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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杂种——何勇《垃圾场》
作者:死星上的光芒 提交日期:2011-7-4 10:02:00 正常 | 分类: | 访问量:25887

何勇应该感谢他的父母,感谢他们把自己生在当今盛世而不是“康乾盛世”。二月河的赞美诗,阎崇年的咏叹调,清宫戏里张口“主子”闭口“奴才”的温情脉脉,一切是那么的动人,一切是那么的养耳,差不多我都相信了“康乾盛世”的四海升平。幸好,仅存的一丝好奇心救了我。靠着这份好奇心,打开历史书,在那些没被专家学者清理干净的地方,在那些或言辞闪烁,或语焉不详,或前后矛盾的地方,稍微深挖一下,我就发现了另一个“康乾盛世”。如果何勇生在“康乾盛世”,凭他那一句话,等待他的绝不仅仅是艺术生命的中止,而是更加悲惨的结局。每当听旁人谈起某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时,我就会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产生“条件反射”,脑海中迅速掠过两句话——“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李素丽你漂亮吗”。何勇后来疯了,对这个消息我一点也不意外,我早就看出这个家伙脑子有问题。是的,他的右脑一定有问题,具体的病症是“时空混乱”。何勇和宋徽宗赵佶患了同样的病,赵佶是“直把杭州当汴州”,何勇是“直把北京当香港”——他以为在香港可以调侃“四大天王”,在北京就可以调侃李素丽。他错了。于是,他就要倒霉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首叫《累》的歌在不良少年中秘密流传。这首歌出自《中国火1》,演唱者是一支叫“红色部队”的乐队,“红色部队”的主唱陈劲带着浓重的口音、以流氓无产者的口吻讲述着他们没希望而肆无忌惮的生活,这首歌成了坏学生们的“启示录”和“福音书”,我们一群坏学生经常在操场上对着漂亮女生,学着陈劲的腔调唱道:“总想尝尝爱的滋味,可却总是没有这个机会,空荡的房间里没人作陪,只有去那街头看看姑娘的腿”。我一同学他哥刚进大学,见多识广的他告诉我们,这种音乐叫“朋克摇滚”,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朋克。几年后,通过录像带我看到“魔岩三杰”的红馆演唱会,第一次见识朋克的威力。在1994年岁末那个神奇的夜晚,在那晚,张楚和窦唯只能是配角,因为那晚红馆真正的主角是何勇;在那晚,张楚和窦唯只能是垫脚石,因为那晚红馆真正登顶只有何勇——何勇是那晚的“红馆之王”。那段时间我正在读《第三帝国的兴亡》,书中用大量篇幅描写希特勒和戈培尔如何运用现场演讲使最富理性传统和逻辑头脑的德国民众陷入癫狂。看了何勇的红馆表演,我突然意识到,在现场的煽动和对民众“集体无意识”的操控上,朋克摇滚能与第三帝国的元首和史上最伟大的宣传家戈培尔博士有得一拼。在现代社会这个听觉空间中,朋克摇滚能与最杰出的政治演说大师具备同量级的社会能量。当时的资讯很闭塞,这只是我凭感觉的直观判断,后来随着资讯的发达,我听说了“性手枪”在伦敦如何兴风作浪,“涅磐”在西雅图如何呼风唤雨,心中窃喜,我的直觉判断找到了实证。
  
   评说何勇的《垃圾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评说何勇的《垃圾场》也是一件很简单事。说它困难是因为《垃圾场》的作品从创作到制作再到最后的发行,时间跨度长达十多年,音乐的风貌和作品承载的社会信息比较繁杂。说它简单是因为《垃圾场》相对于《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和《黑梦》来说并不艰深,如果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玩的是“思辨”,《黑梦》玩的是“氛围”的话,《垃圾场》玩的就是“情绪”。很多人在谈何勇时都喜欢用“愤怒”这个词来描述他,我觉得“愤怒”用在何勇身上并不恰当,建立在思辨之上的“怒”可以称之为“愤怒”,建立在情绪之上的“怒”只能称之为“恼怒”。有人会问:“何勇恼怒的根源是什么,是什么让他恼怒”?这个问题问得好,搞清楚何勇恼怒的根源对于理解《垃圾场》这张唱片至关重要。
  
   我认为2000年之前真正代表“北京摇滚”这个概念的就两个人——崔健和何勇。支撑这两个人摇滚的是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北京亚文化——军队“大院文化”和草根“胡同文化”,崔健的摇滚是“大院文化”的产物,何勇的摇滚是“胡同文化”的产物。崔健摇滚的那种红色理想主义,那种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社会批判在何勇这里是完全没有的。何勇摇滚关注的是形而下的市井生活,是北京胡同草民们的喜怒哀乐。如果说崔健的摇滚是一个形容词,那么何勇的摇滚就是一个动词。如果说崔健的摇滚是一座雕塑,那么何勇的摇滚就是一段视频。如果说崔健的摇滚是政治学的摇滚,那么何勇的摇滚就是经济学的摇滚。崔健的“愤怒”是符号式的反抗,何勇的“恼怒”是引入日常生活的反抗。崔健摇滚的根儿在林立果那里,何勇摇滚的根儿在老舍那里。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间,北京出现了一批体制外的无业游民,一批混迹于北京胡同的小混混,何勇就是其中的一员。何勇当不了流氓,因为他心不够黑,也不懂得阴损。何勇也当不了痞子,因为他不够世故也不够油滑。何勇只有一张吱吱嘎嘎的床,他骑着单车在胡同间游晃,他只能是一个北京胡同的小混混,一个“北京杂种”。何勇的世界观就是一个北京胡同小混混的世界观,何勇的“恼怒”来源于身份缺失引发的焦虑感和孤独感,来源于由于财务状况的窘迫和身份的可疑在泡妞过程中的挫败感,来源于北京胡同被“现代化”,自己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的不安全感——《头上的包》、《姑娘漂亮》和《钟鼓楼》这三首作品说的就是他“恼怒”的三个根源。而同名标题歌《垃圾场》则是何勇多重“恼怒”叠加和放大后的一次情绪“井喷”,何勇的嘶吼相当蛮横,带着一种“义和团”式的暴力情绪。《垃圾场》这张专辑一共八首原创作品,另外四首展现的是北京小混混的日常生活。《非洲梦》轻快的节奏会不会让你想到老舍《茶馆》里众茶客海阔天空的胡吹海侃?《聊天》的市井语言会不会让你想到王朔《顽主》里顽主们渗透着机智幽默的贫嘴和饶舌?《冬眠》的朋克味很浓,简单,直接,有力,会不会让你想到北京作为古燕赵之地,北京人身上那种千年传承的“狠”的遗风?《踏步》萨克斯营构出来的优美会不会让你想到老北京胡同午后的宁静和闲适?
  
   《垃圾场》是何勇九十年代初对北京生活的一次富于个人经验的隐秘书写。都市化进程使“胡同文化”逐渐丧失了生存的土壤。“胡同文化”的本质是一个熟人世界,而都市化派生出来一个生人世界。昔日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街坊邻居被满大街的流浪汉,乞丐,小偷,与猪八戒厮混的按摩女郎,给人看吉祥的唐三藏取代,往日的宁静和温情被今日的喧嚣和危险取代——“人们就像虫子一员,在里面你争我强”。北京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一个“胡同经验”让位于“街道经验”的过程。如果说“胡同”是为了生活而存在的,那么“街道”就是为了交换而产生的。胡同里只能养狗,不会有漂亮姑娘所需的汽车和洋房,只有在街道上才可能出现汽车和洋房。胡同是一个熟人的世界,不需要警察掺合,而街道是个生人的世界,需要警察,而且是“拿着手枪”,随时准备出击的警察,国家机器对个人生活的干预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街道取代胡同,城市空间就需要重建,城市空间的重建意味着秩序的重建和价值链的重建,在这个重建的过程中,“胡同小混混”是被边缘化和底层化的。生活空间的更迭,身份的丧失,“胡同文化”生活经验的全部作废,国家机器对个体生活控制的加强,利益再分配中受到排挤和打压,使得胡同小混混的社会竞争力下降,使得胡同小混混开始恐慌和暴怒。所以何勇声嘶力竭地喊叫“还有没有希望”,其实他不是在喊“这世界还有没有希望”,而是在喊“我还有没有希望”。他不是在做社会批判,而是在做自我呼唤——频临灭顶之灾时自救前的自我呼唤。这就是《垃圾场》的全部秘密。
  
   说《垃圾场》就不能不说《钟鼓楼》。《垃圾场》这张唱片如果没有《钟鼓楼》会逊色很多,只能算是一张优秀的唱片。有了《钟鼓楼》就不一样了,《垃圾场》可以跻身伟大唱片的行列。《钟鼓楼》是使《垃圾场》从“优秀”迈向“伟大”的神奇催化剂。我的一个朋友说,罗大佑虽然号称“华语音乐教父”,经典的作品车载斗量,但达明一派的一首《石头记》可以横扫罗大佑的所有作品。我同意他的说法。同样的,我认为崔健虽然号称“中国摇滚教父”,经典的作品不胜枚举,但何勇的一首《钟鼓楼》也可以横扫崔健的所有作品。唐诗学专家、著名学者闻一多评价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孤篇横绝,竟为大家”,闻一多认为就算张若虚这辈子只写了《春江花月夜》一首诗,他也有资格成为与李白、杜甫、白居易同级别的“大家”。为什么?因为文艺作品是靠质量而不是靠数量来说话,《春江花月夜》太精彩了,太牛逼了!在我看来,《钟鼓楼》、《石头记》和《春江花月夜》一样,可以用“孤篇横绝”来形容,这三首作品都属于那种梦幻般的,天外飞仙式的神来之笔,不但后人无法模仿,就算作者本人也无法复制!
  
   现在很多人认识刘心武是因为他的《揭秘红楼梦》,刘心武用悬疑推理的手法解读《红楼梦》,相当好玩。很多人只知道作为“红学家”的刘心武,不知道作为小说家的刘心武。其实刘心武曾经是一个很优秀的小说家,是八十年代“京派”小说的代表性作家。八十年代他出版过一部小说《钟鼓楼》,这部描写八十年代北京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小说被称为“八十年代北京市井生活的《清明上河图》”而名噪一时。何勇用音乐创作了一首与刘心武小说同名的作品,意图很明显。北京的钟鼓楼坐落在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上,从实用价值上说,钟鼓楼是一座庞大的废墟,它早就失去了报时的基本功能。从文化价值上说钟鼓楼却是一座辉煌的纪念碑,一个地标式的建筑,承载着昔日的荣耀和老北京的“中心情结”。所以,钟鼓楼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隐喻。前面说过,《垃圾场》这张唱片大部分作品玩的是“情绪”,而《钟鼓楼》则不是,《钟鼓楼》有现场生活的描述——“单车踏着落叶,看着夕阳不见,银锭桥再也望不清、望不清那西山”;有生活细节的描写——“他们正在说着谁家的三长两短,他们正在看着你掏出什么牌子的烟”;有反思——“小饭馆里面辛勤的是外地的老乡们,他们的脸色象我一样”;有否定——“钟鼓楼吸着那尘烟,任你们画着他的脸,你的声音我听不见,现在是太吵太乱”;最后还提出了一种超乎时空的疑问——“你已经看了这么长的时间,你怎么还不发言?”,一种形而上的思辨和终极意义的求索——“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余秋雨用尽沧桑的语言,使尽煽情的手腕都没有达到的效果,何勇不经意间做到了——《钟鼓楼》写出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写出了一种超越个人际遇与叹谓的大情怀。“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可以直追屈原的《天问》,让人想到孔子在滔滔黄河前的沉吟,陈子昂在古幽州台上的高歌。“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可以和“逝者如斯夫”、“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并列,这三句话把俯仰古今的内在冲动,吞吐天地的生命激情,灵性勃发的思辨与感悟写到了极致!这首歌的歌词写得牛,音乐构架也很精巧,不但运用了民族乐器三弦和笛子,还融入了北京琴书和京韵大鼓的元素,对北京传统曲艺的运用不刻意,不突兀,让人听起来很舒服。
  
   两场演唱会让我看到了两个何勇。1994年,香港,“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魔岩三杰”如同一群朴素的青年,他们用韩乔生式的语速宣告——“在新音乐的春天里,一切皆有可能”!何勇嬉笑怒骂,当他喊“姑娘,漂亮”时,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和痛快,我想笑,而且真的笑出了声。2010年,北京,“怒放摇滚英雄会”,众英雄们如同一群遗老遗少,他们用赵忠祥式的深沉向我们讲述——“我大清当年是如何的荣耀,如何的辉煌”。当看到何勇摆动着肥胖的身躯再次喊“姑娘,漂亮”时,我心中升起一股巨大的悲哀,我想哭,但没有哭出来……从1994到2010,从香港到北京,从“摇滚中国乐势力”到“摇滚英雄会”,我看到一个人从“杂种”变为“孙子”。


#日志日期:2011-7-2 星期六(Saturday) 晴 复制链接 举报

评论人:幻火玄冰 评论日期:2011-7-4 12:06
  我们共同见证了一个杂种到孙子的质变过程

评论人:hy886617 评论日期:2011-7-4 13:41
  路过··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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