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斯宾格勒与《西方的没落》（参见教材第146页）
1880年，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出生于德国一个邮政官员的家庭，先后曾就读于哈雷、慕尼黑、柏林等大学，最后以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为博士论题获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先是在中学任教，后专事学术研究和私人写作。主要著作除了著名的《西方的没落》之外，还有《普鲁士的精神与社会主义》、《人与技术》与《决定的时刻》等。
近代西方历史哲学发端于18世纪，经过19世纪的波动，在20世纪得到迅速发展，并完成了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向“批判的历史哲学”的转变。在思辨的历史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文化形态学派。1918年，正是斯宾格勒的著作《西方的没落》第1卷的问世，最早论述了文化形态理论。他将文化视作具有诞生、成长、鼎盛、衰亡阶段的有机体，并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来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他认为“文明”，而不是“民族国家”是历史研究的单位。在12卷本《历史研究》（1934年-1961年）中，他详尽地讨论了文明由生到亡的发展历程，强调文明起源于“挑战和应战”。由此开始，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史观被打破了。
2．“新史学派”（ 参见教材第147页）
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这时西方史学在自身发展中理论与方法渐趋成熟，历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19世纪的西方史学，当数德国“兰克学派”客观主义史学的影响最大。然而，恰恰是在兰克的故乡，首先揭开了批判包括兰克史学在内的“新史学”的序幕，使西方传统史学受到强烈震动。20世纪初，K·G·兰普雷希特发表《文化史的方法论》，大力倡导扩大历史研究领域的“文化史观”，为了建立独树一帜的“新文化史学派”，他力主对历史事实不仅要说明“是什么”，而且要回答“为什么”。
1912年，曾在德国受过严格历史学训练的美国历史学家J · H · 鲁滨逊首先举起了“史学革命”的旗帜，而具体阐释其“史学革命”主张的《新史学》也因此被公认为20世纪世界史学名著。在这部著作中，他要求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与感情”；他从进步的历史观出发，强调人类历史运动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他主张发展历史教育，普及历史知识，历史研究不应脱离现实生活，要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他还大力鼓吹历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建立密切的联盟，不断完善史学家知识结构，开展多学科的历史综合研究方法。他执教的哥伦比亚大学成为美国新史学的中心，逐渐形成了颇有声势的“新史学派”，新史学一时风靡欧美诸国，对20世纪的西方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法国年鉴学派（参见教材第147页）
在20世纪初欧美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1929年1月中旬，跨学科的史学杂志《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问世，年鉴学派也因此而得名。该刊创刊号在《致读者》中阐明了自己的宗旨：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壁垒”，倡导跨学科的研究，在继承传统和立意创新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历史。
该学派明确提出了“问题史学”的原则，要求在研究过程中建立问题、假设、解释等程序，从而为引入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基础，极大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人类学、人口史、社会史、生态文化地理史、心态史以及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在年鉴学派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年鉴学派史学家在自己的学术专著中出色地体现了该学派的原则，如M·布洛克的《法国农村史的基本特性》（1931年）、《为历史学辩护》（1949年）；L·费弗尔的《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为历史学而战斗》（1953年）；F·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79年）；G·勒费弗尔的《法国革命》（1930年）、《恐怖时代的土地问题》（1932年）；E·拉杜里的《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1967年）、《1294-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1975年）；J·勒高夫的《中世纪的商人和银行家》（1955年）、《交易所与生活》（1986年）等。
该学派不仅成为当代法国史学的主流，而且深入渗透到西方史学研究的各领域，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历久不衰的影响。
4．布罗代尔（参见教材第148页）
曾有人戏言：“如果设立诺贝尔史学奖的话，那么，获奖的第一人必定是费尔南·布罗代尔。”布罗代尔在国际史学界的地位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传统的历史学是历时性的，它以时间为坐标，沿着年月日的轨迹一成不变地行进着。反映到历史学家的著作上，可以看到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叙述性，在这种线性叙述中，隐藏着一种不言自明的逻辑--历史发展的因果性。布罗代尔的先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认识到这一点，试图摆脱兰克式旧史学所强调的纯政治史、纯制度史或“战役史”，扩大历史学的视野，将历史研究引向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等领域。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种“全面的历史学”，但他们尚未找到一种合适的历史编纂方法。
作为第二代年鉴学派的领袖人物，布罗代尔从费弗尔和布洛赫那里吸纳了充足的养分，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历史学--这最充分地体现在那部耗费了他十几年心血的成名作《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上。在这部著作中，布罗代尔首次将历史时间分解为三个不同的层面（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每个层面分别对应不同性质的研究对象。地理时间在三种时间中变化最缓慢，它涉及的主要是作为人类活动背景的环境。个人时间在三种时间中变化最快，几乎是转瞬即逝、瞬息万变，它所体现的是个人规模的事件，可以说，传统史学就是在这一层面中展开的。介于这两种层面之间的是社会时间，它的变化节奏较之地理时间快得多，但较之个人时间又慢得多，它所对应的是群体和集团的历史，也就是社会史。在布罗代尔看来，社会时间才是最能反映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历史的深层意义，因此，也是他最重视的一个时间层面。
社会时间使得费弗尔和布洛赫没能彻底实现的那种“全面的历史”的理想，在布罗代尔这里成为现实。“全面的历史”在布罗代尔的史学中也就是一种“整体的历史”，它强调历史是包罗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整体”，是在这些领域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中得以体现的。要反映出这个“整体”，要反映出其内部的结构－功能关系，因果性的思维逻辑是不能胜任的，必须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从横向关系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是“共时性的”，与传统史学的那种“历时性的”研究方法截然不同。
布罗代尔的史学完全不同于传统史学，它使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更趋合理。在他之前，没有谁对传统史学摈弃得如此彻底，没有谁的史学体现得如此有创意。因此，称他的史学具有“革命性”，此说并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