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
林贤治: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
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之火: 时间的迁流可以改变和抹杀世间的许多事物,但是,在人性深部点燃的火焰是不会熄灭的。 它只是燃烧,燃烧,一次又一次地从覆盖中升腾起来,在黑暗和深寒中显示出初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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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序
作者:simoneweil 提交日期:2007-3-23 7:42:00 正常 | 分类: | 访问量:4955

  当“知识分子”的名词输入中国之际,正值这块古老的东方大陆艰难转型。由传统士人蜕变而成的现代知识分子,历史负担无疑是沉重的,然而,他们却以旷古未有的英雄主义行动,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辛亥革命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性成就,无论以多少富含黄金的字眼去形容它,评价它,都不会过分。即便如此,支配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势力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依然强劲。即以五四以后的头十年为例,从无政府主义到“好政府主义”,从“到民间去”到“踱进研究室”,从“为人生的艺术”到“为艺术而艺术”,都是明显的转向和倒退。一代启蒙工作陷于停顿。大的方面原因有两个:一是知识者的先天性脆弱,一是社会运动渐成压倒性优势,总之,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不是分头并进,而是由后者瓦解和吞并前者,使之丧失曾经一度在斗争中获得的独立身份。及至后来,整个知识群体几乎沦为“社会公敌”而遭到唾弃,如文化大革命,其受迫害的程度是惊人的。

  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其实是一部中国现代化史,是一段相当漫长的“苦难的历程”。

  书写知识分子的历史是意义重大的。然而,这种近于集体自传式的书写,惟有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才成为可能;在此之前,实在是只可为政治家或工农兵立传的。遗憾的是,有了史传之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未能如实反映知识分子的面貌。对于历史,我们不是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相反以意为之,功利主义得很。在否定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之余,走向另一个极端,极力掩盖知识分子自身的人格和思想方面的缺陷,掩盖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故意夸大个别政治文化派别或学术小圈子的成就,如二三十年代的“英美派”(“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制造知识分子神话。如此种种,有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因,就是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意识的缺失。

  王培元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知识分子问题。十多年前,他即已撰写了一部延安鲁艺文艺史;本书的出版,可以看作是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事业与命运的一种延续。不同的是,前者侧重事件,后者聚焦人物;但无论择取何种结构方式,作者都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事实材料出发,尽可能让尘封的档案及鲜活的记忆直接说话。

  本书是王先生为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老一代知识分子撰写的列传。这是一家身份特殊的出版社,素有“皇家出版社”之称,从中央到地方的金字塔式的建构来看,它居于塔尖的位置,是出版界精英人物最集中的地方。他们的沉浮进退,在中国知识界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列传,是创自《史记》的一种传统的历史书写形式。在史书中设置列传,它的好处是将历史文学化、人性化,通过人际关系的展开和人物形象的刻划,赋予历史以政治、军事以外的丰富生动的生活内容。王先生的书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严谨的史学著作,而是一部融合了史学与文学因素的边缘性著作。全书由多篇独立的小传连缀而成,它的历史性,主要表现在不同的个人命运背后的共同的时代框架上面。整个框架大象无形,然而坚硬实在,不可变易。书中的人物几乎无一可以免除批斗、囚禁、劳役,深受精神和皮肉之苦,简直带有宿命的性质。孟超和巴人的结局,可谓惨绝人寰。他们其中每个人都足以构成一个社会单元,富于独立的文化价值;但当作者把这众多的人生画面有机地铺陈开来,从而展现历史的同一性时,显然更具震撼的力量。这是悲剧的力量,也是理性的力量。在这里,作者的批判意图是明确的: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以及形成一系列运动的社会机制应当永远革除,因为,它首先是反人类的。

  这样,人类的价值与尊严便进入了全书的核心。正如我们在书中看到的,在政治压力面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如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奋起反抗,而是忍耐、等待、挣扎,退回到自己的内心,惟以沉默的超重的工作体现自身的价值。作者没有就“知识分子意识”,即在公共性和道义感方面向主人公们进一步提出质询,也许他有感于苦难的过分深重,而视此为一种苛责,所以表现相当宽容。不同于那些知识分子神话制造者的是,作者不是先验地去完成一个政治构图,而是透过特定的生存空间接近他笔下的人物,在价值取向上,对某些传统道德和人格规范表示认同。他固然赞美冯雪峰、牛汉的刚直不阿,欣赏聂绀弩的狂狷,楼适夷的率真,严文井的超然,感动于韦君宜的勇毅,蒋路的谦和,林辰的笃实,而对一度千夫所指的舒芜,也在大关节处有所开解,不乏奖誉之辞。

  大量的口述材料的使用,使全书具有为一般的考据史学著作或文学杂记所没有的文献价值。而这些材料,又是为作者所严加选择的。其中,如毛泽东与冯雪峰的关系的变异,冯雪峰为《鲁迅全集》作注,以及后来的焚稿;牛汉与艾青在批判会上的问答;秦兆阳夜访刘白羽;严文井对赵树理和周扬的评价;绿原学习外语的始因;楼适夷的忏悔;聂绀弩寄巴人诗及其不同版本等等,这些史料都是非常珍贵的。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写尽一个人的一生,这是困难的事。作者的写作策略是:一来引入日常生活的材料,凸显人物个性,二是发掘人物的文化价值的特异性;除此以外,都属多余枝节而被删夷。所以即使全书写了十余位同样职业的知识者,也不至流于面目模糊,彼此雷同。在书中,虽然作者使用了一定的文学手段,但是他并不特别看重为传记作家所倚赖的情节,却是较为注重细节性材料,由此显出描写的本领。书中的文学性,实际上更多地表现为富于文采的叙述语言。不同于历史的分析性话语,作者是热情的,激愤的,悲悯的,言语间有一种情感的浸润;当人物的命运出现戏剧性转折时,书中往往出现大段奔突而来的抒情性独白,诚挚感人。

  知识分子的历史,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逼近真实,需要有不同形式、不同风格色彩的书写。《166号之魂》仅系其中的一种。王先生于半个月前将书稿寄我并嘱作序,使我得以重睹一群老知识分子的人生沧桑。我生也未晚,当文革时,受过批斗,坐过囚室,且累及家人,然而不要说为天下苍生忧,其时竟连为自己抗争的勇气也没有。这种懦怯一直延至今日,自觉是没有为本书作序的资格的。以上文字,读后感而已,倘若王先生以为可以印出来,那么,就当是大时代里的一个小人物所作的一份精神见证罢。

  06年11月15日

#日志日期:2007-3-23 星期五(Friday)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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