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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初读《杨尚昆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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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寿文 提交日期:2010-8-24 14:30:00 | 分类:新知 | 访问量:19207





高华:初读《杨尚昆日记》

2007-11-04 14:28:55   来自: 野兽爱智慧 (我的朋友孔丘·进入你的感官世界)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杨尚昆日记》都可被视为去年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甚至可被视为是20世纪中国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日记之一。
  
  中国人写日记的传统源远流长,宋明以降,已渐成风气,至晚清更蔚为大观,文人学者,政宦显要,多以日记记事述怀,其珍贵之处一为皆亲闻亲历,二为私人书写,较少虚饰,是故,这类日记往往可弥补官修正史的偏缺,而为后人了解历史的多重面像提供珍贵的史料。及至今日,治近代史的学者,不仅需读官编的《清史》,也要读《翁文恭公日记》和《越漫堂日记》;而治中外关系史的学者,不能只看《筹办夷务始末》,而放过《英轺日记》和《出使英法意比日记》,这对史学工作者来说,已是常识。
  
  进入民国以来,许多政界人物沿袭了写日记的传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年出版了曾任北洋总统的徐世昌日记12本,起讫时间为1917-1948年。“中研院”近史所还出版了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日记10本。蒋介石生前也有每日记事的习惯,其所写日记现收藏于台北“国史馆”蒋氏之“大溪档案”中。
  
  相比于国民党政治人物,中共高级领导人生前和生后都较少出版个人日记,80年代后,曾出版过一些曾担任过负责工作的前领导同志的日记,如《谢觉哉日记》、《林伯渠日记》(片断)、《周保中日记》,《赖传珠日记》、《王恩茂日记》等。但这类日记所载内容均起讫于民主革命时期或革命战争年代,基本上不涉及建国后的内容。极个别者如《汪东兴日记》也只是撷取作者在1965年的一段经历,而非汪氏全面、系统、有连续性的完整日记。
  
  在担任过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领导同志中,杨尚昆是唯一在生后出版日记的。其日记是迄今出版的前领导人中地位最高、也是内容最为丰富、部头最大的日记。这部日记共有上、下两册,全书110万字,引人注目的是,该日记全是建国以后的内容。起讫时间为1949年1月1日-1965年12月10日,时间跨度为文革前的整整17年。在建国后的这17年间,杨尚昆位居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因此,这部日记就格外引人注目。在这部日记中,作者不仅简要记述了他的所见所闻,还叙述了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堪称是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
  
  中共是一个长期在农村进行艰苦革命战争的党,1949年初,中国革命即将获得全面胜利,党中央也将从战斗了几十年的农村转移到城市,对于党的这个重大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毛甚至以“糖衣炮弹”来比喻中共将面临的新的严峻考验。杨尚昆当时任中央秘书长兼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其工作之一,就是负责中央机关向北京转移的具体事宜。1949年3月23日,杨尚昆为中央打前站,先行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京。在《日记》中,杨记述了个别机关在北京纪律松弛的事,他感叹道,才进城几天,“似乎大家都变了”,“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杨写道:“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
  
  杨尚昆长期担负党和国家的中枢——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一岗位所承担的基本工作就是上承下达,其具体事务包括上至中央常委开会会场的布置与记录、文书草拟和下发,下至中南海车队的调度、托儿所、食堂工作的安排,以及房屋修缮和花草栽培。杨是办公厅主任,不一定具体处理过于琐碎的事情,但其日常工作仍是找人谈话、听取汇报、布置检查等等,负责处理的事情极其繁杂。1955年3月,中央决定开党的代表会议,事先杨接见中央新闻制片厂厂长,具体讨论拍摄事宜,详细指导拍摄哪些镜头,哪些镜头不拍。50-60年代,政治风云时有变幻,忽而雷电闪鸣,转眼又是风和日丽的艳阳天,不管发生如何变化,中枢机器都要运转,杨仍每天都要面对亟待处理的一大堆具体事务。杨尚昆自1956年党的八大后,在书记处分工分管工、青、妇和指导中央调查部的工作,他几乎每隔两、三天都要听取中调部常务副部长孔原同志等的汇报,近十年从未间断。从《日记》上看,杨几乎每天工作至深夜一、二点,尽管在这17年中,杨在党和国家的职务序列中并非处于最前沿。
  
  杨尚昆所处的地位极其重要,距毛泽东主席很近,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杨也是信任有加,甚至诸如代表中央与罢黜后的彭德怀进行联系的工作,也由杨来承担。所以,杨尚昆对毛的记载就特别有意义了。杨尚昆对毛的胆略、气魄和能力极为折服,他在《日记》中时常称毛为“主”、“主座”,这应该是为了记述的方便而作的简称。不无巧合的是,曾经担任过毛泽东政治秘书、也是杨的老部下的田家英,以及毛的兼职秘书李锐等私下也称毛为“主公”。
  
  杨尚昆青年时代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和王明是前后同学。由于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王明本人受到了许多领导同志包括杨尚昆的尖锐批评。1949年3月,王明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发言,对自己的错误多有掩饰。杨在《日记》中批评王明的发言“口若悬河,离题万里”,“简直是胡闹”,“总观此人是毫无进步,野心未死,还有伺机反攻之企图”。而对于毛泽东,杨尚昆則是发自内心的尊崇,他在1949年1月23日的日记里,抒发了自己的心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亲眼看见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照毛主席所规定的进程,走向全国大胜利,实在是值得兴奋,值得为自己庆祝。”“没有毛主席的领导,这种合乎国情而又使革命加速胜利的办法是难于想像的。”建国初,我志愿军在朝鲜取得对美国的胜利,大大地振奋了杨尚昆,他在1951年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主席出兵朝鲜参战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如果当时要由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
  
  从杨尚昆的这些叙述可以看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成功,成为老一辈革命者对毛尊崇的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对毛的信任和尊敬,早已内化为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基本性格。
  
  在毛泽东时代,完全实现了以毛为中心的政治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在毛的强有力领导下,听毛主席话,照党中央指示办事, 几乎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包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日常行为准则。只要毛泽东和中央一声命下,全国上下马上动员起来,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面只要指导正确,下面贯彻执行也大体正确;而上面的指导一旦出现偏差,下面的工作也必然出现问题。1964年10月至1965年5月,身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响应刘少奇主席的号召,率领中央办公厅长安社教工作组,前往陕西省长安县开展社教运动。杨尚昆亲自下乡蹲点,在长安县搞社教大半年时间。杨深入干部和群众,对他所蹲点的村——长安县斗门村的经济、社会、人民生活情况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调查,这些都反映在他的日记中。长安县的社教运动是当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领导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大抓阶级斗争,“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西北局共派出17393名干部,在这个县进行“大兵团作战”。几十年后,历史虽然已对当年的这场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作出了定论,长安社教基本是失败的。其根本原因是,运动的指导思想不符合实际。尽管如此,当年中央领导同志深入群众,与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精神,今天看来仍有其积极意义。
  
  今天的研究者都知道,1966年末围绕“四清”运动(社教运动),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由此对中国政局的发展带来极严重的影响。有关毛、刘争论的详情,在杨尚昆的日记中少有反映。杨当时在长安搞“四清”,特地赶回北京,参加了1964年12月15日召开的持续多日的研究“四清”的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以及紧接的12月下旬和1965年1月初,毛泽东在核心层多次指责刘少奇,并且主持通过了包含批评刘少奇内容的重要文件《二十三条》。杨尚昆在日记中,没有记录毛批评刘少奇的原话。在1965年1月14日的日记中,杨表示支持《二十三条》,但同时提出文件“到底好否,要经过实践证明”。毛、刘争论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杨写道:“刘话不灵了”,他担心从此以后,干部“不蹲点了!”
  
  在杨尚昆所担负的工作中,有一块是负责协调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的联络。杨多次参预两党谈判,也经常安排苏联驻华大使与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会见。杨通俄文,有时甚至亲自担任毛与苏大使会谈的翻译。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新党纲,杨一面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翻译,送交领导同志参阅,同时他还找来俄文原件,直接阅读。1960年夏,苏联政府突然中断对华援助,撤走专家,恰逢我国遭受特大经济困难之际,雪上加霜,给我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1961年3月,赫鲁晓夫对我国作出姿态,提出愿意以贷款方式供给我国小麦100万吨和转口古巴糖50万吨,事关重大,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后,要向毛泽东汇报,请毛定夺。此时,毛已退居二线,住在广州,但所有重大问题仍需老人家亲自拍板。为此,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专程飞穗。毛一锤定音,不要粮食,可以接受糖。从杨尚昆的这段叙述中,后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主席不食嗟来之食、坚持自力更生的意志是何等坚强。
  
  《杨尚昆日记》也有不少空缺部分。在一般情况下,某些时日,日记主人因工作繁忙,而无暇坚持每天记日记。杨尚昆也有此种情况。《杨尚昆日记》中,有一些年份都为空缺,例如,从1949年4月1日至12月3日、1950全年、1952全年,都未记日记。1951年只记了头四个月的日记。1953年杨也只是从12月24日记到31日,其它全为空缺。编者对《杨尚昆日记》中的空缺部分曾予以说明。例如,编者明确提到,杨的“一部分日记已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虽然并未注明散失的是哪些部分。但在另一种情况下,日记的空缺则可能情况不同。例如,从1956年5月16日至1957年1月17日,杨尚昆的日记空缺,编者未加注明是否杨本人在这一段时间确未记日记,而其它的空缺,编者都予以了说明。这一段时间为中共八大召开,杨升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和波匈事件的发生。1957年1月27日至11月1日,杨的日记也出现了空缺,编者也未说明原因。此一时期,为整风反右前后。然而对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杨的日记中却有极其简略的记述。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就彭德怀的信发表重要讲话,杨在日记中作了记述。自此以后,杨也每日有日记,虽少涉及彭德怀事件,然仍透露出若干重要信息。例如,1959年8月12日,彭的夫人浦安修来杨处谈话,“由十点半谈到四点”,次日下午,彭德怀向八届十中全会作了检讨。日记首次披露了庐山会议后,由杨代表中央与彭联络事。9月12日晚,杨向毛汇报“昨夜彭来谈的情况”。庐山会议后,毛很关心彭德怀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从庐山返京后,1959年10月21日,毛要杨“常去彭处,每月两次”。10月26日下午4点30分,杨去彭处探望,当夜12点便将与彭德怀谈话的情况向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汇报。自此后,杨尚昆经常向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汇报彭德怀的情况。
  
  日记通常都较简略,鲁迅日记即为一典型,但政治人物日记简略,就不仅仅是书写习惯的问题了。如涉及重大政治问题,涉及人事敏感,涉及对重要人物的看法,在日记中通常会回避或较少着墨。杨尚昆位居中枢机要,所见所闻大多不宜对外透露,在其日记中,对许多重大事情加以回避或省略,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例如,1959年9月底,赫鲁晓夫访华,与中方同志发生严重争执,杨尚昆亦参加部分会谈,但在日记中均无反映。像这一类情况,在《杨尚昆日记》中并不是个别的。因此,对于学者而言,仅凭日记一类的记载来进行研究,显然是不够的,还须其它相关资料加以佐证。
  
  
  例如,有关彭德怀1965年10月被重新分配工作一事,在杨的日记中记载得就极为简略。1965年10月19日,杨代表中央约见彭德怀,日记中只有寥寥数行字:“下午三点至六点,彭德怀同志来谈话,要求帮助他去西南。”此次谈话时间长达三小时,所谈内容一定比较广泛,但在杨的日记中并无涉及,也无一字提及杨在这次谈话中的感受。事隔几十年后,杨著文纪念彭德怀,他写道,当年这场谈话,他与彭都动了感情,共同回忆了过去在红三军团并肩战斗的往事,临分别时,两人都流下了眼泪。
  
  杨尚昆是文革浩劫的最早受害者之一。早在1965年末就被不公正地调离工作岗位,下放地方工作。对这件关系到杨的政治前途和政治命运的大事,在他的日记中记述得也非常简略。
  
  1965年10月29日,杨尚昆在当天日记的抬头上,写下:“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日记写道:“上午十时半,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这是一次什么样的重要谈话呢?谈的又是什么内容呢?在杨的日记中无一字反映。谈话的当天下午、次日和第三天的日记中,杨都写了对这次谈话的感受。谈话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在10月30日和10月31日的日记中的第一段,分别写有这样的话:“心情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勉强看了一些文件。”“整天没有精神,无心看什么。”原来这次谈话是由于中央个别领导同志对杨尚昆同志产生了不信任,宣布调离杨的工作,另行安排杨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周、邓、彭只是奉命传达而已。杨尚昆是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下放广东担任一名普通书记(当时省委一级的书记处的书记多达5-6名),这只能被认为是贬黜,否则何来“不安”,何来“整天没有精神”?
  
  10月29日谈话后,杨尚昆就着手移交工作,这在日记中均有记载。杨仍出席一些例常活动,例如参加孙中山百年诞辰筹备会议,出席苏联大使馆国庆招待会(11月6日),出席阿尔巴尼亚国庆纪念会(11月29日)。
  
  1965年11月10日对杨尚昆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杨的工作调令在此日正式发出。同一天,毛泽东主席应杨的要求约见杨。当天日记抬头写道:“中午主席找去谈话。”这次谈话历时一个半小时,但在杨的日记中对谈话内容无一字记载。几十年后,杨回忆道,在这次谈话时,主席要他多深入,多调查,先在珠江流域干个两三年,再到黄河流域干个两三年。主席甚至很幽默地问道:“广东那么热,你跑到那里去干什么?”然而,熟悉党内政治生活的老同志都知道,像杨尚昆如此重要干部的工作安排,是非经最高领导点头批准而绝无可能的。
  
  毛泽东了解杨尚昆办事牢靠,即使要调离他的工作,仍分派他一些重要任务。在杨遭贬黜一个月前的9月16日,杨还受命与庐山会议后一直赋闲接受批判的黄克诚同志谈话,那次是向黄宣布调黄任山西省副省长。10月19日,杨受命与调任三线副总指挥的彭德怀谈话。现在,杨自己也被调离岗位,另行分配工作。11月17日,杨奉毛泽东主席命,去看望王稼祥同志,次日,杨又去看望了陈云同志。虽然在日记中未写是否受毛的委托,但以杨当时的身份,不可能单独去拜访陈云同志。(1998年,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次去拜访陈云同志也是奉毛主席之命去的。)杨在看望过王稼祥、陈云同志后的第三天,专门就此探望给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而在11月19日,杨还就这两次探望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
  
  11月19日,杨尚昆向周恩来的汇报,是这两位革命老战友的最后一次见面。杨的日记写道,这次谈话“从上午十一点到一点半”,至于所谈内容,即在汇报了与王稼祥、陈云同志谈话情况后,杨与周谈了什么,日记中付之阙如。直到1976年初,杨尚昆在山西临汾流放期间的日记,以及1998年为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而发表的文章中,才对这次谈话的内容作了披露:杨尚昆对周恩来说:“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涉及面很广,做了些工作,也犯过些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分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要你知道我是坦白的、无辜的,我就心安了。我决不计较个人利害,也不愿意说不应当说出的事。周总理两眼一直盯着我,听完我说的话,……然后对我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杨尚昆还回忆了周当时的表情:“眼睛特别明亮,似乎含着眼泪。”
  
  杨尚昆是一个有着高度组织纪律性的老共产党员,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下,他承受住巨大的精神压力,照常工作,有条不紊地向中办同志办理移交手续,即使对他的老伴,有着几十年党龄的长征老干部李伯钊同志,也口风很紧,不深谈什么。在11月2日的日记中,杨写道:“晚间散步时,同伯钊谈了一下,她有些疑虑,不好向她说明”。这一天,杨“勉强工作到(夜)十二时后”。
  
  杨尚昆对于他的夫人李伯钊是这样,对于中央常委、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也是这样。1965年11月27日,是朱德八十大寿的日子,杨去朱德家,“坐了一下,未谈什么,彼此心照而已”。何以如此呢?杨尚昆与朱德都是四川人,也是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友,杨主持中办二十年,与几位中央常委朝夕相处,彼此间知根知底,有些甚至还知心,即如杨所说的,他与朱德“彼此心照”。朱委员长年事已高,事实上已属赋闲,杨对朱德的境遇一清二楚,而朱委员长对杨的工作调动事却很难说事先予闻。在朱委员长八十大寿的日子里,两位老战友无言默对,情何以堪!
  
  1965年12月,由姚文元评吴晗《海瑞罢官》一文引发的政治风暴已经来临,北京市风紧云急。由于杨已被调离领导岗位,不再参预中央领导事务,故在日记中对这一事件无一字反映,但事实上,当时,杨尚昆透过此事,已预感政局即将面临大变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1998年杨尚昆在文章中回忆到当时的情景)。现在又一位领导同志处于前沿,他就是曾参加约谈杨尚昆的彭真同志。至于彭真被其它领导同志约见谈话,免去职务,则要到半年以后。
  
  1965年12月8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得知常委各同志都去上海开会去了!”这次会议就是中央“处理”罗瑞卿同志问题的上海政治常委扩大会议。此时,杨根本无法想到这次会议会和自己有何关系,杨事先也无从获悉会议的内容,因为这次连刘少奇也不知道去上海开什么会。上海会议虽与杨无直接关系,但有间接关系,半年以后,杨尚昆被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同志绑在一起,成为子虚乌有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
  
  1965年12月10日,杨尚昆整装登上南下广东的火车,这时,上海会议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杨心情黯然,告别送行的妻儿和中办的同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感慨甚多,非言语所能表达,”最后的一句话是:“十六年的北京生活,今天开始变了,一切只能等时间!”
  
  杨尚昆历经党内斗争,见识广,心胸开阔,他的气度和忠诚在艰难的岁月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杨的“等时间”,不是一年两年,这一“等”竟长达十二年。1965年底杨赴广东后,1966年5月又被下放到肇庆任地委副书记,可谓一贬再贬,任命下达的当天,他以气候潮湿,身体不适,向中央申请转去山西,得到批准。 5月下旬,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宣布“揪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后的几天,杨尚昆转任山西临汾任地委副书记。旋即文革爆发,杨被隔离审查,不久即被“监护”了起来,一直被关到1975年,邓小平复出,杨才被放出来,安置在山西临汾。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央重新启用杨尚昆,任命杨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两年后,杨回到北京,开始担负一系列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杨尚昆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家,他一生的历史已与党的历史融为一体。他是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杨闇公之弟,早年留苏,返国后曾任中宣部部长,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后不久,担任三军团政委,抗战爆发,旋又任北方局书记,1941年,杨调回延安,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以后长期主持中央办公厅,长达二十年。杨尚昆对党的历史如数家珍,八十年代后,曾负责中央党史领导小组。
  
  杨尚昆也是一位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共产党员,他通俄文,爱看电影(在日记中有其所看电影的大量记载)和戏剧。杨更坚持写日记几十年,临去世前几个月,他还写了回忆周恩来、彭德怀的文章,感情十分真挚,很少有这类文章常见的程式化的味儿。杨在1995年完全退下来后,写了他的回忆录的建国前部分,他原还准备写中办二十年,文革前后和复出工作后三个部分,可惜天不假其年,这三部分已永远无法完成了。
  
  即使在文革后期,杨尚昆在临汾流放期间,他也写了日记,杨近年发表的纪念周恩来的文章《相知相识五十年》,就是依据临汾日记集纳而成的。很遗憾,目前读者还不能看到他在文革后期以及恢复工作后的日记——根据杨一生的习惯,相信他在七十年代后期恢复工作后仍会记日记。人们只能指望这些珍贵的日记将来会有向社会公开的一天。
  
  笔者长期治史,虽然只能从资料、影视中接触到杨尚昆,但亦可窥见杨尚昆个性之一斑。依笔者观察,杨是一个豁达、宽和,颇有人情味的老同志。他和夫人李伯钊结缡于1929年的莫斯科,两人共同走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杨对其老夫人也呵护了一辈子,在其日记中有大量的反映。1979年,杨在北京偶遇木刻家彦涵,此人抗战时期在太行八路军总部工作,是杨的老部下,1957年被打成右派,蒙冤几十年。杨对彦涵说:“当时你为什么不找我呀,我给他们打一个电话说一下就完了嘛。”(孙志远《感谢苦难——彦涵传》,页465,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彦涵是一介书生,不懂也不会请托,但杨的这番话却透出他关怀下属的性情。
  
  1996年,杨尚昆已89岁高龄,带领王若飞、秦邦宪等“四八烈士”遗属100余人,专程去延安扫墓。杨尚昆去世后,2001年5月,那些“四八烈士”遗属和其他子弟们也专程护送杨的骨灰回四川潼南老家,只因他们的父母辈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后的岁月里,都曾得到过杨的关照。
  
  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老共产党员,杨尚昆已走完他一生的路。他肯定是一位令世人难忘的人,他留下的这部《日记》,以及现在暂未发表,将来可能问世的文字,将长久被后人所研究和咀嚼。
  
  2002年3月1日

#日志日期:2010-8-24 星期二(Tuesday) 晴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复制链接 举报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10-8-28 4:40

高跟鞋上的战争(2006-04-13 21:22:50)

直播是越来越惊险了。
简直是一场高跟鞋上的战争。
但凡有大的直播,几乎各台,各频道,出镜的,都是年青女记者。
装记者的大巴,一停下。
大都是薄施粉黛的姑娘,哗一下,飞跑入场,各占有利地形,对机位,拉线,持麦克,挂耳机…然后用余光扫一下对方的站位。
很多都是直播会遇到的熟面孔,但直到现在大家也不大相互认识。
上次在长沙,采访宋楚瑜的母亲。
车一到,大家都冲上去,十几个,我在最前面,身子被压弓下。
着急的时候,大家的声音都高而快,老人家未必听得清。
采访完,我一个人在岳麓书院转悠,拐角处,凤凰的曹景行走过来,笑眯眯“柴静,换下名片”
“曹先生好”我接过名片。
他也弯弯腰。
然后是两会的记者招待会。
我正流着汗找能采访的人,亮光一闪,看他一个人坐在前排,拿着小相机,正四处拍照,很自得的样子。
笑一下,来不及打招呼。
今天在机场又遇上了。
飞机降落了,三百多记者,都往最靠近护栏的地方涌,森林样的黑洞洞的镜头都在找对着飞机门的位置。
我正往身上披挂各色设备,准备开始连线。
忽然听到快门响。一抬头,咦?
还是他。
对着我拍一张,他自己掉过来看一看,有点不满意的样子。
人多,把他挤来挤去。
他也不急,换个角度,再来一张。
我配合他,笑一下,“您还挺放松”
他眯眯笑“我挺闲的,我现在还在清华…”
镜头大战开始前的几秒钟,连战从舱门前走出来前那一刻,忽然听他说起两句家常话,有些“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的意思。
他现任凤凰资讯台副台长兼言论部总监,也在清华执教。
有次听采访他的记者说,采访完“曹先生问:‘你是怎么来的?要到哪里去?’怎么回事?我心里纳闷,连忙回答:‘乘出租车,去人民大学’。'那这样,你从这里出去,'曹先生指着窗外的小径认真地叮嘱,'到清华的二道门,那里有出租车可乘,你可以少走一点路。然后出校园,走成府路……”
那时他久居香港甫来清华,给一个来采访他的北京记者指路,颇让那个年青的记者感触。
君子待人也温,接物也和。
这也许不难。
但是每双高跟鞋都在跑动中尖叫的新闻战争里,始终霭然微笑的人,是真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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