
　　交通导航：地铁2号线至科技馆站，转东周线、640、815、983、984、987可达。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b9b48d0100a2km.html
　　
　　更多详情：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813062/]]> 2008-7-31 9:57: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