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名:《关于“指导思想”的断想》,完成于2012年12月20日,现经作者重写并改用现名,完成于2013年1月4日,已刊于五柳村等几家网站,半个月来,现仍存。改写遵循了两条原则,一是只谈党的指导思想,二是突出学术、思想和理论建设,弱化政治论述。
  五柳村编者的话:萧默先生在重病中,仍不忘忧国救党,力疾命笔,见解高远,抑或尚有缺失,拳拳之心,天日可鉴。即发布于此,欢迎评论。--2012年12月22日。
  
  一个人,如果失去了信仰或是信仰扭曲,必会走向堕落或平庸;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信仰或者信仰扭曲,也必然没有前途。我们已看到了太多的例证,正面的反面的都有:欧洲中世纪神本思想对人性的扼制,造成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社会停滞;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批判精神,推动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立国精神清教伦理,支持了美国社会的高速发展。中国近百年的思想探索,波起云涌,30年前,终于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但在这个过程中,加上建国前的几十年,中国党的指导思想,无论就其认识,指导思想的地位及其产生的方式,都处于严重的被扭曲状态。作者认为,中国现存的各种问题,其根源实在于此。只有中国党寻找到了正确的指导思想,才能领导全国人民解决其他的各级次生问题,带领中华走向振兴。
  指导思想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所有意识形态中享有最崇高的地位。可以说,相对于主体的其他意识形态如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党的指导思想在党内居于统率一切的神圣地位,是党纲中的党纲。它不应该为任何其他次级意识形态服务,更不能为后者所左右。相反,任何次级意识形态,都应该为它服务,以它为衡量的标尺,成为实现它的工具。
  任何个人、团体、政党、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的指导思想,只不过有时不以这个词语出现。由于主体的历史、规模和宗旨各异,各主体的指导思想将呈现出极不相同的面貌。像中国党这样一个世界第一大党,领导着一个拥有5000年不间断的悠久历史,十三亿人口,56个民族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的国土和8000万党员,它的指导思想必须是一个足够大的宏大叙事主题,其旨趣即在于这个大党的“主体核心价值观”。所谓指导思想,可以说就是“主体核心价值观”。
  
  什么是指导思想及作为指导思想的基本条件
  一,指导思想是一个理论问题,指的是人们在生产斗争、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实践的基础上,经过长时期的探索,总结出的一套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总的核心价值观——崇尚什么,追求什么,排斥什么,敌视什么等等最高取向。并号召自己的成员和人民为了实现这个核心价值观不懈努力。这个核心价值观应该拥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跨度,涵盖一整个历史阶段,可能至少适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总之,指导思想具有最高性、根本性、深刻性、稳固性、预见性的品质。
  二,真理性是指导思想最重要的品质,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凡经历过相当长久的历史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思想,是作为指导思想的必要而有效的前提,必将有利于事业的发展,促进社会进步,获得最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戴。
  所谓“马列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加“列宁主义”,实即以马克思著作中的一些词语包装过的列宁主义,严重篡改和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核。“马列主义”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扼杀了世界上最落后的刚刚脱离了农奴制的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强行进行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即党的专政和党的领袖专政,残酷地肆行红色暴力,剥夺资产阶级、富农和农民,迫害知识分子,陷俄国于几十年的大灾难。事实充分证明,“马列主义”是完全错误的思想,不具有真理性的基本品质,在它的家乡都已经被抛弃,更不能作为中国党的指导思想。
  早从三十年代初毛泽东在苏区进行的所谓反“AB”团的斗争为始,毛泽东为了在党内树立个人权威,和斯大林在苏联进行的清党运动别无二致,就开始了有计划的残酷无情的屠杀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毛泽东的一生,就是禀持其“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邪恶思路杀人的一生。仅从1949年建政以来的和平年代开始,毛泽东掀起的暴力土改、镇反、肃反、反胡风、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直到登峰造极的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和以迫害知识分子为主要目的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剥夺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为主题的以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及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代表的荒唐的经济运动,使中国人民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灾难,造成了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也没有资格提到中国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
  三,已如前述,指导思想享有高踞于一切意识形态之上的神圣地位和稳固性,它不是更不单纯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不能因为政治、经济、文化……问题尤其是政治斗争一时的需要而随意变动。例如:为了判定某一思想是不是正确,就应该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对之加以审视,而不能以某一政治原因例如维护某一执政集团的执政合法性为由,回避对这一思想的客观评判,甚至反而拔高其为指导思想。为了纠正某一错误的政治路线而出台的纠偏性政策,如纠正党从来没有体现过的党的阶级性质(工人阶级先锋队、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提法,向着比较符合实际的全民党转化,所作的关于政党阶级基础的政策性宣示;或是,某些更多具有工具理性式的更多带有方法论的思想。由于问题的性质和品位,产生的原因和所要达到的目标,都不足以具有成为指导思想的资格。
  四,有效性应该是指导思想的另一重要品质,因此,指导思想必须是科学的理性的,应该可以为具有正常理性思维的普通人群通过有效的阐述和说明所理解和操作,而不能流入玄虚空疏。所以,必然带有先验性非理性包括宗教思想和个人崇拜,都不能成为中国党的指导思想。
  但比起真理性来,有效性是次生的,不能因为后者而排斥前者。例如: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毛泽东思想以至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运动,都曾经是十分“有效”的,但历史已经证明他们也曾经是十分反动的。
  四,指导思想可以不止一个,在几个指导思想之间,实际上他们的最终指向应该是相同的,互补的,相关的,而不能是相悖的,抵触的和无关的。例如,高倡阶级斗争,以工人阶级先锋队为幌子的毛泽东思想与“不管姓资姓社”的邓小平理论和实际上是向全民党转化的三个代表理论;不遵循科学规律,由领导人的一时兴起便确定国家政策(如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跃进)与强调自然与人和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为宗旨的科学发展观……等等,都是一对对相悖的,抵触的观念。
  五,指导思想应该有一个厚重的经过长期历史实践的形成过程,是一种深厚的思想沉淀。检查历史上著名的国家或民族的指导思想,估不加入价值判断,就都符合这个条件。源于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盛期,经过欧洲中世纪约千年之久的沉潜,在十四、五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才重新浮出水面的人文主义文化传统;源于两千年以前古希伯来基督教文化(文艺复兴时期经过宗教改革,从中又分出新教文化);已有2500多年历史的佛教文化;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一直以内法外儒的形式保存的皇权专制统治的文化传统;欧洲封建社会的分权制衡和产生于公元7世纪的伊斯兰文化……这些,都曾经和仍然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指导思想。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文化深厚,历史悠久的国家来说,指导思想更是一个非常慎重的问题,不可能是对其中涉入的相关学术问题缺乏了解甚至常识,只因为占据高位便可以由其中几个人简单评点得出来的,或甚至只是个别领导人的即兴妄论。
  所以,“邓、三、科”等几种观念,虽然可能是正确的和十分重要的,终因其一:相互之间缺乏相关性;二:出现的背景皆因于解决当时出现的在政策上需要立即予以回答的重大问题,离终极价值观的品位较远;三,提出的时间太短。它们或许可以成为党在某一阶段为之奋斗的目标,却远不能达到作为指导思想的高度。
  
  三个可以考虑作为指导思想的方面
  本文作者提出以下三个方面,作为有关中国党指导思想进一步思考的参考,即1,马克思主义;2,中国传统中的优秀文化;3,包括被称为“普世价值观”在内的人类共同拥有的优秀文化遗产。
  一,我们在这里所称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民主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自出现以来近两百年中,早已分成了各种派别。青年马克思时期,资本主义还处于原始阶级,资本主义的自调适能力还没有充分展现,对工人的残酷压迫激起本质上人道主义者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无比义愤,在看不到任何出路的情况下,使他们体现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主要思想倾向是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新世界。但随着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被逐渐展现,以及1871年坚持激进暴力革命论的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勇于修正自己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逐渐修正了自己坚持过的“暴力革命论”,承认资本主义的存在价值,开始考虑转入议会斗争的道路。1883年马克思去世,恩格斯1889年在巴黎创立的第二国际(民主社会主义派)已经放弃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1895年,恩格斯勇敢地并以对社会极端负责的态度承认:“历史表明我们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1848年的斗争方法(即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己经陈旧了……”。关于“共产主义”,他们越来越少地提到它,说“共产主义”说说是可以的,但决不能真正去实行,那将是一场灾难。
  第二国际把马克思主义升华为民主社会主义,经济上不废除私有制,利用它刺激生产,辅以公有制,实现国家宏观调控。政治上实行民主。特别重视二次分配,即国家向拥有一定财产和收入者实行累进所得税,以所征对财富进行再分配,实现向相对贫困者的倾斜,避免两极过度分化。这种倾斜主要通过高福利政策来实现。政府需关注二次分配的比例,比例过低不能有效地防止两极分化,比例过高有如大锅饭,不利于发挥每个人——工人或资本家的积极性。
  欧洲尤其北欧由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是“民主社会主义最大的成就”(引自: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那么,民主社会主义倒底算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其实这个问题真就那么重要?它是一种混合经济制度,并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有人说它是社会资本主义,有人说它是资本社会主义,都没什么不可以。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时也说过,不要问“姓社姓资”了,只要老百姓过得好!明确给出了“三个有利于”作为我们工作的判断标准: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后,随着生产要素观念的提出,从资本投入中取得利润不能算是剥削。综合这些,邓小平所说的,不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吗?
  中国党一直说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但却从来也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正式列入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只是挂靠在所谓“马列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下。最近听说了一个改旗易帜的说法,回顾历史,我们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把队站错了呢?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站到马克思主义的旗下,而站到了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加专制皇权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下。现在的问题不是改旗易帜,而是归队入列,尽快回归当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即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悠悠万事,克已复礼,惟此惟大”。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它的具体内容有什么,却越说越说不清楚。1982年邓小平第一次提出这个说法时,有人总结包括九个方面。在这些方面中,有些存在矛盾,都被“中国特色”一言而概之了,并没有解决。随着新的矛盾的不断出现和严重,那些负面价值的东西如贪污腐败、两极分化、分配不公特别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似乎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找到了自己的避风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更加说不清了。其实从语义学上来说,这句话是典型的同义反复,本来就什么也没说和完全可以不说的,就好比说平果是一种具有平果特色的水果,桃子是一种具有桃子特色的水果……一样,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引起歧义。所以有人说“中国特色是个框,什么都可往里装”。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或者更准确一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以这个提法代替原来的提法,我想会具有更明确的指导性。
  第二个我们认为可以作为指导思想渊源的是由原儒文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精神。
  由于历史条件的规定性,在那个以君权为核心的皇权专制社会,孔门儒家所讲的治国之道也就只能从君臣的关系入手。但原初儒学所说的君君臣臣,却不是“臣是不能反君的”,恰恰相反,在原儒“君统”的前面,还有一个“道统”的观念制约。“道”又称“天道”,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实际乃源于善良的人性和冷静的理性,几乎就是普通人的一种常识,一种无须证明的公理。在这里,天、人是合一的,所以“天道”也就是“人道”。荀子就说,儒家之道,“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为道也”。原儒认为:“仁也者,人也”,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具有“仁”的本性,“道”也就具有了一种普适的绝对的意义。在原儒看来,人君只有顺应了“道”,才具有统治的合法性,故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之树君,本为下民”。孔子说“臣事君以忠”,拿什么来“事”呢,也是这个“道”。原儒主张“仁义”,“仁者爱人”,以道事君也就是“致君尧舜上”,达到尧天舜日,长治久安,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君王对于臣子应持的个人态度,也是有要求的,即“君使臣以礼”。孟子说得更明白:“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如果君首先就做不到像个君,失道于天,失信于人,失德于民,失礼于臣,就叫做“天下无道”,臣也就有理由不予服从,甚至可以视之为寇仇。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乃是以求实进取为主的一种积极乐观的奋斗品格,一种常以适应乃至顺应外在力量为表,以利用进而驾驭外在力量为里,体现为一种坚韧不拔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伟大精神。这种本质刚健的精神,却又绝没有陷入于粗野,乃是以深沉自信的含蓄方式,凝练于深层的民族心理之中。“刚中而柔外”,“柔丽乎中正”,刚柔互济,相摩相荡,体现为特具深度的内在力量。
  中国人是世界公认的最能够吃苦,最耐劳,最勤快,最聪明,最坚忍也是最善于赚钱的民族。
  当然,以上的这一套话语体系早已过时,我们更重视的是它的精神实质,它所持的民本思想,追求社会和自然的整体和谐,不借重于宗教的迷狂,重视人品修养,以及一整套“修齐治平”的社会理想和“仁、义、礼、智、信”“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温、良、恭、俭、谅”的有关人际关系的态度。
  中国品格并不止于原初儒学,也包括常常令外人称羡的中国其他优秀文化传统。我们还要善于将中国文化之本质精神与因着时代之限制而不可免地存在的欠缺区分开来,包括如等级观念、人治传统、贬抑工商、轻忽创造等,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再经过科学化和现代化的“转译”,这些优秀的价值观,都可以成为我们建构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宝藏。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和自修复能力,这只要看一看一百年来,不管是极端自由派还是极端暴力派,都把它视为死敌,必欲除之而后快(文革中达到高潮)。但它几经死生,毕竟没有被打死,仍然在顽强地维持着自己的传承,默默地修舔着自己的伤口,焕发出新的活力。当然,随着传统文化所赖以发生的土壤即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生产方式的退出,传统也会发生变异,但在可见的至少百年内的将来,它的影响仍将存在,发挥出它的正面价值,就像在当代西方仍然深深存在着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一样。它必将有如壮丽庄严的凤凰涅般,在新形势下萌发出惊人的活力。
  第三个可以作为指导思想基础的是人类共有的普适价值观
  人类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在二三百万年的历史长河中,人性持续地得到发扬,动物性持续地被淘汰。现在所说的包括如人权、人道、公正、法治、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诚信……以及现代社会中一系列有效保证它们得以实现的制度规定,其个别的发展源头,已早就存在着的了,至少已有上千年之久甚至更久。到了西方近代,基于中世纪以来西方商人城邦国的崛起,在教廷、国王、领主和市民之间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普适价值观念得到迅速成熟。经历了英国大宪章运动、英国光荣革命、从英国最初建立起来的某些政治运作模式基础逐渐丰富起来的各种现代化制度、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以及欧洲各国复杂的历史发展,而得以极大的深化和体制化。
  价值观的分歧是永远存在的,但这并不能否定自由、民主、公平、正义、人权、人道、法治这一类观念,比起专制、独裁、反人权、反人道和无法无天来,是现代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共同价值,那么,称之为绝大多数人的共同价值也可以,强调地称之为“普世价值”(或普适价值、普遍价值)也未尝不可,更加鲜明有力。关键是,反对方的着眼点其实并不在“普世”二字,而是这种价值观的本身,结果只能是为专制、独裁和反人道之类的价值观辩护,为国际反共势力诬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口实。试问,这种专制、独裁、反人权、反人道和无法无天的党,谁愿意相信,谁愿意拥护,又有谁愿意为之奋斗终生?
  指导思想或核心价值观问题,是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带有根本性的第一问题。1949年以前,中共曾经提出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和《论联合政府》等重要文件,得到全中国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以此为基础,在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达成了《共同纲领》,一时起到了代替核心价值观的作用。但很快地,此《共同纲领》便被以极端无理的方式和极端轻率的态度被废除了,而代之以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陷中国于几十年的大倒退和国际孤立。从此再无人敢以严肃的态度提及核心价值观问题,只有执政党或其领袖在那里自说自话。其主要手法即在于歪曲核心价值观与政策之间的关系,前者成为婢女,后者反倒成为主人。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善,但改变不大,整体思路仍然沿用了列宁主义的老一套。到了现在,真可以说目前的中国是判断力最为低下,价值观最为失落、思想最为混乱的时代。原有的意识形态已经无人相信,新的核心价值观无从提及,于是正气旁落,邪气猖獗,沉渣全面泛起,社会心理高度失衡,哪里像一个建设小康社会应有的样子。
  
  核心价值观的实现
  2009年初,作者在博文“造神运动重现之玄机”中就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初,执政当局为了减少来自原教旨派的阻力而提出的‘不争论’的主张,到今天已起了转化,恰恰是同时也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没有把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继续做下去……乃造成了今天思想上的极大混乱。敝以为,此或是30年来的最大失误。”在别的博文中作者也多次提到了重启拨乱反正问题,目的均在于正确确定党的指导思想。
  其实,不止是近30年,从1949年建政时开始直到如今60余年,党在指导思想这个重大问题上一直处于盲目状态。一是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课题的重要性;二是不能区分党的政策和指导思想之间的关系,以为后者就是前者并往往以后者代替前者。在一党专政而长期实行的领袖专制的习惯做法上,党的政策实际上是领袖一个人的意志,而这个人的意志往往是极端无理性的而且多变的。
  在游泳池里打了个滚,问,今年的钢产量是多少,答曰535万吨。于是,明年大跃进,赶超英美,也打一个滚,就定为1070万吨吧!一个这么重要的经济发展指标就是这样轻率的被决定了。一时间,保证钢铁元帅升帐就成了全党全国人民几乎唯一的任务,甚至超出了指导思想的地位。粮食长成了烂在地里也不让去收,收了就是走资本主义,不收才是社会主义。
  他一会儿亲在天安门城楼召集民主党派,动员向党提意见,帮党整风成了一时的指导思想。没过几天,脸色突变,反右又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揪出了100多万的右派,长期迫害。他想要强调什么就把这件事强调到极端,没有什么指导思想的限制,甚至,类似捉麻雀、讲卫生之类的事,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动群众掀起运动。
  他死了,他奋斗了七十年,却在关于指导思想核心价值观等理论问题上为全党留下一片空白,毫无建树,于是,在他死后的三十几年我们的领导人仍然沿着毛的方法继续运行着,同样没有把指导思想放到最高的高度来重视,同样以领导人的意志代替政策,以政策代替指导思想,变化多端,矛盾百出,无所适从。一会儿要允许异质思维的存在,一会儿又不准说三道四,一会儿“五个绝不搞”,学者们写出文章提出严重质疑却不见回答,一会儿出了本小册子“六个为什么”,思想上严重倒退,说是要大力推广这本小书,要在大、中学校和部队里作为教材,口气好大,声势赫然,但这么一本重要的书却连作者的名字也没有,群众置之漠然,无人搭理,也就不了了之。
  作者深知,目前党和国家存在的问题深远而危急,牵涉到亡党亡国的可能,有许多具体问题必须立即加以面对面的毫不含糊的处理,相对于指导思想核心价值观这样的根本性问题来说,当前面临的具体问题将耗费领导人的大量时间,所以作者非常理解当前的领导人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也不准备马上就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将陷入清谈误国的歧途。但脚踏实地与仰望星空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作者盼望在具体问题逐渐得到解决,形势逐渐好转和安定以后,我们党应该掀起一个大的理论和思想建设的学习运动,彻底解决中共的七十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召开全党第一次核心价值观讨论会,聘请思想家、思想史家、政治家、政治学家、各阶层、各地区、各政党、各民族精英人士,混合经济各方面的代表人士和海内外各理论观点学者,广开言路,以经年为期数百人为规模进行长期准备工作。就像美国几次大陆会议对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讨论坚定树立了以清教精神为标志的美国立国时期的核心精神一样,中国党的核心价值观讨论会也应该对民族和国家包括发展方向、核心价值倾向及其具体运作模式进行充分的平心净气的沟通。有理不在声音高,有力不在拳头硬。
  如果讨论的结果居然是:毛泽东思想仍然被列入为指导思想,相信全世界人民都会耻笑我们的无可救药的弱智并吓得发抖;如果我们拿出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仁、义、礼、智、信”,相信全世界人民都会以仰望和期待的心情尊敬地望着我们,百年孤独一扫而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由于身体原因和学力之不继,关于指导思想或曰核心价值观的思考,作者目前只得做到这里了,远不足以成文,只能算得是一篇草稿的提纲。或望有更多饱学和多识之士得以参考,是为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