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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羽戈 提交日期:2009-7-11 14: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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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今日辞世。 他的书读的不多,印象最深的是写胡适之这篇。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 季羡林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却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此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学生也并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们的内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还有点狐疑,都在期望着迎接解放军。适逢北大校庆大喜的日子,许多教授都满面春风,聚集在沙滩孑民堂中,举行庆典。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作了简短的讲话,满面含笑,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正在这个时候,城外忽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大家相互开玩笑说:“解放军给北大放礼炮哩!”简短的仪式完毕后,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往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几句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我想改写一下,描绘当时适之先生的情景:“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我哪里知道,我们这一次会面竟是最后一次。如果我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话,这是含笑不起来的。 从此以后,我同适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扬镳,“世事两茫茫”了。听说,他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适之先生在南京也没有能呆多久,“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他也逃往台湾。后来又到美国去住了几年,并不得志,往日的辉煌犹如春梦一场,它不复存在。后来又回到台湾。最初也不为当局所礼重。往日总统候选人的迷梦,也只留下了一个话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后来,不知怎样一来,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长,算是得到了应有的礼遇,过了几年舒适称心的日子。适之先生毕竟是一书生,一直迷恋于《水经注》的研究,如醉如痴,此时又得以从容继续下去。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的。可惜仁者不寿,猝死于宴席之间。死后哀荣备至。中央研究院为他建立了纪念馆,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内,并建立了胡适陵园,遗骨埋葬在院内的陵园。今天我们参拜的就是这个规模宏伟极为壮观的陵园。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杜甫有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自己已经到望九之年,距离适之先生所呆的黄泉或者天堂乐园,只差几步之遥了。回忆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顺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了。 积八十年之经验,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别的人先不说了,只谈我自己。关于才能一项,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谈到勤奋,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用不着有什么愧怍之感。但是,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机遇。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机遇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根据老师这三项任务,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经发表的著作,旁听过他的“佛经翻译文学”,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在当了或滥竽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正在我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当我在教务处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的通告时,我喜极欲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难道这不是天赐的机遇吗?最初两个学期,选修梵文的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误,而且备课充分,讲解细致。威仪俨然,一丝不苟。几乎是我一个学生垄断课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见。二战爆发,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原印度讲座教授西克,虽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我一个中国学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绝招全传授给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还有他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极威。我并非天才,六七种外语早已塞满了我那渺小的脑袋瓜,我并不想再塞进吐火罗文。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诉我的是他的决定,一点征求意见的意思都没有。我惟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谨遵命。现在回忆起来,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过课,天已近黄昏。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雪厚路滑,天空阴暗,地闪雪光,路上阒静无人,我搀扶着老爷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现在我真觉得,我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为了学术,不惜衰朽残年,不顾自己的健康,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此时我心中思绪翻腾,感激与温暖并在,担心与爱怜奔涌。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战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呆就是十年。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坎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藉藉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唐代中了进士,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平花,但是,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吗? 在此后的三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决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难忘。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这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博士来北大任访问教授,还派来了十几位印度男女学生来北大留学,这也算是中印两国间的一件大事。适之先生委托我照管印度老少学者。他多次会见他们,并设宴为他们接风。师觉月作第一次演讲时,适之先生亲自出席,并用英文致欢迎词,讲中印历史上的友好关系,介绍师觉月的学术成就,可见他对此事之重视。 适之先生在美国留学时,忙于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哲学与文化的学习,忙于钻研中国古代先秦的典籍,对印度文化以及佛教还没有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据说后来由于想写完《中国哲学史》,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开始认真研究中国佛教禅宗以及中印文化关系。我自己在德国留学时,忙于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以及佛典拼命,没有余裕来从事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回国以后,迫于没有书籍资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回国以后,迫于没有书籍资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只写过两篇比较象样的学术论文:一篇是《浮屠与佛》,一篇是《列子与佛典》。第一篇讲的问题正是适之先生同陈援庵先生争吵到面红耳赤的问题。我根据吐火罗文解决了这个问题。两老我都不敢得罪,只采取了一个骑墙的态度。我想,适之先生不会不读到这一篇论文的。我只到清华园读给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听。蒙他首肯,介绍给地位极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第二篇文章,写成后我拿给了适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可见他是连夜看完的。他承认了我的结论,对我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这一次,我来到台湾,前几天,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院士的讲话,中间他讲到,适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在下午饮茶的时候,他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我乍听之下,百感交集。适之先生这样说一定同上面两篇文章有关,也可能同我们分手后十几年中我写的一些文章有关。这说明,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着我的学术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感想吗? 在政治方面,众所周知,适之先生是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但是,我们不应记忆,他同样也反对三民主义。我认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国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美国。这同他的个人经历和哲学信念有关。他们实验主义者不主张什么“终极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义”都与“终极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对。他同共产党并没有任何深仇大恨。他自己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我可以讲两件我亲眼看到的小事。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动不动就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适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他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民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我个人觉得,这已经不能算是小事了。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谈话到此为止。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小中见大,这些小事都是能够发人深思的。 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那么,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也举一件小事。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一听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从这样一个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见大吗? 我在上面谈到了适之先生的许多德行,现在笼统称之为“优点”。我认为,其中最令我钦佩,最使我感动的却是他毕生奖掖后进。“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正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讲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师”;另一方面却又有老虎拜猫为师学艺,猫留下了爬树一招没教给老虎,幸免为徒弟吃掉的民间故事。二者显然是有点矛盾的。适之先生对青年人一向鼓励提挈。40年代,他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当时还是青年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升等,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为赞赏。后来周一良回到中国,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杨联升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在学术成就上也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所表现,但是,格于形势,不免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我同适之先生在孑民堂庆祝会上分别,从此云天渺茫,天各一方,再没有能见面,也没有能互通音信。我现在谈一谈我的情况和大陆方面的情况。我同绝大多数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和教师一样,怀着绝对虔诚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进步。觉得自己真正站起来了,大有飘飘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点忘乎所以了。我从一个最初喊什么人万岁都有点忸怩的低级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飞驰前进;再加上天纵睿智,虔诚无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运动中。常言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觉自愿,决无半点勉强。对自己则认真进步思想改造。原来以为自己这个知识分子,虽有缺点,并无罪恶;但是,经不住社会上根红苗壮阶层的人士天天时时在你耳边聒噪:“你们知识分子身躯脏,思想臭!”西方人说:“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成为真理。”此话就应在我们身上,积久而成为一种“原罪”感,怎样改造也没有用,只有心甘情愿地居于“老九”的地位,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然而涅槃难望,苦海无边,而自己却仍然是膜拜不息。通过无数次的运动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关进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开肉绽,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诚之心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改革开放以后,自己脑袋里才裂开了一点缝,“觉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离鲁迅在《过客》一文讲到的长满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远了。 至于适之先生,他离开北大后的情况,我在上面已稍有所涉及;总起来说,我是不十分清楚的,也是我无法清楚的。到了1954年,从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起,批判之火终于烧到了适之先生身上。这是一场缺席批判。适之远在重洋之外,坐山观虎斗。即使被斗的是他自己,反正伤不了他一根毫毛,他乐得怡然观战。他的名字仿佛已经成一个稻草人,浑身是箭,一个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陆上众家豪杰,个个义形于色,争先恐后,万箭齐发,适之先生兀自岿然不动。我幻想,这一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景观。有浪费了许多纸张和笔墨、时间和精力之余,终成为“竹蓝子打水,一场空”,乱哄哄一场闹剧。 适之先生于1962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经过了古稀,在中国历代学术史上,这已可以算是高龄了,但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似乎还应该活得更长一点。中国古称“仁者寿”,但适之先生只能说是“仁者不寿”。当时在大陆上“左”风犹狂,一般人大概认为胡适已经是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被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这样一个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惊小怪!所以报刊杂志上没有一点反应。我自己当然是被蒙在鼓里,毫无所知。十几二十年以后,我脑袋里开始透进点光的时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写了一篇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最后几年来,改革开放之风吹绿了中华大地,知识分子的心态有了明显的转变,身上的枷锁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逝了。被泼在身上的污泥浊水逐渐清除了,再也用不着天天夹着尾巴过日子了。 这种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愿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出版界也奋起直追,出版了几部《胡适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雄心最强,准备出版一部超过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主编这一非常重要的职位,出版社竟垂青于我。我本不是胡适研究专家,我诚惶诚恐,力辞不敢应允。但是出版社却说,现在北大曾经同适之先生共过事而过从又比较频繁的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铁证如山,我只能“仰”(不是“俯”)允了。我也想以此报知遇之恩于万一。我写了一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总序,副标题是:还胡适以本来面目。意思不过是想拨乱反正,以正视听而已。前不久,又有人邀我在《学林往事》中写一篇关于适之先生的文章,理由同前,我也应允而且从台湾回来后抱病写完。这一篇文章的副标题是:毕竟一书生。原因是,前一个副标题说得太满,我哪里有能力还适之先生以本来面目呢?后一个副标题是说我对适之先生的看法,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我在上面谈了一些琐事和非琐事,俱往矣,只留下了一些可贵的记忆。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到了望九之年,居然还能来到宝岛,这是以前连想都没敢想的事。到了台北以后,才发现,五十年前在北平结识的老朋友,比如梁实秋、袁同礼、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等,全已作古。我真是“访旧全为鬼,惊呼热衷肠”了。天地之悠悠是自然规律,是人力所无法抗御的。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但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上覆巨石,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德艺双隆”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目。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颓唐之感。我现在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还会有机会,重来宝岛,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的墓前。 后记 文章写完了。但是对开头处所写的1948年12月在孑民堂庆祝建校五十周年一事,脑袋里终究还有点疑惑。我对自己的记忆能力是颇有一点自信的,但是说它是“铁证如山”,我还没有这个胆量。怎么办呢?查书,我的日记在“文革”中被抄家时丢了几本,无巧不成书,丢的日记中正巧有1948年的。于是又托高鸿查胡适日记,没能查到。但是,从当时报纸上的记载中得知胡适于12月15日已离开北平,到了南京,并于17日在南京举行北大校庆五十周年庆祝典礼,发言时“泣不成声”云云。可见我的回忆是错了。又一个“怎么办泥?”一是改写,二是保留不变。经过考虑,我采用了后者。原因何在呢?我认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一个现实,我脑筋里的回忆也是一个现实,一个存在形式不同的现实。既然我有这样一段回忆,必然是因为我认为,如果适之先生当时在北平,一定会有我回忆的那种情况,因此我才决定保留原文,不加更动。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写了这一段“后记”,以正视听。 |
| #日志日期:2009-7-11 星期六(Saturday) 晴 复制链接 举报 |
| 评论人:大红石头 评论日期:2009-7-11 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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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人:黄慎 评论日期:2009-7-11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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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上的某些人物,总是在追忆往者过程中渐渐清晰生动起来 |
| 评论人:番茄煮西红柿 评论日期:2009-7-11 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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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人:月寒晓梦 评论日期:2009-7-11 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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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人:洪玮夫 评论日期:2009-7-11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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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人:jooya 评论日期:2009-7-11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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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无缘聆教诲 人间再难得熏陶 大师一路走好…… |
| 评论人:jernet 评论日期:2009-7-12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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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人:墨雨轩主人 评论日期:2009-7-12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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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季老建了一个网上纪念馆http://www.memfor.com/ShowPost.asp?id=9610 请方便的童鞋去祭拜下吧! |
| 评论人:DL王毅 评论日期:2009-7-12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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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人:饭后舔牙 评论日期:2009-7-12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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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的崇拜的问题,是一场丑剧也是一场闹剧, 这场丑剧和闹剧至今没有结束, 即便是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也不肯配合了. |
| 评论人:鸽子乌鸦 评论日期:2009-7-12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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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台北以后,才发现,五十年前在北平结识的老朋友,比如梁实秋、袁同礼、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等,全已作古。我真是“访旧全为鬼,惊呼热衷肠”了。 |
| 评论人:活的精采 评论日期:2009-7-12 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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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人:两蓑烟雨 评论日期:2009-7-12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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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好象是一本叫胡适研究中的一篇吧。记不清了 记得当时还在北京,晚上在中关村图书大厦坐在地上看的 胡适强人,与周先生齐名吧 大大师啊 |
| 周先生也就是遇到了毛这样会造假、搞手段、搞造神... |
| 评论人:静静的牛顿 评论日期:2009-7-12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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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人:琉璃焰 评论日期:2009-7-12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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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读!季羡林先生是真正的一位正直的学者,少有的性情中人。 |
| 评论人:昌夫 评论日期:2009-7-12 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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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人:张玄机 评论日期:2009-7-12 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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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竟觉得胡南下是错误的?是牛棚关的太短,还是大师的帽子太保暖? |
| 很早以前就看过,很感人.在校庆时远远照过季先生一面,虽然远到几乎看不见,总算在心里还保有永远的记忆. |
| 评论人:那就好好的 评论日期:2009-7-12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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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人:珏山旅游 评论日期:2009-7-12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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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李傲是否和胡适有交往不?李傲为胡适遗孀谴责过某伪君子 |
| 评论人:jacqy 评论日期:2009-7-13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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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驾鹤,中国此后难有望其项背者! 以今日之社会和教育之风气,还能寄于何种希望呢?! |
| 评论人:猛拍栏杆 评论日期:2009-7-13 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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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人:liugod 评论日期:2009-7-13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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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犬儒尔,也敢称大师?那胡适先生不是该成神仙了。 |
| 胡适之先生是我最为崇拜的现代学者之一。但是,崇拜归崇拜,错误归错误,我们不应该要求著名学者不会犯错误,那是把人看成神了。近看来,我发现胡适之先生的一个严重的错误,便是将《红楼梦》作者误定为曹雪芹,以致将对《红楼梦》的读解引向了不可知论。 |
季老从没有承认自己是大师!这个多处有证的!!! 你们也不要用“大师”去评判季老... 嘴上痛快前,先深入了解一下要说的人... |
胡先生飞去宝岛,文化的重大损失 季先生驾鹤西去,文化将一蹶不振 |
| 评论人:正宗老六 评论日期:2009-7-13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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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人:WKNHY 评论日期:2009-7-13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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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话可说:季羡林小人,伪君子一个.欺世盗名.胡适,傅斯年是什么东西?一个幻想当中华民国的总统,一个是他妈的汉奸.这是季羡林的挚友加师长. |
| 评论人:梦想的淡定 评论日期:2009-7-13 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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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如何,季先生的贡献摆在那了。有贬有褒,实在不可太过严厉 |
| 评论人:水人笑 评论日期:2009-7-13 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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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人:danndy 评论日期:2009-7-1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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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人:五行至水 评论日期:2009-7-14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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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人:syc706 评论日期:2009-7-14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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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之先生离开大陆是正确的,否则他在历次运动中很难活下来,只要看看比他名气小得多,也胆小得多的傅雷之死就知道了。 |
| 胡适说过一句话,你在时没有面包,他来时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这一句说得何等的精辟,所以记得牢实,胡老先生是有先见之明的. |
| 评论人:大宝小怜 评论日期:2009-7-14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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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制度难有这样的学术自由氛围,难出这样顶级的思想家和学者,悲! 每次社会变革和进步,思想家应先行探路,否则,质变是空谈,我们的思想完全被程序化了!!!!!! |
关于胡适拒绝延安的邀请,有一个事故需要说明一下。 傅斯年曾应邀访问延安。访问期间,有一天,看到会议室礼堂里密密麻麻地挂满了各地送来的锦旗,心直口快的“傅大炮”忍不住了,语带讥讽地说:“堂哉,皇哉。”毛泽东听出了其中的嘲讽意味,心里自然很是不爽,但碍于情面没有出声。当傅斯年遇见黄炎培等人时,发觉他们竟然把毛泽东送的土织毛毯,好像当作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供奉收藏,让自诩清正的傅斯年极为鄙视和反感。短暂的延安之旅后,胡适向傅斯年打听延安情况,傅斯年如实告之,胡适于是坚定了南下的决心。 |
| 评论人:土豆武夫 评论日期:2009-7-14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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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制度难有这样的学术自由氛围,难出这样顶级的思想家和学者,悲! 每次社会变革和进步,思想家应先行探路,否则,质变是空谈,我们的思想完全被程序化了!!!!!! ----------------------------------- 季羡林也算思想家,不靠谱。 季羡林做学问的严谨精神,令人敬佩。 但是他最多是一个学者。他还没有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所有的社会责任感,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说他也是大师,不靠谱,他跟胡适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跟他一代的比他出色的多了去了,北大现在总抬他出来,也是因为实在没人了, 整死的整死,老死地老死,就剩一个喘气的,思想也挺上进。 |
| 评论人:土豆武夫 评论日期:2009-7-14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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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提到,胡适的全集 要两千万字?真的假的,不可能吧。 就现在这些“教授”“砖家”让他们抄,也搞不出2千万字啊。 |
| 评论人:间条鼠 评论日期:2009-7-14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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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他是为谁说话的?好多年前好像有个大师在大学跳湖自杀了。 |
| 评论人:坤德拉 评论日期:2009-7-14 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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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死人面前才能说真话啊. 验证码:一九八四 |
| 评论人:晓雾将歇 评论日期:2009-7-14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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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篇《赋得永久的悔》,写他母亲的,也是朴质动人。 |
| 评论人:目欣彦紫 评论日期:2009-7-14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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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写的真好,真情实感,季老走好,我们会永久的纪念您的 |
| 评论人:西梁追忆 评论日期:2009-7-14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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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适拒绝延安的邀请,有一个事故需要说明一下。 傅斯年曾应邀访问延安。访问期间,有一天,看到会议室礼堂里密密麻麻地挂满了各地送来的锦旗,心直口快的“傅大炮”忍不住了,语带讥讽地说:“堂哉,皇哉。”毛泽东听出了其中的嘲讽意味,心里自然很是不爽,但碍于情面没有出声。当傅斯年遇见黄炎培等人时,发觉他们竟然把毛泽东送的土织毛毯,好像当作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供奉收藏,让自诩清正的傅斯年极为鄙视和反感。短暂的延安之旅后,胡适向傅斯年打听延安情况,傅斯年如实告之,胡适于是坚定了南下的决心。 -------------------------------------------------- 这倒是第一次听说! |
胡适是个聪明人啊! 季羡林的人品学问是极好的,中国这样的人是死一个少一个了。 |
| 评论人:岩芽雪柳 评论日期:2009-7-15 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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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这种时候,面对有恩于己的大师墓前才能讲点真话,可见中国是多么的悲哀啊....... |
CCTV-1《我们》期待您的参与——追忆季羡林 《我们》栏目是中央电视台一套周日晚22:36播出的大型谈话类节目。节目所关注和力求达到的是:在社会转型期,提升国人的精神空间,倡导社会普世价值观,增强国家软实力。节目自2008年1月6日开播以来,得到了观众正面和积极的评价。 《我们》栏目红话筒网:http://www.honghuatong.com 一代国学大师季羡林已经离我们而去 逝者如斯,活着的人应该缅怀和继承 如果你仰慕季老的大师风范 如果你想表达对季老深深地思念 如果你希望参与到节目中来 请联系《我们》 节目主题:《追忆季羡林》 节目嘉宾:季老的学生钱文忠 录制时间:7月18日(周六)14:00,录制一期 报名方式:请将报名短信或邮件标题拟为:报名参与录制。在短信或邮件中附上以下信息:姓名、性别、年龄、单位或学校、联系电话及总人数。我们将在收到后和您确认报名信息! 期待您参与本期录制! 电话报名:010-85804091,13810525904 刘(限短信) 邮件报名:wingfalling@sina.com 报名截止时间:7月16日 CCTV-1《我们》栏目组 2009年7月14日 |
| 好赖不分的老糊涂蛋,不然也不用仰××党鼻息,过舒适日子了! |
| 评论人:辛酉湘黔 评论日期:2009-7-15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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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哪位有机会见到胡总,劳驾代问一个问题,为什么49年后没有真正的大师了? |
| 评论人:憨_石 评论日期:2009-7-16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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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萦他乡黄金梦 牛棚虽杂气尚清 金冠重院半生素 终得真禅续金黄 ---为季生再续黄金时代而高兴 |
| 胡大师的评论还是李敖说的最公正,世界极的。伟人竖鲁迅、郭沫若做为共方文人代表目的就是批胡的不合作,其实他本人内心还是尊重胡的。谁叫伟人晚年一直生活在矛盾中呢? |
| 评论人:香格里拉刺客 评论日期:2009-7-16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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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人:赫璜秫 评论日期:2009-7-17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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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是中国传统文化建设项目最后的、最伟大的总指挥 儒家学说运行到朱熹的时候,发生了一个质的转变。朱熹被公认为儒学新阶段的集大成者。既然原始儒学发生了质的转变,大儒们也只好默认对新儒学的命名:“理学”或“道学”。朱熹无疑是“理学”或“道学”的最高学术权威。 正因如此,打开任何一本讲述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著作,我们都会看到,朱熹是一个焦点人物。不管是热捧,还是诅咒,靶子都集中在朱熹身上。以至掩隐了一位中国传统文化建设项目最后圆满完成的最伟大的总指挥——朱元璋。 你一定会说:“朱元璋只会放牛、托钵化缘,最多也只是后来学会了杀人打仗,做中国大文化建设项目的总指挥,他怎么能胜任呢?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其实,该用不知天高地厚来形容的,正是“你”的说法。不过“你”有这种说法一点也不奇怪。中国当代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不是也被西方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评价为:“半吊子读书人”吗?到底谁是“半吊子”?我此时真是怒不可遏。 朱熹是有等身的著作,也影响了几位粉丝。但是,要将一个个人编撰的思想体系转变成一种万古流芳的全民思想,谈何容易啊!锁在保险柜里的文稿比用过的卫生纸还无价值,还恶心人。如果政治权力将其纳入文字狱,他又怎能不烟消云散呢?我们之所以说:“xxx有顽强的生命力”,其实铁的证据也只是因为它确实存活下来了。仅此而已。存活的就是生命力强的,就是合理的,就是正确的。沙里澄金啊。••••••但是,朱熹的思想体系,确实经历过非常艰难的时刻。南宋宁宗时,宰相韩侂胄 就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朱熹和他的学说。当时,大宋政府定道学为“伪学”严令禁止,还用“伪学之徒”的罪名网括赵汝愚、朱熹门下知名之士,严厉打击。那时候,朱熹是无奈又无助,理学自然是日渐凋敝,气息奄奄。有那个聪明人会自找倒霉呢?如果以后的皇帝都接力似的定其为“伪学”,朱熹的理学还能传承下来吗?政治权力有广阔的选择余地。自成体系的意识形态多得是——爱是是谁啊! 一个人、一部书、一个思想体系,只有经过政治权力的运作和无限放大,才可能变成伟人、经典、光辉的思想体系(选择的实用性原则,将另撰文)。理学之所以重放光芒,元仁宗功不可没,而创下旷世奇功的自然是大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对理学的运作,是运作意识形态的最好典范。 朱元璋不仅选择了朱熹思想体系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而且将其纳入决定公民思想的全国统考。按照清末学制改革的规定对照,初中毕业相当于秀才,高中毕业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相当于进士,以此对照,朱元璋不仅将理学纳入“中考”、“高考”、“考研”、“公务员考试”的全部内容,而且将其纳入了“初中入学考试”,最关键的一步是:作为博取文凭和仕途的全国统考——科举三级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是朱元璋首创了: 1. 用八股文文体; 2. 文中内容不准超越朱熹对《四书》、《五经》的注释,不准讲三代以后的史事。 夺取了大明江山的满清人仅仅只是将朱家人从龙椅上、虎皮交椅上提溜出去,自家坐上去而已。对于朱元璋打造的理学的运作模式,连康乾盛世都没做什么改变,可用“萧规曹随”来形容。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当朱元璋创立的用八股文取士的“初考”、“中考”、“高考”、“考研”、“公务员考试”将天下读书人弄得心外无它物,唯独只有理学——头悬梁,锥刺股,拼命夺取状元郎时;当状元的荣耀将举国人民弄得热血沸腾,一心上进的时候,理学就像插上了翅膀,又像一块酵母菌。理学找到了最得力的传播工具,无孔不入,弥漫华夏。此举又顺其自然的直接定型了启蒙读本的以理学为纲;影响了当时的主要媒体——戏剧、小说的基调。理学得到了最广泛、最深入的普及,历经600多年的腌渍和浸润。就这样,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了理学的空气中,就像鱼生活在水中一样。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事实上,理学浸入了我们的骨髓,接进了我们的DNA长链,时机不顺时,理学就变换形式,我们的潜意识成了理学的天下。时机成熟一点击,立即转化为意识。 附带提一下,朱元璋绝不仅仅是一位空头指挥家,他还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实干家。现仅举两件小事: 1.朱元璋根据理学的价值、道德观,将伍子胥从祭祀英烈功臣的“功臣庙”踢了出去。从此,不仅伍子胥从天堂堕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从此,有伍子胥类似表现和想法的神人都跟着蒙羞; 2.朱元璋亲自为亚圣孟子修改经典著作《孟子》,并敕令老儒刘三吾,按照他的指导性意见,从《孟子》中删去“封建性糟粕”85条,只剩“民主性精华”170多条。洪武皇帝还曾一度“罢其配享”(剥夺孟子跟着孔子享用供奉的权利),逐出孔庙——圣人的地位和荣誉只是皇帝现行权力的一句话。可以说,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是打造浸润中国六百多年的举世最完美思想体系的总指挥。功劳最大,功绩最大,效益重大。其实,恢复重建的新文庙的主位,应该是朱元璋才对,而孔圣人和朱熹老先生只能立在左右,这才能更准确的寓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我坚信,同时也期待着那一天,在文庙的大成殿主位,至神先皇朱元璋皇帝居中,至圣先师孔子居右,至智先哲朱熹居左。这才是传统文化和国学的真谛。 |
| 评论人:光头葛哥 评论日期:2009-7-17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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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终究是高人!历史!已然成为历史! 季老:您老可以安息!后人会记住你们,历史会记载你们! 作为草根们!唯有崇拜你们一代宗师的份了!发自肺腑的崇拜!!! 再看看当今的名流们:汗颜啊! 什么样的人造就什么样的历史!光辉而灿烂的伟大的先驱者们,你们永垂不朽! |
| 评论人:768577 评论日期:2009-7-17 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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