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年代里的非常小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小说阅读札
非常年代里的非常小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小说阅读札

作者:左车春梦 提交日期:2006-11-1 15:49:00
重要的是教育知识分子——重读《我们夫妇之间》 萧也牧是怎样一个作家,写了怎样的小说,相信现在没有几个人能够说出个所以然来。这很正常,毕竟他本来创作就不多,创作寿命也很短暂,对后来的社会大众文化阅读更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但是中文科班出身的人,却都知道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发表了篇很出名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不仅给作者本人带来无穷尽的灾难,也在文坛,在中国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引起轩然大波。 从现在的阅读眼光来看,《我们夫妇之间》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时代“问题小说”的写作传统,在鲜明的政治立场背景中关注现实问题,积极寻求社会矛盾的解决之道;另一方面也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风行一时的“新写实小说”有那么一点相似性。说这篇小说是“新写实”的前辈似乎牵强些,但是作者不太避讳恶俗场景的描写,在粗词俗语的使用方面也没什么禁忌。小说中对城市里旧有生活模式奢华糜烂的描述,对女主人公形象的乡土化或者说粗鄙化的直接书写,确实足够大胆,这种毫无顾忌的勇气,恐怕后起的新写实作品也只能望其项背。 在执政党将政权中心从农村移往城市的最初阶段,新政权面临的不只是执政方式转变这种全局性问题,而且权力中人也面临着自身生活习惯、生活方式转变的苦恼。从实质上说,如何在新社会中确立一定的道德礼仪规范,也是新政权必须考虑的问题。作为新政权中的一分子,萧也牧的这篇小说应该就是他自己在这种转型过程中思考和观察的结晶,是他对自己忠诚守护的政权的一个献礼。可以说,萧也牧在真实刻画现实的基础上,用辨证法的观点看待新社会中的新问题,想对政权表明,一方面知识分子要加强自身改造,另一方面当家作主的农民政治人物也应该脱去旧时习俗,在新社会中树立新的风貌。 知识分子和农民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因为如何看待相互身份地位的问题,长时间纠缠不清。开初时,知识分子以上帝的身份,用启蒙的方式改造农民,可惜不过自言自语。农民根本听不懂知识分子那一套话语,无奈之下,知识分子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当农民领袖夺取政权后,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地位马上颠倒过来。“农民最伟大,知识分子最渺小。”反倒该农民教育知识分子了。领袖们觉得,政权建立之初,重要的问题还不是教育农民,而是改造知识分子。萧也牧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同时又是新政权中的一分子,号召农民和知识分子都要提高自身素质的做法本来没什么错,错就错在时间选择不恰当,和当局的理念却是有了冲突,正好被拿过来做为反面典型,成为要求知识分子加强自身改造的一个样本。于是萧也牧很不幸成了中国当代文字狱的一个早期祭品,当然,也可以说,很幸运地,他也因此而在文学史和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大不小的一笔。 仔细想来,《我们夫妇之间》中塑造的进城农民尽管不失真实,性格方面也相当可爱,但是确实在言谈方面太过粗俗,有损作为社会主义主要建设者的形象。而当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又过于自私,完全没有之前的道义担当者的责任感,似乎作者一定要让他缺点多多,好在新社会里大力改进。也许作者在小说中将两种人物形象的负面都展示过多,给了批判者更多的口实,因此可以借任何一个事实来指责他。 用鲁迅的话不客气地批评萧也牧,他不过是这个新政权中的一个帮忙文人而已。萧也牧通过这篇小说,非常谦卑地告诉主人:你的布袍有点旧了,需要换新。他不知道,即使新袍子非常好,旧袍子却也不能随便指责。何况此时新袍子是什么,究竟合身与否还不好说呢! 于是主人生气了,大骂:你是什么东西,敢说我的布袍不好! 看过《天下无贼》的都知道,主人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日志日期:2006-11-1 星期三(Wednesday)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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