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
林贤治: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
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之火: 时间的迁流可以改变和抹杀世间的许多事物,但是,在人性深部点燃的火焰是不会熄灭的。 它只是燃烧,燃烧,一次又一次地从覆盖中升腾起来,在黑暗和深寒中显示出初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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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说丁玲
作者:simoneweil 提交日期:2007-8-25 1:51:00 正常 | 分类: | 访问量:6465

  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些女性,由于特殊的个人经历和社会关系,在她们身上,贮存了丰富的文化含量。例如宋庆龄、江青、张若名、关露、丁玲等等。但是,当我们进行研究或写作传记的时候,往往将她们简单化,不是圣洁化,就是漫画化,并没有将内涵的东西充分地揭示出来。
  丁玲被善于政治操作和惯于听信操作的人们先后“定性”为右和左,很有典型的意味。她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时期,为填补胡也频留下的空缺而在刀丛中奔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一生激进,结果于1955年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1957年被打成“右派”。二十年辗转流放北大荒及山西农村,蹲过秦城监狱,风刀霜剑,茹苦含辛;至七十年代末获平反之后,据说她又忽翻了个筋斗,这回是向左转了。到底是谁走错了历史的房间?是丁玲自身的迁变呢,还是我们的视觉受了障蔽?

  丁玲的问题,全部的复杂性在于身为作家而要革命。因为这样,便决定了她得在同一时间内进入文学和政治两个不同的文化圈。其中,任何一个圈子的“同级斗争”——鲁迅基于斗争实践中的一个天才的发现和总结——都是激烈的,尤以后者为甚。而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分歧和冲突由来已久,结果又往往以政治方面取胜而告终。这也有着鲁迅的关于文艺与政治问题的一篇讲演为证的。

  丁玲的不幸,还因为有意无意间陷入了一场马拉松式的人事纠葛;也就是说,个人的人格、欲望与权谋已然介入了她与集体政治的关系之中。她与周扬的不和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之间的势不两立,从周扬于1955-1957年间翻云覆雨,反复几次把丁玲置于专政的死地,最后对丁玲的平反仍然采取阻碍和拖延的手段;以及丁玲死后,其家属拒绝将周扬列名于治丧委员会名单的事实,可以推知严重对立的程度。这不是阶级斗争理论所能全部说明的。再如沈从文,因《记丁玲》而受丁玲的责备,也成了文艺界乐于谈论的话题。这个小册子无论怎样地孟浪、轻薄、不负责任,八十年代的沈从文声誉日隆,已非昔日的文物式人物可比,因而为之解脱辩护的文字接连不断,到头来只好损害丁玲本人而已。自然,比起周扬,所有人物的损害相加起来,对丁玲来说也都不足轻重。此外,时空的变化,舞台的转换,都是非个人能力所能抵御的。历史问题拖延愈久,愈不利于被损害者和被侮辱者。中国的看客本来便多,又容易健忘;事件发生时已是十分隔膜,难以感知暴力相加于他者的苦痛,时过境迁,其中的情节,自然日渐销蚀,错乱,甚至颠倒,不复有人产生探究的兴趣,而且也无从探究了。

  先说丁玲的右。四十年代初,丁玲到延安不久,如同许多知识者一样,对延安的自以为不良的风气进行了批评。在她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时期,放出了一大批“毒草”。其中所涉及的问题,集中在民主、平等、个人权利上面,都是带根本性的。最著名的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作者因此被捕,几年之后死于非命。其间,丁玲本人也炮制“毒草”,代表作有《“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等。作为一位新女性,她带头挑战传统男权文化中心,颇有西方女权主义的味道,实质上是反对封建专制、“东方文明”的。当时,毛泽东算是手下留情,称她为“同志”,把她同“托派”王实味区别开来;及至建国后,却把她同王实味捆在一起,亲自加写按语,放在《文艺报》上进行“再批判”了。倘要论左右,在中国共产党内,左的根子甚深;除了早期有过很短暂的反左——主要是反对“莫斯科派”的教条主义者——阶段以外,历次运动大抵是反右的。从事实上看,前前后后的一批右派人物,都应当划归“民主派”,与专制主义和特权思想相对立的。自延安以后,事实上丁玲再也不曾右过,大约她吸取了教训,深知这右是危险的罢?

  再说左。丁玲被目为左,主要在1979年右派平反——对丁玲个人而言,其实是部分平反——之后的事。在这里,必须区分不同的几种情况。其中一种属于正常的个人意见,由于语境产生政治性倾斜,结果连这意见也相随带上了某种倾向。丁玲对意识流小说、历史小说的批评意见,即属此例。当时,“现代派”是被看成“自由化”的一种表现的,这样,作为一个作家的审美偏爱,很容易被人利用,或产生错觉,而被蒙上别样的色彩。从史料看,我们可以发现,丁玲晚年许多意见是针对周扬的,其中夹杂了一些意气之争,也是难免的。表面上看来是争“正统”,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抗争,表现了一个弱势者的某种心态,人们可以由此得知受损害的深重程度。还有一种情况,可以算是社会环境与个人处境的合成的产物。八十年代初,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并不可能立即改变整个的意识形态,乍暖还寒,气候并不明朗。丁玲本人的“历史问题”悬而未决,用周扬的话说还存在“疑点”和“污点”,处境仍然艰难。在她访美前夕,中国作协还有人放出流言,说邀请她前往国际写作中心“是拿的联邦调查局的钱”,于此可见一斑。她对友人说:“全国都有耳”;“翻不了身,网大着咧”。1978年9月16日日记写道:“鼓起余勇,竭力挣扎。难图伸腰昂首于生前,望得清白于死后,庶几使后辈儿孙少受折磨。”同年10月8日,所记的同样是灰色调:“文章要写得深刻点,生活化些,就将得罪一批人。中国实在还未能有此自由。《‘三八节’有感》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旧的伤痕还在,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及至1981年间,正值“反自由化”时期,丁玲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这种时候,我大半很谨慎,怕授人、授自己人以柄,为再来挨一顿棍棒做口实。”还说:“不管现在左的也好,右的也好,究竟对我们如何看法,如何对待,是大可寻思的。”对于或左或右的说法,所谓动辄得咎,其实丁玲早在预感之中。
  命运始终没有掌握在丁玲手里,她显得很被动。然而,从下述的通信文字中,可以知道她对中国的问题,包括自身的问题是十分清醒的。她说:“难道二十多年还不能得点经验教训?不学一点乖吗?文艺事大不可为,希望在五十年后,在我,在我们死后许久,或可有有勇气的、有真知灼见的人们。不过首先得把封建权势扫除干净。我们还需要杂文,只是比鲁迅时代艰难得多。”在丁玲写下这样的文字的时候,我们的知识界正在欢呼“第二次解放”,而文艺家也正在欢呼“文艺的春天”!然而,清醒之余,几十年的人生经验所教给她的,竟然会是“学乖”!所谓学乖,大约相当于鲁迅说的“戴假面”之类,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她出于自我保护而居然说了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一些适合“左”的形势的话,加上别的人为因素,此人也就必左无疑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真左,比如早期的批评萧也牧,晚年对《绿化树》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批评,都过分强调“立场”“原则”,而忽略了作为文学的特质的东西。这个问题,牵涉到个人思想与正统意识形态,个人与组织乃至一个体制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无论怎样评价丁玲,我们必须记住丁玲自我设置的前提,就是:一、“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作家”;二、“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只要考虑到了文学与政治在一个人身上的融合与冲突,有关左右的谜底就会变得易解许多。

  对于投身革命的丁玲来说,《“三八节”有感》的发表是一个转折,1955-1957年再度转折,最后一个转折是1979年。可谓一波三折。前两次转折是同一方向的转折,是苦难的强化。苦难生活一方面锻炼了丁玲的心智,所以到了后来,她能写出《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在日记和书信的隐面文字中有那样的彻悟;另一方面,她毕竟因此被剥夺了学习和思考的许多基本条件,有一个时期,甚至连读书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这对她进一步开拓政治和文学的视界,不能不是极大的损失。1979年的转折,无非使炼狱中的丁玲重新恢复成为一个普通人;而五四时期那个带有无政府主义和女权主义色彩的“飞蛾扑火,非死不止”的新女性丁玲,则早已成为陈迹。在她复出之后,正如她所自述的:“ 尽写些不得已的小文章,实在不过只是自己在读者中平平反,亮亮相”,没有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写出与民族和个人苦难历史相匹配的宏大作品。显然,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束缚她,防碍她进步,甚至限制她对已经取得的进步的真实的表达。
  丁玲早年秘书张凤珠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在读到1979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后,对丁玲作如此的“亮相”表示不理解。看望丁玲时,她问道:“我不能理解你经过二十多年致命的打击以后,怎么还能像苏联小说中,红军战士喊着为斯大林去冲锋那样,说自己是为毛主席而写作?”丁玲说:“我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就是这种感情。”张凤珠说:“可是你这篇文章是现在写的呵!”丁玲沉默有顷,笑了笑,说:“看来这二十多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她的话说完了没有?这是判断呢,还是感叹?她说的“进步”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感觉到,语言背后的丁玲是沉重的,复杂的,担受着一种“智慧的痛苦”。但是,对于政治化的作家丁玲,我们往往注意表象,没有深入问题的实质;注意日常行为,而疏于心态分析;注意语言文字,而没有顾及沉默,那未曾言说的部分;注意本体的部分,而不考虑支配她的外部环境。总之,袭用左和右这样的大口袋去套丁玲,是明显不合适的,过分狭窄的,含混的,甚至是荒谬的。“左的左得可爱,右的右得美丽”,怎样以左右品评人物呢?即使按斯大林的说法,左和右这样的概念,也只能用于政治上的分野,不可以随意超越这个范畴的。

  有人说丁玲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找到一个顶用的高参。作为一个作家,不占官场也不跑戏场,其实无须劳人设计。作家首先是以作品,然后以同文学相关的活动来见证自己的。但是,人们更多地评说的是她的行状,而不是她的文学事业本身。须知,这是一个在青春妙龄时候,就以一个莎菲形象令文坛侧目的人,这是一个到延安不久就以一篇纪念“三八节”的短文而震惊朝野的人;然而,正是这个人,在长达几十年间,再也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充分表达自己、展示自己的空间。被称为她的代表作,曾获斯大林文学奖金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其实是一部体现领导意图,从政策出发写作的作品。虽然,她的文学才华无法为意识形态所覆盖,艺术个性却是明显地受到了伤害。即使是这样的作品,也一度因为被确认为“富农立场”而得不到出版。在她复出之后,发表《牛棚小品》,小品而已;以她的经历,大可以从事足以表现受难的时代的宏伟叙事,然而最终还是自动放弃了。事实上,所谓“伤痕文学”,出现之后不久便受到了谴责。结果,我们所见的丁玲“亮相”的作品,是歌颂社会主义道德风范的《杜晚香》。丁玲有丁玲的选择。这个选择是平民化的,但是艺术上则是平庸的。一个作家当她被不平的激情——无论为社会还是为自己——所驱使,需要表现而不敢表现,或无力表现,我们只能把这种情形叫作悲剧。
  丁玲是一个具有巨大的文学才能而为政治所吞噬的作家,一个未及完成却因意外打击而几近碎裂的作家,一个忠实于文学事业并为之苦苦挣扎奋斗的作家。在丁玲的一生中,虽然写作事业被迫中断,艺术受到玷污,但是,仅仅因为《丁玲文集》中有了《莎菲女士的日记》,有了《“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有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仅仅因为个人履历上前后有了《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和《中国》杂志主编,有了王实味、萧军、艾青、罗烽等一批杂文作家,有了北岛、残雪、刘晓波、王富仁等一批无名作者,丁玲就是一座大山,一条大河,一道悲壮的风景,足以装点辉耀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我们在经受了十年劫难之后走到了今天,已经学会了宽容,可以不再计较强暴、伪善、卑劣和无耻,却不想放过一个弱势者,一个长期受怀疑,受歧视,以致备受打击的人。这是不公正的。只要了解了这位女性作家的受难史、抗争史和创造史,我们将会为曾经对她作过的右或者左的责难而感到难堪。
  事实上,丁玲的悲剧也就是我们的悲剧。深入的反思,会使我们明白这一切。

2004年10月10日

#日志日期:2007-8-25 星期六(Saturday) 晴

评论人:左手河流 评论日期:2007-9-5 10:36
赞同您的观点。
很奇怪,那些喧嚣聒噪的博客可以获得那么高的点击,而这么多好文章却安安静静的放在这里。
也许世间万物的道理都是一样的,真正好的事物,往往是难以被人所发现的。

评论人:青菜萝卜的选择 评论日期:2007-10-31 22:20
"丁玲就是一座大山,一条大河,一道悲壮的风景,足以装点辉耀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想不到林贤志也写出了这样煽情的文字,不可思议!

评论人:青菜萝卜的选择 评论日期:2007-10-31 22:27
 整篇文章貌似中允,实质是隔靴搔痒,折射出作者学力与学识上的乏力.
 "丁玲就是一座大山,一条大河,一道悲壮的风景,足以装点辉耀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这种评论令人作呕.
 "事实上,丁玲的悲剧也就是我们的悲剧。深入的反思,会使我们明白这一切",更显作者不经头脑的貌似深刻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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