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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狂想曲——汪峰《信仰在空中飘扬》
作者:死星上的光芒 提交日期:2011-3-1 13:09:00 正常 | 分类: | 访问量:11384

  汪峰在近期一次访谈中表示,有财富过着上层社会生活的人同样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他用约翰列侬说事。汪峰的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在中国这种社会文化氛围里,这种说法是不可能赢得广泛支持的。在当下中国普通民众的心里,“有钱人”都是有“原罪”的,他们获取财富的过程都是不道德的。中国社会从古至今一直强调“文以载道”,即强调文艺作品的社会教化功能。宋代蔡京的书法水平堪称超一流,但由于其人品和政治操守不那么好,史官便把从他从代表宋代书法最高水准的金字招牌“苏黄米蔡”中抹掉,用一个与他水平相距甚远的但在品行和政治上没有污点的同样姓蔡的人——蔡襄来取代,谢天谢地,宋代除蔡京外幸好还有一个姓“蔡”的书法家,“苏黄米蔡”这块金字招牌总算保住了,蔡襄由一个“准一流”书法家一跃成为一个“超一流”书法家。把作品与作者进行无缝对接,用数学术语说就是“伟大的作品”与“伟大的作者”之间是“充分必要”条件,而“伟大的作者”拥有大量的财富,开着宝马,泡了一打嫩模,这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与“伟大的作者”这个身份不相符的——这就是中国的文化逻辑。汪峰急于搬出约翰列侬为自己辩白,就是迫于这种文化逻辑的压力。
  
  从2000年汪峰脱离“鲍家街43号”发行《花火》到2009年《信仰在空中飘扬》,十年间汪峰一共发行了六张唱片。仔细研究这六张唱片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你会发现一条与这十年中国社会发展相契合的暗线。他六张唱片的名字——前面三张:2000年的《花火》、2002年《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2004年《笑着哭》可以说是带有私密性质的“个人叙事”,后面三张:2005年《怒放的生命》、2007年《勇敢的心》、2009年《信仰在空中飘扬》可以说是类似政治口号的“宏大叙事”。在这十年间,汪峰唱出了几首烂大街的热门金曲,上了几次CCTV,于是“摇滚原(教)旨主义者”对汪峰冷嘲热讽,极度鄙视。我想,那些对汪峰嘲讽和鄙视的人是没有道理的。按一般的伦理逻辑,背叛和出卖才应该被讽刺和鄙视,而在汪峰身上从来都不存在(背)叛和(出)卖,他的音乐从来就不是“摇滚原(教)旨主义者”对“摇滚”的定义——摇滚就应该是“底层叙事”或“另类叙事”,汪峰的音乐从来就不是“底层叙事”或“另类叙事”,所以在他身上不存在着背(叛)和出(卖)。汪峰的音乐从言说内容到审美情趣的目标指向是一贯的,清晰的——那就是“中产阶级”。
  
  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个叫“中产阶级”的社会阶层正在崛起,有社会学者认为当下中国的“中产阶级”至少有八千万,这个数字在今后一段时间还会不断扩大。“中产阶级”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才出现的一个概念,在此之前所有的社会学家那里都没有这种说法,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突然蹦出个“中产阶级”,这是革(命)导师马克思始料未及的,所以他老人家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的丧钟”到今天也迟迟没有敲响。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比如美国——“中产阶级”在政(治)意识上是“后卫”的,他们保守,他们需要稳定,在消费观念上他们却是“前卫”的,他们引领着社会主流的生活方式和时尚潮流。而在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中产阶级”是社会的“推动器”,比如韩国,“中产阶级”代表着社会激(进)和变革的力量。八十年代韩国推翻“军(人)政府”实现“民(选)政府”的群众运动就是由“中产阶级”领导的。为什么韩国的“中产阶级”和美国的“中产阶级”在政(治)立场上是如此的不同呢?究其原因很简单,是政(治体)制的不同。美国的体(制)可以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既得利益进行保护,而八十年代韩国的体制不可能对韩国“中产阶级”的既得利益进行保护,这就是韩国“中产阶级”积极寻求变革的根本性原因。我个人觉得,中国的“中产阶级”和八十年代韩国的“中产阶级”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也具有某种进步性的变革诉求。道理很简单,中国的“中产阶级”花一百万买的一套房子,按现在的“游戏规则”70年后将化为乌有,如果你是这个业主,你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百万的房子人间蒸发呢,还是希望对“游戏规则”进行恰当的、有利于自己的改变?
  
  今天的汪峰与昨天的黄舒骏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在他们面前都有一座大山挡住了去路,黄舒骏面前的那座大山叫“罗大佑”,而汪峰面前的这座大山叫“崔健”。汪黄二人都是那种自恃甚高,要求甚高,野心甚高的人,这种“自恃”、“要求”和“野心”对于创作来说是一件好事——至少他们在创作的思路和方向的选择上不会忠实地按产业流水线的要求去做,这一点很重要。唱片公司对“汪峰”这个品牌的定位进行过调整,从最初称他是“摇滚新教父”到后来称他是“内地摇滚音乐才子”,这种调整是明智的,现阶段就称他是“教父”过于轻浮和不负责任,“摇滚音乐才子”这个称谓还是比较恰当的。汪峰的音乐在品质上还是上乘的,他写过很多“励志歌曲”,中国“中产阶级”上升期的那种激情与诉求,他表达得还是比较真切的,用他那首著名的《飞得更高》作为分析标本,可以说明问题。
  
  华语乐坛有两首著名的“励志歌曲”,一首是90年代Beyond的《海阔天空》,另一首就是2000年后汪峰的《飞得更高》。《海阔天空》是“底层视角”,用写实的手法—— “多少次,迎著冷眼与嘲笑”;《飞得更高》是“精英视角”,用象征的手法——“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捆住无法挣脱”;《海阔天空》的生命状态是处于无根情形的“飘”——“怀著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 《飞得更高》的生命状态是处于强势位置的“飞”—— “我要飞得更高,翅膀卷起风暴,心生呼啸”;《海阔天空》言说“理想”——“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 《飞得更高》言说“幸福”—— “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海阔天空》强调一种“坚持”——“仍然自由自我,永远高唱我歌”, 《飞得更高》强调一种“突破”—— “我要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挣脱怀抱”;《海阔天空》面临的危机是“生存危机”——“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飞得更高》面临的危机是“发展危机”——“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总之,《海阔天空》是“草根阶层”的叙事,而《飞得更高》是“中产阶级”的叙事,《飞得更高》就是一首“中产阶级”的狂想曲。
   
  2009年7月汪峰发行了《信仰在空中飘扬》,唱片的名字耐人寻味——谁的信仰?信仰什么?我个人理解,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中产阶级的信仰”,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信仰中产阶级的力量”。汪峰喜欢用一些有政治色彩的“宏大命题”作为歌曲的名字,什么《再见二十世纪》,什么《我爱你中国》,什么《忠诚》,什么《光明》,什么《母亲》,什么《北京北京》,到《信仰在空中飘扬》这种运用达到了极致,甚至是露骨的。在中国的语境中,政治道德是最高的道德。熟悉西方“中产阶级”的人都知道,“中产阶级”最喜欢标榜道德,有社会学家甚至说“中产阶级是一个道德自恋的阶层”。汪峰热衷于对“宏大命题”的言说,正是中国“中产阶级”道德自恋的一种体现。从文化层面解读,《信仰在空中飘扬》可以看作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在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结束时用摇滚发出的声音。如果说十多年前“中产阶级”还是大众媒介意淫的一个“伪命题”的话,那么十多年后的今天,“中产阶级”不再是一个社会的想象了,它作为一种社会潜能、一股社会力量是真实存在的。从汪峰个人层面解读,《信仰在空中飘扬》可以看作是汪峰对挡在他前面的那座大山——崔健发起的一次冲击。这张唱片与他前面几张唱片相比,批判的东西明显多了,在音乐的编配上与摇滚贴得更近了。《空空如也》、《蹩脚的爱情》、《母亲》甚至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崔健早期的几首作品《这里的空间》、《无能的力量》和《浪子归》,对应的关系如此清晰,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是有意为之。《信仰在空中飘扬》这张唱片让我想到崔健发行于1994年的《红旗下的蛋》,这两张唱片有个共同点就是在诞生前的一、二年中国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1992年,邓公南巡讲话,开始了中国全面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两年后,崔健发行了《红旗下的蛋》。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中国的“强国”形象开始在国际社会被塑造,一年后,汪峰发行了《信仰在空中飘扬》。如果说《红旗下的蛋》是表达红色后裔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尴尬,标志着“改革开放”第一阶段由思想解放引发的“理想主义”思潮的隐退,那么《信仰在空中飘扬》就是昭示“中产阶级”在中国崛起的宣言,是“中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功后要在政治领域有所作为的诉求信号。《红旗下的蛋》“红旗”是否飘扬已经不重要了,“蛋”才是言说的重点,15年后,“中产阶级”的旗帜可以名正言顺地在“空中飘扬”了。汪峰要实现他的抱负——成为“摇滚新教父”,《信仰在空中飘扬》这张唱片是关键性的分水岭。“摇滚教父”是一种“文化霸权”,用通俗的话说是一种文化权威。一个新的文化权威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借助某种社会力量或社会思潮,二是此人要有独立的视角和成熟的思想体系。第一个条件汪峰已经具备了,第二个条件汪峰还需要努力。现阶段,汪峰与崔健比他最大的弱点就是缺乏崔健那种对中国社会深层次的文化矛盾天才般的直觉和洞察力,说得通俗一点就是那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当然,这种能力如果先天不足,通过大量的观察和思考也是可以实现的。《信仰在空中飘扬》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下两张唱片很关键,汪峰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说《信仰在空中飘扬》就不得不说《春天里》这首歌,由于“旭日阳刚”和各种机缘巧合,这注定是一首要被时代记住的歌曲。说实话,在“旭日阳刚”没有出来之前,我对《春天里》这首歌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一个开宝马泡嫩模的人谈什么“老无所依”多少有点装13。第一次在优酷网看“旭日阳刚”出租房版的视频——那狭小而肮脏的空间,那劣质香烟,那空酒瓶,那肌肉,那膀子,那困兽般的眼神,那破吉他简单而粗糙的和弦,那沙哑而生猛的嘶吼,真有点当年“西雅图之声”——垃(圾)摇滚(Grunge)的神髓。心中不禁一愣,没想到啊,在雌雄难辨的天(朝),居然还有这么MEN的男人,心中暗自叫了一声“好!”。音乐的类型不决定品质,但能不能被感动,取决于听者的心境。《春天里》从汪峰嘴里唱出来我觉得是矫情,从“旭日阳刚”嘴里唱出来我觉得是真摇滚。当然,《春天里》这个音乐文本有弹性和空间作多重解读,说明它本身的品质还是优秀的。这也证明了我前面对汪峰的判断——汪峰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是音乐层面的而是思辨层面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政府与精英知识分子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和矛(盾)可以通过经济的发展来解决,只要经济搞上去了,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计划总是没有变化快,15年过去了,中国社会的问题和矛(盾)不但没有减少,甚至增多了。激进的变革社会成本太高,到头来受罪的还是那些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中产阶级”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处于他们自身利益的考量,希望进行温和的变革,也许中国社会的进步可以寄希望于这股力量的推动。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人进入并生活在一个社会中的许可证”,一个人只有通过教化对一种“意识形态”认同,才可能被以这种“意识形态”为主导思想的社会的认同。一个新兴阶级“意识形态”形成的过程就是一个“乌托邦”被书写的过程,汪峰的《信仰在空中飘扬》就是在言说中国“中产阶级”的一个“乌托邦”,一首中国“中产阶级”的狂想曲。
  

#日志日期:2011-3-1 星期二(Tuesday) 晴 复制链接 举报

评论人:语茶小筑 评论日期:2011-3-8 0:30
一直很喜欢汪峰带给的那种感觉,充满力量,挣扎却不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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