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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福忠:编辑这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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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寿文 提交日期:2010-8-31 21:47:00 | 分类:生活 | 访问量:17952

苏福忠:编辑这个行业

来自: 文景杂志(wjmagazine.blog.hexun.com/)

原载《文景》杂志2010年7、8月号合刊

  一次和朋友聊天,说起职业寿命和体制的关系,这位朋友对我做了三十多年编辑工作,颇有感慨地说:“一个职业在一个单位做了三十多年,在跳槽成风的今天看来,真是不可思议!”这话很合潮流,我听了暗自吃惊,自觉迂腐之外,也庆幸自己在职业上“寿终就寝”,没有被淘汰。另有朋友也许正是看见了这点,说:一辈子当编辑,一定有体会;来给我的学生做个讲座吧。自然,我婉拒了。按时下的风气,只有挣了大钱的人士,才是成功人士,才有资格讲过五关斩六将,而编辑这个行业,因为体制原因,似乎已经很没落了,在各种行业中已属低工资的职业,讲的人底气不足,听的人听得泄气,不如不讲。但是,一个人的一种经历因为与众不同,加之人老了喜欢回忆,写点东西的欲望倒还蠢蠢欲动。巧的是,我做了一辈子的出版社,曾经具有文学领域“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地位,哪怕只是个人经历,也极有时代的色彩,写来也就不觉单调了。
  
代人捉笔
  
  上世纪80年代,我曾和我所在的出版社资深编辑龙世辉先生处了几年邻居。龙世辉的老伴儿是谢素台,我和她同在一个编辑室共事。她是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译者之一,不过在出版社这种环境里,译者这个身份比较敏感,不如编辑身份名正言顺。按当时的称呼风气,我称她老谢;她平常有资格在家里办公,逢到每周的固定日子和开会的时候,她才到社里去上班。平日里,我从社里给她带稿件和通知什么的,是常有的事儿。每次去给她送东西,总要和龙世辉先生聊一会儿天。那时候,我称他老龙。老龙很喜欢聊天,也很能说,我又是一个喜欢听别人谈天说地的人,老龙受到鼓舞,说得就更带劲些。老龙很民主,待小字辈很平等,如果他在喝酒,他会问我:
 
 “来一杯?”

他喝白酒,可我死活喝不了白酒,便连连摇头。
  
如果他在喝茶,他又会问:
 
 “泡一杯?”

  他守着一个茶杯,我不能夺人所爱,便连连摆手。其实,我每次去,差不多是在晚饭后,而晚饭后我一般不喝茶;另一个因素,是我毛病多,喝茶比较讲究;再一个因素,是我如果坐下和老龙聊天,就是想听他侃,喝什么都没有滋味。老龙很会奉承人,每次开口,都要说:

  “咳,我们出版社的四楼可不是好上的。四楼都是大名人,我们三楼的人敢上去的没有几个!”

  在老龙说这话的时候,我所在的出版社传统上的重大编辑室的所在位置确实如此。古典文学编辑室和外文编辑室都设在四楼。古典文学编辑室,不仅出书讲究,而且曾经很有学术地位,自然编辑地位不在话下。当初打右派,一共八九个有学问的人,就打了七个右派。外国文学编辑室呢,有名气的编辑不少,有真才实学的编辑更多;加之编辑出版的书都是莎士比亚、歌德、但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萨克雷、哈代、马克·土温、杰克·伦敦,等等,确实有点震慑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出版社也流传一句口头禅:绿叶衬托红花。“绿叶”,指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红花”,指中国人当代人创作的书。所谓“衬托”,主要是“绿叶”挣来的钱支持“红花”的编辑出版,或者说养活编辑出版“红花”的编辑和出版人员。

  现在看来,这是一种空想。如果当时出版的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都是“绿叶”,那么它们现在还是绿莹莹的,只是它们“衬托”的“红花”,百分之百的都是主流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政治通俗出版物,难有一本半本能够流传后世的。
  
当然,这是事后诸葛亮式的结论。当初操作的过程,却是煞有介事的。主流意识的力量有多大?只要你身置其中,没有侥幸逃脱的,而且你也不需要侥幸逃脱。就个体来说,大家恨不得都把自己包括进去。一个人没有了生产资料,什么尊严都不会有。所以,我和老龙谈起他做编辑的轶事,是很投入的。老龙说过四楼的名人轶事,十之八九要说三楼的事情,而三楼最著名的事件的主人公,就是老龙,龙世辉也。

  1950年代,不管怎么样说,也属于百废待兴的时代。战争终于结束了,人们重新寻找自己的职业;有不少南征北战的士兵和班长排长什么的,忘不了老家的老婆孩子热炕头,回家种地去了,很多年之后才明白过来,自己犯了一个终生的错误。当官的,越大越明白打江山吃江山这个道理,自然一定要寻找一个吃香喝辣的饭碗。最例外的,恐怕要算梦想当作家的一类。曲波就属于这一类。他把自己的一段丰富的战争经历,写了出来,投到出版社来了。按今天出版业的风气,他的稿子死定了,没有人会对一摞原始材料感兴趣。但是,那时候我们在空想霏霏,以为只要我们扶持“红花”,“红花”就会永远开下去。龙世辉接到这样的来稿,并没有怵头,是党交给的任务,要认真对待,全力投入。于是,把自己的文学功底全盘使出来,攒成章回小说,加了章回标题,这就是后来红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林海雪原》。这部作品是我在中学时代看的,还看了电影,印象极深,所以听老龙谈这样的趣闻轶事,我好像身置林海雪原之中了。

  我不知道老龙给我讲的这些东西有多少属于虚构,有多少属于事实,但是,老龙说,因为他作为编辑加工这部小说,当时的社长王任叔,大笔一挥,给他加了两级工资。那时候,两级工资不是小数目,也不是一件小事情,没有充分的理由,就是再敢说了算的领导,也不敢这样办的。从这点上推论,老龙在《林海雪原》上的功劳,肯定有目共睹。
 
 功劳归功劳,编者与作者这种关系,却不是开了一个好头。因为从此以后,编辑不管怎么要作者改稿、编辑自己怎么改作者的稿子,都视为正常。随着政治上的紧箍咒越来越紧,这种专业上的修改转变成了政治上的修改,而且理所当然,编辑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作者应该在小说里增加什么情节,删去什么内容。至少在1949年到1980年的近三十年间,编辑实际上充当了主流意识的工具。我所在的出版社老社长韦君宜,在她发表的不少文字里,都忏悔了这点。可惜,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绝大多数编辑,都只讲过五关斩六将,不讲自己曾经做过拙劣的政治工具。

  这话不针对老龙,因为他帮助修改并出版的《林海雪原》,基本上是纯技术上的活儿,这部小说怎么也算得上一部引人入胜的传奇通俗读物,相对说来有一定档次。但是,编辑和作者的这种关系并不正常,只应该算作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编辑和作者的正常关系,不应该是这样的。
  
代人修辞
  
  我刚到出版社的初期,经常听到一个关于改稿子的故事。

  著名作家孙犁的散文《荷花淀——白洋淀纪事之二》,也许是孙犁最广为人知的散文之一,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中学课本里的读物。在孙犁的笔下,抗日战争的腥风血雨被白洋淀的汪洋大水荡涤得淡淡的,寡寡的,如同穷苦人艰难的日子。日本鬼子来了,日子没法过下去了,村里的小伙子们要到白洋淀里打日本鬼子。男人们去了,女人留在村子里。“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一句出现在这篇散文的中间部分,好像文章的男女主人公们被迫分离,一篇文章也随之“藕断丝连”了。这时候,编辑把手伸出来,将“藕断丝连”改成了“牵肠挂肚”,好像要把文章连缀得更紧凑些。但是,作者说改不得,改不得,一改味道就全变了,快快改回来。编辑说,改得,改得,写女人心事,“牵肠挂肚”才是常规。作者说,常规不常规我不懂,我只知道这里只能用“藕断丝连”。据说,好像出版社方面都认为“牵肠挂肚”在这种语境里更合适,庇护了编辑。作者孙犁一贯为人温厚,生性散淡,但是这次他表示愤慨,上书了有关方面,要求出版社必须改回来。

  我在中学的课本里读过这篇散文,后来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白洋定纪事》一书里读过这篇散文,记得都是“藕断丝连”,想必是在这场笔墨官司之后,不过我当时从这个故事里听来的印象是:作家不好伺候。我说:那就别改人家的稿子了嘛。我被教导说:那不行,编辑不改稿子,还叫编辑吗?

  这话似乎是对的。编辑是一定要改动稿子的,尤其在没有电子文档之前,大部分稿子都是抄写过一遍的,仅仅抄写过程中出现的漏、错问题,编辑就必须负责修改过来,因为这是最后一道关。此后,一部稿子就要进入排版、校对和通读过程,而后面的所有操作程序,都要以编辑发的稿子为准绳。

  但是,此“改”和彼“改”不是一回事儿。编辑的改动,是要把错误的改成正确的,而不是把另一种表达方法改掉。作家不是神,笔下出错是常有的现象。编辑发现了错误,改正过来,理所当然。但是,作家是作家,作家必须有创造性,而表达上的创新,也是一种。在这点上,编辑不仅应该尊重作家,更应该鼓励他们标新立异。当然,前提是苦练到一定水平的作家。不到出版水平的作家,不在此例。

  还回到本节一开始的例子。不错,“牵肠挂肚”用在女人对丈夫的关心上,是很贴切,但是它给读者想象的可能性就要少得多了。作者用了“藕断丝连”来叙述青年男女分开,这样的表达的可能性则要大许多。人家过得好好的,突然就必须分开了,断开了,用“藕断”来形容,既新颖也贴切。两口子不得不断开,可是心思和感情还连着,像“丝连”一样,形象生动。还有,“藕断”还有“偶然断开”之意,暗含小伙子们突然离去,只是临时的,打完仗,很快就会回来。“丝连”则更有蕴意:见过藕断开的人都知道,那些丝不只一根,而是许多根,多不胜数。这种“丝连”是多极的,多线的,复杂的。再者,“丝连”还能谐音“思念”……

  当然,聪明的读者,还能从“藕断丝连”中想象出更多的意味。可是,再聪明的读者,从“牵肠挂肚”的表达中,也只能体会出“心里惦记”这层意思,区别也许只是程度上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编辑的使命
  
  以上两节,一说编辑“代人捉笔”,一说编辑“代人修辞”,实质上都是超出编辑职责范围的业务。严格说来,都是“狗拿耗子”的作为。那么,编辑这个行当,主要干什么呢?我以为,一部已经认定符合出版条件的稿子,有以下几项:

  A. 改正错误。首先是改正错别字,这点毫不含糊。一个编辑如果在用词上分辨力很强,那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编辑了。中华文字的历史很长,用词的演变很大,字和词的演变很深,白话文发展很快……这些因素都需要编辑不断提高自己,多和字典词典打交道。在使用工具书上,要手勤——多查不常见的字词和表达方式;在对待疑点难点上,要嘴勤——多向身边同事和有学问的人请教;在对待专业和技术上,要不怕麻烦——多请教专家,多翻阅专业书籍。

  B. 改掉病句。这是一个最没有确定性的差事。书面文字来自口头语,而说话是很容易出现病句的。如果没有受过训练,一般人说话可以说句句都有毛病。这种现象反应在书面语里,就是病句。因为书面语在发展,在随着口头语演变,过去的病句现在也许就不是病句了。因此,修改病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不容易,这也就成了一个编辑资历和修养的标志。

  C. 正确使用标点。因为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为了提高分数而引导学生在条条框框里打转转,很少注重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现在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在应用标点方面的能力很低。“一逗到底”和“动辄句开”的现象都不算问题了,“一顿又顿再顿”的现象也睁只眼闭只眼了,因为乱用标点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了。因此,编辑在编辑稿子时更正标点,倒是一个新兴的任务了。

  D. 把关注释。严格说来,注释是作者写作的一部分,却又与知识量有密切关系。如果作者对某个知识区域不够熟悉,加注释出错,也不少见。所以,编辑在阅读注释时,应该有一种挑剔的目光。不能认为是作者的注释,尤其是有些名气的作者的注释,就放松警惕。一般说来,好编辑在注释领域要比一般作者有修养,因为看稿子多了会积累这方面的经验。

  E. 润色文字。这是一个好编辑的最高使命。有句话说:文责自负。还有句话说:一字之师。这些话不仅包括内容,也应该包括文字质量。但是,一般作者在全力以赴写作内容时,往往会忽略文字上的用功。如果编辑能在稿子的文字上进行加工,好上加好,那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儿;对作者好,对读者更好。润色文字,不是改稿子,而是关键的地方施展自己增一字减一字的功夫。
 
 我以为,一个编辑,如果能够做好如上五点,就是称职的编辑,好编辑,真正的高级编辑。
  
当好一个编辑的料
  
  编辑领域,曾经流行一句话:为人作嫁衣裳。这话很病态。这话的根据,大概是因为某个作家在起始阶段,求助编辑多,编辑确实也帮扶了一些,甚至凭借自己的经历指点了一下。后来,这位作家出了成绩,甚至大红大紫了。人一阔,脸就变。编辑这下受不了,便哀叹说:为人作嫁衣裳了。其实,只要人家作家反击说:你写,我给你编辑。编辑一准傻眼,因为你就是个编辑的料。如果你的写作冲动搅得你睡不着觉,脑子里的人物活蹦乱跳,闹得你餐饮不香,你迟早会脱离编辑行当,从事写作的。写作的活儿,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从事的。别说顶级作家,就是比较像样的作家,也是有一定特质的人。编辑这差事却只是个差事,技术活儿,一份工作。一些从事编辑工作不久走上创作道路的人,最能说明这点。叶圣陶是一个成功的例子。美国当代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很多。当然,还有作家写出一些作品后认识到自己成不了气候,最终在编辑行列找到位置,做到油灯耗尽的。还有一些人,在编辑行当做了一辈子,熬到七老八十,禁不住媒体起哄,以为自己是老几了,说:做编辑时不能一心二用,退下来才从事自己喜欢的写作什么的。这自然是倚老卖老,因为年轻不再,说什么也只能证明自己老了……总之,编辑只是一种技术性很强的活儿,如同所有的技术活儿一样,有高下之分,做得越高,越证明你是一块编辑材料,不能说明你是作家的材料。如果要想往写作的行当多少靠一靠,你首先得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再看你有没有一点点天分。

  不过,你要真正做一个好编辑,也是很高的要求,而且最终的结果也不会很差。好编辑的首要条件是热爱文字,对文字敏感,喜欢和文字打交道,对文字组成的所有东西都备感亲切。其次是善于总结经验,积累经验,一点一滴扩大知识面,开拓视野,争取成为一个杂家。其三是学会整理稿件,比如,一堆日记或者信件交到了你手里,你要找出纲目,分门别类,该加注加注,该加按加按,该考证考证,最后做到出版水准。这三点修炼到了,一个好编辑基本上能胜任三种工作:A. 编辑单本书驾轻就熟,小说、诗歌、散文、论文……不论什么体裁,都能把编辑工作做得干净利落,十分到位。B. 胜任文学史的编辑工作:一个好编辑,一辈子能编辑一本中型文学史,就很有些资历了。C. 胜任选集、文集和全集的编辑工作;一个高级编辑,一辈子能编辑一两部选集,“高级”二字当之无愧。

  必须说明的是,这些高级阶段的工作都要亲自做,在一线做,而且错误量应该保持在万分之二、三。这个条件很重要,因为现在为主编、总编多不胜数,尤其当了头儿的,什么活儿都不干,什么丛书的主编、总编都要署名, 这类人,是不属编辑行当的。
 
 这些资历都具备了,就是名副其实的好编辑了。

  这样的编辑,距离学者型编辑大概就不远了。
  
写作与编辑的关系
    
  在编辑这个行业话有几分牛气的时候,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作家和译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在政治冲击一切和紧随其后的经济大潮荡涤下,这句话好像有些不伦不类了。在政治大行其道时,编辑几乎可以打着政治口号、手握垄断的生产资料,对作家颐指气使,可劲磋磨。在近来的经济大潮中,作家们又来了劲,使出各种招数,尤其凭借主流意识和权力,混得名声时,和出版社摊牌,不顾出版方的承受力,要求高稿酬和高印数,不达目的不签合同。不知出版社拿着公家的资产不心疼还是头脑发热抑或头脑愚蠢,让这类作家亦步亦趋地牵着鼻子走的现象比比皆是。结果是,出版社的书库囤货和退书堆积成山,当废品化纸浆只是早晚的事儿,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双方只是在合同上签订了甲方乙方的所要求的条条框框,却都把读者忘掉了,忽略了;都没有把服务读者和培养读者放在眼里,更别说把读者当作上帝了。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没有信心,出版者对服务读者和培养读者没有耐心,于是,双方建立了一种蒙哄读者的共谋关系。

  英国有一个名叫汤姆·麦奇勒的出版家,被英国《书商》杂志评选为20世纪世界出版业最有影响的出版家。在四十多年的出版生涯中,他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多丽丝·莱辛、聂鲁达等十多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又是菲利普·罗斯、库特·冯尼古特、托马斯·品钦、约瑟夫·海勒、约翰·福尔斯、萨尔曼·拉什迪、伊恩·麦克尤恩、马丁·艾米斯、朱利安·巴恩斯等等英美重要作家的出版者,还亲自创办了英国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奖——布克奖。在他的自传《汤姆·麦奇勒回忆录》的《自序》中,他说:“在我看来,出版最重要的环节是与作者交往和编辑他们的作品。”

  这话与“作家和译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基本吻合。由此看来,在出版这个行业,东西方没有根本区别。被搅乱的只是我们自己的心。只要我们按规律做事情,编辑这个行业还远没有到了没落的地步。

#日志日期:2010-8-31 星期二(Tuesday) 晴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复制链接 举报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10-8-31 21:52

谢天振:2009年翻译文学一瞥

  原载《文景》2009年12月号
  
  每年年终岁末,照例有不少人在翘首以待,等着一年一度世界文坛上最后一件大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名单的揭晓。记得去年(2008年)这个时候,在获悉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时,我在为我主编的每年一本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的“翻译文学卷”所写的“序言”里还小小地自鸣得意了一番。因为早在十年前我在为广东花城出版社主编“当代名家小说译丛”时,就已经收入了克氏的小说《流浪的星星》。不仅如此,我还同时收入了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莱辛。其实收入克氏的小说并非因为我有眼光,那是得益于南京大学的法国文学专家许钧教授的推荐。许钧教授与克氏有直接往来,对克氏作品也有研究,且早就把克氏的名著《诉讼笔录》译成中文,还给过我一本。但收入莱辛的作品却完全出于我的本意。我上世纪末在香港做访问学者,偶然从台北的“联合文学”杂志上读到台湾翻译家范文美女士翻译的莱辛的小说《十九号房》,立刻被它深深地吸引。之后又读了莱辛的其他作品,感觉到此人很有可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与此同时,我对能委婉细腻、恰如其分地传递出原作风格的译文也极为欣赏和佩服,所以在开始主编“当代名家小说译丛”时,我立即找到文美女士,恳请她一定为我主编的这套丛书翻译一本莱辛的小说,这就是后来收入丛书的莱辛的中短篇小说选《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书名取得太俗了些,但那不是我和译者的意思。
  
然而2009年揭晓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却不仅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令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专家们大跌眼镜,同时也让我从此前的自鸣得意中清醒过来。得奖者赫塔·密勒的名字,别说是我国大多数外国文学研究者,即使是国内的德国文学专家,似乎也对她鲜有所知——国内对她的作品此前只翻译过两篇篇幅不长的短篇小说,至于国内专家编著的德国文学史,即使是最新出版的,也难觅她的影踪。

  新揭晓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出乎人们的意料,这本不足为怪,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史上类似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奇怪的是有些人居然就据此断言或批评国内的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没有事业心”,只会“人云亦云”。(兴安“赫塔·密勒获诺贝尔文学奖说明了什么?”,文汇读书周报10月16日)对此我实在难以苟同。不仅如此,我还想说,那些在诺奖名单公布后就立即忙不迭地跟着乱说并吹捧得主“走进了世界文学的中心,占据了人类写作的制高点”的人,那才是真正的“人云亦云”呢。

  密勒凭什么得奖?从有关背景介绍中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凭的是她“对政治的关注”,“对集权统治时期的罗马尼亚给予的深刻批判”。至于她的文学成就,除了在她得奖后有位出版家说的“她的文字强有力且充满着理性的光芒”这样的客套话外,我们所听到、所知道的实在不多。我无意贬低密勒的文学成就,我相信她在这方面一定是有些成就的,这是基于对诺奖评委的信任。但与此同时,我更相信德国的文学研究专家,更相信我们国内的德国文学研究专家。后者尽管不在德国国内,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外国文学界的研究者到相应国家进行访问、进行实地研究、与相关国家的文学研究专家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之多,应该说已经到了几乎没有隔阂的地步。假如密勒真的如某些人所说,在德国已经进入了德国文学(且不说世界文学)的“中心”,已经占据了德语写作(且不说人类写作)的“制高点”,那么她首先一定会引起德国国内的文学研究专家、然后也立刻会引起我国德语文学研究专家、甚至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专家们的关注,并进入他们的研究、译介视野。因此,我们国内外国文学界对密勒创作关注和研究的缺失,只能说明密勒创作的影响力此前还不足以引起他们(是否还包括德国本土的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当然,密勒及其创作在这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那是肯定会引起德国本土的、中国的、以及世界各国的德语文学研究界、甚至广大文学界的关注的。这也正是诺奖评委们的目的:他们在一次又一次地制造得奖“意外”的同时,不正是在借此推行他们的某种理念么?这种理念,有文学的,有诗学的,但显然也不乏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赫塔·密勒获诺贝尔文学奖说明了什么?我想,就说明了这个。

  当然,既然文学就是人学,那么文学对专制体制的揭露和批判也就毫无疑问是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只是我以为对专制的揭露和批判不应仅仅局限在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而还应该包括人类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政体下的专制体制。2009年《世界文学》第五期发表的阿尔巴尼亚作家伊·卡达莱的长篇小说《梦幻宫殿》正是这样一篇揭露和批判人类社会中专制体制的作品,尽管小说的故事情节极其荒诞离奇,离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也非常之远。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奥斯曼帝国,帝国统治者执政苏丹亲手创办了一个专门主管睡眠和梦幻的机构,即所谓的“梦幻宫殿”。这个梦幻宫殿专门负责征集帝国民众的梦,并对征集到的梦进行归类、筛选、解析、审查并处理。一旦发现任何对君主统治构成威胁的迹象,君主立即采取一切措施和手段,对梦主进行坚决的打击和镇压。小说主人公是来自帝国一个权势显赫的库普里家族的青年马克-阿莱姆。由于家族势力的干预,马克-阿莱姆获得了在梦幻宫殿工作的机会。他先是被直接分配到筛选部工作,接着很快又被调到解析部——在常人看来这不啻是一步登天。在解析部马克-阿莱姆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案卷,涉及到各种各样的梦。他两次读到这样一个梦:桥边,一块荒地上,有件古怪的乐器在自动演奏着,一头公牛仿佛被乐器逼疯了,站在桥边,吼叫着……他觉得这个梦没什么意义,但也没有把它丢弃和淘汰。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后来正是这个梦成为君主打击库普里家族的由头,他最喜爱的小舅甚至因此而失去了生命。

  这部作品情节似乎离奇而荒诞,但细细品读之下却不难发现它的锋芒所向。正如译者高兴在为该小说所写的按语中所指出的,“同卡达莱的其他小说一样,《梦幻宫殿》格局不大,篇幅不长,主要人物几乎只有一个,那就是马克-阿莱姆,所有故事基本上都围绕着他进行,线索单纯,时间和空间也很紧凑。可它涉及的主题却广阔,深厚,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译者还介绍说,作者卡达莱于1981年在他自己的祖国阿尔巴尼亚发表这部小说的时候,“作为文本策略和政治策略,他将背景隐隐约约地设置在奥斯曼帝国,似乎在讲述过去,发掘历史,但任何细心的读者都不难察觉到字里行间弥散出的讽喻的气息。因此,人们也就很容易把它同卡夫卡的《城堡》、奥威尔的《动物农场》等寓言体小说连接在一起,将它当做对专制的揭露和讨伐。难怪出版后不久,《梦幻宫殿》便被当局列为禁书,打入了冷宫”。

  另一篇越南作家武氏春霞的短篇小说《风仍吹过田野》(白洁译,译林第五期)同样也很容易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由于在战争时期去世的母亲被怀疑是叛徒,女主人公小念尽管长得聪明、美丽而又勤劳,却一直被人另眼看待,得不到好的工作、学习的机会,只能从事捕虾这样的粗活。她心中暗暗深恋着青年阿才,阿才也深深地爱着她。可是阿才的母亲嫌小念“出身不好”,怕影响儿子的前途,把在外游学的阿才托她转交给小念的一大堆信都压下没有转交。后来,小念母亲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小念也成为了烈士子女。这时阿才带着建筑师的文凭学成回到家乡,他满怀希望地想与小念结成眷属,却收到了小念结婚的请柬。他飞快地追上了小念迎亲的队伍。看见他,小念不知所措地说:“我……很久没有你的消息了……你给我写过信吧……也许它们是被风吹没的……”阿才直直地站在田野中间,任由风呼呼地吹过田野。他明白,他失去了他一生最宝贵的东西。至于小说中风的隐喻意义,对读者而言也是不难明白的。

  日本作家井乔的小说《狐狸出嫁》(于荣胜译,世界文学第三期)中母狐狸化身为美丽的女子与她心爱的男子结婚的故事,也许会让中国读者感到似曾相识。毫无疑问,聊斋故事在日本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日本作家的创作受此影响也属情理之中。然而小说《狐狸出嫁》决非中国聊斋故事的机械照搬或简单模仿。小说通过母狐狸之口叙述了一个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在一次围猎中,母狐狸葛叶险些被追杀,幸得男主人公德高望重的郡司保名先生搭救,才得以死里逃生。之后母狐狸化身为一美丽女子与保名先生同居并生下一子晴明,两人相亲相爱一起度过了六年美好的时光。但有一天,女主人公因闻着混杂着麻叶或罂粟籽的落叶燃烧的香味,欣赏着自然界美丽盛开的野菊花,一时忘情而露出了狐狸的原形,正好让儿子看到。她感到羞惭不已,于是强压下心中对丈夫、对儿子的一往深情,飞奔离去。小说的情节不算太复杂,但通篇充溢着浓郁的日本风情。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结尾处,母狐狸成为几个公狐狸追逐的对象,这时喜鹊在树上叽叽喳喳地叫着:“狐狸出嫁,狐狸出嫁了!”从而让原本不无沉重感的哀伤转化成一种淡淡的忧愁。

  同样是从女性视角出发叙述的故事,不过韩国女作家金芝娟的小说《播种》(李玉花译,译林第二期)显然更具有现实意义。泌尿科的姜大夫暗暗爱恋着内科医生闵宇哲,但姜大夫听说闵医生与妇产科实习医生任香芝关系亲密。姜大夫自感自己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不上任香芝,但同时又割舍不了对闵医生的暗恋之情,于是借口要为闵医生保存精子,提取了闵医生的精子。然后请一位护士帮忙,把闵医生的精子植入到自己的体内。然而,就在她确认自己已经怀孕成功之时,闵医生来看她并明显流露出对她的好感。而与此同时,她又听说,闵医生已经与任香芝分手……小说比较细腻地传达出了当下韩国女性的心理状态和她们的生存状态。

  日本作家我孙子武丸的《猎奇小说家》和德国作家海因茨·里塞的《一桩偷窃案》是两篇篇幅都不很长、但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极能吸引读者眼球的短篇小说。

  《猎奇小说家》(译林第六期)属那种变态犯罪推理小说:一个具有变态犯罪心理的男子读了作家矢作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10-8-31 21:54

  《猎奇小说家》(译林第六期)属那种变态犯罪推理小说:一个具有变态犯罪心理的男子读了作家矢作润一在杂志上连载的犯罪小说后受到刺激,冒充警察进入了作家的家里。他根据作家写的小说里的犯罪情节对作家进行审问,并锁定作家就是他自己小说中的那个罪犯。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矢作润一原来是他面前这个女子保美的笔名,这让他的推断无法成立,也让读者大感困惑。小说的最后,那个男子模仿作家小说中的犯罪情节,要杀害保美。正在万分危急时机,事情却又出现了转机……如同这篇小说的译者帅松生所指出的:“作品中的血腥场面和变态情节或许会为读者所诟病,然而那些令人作呕、残忍血腥的性犯罪描写以及心理描述等,却往往合情合理、真实深刻地暴露了日本当今社会的畸形一面。”值得一提的是,该小说中交互出现的以第一人称的自白方式展开故事情节的写作手法,让故事更加显得曲折多变,读起来颇让人耳目一新。

  《一桩偷窃案》(齐快鸽译,译林第三期)讲一位男子三十多年前从他朋友尼森家中的办公室里偷窃了一千克朗后,一直深受良心谴责。如今他已经事业有成,从一个穷困潦倒的外国人变成了一位尊贵的绅士,他决心当面来向尼森坦白三十多年前他做的那件卑鄙行为。在尼森办公室里等候的时候,他看到那张书桌的抽屉依然像三十多年前一样,尽管上了锁,但钥匙还是插在锁孔里。他打开抽屉,从口袋里掏出三千克朗放了进去。尼森看到老朋友来了,很高兴,把客人请到客厅。闲谈中,尼森告诉老朋友说,因为怀疑儿子从他抽屉里偷钱,所以他今天正在对他的儿子进行考验:他事先已经清点了抽屉里的钱,想看看在儿子进去过后钱是否会短少。他们听见客厅楼上的办公室的门被打开又关上的声音,尼森知道儿子已经进去过了。他于是上楼去清点抽屉里的钱,却惊讶地发现,抽屉里多出了两千克朗。此时客人陷入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处境,因为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一个曾在三十多年前做出卑鄙行为并一直隐瞒至今的人现在对一个年轻人的指控呀……

  意大利作家路易吉·马莱巴的《尾巴》和美国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的《我与曼蒂博小姐》则是两篇后现代小说。

  正如评论家所指出的,马莱巴的小说“把超现实世界中的人移植到现实生活中”。小说《尾巴》(沈萼梅译,外国文艺第五期)的故事也体现了这个特点:一天,主人公巴尔贝里斯决定不再藏藏匿匿,而是把他身上那条漂亮的大尾巴就公开地露在衣服外面。然而如此一来,他就立即遭遇到一系列的不公正对待:行人斜着眼看他,交警要把他带到交警指挥部去,公司要把他辞退,未婚妻不再理睬他,邻居不再跟他打招呼,甚至他给女门房小费都被遭到拒绝,最后他还被房东逐出家门。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到医院去做手术割尾巴。躺在手术台上,他无意中发现,无论是外科医生还是女护士,他们实际上也都长着一条尾巴,只是都藏在衣服的下面而已。惆怅惶惑之际,“他的思绪消逝在一团白色的迷雾之中,手术室里的白色消融在一片巨大的虚无空白之中”。这里,“白色的迷雾”,“巨大的虚无空白”,显然是作者为读者的进一步思索留下的一个巨大空间。

  跟《尾巴》相比,巴塞尔姆的《我与曼蒂博小姐》(郭亚娟译,外国文学第五期)的后现代小说特征要更为明显些。小说开篇第一段话“曼蒂博小姐想与我做爱可她还在犹豫着,因为我只是个孩子,……这里头准是有什么误会,我至今也没能弄明白。实际上我三十五岁了……倘若曼蒂博小姐果真打定主意,我是完全清楚该怎么做那档子事的”,立刻会让读者联想起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的话:“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就让这篇小说从一开头就打上了鲜明的后现代小说的印记:三十五岁的大男人约瑟夫本是一家保险公司的理赔评定员,但因他忠实地履行公司的信条“随时为您排忧解难”而极大地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因此被莫名其妙地安排在小学六年级接受再教育。小说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约瑟夫在小学里近三个月的生活和感悟,其中还穿插着他对过去生活的回忆和思考。小说以一系列荒诞的细节,折射出现实世界的荒诞性。譬如,学校的课桌都是依据六年级小学生的身材量身定做的,决不允许有例外,这样,身高六尺一寸的约瑟夫就只能夹在狭小的空间里。然而,也正是这个荒诞的安排,让约瑟夫有了一个重新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并找出社会的荒诞之源的机会。在小学这个“未来公民的孕育地”,约瑟夫渐渐找到了让他在成人时感到困惑的一切根源,并发现学校的教育体制是一切荒谬的源头之一。

  《阿格娜丝》(陈巍译,外国文艺第三期)是瑞士当代著名德语作家彼得·施塔姆于1998年出版的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被德国《时代》周报称赞为“一位年轻瑞士人近期写的最美的故事之一”,并于上世纪末获得奠定其在德语文学界地位的奥地利萨尔茨堡劳利泽文学奖。

  小说讲述了男主人公“我”——一位旅居美国的瑞士作家在芝加哥公共图书馆阅览大厅与一位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的美国女孩阿格娜丝所发生的爱情故事。两人一见如故,情投意合,很快就住在了一起。一天,阿格娜丝要求“我”为她专门写作一篇作品。在甜蜜爱情的激发下,“我”的创作热情立即被调动起来,“我”把阿格娜丝身上发生的故事键入电脑。不过随着写作的进展,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后来阿格娜丝不慎怀孕,“我”却因为自私以及早年的所谓的痛苦经历,不愿意做未来孩子的父亲。阿格娜丝因此出走,后虽几经曲折重新回到“我”的身边,但还是流产了。之后,“我”与女友路易丝偷欢,为此再一次失去了阿格娜丝。这部小说语言洗练,构思独特,小说中“我”写的作品叙述与小说本身的叙述交替变换,从而让男主人公自私的灵魂不断接受严酷现实的拷问。

  作为一篇在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说辞,勒·克莱齐奥的《在悖论的森林中》(余中先译,世界文学第二期)一文也许略显冗长,但作为一篇散文,它绝对是一篇充溢着丰富情感和深邃思想的佳作。在这篇演说辞中,勒·克莱齐奥回顾了自己的写作历程,畅谈了他对文学的看法,同时也直陈了他对当今世界的观点。勒·克莱齐奥对“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的回答颇有意思。他说:“对这简单的问题,各人有各人的回答。有先天的赋性、环境、条件。还有无能。一个人写作,意味着他不行动。他面对现实感到困难,他选择了另一种反应方法,另一种交往方式,一段距离,一段思考时间。”他认为,当今作家遇到的一个新的悖论是:“他(作家)只想为饥饿的人们而写作,却发现,只有那些有足够吃的人才有余暇注意到他的存在。”他指出:“行动,是作家最想做的事。行动,而不是见证。写作,想象,梦想,好让他的词语、他的虚构和他的梦干涉现实,改变人的精神和心灵,打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然而,就在同一时刻,另一个声音提醒他说,那将是不可能的,词语就是词语,会被社会的风卷走,而梦只是一些奇幻的意象。”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勒·克莱齐奥对文学取一种消极的态度,相反,他明确指出,文学“在今天比在拜伦或维克多·雨果的时代还更有必要”。勒·克莱齐奥满怀激情地说:“作家、诗人、小说家,都是一些创造者。这并不是说他们创造了言语,而是说,他们使用言语创造出了美、思想、形象。因此,人们不能没有他们。言语是人类最最无与伦比的创造,它前引一切,分享一切。没有了言语,就没有科学 ,没有技术,没有法律,没有艺术,没有爱。”最后,他针对当今世界的现实,表达了一个真诚愿望:“但愿在这刚刚开始的第三千年纪里,在我们共同的大地上,没有一个孩子,无论是男是女,说什么语言,信什么宗教,都不被遗忘给饥饿与无知,丢弃在盛宴侧旁。这个孩子的身上承担着我们人类的未来。就像很久很久以前希腊人赫拉克里特所说的,王权在他。”

  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散文就像他的小说一样,充满机智、讽刺和幽默。因此,《思考的嗜好》(陈正宇译,外国文艺第四期)尽管是一篇发表于将近半世纪以前的旧文,但今天读来却是历久弥新,读罢让人回味无穷,并让人体会到了他的前辈斯威夫特文风的遗韵。譬如,文章描述了一个小学生在校长办公室所看到的维纳斯塑像和思考者塑像:“当时他(校长)书房里有一些小雕像,就摆在他办公桌后面那高高的壁橱上。其中一座雕像,是一个没穿衣服,只在下半身裹了一条浴巾的女人。她似乎时刻都处在恐慌之中,害怕着她的浴巾会再往下掉。更糟的是,她还没有胳膊,这就使得她几乎没有把浴巾拉上去的可能。在她旁边蹲着一头豹子的雕像……豹子的旁边,则是一个肌肉强健的裸体男人的雕像。此人摆的是坐姿,低着头,用拳头托着下巴,手肘则支在膝盖上。他的表情像是极为痛苦。”读了让人忍俊不禁。当然,此文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作者提出的“思考分级”的观点。戈尔丁把“思考”分为三级,他对所谓的“三级思考”给予毫不留情的抨击和讽刺:这些所谓的“思考”,“其实是充满了偏见、无知和虚伪的”。“他们‘思考’的结果,就是嘴上高谈阔论什么清心寡欲,洁身自好,同时脖子却又义无反顾地转向路过的石榴裙。这样的‘思考’,水平可比肩大部分商人的高尔夫球水平,真诚可媲美大部分政客的政治意图,或者拿我自己的行当来打比方,它的一致性就如五花八门的各色书籍一般”。“二级思考”要好一些,它会去“发现矛盾”,“不容易随波逐流”,“可它也容易让人陷入另一个错误,导致停滞不前。‘二级思考’是一种冷眼旁观的不作为”。真正得到作者肯定的是“一级思考”。戈尔丁认为,真正的“一级思考者”不仅仅停留在质疑矛盾,而更应该勇于探索,勇于追求真理,这样才能达到思考者的最高境界。

  古巴作家雷纳尔多·阿雷纳斯的《别了,曼哈顿》(朱景冬译,外国文艺第二期)仅是一篇不足两千字的短文,但它描述的情景却不单单属于纽约。“如今,有两种灾难正在把这座依然被称为‘世界之都’的城市变成一个不可居住的地方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10-8-31 21:55

  古巴作家雷纳尔多·阿雷纳斯的《别了,曼哈顿》(朱景冬译,外国文艺第二期)仅是一篇不足两千字的短文,但它描述的情景却不单单属于纽约。“如今,有两种灾难正在把这座依然被称为‘世界之都’的城市变成一个不可居住的地方:财富的极大丰富和贫困脏乱形成鲜明对照。无数百万富翁涌入曼哈顿,抢购着那里的一切,从而把那些因价格昂贵而买不起一平方米土地的人们排挤出了曼哈顿”。“西赛德街的破旧楼房很快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高楼大厦,这对没条件掏出几十万美元的人来说是冷酷无情的。小商店、小咖啡馆和可以供人坐下来供人喘口气的角落也一一消失,让位于一片片楼群,那里的环境令人厌倦,楼房的价格却高不可攀”。

  在检视2009年翻译文学中的诗歌译作时,叙利亚当代诗人阿多尼斯的诗作《阿多尼斯诗选》(薛庆国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的出版引起我、恐怕还不止是我的特别的关注,因为该书出版后首印五千册很快售磬,后加印了三千,似乎仍一书难求。这在当今诗坛“写诗的人比看诗的人多”的情况下,也可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了。阿多尼斯尽管是一位阿拉伯诗人,但在他的诗歌里我们却能感受到欧洲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普希金等人的遗响。打开《阿多尼斯诗选》,映入眼帘的第一首诗“你的眼睛和我之间”,就立刻让我爱不释手:
    
  当我把眼睛沉入你的眼睛
  我瞥见幽深的黎明
  我看到古老的昨天
  看到我不能领悟的一切
  我感到宇宙正在流动
  在你的眼睛和我之间
    
  而他的“短章集锦”中的那些诗行,尽管都只有短短的两三行或四五行,但文笔隽永,诗意盎然,读来让人回味无穷。诸如:“夜晚拥抱起忧愁,/然后解开它的发辫。”“关上门,/不是为了幽禁欢乐,/而是为了解放悲伤。”“往昔是湖泊,/其中只有一位泳者:记忆。”而有的诗行则暗藏讥讽,如:“跟小草作战,/却向荆棘投降——/这是最时髦的英雄。”“舌头由于说话太多而生锈,/眼晴由于梦想太少而生锈。”自然,更为深邃的思想和对时俗的尖锐批判则见诸“Z城”这样的诗篇:“如果你想生活在Z城,你只能从事摧毁思想的工作,或进行摧毁工作的思想。”

2009年的戏剧翻译作品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裔美籍作家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的代表作《蝴蝶君》(外国文艺第三期)。该剧系根据一宗著名的法国间谍审判案改编而成:上世纪60年代,法国驻北京的外交官伽利玛爱上了舞台上扮演蝴蝶夫人的中国京剧男旦演员宋丽伶。然而他万没有想到,宋其实是一名为获取美国在越南行动计划而与他接触的间谍。在这之后的二十年中,两人时分时合,但一直深爱着对方,而且还有了他们的“孩子”。二十年后,当他们在法国再次相见时,伽利玛因被控犯有泄露情报罪而被捕。在法庭上,他才发现自己深爱着的“蝴蝶夫人”竟然是一个男扮女装的间谍。在明白自己爱上的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后,伽利玛痛苦地以蝴蝶夫人的方式自杀而亡。《蝴蝶君》虽然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但其内容和主题已经远远超出了生活中的事件。正如译者汤卫根所指出的:“在《蝴蝶君》这部剧作中,黄哲伦着意塑造了这样一个用西方传统思维和观念看待东方的主人公,通过瓦解西方男子对东方女子的刻板印象,倒置歌剧中的殉情角色,以及颠覆原有的东西方关系中潜在运作的文化霸权与权力关系,黄哲伦成功地实现了对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的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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