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合作之路：整合最佳另类疗法及西方传统疗法_天涯博客_有见识的人都在此

迈向合作之路：整合最佳另类疗法及西方传统疗法

作者：陈寿文提交日期：2009-6-12 14:03:00 | 分类:读书 | 访问量：855

第五部
　　
第15章迈向合作之路：整合最佳另类疗法及西方传统疗法
　　
为什么政府只害怕通货膨胀？为什么执政者从来不会因为初生婴儿死亡率或青少年暴力死亡率增高而下台？
　　
为什么全国从来不会因为羞见无家可归的流浪族或羞见芋类造成的死亡事件而要求更换执政党？
　　
——江那森·门恩医生（Jonathan Mann,M.D.）

在蕾安·艾斯勒的划时代巨著（花与叶）（The Chalice and the Blade）一书中，她指出了人类看似多元的文化下其实只有两种基本模式。她将第一种称为“统治性”模式（dominator model），也常被称为父权制（patriarchy）或母权制（matriarchy），其特性就是将人分为不同的等级。而在第二种被称为“合作性”的模式中，其社会关系则为注重于相联系性而非等级性。在统治性的社会中，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有高低级的色彩，尤其是在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上。而在合作性的社会中，男性与女性则很明显的有着合作、互敬及互相支持的关系。
　　
统治性社会与合作性社会之不同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其背后之含义非常深远，因为艾斯勒及其他许多学者都发现一个社会对待女性之态度与该社会的和平及健康有密切的关系。当女士们被平等对待时，整个社会就比较和谐，较关心人类福祉，很自然的，大家的健康状况就十分良好。另一方面，当女性被认为次等阶级时，整个社会就会充满战斗气息，对社会正义漠不关心，这些情形很自然地会毁坏生存环境，大家的健康状况自然恶化。当女性被贬为次等阶级时，所有“女性化”的特质像“关怀”、“养育”及“不粗暴”都很自然地被视为次等的了。
　　
在统治性的社会中，生命通常被按等级分为顶级是男性的神，其下按照顺序为男性、女性、儿童，然后才是大自然中其余的动植物等，如此一级不如一级地往下排列。而通常这种社会的男性领导者都会骄傲地宣称他们“控制”了大自然，“克服”了自然力量，或“征服”了太空。
　　
在这样的文化之下，英雄们通常都是暴力型的。儿童都被教导成为要绝对服从。能力被定义为控制自然的能力，控制别人的能力、甚至是控制自己的能力。成功则被定义为比别人优秀。
　　
然而在合作性的社会中，生育及养育被视为比杀伐和剥削有价值。这一类文化都讲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于是合作比竞争受重视，学习比战赢有价值。每日的生活都充满着艺术与庆典的气息。逻辑及顺序性的思考和直觉与灵感是相辅相成的均衡发展。梦则被视为智慧及真相的信差，并认为它为人类带来了健全的神智、幽然及生存的意义而受到大家的宝爱。
　　
在合作性的社会中，能力被视为对生命的回应及养育的能力。对儿童教导的方式是让他们发展对别人的关怀了解力、直觉力及想象力。带孩子是用照顾式而非高压控制式。关怀及创造力被认为比服从有价值。快乐与幸福要比征服及胜利来得重要。
　　
我们可以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法兰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斯大林统治下的苏俄，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及近期伊拉克的沙旦·胡生（Saddam Hussein），巴基斯坦的吉亚—乌尔—哈克（Zia-ul-Hag），和罗马尼亚的西屋瑟斯苦（Ceausescu）这一类暴力高压政权下看到男性支配权，独裁主义与战争的直接关联性。
　　
伊朗的柯梅尼（Khomeini）是另外一个例子。他本来就因为领导一个抗议公平对待女性的暴动而被伊朗驱逐出境。而在一九八三年，当他重回伊朗取得政权后，有十名大同教（Bahai）的女性，其中包括了伊朗的第一位女性物理学家，一名钢琴家，一名护士及三名少年大学生，在大众前公开地被处死，罪名是她们的信念鼓励男女平等的观念。
　　
也许近期发生的因统治心态而造成狂杀乱砍的例子中，最极端的就是伊地·阿敏（Idi Amin）统治时期的乌干达。在一九七一年，乌干达军权推翻了民选的政府，而这位不大识字的仁兄顿时成为乌干达一千八百万人口的统治者。在当时，乌干达有盛产而发达的农业，良好的学校、医院及交易系统。
　　
阿敏的作风十分极端。当他决定部分肯尼亚、苏丹及坦桑尼亚的国土并吞入乌干达时，他通知全世界的方法是处决一群在乌干达大学读书的肯尼亚大学生。在这位统治者统治的前六年中，他的暴行令美国及苏俄与乌干达断绝邦交及贸易数次。据英国报道，他罔顾人权之行为包括了“全国性的集体强奸女性，以及大宗的屠杀数以万计无论老少的人民”。而当英国谴责这些行为时，阿敏在数百位见证人及电视记者的摄影机前亲自处决了一位英国国教的总主教。
　　
统治性社会的特性之一就是人类的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一切都以军事活动为优先。结果就是有一大群未受照顾的人民及被战争破坏的生态，于是造成了病原菌繁殖的温床。
　　
在阿敏的统治期间，乌干达的卫生保健系统完全瓦解，全国弥漫着疟疾、麻疯、肺结核、霍乱等传染病。几乎可以说全非洲的传染病都有了。而在全国大混乱的情形下，大部分的人都未受治疗，甚至没有人企图去统计究竟有多少人死亡。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乌干达全国已经完全没有洁净的水、杀菌设备、抗生素、阿司匹林、棉花、床单、肥皂、电灯泡、手术缝线设备、手术衣和卫生纸，另外还有许多严重的新疾病，然而我们无法知道究竟是什么病，因为完全没有公共卫生官员可以接受咨询。
　　
合作性社会的例子反而因为它们没有什么值得上头条新闻的特异活动，所以并不是人人皆知。但巴厘岛（Bali）的土著，及其他延续至今的古老部落，像非洲匹克米族的巴布提部落（Pygmy Bambuti）还有布西门族（Bushmen）的康部落（Kung）都是合作性社会的例子。在南菲律宾棉兰老岛（Mindanao）大岛上的提都瑞族人（Tiduray或Tiruray）也许是近期最显著的全然合作性社会的例子。
　　
加州大学的人类学家史都·史利格（Stu Schlegel）曾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与提都瑞族人住了两年，他记忆中的该族人可以说是非比寻常的健康且具足勇气与仁爱心。在他的著作《慈悲的境界：一个热带雨林区族人的灵性智慧》一书中，他追忆着一段两性完全平等地特殊生活方式：“所有的人，不论男女在这个社会中都是完全平等的……没有那一个性别优于另一性别的看法。男性与女性处在一种相互关怀了解与相互扶持的社会风气中，共同分享生命及生命中的一切问题与欢愉。从来也没见到任何‘性别之战’的迹象。有的只是一种两性间不变的和谐气氛，愉悦及平等的跳着伟大的生命之舞……几乎所有在我成长的社会中被认为是‘女性化’的良好特质，像关爱、不粗暴、温情、养育、分享，及关怀了解等，在提都瑞社会中都被认为是适于两性的特质。这些特质既不‘女性化’，也不‘男性化’而是‘人性化’，它们被认为是男女两性都应该有的特质。而一般‘西方人’认为是男性才有的特质，像勇敢果决，知性的镇静与理性，言谈及房事上的大胆等特质都不被认为是男性才该有的特质，而是不论男女都应该有的特质。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是一种雄性的光荣的许多特性，像粗暴、征服及支配统治力则被大家认为是该受到谴责的，是对两性皆不适合的不良特质。”
　　
史都·史利格记忆中的提都瑞人的一生特性就是“柔软慈悲”。他强调他们是“非常健康而长寿”。虽然他们食用的卡洛里比西方世界认为该食用的量为少，他们“一直非常强健而精力旺盛，完全没有任何心理疾病之症状”。
　　
我们是属于哪一种社会呢
　　
在《花与叶》一书中，蕾安·艾斯勒提出了许多考古学出土物的证据说明了人类古传说中美好和谐的社会并不是人类渴望中的幻境而已。反而是在人类历史中许多和平富足的时代确实曾出现过，在这些古代社会中，没有暴力，没有阶级，男女二性的地位完全平等。在这些伟大的世代中，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减到最低，社会及文化的进化亦平稳的发展。不论从哪一方面看，这些时期都有着伟大的灵性之美及疗复力。
　　
而现代的美国，依照我的看法，比较接近统治性社会而非合作性社会，但当然不是全然的统治性社会，可以说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社会。我们不像今日的伊朗或伊拉克那样偏激的统治性社会，但也不像伊甸园中的男女皆活在一种相互关怀，随时皆自觉地与他人、与大自然相连一体的气氛中。最令人起戒慎恐惧的一点就是我们目前在时空中的地位并非已无法改变了，我们的未来仍旧操在我们的手中。在创造历史的今天，我们可以决定究竟要走向哪一种社会。根据“世界军费与社会福利费用”中报道的数字，美国造一颗洲际飞弹的费用足够喂饱五千万儿童，盖十六万间学校，及建立三十四万间保健中心（Health-care Centers）。而建造一艘原子潜艇的费用等于二十三个开发中国家的年度教育经费总和。虽然有许多既定的因素已无法改变，但我们的未来并未被完全固定，我们可以把数以兆计的经费花在毁灭性的科技上，也可以将这些经费资源用来扶养及增强生命。
　　
我们的决定将会有助于影响整个世界的走向。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每一年只要花二百亿美元就可以保证地球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受教育，有保健、家庭计划、安全的饮水及足够的营养。虽然二百亿美元听起来像是非常大一笔钱，但它实际上只是全世界军用花费的百分之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道，美国在这二百亿中只要负担二十亿美元，这只是美国每月啤酒的消费总额而已。
　　
统治性医疗系统
　　
由我们的社会所产生的医疗系统也脱离不了它的阴影，就像我们的社会一样，我们的医疗系统也有着统治性及合作性的混合色彩。
　　
当大家都认为病人就该卑躬屈膝，就该抱怨诉苦时，这就是统治性医疗。当产科医师所受的训练都是使用穿刺针及有致命可能的监视器介入正常生产而不是有耐心地支持女性的自然生理功能节奏时，这就是统治性医疗。当儿童都被强迫使用西药疗法，其他的疗法都不被考虑时，这就是统治性医疗。当正常的生命生理事件都被医疗抑制，还有所有因不当的生活方式而引起的生理问题都用西药来掩饰这些病况时，这就是统治性医疗。
　　
当妇科及产科都被男性控制时，当癌症的主要治疗方法都是源自战用杀敌物质时，这就是统治性医疗。当医疗变成一种贵族性的职业而其中的专家们好像有贵族般的统治权时，当医生们在病人死去时仍然说他的疗法有效成功时，这时统治性已经走过头变成君主制度医疗系统了！
　　
当美国妇产科医师协会想强迫关闭产护中心及迫害助产士，而且剖腹生产率却不断升高到了不合理的地步时，当美国医药协会企图铲除脊椎指压治疗法并抨击所有非传统的医疗法都是骗术时，当美国癌症协会不管新的癌症疗法是否有效都想一并驱除时，这就是统治性医疗。
　　
另类医疗法可以说是代表了许多女性化的特质——这些疗法都是培养提高先天的疗复力和身体及生命之潜能。当这些疗法都被驱除时，这不但剥夺了人们因此而能得到健康之权益，同时也剥夺了它们所代表的“生命之价值”。
　　
在每一个时代及每一个社会中都会有人要将他们的文化带往统治性的方向，也会有另一群人倾向于合作性的方向。在人类生存、患病及找寻治疗方法之历史上，这两种思想的族群曾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互相影响着。最常见的就是这两种族群的关系几乎是对映于该社会中两性的关系。当两性之间互爱互敬时，很自然的，不止在家庭中，整个社会以及各种疗病的方法都充满了和谐的气氛。反之，当女性被视为次于男性时，则培养促进防护力的医疗法就会被忽视。
　　
在古代希腊，按照传统，医生是受到男性的医药之神，阿斯克利皮奥（Asklepios）的照顾，而疗师们则是受到阿斯克利皮奥的女儿，美丽的健康女神海吉亚（Hygeia）的照顾。今日的医生们在作医德誓言（Hippocratic oath）时也许不知道其内在的含义，其含义就是宣誓效忠这两位神祉所代表的美德。这篇誓言是这样起头的：“我在疗复之神阿波罗（Apollo）及阿斯克利皮奥的名下，也在海吉亚及潘娜西亚（Panacea）的名下，以及所有神祉之名下，让它们做我的见证人，我宣誓将以我的能力及判断力来达成我与诸神所立下的圣约。”
　　
雷内·杜博斯（Rene Dubos）这位名医曾经说明这誓言的含义：“海吉亚与阿斯克利皮奥之传说，象征着在医学上从未止息的两种医疗观点的相互冲击。对信仰海吉亚的人而言，健康就是万物维持了自然的秩序，只要人们有智慧地令自己的‘生活方式上正常轨道’，便自然得到健康。根据他们的看法，医学的最重要工作乃在发现及教导人们自然运作之规则，依此而行，人们便必定可得到健康的身心……（而另一方面）……信仰阿斯克利皮奥的人则认为医生的主要角色乃是整治疾病，经由‘校正’在生产时或生命中发生的意外事件所造成的身体之不圆满状况而令人们得到健康。”
　　
我们今日的医疗系统可以说是阿斯克利皮奥式压倒了海吉亚式的医疗方法。然而，我们可能很快地会发现我们非常需要海吉亚式的医疗法，因为唯有经由这一传承，我们才能学到如何创造健康，如何再度拥有自疗的能力。我们今日可以发现在另类疗法中有许多海吉亚的传承，教导我们如何去使用各种自然又省钱的疗法，像草药、冷水、热水，如何烹调自然而有益健康的食物。它们提醒了我们，我们的心念态度有很大的力量，它们帮助我们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及重新取得对自身健康的主权。它们告诉我们要运动，要同时注重工作与娱乐，在维持理性与逻辑性之同时也培养直觉力和艺术气质。它们倡导健康之理念，不只是为了那些能够付得起昂贵的现代医疗科技的人们，更是为了那些愈来愈多无法负担昂贵的介入性医疗法的人们。也许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海吉亚式的疗师群是今日倡导教育人群，倡导建立公共卫生标准以替全人类建立一个健康的环境之主力。
　　
海吉亚式的观念并未受到大众的认知是大家的巨大损失，因为这是我们今日文化迫切需要倾听的声音之一：健康是来自学习如何让自己身心和谐，学习如何和谐地与整体环境，与大自然共存。而今日阿斯克利皮奥追随者的声音掩盖了一切，他们的观念是必须依赖医药性的治疗才能得到健康，这一点好像日食一样完全掩盖了自古以来对健康的认识：我们唯有靠正常适切的生活方式才能得到健康，才能保持健康。
　　
海吉亚的重现
　　
就像所有的日食一样，这一个日食也终究要离去。已经有许多医生渐渐出现，支持海吉亚式的理念。他们努力于重建人们对身体自疗力的信心，重建人们对各种自然保健法的信心。这群医生中的领导人之一是安德鲁。维尔医师（Ardrew Weil，M.D.），在他的著作《自发性医疗》（Spontaneous Healing）一书中，他写道：“有关如何才能够支付保健费用的政治性辩论大多是来自阿斯克利皮奥的追随者。他们从来没有提到医疗的本意究竟是什么，或者是大家对医疗的期望是什么。他们只谈由谁来支付医疗费用，而医疗费用在医生完全仰赖科技的情形下已经昂贵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我本人是一个全心支持海吉亚式疗法的人，我并且希望在所有关于未来医疗走向的讨论中都能提出这一项观点。
　　
“在西方社会，科学性医疗的重点一向都在找出病原菌，然后再找出杀灭它们的武器。本世纪中期的一项重大成就乃是发现了抗生素……这一项成就为阿斯克利皮奥的追随者赢得了大众的心，令许多人相信使用科技产品对人体做介入性的医疗是值得的，不论它的后果究竟如何……〔然而〕武器是危险的，它们可能会逆火而打伤使用者，而且会刺激敌人做更凶猛的反击。事实上，全世界有许多传染病专家都怀疑目前许多无法治愈的传染病中有抵抗性特强之微生物的可能性……
　　
“在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医疗之重点则不大相同。他们找到了许多的方法增加抗病力，所以不论你处于何种有害的传染环境下，你都可以保持健康——这就是海吉亚式的方式。在中国医师探究医疗的历史上，已经发现了许多可以滋补身体的天然物品。
　　
“这些中国的补药并不会令细菌产生抗药性，因为它们并不是去对抗细菌（所以不会影响它们产生抗药性进化）而是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它们是增加免疫系统细胞的活动与效能，因而帮助病人抵抗所有的疾病，也就是并不只限于抵抗细菌，不像抗生素只对细菌性疾病有效，对滤过性病毒引起的疾病，则完全无效。西方医学对艾滋病完全束手无策就可以看出，内方医学对抗滤过性病毒之无能为力。中国的草药疗法不但无毒性，而且在治疗艾滋病上看起来要有希望得多。它们很有可能使感染艾滋病原者，延长生命并且无艾滋病症状，虽然滤过性病毒仍然存在于病人体内。
　　
“东方的这种增强身体抵抗力的观念就是海吉亚式的，因为它已经假定身体本来就有抵抗力来对抗病原。如果西方医学也注重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不会有所谓的保健经费危机，因为利用身体本来具有之免疫功能要比用科技药物大量地介入身体功能便宜得多，而且长远而言也更安全、更有效。”
　　
是谁使我们健康进步的
　　
我在这样的一个文化中长大，所以我也一直认为现代工业化社会中人们的健康与长寿都是来自先进的医学产物如抗生素及其他各种阿斯克利皮奥式的高科技疗法。但是约翰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John Hopkin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院长阿弗瑞德·索玛（Alfred Sommer）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公共卫生教育及疾病预防才是今日社会大众健康进步的重要原因。他说：“历史上，以社区为基础，社会性的活动驱使大众改变生活方式，才是大众健康进步的原因。”
　　
真的是这样吗？是否那较倾向女性化、海吉亚式的，由维护环境及社区卫生下手的方法，才是大众健康进步的原因，虽然大家都没把功劳算在这些做法上，英国伯明罕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的社会医学名誉教授汤姆士·麦克翁医师（Thomas McKeown）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曾经做了一项非常杰出的有关医学之角色与人类疾病史之研究。在他的著作《医学之角色与疾病之源》（The Role of Medicine and the Origin of Human Disease）一书中，他分析了许多人类健康进步的因素，并评比每一项因素所作的贡献。他的结论是较好的营养及较卫生的环境使大众对传染病较有抵抗力，因而减少了我们暴露于有毒病原下的机会。他说，介入性医疗并非大众健康进步之因；营养、卫生环境、生活习惯的进步才是健康之因，它们比任何诊治都更为有效。
　　
麦克翁说抗生素及疫苗，向来都不是传染病减少的原因。食物制造法、运输法和食物储存法及卫生之进步，才是传染病减少之原因。真正的医疗奇迹乃是净水处理，下水道之建立，干净的生活环境以及安全而充足的食物供应。人类健康的重大进步，并非来自阿斯克利皮奥式的介入式疗法，而是来自提升公共卫生标准，而导致营养及卫生设备之进步——这些都是海吉亚式的方法。
　　
你也许会认为人类史上第一位成功完成心脏移植手术的医师，克里斯提恩·巴纳（Christiaan Barnard）会反对这种论调，因为不论怎么讲，他所完成的这项先进的外科手术可以说是高科技现代医学最骄傲的成就之一。
　　
然而这位大家认为应该是阿斯克利皮奥追随者之代言人的医师，却很坚定果决地指出海吉亚式的方式才是真正对人类有用的方式。他说“今日的医师们都在科技的花招中忘失了自我，以至于医学之真正功能完全被二十世纪的太空时代科技蒙蔽了。”
　　
他说对人类真正有贡献的是像汤姆士·克雷朋（Thomas Crapper）这样的人。
　　
根据巴纳的说法，克雷朋的贡献“可能是上一世纪在提升卫生保健标准上所作最大的贡献”。因为克雷朋就是抽水马桶的发明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因此颁授勋爵位给他，以褒扬他对人类之贡献。他的名字亦因此成为英语中一个特殊值得纪念的名字。
　　
值得注意的是克雷朋本人并不是医生，而是一名水管匠。巴纳还提到另外一位他认为对人类健康有重大贡献之人士——这是一位英国铁匠，他注意到蒸气之力量而造出了压力泵帮浦（Pump）。巴纳说：“因为有压力泵所以欧洲各大都市可以将水加压经由水管送水至全市，因而扫除了中世纪各种大型的公众性疾病”，巴纳提到的另一位有贡献人士是“首先使用塑胶布做房屋地基防潮材料的建筑业者”。
　　
于是，这位介入性医疗法的代表性英雄，也是外科医学历史上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在一九九六年说：“一名水管匠、铁匠和水泥匠对人类所作的贡献比所有的外科医生加起来还要多……消灭伤寒症的并不是医生，而是这名水管匠。制止了肺结核蔓延的不是药物研究家，而是社会计划工作人员用解决贫户及疏散过度拥挤的居住区所造成之结果。降低婴儿初生死亡率的也不是儿科医生，而像是学校的教师及地方护士的功劳。”
　　
霍乱
　　
现代工业社会几乎见不到霍乱病了，但这并不是药物或任何介入性医疗法之功劳。这是一名全心倡导海吉亚式疗法的人，约翰·史诺（John Snow）的功劳。
　　
在一八三○年至一八九六年，霍乱在北美及欧洲各大都市大为流行。死亡率非常高。在一八三二年，光是纽约市就有五十万人死于霍乱。在一八四九年，当传染流行于圣路易市（SL. Louis）时，前三个月就带走了该市百分之十的人口的生命。
　　
在当时没有人知道这项传染病是经由带病原的食物及饮水而传染，也没人知道，在最初乃是霍乱病人的排泄物感染了饮水。
　　
当一八四九年，霍乱袭击伦敦时，约翰·史诺正在研究此病究竟是如何传染的。他注意到在伦敦中南区的中级住宅区患病率特高，于是怀疑是由水传染。于是，在人类卫生历史上的这个伟大时刻，他关闭了布劳德街（Broad Street）的饮水压力输送站，立刻，“奇迹般地”在当地饮水来源下降的同时，霍乱染病率也下降了。
　　
而医疗单位仍然不相信饮水与霍乱有关联，于是，在一八五三年霍乱再度流行于伦敦时，史诺再度提出了他的观点。他指出传染流行区的饮水乃来自两家不同的水公司，两家由泰晤士河（Thames river）取水的地点并不同，一家在上游，一家在下游。下游的水当然有上游的居民排泄物。他说，如果霍乱是由水传染，则使用下游水公司的居民，应该要比使用上游水公司的居民患病率高。
　
的确如此，患病率要高十倍。
　　
很不幸的，史诺提出的这么有力的证据仍然不能说服医疗单位净化水源。真正让医疗单位净化水源的原因乃是后来的“泰晤士河巨臭事件”（The Great Stink）。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当居民之排泄物经由下水道逐年流入泰晤士河造成巨臭“才有足够的力量刺激立法委员做该做的事，而不论是史诺的霍乱传染的研究或霍乱造成的惊人死亡率，立法委员皆未有正确的措施。”
　　
大有希望的年代
　　
我们衷心地感谢像依格那次·山姆威斯，汤姆士·克雷朋及约翰·史诺，还有许多其他无数全心为人类健康努力的无名英雄，因为他们的努力使得那些死亡率甚高的传染病在二十世纪中期就几乎绝迹于工业社会。在实施了这些历史性的营养及卫生改良后，所有重大传染病的患病率及严重性都已大为降低。
　　
然后就是抗生素的来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医生们有了武器可以抵抗那些在公众健康改良后仍然存在的细菌性传染病。感谢抗生素，肺炎的存活率由一九三七年的百分之二十升到了一九六四年的百分之八十五。“神药”（miracle drug）这个名词于是被大家引用，家庭医师也因此成了治病英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亚历山大·弗莱明爵士（Sir Alexander Fleming），也是盘尼西林的发明人，来美国一游，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数年后，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在第四届热带医学及疟疾国际会议上说我们迫切地需要征服所有的传染病。
　　
这段期间是大家都认为科技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年代。许多人认为那过于恐怖不该再被使用的炸弹可以避免尔后所有的战争，原子能将可以供应我们“非常便宜”的能源。化疗将可以让癌症绝迹。还有那绿色进化革命（green revolution）中的高产能种子和石油提炼之肥料加上杀虫剂之配合，可以结束世界上粮食短缺的现象。在一九六二年，麦法兰·伯内特爵士（Sir F.Macfarlane Burnet），这位澳洲籍的免疫专家及诺贝尔奖得主，说在二十世纪末期人类可以见到“传染病几乎已完全被消灭”这项社会生活的大转变。他说传染病几乎“已成为历史名词”。在一九六七年，美国国家卫生局长威廉·H.史都华（William H. Stewart）在白宫向全国各州及地区的卫生主管宣布传染病很快会在地球上绝迹。
　　
全世界的卫生单位于是在这样企求完美之心态下发起了两项规模广大的病原消灭战。他们要消灭人类历史上两项最厉害，杀伤力最强的恐怖疾病。
　　
其中一战所用的方式是阿斯克利皮奥式，而另一战则用海吉亚式的方法。根据医学作家萝瑞·盖瑞（Laurie Garrett）的说法，“其中一战的努力将白费，原欲消灭的细菌反而会数量及毒性皆大增，患者死亡率也将上扬……而另一战则会成功，成为现代公共健康史上最大胜利。”
　　
对抗疟疾之战
　　
“疟疾”这一项由蚊子传染的疾病，在人类历史上只有天花的患病死亡率比它高。
　　
虽然它是流行在热带的主要疾病，而纬度较北的地区也一样有它的踪迹。在美国内战时期约有一百万美国军人染患此症。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有五十万的兵员染病。
　　
在建造巴拿马运河时（一九○四年至一九一四年），美国陆军医疗队成功地完成一次防卫疟疾之战。他们的做法是放干沼泽积水，用奎宁医治患者，并消灭污水中的蚊子幼虫。经由这些方法，他们没有用任何杀虫剂，几乎就让疟疾在巴拿马绝迹。
　　
在今天，也有许多海吉亚式的防止疟疾法。包括了建屋时做防蚊设备，做纱窗，养殖吃蚊子幼虫的鱼类，填塞污水坑，将储水器加盖，用蚊香，在蚊子繁殖的潮湿沼泽区种植树木以吸干污水。在南印度的普达卡磐（Pudukkupam）这个海岸村落，他们也完全未用杀虫剂，而是将污水洞建为养虾池，并在稻田中养殖吃蚊子幼虫的鱼类，同样完成了消灭疟疾的工作。同样的做法于一九五○年也几乎在美国消灭了疟疾，虽然此病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都是美国南方主要的杀人恶疾。
　　
然而，在一九五○年，各国领袖都对当时新出品的化学药剂DDT的强大杀虫力印象深刻，因为它不但立即杀死被喷到的虫类，喷洒过DDT之物体表面的毒性，可以持续杀虫数月至数年。于是，大量使用这种毒性极高的杀虫剂，于全世界以消灭疟疾的想法因此兴起。
　　
这个想法使当时美国的政治家们十分有兴趣，其中包括了参议员约翰·甘乃迪（John Kennedy）哈伯·韩福瑞（Hubert Humphrey）和总统杜威·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这位总统一向不忌讳，且喜欢用军事术语，他说这可以让细菌“无条件投降”。参议员甘乃迪则预言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生的小孩应该会不再听说过或再也不害怕这个古代的传染病。
　　
最后的决议是要进行这项计划。计划中仅是美国就会花数十亿美元的金钱。
　　
当然，大家都很兴奋，开始执行计划，而一位工作于麻州森林洞海洋学院（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lnstitute）的中年海洋生物学家，则完全反对整个计划，她说这是完全错乱的做法，只会带来大灾难，而大量喷洒DDT对环境、对人类都会有毁灭性的冲击，而其杀蚊结果会完全无效，因为蚊子会产生抗药性。她也警告农业大量喷洒DDT或类似之农药，只会造成昆虫更强之抗药性，而使控制疾病更加困难，所影响的将不止是疟疾，还有伤寒、非洲昏睡症、黄热病及脑炎。
　　
这位生物学家的名字是蕾丘·卡生（Rachel Carson）。
　　
在一九六二年，她发表了她的著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在书中，她写道“全世界听到的都是我们人类这一边在杀虫以控制疾病上打了胜仗，但大家都没听到昆虫那一边的故事——那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短期胜仗，制造出令人担忧的未来，因为虫类在我们的刺激下进化为更强的品种……这个喷洒杀虫剂之效应，会陷入了恶性循环。自从DDT被开放给大众使用后，就必须发展更毒的药物来杀虫。这是因为虫类胜利性地展示了达尔文适者生存论的规则，它们已经进化而产生了超级抗药的品种，而且是愈进化愈强硬。这种进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有破坏性的昆虫通常在杀虫剂喷洒后都会有一场数量更大的繁殖。因此，这种化学战人类永远不会胜利，而所有的生物在这场战火下都受到了伤害。”
　　
在蕾丘·卡生发表《寂静的春天》同一年，美国与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了执行大量及全面性的喷洒DDT，以消灭全球的疟疾。卫生单位说这是“消灭敌人”。这完全是统治性的预防方式——用灭绝全球的疟蚊来征服疟疾。
　　
于是，全球一国一国地重复这个不幸的模式。在喷洒之初期，疟疾患病率突然下降。但或迟或早，疟蚊总是会进化出抗药的品种，于是疟疾患病率又再度回升。开发中国家群就在这样的模式下，随着时日被迫不断增加剂量，而其结果只是让问题愈来愈严重。在一九六五年，印度的防疟疾经费超过全国卫生经费的三分之一。而可怜的坦桑尼亚，全国的个人平均收入才二百五十美元，有百分之七十的卫生经费花在这项计划上。
　　
目前抗药性的疟蚊品种似乎遍及全球，在它们数量大增时，本来很有效的疟疾特效药哥罗昆（Chlorquine）也在大量使用下使病原产生抗体渐渐失去了效用。
　　
这项战争的战火可以说是完全烧回了人类身上。在一九七五年，全世界疟疾患病人数比一九六二年初燃战火时多了一倍。在许多国家中，这项疾病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在中国，在一九六一年仅有一百万人患病，而在一九七五年有九百万人患病。印度在这同样的期间，也由一百万人患病增至六百万人患病。
　　
根本没有人去计算有多少其他动物及鸟类因此遭毒杀，有多少生物因此绝种，有多少畸形儿及癌症是因大量喷洒DDT而造成。整个环境生态完全遭破坏。这一项战争的本意是好的，但在不了解万物本来相连一起且共为一体的前提下成了一项悲剧。
　　
在一九九四年，非洲有一百万儿童因患疟疾而死亡。
　　
很不幸的，蕾丘·卡生的预言竟然成真。
　　
天花之战
　　
如果抗疟之战完全是阿斯克利皮奥统治式的，则天花之战的精神，就可以说完全是海吉亚的合作式的。而它的成功就像防疟疾之战失败一样可观。
　　
在历史上，因天花而死亡及失明的人数，在所有传染病中居首。在一六五年，罗马帝国之天花严重到许多城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而在历史上，全世界包括印度、中国、日本、欧洲、美洲都不断地遭受天花的猛烈袭击。
　　
有一件事，我认为是西方文化的极大耻辱之一。那就是欧洲的移民者，欺负天真善良的美洲印第安人，故意借着友谊的假面具散播天花以消灭印第安人。在一七六三年，杰弗瑞·安贺斯特爵士（Sir Jeffrey Amherst），当时在北美任职英军总指挥官，故意地找了许多有天花病毒的毯子送给庞第亚克族（Pontiac）印第安人做礼物。结果不仅庞第亚克部落遭到灭绝之命运，这项疾病很快地传播到西北方，害死了大量的苏族（Sioux）及普蓝斯族（Plains）印第安人，最后甚至影响到墨西哥及阿拉斯加的印第安部落。
　　
西班牙的柯蒂斯（Cortez）能够以小小一支筋疲力竭的军队攻下墨西哥市（Mexico City）也许只不过是因为天花已经几乎毁灭了，历史悠久的阿兹提克族（Aztec）文化，当柯蒂斯到达该市时，还有战力的阿兹提克军人所剩无几。
　　
天花因此几乎彻底的毁灭了美洲原住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天花历史文件，天花与其他几种由欧洲传入的疾病，如麻疹、肺结核，及流行性感冒害死了将近五千六百万北美印第安人。当天花流行过后，原来的住民人口大约只剩百分之二。
　　
到一九五八年，每年在全世界仍旧有二百万人因天花而死亡，有三十三个国家在这张黑名单上。光是在印度就有一百万人因患此病而成为盲人。儿童因天花死亡的人数高到河流因而阻塞，因为河中堆满了死尸。
　　
不过，在该年，苏联在世界卫生议会中，提出了世界性消灭天花的议案。
　　
这个议案真有可能完成吗？天花有几项特性使大家认同，消灭计划有可能成功。其一是当时已有了有效的疫苗。其二是天花很容易诊断，就算未受医疗职业训练的人，也可以诊断天花。其三是天花之传染媒介是人，经由接触或呼吸传染，所以无须杀灭蚊子、老鼠、跳蚤或虱子。虽然该病毒传染迅速，但一般人只有数天有传染性，而在这段期间，大部分人都病到无法走动，而无法将疾病传给他人。
　　
这项行动于是在一九六七年正式的在美国医师唐诺·汉德生（Donald Henderson）的领导下展开。当时虽然该病在北半球并不流行，而在非洲及亚洲则十分严重。
　　
消灭天花行动是一项极大的工程，包括每年注射二十五万疫苗，而且要持续不断的，在全世界对每一名可能染病的人注射疫苗，不论该地是在战火中、饥荒中或自然灾害中都要去做。
　　
这是一项合作式的行动模范，有实验室的科学及策略性计划的支援，在印度就有十万草根卫生工作人员每月走访十五万乡镇。他们在此案中一共走访了二十亿家庭。
　　
为了让人们接受预防接种，这些卫生工作人员有时必须在自身接种，以使人们相信接种无危险性。有的人员在行动结束时，已自身接种了天花疫苗数百次。
　　
当时刚从学校毕业的法国医生丹尼尔·塔伦托拉（Daniel Tarantola），自愿参与慈善行医而被慈善机构派往印度半岛上的孟加拉国北部做保健工作。他不久即参与了消灭天花行动。在当时，有一名杀人犯及其党羽一伙强盗，据说脸上长满天花之痘疮，在乡野间成为散播天花之病源。在当地连警察都怕这一伙人，塔伦托拉虽然也怕，但他在没有警察的保护下，自行前往这位恶名昭彰杀人犯之巢穴。在枪支顶在头上的情形下，成功地劝说了这名贼首及其同伙接受接种，后来也证明该接种，在息止该地天花流行及整个天花行动之成功上，都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在一九八○年，五月八日，世界卫生议会于是能够正式宣布：“全世界人类可以从此不受天花的威胁。”
　　
曾经有数以千万计的人们因天花而痛苦，成为盲人或是死亡。对拉瑞·布瑞利恩特（Larry Brilhant），这位在印度与天花作战十年的美国医生而言，这一项胜利是属于全人类的，他说：“当许多疾病似乎很不公平地在贫苦的第三世界特别流行之下，天花这一项不分贫富，不分黑白种族，第一世界，第二世界或第三世界都共有的疾病，现在真正公平地为大家所共有，因为它已经完全消失，无人能再拥有它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再见到天花这项疾病了。
　　
到底要不要疫苗接种？
　　
全世界的卫生单位在消灭天花行动及预防其他疾病中，（尤以小儿麻痹为主）见到了疫苗之功效，很合理的大家都会认为疫苗及抗生素是人类对抗传染病军械库中一流的武器。
　　
然而强迫性的疫苗接种，目前仍十分具争议性。美国另类疗法的赞助群，对目前规定的儿童疫苗接种就十分质疑它们的安全性。他们指出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儿童的过敏及各种中毒反应，可能是来自疫苗的病菌感染。他们见到有些儿童确为疫苗所毁，他们担忧疫苗有许多尚未知的长期不良影响，也许会引发成长失调及免疫功能失调性疾病。他们也质疑有些疫苗，与许多目前尚不甚明了的化学过敏症及慢性疲劳是否有关联。他们同时也担心这些疫苗对婴儿脆弱的免疫系统，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当首屈一指的医学单位像疾病防治中心及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用几乎神圣的热切心鼓吹预防性接种的同时，有许多父母却希望自己能决定是否要接种，他们担心现在执行的接种制度可能对小孩有危险。尤其当他们看到一九九四年的《美医协期刊》上报道指出接受百日咳（pertussis）接种的婴儿，患气喘的概率要比未接种的婴儿高六倍。
　　
也常常有人问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我的答案与我对使用西药的看法一样：
　　
首先，我努力保持健康以避免用药的机会，当非得用药不可时，我会以感恩的心使用西药。但我在用药时一定会尽量清楚地了解，它长期或短期的害处，而且我一定试着用最少但有效的剂量。同时我也会尽一切力量疗复疾病的根源以避免再度需要用药。
　　
有些励行另类疗法的人说，他们保持自然的生活方式，并信任他们的小孩天生的免疫系统，会令他们有抵抗传染病的能力。我同意你愈健康，病原菌对你影响就愈小这个观念，但我也在美洲原住民历史上看到天花厉害的一面。他们虽有十分自然的生活方式，然而他们的免疫系统，却完全不是这项疾病的对手。
　　
也有人说他们有积极健康的心念和健康的饮食方式，这些都可以保护他们不受疾病的侵扰。我非常崇敬人类心念的力量，我也绝不会贬低良好营养，在增强免疫系统抵抗疾病上的能力。但我却绝不愿意我或我的家庭只靠积极的信念和良好的饮食方式来抵抗像白喉或小儿麻痹这一类凶猛的病菌。
　　
想想过去我们见到数以万计的儿童，因为小儿麻痹而需使用铁肺及脚支架，我本人在儿时也有类似小儿麻痹的疾病，我对这些微小的病菌有着万分的尊敬。一个小小的细菌重量还不及十亿分之一克，一只蓝鲸的重量大约重一百二十吨，然而只要一只小细菌，就可能促发杀死一头蓝鲸的致命反应。
　　
反对预防接种的人士指出，目前在美国按规定实施的儿童预防接种的病症，像白喉及小儿麻痹在美国境内已十分少见。这一点虽是事实，但我们不能保证未来十年仍旧如此，特别是如果预防接种率降低，而贫民和社会问题却不断增加。目前，很明显的，在美国某些城市的情况几乎已经像第三世界，毒瘾、暴力、酗酒、污染、饥民及无家可归族等问题愈来愈严重。在这些情况下，那些免疫机能特别差的人会不断增加，他们可以说就像是活的细菌培养皿。
　　
而这也是百日咳近年来，在美国病患突增的原因之一。在一九九三年的患病人数比一九九二年多了百分之八十二，这是过去二十五年来最高的数字。
　　
白喉，这个类似感冒的严重疾病，患者死亡率是百分之十，这一项疾病在苏联数年前几乎是从未听过的疾病。然而在铁幕开启及社会大变动之下，预防接种率降低，这一项疾病卷土重来。在一九八九年，整个苏联的病例少于一千个。在一九九五年，有将近二十万个病例，而且还在快速上升之中。在缺乏疫苗、缺乏用过即丢的针个及针头，以及缺乏维生素、缺乏受过训练的医护人员、听筒和其他医疗设备的情形下，再加上恶劣的环境造成了一个疾病的温床，包括小儿麻痹症也再度流行。苏联人赖以生存的三条大河：伏尔加河、勒那河及鄂毕河，现在都满载着霍乱、伤寒、痢疾以及肝炎的病菌。
　　
今日在美国的人们，若想让他们的小孩接受预防注射，都会碰到两面为难的情形：其一是如果不注射，我们无法预知我们的公共卫生状况，在未来数年是否仍旧可以安全地养育儿童，其二是如果注射，我们也不知道现在的疫苗接种，对儿童的长期影响究竟如何。
　　
因此，对我而言，预防接种的问题就像其他许多健康上的问题一样，到最后都仰赖个人自行决定。就像《育儿》杂志（Mothering）的编辑佩姬·奥玛拉（Peggy OMara）说的“不论我们为家庭健康作了什么样的决定，只要我们是已经了解状况、仔细考虑后由自己所作的决定，我们在将来就不会感觉不安。”
　　
目前许多人都倾向于，认为不让小孩接受预防接种的父母是无知或疏忽，这一点我并不赞同。因为有许多父母，是真的非常小心，体贴、关心孩子，他们希望，能让孩子有最好的一切。对某些够幸运的人而言，如果他们吃得健康，居住环境卫生清洁，那他们当然有可能不需要接受这些幼儿预防注射。还有，我认为让正在生病的幼儿，接受预防注射是非常不智的行为，不论他生得是多轻微的病。我也不赞同，现在许多人推动要让幼儿愈来愈早接受预防注射。因为以上这些原因，而且我原则上反对高压政策，所以我不支持强迫性的预防注射。在许多卫生记录优于美国的国家，像瑞士、英国、德国及奥地利，都实施随意性的预防注射。
　　
而在同时，我也了解今日在地球上的大部分人，都会因预防接种而减轻许多痛苦。今年在西非洲就有五十万儿童因麻疹而死亡，另外的数百万名儿童虽然不会因此而死，但却会因此而成为智障儿童。虽然在短期内高量的维生素A，可以帮助那些营养不良又得到麻疹的小孩，但在大部分的情况下，营养失调儿童的免疫系统，都无法抵抗这项传染病，更别提它对脑的伤害或严重到造成死亡。
　　
在以上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的，疫苗是天赐之福，但我并不认为它们是万灵丹。为营养不良又居住于拥挤肮脏贫穷的环境中的人们，做预防接种也许可以让他们免于某些特别的疾病，但他们仍旧很容易得到其他疾病。国际性的预防接种，虽然拯救了无数的生命，很不幸的这些人很可能还会遭到其他各种因贫穷、营养失调、不卫生等生活环境所产生的疾病侵袭而死亡。
　　
人们活在营养充足卫生良好的环境下，就算没有医疗科技之帮助，也会过得比那些能接受预防注射或医疗帮助，但却居住于不卫生环境的人们来得好。医学历史家汤姆士·麦克翁说，人们若有幸活在有充足而安全的食物、清洁的饮水及卫生的环境中“传染病在没有医疗介入下，都会自动降到只影响一小部分的人，而且因为没有传染媒介，其传染率只会继续下降”。
　　
健康的饮食、清洁的饮水及良好的生活环境就是最佳的预防注射。
　　
智慧地运用西药——抗生素好吗
　　
在我较年轻的那一段岁月，曾在印度过了一阵子。当时，我得到了一种一直没有诊断出来的热带病。虽然我一向都非常小心于食物及饮水，却仍然得到了这种病，病征是会胃绞痛，发烧高于华氏一百零六度超过一个礼拜。如果当时没有抗生素，真不知道我是否能活下来。
　　
抗生素在某些紧急情况下，可以说是救命仙丹，在某些较严重的状况下，也能帮上很大的忙，如果能明智而适地的使用抗生紊，配合一些自然疗法（包括增加免疫功能之药草，健康的饮食以增加对病菌之抵抗力，还有重建肠内的菌类均衡状态），这样就是最佳的合作疗法的例子。综合了阿斯克利皮奥及海吉亚式的疗法。
　　
很不幸的是，抗生素就像许多传统的西药一样，都被滥用了，而在美国的情形又最为严重。
　　
我们以儿童的中耳炎为例。虽然中耳炎有可能会引起脑膜炎或髓膜炎，但通常而言都不会这么严重。
　　
而在今日，百分之九十中耳炎儿童患者都被施用抗生素。到底多有效呢？一九九○年《英国医学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登载了一项有九个国家，三千六百六十名儿童参与的调查研究，发现抗生素对中耳炎根本没什么用，《兰斯特》杂志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使用抗生素的儿童在病痛、听力、再度发炎、发烧、康复时间上都没有比不用药的儿童好到那里去。其他研究更发现若过早及频繁地服用抗生素，儿童再度发炎的概率，高于不用或延迟使用抗生素的儿童。
　　
用奶瓶喂奶的儿童患中耳炎的概率，远高于喂母奶的儿童，而如果用奶瓶又躺着喂则情况更严重。一九九○年的一项耳鼻喉科头颈部手术的研究实验中发现，有慢性耳痛的儿童若实施禁食某些食物，可以百分之百地解除耳痛及增加听力。一九九四年由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医学院所作的一项研究中发现，百分之七十八有慢性耳炎的儿童对食物敏感。而有百分之八十六的情形下，若停止食用会引起发炎的食物数月后，惯性耳炎感染的症状就会消失。只要再度食用那些食物，耳炎就会复发。牛奶是目前发现最大的引发耳炎的罪魁祸首，接着依序是小麦、蛋和花生。
　　
父母们也许会想，要去发现儿童对哪些特别的食物过敏，是一件很巨大的工作而裹足不前。然而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并不需要像科学研究家一样，去做研究并采用一套完整的禁食政策。因为《儿童期耳炎：父亲及医生该知道哪些事情》这本书的作者麦克·许密特（Michael Schmidt）医师，取用了许多研究结果说“耳朵常发炎的儿童通常在禁食垃圾食物及转换到健全的饮食方式后就立刻有改善”
　　
我们有许多很好的理由，应该先试“食疗法”及其他较自然的方法之后才试抗生素。其中一项最常被忽视的理由是抗生素，会破坏肠道中的微生物均衡状态。
　　
其实只有一小部分的细菌对人类有害。大部分的细菌都无害，有部分细菌则对人类大有帮助。像乳酸菌、大肠菌，会制造维生素B，在消化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并会帮助抵抗寄生虫侵入人体。很不幸的，抗生素的药会将好的和坏的细菌都杀死。在肠道内均衡状态被破坏后就会降低免疫系统功能，通常还会造成膀胱感染及其他的问题。
　　
然而当抗生素杀死细菌时，它们杀不掉酵母菌，对女性而言，抗生素使用后的酵母菌大量繁殖效应，造成酵母菌感染的症状特别普遍，而且会成为不易排除的慢性痼疾。
　　
明日的抗生素？
　　
抗生素拯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而抗生素之发现也是医学历史上的大成就之一。但是就连发现盘尼西林的亚历山大·弗莱明爵士，也曾警告过我们，过度地使用药物会造成细菌的抗药性。
　　
很不幸的，没有人听他的警告。当弗莱明说这些话时，葡萄球菌对盘尼西林没有抗药性，而今日，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五的葡萄球菌都对盘尼西林有抗药性。
　　
人类的世代交替可以说是二十年一代，但是细菌只要二十分钟就会产生一代。它们进化的速度比我们快五十万倍。
　　
细菌产生下一代及产生抗药性的速度加上人类滥用抗生素的结果，使目前的情况很不乐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未来卫生科技顾问，也是病理学家的杰弗瑞·弗许医师（Jeffery Fisher，M.D.）的说法“时光好像倒流到了一九三○年，医院中住满了无法治好的传染病人，这些病包括了肺炎、肺结核、髓膜炎、伤寒热和痢疾……只要在医院待一天，就有染上这些病的危险性……我们去医院本来是要治好病，而不是得病。我们认为医院会比家里卫生，而不是充满了危险的病菌。恐怖的是，事实与我们想象的正好相反。”
　　
不久以前，我还觉得现代医院的各种复杂设备、多种医药及其他各种科技非常伟大，我当时认为医院一定既清洁又卫生。但我终于了解到病毒多半潜伏在这些“阿斯克利皮奥的大教堂”内。事实上，医院已经成为新疾病进化的最佳环境。加州大学的毒物学家马克·莱培医师（Marc Lappe，M.D.）说“在某些医院，你有十分之一的机会得到你以前从未得过的病，你在医院得到的病会比你在家里得到的严重得多。这些病菌是非常耐命的病菌。它们可以在清洁剂中活下来。有的甚至可以在肥皂上过日子。”
　　
医院的手册上通常不会提到这件事，不过每年因为在医院得到传染病而死亡的美国人数，高于韩战或越战的死亡人数，并且四倍高于每年因车祸死亡的人数。”
　　
我们似乎被陷在一种恶性循环内。医院中抗药性的细菌进化之快速，好像被人下了咒语一样无法阻挡。于是为了治病，医院又用更多的药量和更多的抗生素，愈普遍的疾病愈是如此。但这只会加快细菌之抗药性，于是又只好用更多更高的药量。在一九六二年，美国医院购买了将近九千四百万美元的抗生素。而在今日已升高了将近一百倍。
　　
这还不包括今日许多医生仍然在病人感冒时所使用抗生素。感冒，就像所有的滤过性病毒感染，抗生素是完全无效的。然而在一九九一年美国有四百万份抗生素的处方是开给与感冒有关的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大部分的处方都是徒劳无功、不需要的，而且增强了耐抗生素的细菌进化发展。
　　
这也不包括我们将超过全美一半的抗生素，喂给专业农场中的牲畜服用。今日大部分的牛、猪、鸡每餐都服用抗生素。这些牲畜的住处及食物都非常不自然、残酷且容易染病，所以固定服用抗生素以维持这些牲畜的生命成为必需的手段。这样一来，不但使食物锤惨遭残存药物之毒害，而且大大地帮助了耐抗生素细菌之发展。英国、加拿大、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不允许固定给牲畜服用抗生素，但是美国的肉业者成功地抗争，得以持续拥有这项权利。
　　
我们已经习惯于可以成功地利用抗生素治疗肺炎及其他细菌性的病症。然而，在一九九○年，玩具布偶（Muppets）的发明人金·汉生（Jim Henson）在纽约一家医院死于一项当时人家都认为可以医好的细菌感染症。很不幸，他的情形并非独一无二的案例。
　　
诺贝尔奖得主乔许·莱德堡医师（Joshua Lederberg，M.D.）说“我们已经找不到对付某些病的方法，许多病人都在等死，因为在许多状况下抗生素已经无用”。
　　
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传染病专家米雪·科恩医师（Mitchell Cohen，M.D.）发明了一个名词描述这个渐渐浮现的危机，在一九九二年，他写下“‘抗菌末期’也许就快到了，我们可能又会见到收容无法治疗的传染病人的收容所。”
　　
有时想想，抗生素降伏了传染病，救活了多少生命，使西方医学多么依赖它，确实是蛮惊人的。但对我而言，这也引出了一项挑战，那就是如何决心再度重建身体内预防疾病、卫护健康的状态。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已经在治疗疾病上愈来愈无能为力，那么我们就有百分之百的理由将重点首先放在预防疾病上。
　　
耐抗生素细菌之出现，连带地使我们失去了抗生素这一项有效的治疗剂。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使我们的医疗系统整合海吉亚的医疗方式，来组合为一项完整的合作性医疗系统。海吉亚的医疗法是全然倾向预防性的，在维护人们健康上也更为有效，因此我们也更不易感染那些要靠抗生素才能医的病。
　　
而阿斯克利皮奥式的疗法，可以说是完全靠着抗生素才发扬光大的。就是因为这些药的力量击败了许多细菌性疾病，令许多美国人认为医生就像神一样有力量。
　　
当这些药效逐渐失去的同时，我们更需要海吉亚疗法的帮助。
　　
合作性医疗：整合两种系统
　　
当我们要治疗多种疾病时，合作性的疗法可以让病人同时取得两种疗法的最佳观念及方法。虽然我认为所有阿斯克利皮奥式的疗法，都被滥用了，不只是抗生素而已。但确实在某些情形下，它们是十分重要的。
　　
举例来说，在鼓吹高纤低脂的饮食法上，我是绝对不会不好意思的，这是海吉亚的方式，因为我认为实施健康的素食也许是人们要自主健康状况的最重要方法，而且这是大部分人都做得到的。但若有人心脏病突发，我绝不会在这个时刻向他说健康饮食的好处。此时药剂及手术确实可以救命。
　　
哪些病症适于使用今日的头痛医头式的疗法，哪些病症不适于使用这类方法呢？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图克桑分校（Univ.of Arizona in Tucson）整合医疗计划之总指导员安德鲁·维尔医师，也是大力鼓吹合作性医疗的医生之一。他说传统性医疗法处理以下各种状况特别有效：
　　
1.对肿瘤之处理优于其他各种疗法。
　　2.诊疗许多紧急状况。
　　3.用抗生素医治急性的细菌性感染。
　　4.医治某些寄生虫及霉菌类感染。
　　5.用疫苗法预防许多传染病。
　　6.诊断许多复杂的病症。
　　7.更换毁坏的股部及膝部。
　　8.在美容及重建外观科技上效果良好。
　　
另一方面，他说传统疗法尽全力也做不好以下的项目：
　　1.治疗滤过性病毒感染。
　　2.治疗慢性、退化性疾病。
　　3.有效地处治大部分精神病。
　　4.治疗大部分的过敏及身体免疫反应性的病症。
　　5.有效的处治精神生理相关病症。
　　6.治疗多种形式的癌症。
　　
如果我腿断了，或盲肠炎，或头骨碎裂，或在严重意外事件中受伤，我会希望有最好的传统疗法来医治，而且会很高兴有这些疗法可以应用。不过，如果我需要住院的话，我会希望有一个认同我的价值观的人在旁，他必须对医疗系统十分了解，能一路支持我，帮助我作决定，并帮助我满足所有的医疗需求。一旦急性的紧急状况过去后，我希望能立刻出院回家，和家人及朋友共同继续我的康复过程，我也许希望有针灸师、按摩理疗师及其他另类医疗师来帮助我康复。
　　
我将传统疗法视为一种“危机急救疗法”。
　　
我认为在某些状况下，当传统性医疗有全套完整的疗法及设备时，还去找寻另类疗法是一种错误的行为。然而另一方面，若想治疗大部分的慢性痼疾，明智的疗法则是首先要改变生活方式，再来，若必要的话，去找寻替换性疗师之帮助。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阅读相关书籍或其他方式的自我教育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这样你才有办法对自己的健康及疗复法有良好的认识。照顾自己健康大部分要靠丰富的健康知识才办得到。
　　
健康保险及健康维护机构
　　
以上这些资讯对你的健康保险究竟有什么意义？对美国居民而言，如果你不想完全依赖今日的阿斯克利皮奥式疗法，则有一种财务上较明智的方法你可以选用。如果你要买健康保险，你可以选扣除额最高的保险。这样一来，你在严重的意外或急病时就有保险（传统性医疗在这一方面很行），而在平时你则不需要付像低扣除额保险客户那么高的保费。如果你不幸遇到一项严重的意外，也不会因为医疗费过高而财务崩溃。
　　
假设你的扣除额是五千美元，则因为扣除额高每月保费低，你可以把这些钱存起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存到五千元的金额。然后，你可以将这钱放在那儿生利息，在有医疗紧急状况时可以取用来付扣除额。在存到五千元之后，你可用每月省下的保费来买健康食品、营养补充品、度假或参加瑜伽课程及任何你想参与的健康活动。在这种方式之下，你花的钱绝对物超所值，你是用它们来买真正的“健康保险”而不是一般保险所保的“疾病保险”，虽然它们号称是“健康保险”。
　　
这种方式还有另一项好处，当你想要疗师做一般的保健服务时，你可以随意选择阿斯克利皮奥式的或海吉亚式的，因为你是自己付账，所以在你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不是在保险公司的官僚系统下依据他们保险的项目请求他们施舍服务。你可以自己选择要谁做你的疗师，并自选你认为有用的治疗方法。你从此不再是自己保险福利下的囚犯。
　　
依我之见，我们的文化在保健上已经有一点疯狂的迹象。如果你有汽车保险，我想你不会想要它负责你的汽油或定期调整的费用。那为什么你会想要健康保险负责你的一般性健康需求？
　　
而且这些保险公司并不是为了你的健康才成立企业。《兰斯特》于一九九五年报告说普天寿保险公司（Prudential lnsurance Company）在烟草类股票上投资了二亿四千八百万美元。其他如西格那（Cigna），旅行家（Travelers）及大都会寿险（MetLife）、爱天那（Aetna）这些保险公司全都在保健业很有分量，但也都是烟草生意的大投资者！如果你觉得没办法信任这些公司，为你作健康上的决定时，我完全了解你的感受。
　　
保险公司平均而言每收到一元的保费只付七角出来做疗费，如果你对自己的健康照顾周到，于是不需像一般人那么多的医疗服务，则你的保费回收就更少。买一个一般标准式的保险就像你在拉斯维加斯赌博一样，赌场永远都是赢家。这就是目前的保险业全貌。
　　
在一九九五年，美国的保险业者很积极地游说立法单位要在因伤害造成的痛楚类病症的保险付出额设一个一生的最高上限：二十五万美元。另一方面，这些保险公司的总裁通常两周的薪水就可以赚这么多钱。美国国际团体保险公司（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surance Company）的总裁茅利斯·古林堡（Maurice Greenberg）也是该游说的主要推动者，他在一九九四年赚了一千二百零八万美元，也就是每周二十三万二千三百零八元。看起来好像他认为他一周的工作时间要比一名保险人一生的痛楚来得值钱，而且这名保险人的保费，正是这位总裁薪水的来源，这一项裁减经费之计划，可能会大大伤害许多保险人，但保险公司因此得到的利润，则会大大地回报在这位总裁身上。
　　
不过在另一方面而言，也许古林堡和他的同业比较又觉得自己很穷。旅行家保险公司的总裁S.I.韦尔（S.I. Weill），这是另一家在烟草上作大投资的保险业者，他在一九九三年收到了超过五千二百万美元的公司补贴金。也就是每天二十万美元。
　　
那如果参加管理性保健或健康维护机构（HMOs）又怎么样呢？这些机构在压榨经费上更是恶名昭彰。他们通常不付急诊室的各项医疗费用。而且似乎在运用非人性化系统，让保险人及医疗业者都觉得像丧气的小兵这一方面特别有办法。就连想要多花点时间在病人身上，希望能好好对待病人的医生，都被强迫要采用一种生产线的想法来作业。为健康维护机构工作的医师，通常会被机构付费要他们尽量不对病人作处理，并且会被强迫处于一种医生个人财务收入与病人医疗需求完全相冲突的状况下。这是一种造成医生与病人互为敌人的厉害招术。我预测在未来的数年中，我们会见到愈来愈多的诉讼，控告健康维护机构及其工作医师的不当医疗及无能医疗。
　　
如果把这些机构看成专为创造利润而存在的机器，则它们都做得很不错。在一九九五年《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最大的九家股票上市的健康维护机构，所赚的现金足够他们“在未来一百三十六年买下每一年全美足球总决赛的所有电视广告时间”。这些公司的现金及股票收入使它们的总裁们平均每年收入七百万美元。
　　
我想没有几个人会喜欢见到我们的保健机构定下的规则，是为了赚取以上提到的那些利润。
　　
就像厨师不吃自己做的食物，许多健康维护机构及保险公司的高级干部，大多不使用自己的保健机构之服务。如果法律规定他们要用自己的保健服务时会怎么样？病人是否会受到较好的待遇？
　　
帮助人们过更健康的生活
　　
现在美国有许多人没有保健，更重要的是，许多人根本无力接受医疗。我们十分痛苦地见到他们的穷苦，以及见到这些钱被少数贪心的人吞去。美国医院公会（Hospital Corporation of America）的总裁汤玛士·F.弗瑞斯（Thomas F.Frist）医师，一九九二年赚了超过一亿二千七百万美元。一天薪水超过三百五十万美元。
　　
我们偏爱阿斯克利皮奥式的疗法害得我们很惨。这导致体重过重及过度操劳、心脏负担过重的人不做该做的饮食改善，而去做危险并要耗资三万五千美元的心脏血管绕道手术。导致了患头痛的人被送去做MRI扫描，而没有人教他们任何放松及调整心理压力的技巧。导致了昔日的棒球明星，年华渐老又有酗酒症的米奇·门陀（Mickey Mantle）做完耗资二十万美元的肝脏移植后于数周内死去。导致了愈来愈多的儿童遭受营养不调及其他各种因贫穷而生的健康问题。导致了医疗费用快速增长，而健康情形却每况愈下。导致了愈来愈多的人完全无法享受到任何医疗。
　　
如果我们不再将钱投资在那些致命的监视器、化学疗法、人工心脏以及其他各种效果存疑的高科技医疗手续和相连一气的官僚作风，而改为将各种资源投资在教育性的、低科技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支援工作上？我们的未来是否会改善？
　　
这些工作包括了：
　　1.社区健康诊所。
　　2.补助全麦面包、糙米、新鲜蔬果及其他各种健全的主食品，让大家都买得到，买得起这些食品。
　　3.改善空气及水的品质。
　　4.安全而廉价的住屋。
　　5.健康的学校午餐。
　　6.篮球场、排球场、脚踏车道、慢跑道、公园及其他娱乐设施。
　　7.社区中心及社区花园。
　　8.家庭计划服务。
　　9.产前服务。
　　10.喂母奶及新父母支援团体。
　　11.有效育儿训练。
　　12.营养学教育。
　　13.解决纷争训练。
　　14.生活技巧及职业训练。
　　15.支援有机农耕及其他各种永续性、对土地低耗损的农耕法。
　　16.补助维生素及各种必须的营养补充剂。
　　17.公共图书馆。
　　18.解决文盲之课程计划。
　　
如果我们确定所有的孕妇都有足够的营养并得到产前服务，则我们的生命是否会大有改变？我们的产儿过轻和过度早产儿的比率是否会大幅下降？我们是否会不再那么频繁地，需要替每一位过早产儿花二十万美元让他活下来，而且就算救活了也大多数都有脑部坏死的症状，更甚者是大多数只能多活几年而已？如果我们不再将百分之二十的保健费用花在那些类似植物人的病人死前的几个月，而改为尊重他们终结生命之要求，不再将那些增长痛苦的机器插在他们身上？我们的未来究竟会如何？
　　
如果我们从此禁止烟酒的广告？如果我们将那些毁坏健康如烟酒类的产品课以重税的话会怎么样？如果我们停止补助高脂肉类和乳制品的话会怎么样？如果我们将保健计划改为以健康状况为本，而不再以疾病状况为本的话会怎么样？
　　
如果我们发动更多的资源，帮助人们过较健康的生活的话会怎么样？要知道我们的高科技、介入性、阿斯克利皮奥式的保健疗病法要消耗全国产品的百分之十四，这个数字超过了一兆美元。
　　
预防性和合作性的健康保健方式不但能帮助大家更健康而且可以省下数以千亿计的金钱。

#日志日期：2009-6-12 星期五(Friday)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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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9-6-17 7:57

崔卫平：建立世俗世界的美学

● 崔卫平

一、问题的由来

这里是已故诗人海子的一首诗。将这首诗再度带到我们面前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对于这首诗的解读。

《面对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王一川教授之所以提到这首诗，是因为在一则电视节目里，这首诗遭到了十个著名节目主持人的齐声误读，它被阐释“成了诗人关心普通人的幸福生活，关爱日常生活，关爱日常生活”。而在王一川教授看来，这种“诱导”是对于观众的一种“危害”。在经过一番辨析之后，王一川教授提供了他本人对于这首诗的理解：这首诗无关日常生活，恰恰相反，它是抵制日常生活的。它“告诉我们幸福不在日常生活本身，而在更高的超凡脱俗的幸福幻觉的体验，是在对瞬间的精神性的或者是彼岸的一种幸福的闪电的追求。……诗人，（这）是用语言去捕捉稍纵即逝的幸福的闪点，真正的幸福其实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1

笔者当然不同意这样的读解，但不同意本身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对于一首诗存在不同的解读，这再正常不过了。然而如果在不同解读的分歧背后，存在着为广泛意义上的立场分歧，它们甚至是原则性的；抑或分歧涉及某些迄今仍然没有浮现出来的某些维度，这些隐蔽的维度与文艺理论界的某些根深蒂固的观点有关，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化一些时间来阐述和讨论这些分歧。

既然缘起于这首诗歌，对于它的理解则需要交代几句，而这需要结合海子创作的其他情况一并考虑。对于海子，可以说一方面他在诗歌中释放了大量的关于“远方”的想象，甚至创立了一些关于“远方”的独特句式，比如“更远的远方”（《远方》）、“远方的远”、“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九月》），但是另一方面，他同时又释放了许多关于“近处”的想象，这首诗中“喂马劈柴”、“粮食与蔬菜”便是，再有比如脍炙人口的“麦子”、“麦芒”，它们来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眼前日常生活，这同样是这位诗人的成就和感人之处。要说这位天马行空的年轻诗人仅仅眼睛朝上，完全超越了尘世，超越了肉体，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更确切地来说，这是一位既热爱天空也拥抱大地的歌手。就他个人来说，他也并非超越到纯精神世界中去，而是在精神与肉体、尘世与上苍之间来回往返，同时这种往返及徘徊、挣扎也是他的诚挚和可爱之处。

他时时感到自己体内存在着那些沉重晦涩的元素。在《天鹅》那首诗中，他写到当夜里听到“远处的天鹅飞越桥梁的声音”，而我只能用“身体里的河水/呼应着她们”。天鹅们飞越泥土、飞越黄昏、“飞过一座远方的桥梁”，“而我身体里的河水却很沉重/就像房屋上挂着的门扇一样沉重”。3再有，在长诗《太阳》中，他写道：“我总是拖带着具体的黑暗的内脏飞行/我总是拖带着晦涩的无法表白无以言说的元素飞行……这敏锐的内脏和蛹/我必须用宽厚而阴暗的内心将他们覆盖”。4对于读惯了高蹈的浪漫主义诗歌的人们来说，这些句子显得疏异怪诞；那些“晦涩”的元素并没有从诗歌中根除抹去，作为十分真实的存在的因素，它们转化成了不可忽却的诗意元素。很难说，它们仅仅是为了超越而存在的，更不能说，在作为跳板实现“超越”之后，它们的意义便荡然无存。

假若海子地下有知，得知王一川教授将他的诗歌解释成追求“更高的超凡脱俗的幸福幻觉的体验”，他会作如何想。至少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譬如“日常生活”、譬如“身体”，都还是被驱逐的因素，并非理直气壮。而这首诗写于1989年1月13日（这个日子离诗人该年3月26日选择结束生命只有两个多月，）它至少可以看作一个奔波“在路上”的人，感到疲惫之后，朝向世俗生活张望的一瞥；或者是一个多日行走在途中的人，偶尔也会朝世俗人群投去亲切的目光，从中感到片刻的轻松和愉快。而之所以这样做，在于这位诗人始终尘心未泯及童心未泯。要说这首诗中直接歌颂日常生活，取消海子诗歌中“近处”与“远方”之间的张力，这是不妥当的；但是说它正好构成对于日常生活的否定，认定其中的议题完全不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显然不符合这首诗及海子的创作情况。

显然王一川教授是将他自己的某些东西投射到这首诗中去了。他从这首诗中读到的东西，正好是他自己刚刚放进去的东西，是他自己随身携带的某种对待幸福、世俗生活以及美感产生的立场，它们更为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意义的瞬间生成》这本书当中。这本1988年出版的书，可以看作八十年代“审美解放”浪潮中的一个标本。然而与“文学的自主性”、“纯文学”、“诗歌到语言为止”这些提法不同的是，王一川教授的这本书有一个超出文学的视野：诗歌不仅是语言的游戏，它作为一种“中介”，提示着人生意义的另外一套解决方案。被称之为“体验美学”的这套表述的核心在于：“它始终不渝地顾念着人生意义问题，渴望超越此在的无意义与有限境遇，飞升到意义充满与无限境界去”，这个意义充满的地方只能在“彼岸”，所谓飞升即“飞升到彼在的绝对、无限、永恒之境”。6同时王一川教授在书中表明，他是在一种深感无奈的状态之中，将自己的目光从“此在”转向“彼在”，即从人间转向天国的：“人生的意义本来应当在生活当中、在日常生活世界解决，但这个世界又委实不如人意，当然只得舍此求彼，把希望转投体验的瞬间了。”7“舍此”岸，“求彼”岸，听上去颇有一些神学的味道。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于八十年代人们的解决方案，尽管三十年后的今天，或许这些当事人都需要一个自我反省。令我受到触动的是，我是在2007年12月份一次会议上，当面听到王一川教授如此解读海子这首诗的，而在场的除了一些专家学者，还坐着100余位来自王教授所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年轻学生（包括本科生、研究生等）。可以想象一下，年轻人在经过了权威教授这样的“诗意启蒙”之后，会对眼前的人生产生什么样的感受和认识呢？如果这种瞬间体验出来的“意义”，仅仅在与世界阻隔之后才能够得到，其结果也并不能够带到日常生活中来，那么，当他们离开教室，会不会对于自己所处的世界感到更加气闷、更觉迷茫？更加不能体验到在这个世界面前自身的力量？尽量地与这个世界产生疏异、疏离，这难道就是审美教育所需要的最终效果？这是真正令人感到担心的。也是在这次发言中，王一川教授不止一次流露出对于八十年代“诗意启蒙”传统的怀念。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启蒙”？“启蒙”是进一步造成目光是向上还是造成一种与世界之间的平视？

二、从隐喻到转喻

不可否认，八十年代形成的某些东西，仍然在今天的语境中强有力地渗透，它们不仅作为记忆构成与今天的潜在对话，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当下人们的头脑。2000年李陀先生提出对于“纯文学”的再思考，笔者不一定同意他的表述，但是同意他对于八十年代重新反省的立场，并认为非常必要。所有那些在特定语境下形成的东西，为了摆脱政治控制而形成的一系列表述，当然有它们的积极作用和历史意义，其影响甚至不仅是在文艺理论领域，而是帮助促进制造了那个年代整体社会文化气氛，起到了一个“解放人心”的作用。但是这之后中国社会又往前走出了好几步。当然不能说文艺理论的发展一定要与社会同步，然而显然，由更早更为逼仄的社会政治语境所产生的那些“超越性”表述，不能说就是关于文学的永恒定论，而不需要回过头来重新审视。

一个明显的理由是，不管是文学还是文学理论，都要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构成某种关系而不是没有关系，对于现存社会或流行价值的形成某种张力而不是止于其间，对于既有的思想和精神腐败造成某种压力而不是混迹于其中。至于这种“张力”和“压力”如何表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要看我们能否在汲取此前教训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一套更加有说服力的理论表述，而不是简单回到从前的提法、路径上去。

因而目前所需要的是，如何从文学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如何将“张力”和“压力”翻译成文学的语言，看看从写作的角度，我们能不能提出更为妥当的方案，从而使得文学与“这个世界”联系起来，而不是远它而去？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谈论了这么多年的“人文主义”，乃至“人文主义”被看作八十年代的一个主要标签，但是如何看待世俗世界，尤其是如何发展出一套与世俗世界相匹配的美学文艺学，它不是以否定世俗人生为目标，不是以能够超出这个世界为荣，更不是以不同名义的迷狂状态为指归，而是能够在看得见的这个世俗世界之内，在熙熙攘攘的这个人世间，重新寻找文学的含义和立足点。事实上，这个世界已经无可奈何地世俗化了，但是世俗化不仅仅等于庸俗化，不仅仅等于沉沦和无聊，这要看我们如何努力，如何为这个世俗世界寻找和建立尺度。

分析王一川教授在八十年代，如何养成了那样一种对于悲观厌世的人生态度，不是本文的任务，而是一项更为深入的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的工作。它关乎整整一个时代的精神氛围。王一川教授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本书《意义的瞬间生成——西方体验美学的超越性结构》，如今读来令人别有一番兴趣。在他的笔下，聚集了一群以形而上学或总体的方式提出世界图景的人们，他们所表述的世界看上去主要是“负面”的：柏拉图的“影像”和“洞穴”、康德的“分裂”及席勒的“断片”、叔本华“欲望”“痛苦”乃至“痛不欲生”、尼采的“颓废”、弗洛伊德“焦虑”、海德格尔“烦”、“沉沦”的图景、杜威“动荡不安、危机四伏”。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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