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前此萧默的《“寻找家园”之外的高尔泰》可见本博客(天涯网萧默博客:
   http://blog.tianya.cn/blogger/view_blog.asp?BlogName=xiaomo0762)或天益学术网萧默专栏。高尔泰的《昨日少年今白头——一头狼给一只狗的公开信》颇长,此不载。可查见同时载有前文的: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idWriter=0&Key=0&PostID=16373046&BlogID=4872
    
    高老先生尔泰:
     拜读了您的近日大作《昨日少年今白头——一头狼给一只狗的公开信》,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题目取得好!前句是那么富有诗意,后句呢,借用一位朋友的话,则“触目惊心,啮啮之声可闻矣!”对比如此强烈,内容必定精彩。
     想来,是应该有所回应了,也许,字数不会如我原先预计的那么少。但在回应以前,先请阁下读读在下在尚未读到大作之前与友人的的两篇通信。前者是前所未识的一位青年历史学家寄来的。她读到了我为征求意见寄给朋友的书稿,写得平和冷静,具有一种女性式的温婉之气。曾经有人将此文上网,近日查不到了,也许是拙书尚未出版之故。后者是我给她的回信。为精炼和规范文字,二者都略有删改,并经原作者过目并同意引用。可以说代表了读者和我仅在一个多月前还保有的对您的尊重和期待。
    
    《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读后感
    齐克彬
    
     花了六个钟头,我一口气读完了萧默先生《一叶一菩提》20万字的书稿。
     曾经很讨厌中国人写的传记性文字和影视。古代的篇篇像是墓志铭,传主个个忠孝两全,面目可憎;当代的则是高、大、全,围绕意识形态胡编乱造,主角一定道德高尚,比圣徒还圣徒,直让人怀疑为非人类,读了徒生上当受骗的愤怒。但我却很喜欢西方的传记文学,传主有血有肉,个性突出,总能从他们身上得到启发,因为能感觉到他们的真实存在。
     《一叶一菩提》呈现给我的就是一段鲜活的历史,一群生动的人,一座让人震撼的艺术宝库,还有作者以一颗真诚的心对人性与社会的体认。开读以后,敦煌文物研究所这个小世界里的人物命运就一直让我牵挂,欲罢不能。连续的阅读,尘埃落定,才终于定下心来。比起杨绛先生的《洗澡》,《一叶一菩提》更残酷,更真实,因而也更有价值。……
    有关高尔泰先生的那些文字,是此书描写得最生动传神,对人性挖掘得最为深刻的部分。几年前读《寻找家园》,高尔泰先生的坎坷经历就给了我深深的震撼,他的文笔让我赞叹,思想的自由更让我钦佩。作者不愧是画家出身,美学研究者,观察入微,文章犹如展开的画卷,引人入胜;笔下的人物也栩栩如生。字里行间,作者特立独行的性格贯穿始终,是一位一般世俗规矩不能约束的奇人。
    今天,读了萧默先生笔下的高尔泰,我的这些印象在萧先生这里得到了印证,也得到了扩充。很喜欢萧先生记录的高先生关于"体验"的高论,那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的宣言,对于我等总是想法多于行动的人来讲,颇有启发。性格的执拗和多年的屡遭不公让他斜眼看人间,像一头离群的狼,孤独、敏感,时刻提防被袭击,并在感觉到危机时先发制人。萧先生虽遭到高先生的告密,却因为工宣队的保护并没被揪斗,从而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中能够基本“全身而退”(只被“内定”为“五一六分子”,直到他离开敦煌时,自己都不知道),比起高先生长年经受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算是万幸了。萧默先生被高尔泰先生告密而被另眼相看,几年中感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因而愤怒,不能原谅朋友的背叛;而高先生早在五七年就被划为极右分子,文革又再次被揪斗出来,周围全是监视的眼睛、蔑视的眼神,思想自不必提,连肉体都到了被消灭的边缘,他更有资格不原谅那个社会吧?
    在高先生的所有文字中,都不见提及他的朋友萧先生,没有写批斗会上革命群众,包括萧先生对他“声嘶力竭”的批判,也没有提自己向工作组揭发萧默先生“偷听敌台”,是否他觉得在那“互相啃咬”的年代这种告密太家常便饭,不值一提呢?如果这种可能是肯定的话,那他就是把萧先生忘掉了。但愿如此!而如果是否定的话,我猜,不提萧先生恰恰是因为不能忘记吧?萧先生在兰州开会时,高先生特意来访,我理解那是含有致歉的意味,但萧默先生没能原谅他,也是可以理解。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但我还是为这样的结果感到遗憾,宽恕本不是廉价的,“犯错是人,原谅是神”啊!
     ……莫高窟清苦寂寞的生活总算成就了艺术家的事业,萧默先生成为著名的建筑艺术与理论学者,远在美国的高尔泰先生靠了当年在莫高窟的摹写积攒的素材而能安身立命,莫高窟没有亏待他们。
    
    齐克彬 君:
     刚刚读了您的《读后感》,我又为您的《感》所感了。虽然这本书浅薄平易,也没有什么大道理,但你却是用“心”来读的。
     柏杨先生在狱中写了《中国人史纲》,序言中说:“数千年来,墓志铭在中国文学史上,占重要的地位。凡是善于阿谀死人的作家,如唐王朝的韩愈,都享有相当地位和相当财富。墨索里尼的儿子在纪念他父亲的文章中,说他父亲:‘喜欢古典音乐,看见我开始弹钢琴,非常高兴。他为人极为和蔼,对人更是温柔。’我们不认为墓志铭、行传、家谱之类,全都比墨索里尼的儿子所提供的,更为可信。”现在这些东西不多见了,却又有了“国家领导人”的“悼词”,还有更多主题先行的新“文以载道”者,继承着他们的老祖宗、首创此说的韩愈的路子,写的诸多难以卒读的所谓“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之类东西(不是所有的)。所以,我与您有同感,都和柏杨先生一样,不认为这些东西“更为可信”。而失去了可信,也就失去了一切。
     您遗憾于我没能在当时就设身处地地理解高氏的道歉之意,没有及时了结这段恩怨,是很对的。人的确都有局限,也许千百年会出一位圣人,但在普通人当中绝对没有完人,当然包括自己。我甚至还“声嘶力竭地”在斗争会上批斗过高。为什么这些情节在书中都出现了?就是为了“真实”,斗争会上我也做不到“免俗”。即如翦伯赞前辈,为了拒绝说假话坑害刘少奇,老两口双双以死抗争,何等伟大。但他的右口袋放着安排家事的遗书,左口袋的字条上却写着:“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也没能做到“免俗”。文革中全国第一位自杀者邓拓前辈也是这样。我既然不是圣人,就做不到“以德报怨”和“免俗”。要写出真实,就不能为自己免责,也不能不揭开自己的丑恶。但经过这么多年,我早已原谅高先生了,我觉得这些事,是在那个“互相啃咬”的年代,我们全都同时上当了。所以在文末才写出了那段话:“真想抛掉过去的所有恩怨,就像我们在大泉对岸小山梁背后的戈壁滩上一样,倾心地再谈一谈。”但是,据我对高先生的认知,他对我的文章可能仍有不甘。这也难以怪得,他当时完全脱离社会,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竟以为我也是打手,揭发萧某人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然无可指责。他没有机会读到全书,以为我只写了他。可能也不知道我在当时,同样也是被监控的对象,待俎之猪狗,以后还被打成了“分子”。为了回应我这个“打手”,直到现在,他又再一次做起了“白日梦”,把真实和梦境又混到一起了。我可能还会回应他几句。
     甚至,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拿你这篇文章参加对话也可,我则只需不多的字略为真象释疑。当然,这决定于高先生白日梦的做法。
     ……真的非常羡慕你们这一代人,中国的前途就放在你们的肩上了。我不是搞政治学的,以前并曾非常地不感兴趣。但近十几年来,越来越令人担扰的国家发展问题又使我这个有话就说的人坐不下来了,以致现在已放弃了全部的专业写作(除了几种著作的再版修订),也试着写了几篇政论习作。最近的一篇“政治板块”写了两个月,读了近百篇文章,很难。既要事事都有出处,又要有观点,还要不犯忌,也希望听到您的意见,在天益网点“学术”查我名即可进入敝专栏。
     祝勇猛精进,并春节愉快!
     萧默 2009-01-10
    
     其次,还要请尔泰先生费心读读《“寻找家园”以外的高尔泰》刊出并收到以后立即寄给您的信。是随同文章复印件以航空寄到美国的,两个月后退回来了。又转寄给了您在南京的子女并加了附言,请其代转给您,没有退回,也未见回信。
    
    尔泰兄:
     得知了您的住址,但不知e-mail址,只得写信了。
     去年我写了十几篇回忆漫笔,其中《“寻找家园”以外的高尔泰》(及其他少数篇)已发,呈兄一阅,载于香港《领导者》08年第一期。
     我的写作原则有如兄之《寻找家园》,重在坦然求真,揭示社会,对许多当事者包括自己乃至常老不免都有所褒贬,尤其如何(山)、苏(永年)辈,更痛揭无讳。若此文于兄有所不当,尚乞谅囿并望赐教,或可另文网上驳之,均所欢迎。
     若蒙不弃,欢迎来京时光临寒舍或联系,或可作白头往事竟日谈耳!听说高林侄尚在国内,来京时亦盼见面。
     耑此,并颂
    近祺并春节愉快!
     萧默 白 08/01/18日于北京
    
     此外,在“高”文发表后,曾有境内一刊因转载事与我有过联系,现将我当时的答覆也转给您:
    
     我又琢磨了一遍,大概以下几处需要解释一下或加以修改:
     P4;“但我们今天看看高揭发贺的材料,又算得了什么?无非是……”其中所指高告密贺的过程和内容,以及贺、施被揪后高的“复仇”神情,都直接来自高氏自著《寻找家园》。
     P7;关于甘肃师大教师陈克俭被高告密以致自杀之事,在敦煌很多人都知道。为再次核实,去年(2007年)我趁到孝感开会之际,曾专门绕道武汉拜访了原在敦煌工作的画家姜豪先生再次回忆。他肯定的确是事实,说他还曾在兰州与甘肃省雕塑工厂的雕塑家罗代奎和省出版社某位一起,向高尔泰谴责过这件事,姜先生也当面指斥了高。不过他说此事发生的时间是1964年,不是我记忆的1965年。他还补充了一些情况,说某天高尔泰、陈克俭,还有另一位,从城里买了驴肉回到莫高窟,一边喝酒一边发表议论,说了不少“反动话”。他们三位一天与姜同行,吵了起来,要姜证明什么东西,姜没管。还有,高写的揭发陈的材料是高先交给所党支部书记李承仙,再由李转给师大的。我考虑,1,我只能按我的记忆来写,我确实记得65年佛诞日几天见过陈克俭,长得像个维族,且究竟是64年还是65年关系也不太大;2,他们喝酒或是先交给李与否等情不是关键情节,又牵涉到李,不必写得太细,且也是姜先生说的,此前我并不详知,故可不改。当然,按姜先生的意见改也可以。
     P8:“我读了以后,可以打赌,一定有人举报了,而举报者不是别人,绝对肯定正就是高尔泰本人!”此处的确是按我现在认识到的高氏的人格逻辑推测的(文中可以看出),为慎重起见,可以删除。
     P9:高氏在社科院哲学所又揭发了别人的事,文中写了:“‘丁一你认识吗?’我问。”此丁一就是哲学所所长●●先生。大约80年代初我与时在该所工作的朋友●●●同到他家(王府井附近,离●●●先生当时的住地不远),我问到高为什么没留在哲学所,是●●亲口向我说的。他还说高这一次揭发的是推荐高到哲学所工作于高有恩的●●●。正是因为高的告密不可信,怀疑他的品德,才不再留高工作了。但我为什么在文中将“●●”改成“丁一”,以及为何未提其他人,是因为不想拖出这些人名,应可理解。
     此外:
     P3:“在敦煌,他看中了县邮局一位挺白挺好看的年青女士……”一段,此事发生时我在所里,虽属事实,但与主题无关,又属私事,可以删掉。
     P9:“是人格堕落的表现”一语,的确是我当时说的,但用语似太重,也可删除。
    
     好了,现在我可以就您的《昨日少年今白头》直接应答了。请恕我冒昧,读了大作,您已令我彻底失望了,所以此文不会很短,但会尽量简洁,重点放在对阁下的人格再做一点点解析上。我不想与您过多纠缠一些被您弄得颠七倒八的事,但为对读者负责,有些还不得不说,谁让我遇上了您呢!
     一,拜读大作后,发现您至今仍是我在《“寻找家园”以外的高尔泰》文中说的:“总是把自己周围的人几乎都预设为自己的敌人”。您这篇文章也不改初衷,首先着眼的并不在于事实,而是极力把萧某妖魔化,尽力为自己的告密行径寻找理由。举例如下:
     您完全无中生有地说:1967年(为节省正文和免得浪费读者时间,类似这种胡编的事,有欲了解详情者均请见注),在山沟,“你背着手在工地上走来走去,监督劳动,我们牛鬼蛇神挖土。我挖着挖着,浑身燥热起来,就把上衣脱光……你走过来,告诉我不许赤膊……你勃然大怒。喝令我立正低头,问我‘是不是要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您还说,“你是作为看管阶级敌人的民兵监押着我们来回的”。这段杰作,连我读了,都觉得此萧某人实在太坏,不打死也得痛揍一顿!您也必会得意,都快要入土为安了,居然还编得出如此似乎最具“杀伤力”的故事,您又为您的告密(揭发萧默可以判处“现行反革命”重罪的偷听敌台)的不屑行径筑造了一座多么高的正义之坛啊!但,这都是哪一码子的事?我在山沟里劳动是1969年夏到冬天(不是你胡编的1967年),当时的我是被革委会视为待揪人员派到山里放羊的。我早出晚归,根本不在你们劳动的现场,怎么可能不管我放的羊当监工,“背着手在工地上走来走去”,还能监押着你们来回呢?此时的我也和我放的羊一样,处于待宰状态,实际上与您的处境也差不多,最终也没能逃得过“五一六分子”的命运,岂能有此般伟大的革命气概?(注一)
     您又说:“抄家是群众性的,你也来了”。在宣布对您的处理结果的“宣布大会上,你上台教大家唱样板戏《红灯记》,该不会忘记。”又岂不知,这些事都发生在1966年秋冬之际(见《寻找家园》),而我全年都不在所里。(注二)
     为了渲染萧某人又是何等的卑劣,您说我先是“革总”派,贺、施是我的“领袖”。“革总”失势后我又投靠了“革联”,并适时地加了一句“你该不会忘记。”如此铺垫之后,您说您只得找了还“处于劣势”的革联苏永年揭发了我。您简直把我弄疯了!在一年多的派性时期,我与苏从来都是“革联”的,贺世哲、施萍婷是本派的对头。这些,在研究所谁人不知。而您1969年秋从山沟劳动结束回所时,何曾还有“革联”?您找的不是“处于劣势”的“革联”的苏永年,而是灸手可热的革委会副主任、比何山更左更狠也更蠢的苏永年,恰恰显示了您的告密本领,您不说我还不知道呢,真是佩服之至。您不但用如此的方式把萧某丑化,更重要的是为背叛朋友这种为世人最不耻的行径脱罪。(注三)
     您说为了写您的这篇万言大作,竟花了“几天时间”。我想,以您的才华出众,必不致如此,想是为了掩丑,只得编造,而要编造,又得自圆其说,那却谈何容易,怪不得太费精力了。都七十五了,以您的“著名美学家”和被刘宾雁封为“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前三名”之列的高贵身份,却还要耗神费力作此等下贱撒谎之事,您这不是跟自己较劲吗,活得的确太累,实在可怜可鄙也哉!但编出来的东西毕竟难以圆满,只须稍加点拨,自会漏洞百出。以上也只是点到为止,其他一切可知,不说也罢。可我这篇与您的篇幅差不多的文章只用了不到三个小时,因为无须造假,省了许多工序,一挥而就可也,又何等轻松潇洒!
     您也太过分地向读者的智商挑战了,您那个总爱显摆出来的“你该不会忘记”,不过是傲示您是掌握事实的,但却是那么令人可厌。您的编造,只要认真去读,没有发现不了的(只是在我看来实在不足道者,萧某人懒得“发现”而已。说句悄悄话,您的大作,我真的只是大致一览,甚至懒得读完的)。至于您那些满口的粗俗谩骂,显得气急败坏,更令人为您扼腕。一位学者,怎么可以是这个样子,难道不会稍稍幽默一点?
     其实我很为您可惜,性子也太急了点。我给您的信不是明明说了有十几篇回忆漫笔吗,何不等全书出版,您再来编造,必定可以再“圆满”一些。可现在已经不行了,您要是再编,还得与已编者,包括《寻找家园》中的编造,再“圆”它几个来回,更不是“几天时间”就能办到的了。但那还有什么意思,我是连“一览”也懒得的。
     二,不管您是怎么想的,我还是想尽量善意地给您高尔泰老先生提一个醒——您不但品德失修,而且还有病——人格分裂症,且非常之严重非常之奇特。我原以为事情已过了整整四十年,您也已入暮年,会对自己有所反思的,却又一次太书生气了。我就是想再原谅您一次,因“懒病”太深,也难得为之了。
     症状之一是表面似乎坦然,内心却极其自私。自私当然是人的本性之一,甚至是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动力,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利益被别人夺走,总想着最好先顾好自己生活和家庭。但人毕竟不是动物,正常人总会有一个度,最低的就是不能伤害他人。而您却走到了极端,超乎了常情,为了讨好权势者,乞求为已免罪,不惜多次干出了超越人格底线的事。您不要以为只凭着您的著作,就可以在不太了解您而涉世未深的青年中掩盖您的这一绝症。我就读到过一篇题为“高尔泰的另一面:被我言中了他的阴暗”的帖子。既曰“言中”,当然是早有此悟。曰:“八六年,高尔泰的幼年失母、生活坎坷的女儿因为被大学先录取后拒绝而疯癫。九二年,高与夫人离开病情时好时坏的女儿潜行去国,三个月后女儿自杀,和她不幸的母亲一样,没有活过二十五岁(据此:所指似是前妻李茨林所生的高林。我还曾盼着和她见面呢,却是如此下场——萧)。处境使然,每个人自有选择,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不过不是忍心人,何能至此”。我不屑于揭你,这可是上了网的。对亲生女儿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帖子还说:“写作本是表达,藏不住的本性,曲折的逗漏。他遮掩自己的卑微懦弱,这些卑微被小心的投射到了别处。”(http://qzone.qq.com/blog/30410706-1200602484)这位网友为何有此感悟,我想,那可能就起因于您的著作老是迁责于社会,于他人,从不反思自己,至而令人起疑。一篇题为“高尔泰把自己打扮成圣人,但他的真面目究竟如何呢?”的网帖也说:“本人还认识一位高尔泰先生当年的老友,这位老先生对高的为人、性格等方面的看法与萧默先生简直是不谋而合。所以说,高尔泰最需要反思的人也许就是他自己。”(http://tieba.baidu.com/f?kz=522647325)今天是元宵节,有敦煌的朋友来电向我拜节,他说:“他要是反思了,就不是高尔泰了。”他要我在文章里一定要写上这句话。
     症状之二是表面豁达,内心却藏着极端的复仇心理,以至睚眦必报。您可知您的一些文章为什么被一些刊物所拒,就是因为您到处骂人,甚至在《读书》上还骂了您的恩人常书鸿老人家,指责常老复了官位忘了旧情(收入《寻找家园》时改了)。您这种欺师灭祖的行为,仅只是因为常老家当时有客人要来,不便留您久谈而已。曾被您陷害到想要自杀的贺世哲先生和施萍婷女士是我所知最典型者。他们给我写道:“我倒不同意你对他的评价(萧:我曾说《寻找家园》有关敦煌的事“可信度至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我们都认为他说的东西,有百分之八十是假的。……他说段文杰的那些事(萧:属隐私),组织上做过调查,早有结论,他还那么写,缺德不缺德?常书鸿给他赠诗,可能吗?一句话:处处不忘抬高他自己。……高尔泰就希望有人理他。过去他给我们说过,他的美学文章,人家批评他,有了名,他再写文章检讨,又有稿费,名利双收。那副洋洋自得的样子,我至今记忆犹新。此人就是一头狼。”他们虽然遭到了您的残酷伤害,却不屑于理睬您那些接二连三再次伤害他们的文章。今天施萍婷也来电话拜节,甚至还劝我不要回应您,秉性是多么善良。我说,我可以原谅所有的狼,唯独“中山狼”例外,况且,我已经原谅过了。一味的宽恕并不是仁慈,而是愚蠢。她哈哈大笑,我才意识到失言了,把她也纳入了“愚蠢”之列。才又说,我敬佩于你们的修炼功夫,但我是俗人,越老越俗,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症状之三是表面似乎镇定,内心却是极度的恐惧与惊惶。不相信任何人,一旦自以为面临危险,立即无情出击,先下手为强,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很久以来我只把此同情地归因于您曾经受到过迫害的经历,但为什么别人不这样呢?以后才认识到,这确实既与您的品德有关,也是一种病态。美国的精神病医疗可能比中国的好,作为您曾经的朋友,仍想劝劝您,您病了一辈子了,现在已老,是该重视了。那些一味捧您的、未曾相处过或相处不深的人,不一定会察觉到这一点。
     症状之四是表面似乎无争,内心却是极端的自恋。您的本钱就在于您富于才气(却不幸属于“文人无行”类)。您总觉得,像您这样的超天才,居然也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从此将个人的一切不幸都归于每一个人,发展到仇恨社会,就更无一点自知之明了。您自恃受到过迫害,便有权骂遍一切。可您曾否想过,世上有才者不止您一位,有的更远远超过了您;中国人受到不公对待的也不止您一位,仅“大跃进”就饿死了3755万人,不死的也有比您的遭遇悲惨得多多者,您有什么权利睥睨一切,骂遍天下,包括您的祖国?您昧着良心害了多少人,还要写文章再骂人,就不许被害者也来说说?您自称“寻找家园”,却寻到美国去了。这倒也可以理解为时势所迫,由不得您。但世上的中国人,无论在国去国,无论是否受到过迫害,有志者都在寻找着民族的发展道路,反思中国社会的改造之途,在网在刊,每日何止出现千篇文章。我在《一叶一菩提》序言中也说:“若人们仍仅停留于倾诉、揭露或是追究某些大小人物的个人责任(并不是说完全不需要清理),那还不是真正的反思。……只有提升到对制度性层面和民族整体素质的思考与忏悔,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才有望实现真正的复兴。”有多少仁人志士都在为此苦苦追寻,他们才是真正的寻找着自己的祖国家园。
     可您这些年是否仍在“寻找”呢?您寻找到了什么?还是仍在自恋?
     若阁下愿意表示不再退回我的信,不才如某,仍愿把拙著《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出版后呈请贵驾指教。
     顺颂
    大安!
     萧 默 2009年2月9日
    
     注一:高氏称“牛鬼”们在山沟里劳动是1967年,自己是1969年春离开敦煌的,涉及告密事件的关键,却都是编造。
     1967年全年直到1968年春所里成立大联委,都在打派仗,整个一个无政府。凡是“革命群众”,包括清算“资反路线”处理了“黑材料”以后没事儿的,谁也管不了谁,也不可能有什么“民兵”。我有时在敦煌有时在兰州,没有谁派我到山沟放羊。其时被认为敌人的也只有四位(包括年老体衰不能走几十里山路的常书鸿),都只在所里劳动,并没到山里去。如果1967年真有我对他发飚的事,又如此生动、可憎,在《寻找家园》中为何无一字提及?大批揪人是在大联委成立以后。
     关于高氏的调离时间,在《寻找家园》第221页“面壁”文中开头一句这就么说:“从六二年到七二年,我在敦煌十年……直到七二年离开敦煌”。现在,在《昨日少年今白头》中又说是1969年春!高氏之调离实际是1969年冬即我在夏天被革委会派去放羊近结束时。高氏在山沟劳动时,我告诉了高我偷听了敌台,他返所后便揭发了此事。读者如果读了《一叶一菩提》,将会更加清楚。为什么高要将调离时间提前到1969年春呢,比他在《寻找家园》中说的早了三年?比实际的早了近一年,就是特别害怕1969年这个关键的时间,因为他得知我偷听敌台和告密,都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发生的。
     注二:抄高的家的确切时间我不知道(我怀疑根本就没抄过。我当年不在所里,问过好几位当时在所的人,都说在常、李、王、高中,只抄了常李的家,其实没怎么针对高。在《寻找家园》中高自己也说他只是一个配角,一只死老虎。当然,高的油画“狼”也没有被抄,我确实以后在高住的房间里看到过。《寻找家园》也说他并非一直住在集体“牛棚”里,王杰三晚上到他家要他卸煤,使他妻子担惊害怕),“宣布大会”却是1966年10月下旬工作组临走前召开的(见《寻找家园》)。那年我整年都在县里参加“四清”和阶级教育展览的事,当时工作组几次来揪我,都被展览组赖子隆组长找借口挡回去了,被保护暂时过了关。直到1967年2月全所外出串连以后才正式回所,哪有那种荣幸抄过高的家和参加了对高的“宣布大会”?这次宣布大会高在《寻找家园》中写了,却没有这些生动的情节。对高的“宣布大会”还有一次,是1969年春节以后在县城广场举行的万人大会,处理全县几百名“牛鬼蛇神”。我当时也已作为待揪对象在农村劳动,虽然听了会,怎么就能够爬到台子上,教那么多人“唱样板戏”?高氏的想象力似乎也太离谱了!
     注三:高编造我是“革总”派,贺世哲、施萍婷是“革总”的头头、我的“领袖”。我“为之摇旗呐喊”,卖了多少力。后来“革总”失势,我又和‘革联’的人们一起,“依然红色战士”。高又说“回所后,我找到革联的苏永年,告诉他文革前有一次到你屋里,你正在收听苏修节目。知道没有旁证,最终不能定案。知道革联处于劣势,一时管不着你。知道如果革总找我算账,革联不会相救(谁救阶级敌人)。但是没有涵养,又别无选择,顾不上那么些了。”
     但实际上,从1967年几乎全年到1968年春所里成立大联委派性活动结束,我从来都是“革联”派,与苏同派,贺、施二位是本派的对头。而高的“回所后”是指在山沟劳动以后,已经是1969年秋天了,苏永年和何山早已在头年秋荣任为革委会两位副主任(正主任暂缺),正是焰势熏天的时候,何曾还有“革联”?请读者打听一下,1969年秋以后还允许群众派性组织存在吗?
     读了高文,我才晃然大悟:我在放羊时,打手侯兴之所以敢于对我发飚,原来正是高告密后苏派侯来加强对我的迫害的。
     不管怎么说,高对于告密陈克俭、贺世哲、施萍婷和本萧默的几件事,都不敢完全否认,只是尽力歪曲事实,寻找理由为自己尽量开脱。其实这些事现在也没人真的要和他清算,却还要理直气壮,继续伤害已被伤害者,真是不可救药已极。至于在社科院高又再次告密,本萧只是转述,而且相信。
     又,已在《领导者》上刊出的“高”文,确有极少的记忆错失,如将1983年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误为1984年,写完全书后已经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