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校旁边是成都著名的监狱,据说关了很多政治犯。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政治犯似乎是比杀人强奸还要罪大恶极的事情。很多事情其实很浅显,然而习惯了幼时的信念,总是要很久很久以后才想起重新思考一番。四大监的门口是个小卖部,星期五的时候,似乎会看到沧桑的父母大包小包的来探监。那个时候我哼着Metallica,心中却依然或多或少的保留着那么一些鄙夷。如今我不再刻意摇滚,但如果我还有机会再一次驻足四大监门前,我会停步仰望,对那些坚持着自己信念的热血好汉们,表示我心中深深的敬意。
愤青的定义早已被大大的侮蔑,摇滚是不是一种值得的精神信念,我也早已无法判断。然而那些是非分明的坚定,那些叛逆自我的不羁,是我永远无法忘怀的单纯与可爱。有一天我终于回归了人群,从那一刻起,我就再也没有明白过,什么叫对,什么叫错。
宁夏街口有一个音像店,巴掌大的地方,却是我曾经最依恋的地方之一。每天课余,我都会去那里捣鼓一番。我的全部零用钱,没有花在衣服上,没有花在零食上,我把每天晚自习前的饭钱省下来,全部积蓄花在了磁带上。为了找一盒磁带,我会汗流浃背的跑遍成都的所有音像店。一个十几岁的小毛孩,我会大摇大摆的闯进音像店,不屑于顾的直奔欧美柜台,然后甩出一个名字,在店主惊诧莫名的眼光中转身就走。我觉得我很酷,我每天在学校门口大摇大摆的喝啤酒,给众多的兄弟散烟。我根本没有烟瘾,我居然还有一个最喜欢的牌子,七星。我还记得炎炎烈日和那一条又一条陌生的街道,我骑着单车,横冲直撞的寻找我的音乐,我的信念。
曾经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在学校门口开一个铺面卖磁带。后来我的成绩很好,老师要我去考北大,可是我只想卖磁带,我真的只想卖磁带。十四岁的时候我离家出走,没有钱的时候,我在一家家的音像店里徘徊,终于我鼓起平生最大的勇气,我跟店主阿姨说我很喜欢音乐,我想帮她卖磁带。我还记得她搬张小椅子让我坐下,给我讲了很多很多。我终于至今没有能够卖过一盒磁带,一盘CD。02年的时候我回国,在成都的电脑城看见两个年轻人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兜售箱子里数百盘的另类音乐CD。我感慨万千的拿起PJ Harvey,他们递上一张名片:愤青音乐。那一刻,一种久违的熟悉与感动涌上心头,我竟然有些颤抖。
我对音乐似乎是照单全收的,我可以跟Marilyn Mason一起吼叫,可以乖巧的模仿Britney Spears,最后在柴科夫斯基的俄罗斯民谣中哭得泪如雨下。我还记得家里重新收到MTV电视台时是95年的某个半夜,电视里模糊不清的播放着TLC的新歌Waterfalls,我如饥似渴的看着,连眼睛都不敢眨一眨。我将电视接上录音机,在吃饭的时候,学习的时候,一个箭步就会窜上前去将播放的歌曲录下来,并在MTV片终时,飞速的将曲目和艺人的名字抄下来。当后来终于再也无法收到MTV和Channel V时,我无法表达我的失落。于是我说,我要去美国,我要去美国看MTV电视台。98年的时候家里上了网,我最兴奋的事情就是跑去Billboard的网站,看那一个礼拜的排行榜,并在广播站里迫不及待的向大家宣布。虽然大部分的上榜歌曲我都没有机会听到,但是看着它们的名字,我都感觉无比的激动。我对自己说,只要去了美国,我就可以听到Billboard上所有的歌曲了。可以说音乐,是自己出国的一个很大的根源与动力。我曾经想得无比美好,我以为我会一元一元的买那些久闻的音乐单碟,收集一本一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滚石》和《Billboard》杂志,并每日在无休无止的MTV音乐电视中满足与陶醉。流浪美国七年,我没有买过一张单碟,没有买过一本杂志,我没有钱买光纤电视,当最终有一天我坐在电视前凝视着MTV电视台时,我等了很多个小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MTV电视台,再也不放音乐电视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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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电影,好生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