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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炼金术,缓慢提纯,直到黑炭变成钻石。
南方周末:秘密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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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寿文 提交日期:2010-8-18 12:01:00 | 分类:读书 | 访问量:23291

我最喜欢的几本书
    
朱学勤
         
向读者交待我最喜欢的书?
    
有什么样的阅读经历,就有什么样的精神年轮。二十多年前我在报考研究生时,曾盼望试卷中有一道类似的题目,让自己敞开心扉,与导师做一次深层次交流。二十多年后,我给考生出题目,总想还此夙愿,却总是被主管考试的有关规定拦住。现在有机会夙愿以偿了,却没有料到最终写下这个题目,竟是自己考自己。
       
《美国与中国》
    
这是我的第一圈精神年轮。它对我的意义,并不在作者的学术观点,作者在临终前也已放弃了书中那些过分亲密的说法。意义在书外:
    
第一,70年代初期的内部出版物中,这是规定级别最高的一本,知识青年中传说最多,也最为撩人。当时为觅得此书,从千里之外搞到一张省军级介绍信,去上海福州路的内部书店,冒了一些风险。
    
第二,这本书是当年上百本内部出版物的一个象征,还有内部杂志如《摘译:社会科学版》、《摘译:自然科学版》等,是我们当时的启蒙读物,也是多年后萦绕于胸的一个历史之谜:在文革时期的上海,何以会出版这么一大批灰色“反动”书籍?
    
很多年后因偶然机会,结识当时主持此事的一位老人,方才得到解释。我问那时是否有心而为?他的回答很朴素:“我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放大范围去做,只是为几千万上山下乡的的知识青年着想。他们在乡下,没有书读啊。北京方面来人责问,我拿出毛的批示,顶了回去。”他本来是有可能当文化部长的,他若当了这个部长,也会比后来见到的那几位有风采,也有骨气,却可能因此而被彻底牺牲。他是为一句书生意气,吃十年官司:“再坚持一周,就能打出个巴黎公社!”这样的左派,令我敬仰。政治前程结束了,文化出版事业却在隔代之后有了收获。他的襟怀学问,非今日体制内贩夫走卒者流能够望其项背。文革是需要否定的,但应该是复杂否定、深刻否定。有意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他找到了我,我也找到了他,夜雨长谈,总嫌时间不够。至情处,总有另一幅图画在眼前叠印:我是他当年播下的思想种子,他是在收获隔代之后的播种,历史就在我们的眼前流过。
    
《夹边沟纪事》
    
1961年,毛泽东在游泳池边与刘少奇发生争论。后者愤然作色: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这是毛泽东决心发动文革,拿下刘少奇的诸多因素之一。那三年发生在农村的惨剧,我在下乡时方有耳闻,后来进工厂,结识一群从信阳地区招来的青工,从他们那里,知道了什么是信阳事件。再后来从《顾准日记》中,也得到农妇易子而食的旁证。但是那个年代在在知识分子群落,是否也发生人相食的惨剧?我是从《夹边沟纪事》才第一次读到。有朋友称此书是中国的“古拉各群岛”,我以为还不够。古拉各群岛仅仅描述知识分子在集中营里被虐待,大大超过今日伊拉克美军虐待战俘的程度,却还没有触及饥荒来袭,知识分子相互蚕食之惨烈。那是真正的吃人!吃同类尸体,吃得从容不迫。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苦难,远远超过苏俄,只是没有人触及。感谢作者杨显惠,感谢他的执着,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这一空白,终于开始填补。
    
我之所以看重此书,还因为此书触及我个人成长史上的一个秘密。我小时候有一个表叔,倔强耿直,追求进步,与其父划清界限而决绝,终于在50年代初而得以入团。1959年因看不惯所在单位领导冬天号召群众打苍蝇,发了一句牢骚,被开除团籍、公职,发配到安徽一个杨显惠笔下描绘的那种地方。1961年冬天的一个深夜,他从劳改农场逃出,潜入上海市区找到我父亲,兄弟俩在昏暗灯光下抱头痛哭。我被惊醒,偷听了他们半夜话语,断断续续听到那个地方已经出现剥树皮为生的惨景,倘不夜奔,断无生路。那时年幼,听此夜语,内心惊悚不能言。此后父亲为他起草申诉,又怕笔迹被认出遭报复,就让我抄写,于是稚嫩的笔迹开始与恐怖、不公、迫害、反抗等阴影相随。上到小学四年级,语文老师已经被我笔下的灰色语调震惊,曾给父亲写信说:你这个孩子,长大后要么对人民大有益,要么就是一个大右派。岂料一语成谶,四十年后网上有网民对我咬牙切齿,称我为“最赤裸最极端的大右派”!果然,信然。
     
《哈维尔文集》
 
每个人都有精神危机的时候,每个人如何度过精神危机,都有他独特的记忆,十五年前我就处在这一时候。我在溺水时,侥幸读到了《哈维尔文集》。
    
那时香港中文大学有陈方正诸君欲创办杂志“二十一世纪”,派青年编辑吴江波来访。江波问我需要什么书籍,我因厌恶当时大陆文人动辄以昆德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为超脱,正寻觅与昆德拉相对的哈维尔文章,于是随口说,能否找到哈维尔的东西?恰好搔到江波痒处。在香港,他已经与另外两个朋友合作翻译了《哈维尔文集》,却不能放在商务印书馆这些大牌书店出售,但是他坚信会有人需要这一读物,果然在大陆碰到知音。两人在外滩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对比,谈得兴起,居然就把他来约稿我应写稿的正事遗忘了。江波回去后给我邮寄此书,一次又一次,终于在第二年的第四次寄达,时在1991年的上半年。江波寄给我的这一本,应该是流传进中国大陆最早的一本哈维尔文集。后来几年,哈维尔的文章逐渐为知识界所熟悉,甚至有了不同意见,发生争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哈维尔做不做总统,本来就不重要,我只是感念他的思想如长夜暗火,领我走出了那两年的精神危机。还有江波,他后来离开中文大学去美国,逐渐失去了联系。书还在,人却不见了,怀念一本好书,自然会怀念一个失散多年的朋友。

短篇小说正在死亡吗?  
  
南方周末   2007-01-25 16:18:08  
  
    
■秘密书架
    
□赵毅衡
    
    
诗歌的死亡,至少很多人叹息。短篇小说的衰亡,却似乎没有引起哀伤,这是一桩奇怪的事。我们可以怪当代人忙着玩,忙着闲,就是没有时间读书,但是书店里的书却越来越长。读长篇肯定需要更多时间,这又如何解释?
    
我只能说,当今的读者(全世界一样)越来越少艺术情趣。越短的作品,越需要艺术鉴赏能力。短篇小说是让人重读的,耐得起重读的作品,才真正给人快感。就耐重读而言,短篇小说,是一种无可替代的艺术,艺术中的艺术。
    
读了好的短篇,总想跟人说。但是说一个短篇,要求的艺术功力,恐怕与写好一个短篇差不多。说到底,艺术之美,在于不能言说。因此,短篇小说是叙述艺术的顶峰。
    
为了证明这门艺术没有消亡,我有意只挑选几个当代作家的作品。
    
马原《康巴人营地》,这篇小说只有3页,应当归入“微型小说”“一分钟小说”之列。叙述者还是那个“住在拉萨的叫做马原的汉族作家”,他正要写一篇小说,写在拉萨周围扎营的康巴朝圣人。在外来人眼里,拉萨人与康巴人很难区分。这个马原就到八角街去了一次,逆着转经的人流走了几圈,遭来转经人的白眼。晚上他却目睹了一个康巴汉子与一群拉萨青年血腥的械斗。这篇极短的小说,没有引起任何批评家的注意,哪怕在马原最受关注的1980年代后期,也没有人写到。马原毕竟是最有哲学敏悟的中国当代作家,这篇小说说的是如何发现差异,发现差异才能认识,才能写出“康巴人”:这篇小说以暴力方式克服作家的盲视,完成自身,读来却自然得像一篇日记。
    
雷蒙·卡佛(Raymond Carver)是一个“短篇小说作家”,像契诃夫、欧·亨利、鲁迅那样只写短篇的大师,以前多的是。在当代世界,是个稀有物种,所以卡佛50岁就早逝。卡佛耐读的佳篇很多,我最喜欢的是《大教堂》。小说中,妻子有个从未谋面的“信友”(类似现在的网友)要远道来访,信友是个眼盲的大胡子中年人,饭饱之后,妻子退席。丈夫觉得无话可说,有点尴尬。信友建议他们“合作”画一张画,丈夫持笔,信友口授如何运笔,竟然画出一座美轮美奂的大教堂。这个故事很温馨:人与人本来沟通就难,这个男人更是来得莫名其妙,丈夫对他绝对没有好意,只是看在残疾人的面上敷衍而已。但是一旦在艺术上会通,一个瞎子和一个画盲,也能完成奇迹。
    
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当代英国最有实力的作家,长篇小说多次获得布克奖。这篇《立体几何》是他早年写的短篇之一。小说中,一位亲戚给“我”寄来他的一个朋友几大卷乱糟糟的数学手稿,说是这个不为世人承认的天才多年前失踪了。那个人证明多面体多到一定程度,数学无法处理,世界就会消失。为证明这点,他把一张纸摺来摺去,终于让自己人间蒸发。“我”如痴如醉地读手稿,对于“我”的废寝忘食,妻子闹起了别扭。晚上娇妻要做爱,我突然想到这个公式,要妻子用各种姿势摺来摺去,妻子快乐地呻吟着,忽然就消失了。这篇小说好像是科幻搞笑,西方人在这种题材上想象力一向丰富得让人钦佩。但是小说却有一种世界无奈的寒意,让人久思难忘。
    
卡尔维诺(Italio Calvino)以现代先锋小说闻名,是许多批评家测验自己玄谈之笔的好对象,这篇《恐龙》,却不必以后现代名之。恐龙绝种了,最后一条恐龙冒充人类,混进原始人的群落。人们觉得他长得太丑,给他一个绰号“恐龙”。恐龙害怕自己的非人身份被揭穿,却因为工作敬业,获得部落里人们尊敬。于是恋爱来了,情敌来了,各种人间纠纷来了,恐龙居然发现一条混入人间的女恐龙,他们生下的孩子也是小恐龙。恐龙害怕他永远无法变成人,决定远走高飞。但是当他到达米兰车站,他已经西装革履,手提皮包,走进大街上熙攘的人群中。这篇小说是说每个人都能进化?我觉得这是一篇乐观的人性颂歌:再非我的环境,都能适应。我常用这篇小说给自己打气:不必害怕离乡背井。
    
凯尔泰斯(Kaltazs Imre)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低调风格,似乎一直没有能让中国读者看出好处,这篇《英国旗》却是杰作中的杰作。小说写的是1956年匈牙利的起义,全篇却没有任何大场面,主人公的生活依然是在沉闷的日常事务之中打发。最后才写到布达佩斯街上的混乱,一辆插着英国旗的轿车,正在驶向机场,外国人正在撤离。但是车窗中伸出一只戴鹿皮手套的女人的手,向人群挥了一下,下文又回到日常生活的细微琐碎。凯尔泰斯的风格看来灰色,但是张力却常在不经意中凸显。小说标题“英国旗”场面,只用几句话打发;宏大背景,几乎没有出现。这就是艺术力量的所在:没有写的,才让人感到难忘。国际外交只是姿态,历史大事或许留在纸面,当时却淹没在普通人的日常艰难、黯淡现实之中。
    
赵毅衡,1943年出生于广西桂林。现执教于四川大学文学院。

影响我的几本书   
   
南方周末   2007-01-18 15:05:28
    
■秘密书架
    
□袁伟时
    
    
对我的人生道路影响最早和最大的一组书,都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和《窃国大盗袁世凯》。那是1947至1949年间,我在广州南海中学念高中时读的。范著是一个学派解读中国近代史的代表作;其他3部宣传反帝反封建理念,不是通常说的学术著作。读后深信不疑,帮助我走上革命道路。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进大学本科到念研究生,一心一意想参加经济建设。可是,1957年从研究班毕业后在中山大学执教,运动接着运动,虚掷了20年最好的青春岁月。“文革”后我承担的教学任务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在教学和研究中,深感这一领域左祸猖獗,虚假的东西太多,拨乱反正,任务艰巨。在许多问题上,我往往需要鼓足勇气直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和胡适成了我治学的导师和告别蒙昧的指路人。
    
1948、1949年,广州汉民路(今北京路)的开明书店推销《鲁迅全集》,我向爸爸要了一笔钱,打算买一套。钱到手后,一位朋友考上大学没钱交学费,我主动把钱给了他。幸好同班同学家境都较好(学校位于广州有名的“西关大少”聚居地旁边),大家凑了一笔钱,在班上建立图书角,由我负责买书和管理。于是,鲁迅著作的单行本全都进了我们班的书柜;我则一本一本,读完了除一些过于冷僻的学术著作以外的他的大部分书。
    
进入大学以后就很少看鲁迅了。但《且介亭杂文》序言有句话:“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一直铭记在心,不敢逾越。到了要着手研究历史了,它自然涌上心头,成了我千方百计搜集史料的动力,分析人物的方法,约束学术良知的规范。没有读过研究对象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厘清思想发展的轨迹或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不敢乱说话,因为这关乎天理良心。
    
我的一个小小的发现是: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领域,随意褒贬历史人物的现象那么严重?除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外,从方法上看,是把不同年代的材料混在一起。于是,要褒要贬,材料可以信手拈来,看似有根有据,实则脱离具体年代的史料,成了可以任意涂抹的油彩,歪曲了人物的本来面目。
    
把近代中国主要思想家的著作读了一遍,既窥视了他们的思想,又领略了他们的方法。其中让我受益终身的是胡适谆谆教导他的学生的3条意见:
    
头一条是怀疑。胡适说:“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胡适文集》第五册第518页,北大出版社1998)这是治学的不二法门。学问始于怀疑,这是古今中外有成就的学者的共识,也是真正的学者与御用文人的分水岭。马克思坦言:“怀疑一切。”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黄宗羲也断言:“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1956年,大学中弥漫“向科学进军”的乐观情绪。有一天,复旦经济系的老师们齐集讲堂,漆琪生、伍丹戈、余开祥、江泽宏、苏绍智、蒋学模等老师全来了,向我们传授治学方法。有位导师转述于光远先生的生动比喻:“为什么疑问号是一个钩子?只有怀疑才能钩到学问!”对盲信成风的中国而言,这些是觉世的警钟。要是我在学术园地中有点滴成就的话,首要原因是坚信怀疑是学问的起点。
    
二是凭证据说话。胡适有一句名言:“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
    
三是敢于承认自己无知,孜孜不倦弥补缺陷。胡适总是劝导自己的学生一定要买几本好字典,就是弥补无知的好方法之一。汉字很多,任何人都不可能全识;我自己更是识字不多。因此,不懂就查字典或其他工具书,已经成为我的生活习惯;也是一再提醒我的学生应该遵守的治学规则。近年我喜欢给年轻朋友建议:电脑装上《金山词霸》;买《汉语大辞典》(普及版)和《现代汉语词典》。
    
这几年,有所谓胡适还是鲁迅之争。其实,两人有很多共同点:憎恨专制,提倡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对传统文化持批判、分析、不盲信的态度,如此等等。鲁迅心目中的新社会是朦胧的;胡适却为宪政和人权保障以及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呐喊了一辈子。鲁迅只活了55岁,胡适年过七旬,加上所受学术训练差异太大,两人的学术成就有较大差距,自在情理之中。在文学创作上,胡适大部分诗词很粗糙,迅翁的小说却是传世珍品。我多次读《胡适文存》和他的《人权论集》,深受教益。不是说要继承传统吗?鲁迅和胡适的思想、文化、学术遗产就是20世纪中国值得珍视的传统。
    
当需要进一步思考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时候,我与卡尔·波普尔和哈耶克邂逅。阅读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杜汝楫、戴雅民译,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对我说来是一次震撼性的精神之旅。出于职业习惯,我一再思考两个问题:
    
1944、1945年,正值苏联红军声威大振,计划经济似乎成了挽救世界各国经济的不二法门,为什么这两位先驱却能力排众议,写出这样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而中国各派思想家却几乎无一例外在歌颂计划经济?
    
波普尔从一个独特角度清理希腊以降的文化。中国人喜欢谈文化,却至今不见有人以批判态度从源头上系统地清理自己的传统,并冷静地比较世界各大文化体系的利弊得失。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战胜中国人头脑中的盲信,有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熟。这类研究取得重大成果之日,也许就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成熟的标志。引颈以待,我们还要等待多久呢?
      
袁伟时,1931年12月出生于广东兴宁,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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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10-8-18 12:05

我的“秘密书架”
作者: 王焱

2010-05-26 17:04:16来源:南方周末

■秘密书架

大凡在学问中讨生活的人,对于让外人参观自己的书房这件事,大都心存忌讳。他们视自己的秘密书架,好比金屋里藏的阿娇,或者贪官的银行户头,不到万不得已,那是绝不愿意轻易示人的。

对于古人来说,个中原因不难理解。古代文化传播的条件有限,学人出书、购书、读书都非易事。东汉时的文人蔡邕,原本学问平平,后来忽然学问大进,谈吐生风,舌灿莲花。他的两位朋友猜测说他不得异人,必得奇书。某天趁他外出,终于在他卧室的枕头下面翻出一本王充《论衡》的抄本来。蔡邕无奈,只好与他们两人共享此书。而汉代大学者扬雄的“秘密书架”中,据说有一本罕见的词典,别人向他索借,急得他几乎要跳楼。也正因此,近人刘成禺曾说:“凡著述大家,皆有平生用功夹带、手抄秘本,匿不示人。”有位朋友与我不时谈文论学,不知怎么竟怀疑起我有什么秘本不肯示人。有好几次光临寒舍,未经邀请就径奔我的书房,意图翻检我的“秘密书架”,结果每次都大失所望,怏怏而返。弄得我也很尴尬,恨自己为什么竟不能也拥有几本孤本秘籍,可以拿来与这位朋友共享,让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学问大进。

对于现代人来说,由于技术的进步,文化的大规模传播在社会上成为可能。这对于想要读书的人来说,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对于想要拥有独门秘籍的人却又成了一件惨事。试想,在当下信息如此涌流的一个世界上,还能有什么武功秘籍呢?如果有,恐怕说的大都也是些“挥刀自宫”之类的法门,轻易尝试不得,不如不读为妙。

对于一个拥有男性气概的人来说,追求权力、财富、知识、名望乃至女人,本来都是天下最正当不过的事,实现这些愿望,各有各的路径。可历来劝学之人,总是竭力渲染读书能够改变命运,一味作虚假广告,使人误以为读书不但可以增长知识闻见,而且可以为官作宦——挣得千钟粟;可以发财致富——获取黄金屋;甚至于还能够抱得美人归——娶来颜如玉,有些穷措大更说些什么“拥书百城,虽南面王不易”之类的疯话傻话。结果,想要当官的,想要发财的,想要泡妞的,一股脑儿都跑来买书、读书,等到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子事,后悔入错了行,再想改换门庭也晚了,于是就只好拿学圈当商圈,以学苑为官场,大肆操练起来,结果弄得今天的一些读书人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不文不武不衫不履,连白道黑道也说不清了。大学与科研机构中也是各种丑闻不断,既同官场,又像商圈,更是一个风月场,却惟独不大像一个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所在。

我以为喜欢读书,其实和热衷于斗蛐蛐、玩葫芦等玩物丧志的事差不多,并无多少神圣之处。古人说寒窗苦读学会舞文弄墨是雕虫小技,其实,这倒是更接近生活世界的真理。所以,读书改变命运之说,实在是误尽天下苍生。

这种“读书有用论”所造成的另一个社会后果,是各色人等一窝蜂地冒出来胡乱出书,结果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如果缺乏别择,难免让人目迷五色,望洋兴叹。小说家昆德拉就曾感叹,在如今这个大众社会中,“写作癖好在人群中如此泛滥,其中有政治家、出租车司机、女售货员、女招待、家庭主妇、凶手、罪犯、妓女、警长、医生和病人。这向我表明,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作家,没有谁是例外,所有的人都有权冲到大街上高声大喊:‘我们都是作家!’”结果,无论阿猫阿狗,长三阿四,几乎所有人都在忙着写书、攒书、出书,这固然体现了现代社会一种文化民主化的大趋势,但无人倾听,无人阅读,写书出书也就变成了一种灾难。昆德拉曾经预言说:“一旦每一个人心中那个沉睡的作家苏醒了(那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那么我们就陷入了一个相互成为聋子和哑巴的世界,一个互相无法理解的世界。”这一天在中国,其实已经提前来到了。

我以为现代学者大多其实并无什么秘本,但是每一个像样的学者都有其基本的学术资源。世上好书无限,但一个学者真正阅读功深的,其实也许就只有几本而已。就凭借对这几本书的刻苦钻研,他就拥有了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的“ 文化资本 ”(capital culturel),能够在学术天地里纵横驰骋一番了。如同当今中国的富人都不愿谈自己原始资本的来历,学者们对自己文化资本的来历往往也都讳莫如深,因为“秘密书架”一旦“走了光”,学人身上的光圈也就暗淡了。

王焱,1953年生于北京,现为《读书》杂志执行主 编、《社会学家茶座》执行主编

唐代大诗人李义山曾纂辑俗语雅谑,以类相从,名为《杂纂》。其中“杀风景”一条下有“松下喝道”、“花上晒裩”等等,而今而后,如果还要再加上一条,那恐怕就是学人的“秘籍曝光”了:

1.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伯林从这一隐喻中获得启发,进一步发展出思想史研究的两种理想类型,用以阐释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不同思想类型。其实,伯林本身便是一位狐狸式的人物。他从不指望用一个万能的思想体系去解释一切。他由价值论的多元论发展出方法论的多元论,即研究方法依对象的变化而变化,这恐怕才是他偏爱“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通过思想史来拓展政治理论研究的原因所在。所以,从根本上说,我们便不能用刺猬的标准(一元论的万能体系)来衡度狐狸的才情(多元论的思想风格)。他月旦人物,裁量文章,不但能够一语传神,而且谑而不虐,饱含智慧与幽默。对于那些观念性情风格绝异,文化背景也迥不相侔的人物,他尤擅内敛于这些不同人物的内心去思考体会。牛津爵士一生身泰名遂,可他对于那些笔端老辣多刺,思路狞猛怪异,性情畸零寡合之徒,如马克思、巴枯宁之伦比,偏偏独多精识慧解,犹如老吏断狱,推理层次分明,往往是一掴一掌血,一鞭一条痕。

回看20世纪群星灿烂的众多思想家,有的思维缜密,有的聪明过人,有的学识渊深,有的功力超群。相形之下,伯林也许并不算特别出众,但我仍愿将他的书列入我的“秘密书架”。

2.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的学术体大思精,我辈凡夫俗子,只能望洋兴叹。前苏联的学术界喜欢对西方学者进行大批判,惟独对韦伯,还是不能不惊其卓识而服其渊博。现在这部书有了冯克利很好的译本。如果力图全面理解韦伯的思想,可以从这本书入手。这是两篇堪称经典的演讲,语言朴质无华,没有修饰,以至有人说就像是“一块未经修饰的岩石”,而单单凭借思想本身的力量,就征服了我。有了韦伯的思想打底,让我看到,很多后来的思想家和学者腾挪躲闪,其实都跳不出韦伯的光圈。雅斯贝尔斯曾说韦伯是哲学的道成肉身,良有以也。

韦伯深知现代社会理性化的进程导致专业化的宿命,他的对治之道是,对自己将要涉猎的领域拥有足够的知识:一方面要比“专家”掌握更多的知识细节,同时又要比所谓“专家”具有更广博的知识结构,更开阔的学术视野,更强烈的人文社会关怀,从而构建出更具本质性的整体性的知识框架。对于这样的学者,我们称之为社会理论家(social theorist)。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5454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10-8-18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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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10-8-18 13:35

党国英 :我喜欢的十本书
  
  文/党国英
  
  (党国英,1957年生,陕西子长县人。高中毕业后到当地农村插队,恢复高考后考入陕西师范大学,1988年兰州大学经济学硕士,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
  
  1、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
  
  依我的印象,在美国的一些书店里,有两本书的版本最多,想必是可以常年销售的。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是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斯密的大作在他还在世时,已经在英国国会差不多变成了“资治通鉴”,想不到在今日还有崇高的礼遇。时间的长河没有磨灭斯密思想的光辉。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的经济学已经有了很高程度的发展,但他们不敢忘记斯密。有大经济学家说过,斯密的著作常读常新。
  
  2、保罗·萨缪尔森著,《经济学》
  
  听美国一位学者说,即使做大学经济学教授,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还是要常读的。不要以为那里讲的东西简单,往往是简单的东西才考验人的智慧。张五常教授就推崇简单的思考。处理那些看起来复杂的事物的人,是好匠人,不一定是好学者。我以为,国内的大学经济系应该在一年级就学习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并由最好的教授主讲。
  
  3、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好的人文社科学者不会终身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放,总该关心一下诸如中华帝国在近代为什么(或是不是)走下坡路的问题(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之谜的背后,还有一个“韦伯之谜”———中华帝国为什么(或是不是)缺乏理性主义传统?读了韦伯的书,会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一个新的较高的平台。我们不必一定同意韦伯的看法,甚至可以认为韦伯提出的是一个“假问题”,但我们必须承认,韦伯的著作对我们有启示。
  
  4、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资本主义论丛》
  
  李约瑟之谜也是资本主义文明之谜。在解读资本主义文明之谜的浩瀚文献中,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著作闪耀着引人注目的光芒。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的《资本主义论丛》,把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文明兴起与成功的论述集中呈现在读者面前,给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文明之谜打开了一扇思想窗户。读这本书要仔细,要舍得花时间。
  
  5、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在这纷扰的世界上,要保持一点清醒,看问题有一个大局观,读一读亨廷顿是应该的,他的名声毕竟不是随便赚来的。亨廷顿有很多政治学家的通病——想创造自己的学术体系。其实,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创新机会。亨廷顿不喜欢前辈政治学家的“老生常谈”,但正是老生常谈才往往能经受历史的考验。他的不少观点在时间老人面前已显示出破绽。不过,亨廷顿是讲道理的,这在我们不容易。
  
  6、J.米格代尔著,《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李玉琪、袁宁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研究农村社会搞不好如同瞎子摸象,摸到了大象的一条尾巴,就以为了解了大象,并宣称大象就如同一根绳子。我惊叹米格代尔对传统农村社会鞭辟入里的分析,要知道他并没有长期生活在不发达农村,而生活在发达的美国社会。这就是理论的魅力。好的理论总是超过具体的生活经验。不要总唠叨“纸上得来终觉浅”,要看那是什么纸。
  
  7、戴维·赫尔德著,《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版
  
  这本书系统地分析了民主政治发展的不同模式。读此书,思考政治改革,激进者或许会变得冷静一些,而信心不足者也或许会不再悲观,这是我的体会。作者提出,民主良好运行的条件是:⑴.政治家必须具有很高的才能。⑵.对立的领袖(和政党)之间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政治问题范围内展开竞争,这种竞争受制于有关国家政策总体方向、合理的议会方案内容和普遍性的法律事宜的共识。⑶.具有良好训练的官僚。⑷.必须存在着“民主的自我控制”,即在极端行为等问题上,有着广泛的共识。⑸.必须有容忍不同意见的文化能力。显然,这些条件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8、杨小凯著,《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把经济学搞得晦涩不堪的,一定是蹩脚的经济学家。读杨小凯先生的《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可以让我们领略到作者在经意不经意之间所营造的一种美感。这是杨小凯先生的一部经济评论集,包括了对经济学发展的动态的评论,也包括了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评论。这本书最能打动我的是作者简约的叙事方式。
  
  9、阿瑟·奥肯著,《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这本书的内容出自奥肯1974年的讲演稿。经济学家应该理解自由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秩序,而政治学家应该想到好的宪法秩序需要什么样的经济运行规则。这两种需要都可以通过阅读奥肯的《平等与效率》获得某种程度的满足。这本书讨论的是最基本的社会游戏规则。奥肯是个大思想家,不可多得。
  
  10、史蒂文·卢克斯著,《个人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思想界有它的“千年一叹”,这就是个人对社会的无奈。这是我读完这本书的“发现”。也许10年前读这本书不会有这样的发现。千百年来思想家的著作可谓卷帙浩繁,真是一汪“知识”的大海,我们莽撞地一头扎进去,若没有导航灯塔,一定淹个半死不活。卢克斯的一册小书在手,各位思想家的角色在我们心里便被安排妥帖了。
  
   南方周末 2002.10.14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10-8-18 14:28

科幻之路上的几本书
作者: 刘慈欣
2007-09-12 13:16:00

刘慈欣,1968年生,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发表科幻作品,连续8届获得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超新星纪元》、《球状闪电》等,中短篇《乡村教师》、《朝闻道》等等。擂建桥/摄

 书籍对每个人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但决定自己人生道路的那些书才是最重要的,作为一名科幻作者,我只想列出使自己走上科幻之路的那些书。

 儒勒·凡尔纳的大机器小说。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从描写对象来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科学探险小说,另一类是描写大机器的小说,后者更具科幻内容,主要有《海底两万里》、《机器岛》、《从地球到月球》等。这类小说中所出现的大机器,均以18和19世纪的蒸汽技术和初级电气技术为基础,粗陋而笨拙,是现代技术世界童年时代的象征,有一种童年清纯稚拙的美感。在凡尔纳的时代,科学开始转化为技术,并开始了全面影响社会生活的进程,这些大机器所表现的,是人类初见科技奇迹时的那种天真的惊喜,这种感觉正是科幻小说滋生和成长的土壤。直到今天,19世纪大机器的美感仍未消失,具体的表现就是科幻文学中近年来出现的蒸汽朋克题材,在这类科幻作品展现的不是我们现代人想像的未来,而是过去(大多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的人想象中的现在。在蒸汽朋克影视中,我们可以看到蒸汽驱动的大机器,像巡洋舰般外形粗陋的飞行器,到处是错综的铜管道和古色古香的仪表。蒸汽朋克是凡尔纳作品中的大机器时代在想象中的延续,它所展现的除了大机器的美,还有一种怀旧的温馨。

 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奥德赛》则是另一种类型的科幻小说,同为技术型科幻,它与凡尔纳的大机器小说却处于这一类型的两端,后者描写从现实向前一步的技术,前者则描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趋于终极的空灵世界。读这本书是在1980年代初,这是我看到的第一本在不算长的篇幅中生动描写人类从诞生到消亡(或升华)的全过程的小说,科幻的魅力在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那上帝式的视角给了我近于窒息的震撼。同时,《2001》让我看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文笔,同时具有哲学的抽象超脱和文学的细腻,用来描写宇宙中那些我们在感观和想象上都无法把握的巨大存在。

 克拉克的《与拉玛相会》则体现了科幻小说创造想象世界的能力,整部作品就像一套宏伟的造物主设计图,展现了一个想象中的外星世界,其中的每一块砖都砌得很精致。同《2001》一样,外星人始终没有出现,但这个想象世界本身已经使人着迷,如果说凡尔纳的小说让我爱上了科幻,克拉克的作品就是我投身科幻创作的最初动力。

 反乌托邦三部曲。奥威尔的《1984》、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扎米亚京的《我们》只被划定为科幻的边缘,但我从中看到了科幻文学的另一种能力,就是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所不可能具备的角度反映和干预现实的能力。《1984》在文学界没有很高地位,它的影响主要在政治和社会学领域,在刚刚闭幕的成都科幻大会上,甚至有些作家认为,正是《1984》的出现,使真正的1984没有成为《1984》,这当然有些言过其实,但科幻文学除了带给人想象的享受外,还有其他文学体裁所达不到的现实力量。在我和江晓原教授的讨论中,我们都承认,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看似最黑暗的《1984》,实际上是三个想象世界中最光明的一个,其中的人性虽然被压抑,至少还存在;而其他两个世界中,人性已在技术中消失了。这种黑暗,是现实主义文学不可能表现出现的。

  从文学角度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与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系列不是一个档次的作品,但我所关注的是它们所共有的鸟瞰全局的视角,它们都是全景式描写人类战争的小说,与那些以个人感觉为线索的小桥流水的精致文学相比,这样的巨著更能使人体会到人类作为一个种族的整体存在,这也恰恰是科幻文学的视角。

 阿西莫夫的《自然科学导游》是一大部流水账式的东西,但确实也没有见到还有哪部科普作品对现代科学有这样系统的介绍。卡尔·萨根的《宇宙》、《伊甸园的飞龙》也是较早进入国内的西方科普名著,虽然现在看来在理论的新颖上有些过时,但它在对科学的描述中引入了美学视角,这在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在1980年代初期真的为我打开了看科学的第三只眼。

 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最大的特点就是冷,比冷静更冷的冷,不动声色地揭示了生命的本质,尽管这种结论不一定正确,却告诉了我们一种可能:生命和人生以及世界与文明的最终目的,可能是我们根本想不到的东西。而辛格的《动物解放》则相反,把平等和爱撒向人类之外的芸芸众生,同样使我们从一个以前没有过的高度审视人类文明。不管怎么说,这两本书都很“科幻”。

 但最科幻的是保罗斯的《宇宙最初三分钟》和《宇宙最后三分钟》,保罗斯用诗样的语言描述宇宙初生和垂死之际的极端状态,这时的世界离现实是那样的遥远,却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在我们无法经历的时间里带我们去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这是科学与科幻的最大魅力,不得不承认,在这方面科学做得更好。世界各个民族都用最大胆最绚丽的幻想来构筑自己的创世神话,但没有一个民族的创世神话如现代宇宙学的大爆炸理论那样壮丽,那样震撼人心;生命进化漫长的故事,其曲折和浪漫,与之相比,上帝和女娲造人的故事真是平淡乏味。还有广义相对论诗一样的时空观,量子物理中精灵一样的微观世界,这些科学所创造的世界不但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而且超出了我们可能的想象。这种想象是人类的神话作家们绝对无力创造出的。但科学的想象和美被禁锢在冷酷的方程式中,普通人需经过巨大的努力,才能窥她的一线光芒。而科学之美一旦展现在人们面前,其对灵魂的震撼和净化的力量是巨大的,某些方面是传统文学之美难以达到的。科幻小说,正是通向科学之美的一座桥梁,它把这种美从方程式中释放出来,以文学形式展现在大众面前.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10-8-18 14:51

我的语法书
作者: 唐逸
2008-12-03 20:44:26

书有两类,一类是知识的书,告诉我某些已知的“事实”,“规律”,技术,或理论;另一类是教养的书,并不告诉我什么,而是与我交谈人生的体验。大凡娓娓谈来,述说生命中的快乐与苦难,心中的盼望与失落,人的激情与冷漠,不禁的怅惘,迷茫,恐惧,慰藉,以及智慧与理性,这类书,大概皆可以算作通常所谓移人性情的书吧。然而也有一种书,是两类合一的,既传达一种知识,也启迪人的智慧。在我看来,好的语法书,就是这类。也许有人觉得这太夸张。语法书,不就是教人什么是主语吗?怎么移人性情!不过我也可以反问,为什么欧洲自古以来就把语法当作基础教育,甚至把高级小学叫作语法学校(美国)或把预备升大学的高中叫作语法学校(英国)?使人的思维自幼养成条理化,养成规范清晰和理性求证的精神,养成语言文化的自觉,难道不是塑造人格的大事么?而且好的语法书,也不见得那么枯燥乏味,却常常引人入胜,发现语言习惯中种种饶有兴味的现象。

我最初涉猎的倒不是本国语言的语法,因为汉语没有,或不讲语法,至少在我开蒙读书的时候,没有老师教我语法。但学习外国语就不一样了,一上来就教语法。起先学的是陈旧的纳氏英语语法,一板一眼,规规矩矩地讲八大词类,而且告诉你怎样画图解,确实索然乏味。大概是1946年,开明书店出版了林语堂的Kaiming English Grammar,私下买来读,算是开始有了点兴趣。真正 的 eye-opener是 Otto Jesperson 的 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有吕叔湘的汉语译本)。我突然发现,英语原来是这样的!他不仅给了英语一个新的逻辑构架,而且使这种语言的美和潜能凸现出来,使你发现这是一个充满创造可能性的语言世界。耶氏是乔姆斯基的生成(转换)语法的先行者。他的语法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注重话语中具有普遍性和富有潜能(能够产生无数语句)的、众人实际运用的规则。后来我教书,常常翻阅他的巨著,七卷本的Modern English Grammar(1909-49)。书中例句皆有出处,观察的角度别具慧眼,且有幽默感,可以想见其绰绰然有余裕的风度。多年不见此书,根据笔者在1959年出版的《英语构词》中所引,有诸如此类的例句:Mr C.always hithers and thithers interminably before he can make up his mind./It takes two people to say a thing—as a yee as well as a sayer.

目今英语语法书汗牛充栋,然而多为敲门砖式的速成手册,当作智慧的书去读,殆不可能。好的语法书,既有学术的严谨,又有生活智慧和阅读的乐趣,实在难得。降而求其次者,也要眼界开阔,博雅通达。 Fowler,H.W.The New Fowler's Modern English Usage.Ed.R.W.Burchfield. 3r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是久经考验的现代经典之作。Wilson,Kenneth G. The Columbia Guide to Standard American English.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则是美国英语的标准语法。A.E.Darbyshire,A Description of English(1967); R.Quirketal.,A Grammar of Contem porary English (1972);B.M.H.Strang,Modern English Structure,2nded.rev.(1968); R.W.Zandvoost, A Handbook of English Grammar, 7th ed.(1975).这些都是名著,大抵受结构主义影响。

现代语法不是规范性的(prescriptive/normative),不是立下若干规矩,不得这样,不得那样,俨然一副法官的模样。现代语法的重要学派有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生成语法。大体上,描述性的语法多受益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索绪尔的关注点,是区分Langue与parole。前者指语言系统的形式,即构成实际话语的那些规则的体系;后者则指所说的话语本身。语法描述,就是在大量的说话和书写中,记录人们实际上如何使用语言,找出背后的规则。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从语言的社会功能(认知功能、表现功能、意指功能)来分析语言的规律。乔姆斯基(N.Chomsky)的生成/转 换 语 法 (generative/transformational grammar),认为各种语系的语言中有一些普遍的动力性规律,可以生成无限语句,不同语言间可以转换。

好的语法书,例句不是作者随意编造,而是从公认的说话、作品、报章中选取。至于古代语言,如希腊语、拉丁语语法,那些例句简直是文化宝库,大抵是经典作品的引文。专业化的语法尤其如此。比如 ,Homeric Greek,Clyde Pharr,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0,例句和练习都是荷马史诗Ilias的原文。New Testament Greek for Beginners,J.G.Machen, The Macmillan Company,1951.例句和阅读都是新约圣经原文。著名的 A Greek Grammar,W.W.Goodwin, Wipf& Stock,2003.例句引自100部古典希腊作品,包括伊斯克雷斯、索福克雷斯、阿里斯多芬、品达、柏拉图、萨福等。其他古典语言的语法大同小异。Comparatve Grammar of Greek and latin,C.D.Buck,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3.此书在词法方面涉及多种古印欧语言的比较研究。The Structure of Latin, V.Leinieks, Irvington Publishers,N.Y.,1981.这是基于凯撒和西塞罗文本的结构主义语法,分类和分析的方法与一般语法书不同。Biblical Hebrew Grammar, P.E.Broughton,Whitley College,University of Melbourne,1992.这是基于旧约原文的语法。Sanskrit Grammar,W.D.Whitney,1879.是梵文语法的经典著作。 New Latin Grammar, Allenand Grennough,Ginnand Company,1931.(有新版,我的是旧版)这是拉丁文语法的经典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往往可以读到令人深省的例句。如Where there is liberty, there is my fatherland./a beautiful thing is truth, P.Lg.663/such things you would have to endure if you shouldd well among women, A.Se.195.有些带阅读课文的语法,如Ecce Romani, Oliver& Boyd,1979.虽然有点“小儿科”,但图文并茂,有古罗马生活情状的介绍,有时也倒令人解颐。比如它告诉你,古罗马上流的宴会,不是坐着吃,而是躺着吃。每人一榻,榻的前端略高如病床,床头对着大圆桌,主客就席,登榻向右侧卧,以右肘支撑,左手取食,而且自带餐巾,吃不了兜着走。

唐逸,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及基督教思想史的研究

现代西语语法,多如牛毛,尤其“速成”“简化”“应试”之作充斥市场,而我看重的仍是学术类。Grammaire Larousse du francais contemporain,paris librairie larousse 1964.Gross Handbuch Deutsch Grammatik,Eva-Maria Lohausen,Buch& ZeitVerlag.Handbuch der deutschen Grammatik.E.Hentschelu.H.Weydt,Berlin,NewYork 1990.Basic Italian Grammar,T.K.Wukitsch,Rome,1999(Revised,Washington,DC,2005).除了这些知名的语法,有一本德语语法,给我的印象颇深。Modern German Grammar,a Practical Guide,second edition,Bill Doddetal.,Routledge,2003.这本书显然受布拉格学派的影响,即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的结合。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结构”,共九章:字母与读音、语序、格系、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与副词、词的结构与形成、风格与拼写和标点。第二部分为“功能”,共五章:社会接触、给予和寻求事实信息、将事件纳入较大语境、处理事物、表达态度和见解、交往策略。从结构和功能两方面对现代德语做了全面的分析,词汇量颇大(不适于初学),对通英语而意欲完善其德语的学者大有裨益。此书即使对“功能小节”,也有详尽的说明。如指出,用Du/ihr的场合是:亲朋好友、十四五岁以下儿童、同学、蓝领同事、动物、物件、上帝;用Sie的场合是:成年生人、非蓝领同事(即使相识多年)、高中高班老师对学生、大学师生间。另外说明,凡不能确定时,以德国人的说话为准。书的功能部分,先列出某一类功能的抽象句型,如jmdn.jmdm.empfehlen等 (相当于langue);然后于下面分门别类,举出详尽的例句(相当于parole)。

1951年,吕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连载半年之久,影响极大。其基本方法是将语句的结构,分析为主干与枝叶,合于谓词逻辑。当时书店将这本书成堆地陈列在最显眼的台子上,一走进书店,仿佛满眼都是语法修辞。如今书店里不见其踪影。其实这是每一个写作的中国人都可以阅读的书。读语法,不一定正襟危坐,非抱着多大功利目的不可。周作人在一篇散文里谈到,暑假里要读完一本语法,消此长夏。好的语法书多是一流才智的创造,都是“好看”的,寝息其中不仅是智力的操练,而且是心灵的陶养和精神的愉悦。我们知道,生命的原则之一是a free exercise of all the human faculties.如果一生匆匆走过去,只专注于“画眉深浅入时无?”却未尝流连于精神的园地,也是颇可惋惜的事吧。(文中原有古希腊文、拉丁文引文,因排版困难,径以英文译文排出——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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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10-8-18 14:57

秘密书架:倪梁康枕头下的书
作者: 倪梁康
2008-03-26 14:49:00

你是什么样的人,就读什么书!反过来,你读什么书,你就成为什么样的人!

自觉小时候属于喜欢读书的一类。也许是因为父母的职业都与书有关,得到书的机会很多。那时没有高考的负担,可以尽情尽兴地读。读的书既多且杂。除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汉语古典名著之外,更多是一些西方的文学著作,现在想起来,大都是俄、法的小说,短篇、中篇、长篇都看。从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雨果,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契诃夫、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都曾胡乱地读过。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如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托尔斯泰的《复活》,还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如此等等,想下去可以列出一长串。相比较而言,更喜欢的是俄罗斯作家而非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和雨果是例外。而在俄罗斯作者中最喜欢的又是屠格涅夫。或许因为自己本性上是理想主义者而非现实主义者。

那时读书已经成瘾,至少可以说是爱不释手。拿到一本心仪已久的书,常常会舍不得看,就像拿到稀有的糖果舍不得吃。因而枕头下既会藏着几本小说,也会藏着几粒糖果。也许这就是理想主义者的一种怪癖:把期待的感觉看得比当下的享受更美好。

或许受小时读书的影响,大了以后常看的小说也是俄罗斯的。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和《白夜》,外部是如此地现实,内心又是如此地理想。当然雨果的《悲惨世界》也属于此类,既是如此地真诚,又是如此地残酷。而所有这些归根到底还是理想。——对这些书只能说,全身心地喜欢!

较少喜欢传记——这也是理想主义者的毛病。但有一本除外:柳比歇夫的传记《奇特的一生》,是苏联作家格拉宁写的。记得当时很佩服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把传主单调、机械的一生,写得如此“奇特”。之所以说“当时”,是因为现在读起来,常会感觉里面有造作的成分,也许是因为如今少了投入,也许是因为今天多了成熟。

当然,文笔的魅力只是一方面,打动人的还有那些数据,它们让你惊异地知道:一个人一生可以做那么多的事情!那段时间也曾读到资料,说一个人一生平均要消耗几百吨谷物、上千头牲畜,还不知多少鸡蛋、牛奶、咖啡等等,因此有过文学青年般的沮丧,甚至质疑人生的究竟意义。看了《奇特的一生》之后忽然悟到,生命完全能够创造出比她所消耗的更多的东西。固然最主要的可能还是从这部书中看到了一种生活方式,那种追求最最朴实的人性的生活方式。那时便在书的内页上录下其中一段话:

需要好多年才能懂得,最好不是去震惊世界,而是像易卜生所说的那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样,对人、对那门科学,都要好一些。

柳比歇夫的长处首先在于他懂得这些道理要比其他人早一些。

无法知道这部书是否对自己日后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产生过哪些具体的作用力。能够确定的只是:以后自己常常会想到这部书的内容。例如每当自认为,或者被看作是坐功特别好的人时,也会像柳比歇夫一样自嘲,认为自己属于那类照相时不该照脸,而该照屁股的学者。

这类坐功多半是有前提的,这是在许多年之后才悟出的道理。这个前提就是:你必须是个柳比歇夫意义上的“狄列坦特”。这个词的原意是“半瓶子醋”或“业余爱好者”,但柳比歇夫说它出自意大利文的“狄列托”,即“愉悦”,据此而把它解释为一个做起事情来深得快感的人。我想,倘若一个学者坐功好,但却不是“狄列坦特”,那他便是一个需要怜悯的人了,因为他的坐功无异于自我折磨。

前年和一位大学同学见面,才知道自己那时对这部书竟然如此痴迷,还买了一本送给他,内页上也抄录了这段话,自己倒是全然忘了,他却一直还留着。

另一本无法忘怀的小说是《你到底要什么?》。也是那一时期的苏联作家柯切托夫写的。很喜欢里面伊娅的角色,至今也一直很欣赏她的态度:在物质利益方面要求不高,但也不是禁欲主义者。

而最主要的是书名所要说明的东西,每每会给人以触动,虽然其中的情节已经模糊。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做大的决定时,都会用这书名来自问。

人在江湖,有的时候并不知道,也无暇自问:你到底要的是什么?或许如书中所说,“只不过是不喝一百里拉一瓶而喝两千里拉一瓶的酒,不住一个小房间而住有十个大房间的公寓,不是只有一套衣服而是有十五套衣服罢了。”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可能是你的自由,精神的或肉体的自由。

我想,一旦一个人能够回答书名所提的问题,他便算是有了自己的世界观。就我自己而言,虽然不知自己何时有了世界观,但却知自己何时知道自己已经有了世界观。这话听来拗口,却是真实不妄的。

原先的那些书,大都是借来的。偶然有一些不必归还的,也因不经意而没能留存下来。《你到底要什么?》在1972年出版后似乎未曾再版,一直没有再见到。以后对这部书牵挂得多了,便借一篇文字征询:何处可以再得?后来果然有一位做编辑的朋友看到文章,给我送了一本他的藏书。于是像是得了一个天大的惊喜。——这也属于书的命运之故事中的另一个章节了。

关于这两本书已经说得太多,在这篇短文中所占篇幅已经不成比例。但既然是回忆,也就无法整齐划一和面面俱到。不敢说这两本书对我的影响最大,只能说它们至此对我印象最深。

此外,读起来兴趣不算很大,但却仍有影响的是一些拉拉杂杂的《中华活页文选》。里面文史哲什么内容都有,读起来不成系统,读到哪算哪。但也很有意思。现在想起来,觉得那些书的编写水平实在是比较高的,竟可以让一个中小学生读起来不感到厌倦。近几年看到书店还在出着这个系列,便又买了一些,但终究没有时间再去细读。

写到这里便有些感慨。若计算一下,恐怕现在花在写书上的时间要比花在读书上的时间要多,而且还多出许多。虽然自己绝不属于那种想读一本书便可写出七本书来的角色,但读书更多带有功用的目的,这已经是无法否认的了。纯粹的读书,亦即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这种情况似乎越来越少。

当然,话说回来,什么才叫纯粹的读书?如果将它定义为不带功利目的的读书,那么儿时的读书也不算纯粹,因为那时也有满足好奇和兴趣的基本意向,尽管是无意识的,却也是功用的一种。如果说纯粹,那时的读书可说是纯粹地审美。这样一来,现时的读书也就可以或多或少地称作纯粹地求真。这个时候,主观感性的满足退居于次席,客观理性的追求充当了主角。与历史的和现今的思想家们对话、论辩,其中也不乏深度的愉悦。这些恐怕都与儿时的读书有关,至少不能说,现时的读书与儿时的读书完全就是两码事。

费希特曾说,你是什么人,就选择什么样的哲学。我常想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因为反过来同样可以说,你选择什么样的哲学,你才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个道理显然也可以用在读书上:你是什么样的人,就读什么书!反过来,你读什么书,你就成为什么样的人!

倪梁康 江苏南京人。德国弗莱堡大学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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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10-8-18 15:05

启蒙,从小册子开始
作者: 李大同
2007-08-29 11:18:00

编辑要求我介绍几本“新闻人的必读书”。在这个行当里干了近30年,如果真有这样“不读何以干新闻”的书,一定会像兔子一样从记忆里跳出来——可惜,竟然没有!我只好老实回答“好像没有,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就写写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书吧!”编辑又云。我开始拼命回忆,结果有些惨不忍睹。比起今天在书店里琳琅满目厚似砖头的新闻专业著作来,让我们这一代人入门的书籍,顶多算是一些“小册子”,可是,要说这些小册子对我们这一代新闻人没有发生过影响,那就太不厚道了。如今这些颇有纪念意义的入门读物,东借西借,在书架上没剩几本,只能凭记忆来聊聊了。

我1979年开始当记者,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文革”开始时被迫停刊的《中国青年报》,开始招募复刊后的第一批驻各省记者。此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新闻专业毕业生要3年以后才能毕业,报社只能从“自学成才”者中寻觅。这第一批招进来的人,在那个时代堪称不错,大多在当地小有文名,有的还得过省级剧本大奖。我却是凭能说一口蒙古话蒙混过关的,在报纸上没有发表过一个字,更不懂得新闻是什么。在一本供报纸通讯员启蒙的小册子上,我第一次看到,新闻要有“导语”,而导语是一条新闻“最重要的部分”,十分纳闷:“最重要的东西写完了,那下面还罗嗦什么?!”

不懂不怕,无非是需要恶补。当时也出版了一本国内大学使用的“新闻基本理论”,死活读不下去,原因大概在于,这不是作者独立思考的成果,照本宣科,只告诉你“是什么”,而不告诉你“为什么”,这在我看来是不能服人的。我们开始注意有什么国外的书籍。

1980年,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报刊的四种理论》。说是小册子一点也不过分,记得才卖5毛钱,灰色封面,还没有小拇指厚,作者是韦尔伯·施拉姆等三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这本书实际上是本老书,英文版是1956年出版的。我们也不知道作者是什么人,然而阅读经验却是以往所没有的——我在读完第一遍后,立即开始从头再读第二遍,读完仍意犹未尽。这本书虽然是本理论著作,但同时提供了足够的历史视野,它从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开始:“为什么报刊成了现在的样子?为什么它为不同的目的服务?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里报刊的形式又有极大差别?例如,为什么苏联的报刊不同于我们的报刊,而阿根廷的报刊又与英国的报刊不同呢?”很明显,这就是我们入行后要问的问题,以致我一度认为这就是给我们这些初学者写的书。若干年后,我才知道作者和这本书显赫的学术地位。

这本书将当代世界的媒体理论概括为四种: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苏维埃理论。其中苏维埃理论是集权主义理论的变种,社会责任理论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和修正。作者旁征博引,叙述精炼而易懂,几乎没有一句废话,堪称文风典范。对我本人而言,这本书的作用,在于引领我进入了一个“共同体”,开始了解这个行当从诞生起的哲学基础、社会物质条件变革以及与社会思潮的联系和互动。它同时也给了我一个历史坐标,即我们现在处于一种什么理论的支配下;而国际新闻共同体从何处走来,正在走向何方。不言而喻,它激发我们这一代新闻人思考:我们的社会责任是什么?我们应当做什么,怎样做?这种冥冥之中的责任感,后来竟支配了我和许多志同道合者的职业生涯。

受到这种新鲜信息的刺激,我们开始遍寻翻译引进的新闻书籍。在那个时代,禁锢犹存,1981年出版的一本黎信先生选译的《西方新闻作品选读》,书后没有价格,还赫然印着“内部读物”四个黑体字。在翻译引进上居功至伟的,要属新华出版社。

1983年,新华出了本《风云人物采访记》(嵇书佩等译),也算是小册子吧,售价0.66元(两年后又出了续集,阿珊译)。同样,我们事先不知道作者奥里亚娜·法拉奇为何方神圣,只是见书就买。阅读体验有目瞪口呆之感。这位意大利女记者采访的都是第一等的国际政治大人物,然而这是在采访吗?唇枪舌剑、步步紧逼、正面强攻、侧翼迂回,遍布陷阱,虎视眈眈,不加掩饰的嘲讽,甚至还有肢体动作,在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时,她不得不穿着蒙面黑袍才能会面,又当着霍梅尼的面将黑袍扔在他的脚下,怒斥为“这愚蠢的中世纪破布”。相比之下,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最客气的一次了。可以说,她的采访就是层层剥去大人物的伪装,使其现出原形。

就采访风格和技巧而言,法拉奇是不可复制的。我的疑问是,既然所有的大人物都视她的采访为“一场灾难”,为什么又没有一个人拒绝她的采访,甚至以接受她的采访为荣?以色列的沙龙也许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被法拉奇问得焦头烂额之后,沙龙说:“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一样带着那么多资料来采访我,从来没一个人能像您一样只为准备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

我想,是职业气质和职业素质征服了这些大人物,在智力和勇气上,这个身高只有1米55的娇小女人,与这些国王、首相、总理、宗教领袖平起平坐,甚至更胜一筹。而大人物,总是愿意与自己旗鼓相当的人对话。法拉奇捍卫了新闻记者的荣誉。她真正影响了我们这一代新闻人的,不是技巧,正是这种职业记者的气质。

我印象深刻的另一本书是《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苏金琥、董乐山等译),作者是一对父子,埃德温·埃默里和迈克尔·埃默里。这不是小册子,厚达700多页。将近20年后,这本书又在中国出版了第8版(展江、殷文等译),内容几乎增加了一倍,价格则涨了40倍,真正的一块大砖头。为了怀旧,还是买下,几乎拿不动。

美国人写的历史大多好看,本书亦不例外。本书前言的第一句话就吸引了我:“新闻史就是人类长期以来为相互自由传播而斗争的历史——把新闻发掘出来,进行解释,并在交换思想的市场上提出明智的见解。”我下决心读这本大部头的目的是,看看新闻自由是从何发端,经历过何种歧途和磨折,又是怎样发扬光大的。毫无疑问,因为美国开国宪法毫不含糊地规定了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因此,美国的新闻史,就是一部新闻自由的“自然史”,它会告诉我们,在新闻自由“自然”成长的历程中,有哪些力量在发生作用,在政治权力和商业利润的压迫或引诱上,新闻界和整个社会能做什么,真正做了什么。

我没有失望。这本书多处看得我心潮澎湃。很难想象在哪个国家,有这样多的上层精英为新闻自由作出卓越贡献。早在美国建国之前(1735年),就发生了著名的报纸发行人约翰·彼得·曾格被控“煽动闹事罪”案,为他辩护并胜诉的是80高龄的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他后来被视为美国英雄,法庭辩辞也成为历史文献:“法庭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那位可怜的印刷商的事业……不是的!它的后果会影响到美洲大陆上的每一个自由人。这是最重要的事业,是自由的事业……这一自由就是把事实真相讲出来,写出来以揭露和反抗专断权力的自由。”而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第三任总统托玛斯·杰斐逊则说:“我已情愿将自己捐献出来,作为一次伟大实验的对象……以证明所谓新闻自由与治理有方的政府互不相容这一借口的欺骗性。”美国新闻自由的一个显著的历程是,这座大厦的每一块砖石,几乎都由诉讼和判决构成,这里有前仆后继的报纸发行人、杰出的编辑、记者、雄辩滔滔的律师和对国家命运深谋远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

也正是在这种“先天”自由的环境下,美国的媒体经历了自身成长的剧痛,报纸也曾沦为政党的工具,也曾充满谎言、诽谤和恶毒攻击,也曾低级下流,美国社会对媒体的批评从未停止过。也许,这正是新闻自由的必经之途,只要新闻从业者有能力思考和应对,有能力自我完善,新闻自由的大厦就永远不会倒塌。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前五六年当中,我们大概搜罗到了当时所有翻译引进的新闻方面的书籍,其中既有新闻理论,也有采访、写作技巧,还有相当一部分西方新闻作品选编,每一本书,都有独到之处,引发我们的赞叹和揣摩,譬如那本《外国新闻通讯选评》(长征出版社,黎信、蓝鸿文主编,1985),其中《“老报童”罗伊死了》最让我们津津乐道。而1970年代末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的四册《光荣与梦想》(商务印书馆,1978,广州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组译),几乎被读烂,后来不得不又买了一套。我们惊叹历史竟能由新闻记者这样生动地写出来,威廉·曼彻斯特一时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梦想有一天也能像他这样用新闻笔法写出一部历史。

至此,我的新闻启蒙期大概就结束了,这完全是通过阅读完成的,而阅读,肯定是最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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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10-8-26 0:11

追寻思想的踪迹

南方周末   2006-03-16 14:58:09

  ■秘密书架
  □彭刚
  
  怀特海和罗素曾并肩工作,奠定了现代数理逻辑的基础。然而,这两位大人物在心有灵犀之外,却也在哲学倾向上有着很深的抵牾。罗素曾说,怀特海思想糊涂;怀特海则断定,罗素头脑简单。哲学史和思想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就是相互论争的哲人和思想家们,也许由于都各有他们坚定的思想立场、有所执著,而相互不能理解。他人思想之难于理解,由此可见一斑。以理解过往思想的意蕴、探讨思想与历史的关联为己任的思想史研究,在给研究者和读者带来探幽入微的乐趣之外,也不断地令人陷入这样的困惑:对于业已成为
“史”的“思想”,我们该如何去理解,我们又能真正理解多少?

  怀特海有一句广为人知的断言,是说两千多年来的西方哲学史,都可以看作是对柏拉图一连串的注脚。此前歌德早已有过意思相似的名言,他说的是: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了的,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力图重新思考而已。思想史领域长期盛行的一个假设,与这两位的名言并无二致,那就是:人类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处境下碰到的问题,具有根本上的相似性。思想家之异于常人之处,就在于他们对这样一些永恒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回答,他们的思想探险构成了人类永恒的智慧宝库的一部分。从而,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和价值,就在于揭示过往思想中所潜藏的永恒问题和永恒智慧。政治思想史领域(同时也是当代政治哲学领域)中的巨擘列奥·施特劳斯,最典型不过地体现了这种思路。在其《自然权利与历史》的开篇,他就对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大加挞伐。历史主义认定,所有思想都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可回避地受到当时当地具体条件的拘束,因而在具有其独一无二的价值之外,也具有它注定了无法超越的历史性和相对性。在施特劳斯看来,历史主义既对过往思想的历史性下了如此超越具体时空限制的断语,它就注定了自相矛盾而无法成立。他坚信不疑的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异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问题。因而,对过往经典的研究,其要旨就在于从字里行间仔细探究其微言大义,从中找寻永恒智慧的踪迹。施特劳斯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等著作,就是这种研究路数的体现,而此种研究路数又与施氏本人的思想立场密不可分。

  对此种路数当然也会有人不以为然。伯林就曾嘲讽说,他没有施特劳斯那样的魔眼,看不到在柏拉图那里已经被揭示出来了的永恒真理。然而,伯林在他的《反潮流》等思想史著作中所论列的思想英雄,其共同点都在于反启蒙运动普遍主义、理性主义和一元论的潮流。他们的思想风格和思想重心五花八门,而在伯林的生花妙笔下,他们的思想价值却都几乎无一例外地揭示了人类的悲剧性处境:人们注定了要在相互冲突而又同样美好的价值间作出抉择。就此而论,伯林似乎也并没有远离那种探寻永恒问题、追索永恒智慧的思想史路数。真正在思想史研究理论反思的起点上,构成另外一种替代性选择的,当数昆廷·斯金纳和以他为领军人物的剑桥学派。斯金纳受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语言哲学以及柯林武德的思想影响很大。《柯林武德自传》中很精粹地表述了柯氏那一套“问答逻辑”。在柯林武德看来,任何思想命题都是对某一特定问题提出的回答,不理解它所针对的问题,就无法理解这一命题。任何问与答的综合体总是从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因此,思想史上并不存在什么永恒的问题,存在的只是对于个别问题的个别回答。对于变化不断的问题所提出的变化不断的答案,就构成了思想史的脉络。在柯林武德看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霍布斯的《利维坦》不可能针对相同的问题,他们所探讨的“国家”和“正义”,也根本就是不同的概念,即便用了表面上一样的名词。

  斯金纳思想史研究的主旨,是要达到对思想的历史性理解。而这就要仰赖他所谓的“跨文本的、语境论的”研究路数。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语言哲学提示说,语句的意义不能只从字面来看,而要看它所处的语境。比如,冬天公园湖面的管理人对着企图滑冰的人喊话:“这里的冰太薄。”其中警告、劝诫的涵义就不是字面分析所能揭示的。对于思想史中文本的分析,也只有将它还原到它与当时各种文本的关联中,还原到具体的政治、社会语境中,才能真正把握其内涵。例如,培尔通常被视作嬉笑怒骂的怀疑论者,是启蒙运动哲人们的前驱者。当代思想史研究中偏好做翻案文章的修正派却认定,培尔文字中诸多讨论宗教虔诚的文字应该按其字面涵义来理解,如此一来,培尔似乎摇身一变成了虔诚的信徒。这样的解释,且不说与几乎所有培尔同时代人和后世学者对他的看法大相径庭;它还无法解释以下的事实:培尔曾经因为反天主教而被色当大学解除教授职位,后来又因为不够反天主教而被鹿特丹大学解除教职。而倘若他真的是一个虔诚信徒的话,他又如何不只一次地拒绝修改自己著作中那些容易引起人们误解的部分呢?在这样的情形下,语境就充当了上诉法庭的角色,而对思想史文本的意义作出了有效的裁断。

  斯金纳对思想史研究进行理论反思的若干论文,已汇集为剑桥出版社所出他的三卷本论文集《政治的视界》中的第一卷,其中的名篇“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的中译文,已被收入新近出版的《思想史研究》第一辑中。而他的成名作、两卷本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和他的小册子《马基雅维里》均已出版了中译本。后者是牛津出版社“过往的大师”系列之一种,名家小试牛刀,却颇有可观之处。

  思想史是对永恒问题进行探索时所激发出来的永恒智慧的储藏所,还是对变化不断的问题的变化不断的答案的汇集处,这实在是一个难以索解的问题。两种立场都有其难以排解的困境,是此处无暇讨论的。也许,我等庸人所能持有的只能是这样一种中庸的立场:思想史上出现的问题,用庄子的话来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变与不变,端赖于我们选取的视角。脱离具体的语境,思想变成了无根游木,很多东西我们无法真切了解;而否认思想家的精神探险中具有某种超越性的可能,就会有将思想完全还原为语境产物的风险。而这一问题,又直接关涉到我们对于思想史研究理论前提的思考。思想史的写法,涉及太多的问题:思想史是光荣榜(或点鬼簿)上各色思想英雄的言论荟萃和分析,还是各种语境中思想发生、延展与断裂的展示;文本和人物进入思想史的准入资格该如何认定;思想史的谱系如何展现思想史中的连续性和其中所出现的断裂;如何注意和处理思想史中“层累地叠加”的东西,还有那些被逐渐由中心而排斥到边缘以至于被后世淡忘的东西;……葛兆光的《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和《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在对上述问题的理论思考中,融入了大量作者研究实践中的例证,读来让人备感亲切。历史著作的写法,在197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哲学发生又一次转型后,已经成为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研究核心。自海登·怀特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以来,对历史(当然包括思想史)叙事的研究已经表明,历史文本的结构方式就包含了历史解释中所涉及到的认知、意识形态、审美倾向等层面,形式本身就包含了内容(怀特本人的一部重要论文集就径直名为《形式的内容》)。任何学科的进步,都要求对其自身理论前提的不断反思,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反思恰恰要求的就是我们关注其写法。

  从事思想史研究也颇有些年头了,虽然一无所成,但这其中所瞻仰到的诸多思想史家所展示的思想史的风采,却也让自己在这样一个学术领域中坚持下来。正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求学期间,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何兆武的多种译著和论文(后来大都收入了《历史理性批判论集》)最早让我领略到了思想史研究的魅力。而卡西尔那本薄薄的《卢梭·康德·歌德》(当然还有他那本尚无中译本的《卢梭问题》)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身对康德的喜爱和对卢梭的兴趣固然是重要原因;更要紧的是,对经典著作的博闻强记、对思想材料的细枝末节的精细把握与气势恢宏的描述和解释框架的完美融合,这种仿佛是德国哲人所独有的本领,在我看来是最充分不过地“展示了学问的伟大和思想史的史诗般的风采”(李约瑟语)。此外,乔治·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现在看起来稍微老了些,不再为人重视,我因为多年来受益良多,未敢相忘,至今尚时时翻阅。
  
帕斯卡说,人是会思考的苇草,虽然脆弱,却因其思想而高贵。思想史研究所要做的,就是沿着人类艰难生存的湿地,探寻那曾经迎风摇曳过的苇草的踪迹。

  彭刚,1969年生,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著有《精神、自由与历史———克罗齐历史哲学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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