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九色鹿
《黑花黄》原来计划叫做《千层糕》，因为我理解这本书将是作者在《小时候》之后多彩生活和多样性文本的一次“甜蜜层叠”。这个象征太概念了，经过几轮讨论，最终被改成了《黑花黄》。小黑、小花和小黄是我们在广州收养过的三只小猫，04年格格在注册博客的时候用“黑花黄”作为她的网名，那时我在网游上使用的网名叫“粉红金黑”，可见我们那时的共同趣味。后来“黑花黄”随着格格博客的人气渐旺而广为人知，而“粉红金黑”则在我退出网游之后销声匿迹。至于“九色鹿”这个在格格的博友圈中神秘风行的网名，现实生活中格格与我本人从来不用。当年她用这个名字是尊重我的匿名原则，不过我们对颜色的顽固趣味由此可见一斑。
改名“黑花黄”，当然是为了照顾读者，同时兼顾原义。当年我就很喜欢“黑花黄”这个词的发音，这个用三个H“一气呵成”的词应该令不少读者感到口吃。另外，“黑花黄”也是我心目中格格和她的两个著名死党张敏和豆豆的代号：黝黑的张敏当然是小黑啦，豆豆——黄豆嘛，剩下那个花枝招展的小花就是格格了。为了这本书，我曾经请三位美女重玩那个格格曾在博客中大书特书的游戏：建造一个“必胜客沙拉大厦”。我特喜欢这个摩天大厦，它兼顾了格格对好吃、好玩和我在多样、极端两方面的要求，计划用它来做格格第二本书的封面。不过这只是当时的想法。
格格希望这本书的编辑设计由我全盘承包，但我只负责了其中的编辑部分。主要是因为别人没有我这么一个近水楼台的距离去理解这些文字背后的故事。格格的创作方式和她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我们在一起的这九年，她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学就是在玩，而博客则是这个“寓教于乐”（主要是自学和自娱自乐）的发布平台。“写点什么，这一天我才会高兴”，这句写在她博客上的座右铭简直是她“勤奋好学”的忠实写照！不过考虑到格格当年从某中文系出逃的辍学生历史，用这种科班话语来形容对于她大约是一种羞辱。当然我本人也好学，但属于那种观其大略、不求甚解式的；但格格就不一样了，不仅每天腾出固定时间读书，而且密密麻麻地做着笔记。她的这个习惯多少与我有关：最早她在我的书堆中展现出她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时，在书上所有她认为重要的字句下圈点划线，我说这样这本书就没有余地了，于是她接受我的建议，在我的一本未用完的日记后开始了她的读书笔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至今大约有了大大小小十来本了。而那本日记也成为我自己的最后一本纸质日记，之后的智能手机让我的日记彻底成了琐事的备忘录。
这些笔记不断捕捉着那些她阅读到的闪亮句子，以及那些流星般划过脑海的文字片段。尽管我有着在第一时间“审阅”她新完成文字的特权（事实上如果我不在第一时间及时审阅，她就会毫无例外地抓狂，无论我在工作、开会还是在出差），但这些记录对我却是禁区。我从来没看过里头的内容，所以有印象的只是它的质感，那些密密麻麻的、丑得可爱的小字，以及摞在柜子里错落的样子。如果说格格的文字创作有什么价值，它们一定起源于这些简陋的形式之中。
但反过来，只有高兴了，这一天她才会写点什么，“玩”对她的写作有着与“学”相当的意义，无论是路边玩猫玩蚂蚁，还是在家里蹲在椅子里吃零食看《康熙来了》，只要玩高兴了，总能写出有趣的文字。也因为这个原因，自从格格开始写作之后，她就几乎无法在被委任的状态下工作，她所有的写作都是自发的，其他人无法向她约稿，而只能在她已有的文字中选用。事实上她唯一的委任方就是生活本身，而别人无法预设明天的她会怎么生活，所以也就无法在文字上和她预约。最近，一个动物保护组织请她代言写一个大象的童话，格格的回复是如果不能和大象在一起生活一年，就写不出这样的童话。童话对于很多人是可以想象出来的，对格格而言则必须是在偶然而真实的生活中感悟出来的。
我也无法预设格格明天的生活，但我多少可以带着格格去接触大象和其它那些在我们周围无法接触到的东西。这些年我们一起游历了很多地方，它们多少都变成了格格文字的一些故事片段，但我想更多地是超越了文本，而成为背后的语境，成为她以童心看世界的视野。多年以前，我有一次去塞班岛的机会，但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没兴趣，后来还是格格鼓励说就当去玩玩呗，我才勉强去了。结果我站在马里亚纳海沟边看到的场景成了后来我最常梦到的场景：太平洋的深蓝和天际线的弧形——这个隐蔽的世界屋脊打动了毫无心理准备的我。尽管我无法确切知道这些长途旅行在格格的感性思维中能带来怎样的回响，但我相信这一次比较接近她的体验，那些事前没有计划，事后却时常梦回的地方。最近我在澳洲陌生的南半球星空下、以及在北欧的森林中看到那些不到一人高、却有着20-30年树龄的小松树时，同样有这种被打中的感觉，那一刻我看到了格格眼中的世界。
说到这种北欧人用来做圣诞树的小松树，我们在额尔古纳的大兴安岭森林中也见过，在有限的营养环境下，它们以缓慢长大的方式令内心变得致密，在不到手腕粗的树干内密布着数十道年轮，一种由童年印记构成的美丽纹理。谁也说不清《小时候》究竟讲了多少个故事，或者“童年”这个时间段究竟致密到能够承载多少记忆。正是在这种看似保守的成长方式中，格格的童心得以保存；她对生活的所有热情，也来自这种不成熟、从而也不凋谢的童心之中。
格格之前写过一篇有关圣诞树的童话，收录在《黑花黄》中。无论是写童话，还是用童话的笔触写成人世界，都是和成人世界的一种对抗。儿童的视野，往往能穿过世俗的尘屑发现那些被成人们忽视、鄙视和遗忘的价值。《黑花黄》的物品篇中讲到一个在农民工市场中出售的廉价情人节礼物，它“热血一半、尘土一半”的性格不仅是农民工情感的写照，也是我和格格这一代在城乡结合部长大的厂区子弟草根青春的写照。我们可以在它的劣质与精美交相折射的反光中找到格格的童年，那时她黑着双手、嬉皮笑脸地喊着“吐结其！吐结其！”在拉萨尘土飞扬的街头撒野狂奔，或者爬在厂区垃圾堆里贪婪地寻找玻璃珠珠。这种尘土感之所以被成人们无意识地抛弃，是因为这种情感的廉价；而格格之所以唤起了这一代人的集体回忆，是因为她珍藏着廉价中的情感。
《小时候》是一部沿着时间轴而纵向展开的半虚构性自传，《黑花黄》则是在这部自传终点上的横向蔓延，以枝杈的方式成为树干的续篇，每一个枝杈都是一个不同的方向：不仅有“小时候II”的直接增补，也有“人物”的间接延续，以及童话、诗歌、散文、博客等多样化的体裁。整个编辑工作就像在整理磁盘碎片，将格格过去这几年散落在博客中的文本重新归档，以跨越时间的文本间性和多点透视，弥补即将在书中不复存在的博客时效性。相比这种多点透视，《小时候》从散点到一点透视的编辑过程就简单多了。《黑花黄》事实上是这些文本的结集成册，但它将如何体现出“多样层叠”的价值，就看设计师的本事了。至于为什么要另找设计师，主要是因为我希望这一次能有所不同，而最重要的不同是有第三方介入对格格文字的阐释。《小时候》几乎是个夫妻店，她写作画画我编辑设计评论；但《黑花黄》在《小时候》持续畅销的背景下推出，期间不断有导演作为第三方询问《小时候》动画和电影版的改编可能，这使得格格今后的作品将更多的是跨域性的团队合作。这段半自传半虚构的历史格格只是开了个头，之后便注定要由别人来书写。
治治成了格格作品的第一个第三方书写者。他是格格和我之间一个奇妙的混合体：作为一个公子哥，他和格格一样贪玩恋物和享受生活（也许是因为他们同一星座），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我一样乐于分析和精英主义（也许是因为我们同一祖籍）。不过最重要的是，他是我在世界范围内见过的少数几个概念清晰、原则坚定、因而不屑以流行元素和精美材质取悦大众的平面设计师，其挑剔偏执的程度通常不是把甲方气死就是把印刷工人累死。不过一旦人们发现他在用色、印刷和装订技术上所支持的草根价值，他的作品便能在那一刹那传递出启蒙的光辉。
去年我曾经有过一个在台北的出版计划，同样是找他合作，他在电话那头轰隆的印厂里折磨着工人们，歇斯底里地让我先问问对方出版社有没有听说他的大名。嘿，我还真去问了，还好，海峡对岸的那位编辑听说过，这样按照治治的说法，合作就简单很多。对方如果是慕名而来，他就能腾出很多自我介绍的时间直接进入主题，在沟通时也少受一些颐指气使。不过我个人怀疑治治的大部分甲方只是叶公好龙，否则不至于屁颠屁颠跑来就为了被气死抬出去。叶公是一个以鉴赏家自居的事后诸葛亮，但当事情正在发生的当头却能被吓死。
后来我去治治家做客，发现他家里除了一堆书、公仔和Cult奢侈品之外，完全找不到他自己的作品；在他798的那个获奖无数的工作室里也找不到几个，我纳闷那些被他气死的甲方们开始是怎么找到他的。06年我们曾经一起去阿姆斯特丹参观当地的设计事务所，先去的那家事务所在壁橱上毕恭毕敬地放了三个水晶球，那是荷兰的设计奖杯，大家当然礼节性的交口称赞。后去的那家在一个废弃的教堂里，我在里面边感受圣洁的设计氛围边急着找厕所，结果误闯入一个储藏室，里面堆着几十个水晶球，上面一层灰。我就跑回去问那是啥，结果被告知那是他们03年之前拿过的奖杯，后来因为每次评选都拿奖，就不再参加了。真够爷们的，我看治治也有点这气质。
叶公的悲剧在于他所理解的价值仅限于他所识别的形式；而普世价值之所以普世，在于它对形式的超越，以及它跨越领域的可转译性。作为一个从内容到形式的转译者，治治早已不再依赖于简单可识别的视觉符号去哗众取宠，也不会以舒适为由把阅读过程漂白得一尘不染，而是用设计语法将人们曾经熟悉却被遗忘的生活原型，不动声色地复活成为阅读体验。这种体验在第一时间令大多数人反感，因为它要么令人费解或难以识别，要么看上去劣质或廉价。那些在旧货市场寻找乡愁的人们，在一个具有同样普世价值的转世物品前却可能视而不见弃之敝屣；而当他们真正开始阅读时，那种似曾相似的体验就能扑面而来。有时这种体验只是童年玩过的一个游戏，或是当年流行的一种物品，一个早已失去的习惯。治治的精英主义在于，他坚持着以一种不加矫饰的态度，将他的尊敬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些被虚浮的大众美学边缘化的内在价值。当可怜的叶公最终识别出其中的真相时，发现那曾经是他如此热爱的东西。
选择与治治合作，是希望这本书本身能够支持在格格的文字中呈现的相似价值。先前我把《黑花黄》分为四大类十二小类，它们被治治设计成为一摞错落地绑在一起的小书，一本由四种纸张印制的十二本小书的大书，一齐插在一个书盒里（如同格格的十几本笔记本摞在书柜里的样子）。大部分小书的尺寸和小时候的作文本相当，纸张则是当年用来写大字报的粉色系列（短缺经济时代因为廉价而极为普及的那种）。每本小书都有独立而微妙的文本质感：诗歌部分是油印本（当年地下文学的主要传播方式），童话部分是格格本人的手抄本（格格终于用上了她的纯蓝英雄墨水），博客部分则是横排的滚屏本（也就是这些文字原本在网络上传播的形态）；同时每本小书都配有一幅格格不在场的插画（读者可体会作者“不在而无所不在”的气场）。封面则令人联想起早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那质朴的花纹边封面，不同的是共有六种不同的手绘花纹叠加在三层露出的封面上（“书中有书”的暗示）。标题上黑花黄三个大字中，隐约露出小黑的耳、小花的尾和小黄的爪；它们的真身藏在书中的三张照片里，那是三只小猫刚满月的样子，它们被用作书签时出没页间，如同在自个家里捉迷藏（一个以它们的名字命名的家），成为书中的精灵和点题之笔。
这是一本再次让印刷厂呕血的书。《黑花黄》前后则耗时一年，不难想像这一年治治和出版社之间的龃龉磨合。当年做《小时候》时只花了一个月，现在回想起来，这种速度是建立在一种大众能够接受的保险形式之上的，当时的我没有时间去剑走偏锋。治治只是做了我想做、却难以做到的极端；他把这种极端建立在成本、销量、印工和概念之间的互不妥协之上，像钢丝杂技一般在矛盾之间寻找平衡。把《小时候》和《黑花黄》摞在一起，格格这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字在同一价值下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这让我看到了期待中的变化。我期待着未来几年，格格在其它领域的创作中能够找到旗鼓相当、并同样坚持的合作者。
《小时候》的故事在《黑花黄》的结尾回到了起点，那是一段由格格的母亲何安秀小姐著写的前传。最近格格的博客因为她自导自演的一台国庆晚会而变成了播客，令无数看官领略了这位当年的文宣队长的风采。两年前我们把一台DV送到她面前时，完全没有料到她会这么上瘾，她竟因此得以从那屡败屡战的股市中抽出一半时间投入在DV创作上，并在去年的大地震期间形成了其独门绝技，即以家庭作演播室，自任节目主持人，为翻拍的电视影像重新解说（不过何小姐的电视情结已经有年头了，《小时候》中就曾记载了她与电视机中出现的某领导人合影的故事），同时在国内外大事间穿插自己身边的鸡毛蒜皮。说实话，我和格格都公认何小姐是心理年龄一个比格格还小的小孩，同时患有严重的四川盆地狂想症，我也因此乐于和她沟通，听她讲那些通常用理性思维无法理清的故事。最近在芬兰看到一个叫做Arctic Hysteria（极地癔症）的展览，当那些世界尽头的人们笼罩在数月的极夜之中时，便能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时空盆地之中，产生我们在全球化平原上难以理解的意象，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被芬兰人称作SISU的、如破冰船一般勇往直前的性情。格格的母亲在只有股市和电视作伴的独居生活中，以一种遥远的相似性展现出同样的性情，我能在格格身上清晰地看到它的遗传。曾经在《小时候》中令人倍感共鸣的童心，正是在这种遗传之中贯穿于《小时候》和《黑花黄》的前后，贯穿于母女两代人之间。
由于手工装订的复杂，《黑花黄》的珍藏版是限量版，出版社给我的也快没有了。以后的都将是简装版。
这是扉页，上面的话是我坚持要写上去的：在街上，看见猫儿，就嘬嘬嘴，猫儿可以跟我一条街。——桑格格至今获得的最大成就。
这是内页中童话的部分，是我手写的笔迹。我那小丑字儿。多担待。
书页散开的样子，就像彩虹。
参差不齐的书脊，就是我生活的写照。
我要感谢九色鹿。他为我操碎了心。
我要感谢刘治治，他为我操碎了心。
我要感谢刘方和黑姐，他们为我操碎了心。
我要感谢很多很多一直支持我，为我操心而我并叫不出名字的人。我的成长一路上磕磕碰碰，但是总有奇迹发生。深深地感谢。这些话我说得太少了，我还是默默都写在书里吧。
另外：很抱歉，由于节日物流不畅，现在当当和卓越《黑花黄》缺货，但是就是这几天可以补齐了。书店也陆续会有销售。谢谢大家。
另外在淘宝上也有我亲笔签名的《黑花黄》，还有一个为这次新书发布做的限量版金属书签，有兴趣的朋友可到以下这个地址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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