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作者《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待出版)中的一篇,已刊于《领导者》2008年第一期)
  
  一
   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先生,江苏高淳人,生于1935年,比我大两岁,62年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也比我早一年多。
   高尔泰的主要著作是《论美》和《美是自由的象征》,前者是56年他只有21岁在兰州当中学美术老师时写的,被内定为批判对象后发表了,次年即因此被打成极右,开除公职,送现已驰名中外的人间地狱夹边沟农场受苦。解除劳教后自荐于常书鸿先生,被常老收纳。89年他在南京大学工作后,与夫人浦小雨一起移居海外,现居美国。
   赵士林说,朱光潜、宗白华、蔡仪、李泽厚和高尔泰,“是中国美学大厦的主要建筑师。他们的主要观点,建构了当代中国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中国当代美学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此语我无从评论,只借以说明高氏的影响。
   高尔泰2004年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自传性随笔集《寻找家园》,书的最后约三分之一共13篇六七万字篇幅,涉及他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生活,其中一些先后在《读书》上发表过,当时我就读了。这13篇文字可以称得上是“栩栩如生”,人物性格描写大多到位,有些段落相当精彩,令人记忆深刻,我可以作证,可信度至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不可信者,是他在字里行间,总是把自己周围的人几乎都预设为自己的敌人,而有失公允。
   实际上,在我与他几年的相当密切的相处中,发现他的确有一种明显的受虐心理,他也的确受到过极不公正的对待,这使他的心理遭受到了某种严重的扭曲,或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加上他本性中的某种劣质(至少我这么认为),而反应过度,将不公正又施于别人。所以,在高尔泰貌似豁达的表象后面,在他的灵魂深处,其实隐伏着一些阴暗的东西。
   我敢说,如果有机会今天我和高先生在一起坦诚相见,他将不得不承认我说的全是真话。
   “文革”中的一天,在高尔泰处境最艰难的时候,我偷偷溜进他的房间。他拿出一幅他画的不大的油画给我看,笑着问我:“你看这画的是什么?”画上展现出一幅北国严冬的景象:一片倾斜的雪原上,有几株挣扎着的枯树和几丛被寒风压倒的枯草。背景是一片凄厉的冷色,一抹残阳,透出恐怖的血红。地平线上站着一头失群的仰头嗥叫的狼。我当然看得懂画里的意思,没有说话,他笑着等待,忽然他自己说了:“不,这不是狼,这就是我!”
   是的,高尔泰是一头被追猎的狼,同时也是一头追猎着的狼。
  
  二
  
   63年冬我从新疆调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办公室在下寺院子左侧窗户朝南的一间小室,他当时远离人群,一个人住在下寺右侧的一间小室,窗子朝向东边,外面是一片称作“鬼拍掌”的粗壮的白杨林,大树上有许多开裂的口子长成的树疤,活像一个个大眼睛,有点叫人害怕。远处可遥望三危山。我进到他住的房间,初次见面,他站起来向我点头,我说:“你真会选地方啊,这里真好。”算是认识了。1、2
   我得说,在我初到研究所的那天晚上,见到常老和常夫人李承仙,李承仙在简单介绍了研究所的同时,还专门提到了他,但只是说高尔泰有点特别,你以后与他相处要注意一点。点到为止,没有多说。
   屋子里窗明几净,书架上摆了一些书,托尔斯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之类,还有一些戈壁滩上检来的石头。他说:“好看得很,里面有化石,你要有兴趣,哪天我带你去拣。”他并不问我什么,以为我不过一个工程人员,没什么可谈的。我也不问他什么。
   以后上班下班总要遇到他,我当时住在离下寺约一里的中寺后面,上下班的路线正好与他相反。他总是咧着大嘴笑着向我点头,上身滑稽地前弯,穿着不合身的衣服。我发现,他遇到谁都是这个样子。我还发现,他除了欠身点头,几乎不与人交谈,开会时也听不到他的声音。
   但一两个月内,可能是我们在下寺经常遇到,交谈逐渐多起来了,我也不记得是从哪一天哪一个话题开始的,总之,我们时常在一起散步。他总是挑在莫高窟大泉对岸一座低山梁的背后,说这里没人看得见。他谈到夹边沟的生活,说那里的人最后都成了野兽,他们到处逮耗子,烧吧烧吧就吞下去了。有时为了抢耗子,他们会打得头破血流。有一次,一位难友接到上海家里寄来的饼干,居然一次吃了一大半,口渴了,喝了好多水,竟胀死了。其他的受难者弃死者于不顾,为抢夺剩下的饼干打得一塌糊涂,而他抢得最多。还有一次,一个大家都讨厌又拿他没办法的劳教人员正好和他一起抬东西,他把筐子装得满满地,用铁锨拍打结实,再加上几锨。他在后面,起抬的时候他总要把绳子朝自己方面拉,但临到起抬的一刹那就会把绳子推向前面,压得那人嗷嗷直叫。他催着多抬快跑,直到那人累得趴下为止。那人遭到管教干部的痛骂,而他却受到表扬。
   我是带着沉痛的、敬重的心情写出这一些的,要知道,夹边沟的受难者,多数都是知识精英,包括大学校长、系主任、学者、教授、科学家、工程师、诗人、主编、编辑、音乐家和画家……甘肃省本来人才就不多,2400多位劳教人员(官方数字),几乎集中了全省的精华和社会的良知。
   高尔泰的确身强力壮,高大而粗犷,颧骨高耸,嘴巴又大,平头,脸稍黑而粗,棱角分明,很有雕塑感。正是因着他的体质健壮,才熬过了夹边沟这一关。那时,莫高窟正在进行加固工程,不少工人也身强体壮,他找人摔跤,总是会羸,至少也打个平手。只有一次,工人们找了一位最壮的,体重看来超过高尔泰至少三分之一,他才认输了。高尔泰坚持每天锻炼,冬天不生炉子,开着窗子睡觉。应该说,从生物学来说,高尔泰确实是强者。
   渐渐地,我感觉他在所里的处境并不好,人人都不与他过多交往。他解释说,这只是团支部书记贺世哲在盯着他才造成的。他说,他给我讲的这些话,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对他的信任,我是挺感激的。
   所以,他总是神秘兮兮的,有时到我住的房子,倏地一下就闪进来了,出去的时候,也总是要先往外张望一下,活像一头饱受过惊吓的野兽,高度警觉。
   他的耳朵不好,右耳更不好,总要我走在他的左边,听我说话时还要把头偏过来。但他平时也不想听到什么,所以也没有感到有何不便。可他却有一个极明显的特异功能,所里人都知道,就是不管在哪里,每当有人提到“高尔泰”三个字,他的听力马上便恢复了大半,这几乎已成了他的一种本能。我感到,我面对的是一个受过重伤的灵魂。
   在闲谈中,他提到了一位叫唐素琴的女士,但不知道为什么,一向记性并不太好的我,却特别记住了这个名字,而不太记得他谈的事情了,也许是名字被多次提起,而事情重复得不多吧。只记得唐素琴是他的一位同学,也受了很多苦。印象深刻的是高尔泰向她求过爱。高尔泰说:“想听听我是怎么求爱的吗?”我说愿闻其详,他说其实也没什么过程,只是在走廊里直走过去,当着面说一声“我爱你!”,就完了。但以后两个人几乎都同时受难了。
   但在《寻找家园》这本书的“唐素琴”一文中,却压根儿没提这档子事,只说是两个人受难以后再次联系上时,唐向他有过表示,他没有接受,而唐也很理解云云。
   我认为高尔泰在两种场合说的话都是真实的,并没有存心撒谎,问题是要看怎么理解了。事实应该是,高尔泰并没有向唐求过爱,但唐素琴在他的内心深处却一直是一位精神上的真正的爱人,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刻骨铭心,以至于在某种情况下,高尔泰做起了白日梦,把想像当成了真实。而这种梦游式的爱情,比真实的婚姻更加令人着迷。
   问题是,把想像当成真实,毕竟是一种病态,它可以制造出美,也可以制造出丑。
   在敦煌,他看中了县邮局一位挺白挺好看的年青女士,丈夫因事故死了。高尔泰与我商量,我建议他不妨通过他城里认识的人先从旁试探一下,果然有了结果,那位女士同意见面。但他却不希望她带在身边的一个小儿子常在他的身边,让那位原本可以作他岳母的老太太一怒之下追骂到大街上。贺世哲召开了一个小会批评了他,事情没有弄成。
   65年五一节前夕,我的那位新疆女友不能履约以后,他听说了,立刻兴奋起来,见没人,跑到我办公室,力主我应该马上到新疆去。他说:“挽回是绝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但你还是应该马上就去,因为这是一场难得的人生体验,失恋的体验不是人人都可以遇到的。”我不想去,他说:“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体验,体验才能留下记忆,没有体验和记忆,走的时候一片空白,这一辈子就白活了。”我觉得他说得有理,还真去了,但目的主要还是挽回。回来以后,晚上他又偷偷溜进来,还带了一枝沾了墨汁的毛笔,在当时我还装在镜框里的原女友照片两侧的玻璃上,笑迷迷地对称地写上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祝贺我获得了“体验”,鼓励我直面现实,追求新的未来。我觉得他挺有人情味儿的。这种人情味,也正是我欣赏的,在别人身上,也是难以得到的,我一直很珍惜它,直到今天。
   常老传话来要我到他办公室去一下,我去了,同样给了我亲切的安慰,说必然不是她情愿变心,而是这里的条件太苦了,也是可以理解的。常老还说要有所追求,就必须有所牺牲。长者之言,尤其是想到常老自己的经历,更令我感动。
   我与原女友还通过几次信,她说已经调到了乌市,以后逐渐没有联系了。
   过春节了,厨房里和了好多饺子馅和饺子面,分发给每个人,说这三天不开饭了,要大家自己过年。给单身汉还另外发了肉、菜、米、面和作料,还有几种做好了的菜。高尔泰没了辙,把所有的饺子面捍成一张大皮,包着所有的饺子馅,做成了一个其大无比的“包子”,放到大锅里一起煮了。看来好像熟了,捞出来,发现里面的皮和馅还是生的,只得把外面的一层皮削下,当作削面吃了。然后再煮,再削,最后索性全煮成了说不上是什么的一大锅汤。几乎全所的单身汉都站到大灶边看着他的实验,全都乐不可支,开怀大笑。
   大年初一那天,他特意到我的房间里,说是要请我吃红烧羊肉。我们又随便聊起来,忽然他猛地跳起,连说坏了坏了,跑向美术组办公室,打开他的红烧肉锅盖,里面闪出红光,肉和锅底全没了,只看见了炉火,红烧肉真的成了“红烧肉”。他悻悻地说,为了这锅肉,他忙了一上午了。从一早起,他就把发给他的令他发愁的一堆冻得硬梆梆的连骨肉堆到石头地面上,举起石块一顿乱砸,砸成一大堆七大八不小的带肉骨头块,说石器时代的老祖宗肯定也是这么干的,他得好好“体验”一下。他把这些骨头肉块洗了,放到一个大钢精锅里,在炉子上一起煮了,来到我屋子请我,不想一聊就忘了时间。
   他还有好多类似这样的故事,比如,他说在当美术老师时,上课铃响了,而他忘记了带模型,跑到教室,急中生智,脱下一双皮鞋,权作模型,叫学生们画,自己光着脚(他很少穿袜子),满教室辅导。一次饿了,到饭馆吃饭,钱不够,居然提出用邮票付费。
   他起得很早,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办公室,自然,冬天的劈柴生炉子的事就都由他包干了。有一次遇到一个树根,实在难劈,他一边劈一边骂:“真他妈特殊材料制成的”。有人听到了,运动一来,便成为一条罪状,说他辱骂共产党人,因为斯大林说过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有时他也喊两嗓子,带着明显的苏南口音,比如“我们走在大路上”这句,在他唱来,便成了“我们住在大楼上”,好在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并没有给他再加上一条歪曲革命歌曲的罪行。
   总之,此公极富个性,特立独行,我行我素,“体验”第一,率真而有趣,而过目不忘,文思敏捷,才华过人,虽然远不是共产党人,却确实十分特殊。其实,他搞的只不过是美学,并不是政治,他与我也从来不谈政治,当时的我对政治也丝毫不感兴趣,如果他能够拥有一个像现在这样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组织”也不要对他太过关注,他自己也不必过度惊恐,本来是可望在敦煌艺术的研究中,从美学这一侧面,做出很大贡献的。他在给常老的自荐信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而在这一方面,即便从现在的敦煌研究院来说,人数从我们在时的不到50扩充到近五百人了,可以说也还没真正起步呢!
  
  三
  
   高尔泰的美学属于唯心主义,认为美是主观的,美感就是美。有人把他与吕荧归为一派,有人认为二者还有区别,但不管怎么,唯心唯物,不都是学术上的看法不同,为什么非要和政治连在一起呢?高尔泰不过是更强调个性的张扬而已,比起当年北京的青年“右派”的言论,又算得了什么?而这些言论,比起今天的探讨,也算得了什么呢?
   最近读到一直申诉却始终没摘成“右派”帽子现在也不再想摘的林希翎前不久在巴黎说的一段话:“我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我这个思想老超前,说话都说早了。看过一本书,叫《原上草》,北大的,包括谭天荣那些右派的言论集。你现在翻开再看看,有哪一点错了!基本上都是对的,就是说早了。”我们现在说的理论创新,有些说法,早就超过林希翎、谭天荣们多多了。
   66年初,县中毕业的一位女士李茨林走进他的生活,他们结了婚,才算是结束了单身汉生活。其间,他也和我商量过。听说,所里的年青人为他们操办了一场婚礼,还挺热闹的。但我当时在酒泉参加集训,没有参加。李茨林十分善良,给人非常好的印象,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高林,小时候我见过。但李茨林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不幸却因病去世了。
   “文革”来了,在工作组面前,高尔泰与贺世哲之间爆发了一场气吞山河波谲云诡的战争,贺世哲先生,以后并连同夫人施萍婷女士与高尔泰一起,谁也没得到好处,都被工作组揪出来了。但我们今天看看高揭发贺的材料,又算得了什么?无非是贺夸过高能够独立思考、说战争是残酷的,还编了一本据说全是“封资修黑货”的《敦煌研究》创刊号。姑不论真假,也不过如此而已。难道独立思考有罪,盲从就对吗?难道战争竟是快乐的旅游吗?可就凭这些,再加上以后广罗密织的各种“罪行”,就把年纪轻轻就出生入死,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又培养成党员大学生的两位有为青年葬送了。
   施萍婷“解放”得较早,胳膊却在斗争会上被人扭断了。贺世哲被“三开除”,送回陕北老家监督劳动,几年以后才平反回所。多年后我见到他们二位,施萍婷说,在新树林(莫高窟窟区北端大泉对岸一片新开小林地),他们真的多次想过一切都结束算了,但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在《寻找家园》中,高尔泰坦承他是借着工作组令他写交待材料的机会,以“交待”自己反对过当时被工作组任命为所文革组长贺世哲的错误为名,写出了贺私下对他说的话,才把贺揪出来的。高尔泰还承认揪出贺世哲以后,“一丝复仇的喜悦,刹那间掠过心头”。高先生未免太矫情了,我敢肯定,岂止是“一丝”,一定是喜之欲狂的,就像狼捕到了猎物一样。
   但对于贺先生,我也得说,既是高尔泰的受害者,也是自己的受害者,是过于执着了。从来受的就是非常狭隘的教育,眼界不够宽阔,对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假马克思主义深信不疑,也自有可议之处。比如,他对于常书鸿先生一直固着的、无端的和非理性的强烈反对,就是值得贺先生深自检察的。如对常老提出来的要开一个新洞窟,塑上领袖像,画上革命壁画的主张,我也是从不认同的,认为时间、地点和对象全都不对头,但贺先生为何非要将之硬上纲到“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高度呢?为了反对常老,矛头更及于为新洞窟日夜辛劳创作画稿的高尔泰,最后祸延及己。行笔至此,不知贺兄、施兄以为如何!
   以上有关贺、高的一段纠葛,并非亲历(当时我不在所里),仅止于个人感受,就此停住。
   69年冬,高尔泰因酒泉地区办展览,需要研究所派画家支持,趁着这个机会,他调到酒泉,天天画画,算是从此脱离了险境。我为他庆幸,但更深为敦煌艺术事业而惋惜!他调走时,正在我“偷听敌台”以后没多久。
   后来听说他成了酒泉的名人,因为他在作画时老是忘乎所以。画完一笔,要换颜色了,他懒得换笔,就在屁股上乱擦。一天下来,他很吃惊,想不通一条新裤子怎么就完全变了样子了?还有一次,他站在高架子上画大型领袖像,要退后几步看效果,他就一直退、退、退,要不是被路人及时喊住,他就要摔下来了。这类事在我听了,觉得对他来说简直是太自然的了,但酒泉人却从来没见到过这号人物,不免声名鹊起。
   我希望读者不要把这些只当做笑话来看,从高尔泰身上体现出的一种率性、敬业、乐观和不屈的奋斗精神及品格,不客气的说,是当代许多青年所不具有的。
   70年末,所里派来了孙一心任革委会主任,72年一开头孙一心调走,换来了钟圣祖,在他们先后主持下,大抓落实政策,许多被揪人员都解脱了,业务工作也逐渐重新开展起来,由原派性群众组织头头转化而成的革委会两位副主任、原属同派的、左得不能再左的何山与苏永年却开了打,闹得挺凶,甚至扭到了省委书记冼恒汉那里。大家都不明白就里,也不关心,无非争权夺利,由着他们闹去,大家还清静一些。不久,听说嘉峪关、酒泉新出土了一批魏晋壁画墓,大家很感兴趣,认为可能与敦煌壁画的源头有关,除了何、苏,钟头儿领着全体业务人员高高兴兴来了一次多年没有的参观,我也去了。
  
  四
  
   参观结束,钟头儿要我留下来测绘酒泉博物馆所藏新出土的一批北凉小石塔,工作之余,我高高兴兴去找高尔泰,想像着环境相对宽松了,两个老友别后重逢的喜悦。3
   找到他,他也很高兴而且意外,我们在大街上漫步。没多久他忽然说:“我揭发了你!”
   我的确非常吃惊,因为所里人人都知道我与谁都不敢交往的他有说有笑,但在整个运动中,他必定知道我没有对他有过任何的揭发,“文革”开始时我还在厕所偷着叮咛过他。我还冒着风险去看过他,给他以鼓励,无论如何,即使心理扭曲,也不至于把矛头指向我呀!何况,我也没什么可揭发的。我的情绪从高峰一下子跌入了低谷。
   他见我不说话,又说:“我说你偷听敌台!”
   闪电般地,我一下子想到了两年多以前在离莫高窟几十里外的山沟里一段放羊的历史。所谓“偷听敌台”的事就是在那里发生的。
   一回,有几个“牛鬼”也来到山沟打地埂,都住进土屋,我照样放羊。高尔泰与我住一间。一天晚上,高尔泰进来,见我把半导体凑在耳边,问了一句:“听什么?”
   “敌台!”我回答。
   他大吃一惊,瞪着大眼,裂开大嘴。要知道,《公安六条》规定,偷听敌台可是要按现行反革命治罪的。
   我问:“你要听吗?”把半导体递给他。
   他更加惊惶,后退了一步,双手乱摇,忙说:“不不不,我不听,我耳朵也不好。”这倒是句实话,他耳朵确实不好。这句话,也说明他也是深知敌台是听不得的,偷听只可能小声,他听不到。
   “文革”以后,家里人问我,你当时真听了吗?我说,真的是听了。那是在选台时,偶然听到了我熟悉的苏联歌曲,用中文唱着:“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到处都是田野和森林;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但山沟里信号不好,一下子又没了。高尔泰进来时我正在找别的台,其实是一片杂音。
   那我为什么要告诉高尔泰我收听了敌台呢?过后回想,一则是我与高尔泰一向是玩笑开惯了的,虽说“文革”了,人前装着好像不认识,人后却依然故我,这次是我要故意吓一吓他,看看他是个什么反应。二则是我相信高尔泰不会把我怎么的,我一向保护他,所里人人都知道我与谁都不敢交往的他有说有笑,可我从来也没有揭发过他一件事,“文革”开始时我还在厕所偷着叮咛过他,一定不能有任何反抗,等待形势的变化,要相信中央,虽然其实我也不知道“中央”要搞些什么。他把耳朵几乎贴到了我的嘴边,连着点头。再则也怪我自己,有时候确实是有点过分地玩世不恭了。
   可我真的一点也没有想到,我对之毫不设防的高尔泰竟会这样。我吓坏了。
   我又想起,那些年我所感受到的屈辱,原来根子竟在这里呀!我心里盘点着还有什么值得他“揭发”的事,幸好,我烧了在新疆写的上百首诗的事他不知道。本能的警觉,使我感到身边的这个人忽然变得是如此可怕,我必得有所戒备了。
   我问:“为什么你揭发了我,又来告诉我?”
   “这不,我…我…我们不是朋友吗?”我显然明白,他告诉我这些,只是为了他自己,以图减轻一点良心的不安。我无法原谅他,决定不给他这个廉价的机会。
   “朋友?难道你以为我现在还会把你当朋友吗?”
   我再不说话,但并没有加快步子,甩他而去,在别人看来,我们似乎仍然是一对好友在散步。我是想看看他到底还会怎么样,心底里却在流泪。他也没有走开。我们就这么无声地走着,他几次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就这么尴尬着,一直走回招待所,我进了屋,他没进来,迟疑着说了一句“那我就回去了”,带着询问的口气,我没答理。他走了,到大门口,回头望了我一眼。
   我一下子被彻底击倒了,体验到被出卖的巨大悲哀。多年的情谊,戈壁滩上的漫步,倾心的交谈,学问的沟通,风趣的玩笑与相互间的关怀与同情,这一切,顷刻间全都化成为一场闹剧了。我太看重这些了,我投入的太多,失去的也太多了。
   我想不通的是,如果说他对贺世哲的出卖,还可以解释为一种报复,那么,为什么他要出卖我呢?这完全是一种对恶势力的摇尾乞怜,以献上朋友为代价,求得自己的减罪,这是一种人间最不齿的卑劣行为。他难道不知道,就凭着他的一张纸,我就可能死无葬身之地吗!
   我忽然想到,有人曾告诉过我而我一直不相信的一件事:65年阴历四月初八浴佛节庙会时,甘肃师大美术系青年教师陈克俭来到所里,创作“四月八”油画,不知深浅,曾与高尔泰有过接触,谈了不少。陈克俭我见过,瘦瘦的,戴副眼镜,长得像个新疆人。他在所里待了五六天,画了不少速写,作为素材。但还没等他回到兰州,高尔泰的揭发材料就寄到学校了,把陈克俭说的例如“一池清波煮成粥,照得师生水中游”形容挨饿时期的打油诗,加上高尔泰自己说的“反动话”都写上,通通算作是陈的反动言论,把自己洗刷一净。高尔泰一时失言,必是觉得后怕,与其别人可能揭发他,不如先把别人宰了,就像曹操杀吕伯奢一样。想像中的危险,又一次被白日梦般地化成现实了。
   以后我听说,当时对陈的冲击还不是很大,“文革”一来,陈克俭说不清,竟上吊自杀了。陈的夫人是一位牙科大夫,在兰州阿干镇开诊所,有三个小孩,我妻子认识。
   我惦量了一下形势,高尔泰揭发了我如此之大的罪名,两年多都过去了,所里却对我没有任何实质性举动。一年多以前,我被我所感受到的虽不公开却十分明显的岐视实在压得受不住了,曾冒险跑到军宣队队长李治安那里“自首”,要求把我明明白白揪出来得了,同时又宣称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有何罪行,也被老李一番温言好语劝住了,以后对我的态度也好转一些了。看来高尔泰的揭发并没有被认同,这事大概已经过去了。至于郑绍荣老人把我救出来的事,我在是更晚一些才知道的。
   心里有了一点底,镇静了许多。
  
  五
  
   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远非党员也与党的工作毫无关联的高尔泰,此时的编制却在地委党校。当时“文革”还远没有结束,我本是可以给党校写一封信,告他一个与我进行“黑串连”之罪的,但我没有,只是给所革委会写了信,主题是汇报在酒泉工作的情况。但这原是不必写的,因为我很快就要回去了,也许比信还要快呢,关键只在最后似乎无心捎带的一句话:“还有些事回来再当面汇报”。
   回所以后,我想,如果没人找我,此一“黑串连”之事便算作罢,有人来找再说。果然,第二天,革委会副主任苏木匠就打发新调来的办公室主任吴小弟来叫我了,下面是一段有趣的对话。
   “坦白从宽(哪),恐拒从严;拒不交待,死路一条;鲁实交待,菜丝出路。”甫一进门,苏木匠就带着浓重的兰州土音,祭起了这段著名的二十四字真言。吴小弟拧开钢笔,铺开纸,准备记录。我不说话,静等着。
   “你还等什么,交待呀!”
   “交待什么?”
   “你在酒泉都干了些丝母?”果不其然,高尔泰的又一封检举信真的先我而到了。
   我打算详细介绍北凉小石塔发现的经过、价值和我的测绘工作,只要他愿意听,我可以发表长篇学术演说。但只开了个头,苏木匠就打断了我:“不要讲只个,问你还干了些丝母?”
   “丝母也没干呀,一测绘完,当天就往回赶了。”我故意装糊涂,还学起了他的口音。
   “你见到丝母人?”
   “在酒泉博物馆,除了馆长、讲解员,还见到省博物馆的张宝玺,也在测绘这些东西……”
   “我问你的丝在酒泉见到了佛里肥一个。”声音大起来了。
   “所里的谁?那多了,钟头儿、马世长、段文杰……”我细数起来,准备要玩就玩个痛快,对付这位木匠我还是有把握的。我说的这些人都是这一回同去参观的,在嘉峪关分的手。
   “不是这些人,是还见到了佛里什么人?”
   “所里的人……还见到……”故作冥思苦想状,继续逗他:“没有了呀!”
   他一拍桌子:“再想想,给你最后一个之会。”
   他没想到,我也拍了一下桌子,不过比他拍得轻一些:“想什么想,没有就是没有。你这是想干嘛?”我准备坚持到最后一秒钟。
   “高尔泰!”苏木匠大吼一声,以为这一下我就得马上缴械了,没想到我却哈哈大笑起来:“啊——”我把“啊”字拖得老长,还拐了个弯:“你说的他呀!你怎么不早说呢,你这个老苏,你老问我见到过所里什么人,高尔泰现在调酒泉党校了,两年以前早就不是所里的人了。你看你,要问就往清楚点问吗,干嘛老问所里的人。高尔泰呀!那当然,见过见过。”
   “你们佛了啥一个?”他把“说”和“所”一律称之为“佛”。
   “你看,我正要向你们汇报呢。革委会收到我的信了吗?”
   “收到了,”吴小弟说,把信翻出来。
   “老吴,请你读读最后一句话。”
   老吴读起来:“‘还有些事回来再当面汇报’”。
   “你看你看,我不早说了吗,有些事信上写不清楚,要当面汇报的嘛!老吴,麻烦你记录,尽量详细一点,免得我再写材料。”然后我就把高尔泰如何想与我进行“黑串连”,如何遭到了我的抵制等事一一说了,我没有义务再为他打掩护了。可以自夸——毫无破绽,滴水不漏。肯定是因为高尔泰揭发的这事去年早就闹腾过了,郑绍荣、李治安已经作了结论,苏木匠一下子失了底气,再不说话。
   在我说时,吴小弟频频点头。他是从敦煌县调来的,心地挺好,颇有是非之心。
   经过这次“交待”,足以确证高尔泰对我的两次揭发,都白费了心机,我又安全了。至于他们是否把我说的寄给地委党校了,就不关我事了。
   运动确实锻炼人。
   高尔泰《寻找家园》中的“荒山夕照”一篇写得特别好,景境情境心境尽出,对于太熟悉那个地方和那些人物的我来说,读来更觉有味。读者可曾记得,在该篇结尾,对于“牛鬼”们擅自在山中打黄羊的事,高尔泰只描写了当范华提出不必让革委会知道以后各位“牛鬼”的表现,说明世事人情之险恶以外,并没有明确交待回所以后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向革委会举报了?我读了以后,可以打赌,一定有人举报了,而举报者不是别人,绝对肯定正就是高尔泰本人!
   原来,人情世事之险恶,最典型的体现者就是高尔泰。
   84年,在兰州举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及学术研讨会,我最后一次见到了高尔泰。我那时已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他也调到了兰州大学,我们被分配在一个组。他到了两次小组会,大会没来。第一次小组会上,相隔十多年我们第一次碰面,他一直盯着我,我却对他来了一个“脖子不给”(兰州土话:不予理睬)。会完我随着大伙进饭厅,他施施然走了。第二次会上,中间休息时他迎向我,站在我面前,似笑又不敢笑地问:“你好吗!”
   我说:“我还好,你可能不一定太好吧!你不是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待过吗,那个单位多好,在北京,可以甩开膀子搞你的美学了,李泽厚也在那里,为什么不待下去呢?”
   他一时说不上来。
   “可能是待不下去了吧,人家‘送瘟神’了?你那个爱揭发人的毛病也得改改了,你走到哪里都是这样,人家讨厌,对你自己也不好。”
   “你怎么知道的?”他惊奇于我的消息灵通,也证实了他确实又揭发了什么人让人家赶走了。
   “丁一你认识吗?”我问。
   “是他告诉你的?”
   “这你就不用知道了。”
   “我…我…‘文革’中的事情……”
   “你不用说了,‘文革’中好多人都犯过错误,包括我在内。但有些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时代造成的;有些是永远不能饶恕的,是人格堕落的表现,你就属于后一种。你的身子已经生活在20世纪了,头却还在中世纪,脖子拉得那么长,你活得累不累呀!你实际上是一个弱者。当然,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那一段真挚,我是会记住的。你的‘体验’说也很有见地。”
   然后我转向别人说话,他悻悻地走了,以后就再没来过。在两次会上,他没有和别人说过话,更没有发言,显然,他从住处赶来参加这两次会,仅仅是想见见我。
   从此,20多年了,我们就再没见过面,在《寻找家园》中也没见他对我这个在研究所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人有过只言片语。有人描述他现在已经是“过肩的白发扎在脑后”了,我现在真的希望能再见上高先生一面。至少,我希望他能够读到这篇文章。我会打听到他的地址,给他寄去的。对于高先生明显优秀的一面,我仍然怀着敬意,真想抛掉过去的所有恩怨,就像我们在大泉对岸小山梁背后的戈壁滩上一样,倾心地再谈一谈。
  但对于刘宾雁说的“高尔泰是当代中国一个难得的奇人。无论就人格、才华和贡献而言,他都应该被列在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前三名”(见《中国时报周刊》记者访谈),我却大不以为然,至少就我所了解的人性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性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