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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渊:周策纵先生的才具和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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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寿文 提交日期:2015-5-4 14:44:00 | 分类:生活 | 访问量:17254

作者:朱学渊 

 

旅美中国学者兼诗人周策纵(字幼琴)教授,2007年5月7日下午六时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市阿巴尼镇寓所去世,享年九十一岁。去年3月间我与内人曾去拜望,他已经处于弥留状态,周夫人吴南华博士告诉我,先生的脑部功能已经不可能恢复。6月,在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常青书店主事的女士告诉我说,策纵先生已经于一个月前去世。我无幸是他的学生,但在他失忆前的最后岁月,有幸成为他的一个忘年的知心朋友,他的去世引起我极大的哀伤。

 

  2002年6月1日,我去纽约参加司马璐先生召集、周策纵先生主讲的“胡适讨论会”,那天我随手带了一册《胡适杂忆》,策纵先生在会间休息时下席来坐在我的身边,见到这本《杂忆》就翻了起来,他侧身对我说:“它的序是我写的,这次出大陆版,唐德刚分了几十元稿费给我,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书。”我平时读书是翻到哪里读到哪里,根本就不读序,于是觉得非常尴尬,会间赶紧读了这篇序文,竟是一篇绝妙的文章。就这样,我认识了周策纵先生。

 

  策纵先生是德刚先生的挚友,第二天我随司马、策纵等先生往访唐府。唐先生4月间中风脑部受损,起头连老朋友也不认识了,开门时竟问策纵先生:“你找哪一位?”然而入座后就记忆恢复,妙语风生了。唐夫人吴昭文女士很高兴,说交谈有助病人康复。策纵先生从进门始,就谦谦地坐在一旁,面带欣赏的微笑,不时还被德刚先生的连篇趣言逗得扑哧喷笑,一对老朋友就像濡沫的兄弟。

 

  那年2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拙著《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我准备在台湾出一个繁体本,想请唐先生作一篇序,但见到唐先生的状况,就没有启口,回来的路上把书稿给了策纵先生,他在车上就读了起来……这一读,勾起了他的许多想法,耗去四个月时间把《原族——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序》作就,发表在北京《读书》和台湾《历史月刊》上。我认识他以后的两年中,他寄给我许多诗作和论文,还经常与我通电话,但不久后他的记忆开始衰退,而且病情发展得很快。因此《原族》就成了他最后一篇有影响的学术文字。

 

  1916年1月7日,策纵先生出生于湖南祁阳竹山湾,父周鹏翥早年留学日本,后参加辛亥革命,1913年“二次革命”时入幕讨袁军,失败后逃亡日本,后来回乡主持达孝中学(今祁东一中),诗文名重三湘。策纵先生的父亲对甲骨文很有研究。甲骨文是十九、二十世纪相交时代的考古新发现,只有那些旧学深厚且思想新锐的人物才对其有关注、有建树。

 

  策纵先生说,陶铸少年时在祁阳家乡当过小学教员,与他父亲熟识。陶铸为人很坦白真诚,在中共党内地位很高,长期主持中南五省的工作,而且与毛泽东的关系特别好。可是他父亲周鹏翥,却在1952年被祁阳地方从广西桂林抓回老家,由乡间的土改积极分子们决定“就地镇法”了,一个辛亥老人就这样被“无绅不劣”的意识形态草菅了。

 

  策纵先生和小他七岁的弟弟策横,都毕业于重庆中央政治学校,那是一所为国民政府培养党务和行政人才的学府,课程设置与大学文科一样,教授阵营也非常杰出,因此也叫“政大”。政大学生在校不愁衣食,毕业不愁失业,因此也为流亡学生趋鹜。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是低策纵先生一班的同学,又是湖南同乡,因此非常要好。马英九结婚时还给他发了请函。要是策纵先生活到今年的话,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一定会令他很高兴。

 

  1942年从政大行政系毕业后的几年,策纵先生曾先后主编《新认识月刊》、《市政月刊》、《新批评》等刊物,并一度供职于重庆市政府。《新认识》是他母校政大的校刊,《市政月刊》则是重庆市府的刊物,主编刊物只是他的兼职而已。1945年始任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编审(秘书),与陈布雷、陶希圣、徐复观等闻人共事。蒋介石当时的一些重要文稿不少出自他的手笔,如台湾“二·二八”事变后的《告台湾同胞书》就是由他执笔的。

 

  策纵先生曾经赠我一册《周姓史话》(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内中有古今中外周姓名人如周瑜、周恩来、鲁迅、韩素音(原姓周),及至周策纵的小传,在他“1948年初赴美……”一段文字前面,他在页边插叙“删去我于1945至1948年为蒋介石工作的三年”。那是陈果夫、陈布雷引荐他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编审(秘书),我想他正式在蒋介石身边工作,是从1945年开始的。

 

  那时他还是单身,就住在总统府里为蒋介石起草文稿。他说蒋介石生活很简朴严谨,但为人又比较固执,还说蒋的旧学功底也还不错,对王阳明的那套知行学说搞得很清楚。宋美龄的作风很美国派,对下属客气随和,没有专制的作风,生活却很奢侈,胜利前后人民生活困苦,她还用牛奶喂狗,因此他非常看不惯。

 

  据唐德刚先生说,蒋介石宋美龄都很喜欢周策纵,但周策纵却不喜欢他们,而且对自己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经历,不以为荣,反以为耻。有一次,策纵先生无意与我谈到台湾的一家“三民书店”,他说“我原以为那是一家国民党办的出版社,因此什么书都不找它出,后来才知道它是专注学术的,实在是很大的误会”。从这个小小的“误会”中,可以看到他与旧式的政治已经很生疏隔膜了。

 

  他在侍从室期间,曾经写了若干关于实行土地改革的“奏折”,而腐败和内战形势每况愈下,蒋介石也不可能对他的建议有积极反应,他因此对国民党的前途非常失望,乃至到美国来留学。临行前去陈布雷处道别,陈对他说了一些悲观的话,希望他能留下来做一些挽救工作。而陈布雷自己却于同年11月以死了断了自己对党国和领袖的忠诚。

 

  1945至1948年是中国命运决战的时期,也是策纵先生最接近中国权力中心的时候,他对人说:“我跟蒋先生做秘书工作,有两年多的时间。那段时期,我有机会接触党、政、军、文化、学术各界的名人,还有各党各派的领导人物和外国人,如胡适、章士钊、毛泽东、周恩来、李宗仁、马歇尔等等。周恩来同蒋介石谈判,我就在场。有机会接触这些人物,能估量他们的本色、想法和能力,不能说对我日后的研究有直接帮助,但起码可以扩充我的观念。” 他还说:“从抗战胜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到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改组政府,每次重要会议我都在场。于是,我逐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派系如何纷争,党派何等瘫痪(我指的不只一个时代、一个政党),我如果继续工作下去,对国事决不会有太大的补救,自己的个性,也与官场不合。尤其重要的是,我认定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党和政府之外去推动,作为人类一分子和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充实自我和完善自我。因此,‘知迷途之未远’,我于1947年考取自费留学,就决意辞职出国。起初辞职不准,后来我再三坚持,并推荐初中、高中、大学都是同学的唐振楚学长接替,一年后始成行。”

 

  策纵先生在美国进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德刚先生进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在重庆读的是中央大学,然而德刚先生的老叔唐生高是策纵先生政大的同班,因此两人在重庆时就认识了。德刚先生说“湖南骡子”与“安徽老母鸡”言音不甚通,所以相闻声而不多相往来。但在纽约的一次亚洲学会上重遇后,策纵先生每到纽约,两人“时常在纽约十八层高楼高谈阔论,一谈就不知东方既白”,成了莫逆知交(《胡适杂忆》序)。

 

  朝鲜战争后,美国接受处置钱学森等人失误教训,开始挽留中国科技人才,但是文法科学者的处境依然艰难。此中固然有语言的障碍,种族的歧见,或文人的相轻,但“供过于求”也是实际的问题,胡适之和自命“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都没有谋职的机会。蒋介石的亲信、周恩来的南开友人、普林斯顿的政治博士吴国桢,只能在一所南方地方学院里教教书。德刚先生有“胡适将哥大当北大,哥大不把胡适当胡适”的不平之言,吴国桢或许还有“天堂不把人才当人才”的郁结。

 

  1954年,策纵先生在密歇根获得博士学位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聘他到哈佛东亚问题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共事的还有洪煨莲、杨联陞等,年轻的余英时那时也在哈佛攻读博士。这些中西学者的“内识”和“外识”,将哈佛的汉学研究推上了巅峰。1960年,也就是策纵先生在美国耕耘十二年后,哈佛大学出版了他的巨著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五四运动史》),从而奠定了他的学术成就。

 

  英文本《五四运动史》前后发行了七版,罗素第二任夫人Dora Black女士写给策纵先生的亲笔信,最能说明该书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信中说:“当我读你的书《五四运动史》时,我就立刻觉得必须写封信,并且设法寄达你,因为我要为你这书而感谢你。如你所知,我于1920年和罗素一同访问中国,事后就和他结了婚。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当时未能知道中国正在进行的活动的详情,这些详情你在书里是那么美妙地叙说了。但我自己也确感觉到那个时代和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这种精神和气氛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肤,而且从那时起我就说过,我已从中国的那一年里吸收到了我的生命哲学。现在读到这全部历史故事,和那些参与者的一生、时代与活动,而一部分参与者,如胡适、梁启超和周恩来等,我又曾亲身会见过,这样读了真使我感觉非常痛快……我只希望目前英国能有像当年中国青年的年轻一代,希望能有像蔡元培校长等人一样的大学首长,愿意支持他们的学生。最后,我必须恭维你在你的书中所表现的学问和研究。”

 

  策纵先生在哈佛一共工作了九年,其间结识了在波士顿接受麻醉科专业训练的吴南华女士,并结婚。南华女士生于1919年,原籍江西九江,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南华女士婚后继续行医,并育有两女聆兰和琴霓。1963年,策纵先生受聘担任Madison的威斯康星大学东方语言系和历史系教授,是年四十七岁。次年迁家至Madison,他将1101 Minton Road的寓所命名作“陌地生市民遁路之弃园”,事实上那是他和南华女士余生美满不弃的家园。

 

  物极必反,闭国终有开门时,中美竟也有复好之日。1972年南华女士就曾经先期转道加拿大返国,而等到1979年策纵才与南华女士带着聆兰和琴霓返国,见到的是一片学术的空白和委屈经年的故旧。他们先到南宁探望弟弟策横先生一家,又去了长沙和九江,上了庐山,还在北京见到手书《世说新语》一则为他送行的顾颉刚先生,当年颉刚先生还有附言:“策纵先生将渡重洋,譬如鹤之翔乎寥廓,广大之天地皆其轩翥之所及也。因书《世说》此节,以壮其行。”三十一年远鹤终于归来,颉刚先生的欣喜可以想见。但见面也是辞别,次年颉刚先生就仙逝了。

 

  策纵先生的离世,标志着那出自传统、而走出传统的拼搏一代行将凋零一尽。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不平庸的一代,他们认识传统而检点传统,在祖国却无以施展,离乡背井后却大放异彩,这就是他们的才具和苦难。

 

来源: 《东方早报》2008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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