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宋庆龄走过最后三十年_天涯博客_有见识的人都在此

随宋庆龄走过最后三十年

作者：陈寿文提交日期：2009-11-25 16:32:00 | 分类:新知 | 访问量：2378

随宋庆龄走过最后三十年

李云

一

上海解放后，我从济南直接去上海，被调去接管上海商品检验局，担任军代表和接管专员。尽管工作繁忙，我心中有一个愿望，就是去看望宋庆龄。听说她已移住淮海中路1843号。

一天我去宋家，李妈远远地看到我，高兴地叫起来：“啊呀!钱小姐，夫人经常提到你。”(1936年我在宋庆龄身边工作时改姓钱)她走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说：“我陪你看夫人去。”李妈把我引进客厅，坐下后说：“我去告诉夫人。”一会儿皮鞋声从楼梯上传下来，我知道是宋庆龄下楼了，赶紧站起走到门口迎接她。宋看到我非常高兴，双臂敞开把我抱住，在客厅里走一圈，然后拉着我的手坐在靠里的沙发上。宋对我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我是多么高兴呀!”我和她分别了十多年，她好像变化不大，仍旧那么端庄、清秀，根本看不出她已经是五十多岁了。宋庆龄没有问我的情况，却急急忙忙告诉我发生的一件使她一直生气的事。

她说：“上海解放后，一天突然来了几个穿军装的年轻人，其中一人说，我们是来接管房子的。何元光和李妈再三讲也没有用，外面院子里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人，我在里面气极了。李妈见到这些人无理可讲，劝我出去：‘你不出去还不行，吵得要命。’我是在这样情况下出去的。那么多的人转着我看，真难为情极了。我见那个为首的人，手里拿着一把长军用刀，在地下划来划去，嗓门儿也大。我严肃地对他说：‘我就是宋庆龄，请你们回去向你们的上级报告。’说完我就回到楼上，不管他们翻天覆地的叫嚷，不理他们。”

我看她至今还在生气，我说：“这些人实在太无知了，即使对一般老百姓也不能这样凶横。”宋饮茶后，气平了一些，问我在哪里工作。我告诉她接管上海商品检验局；她又问起我的大孩子，因为她记得1938年我请假由香港回上海，就是因为孩子生病。我告沂她，我们都去了延安，孩子托人带，大热天，孩子口干，自己爬在凳子上去拿热水瓶，结果整个热水瓶打翻在身上，全身脱皮，送到医院，没有几天就死了。宋庆龄啊呀地叫起来：“怎么会这样，孩子真太可怜了!”接下去她大概怕我为孩子心里难受，就改而谈起房子问题。她说莫利哀路的房子很破旧，一下雨就漏，无法住。我从重庆回到上海，暂时住在靖江路。一直到1949年初才搬到这里来的。她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告诉她住在重庆路，她叫我写住址给她。她拿了住址对我说，你等一会儿，我就来。不多时，她拿了两件衣服，男装是卡其布面子，里面是人造羊皮的短外套。宋说你拿着，天冷可以披在身上。她叫李妈帮我包扎，让我拿好。我站起来告辞，宋说下一次一定要来，我有事情要对你讲。

对于宋庆龄反映接管她的房子事，我通过徐强(我丈夫)了解到那位领头的军人已经挨批评了。

二

我第二次去见宋庆龄时，她告诉我家中又发生了一件事。宋对我说：“我每天吃一个鸡蛋，李妈特地养了两只母鸡，下的蛋放在铁皮筒里，—个原来装饼干的筒。市里为了照顾我，派来了两位解放军进驻。不料他们有人竟去检查那只铁皮筒，还用东西去敲敲，我不懂他们是什么意思，实气人，难道吃鸡蛋是资产阶级吗?多可笑。”我解释说，显然这是一场误会，可能他们怀疑铁筒里有什么东西，为了安全才去检查的。”宋对我谈到她在香港1938年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现在改名中国福利会，希望我能到会里工作。而我很希望长期在上海商品检验局工作，可以学到一些专业知识。但是宋庆龄提出的要求，我不能不考虑。我告诉她，目前接管工作很忙，我可以每星期来一、二次，帮助中福会安排人事和建立机构。宋很高兴地点头同意了。就这样，我开始帮助中福会调干部，建立和健全机构，当我正准备离开中福会，把全部精力放在商品检验局时，宋庆龄却于1951年2月13日给我来信说：“……听说你考虑回到原来的办事处去。大家都称赞你办事周密，关于人事问题非与你商讨不可，没有一位同仁愿意你离开我们的。……希望你能取消你的辞意。”我接到此信不得不继续帮助中福会工作。几个月后大约是1952年6月，组织上突然将我调到中国福利会，另调外贸局的副局长吴锦章接替我的工作。

我到中福会那天，他们对我热烈欢迎。人事秘书通知我说：“宋主席请你去她家。”(宋庆龄是中国福利会的主席，故大家都叫宋主席，我以后也称宋主席。)我到了宋家，宋对我说：“我请你担任中国福利会的秘书长，我想把一些情况告诉你。”随后，宋主席给我介绍情况说：

中国福利会的办公用房很困难，陈毅市长把常熟路157号一幢四层楼的房子调拨给了中福会作办公用房。而且里面有全套办公桌椅，质量都很好，已全部赠送给中福会，我很感谢陈市长。

她同时给我介绍了中国福利会两位外国朋友的情况：

杰拉尔德·谭宁邦是美国人，他原系赴缅甸对日作战的远征军成员，后在重庆美军电台工作。1946年他带着美共总书记霍尔签字的信来中国福利基金会(中福会的前身)找我。我就接受了他来基金会工作，当时是需要外国朋友帮助运送大批医药等物资到解放区和敌后游击区。现在新中国成立，中国福利会不适合用外国人来做领导工作，故尔将谭宁邦的总干事改为顾问。我希望你来担任秘书长，具体领导中福会的工作，谭的薪金是每月300元，你是秘书长，和他一样，也应该300元一月薪金。”我听了以后，吓了一跳，我一直是供给制，最近才改为包干制，从未拿过薪金。我说太多了，只要一半就可以了。宋回答我说：“这样不好，好像外国人就可以高薪金，中国人就要低一点，影响不好。”由于我再三强调，我是共产党员，薪金太高不好。宋很勉强同意了。接下去又介绍了另一位美国朋友耿丽淑女士，宋说：解放后，我收到耿丽淑从美国给我的来信，她将受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要求我给她一封邀请信，她可以来中国，避免一场灾难。我想她一定很困难，我还是应该帮助她。耿长期在美国，我一方面写了一封邀请信，同时将她的来信交给了王炳南(外交部)，当得到她来的消息，就请金仲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去香港接她。

宋主席提出的问题，后来经我们研究，决定成立两个委员会，并经宋主席批准。一个是少年儿童文化教育委员会，请谭宁邦担任顾问；一个是幼儿教育妇婴保健委员会，请耿丽淑担任顾问。

我担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最初满腔热情希望把工作做好，后来越来越感到困难重重。我和办公室主任商量，提出一个建议：将中福会下属的各单位，分别由市政府各局直接领导业务，名义上还是挂中国福利会的牌子，行政与经费由我们来管。例如：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宋庆龄获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后扩建的)交给卫生局，儿童剧团交给文化局，少年宫交给团市委少年部《儿童时代》社交给出版局，幼儿园交给教育局，托儿所交给卫生局等，这样将中福会各单位的工作纳入国家统一计划之内。我利用宋庆龄派我去北京出差的机会，将这份建议带到北京征求中国救济总会秘书长、老同志伍云甫的意见。救济总会的主席是宋庆龄，因此与中福会关系密切，中福会的费开支也放在救济福利费项目中：这份建议原是向他征求意见的，不料他将这个建议送给了周总理。过几天，我正准备回上海，齐燕铭(国务院副秘书长)来找我，他说：“周总理看了你们的建议笑起来说：‘怎么怎么?她人还在，你们就想把中国福利会拆伙了。领导工作有困难，可采取一个办法，调整中福会的执行委员，新的执行委员可以挑选与中福会工作有关的各局的领导，今后通过执行委员加强对业务工作的支持，但不要安排北京方面的同志担任执行委员，那是空的挂名的，不解决什么问题。’”后来，中福会执行委员邀请了各有关局的领导，还清了柯庆施和陈丕显两位书记前后担任了执行委员。宋还请齐燕铭担任执行委员，齐不敢马上接受，请示周总理，总理说：“既然夫人要你担任，你就接受下来。”

大约过了半个多月，齐燕铭到上海，他向我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宋庆龄存在就有政治影响，她要办什么事，你应该想在前头，帮她办好。”齐说：“总理要我特别关照你，要从政治上着眼，不要打经济上小算盘。”

三

宋庆龄对新中国的建立是欢欣鼓舞的。

1951年2月5日，宋庆龄给友人克劳特夫人的信中说：“我们正在为建设一个新中国和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孙中山先生的所有理想在被有力地付诸实施。这些理想和其他一些重大的计划一起，使这里成为一个真正的崭新的中国。”

同年4月13日给友人西摩夫人的信，宋庆龄这样说：“我们的国家已有了很多的变化，我们的经济已得到稳定，我们的人民热情地投入了建设这个巨大的国家的工作。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充满了大量的建设工作和在实现增产方面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纪录的劳动英雄的消息。文化事业也有一个真正令人兴奋的高潮。包括所有艺术部门的活动在如此广泛的基础上得到促进，以至于今日中国几乎没有一个公民不参加或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的事。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的儿童比以前更漂亮了。从他们红润的脸蛋和明亮的眼睛就可以看出，总的生活条件已得到了提高。与此同时，把现代医疗设备和医疗工作带给人民，这是一项正在广泛开展的工作。制定的计划一个比一个更有雄心，它们是那样有力地被贯彻执行，以至我们总是觉得我们低估了自己的力量。这就是今天新中国的真实写照。”

“我对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非常敬佩和信任，对他们领导我们国家，我是绝对放心，我可以多放些精力于中国福利会了。”正是出于这种信心，宋庆龄对于解放后发布的各种政策和开展的各种运动，她都是坚决拥护的。就是在“大跃进”时期，中央号召大炼钢铁，宋也积极响应。她在北京住房的后花园建立了一个炼钢炉，和工作人员一起炼钢。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事前周总理将这次运动的要求、目的向她作了通报，并征求她的意见。后来，打击面越来越扩大，不仅有解放前长期追随党的左派分子，还有些长期革命的老党员。宋庆龄想不通，写了一篇《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发表于她创办的英文刊物《中国建设》杂志第9期上。文章说：“学习了如何全面看问题，如何分辨什么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和什么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至于在那些少数人中间，我们也会把那些一时在思想上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那些还没有接受社会主义的人同那些在积极阴谋破坏社会主义的人区别开来。”还说，“我们必须而且也一定能够在曾经把中国从悲惨的绝路带到进步的大道上来的共产党领导之下，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前进：我们一定要像保护生命一样来保护我们人民的团结。这就是我们不可摧毁的力量。”当时，有人反映宋思想右倾，可是历史证明她是对的。

四

　　1959年夏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对宋庆龄的震动很大。当时她在北京，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说：“我很紧张，夜里做噩梦。”信末嘱我“看后烧毁”。她曾对我说：“彭将军跟随毛主席，打了几十年的仗，对新中国的建立，他有极大的功勋，我熟悉彭将军，很敬佩他。”

　　“文化大革命”开始，宋主席对此很不理解。1966年9、10月间接到她的来信，她告诉我：“本来我要刘某某(中福会派给她的一位秘书，主要处理中文信件，英文信件等宋自己处理)写信，不料她拒绝，我不得不自己写信了。”宋主席原来的秘书黎沛华打电话给我说：“夫人（指宋庆龄）非常挂念你，要我转告你，你快快检查工作，只要检查工作中的缺点或者错误，就没事了……”当时我正在被批判，帽子一大堆：“思想右倾”、“只要宋庆龄的领导不要党领导”、“以宋来压党”等等。其实中福会的年终工作总结报告，首先送给市委宣传部石西民部长审阅，然后再送给宋庆龄主席的。而且每次的报告，开头都写“中福会在党的领导下”，石西民部长看后都给我们划去，他说：“你们不必每份报告都写上‘在党的领导下’，宋也是在党的领导下的。”现在市委宣传部派出的领导文革小组把这说成是我的罪状。更为严重的是勒令我将宋庆龄写给我的信全部交出来。我回去与老伴商量怎么办?徐强认为这些信件决不能落到这些人手里，还是寄给周总理好。当夜，我将40封宋亲笔写的信全部装入文件袋，连同一封我给周总理的信，寄给了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

　　宋主席很关心我的处境和中国福利会的工作，但她自己也未能躲过这场浩劫。有部分红卫兵曾冲她的住所大门，周总理得到消息后，马上通知增加解放军保卫，并派出一位处级干部坐镇在那里。不久，宋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起来“造反”，她的警卫员带头要宋跟大家吃大伙房的饭菜，要她排队（当时她已经70多岁，而且有关节炎）。有人还提出来要剪宋的头发结，说梳巴巴头是封建思想。宋庆龄所以一直梳成发髻，是母亲的遗命，宋家三姊妹都梳着发结，如果真要强迫她剪去，那她会很伤心。幸亏警卫局知道后，很快解除了那个警卫员的工作，宋家里的公务员也陆续换去。据说警卫局考虑到这个警卫员随身带枪，如铤而走险，危险性很大，为不出意外，他们通知警卫员去汇报工作，—到办公室门口，左右两旁出来两人，将他两手臂抓住，把他随身带的手枪摘下来，同时宣布撤销他的警卫员的职务，另派一位接替他的工作。宋家里的公务员也陆续换去，这样家中就平安了。但有一段时间外面不断地传来高音喇叭声，使一向喜欢安静的宋庆龄，不胜其烦。而且处于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不知道外面的消息，也使她十分苦闷，不得不要工作人员给她买一些小报看。有时也弹弹钢琴或拿起画笔画画大公鸡，毛茸茸的小鸡和花卉，没有样本，随手作画，以此来打发日子。

上海中国福利会各单位(少年宫、儿童艺术剧院、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儿童时代社、幼儿园、托儿所、儿童艺术剧场)也纷纷起来“造反”，各种“造反队”风起云涌，各个单位的领导被批被斗，我作为中福会的秘书长，首当其冲，被作为头号走资派而连续批斗，使我腰部受伤。不久被隔离在“儿艺”，继续批斗。以后和大批所谓的“走资派”一起被移到漕河泾的少年犯拘留所严密隔离，外面情况一点都不知道。关了一年多以后，又转回“儿艺”的隔离室，监督劳动，白天劳动，晚上隔离。一直到1971年2月方才允许回家，但继续监督劳动。回到家里后，方才晓得，我被隔离，家中并不知道，去问中福会，这些造反派竟回答“不知道”。孩子们非常着急，就写信给宋主席。在那种困难情况下。宋亲笔给孩子们复信说：“我相信你们的妈妈是好人，不要着急，她会回来的。”

五

宋庆龄在解放前有国民党强给她的中央委员的头衔，但她从未拿过他们的薪金，只靠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抚恤金的利息过生活。解放后，她是享受国家一级工资标准，但她还是照样生活俭朴。早餐二片面包或一个大饼、一杯咖啡(后改喝茶)，中晚餐二、三碟小菜、一碗汤。因为患荨麻疹，平时只吃鱼和少量的肉食，基本上以蔬菜为主。平时家里一个盒子、一根绳子、一个本子，都要李妈放好，她说：“以后会有用的，不可丢弃。”她家中原有一个保姆——李妈，即李燕娥，她主要工作是伺候宋庆龄，梳头、洗衣服、房间的清洁工作。不幸，李妈患上皮肤过敏症，一碰肥皂水，手上发红发痒。这样宋不得不再请一个保姆，叫钟兴宝，钟原在幼儿园工作，是沈粹缜(邹韬奋的夫人，她们是同乡)介绍的。宋主席对我说：“原来李妈工钱25元(当时很高的)，现在钟兴宝的工钱要45元一月，当然李妈也要和她一样，每月两人工资支出将近100元。”我说：“这两人的工资可以由公家负责。”她说：“不行，我不愿增加国家的负担。”一次为了迎接中国福利会20周年纪念，我们要求她照几张相片。宋同意，但希望请上影厂的黄绍芬给她拍摄。经过上海电影制片厂同意，黄绍芬带来助手林某，还有一套摄影棚的灯光设施。等到摄影结束，我送走了黄绍芬等人以后，宋对我说：“下个月的电费不得了。”宋这样自奉俭朴，叫人感动不已。同时，她对中国福利会的工作人员也要求节约，以减少国家的负担。1961年2月18日收到宋庆龄的来信说：“看了去年的决算报告，知超额完成了去年经费预算压缩标准的百分之四，这是令人高兴的。希望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在支出方面，可少用或不用的，就少用或不用，以便为国家多积累一些资金。”我知道这是宋庆龄一贯的精神，在中福会领导机关，尽量节省，我们把好的东西给下面单位。如电风扇，陈旧的由我们领导机关用，新的好的给幼儿园、托儿所孩子使用。三年经济困难期间，想尽办法让孩子们吃上牛奶和鱼肝油，宋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为孩子们成长创造最好的条件”。

宋庆龄工作严谨，讲究效率，凡向她请示汇报，总是第二天或第三天就批复和解决，绝不拖延。不论谈什么工作还是开会或约会都极遵守时间，对有的人拖拖拉拉不遵守时间，她非常反感。她经常事先不通知便深入到各单位检查工作，她认为这样容易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例如，一次她去幼儿园检查工作，在厨房发现一只苍蝇，当即责令将纱门纱窗修好，订立严格的卫生检查制度。她对干部要求严格，但是对干部又是非常爱护，细致体贴，又有巧妙的批评。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有位领导同志，在解放战争中，一只眼睛被炸伤，经常发炎。她知道后，特地派人与北京协和医院联系，通知她去北京治疗。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长张佩珠是妇产科专家，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平时很少休息，甚至连春节也极少在家里过。在她的领导下，有一年全年无死亡。宋主席得知后非常赞赏她的领导成绩。一次她到宋主席家里，刚要坐下来，宋主席亲自把一个靠垫放在她的腰后。张院长十分激动，悄悄地对我说：“宋主席这样爱护干部，如果我不把保健院工作做好，那太对不起宋主席了。”又一次她把中福会的一些领导，都请到她家里吃饭(后来才知道那一天是一月二十七日她的生日)，特地夹了一只鸡腿给平时做事稳重而慢慢腾腾的同志，说：“吃鸡腿，可以跑得快些。”这幽默风趣的言语，使在座的人都笑了。宋庆龄用她一颗真减的心和深厚的爱，使得在她身边工作的人时时感到温暖，得到教益，心情舒畅地工作。

六

中国福利会成立20周年时，准备搞一个图片展览会，希望展出一张宋庆龄个人的相片。她对我说：“突出个人不好。”她创建的民权保障同盟，营救了大批被国民党逮捕的革命者和共产党员。我知道王学文同志的女儿及其他几位革命青年是在宋庆龄帮助下被释放出来的，当我问宋时，她说：“不知道，忘记了。”她为人谦虚，曾对我说：“营救他们出狱，继续为革命斗争，这是我的心愿，不记他们的姓名。”

　　何香凝准备写自传时，把原来她的秘书黎沛华请回去，帮她回忆过去历史，我就想到宋庆龄也应该写自传，因此我写了一封信给她，她看后表示要保留自己写的权利。宋的文章写得很漂亮，又快又好。但自传却迟迟不写，一方面是健康原因，另方面她认为自己写自己，难于下笔。她说：“何必宣传自己，有什么值得宣扬的？”党内外有不少人想写宋庆龄，都被她回绝了。一直到1980年3月15日和同年9月25日，她给爱泼斯坦写信：“我想请你在我死后写我的传记，我对别人不像对你这样信任”，“……所有自传都免不了表现出自我中心，所以还是让我所信任的朋友来写我的传记……”谁也没有想到仅过了几个月，连写作计划与准备工作还未动手，宋庆龄就匆匆地走了。

宋庆龄是伟大的女性，她对中国的新生，作过很大的贡献，她的自传怎么写也不会过分的。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由延安飞重庆，同国民党当局淡判；8月30日下午，毛泽东专程到宋庆龄寓所，深情地对她说：“孙夫人，边区人民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和谢意！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你为边区、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我无法告诉您，这一切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在上海解放的前夕，仓库里尚存有待运到解放区的300救济物资。

七

宋庆龄随着年龄增加，身体越来越差。一天我接到她的电话，要我去她家，我以为可能对工作有什么指示或者有新的打算。不料是为了手伤问题。原来一个月前，不小心身体向左倾斜摔倒，她怕整个身体倒下去，用左手在地上撑一下，造成骨折。经二医大专家接骨，虽然骨接好了，但手无力，手腕骨凸出，请原来的接骨医生来看。他说：“你如果要漂亮，可以将凸出的骨头锯掉。”宋说：“我主要是手无力，拿不起茶杯，不是要什么漂亮。”结果医生也没有办法。宋不满地对我说：“你看气人不气人，说我要漂亮，可以将手腕骨凸出部分锯掉，这个人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来?”接着她又说：“我因为手的问题，希望接骨专家陈中伟能给我会诊一下。为此事找到专管我保健的一位华东医院女院长，希望她能帮助我请一下陈中伟医生。不料这位院长对我说：‘此人社会关系复杂，不合适给首长看病。’当时我未作声，你看，我能讲什么呢?我想想这个人很可笑，我的社会关系不是更为复杂了吗?”

宋主席想请陈中伟医生会诊，我还是应该想办法满足她的要求。我设法找市委统战部长陈同生。听说他住院了，我直接到华东医院去看他。当时恰巧市委秘书长在座，他是探望陈同生的。我看到市委秘书长在，可能更为容易解决问题。我向陈同生汇报了宋主席的手伤情况，还未讲到一半，就被秘书长打断，他说：“宋的医疗保健是由华东医院负责的，不要你来管，你只要做你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我看他的脸色那么严肃，不容我多说，只好走了。后来我碰到陈同生，他很诚恳地劝我，离开中福会。他说：“你最好想办法调出中福会，外面风言风语太多，明明是宋的意见，却有人说是你出的点子，你夹在中间，有得苦啦！所以找机会就脱身，”陈同生说的活是对的，我已经遇到了。儿童艺术剧院创作的《小足球队》在北京演出，获得了文化部的创作奖和演出奖。当时我在北京，陪同周总理和邓大姐观看厂此剧。周总理讲：“你们选择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宋主席对“儿艺”获奖，周总理看了并加以肯定，非常高兴，除了写信给“儿艺”加以鼓励，并且决定要看《小足球队》。 1964年5月10日，宋庆龄观看“儿艺”演出的《小足球队》，事先她关照我：“你不要通知市里的领导，我要悄悄地和小朋友一起观看《小足球队》。”但作为党员，我不能不向上级宣传部汇报，再三说明宋要求悄悄地看，不要通知市里的领导。当天，我陪同宋庆龄坐在小朋友中间席位上，想不到一位领导同志竟来了。“儿艺”领导马上将他安排在我的坐位旁边，我不得不起立招呼他，悄悄地告诉宋，他是某某部门的领导。不料宋默默地，并不睬他。一直到演出结束，我陪宋离开坐位向舞台走去，我也不敢去招呼那位领导一起上舞台。等到在舞台上宋与演员一起摄影完后，走下来时，对我说：“走。”我只能陪着她走了。后来为此，受到中福会的总支批判，认为是“以宋来压党”。不久，宣传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向我宣布：中福会定为处级单位。我感到奇怪，我在商品检验局是局级干部。检验单上我的名字放在局长前面，因为我是军代表，现在成为处级干部。当然都是革命工作，也无所谓了，我从未对任何人谈及。后来我调走了，宋主席告诉我说，周总理来上海，去看她时，她将手伤的事告诉了总理，周总理马上通知卫生部领导来上海，坐镇为宋手伤进行会诊和治疗。

中央、毛主席得悉宋庆龄摔伤，立即将宋在北京和上海的住房全部铺上地毯，作为毛主席送的礼物。后来宋好多次摔跤，但未造成严重后果。

八

最初宋庆龄去北京时住于方巾巷44号，是一幢小巧精致的洋房。1958年北京要建造新火车站，马路要开阔，方巾巷却在马路中间，非拆不可。当时宋主席在北京住时间不长，主要还是住在上海。北京气候干燥，她的手、皮肤往往会开裂。但是北京还要为她准备住处，周总理想到前清醇亲王(即溥仪的父亲)王府在后海北河沿，环境幽静。经查卫生部在那里办公，周总理决定将醇亲王的花园划出来，共占地26亩，为宋造一幢住房。1960年建造好，就是现在的北河沿46号。在新房造好后，周总理准备去机场接宋庆龄移至新屋。他首先对整个房屋与花园察看一遍，将宋接来后，他亲自陪同宋主席从楼上到楼下观看一遍。宋认为房子太大了，总理告诉她，经常接待外宾，会客室大些是需要的。接着又陪她看了看花园。这座古老的花园，有山有水，假山石刻有“穿云”、“岁岁平安”等，建筑有扇亭、听鹂轩、畅襟斋，小山顶上有听雨楼，南湖建有长廊，各种树木花卉，郁郁葱葱，阵阵清香迎风而来。宋主席看了很满意，向周总理道谢。

不久，宋主席有事要我去北京，谈工作结束后，我看到房子很好，赞美了一番。宋说这里房子好，花园好，最大的缺点，就是关门的声音太大，有时把我吓了一跳。我马上打电话给齐燕铭，齐笑着说：“这件事极容易解决的，只要在门边贴上橡皮，就没有声音了。”他说：“我马上派人去，不仅把门边贴上橡皮，而且桌子和椅子脚也贴上橡皮，这样都可以没有声音了。”结果不到两小时全部解决好。宋非常欣赏齐燕铭的工作效率。

九

1963年6月l4日中福会成立25周年，原来宋庆龄并不准备搞庆祝活动，只要《中国建设》杂志出版—一本中国福利会的画册随杂志附送。但是周恩来总理考虑得很周到。6月14日的当天，用保卫儿童委员会名义在宋家举行一次宴会，费用由国务院支出，具体由齐燕铭负责。大约是在6月上旬，北京把我召去。我刚到达北京，齐马上把我邀到他的办公室，传达了周总理的意见：除了在北京举行一次家庭宴会，在上海要举行纪念活动，地点可在少年宫，请金仲华主持，市委负责同志讲话，具体由我去安排。给我传达完了，他马上打电话给童小鹏，请他来，简单谈了谈情况：我们二人由齐带领直冲到廖承志家去。这时正应该是吃午饭时间，事前未通知廖，我们不客气地跑去吃饭了。吃好饭，就在饭桌旁商量起宴会的菜单、请人的名单、上菜的路线等等。中建社听说我在北京，马上派车来接我去，审查画册，主要是封面，原来定的是宋主席牵着孩子的手在走路，因摄影光线关系，半边脸是黑的，印刷出来效果不好。中建社将这张照片改为小孩在滑梯上游戏，我审阅后，感到改得很好。

十

宋主席对人非常有感情，凡是在她那里工作过的人，她都记得。有人有困难，她寄钱给他们。例如，王昌龄老人在宋家工作过，后来将他介绍到儿童艺术剧院工作，宋还常想到他。他退休后，家境困难，宋知道后寄钱寄衣服给他。黎沛华有困难，她不仅给钱，还把她父亲的貂皮长袍也送给黎沛华。

　　宋的佣人李燕娥我们都叫她李妈，广东中山人，船民出身，她从小在船上长大的，16岁由父母许配给一个打工的(在汉口一家饭店，专门送饭菜的)。丈夫好喝酒，酒后就打人，所以结婚后没有多久，李妈就出来帮佣。宋主席告诉我：1931年8月，我从德国回来，母亲去世了，一位朋友将李妈介绍给我。当时她很年轻，二十出头一点。刚在我这里工作了几个月，她的丈夫就找来了，吵着要钱，以后不断地来，钱不给时就大吵大闹，甚至动手，李妈非常痛苦。我对她说：“你这样的丈夫怎么能白头到老呢？”她说，她很痛苦，就是无人帮助她办离婚手续。正巧，廖夫人介绍她过去的秘书黎沛华来帮助宋处理一些中文信件(英文信件都是宋自己处理的)。宋说：“我就请黎沛华给她办了离婚手续，李妈自己拿出一些钱，我也帮助她一些，总算了结。所以李妈与黎沛华很好，一直感激她。离婚后的李妈，精神好多了，她对我说：‘不愿再结婚了，永远跟着夫人。’” 宋对我说：“你要注意，李妈这段婚姻不愿对任何人谈的，她感到耻辱，你以后绝对不要问她。”大约是53年沈粹缜来看宋主席，她不叫李妈而叫李姐，宋主席对我说“沈大姐不叫李妈而叫李姐，我不得不也叫李姐，长时间叫惯李妈，现在要改过来，你下次来时，也要叫李姐。”

　　1980年，我在华东医院碰到李燕娥，她患了子宫炎（其实是癌症）。李燕娥突然问我：“夫人说过：‘我们两人死后，葬在一起。我放在夫人旁边。夫人放在她父母身旁。李先生，夫人会不会忘记？”我对李燕娥说：“你放心，宋主席不会忘记的，她对我也说过：‘孙中山先生安葬在中山陵，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受到人民的瞻仰。我不能沾他的光。我父母安葬在万国公墓，他们旁边共有六个穴位，希望我们姊妹兄弟安葬在一起陪着父母。’宋说：‘现在看来，只有我一个人可以陪着父母了。’你长期陪着宋主席，死后也要你陪着她。”没有想到，讲了这些话后，仅仅几个月，1981年2月，李燕娥于北京逝世。宋庆龄实现了她的诺言

1981年春天，宋庆龄病重。宋主席在病重期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一生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1981年5月1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宋庆龄同志的请求，决定接受她为中共正式党员，决定全文如下：
宋庆龄同志年轻时追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从1923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来，忠贞不渝地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在中国长期革命的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她一贯是共产党的最亲密战友，是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的领袖之一，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是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久经考验的前驱，是全体中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她过去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最近病重时又一次提出这个要求。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接受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摘自《炎黄春秋》2002年第三期

宋庆龄生平活动年表

1893年（清光绪十八年壬辰）一岁

1月27日，（农历壬辰年十二月初十日）出生于上海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父亲宋嘉树，号耀如，母亲倪桂珍。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七岁

就读于上海八仙桥附近的三一堂女塾，经常参加文艺活动。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十五岁

由父亲安排，与妹妹宋美龄一道自上海到美国，入新泽西州斯密特私立学校学习外语，准备考大学。

同年，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基督教卫理公会的威斯理安女子大学文学系读书。平日喜欢博览群书，曾任该校校刊文学编辑。

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十八岁

11月，习作《留学生在中国之影响》一文在学生文学杂志上发表，认为中国青年到外国留学有助于中国的改革。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十九岁

年初，在美国威斯理安女子学校收到父亲宋嘉树于辛亥革命胜利后寄来的五色新国旗，当即跳上椅子取下清朝的龙旗，扔在地上，踩了又踩，高呼“拥护共和”的口号。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癸丑）二十岁

春末，在威斯理安女子大学校刊上发表用英文写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胜利，热情颂扬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其间，还撰写《近代的中国妇女》一文，认为中国的妇女“将同男人那样享有平等”。

夏末，毕业于威斯理安女子大学，得学士学位，被同学称为“是一个有学问的、严肃的、有理想的学生。”

8月，离开梅肯市，途经日本回国，二十九日到达东京，见到自己的父母。

9月16日，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町二十七番地，见到孙中山。自此，多次与孙中山畅谈革命，探求真理。

冬，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帮助孙中山处理机密书简，起草电文，料理日常事务，开始革命生涯。

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乙卯）二十二岁

年初，由日本回上海探望父母。在上海收到孙中山的信，不顾全家的反对，决意回东京与孙中山结成伴侣。随于十月二十四日到达东京，孙中山到车站迎接。

10月25日，由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在东京市政府办好手续，与孙中山结婚。宋庆龄与孙中山各持有一张结婚执照。

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丙辰）二十三岁

4月9日，与孙中山、廖仲恺、何香凝等革命党人以及日本友人在日本东京集会声讨袁世凯的窃国行径，庆祝反袁斗争的胜利。

4月27日，随孙中山由东京启程于五月初回到上海。

5月，协助孙中山起草《讨袁宣言》，于九日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

1917年（中华民国六年丁已）二十四岁

7月6日，与廖仲恺、朱执信随孙中山率海军舰队，南下广州。号召“护法”。十七日肇和、永丰两舰抵穗，树起护法旗帜。

9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正式成立军政府，被选为大元帅，次日就大元帅职。九日十日正式建立与段祺瑞政府相对立的政权——护法军政府。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在广州建立的政权。

1918年（中华民国七年戊午）二十五岁

4月，桂系军阀在美、英帝国主义操纵下，不顾孙中山的反对，改大元帅一长制为七总裁合议制，排挤孙中山的革命势力。孙中山无法立足，辞去大元帅职务。第一次“护法”遭到失败。

5月3日，父亲宋嘉树在上海逝世。

5月21日，因第一次“护法”失败，随孙中山以及朱执信等离开广州。

5月26日，与孙中山由汕头抵大埔县三河坝，视察援闽粤军。

6月12日，随孙中山抵日本门司，二十三日由神户启程回上海，住环龙路（今南昌路）六十三号（租赁的房子）。

8月，同孙中山搬迁到华侨国民党员集资购赠的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二十九号（今香山路七号）居住。鼓励孙中山总结经验，继续奋斗；协助孙中山查阅资料，研讨三民主义诸问题。

1919年（中华民国八年己未）二十六岁

4月25日，随同孙中山乘火车到杭州游览，三天后回到上海。

5月，代孙中山起草“学生无罪”的电报，援救北京在“五四”运动中被反动政府逮捕的爱国学生。

7月，代孙中山起草《致广东军政府请释放工学界代表电》，谴责桂系军阀逮捕工人、学生的举动，认为这不仅“为粤人所共愤”，而且为全国“所不容”。

1920年（中华民国九年庚申）二十七岁

11月，粤军攻克广州。随孙中山以及伍廷芳等于二十五日由上海启程，经香港往赴广州。二十九日在广州重组军政府，并视察军事要地观音山（今越秀山）。

1921年（中华民国十年辛酉）二十八岁

4月7日，孙中山在国会非常会议上当选为非常大总统。5月4日撤销军政府，5月5日就任非常大总统。他在就职宣言中希望各国承认广州政府“为中华民国唯一之政府”。

6月，为配合孙中山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在广州组织妇女成立出征军人慰劳会，担任会长，何香凝任总干事，会址设在总统府内。随后带领会员到前线慰问讨伐军阀的将士。

12月21日，率领红十字会会员到达桂林，支援北伐。

12月，随孙中山在桂林会见由李大钊陪同南下的列宁代表马林，密谈三天，孙中山“心中非常高兴”。

1922年（中华民国十一年壬戌）二十九岁

5月6日，随孙中山到广东韶关南华寺大本营，督师北伐。

6月16日，军阀陈炯明公开叛变，炮轰观音山越秀楼。为了让孙中山安全撤离，自己坚持暂时留下。经历惊心动魄的一场战斗之后，于翌日抵黄埔见到孙中山。

6月下旬，离开广州经香港回沪，用英文撰写《广州脱险》一文。

8月23日，在上海寓所陪孙中山会晤李大钊，商谈“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

8月25日，在上海寓所陪孙中山会晤苏俄特使越飞所派的代表，商谈远东大局问题。

9月，与孙中山在上海寓所接见美国记者希尔等人。

1923年（中华民国十二年癸亥）三十岁

1月18日，在上海寓所的秘书室里，陪同孙中山与列宁代表越飞会晤，商谈中国革命问题。

1月22日，随孙中山同越飞会谈，共进午餐。

2月，陈炯明部队被驱逐出广州，随孙中山由沪抵穗，重建大元帅府，并商讨改组国民党事宜。

夏，陪同孙中山视察广州飞机场，勇敢地乘坐我国辛亥革命后制成的第一架飞机“洛士文”号试飞。

8月，与孙中山在永丰舰纪念广州蒙难一周年。

10月21日，随孙中山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巡视虎门要塞，观看威远炮台，第二天返回广州。

11月25日，与何香凝、柳亚子等一道积极支持孙中山在广州召开改组国民党的特别会议。

12月21日，陪同孙中山莅临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演讲，并在校园内与孙中山合影留念。

1924年（中华民国十三年甲子）三十一岁

1月20日至30日，由孙中山指派，出席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坚决拥护大会宣言中所解释的新三民主义。

在广州与孙中山一同出席追悼列宁逝世大会。

6月19日，随孙中山参加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并巡视学校和学生寝室。

7月23日，随同孙中山参加苏联军事总顾问巴伏罗夫追悼大会。其间，向鲍罗廷夫人讲述中国妇女运动的情况。

10月，直系军阀内部发生分化，冯玉祥发动政变成功。冯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

11月13日，为解决中国统一和建设问题，随孙中山犯难北上，乘军舰离开广州。途经黄埔岛，登岸到黄埔军校观看第一期学生战术实施，全体师生列队欢迎。

11月17日，船抵上海，随后取道日本往赴北平。

11月25日，抵达日本神户，下榻东方旅馆。

11月28日，应神户县立高等女校的邀请，发表妇女解放运动的讲演。

11月30日，乘北岭丸离神户往赴天津。十二月一日路过门司，二日“过黑水洋，风大浪急”。

12月4日，抵达天津，受到各界群众两万余人的欢迎。孙中山肝病发作。

12月31日，随孙中山由天津乘专车到北平，住北京饭店。

1925年（中华民国十四年乙丑）三十二岁1月26日，陪伴孙中山住进协和医院，在孙中山身边日夜侍候。

3月11日，接受孙中山临终前的遗嘱，并答应代替孙中山访问莫斯科。

3月12日，孙中山在北平逝世。向国内外介绍孙中山的遗嘱和新三民主义。

4月21日，在南京秀山公园参加追悼孙中山大会。

同月，回到上海。

6月9日，就“五卅惨案”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号召中国国民都担负起“救国重任”。

7月2日，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为力争两广关余向英帝国主义斗争的孙先生》一文，赞扬举国反帝斗争是志孙中山先生之志，行孙中山先生之行。

8月，对廖仲恺遇刺逝世深感悲痛，在唁电中表示：必须“勉承先志，竭力进行”。

秋，在上海第一次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并写信要当时在香港的宋子文帮助斯特朗访问香港后进入广州采访。

12月，由上海抵达广州，住长堤大马路中国银行大楼。

同年，捐献给母校威斯理安女子大学五百美元，以扩大母校的教育事业，并经常写信给母校的校长、老师和同学。

1926年（中华民国十五年丙寅）三十三岁

1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讲演，与毛泽东、吴玉章、邓颖超等亲密战友一道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月20日，在广州女校妇女团体欢迎会上发表讲演，号召诸姊妹共同领导全国妇女参加国民革命。

11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与国民政府先遣人员陈友仁以及鲍罗廷等人，先期到武汉筹备迁都事宜。

12月，在武汉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同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作为迁都前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

1927年（中华民国十六年丁卯）三十四岁

1月1日，在汉口阅兵台上与当地驻军和各界人民共同庆祝北伐军取得的胜利。

2月，在汉口开办妇女政治训练班，聘请革命志士恽代英和张太雷等任教员，在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强调妇女应尽国民革命的天职，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斗争。

2月12日，与吴玉章、丁树德等参加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举行的开学典礼。

2月14日，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一文。

2月，与爱因斯坦、巴比塞等世界名流共同发起，在布鲁塞尔成立世界反帝大联盟。

3月9日，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论中国女权运动》一文。

3月中旬，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五人主席团成员，与毛泽东、林伯渠、恽代英和何香凝等经过努力，重申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通过一系列决议，限制蒋介石的权力。

同月，在武汉成立国民政府，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并当选为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委员。

4月22日，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林伯渠、吴玉章等联合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通电。

初夏，在武汉中国银行寓所第二次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向斯特朗介绍中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的情况，介绍中国革命形势。

上半年，在武汉与何香凝一道，慰劳北伐军将士和救济伤兵的工作。

7月14日，在汪精卫公开叛变前夕，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

8月1日，与毛泽东等二十二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蒋介石和汪精卫“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

8月2日，被推选为南昌起义的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同月中旬，为实现孙中山访问莫斯科的未遂愿望和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离开上海赴苏联访问。行前发表声明，表示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9月6日，在莫斯科发表声明，说明代表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群众访问苏联。在此前后，连续发表《向苏联妇女致敬》、《写给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青年一代〉》、《对塔斯社发表的声明》、《对列宁格勒〈真理报〉发表的声明》、《妇女与革命》、《青年与革命》等一系列声明与论文，表示对三大政策的忠诚。

同月，由鲍罗廷陪同去高加索参观，深入苏联农村调查研究。

11月1日，在莫斯科与邓演达、陈友仁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汪精卫已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并倡议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与新旧军阀作坚决的斗争。

11月7日，与陈友仁一道，在莫斯科红场贵宾观礼检阅台上参加俄国革命十周年庆典。

12月17日，在莫斯科致电蒋介石，斥责其与苏联政府断交的言行。

12月23日，再电蒋介石，驳斥其背信弃义的种种谰言。

同月，由苏联去比利时出席国际反对帝国主义同盟大会，当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

1928年（中华民国十七年戊辰）三十五岁

春，在莫斯科，多次到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家里作客，听到许多十月革命前后的故事。以后到柏林。

1929年（中华民国十八年己巳）三十六岁

5月，由德国柏林回国，行前发表《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

6月1日，在南京参加孙中山国葬仪式。

8月，在燕京大学出版的《明日之中国》第一卷第十二期上以英文发表与戴季陶谈话的记录稿。

同月，在德国召开的国际反帝同盟大会上，再度被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

1930年（中华民国十九年庚午）三十七岁

本年，在上海与杨铨、胡愈之等从事“中国济难会”工作。

本年，离开上海再次到欧洲旅行。

1931年（中华民国二十年辛未）三十八岁

7月，在柏林得悉母亲倪桂珍逝世，经莫斯科回国，到上海宋子文官邸守灵。

8月24日，在上海会见德国《法兰克福报》美籍女记者阿格妮斯·史沫特莱，并回答提出的问题。

12月14日，由上海赶到南京，怒斥蒋介石杀害邓演达。

12月19日，为邓演达惨遭杀害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一文，大声疾呼“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并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以及在民族危亡之际所进行的投降主义活动，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2年（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壬申）三十九岁

1月30日，“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亲赴上海真如前线视察，热情支持十九路军的奋勇抗战。与何香凝等创立国民伤兵医院。

七月，抗议蒋介石政府非法逮捕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及其夫人汪得利。与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要求国民党政府特赦牛兰夫妇。

10月，由上海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提议组织一个委员会，专门处理政治犯事件。

同月，陈独秀被捕后，与蔡元培等联名致电国民党，要求保障陈独秀的生命安全，立即释放陈独秀。

10月31日，清晨八时由上海抵南京，“入城后，赴总理陵园稍息”，即乘飞机赴汉口。因“陈独秀案，欲与蒋有所协商”。

11月，为帅孟奇即陈王氏等十一位革命者被捕事营救。

12月17日，与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

同日，与蔡元培、杨杏佛等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委员名义，致电蒋介石、宋子文、于学忠，强烈抗议非法逮捕北平大学教授许德珩等，北平当局被迫于12月21日释放许德珩。

12月29日，与蔡元培致电北平市公安局，要求立即释放仍被羁押的数十名师生。

12月30日，在上海华安大楼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书面谈话，宣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宗旨。

1933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癸酉）四十岁

1月17日，与鲁迅、蔡元培、邹韬奋、胡愈之等九人被选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的执行委员。

2月1日，主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编刘煜生被杀害事件，并发表宣言，以示抗议。

2月8日，与蔡元培致电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要求立即释放无辜被捕群众三十余人。同时，致电交通部，要求惩办非法拘捕北平邮务工会抗日执委十三人的北平邮局邮务长，并要求释放被捕者。

2月17日，在上海寓所宴请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同席者有鲁迅、蔡元培、林语堂、伊罗生、史沫特莱，午餐后合影留念。

2月28日，胡适违反“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章程，与蔡元培致电胡适，提出忠告。

3月3日，与蔡元培致电云南省政府，要求释放陶国贤。

3月8日，在上海“国民御侮自救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抗日群众团结一致，进行反帝斗争。

同月，领导“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会多次讨论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五人的办法。并与杨杏佛赴宁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罗登贤等五人。

4月1日，发表《告中国人民——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一文，阐明罗登贤等人“不是罪犯，而是中国人民最高尚的代表人物”，号召全国人民起来营救。

4月2日，与蔡元培一起致电汪精卫，营救罗登贤等。

4月3日，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上海分会联席会议上，与蔡元培、杨杏佛等六人被选为“营救政治犯委员会”委员。

4月5日，带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到南京卫戍司令部监狱，探望罗登贤等人，并转交一个秘密“纸条”给陈赓；还与杨杏佛、沈钧儒到江苏第一监狱探视牛兰夫妇，询问在监生活。

4月26日，主持“同盟”决议营救被捕入狱的罗章龙。

5月13日，发表《谴责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迫害》一文，并亲自率领鲁迅、蔡元培等到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抗议书，揭露希特勒政府迫害德国人民、摧残德国文化的种种暴行。

5月24日，发表《中国的工人们，团结起来！》一文，号召全国人民“为中国的解放、统一而斗争。”

6月，在上海为杨铨（杨杏佛）被害发表声明，表示要“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

8月6日，以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上海筹备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在《中国论坛》上发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声明。

8月13日，写信邀请蔡元培出席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大会，并希望蔡元培“指导一切”。

9月30日，在上海秘密举行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大会，并以《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为题发表讲演，指出“目前的时代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表示拥护“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号召整个远东发动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运动。

12月30日，致电国民党政府，呼吁释放牛兰及其夫人。

1934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甲戌）四十一岁

1月12日，再次致电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以及居正，要求立即释放牛兰夫妇。

4月20日，与何香凝等一千七百七十九人联名发表《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提出“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的主张，号召人民群众武装起来，进行正义的战争。这一号召得到国内人民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公开签名赞成者很快就高达十万人。

秋，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担任主席。

11月，与一些美国朋友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史沫特莱寓所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的活动。

1935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乙亥）四十二岁

夏，嘱美国友人马海德把中国共产党人秘密送往上海码头，登船赴苏。

8月，与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以及于右任、孙科等率先响应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号召。

秋，在上海愚园路一三一五弄路易·艾黎寓所与外国朋友庆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胜利。

1936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丙子）四十三岁

1月，委派董健吾送“要件一包，到陕北瓦窑堡”。

3月22日，赠病中鲁迅“糖食三种，茗一匣”。

4月，函约国际友人马海德到住所“面商要事”，安排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赴陕北。

6月，被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

6月5日，写信催促鲁迅就医。在信中深情地说：“你的生命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

6月14日，在《救亡情报》第六期发表致救亡阵线领袖函。

8月15日，委派钱俊瑞代表她赴巴黎出席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并交待要阐明的基本观点。

9月，赠给丁玲三百元用于赡养母亲和抚育孩子。

9月，与蔡元培、马相伯、毛泽东、内山完造、茅盾等人组成鲁迅治丧委员会，主持鲁迅的丧事。

10月18日，与马相伯、何香凝、沈钧儒等签名发表“更正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侮蔑救国会之通令启事”。

10月21日，在上海向《立报》记者发表谈话，说纪念鲁迅的办法是把鲁迅“那种求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精神扩大宣传到全世界去，而帮助完成他未完成的事迹和伟业。”

10月22日，参加鲁迅的殡仪活动，在上海万国公墓用英语作演讲，号召各界人士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去完成鲁迅先生尚未完成之“革命工作”。后来，上海成立纪念鲁迅委员会，筹备出版《鲁迅全集》，被推为纪念委员会副主席，蔡元培为主席。

同月，接到毛泽东九月十八日写的信，认真考虑如何“具体组织统一战线”，并与潘汉年“商酌公开活动的办法”。

11月23日，深夜接到章乃器的弟弟章秋阳转送的方志敏烈士《可爱的中国》手稿，随后，由地下党转交陕北党中央。

11月26日，在上海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七君子”被捕发表声明，指出沈钧儒等七人的被捕是“日本帝国主义主使的”。

12月，发生西安事变。主张释放蒋介石，释放的条件是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

同月，约潘汉年由沪赴宁与宋美龄会晤，商酌处理西安事变的意见。

1937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丁丑）四十四岁

2月15日，与冯玉祥、何香凝等十三人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

2月18日，以“实行孙中山的遗嘱”为题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发表讲演。指出：“如果政府能忠实地遵奉孙中山的遗嘱，并采取有效的步骤来执行他的三大基本政策，中国就能很快地从内部的骚乱与苦难中解脱出来，并且获得全世界极大的尊敬。”

4月，在纽约《亚细亚》杂志上发表《儒教与现代中国》一文。

6月25日，与何香凝、胡愈之等发表“为沈案呈苏州高等法院文”，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谴责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救国会领袖。

同月，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指出：“我们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

7月5日，率领胡愈之等十二人由上海到苏州高等法院监狱要求与“七君子”一同坐牢，同服“爱国罪”。

7月21日，在上海与何香凝等筹建组织妇女援助抗战团体。

7月31日，“七君子”获释出狱。

8月，在上海寓所会晤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林伯渠，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

同月，在纽约《论坛与世纪》上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批评某些人过高估计日本力量而过低估计中国抗战力量的错误看法。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在这种条件下，“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

9月24日，发表《国共合作之感言》，指出：“共产党是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党。”

10月3日，在上海致函“英国工党来华调查日本侵略的代表团”，指出：“中国正在进行一个对于全世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斗争”，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威胁着所有民主国家，威胁着人类的和平与自由，所以，“中华民族的斗争的确是有国际意义的”。

10月16日，在华安大厦出席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召开的外国记者招待会。

11月，在上海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表明积极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

12月23日，接受中共中央的意见，由上海移居香港。

同月，出任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名誉主席。

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戊寅）四十五岁

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与蔡元培、陶行知、吴玉章等十九人被选为出席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的代表。

3月7日，发表《向全世界的妇女申诉》一文，号召世界妇女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来战胜全人类的敌人”。

6月，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任主席，经常到总部开会、办公，积极宣传和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人民和抗日军队。

7月7日，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抗战的一周年》一文。

8月，在广州与邓颖超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委托爱泼斯坦建立“保卫中国同盟”广州分会。

同月，在广州播音台用英语向正在美国纽约召开的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发表演讲。

9月17日，在广州迎接印度援助中国抗战的医疗队。

同月，在香港出席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并于是月二十三日在汉口《新华日报》发表《华侨总动员——庆祝华侨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一文。

10月27日，与何香凝等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公开斥责汪精卫妥协求和的言论。

1939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已卯）四十六岁

1月，在香港出任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英国主教何明华担任主席，陈翰笙担任执行秘书。

3月8日，在香港国际妇女劳动节集会上以《关于援助游击队战士的呼吁》为题发表演讲。

3月28日，发表《救济战灾儿童》一文。

5月1日，撰写《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指出：“中国人民绝不会投降，他们正在为自己也为世界各国人民而战斗着”。

7月15日，发表《我们的第一年》一文，指出：“保卫中国同盟”在第一年的工作中，遇到和克服了不少困难，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了并且已经利用了新的途径。捐赠者可以肯定他们的捐款能象以前一样及时到达目的地。

10月20日，在《给外国机构的一封信》中指出：“保卫中国同盟”“是积极支持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一个机构。由于它特别熟悉抗战的情况，它能在最需要的地方给予中国战士和战争受害者以宝贵的援助。”

11月11日，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一文。

12月10日，在香港电台发表演讲，强调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关于“繁荣经济和民主教育”的主张。

本年，在九龙寓所会见并设宴款待新四军军长叶挺和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

1940年（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庚辰）四十七岁

春末，与霭龄、美龄联袂由港赴渝、蓉，慰问伤兵难童。

4月8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抗战到底”的手迹。

4月15日，在《给外国朋友的一封信》中指出：“保卫中国同盟”的任务是帮助外国朋友及时了解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情况和需要，同时把外国朋友的捐款送到最迫切需要的地方去。

7月15日，发表《中国、世界和你》一文，指出：“中国人民对胜利的信心是坚定不移的。”

1941年（中华民国三十年辛巳）四十八岁

1月12日，“皖南事变”发生，与何香凝、柳亚子等联名发出通电，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

6月1日，在《新闻通讯》刊物上发表文章，为宋子文退出“保卫中国同盟”而“感到遗憾”。

6月14日，亲自主持撰写的《救济工作和政治》一文，以“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新闻通讯》上发表。

9月18日，在香港邀请金山、王莹义演反法西斯戏剧。

10月，在纽约《亚细亚》杂志发表《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一文，指出：“只要还有一个日本兵在中国国土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一定会存在。而且以后它也要存在下去，因为建设的工作与抗战一样地需要长期的团结。”

11月28日，在香港《华商报》发表《纪念邓演达》一文，认为邓演达是一位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

12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在日本侵略军空袭九龙启德机场前六小时，乘最后一架班机离开香港往赴重庆。

1942年（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壬午）四十九岁

7月，在《亚细亚》杂志上发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

冬，在重庆寓所举行茶餐会，欢送董必武离渝返回延安，参加茶餐会的有周恩来、邓颖超等。

1943（中华民国三十二年癸未）五十岁

1月11日，为纪念《新华日报》创办五周年，发表“发扬抗战国策争取最后胜利”的手迹。

3月，在重庆对记者发表谈话，强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动员全国群众参加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5月，在重庆举办足球赈灾义赛，将捐款赠送给河南灾民。

9月，发表《从香港到重庆》一文，并以“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再一次感谢海外朋友对支援中国抗战所作的一切努力”。

9月18日，在重庆发表《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指出：“救济只是反法西斯的救济。救济只是争取民主的救济。只有这样办，才能帮助中国人民并帮助你们自己。”

1944年（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甲申）五十一岁

2月8日，由《联合劳工新闻社》发表《致美国工人们》一文，强调“中国抗战与美国工人利益休戚攸关”。

3月12日，为在美国举行的孙中山纪念日，发表题为《孙中山与中国的民主》广播演说。

10月1日，在重庆与林伯渠等七十二人共同发起举行追悼邹韬奋的大会，郭沫若在大会上致词。

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乙酉）五十二岁

9月6日，宴请毛泽东。

同月，在重庆上清寺桂园张治中寓所会见毛泽东主席。

12月，“保卫中国同盟”发表声明，宣布“保卫中国同盟”自即日起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

同月，由渝回沪，因莫利爱路房子年久失修，迁到靖江路四十号居往。

1946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丙戌）五十三岁

2月，收到八路军参谋长转送的《晋察冀白求恩卫生学校与国际和平医院的概况》文件，决定加强对白求恩卫生学校和国际和平医院的援助。

7月23日，在上海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在国际上引起广泛的震动。

12月，收到周恩来的信，积极开展救济工作。

1947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丁亥）五十四岁

1月13日，复苏北国际和平医院齐仲桓院长的信，指出那张所需物品的清单更为可贵，它可作为今后争取物资的参考。

9月16日，在上海发表声明，否认参加伪国大代表“竞选”。

同年，在上海创办“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剧团。

本年，发出《向国外的呼吁信》。

1948年（中华民国三十七年戊子）五十五岁

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应邀担任名誉主席。

1月12日，发表《给海外朋友的信》，总结“中国福利基金会”一九四七年的工作，展望一九四八年的前景。

同月，发表《给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信》，号召世界民主青年制定“一个具体的计划”，以促进世界和平。

3月，发表给海外朋友的第四封信，指出：在现代世界里，你们“帮助我们的工作，也就是帮助你们自己”。

5月16日，收到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伍云甫、林仲的信，得悉“中国福利基金会”转去捐款用途的情况。

冬，迁到淮海中路一八四三号（今上海宋庆龄故居）居往。

1949年（己丑）五十六岁

1月10日，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义发表声明，宣布“她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次日，这份声明在上海《字林西报》发表。

7月1日，在上海发表《向中国共产党致敬》一文，欢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万岁！”

7月7日，在上海各界纪念“七·七”庆祝解放的大会上，以“帝国主义，滚开吧！否则将与反动派同归于尽”为题发表讲话。

7月25日，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在上海市韬奋同志逝世五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致词》。指出韬奋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一位英勇的人民战士，“他的斗争历史，提供了革命知识分子所走道路的一个最光辉的榜样”。

同月，与邓颖超、许广平一同看望夏令营孩子们，并与孩子们共进晚餐，直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才离开夏令营。

8月，接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邀请信。

9月，应中共中央的邀请由邓颖超陪同，从上海到达北京。在火车站上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热情欢迎。

9月21日至31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三十日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0月6日，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致开幕词，担任中苏友好协会第一副会长，刘少奇担任会长。

11月6日，发表《庆祝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向斯大林致敬电》。

11月9日，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华北之行的印象》的讲话。

12月11日，在北京出席亚洲妇女代表大会，并作长篇讲话。

12月21日，发表《庆贺斯大林大元帅七十寿辰》一文。

同月，被推为中华全国妇女民主联合会（后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冬，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分与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第一批援助新中国建设的苏联专家，并在宴会上致欢迎词。

1950年（庚寅）五十七岁

4月25日，发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报告》一文。

4月29日，在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致闭幕词，当选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5月8日，为莫斯科《少年先锋报》撰写《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儿童》一文。

5月26日，为庆祝上海解放一周年所作《新上海的诞生》一文，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

6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手迹：“今天是解放后的第一个儿童节，我们要使他们得到温暖的保育，俾养成健全的体格，使〔儿童〕成为革命的生力军，肩负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任务。”

同月，与周恩来、郭沫若等在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中签名，并发表《中国人民签名拥护世界和平》一文，高度赞扬这次群众性的签名运动。

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一周年所作《新中国的第一年》，在《人民日报》发表。

10月1日，给孩子们题词：“为祖国的伟大建设，好好学习”。

10月，视察东北三省，访问工厂、农村、部队，勉励工人、农民、战士不断取得新成绩。

11月18日，发表《新中国的信息——为中国福利会而作录音讲话》。

11月23日，在华沙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当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

12月，收到刘少奇送给的新年贺词。

1951年（辛卯）五十八岁

2月21日，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主席名义，发表《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国武装日本》一文。

4月11日，为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和平奖金发表谈话。

6月，为文集《为新中国而奋斗》撰写序言。

9月18日，在北京接受一九五○年“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旋将十万卢布的奖金全部“捐赠中国福利会作为创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之用”。

11月26日，在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被选为该会主席。

同月，视察山西大同和张家口市干部子弟保育院、郊区老鸦庄，向农民了解生产情况；在北戴河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交谈。

1952年（壬辰）五十九岁

春，为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友谊和了解，创办《中国建设》杂志。

3月21日，与郭沫若等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9月，率领“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到北京演出，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同观看演出。

10月，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12月11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并以《人民能够扭转局势》为题发表讲演。

1953年（癸巳）六十岁

1月13日，由维也纳归国途中在莫斯科会见斯大林。

3月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悼伟大的斯大林同志》一文。

4月25日，被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推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7月，把《为新中国而奋斗》一书的稿费全部捐献给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作为儿童福利基金。

12月，在湖北武昌凭吊九女墩，并题诗《无名烈士》，歌颂“不肯屈膝，不肯低头”的九个无名的中国妇女。

1954年（甲午）六十一岁

5月16日，为《儿童时代》题词：“孩子们！炼好身体，学好功课，热爱劳动，将来才能更好地建设祖国，保卫祖国。”

6月1日，《什么是幸福》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2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上，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乙未）六十二岁

1月，被推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

夏，在北京家里会见越南胡志明主席。

6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致父母、教育工作者和儿童保育工作者的一封公开信》。

8月20日，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纪念廖仲恺先生逝世三十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

9月，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源源不断地供给孩子们精神食粮》一文。

11月30日，致电欧仁妮·戈登夫人，表示“衷心祝贺国际妇女联合会成立四十周年”。

11月28日至12月3日在云南省视察工作。

12月，率领廖承志等出访印度。18日在新德里全市欢迎大会上发表讲演。

本年，将一笔讲演费汇给祖籍广东海南岛文昌县，用于救济该县北部旱灾地区的人民。

1956年（丙申）六十三岁

1月，率领廖承志等到缅甸进行访问，23日在仰光发表告别广播演说。

1月24日，应巴基斯坦政府邀请抵达喀喇蚩进行友好访问。

2月1日，在达卡发表广播演说。

2月2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视察云南省工作报告》。

8月14日，应苏加诺总统邀请率领廖承志等访问印度尼西亚。

9月，应中共中央邀请，列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致词说：“我深信将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终于会成为全世界的一种通行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也一定会实现。”

10月，在《文艺报》上发表《让鲁迅精神鼓舞着我们前进》，说鲁迅的形象和他的著作“成了我们永远常新的记忆，成了我们精神上的财富”。

同月，在上海寓所设宴招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11月4日，《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11月1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回忆孙中山》一文。

本年，与许广平一起出席鲁迅的迁墓仪式。

1957年（丁酉）六十四岁

1月，为《中国建设》杂志社成立五周年撰写《五年以前和现在》一文。

4月25日，与刘少奇等在上海机场欢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同月，在寓所接待刘少奇，倾吐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愿。

9月9日，向中国妇女第三次代表大会祝词，号召全国妇女“积极参加劳动生产，在祖国社会主义事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在全国妇联第三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10月，在《〈上海中山故居〉纪念册序言》中说：在故居会客室里，“孙逸仙第一次会见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从而使他对中国革命问题采取了新的、唯一正确的看法。”

11月，随同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抵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活动。其间，随同毛泽东主席拜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同月，在莫斯科会见加里宁夫人和鲍罗廷夫人。

12月2日，在北京政协礼堂参加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8年（戊戌）六十五岁

4月26日，为“六一”国际儿童节题词：“新中国的儿童是幸福的。这幸福是你们的长辈用血汗创造出来的。你们绝不能满足于幸福，要用你们的劳动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幸福。”

5月，为“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成立五周年题词：儿童们在少年宫里不能只是享受幸福的童年，更要紧的是学习劳动的本领，学习为集体工作，为祖国做有益的事，准备为人民谋幸福！

6月14日，在“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以《永远和党在一起》为题发表讲话。

10月，视察上海国棉十七厂，与工人在食堂一起进餐。

12月8日，写信给区垲烘嘱其“注意儿女们的健康和学习，教育他们热爱劳动，以便将来为人民服务。”

1959年（己亥）六十六岁

3月23日，撰写《和平、进步、正义——中国向全世界发出的呼声》一文。

3月26日，为孩子们题词：“小朋友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月6日，出席毛泽东主席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

同月，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6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向孩子们祝贺“六一”》一文。

1960年（庚子）六十七岁

1月26日，撰写《给中国福利会同志们的信》。

3月，视察上海电机厂。

4月，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1961年（辛丑）六十八岁5月11日，在上海淮海中路寓所小会客室里会见毛泽东主席。

同月，在首都景山公园参观儿童画展览。

9月，担任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9月9日为《辛亥革命回忆录》撰写序言，指出：孙中山一九二四年在《中国国民党宣言的旨趣》中所讲对内对外责任的论述，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并表示要“信心百倍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努力”。

11月28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身分与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以及吴玉章、黄炎培、陈叔通等一同出席邓演达烈士殉难三十周年纪念大会。

1962年（壬寅）六十九岁

1月17日，在上海接见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

同月，与周恩来、陈毅参加《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十周年招待会，并在《中国建设》杂志上发表《真实报道的传统》一文。

2月8日，写信给王光美，表示不愿为了“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

9月，在中南海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道出席最高国务会议。

9月14日，在北京欢送刘少奇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1月12日，《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本年，为一九○七年在广西起义时殉难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张云田烈士遗像题词。

本年，为翠亨村孙中山故居和孙中山故居陈列馆题字。

1963年（癸卯）七十岁

4月，由上海到北京，居住在后海北沿四十六号（今北京宋庆龄故居）。

6月1日，发表《愿革命后代迅速成长》一文。

6月1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为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而努力——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五周年》一文。

同月，在北京寓所举行酒会，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五周年，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聂荣臻、何香凝、邓颖超、傅连璋、康克清、廖梦醒等以及各方面负责人参加酒会。

1964年（甲辰）七十一岁

2月26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身分，与周恩来、陈毅到锡兰进行国事访问。在斯里帕里学院以《团结起来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为题，发表讲演。

4月1日，写信给“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全体同志，祝贺话剧《小足球队》获奖。

4月9日，为《工人日报》“怎样教育我们的子女”问题讨论而撰写的《把培养革命后代的责任担当起来》发表。

8月25日，在上海“中国福利会”少年宫里会见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七十五名少年朋友。

12月18日，在北京家里会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

12月21日，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担任会议执行主席。

1965年（乙巳）七十二岁

1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0月，担任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0月27日，致第一届全国妇产科学术会议贺信。

12月3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解放十六年》一文。

1966年（丙午）七十三岁

11月12日，在首都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并以《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为题发表演讲，介绍孙中山一生的革命经历。

11月17日，会见日中友协理事长宫崎世民和夫人以及日本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访华代表团。

同月，《宋庆龄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8年（戊申）七十五岁

8月31日，为路易·艾黎写证明材料。

1972年（壬子）七十九岁

1月10日，在北京与毛泽东等一道参加陈毅追悼会。

2月8日，写回信给露茜（董惠芳的英文名字）。

2月16日，给斯诺夫人唁电。

6月，在《中国建设》杂志上发表《一个时代的开端》一文；在第六期上发表《纪念埃德加·斯诺》一文，说“太平洋两岸的子孙万代将受斯诺之惠，因为他留下的遗产将有助于他们研究中国的历史”。

7月，在北京寓所会见美国女作家、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克曼及其女儿。

9月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何香凝追悼会，并致悼词。

1975年（乙卯）八十二岁

1月13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76年（丙辰）八十三岁

1月，参加周恩来追悼大会。

3月，在英文版《中国建设》杂志上发表《伟大的新运动》一文。

7月，参加朱德追悼大会。

9月，参加毛泽东追悼大会。

本年，委托美中友协把巨幅中国织锦挂帷等礼品赠送给母校——美国梅肯威斯理安女子大学。

1977年（丁巳）八十四岁

2月，在北京写信到上海，希望“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

3月，到北京工人俱乐部剧场观看上海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童心》，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看童心》一文。

本年，将撰写的《怀念周总理》中文打字稿寄给当年孙中山的副官张猛，要他学习周总理的革命精神。

1978年（戊午）八十五岁

1月19日，会见美国百岁老人尔蒂·费舍女士。

2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连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3月5日，发表《怀念周恩来总理》一文，说“周总理在个人生活和作风上和他在政治活动上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4月13日，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座谈会，听取科技情况介绍。

6月14日，发表《为人民服务四十年》一文，说“中国福利会”的四十年是“为人民服务”的四十年。委托齐燕铭由京赴沪参加“中国福利会”成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

6月，为了纪念“六一”国际儿童节发表《希望寄托在新一代的身上》一文。

9月17日，在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强调指出：“精心培育儿童成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是党和国家的一项战略任务，是新时期妇女的又一崇高职责。”在这次会上，继续当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9月，题词：“朱委员长是杰出的战略家”。

12月，撰写《纪念毛主席》一文，说“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

本年，在北京寓所会见日本友人千势子及其丈夫国万春男。

1979年（己未）八十六岁

3月10日，在北京住所宴请美国大百科全书主编泰勒。

同月，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题名。

同月，在英文版《中国建设》杂志上发表《新长征中的中国妇女》一文。

4月3日，给孙中山生前副官张猛写信，深望他和儿子在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作出更多的贡献”。

5月31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庆祝一九七九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手迹。

5月，为《鲁迅评传》一书题辞：“学习鲁迅先生的无产阶级硬骨头精神。”

6月，接见美国著名妇女访华团、美国夏威夷各界代表团。

7月2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韬奋逝世三十五周年手迹：“韬奋同志舍己为公，用他一支笔为革命利益奋斗一生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8月1日，在北京会见日本高中女子教育问题研究会友好访华团。

9月10日，在北京家中会见老朋友马海德和耿丽淑。

9月17日，在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致闭幕词，指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妇女，任何时候都要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9月29日，发表为庆祝国庆三十周年而撰写的《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一文。

11月，为庆祝中山大学建校五十五周年致《贺词》，勉励全校师生为祖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11月，出任“鲁迅研究会”名誉会长，茅盾任会长。

本年，在北京住所宴请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

本年，与邓小平一道接见美国著名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

本年，与由澳门到北京探亲的外孙女戴成功促膝谈心。

本年，接见檀香山伊欧拉尼中学（孙中山当年的母校）来中国访问的师生五十余人。

1980年（庚申）八十七岁

1月1日，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元旦举行的茶话会。

2月23日，复信解答尚明轩对某些史实所询的问题。

3月5日，主持纪念蔡元培逝世四十周年的大会，并致词。

3月8日，参加“三·八”国际妇女节第七十周年大会，并致祝词。

同月，在北京寓所约杨小佛茶叙，在谈到“民权保障同盟”后期情况时，说：“我们几个人对特务下毒手是有估计的，你父亲与邓演达一样，抱有牺牲的决心，坚持工作到底。”

同月，为《安徽青年报》题签“星星火炬”四个大字。

4月12日，在北京寓所宴请艾黎和米勒。

5月17日，参加刘少奇追悼大会。

同月，接见美国朋友小保罗·罗伯逊夫妇。

6月，在北京寓所会见法国妇女代表团，被李普考斯基夫人称为“中国之母，是世界妇女的榜样。”

6月，给沈阳和平区少年宫题词：一定要求进步，守纪律，勤学习，敬师长，爱劳动。

6月，将“愿少年儿童树新风，遵守纪律，有健康的身体，有知识，有志气，为祖国作贡献”题词，寄给江苏省常熟县虞山镇“少年之家”。

同月，为《新体育》杂志题词：为了建设祖国和谋取人类幸福作贡献，必须讲强身之道，坚持体育锻炼。

7月，为天津市少年儿童刊物《接班人》题词：祝愿《接班人》越办越好，赠《接班人》创刊十周年。

同月，为山东济南一中举办的鲁迅生平图片作品展览题词：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

9月27日，序《鲁迅画传》。

10月7日，担任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同月，在北京寓所接待泰国妇女代表团。

本年，为《鲁迅日文作品集》题签书名。

本年，为一千多幅孙中山照片注明时间、地点和有关人名。

1981年（辛酉）八十八岁

春，为出版《邓演达文集》题签书名，并题词：邓演达同志艰苦卓绝，忠勇奋发，忠实革命，为他逝世五十周年出版文集，以志纪念。

2月，在英文版《中国建设》杂志上发表《回忆金仲华》一文。

同月，为《斯特朗在中国》一书撰写序言，指出：斯特朗用她的笔向世界传播着新中国的信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5月8日，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并发表约二十分钟的讲话。

5月12日，在病中为《韬奋手迹》题签书名。

5月14日，为“六一”国际儿童节报告会写贺信。

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5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5月22日，在北京寓所微笑着接待孙女孙穗英、孙穗华，共享天伦。

5月29日，因患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于二十时十八分在北京寓所逝世。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决定举行国葬。

6月4日，在上海万国公墓隆重举行骨灰安葬典礼．

#日志日期：2009-11-25 星期三(Wednesday)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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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9-11-25 16:34

出任联络员

１９３５年冬，原负责中央特科的邱吉夫被特务绑架，使中央特科失去领导，也失去与中央的联系。１９３６年４月，党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恢复同坚持在上海工作的中央特科的联系。

冯雪峰一到上海，首先来看徐强（当时叫老金）。冯身穿古铜色的长袍，头戴礼帽，脚著皮鞋，脸色很黑。他首先传达了中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徐强则向他汇报了上海的地下工作情况。冯雪峰决定由徐强全面负责中央特科情报工作，并要徐强夫妇另找房子，换个环境。接着冯雪峰就去看望了鲁迅。冯与鲁迅老友重逢，喜不自禁，彻夜长谈。后来鲁迅给宋庆龄打电话，告诉她里面来人了，希望见见面，约定时间。冯雪峰见了宋庆龄，首先感谢宋的帮助，使得党中央很快与上海党恢复了联系，接着他向宋传达了瓦窑堡会议有关统一战线的精神，宋听了非常高兴，说很久没有听到我党的声音了。后来有一天冯雪峰与宋庆龄研究有关救国会工作问题时，宋庆龄提出一个要求，宋说：“我考虑了很久，我如有事找你们商量，一下子没有办法找到你们，但你们有事找我非常容易，所以我想要求你们派一位共产党员，固定你们与我的联系，这样使我和你们能及时通气。”冯雪峰当场答应说：“好的，我来物色一位人选。”想不到冯就要李云去宋庆龄身边工作。李云当时认为宋庆龄是国内外有很高声誉的人，只怕自己工作做不好，不敢承担这个重任，经过冯雪峰的开导，最后还是服从了。组织上考虑到宋的身份和环境，专门为李云做了一番包装，订做了几件旗袍，一双半高跟皮鞋，一只绿色的拎包。

１９３６年５月下旬的一天，天气晴朗。李云前往莫利哀路（现香山路）２９号会见宋庆龄，在一幢白色门窗的小洋楼前，李云按了门铃，出来一位微胖的穿大襟衣衫的劳动大姐，满脸笑容将她迎进客厅，随即上茶。客厅简洁明亮，两壁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相片。李云刚在沙发上坐下，听到一阵脚步声，抬头望去，走来一位穿黑色旗袍、黑色高跟皮鞋、仪表非凡、美丽端庄的妇人，李云马上站起来，只见她满脸笑容，来到李云身边，一面端详，一面笑着说：“啊呀！是位小姑娘呀！”（其时李云２１岁，梳两条小辫子）。这时，李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感到宋庆龄是那么亲切。接着她叫来李妈，就是刚才开门端茶的大姐，对她讲：“这位钱小姐（冯雪峰给李云改的姓）是新来的秘书，因为事情忙，不能每天来，来了，你就要照顾好。”接着宋又对李云说：“我这里还有一位男帮工，他是搞卫生、买东西、送信等，还会烧菜，今天他不在，以后你会见到他的。”宋和李云在沙发上坐下后，问李云什么地方人，家里有些什么人，李云一一作了回答。后来宋又商量似的问：“你能否每星期来三次，如果事情多了，再增加次数，你看行吗？”李云点头说“好”。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宋庆龄就提出，希望李云改为每天去她那里一次。她认为这样更为方便。当时处于白色恐怖环境下，宋庆龄的住宅周围特务、密探不断。李云走出宋庆龄住宅后不得不经常改装，故意多绕一些弯路，确实感到身后没有尾巴时，才回到家中。

当时，宋庆龄如有重要事情要商量，就要李云去约冯雪峰会面，一般的事情她就直接对李云说。如宋庆龄经常将有些南京政府方面的消息告诉李云。有一次，宋庆龄提出，是不是可以帮助她了解牛兰夫妇（注①）的情况。很巧，徐强领导的南京情报关系中就有一份有关牛兰的情报，当即就抄送给宋庆龄。之后每次南京来的密写情报中，有关牛兰夫妇的情报，李云都抄送给宋。１９３６年９月左右，潘汉年到达上海，一天来到李云家看电报，看到李云在抄写牛兰方面的情报，问起有什么用，李云就向潘汉年说了情况。潘就笑着说：“啊，夫人要，不是光她看，而且上面也要看。”接着潘又笑着说：“不知怎么搞的，他们怎么会把第三国际的关系交给孙夫人！？”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发生了西安事变。当天深夜，李云和徐强接到中央发来的电报，报头标着“十万万火急”。李云兼管电报时间不长，从未见过这种急电，急忙通知潘汉年与冯雪峰。这份急电通报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进行兵谏，迫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情况，同时提出我党的主张：公审蒋介石。潘汉年、冯雪峰、徐强看了电报后，认为电报很重要，但党中央提出的公审蒋介石的主张，暂不向外公布，等中央进一步的消息。同时，要密切注意南京方面的动向。尔后李云向宋庆龄报告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她一听到蒋介石被张、杨两将军扣留，说张、杨很勇敢，采取这种办法，也是迫不得已。在军事压力下，有可能使国内战争转为抗日战争。

第二天，李云再去宋家。不料李妈打开信箱，竟发现一封恐吓信，信中附有两颗子弹。内容大意是：你勾结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委员长，如果蒋委员长发生意外，这些子弹不认人的。宋看了后，笑起来了，说：“不怕他们，我收到的恐吓信也不只一封，见多了，也就无所谓了。”

回来后，李云向潘汉年、冯雪峰汇报了宋收到恐吓信的事。他们非常重视，认为切不可麻痹大意。一方面争取公开的保护，向法租界巡捕房报案（宋的住址当时属法租界的范围）；另一方面提醒宋暂时不要出门，注意安全。徐强提出派人去宋的住处周围加强秘密保卫工作，但不能让宋晓得。他派赵伯华（绰号小贩，后为江抗的参谋长，在战争中牺牲）担任这项任务，同时嘱咐我，进出宋的住处更要注意尾巴。

过了几天，李云在宋家时，宋庆龄坐在客厅里，满脸愁容地说：“据南京方面的消息，何应钦积极准备军事行动，用军队包围西安，派飞机轰炸西安，阴谋制造内战，如果这些亲日派上台，日军可以长驱直入侵略中国。希望我们党赶快调解此事，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并非姑息蒋介石，而是考虑国家的前途。”

１９３７年２月，宋庆龄接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请她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宋自从１９２６年以后从来不去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不愿意见到那批违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假左派。这次接到通知，最后决定去参加，利用讲台发表演说。宋庆龄在演讲中慷慨激昂地说：“胜利将属于谁是毫无疑问的！只要政府能够执行先总理孙中山的遗嘱！他在逝世前曾昭示我们，只有忠实执行他的三大政策，才可能救中国。”“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

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在庐山会谈后，来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新亚饭店。第一天，潘汉年把徐强召去向周等汇报情报工作，汇报结束后要徐强赶快叫李云去通知床庆龄，说周恩来等三人已来上海，要求见宋，请她约定时间。李云向宋庆龄报告这个消息后，宋很高兴，要李云赶快请周恩来过来。周恩来会见宋庆龄后，彼此都极为高兴，他们在大革命时期就认识了，而林伯渠又是老同盟会员，更为熟悉。大家谈得很热烈。当周恩来讲到共产党将根据《国共合作宣言》，促成抗战，而蒋介石对抗日仍很动摇，还“希望通过和平方法，求得芦沟桥事件的解决”时，宋庆龄听了很生气，大声说：“怎么能置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于不管，岂不是变成人人喊打的卖国贼了吗！？”

１９３７年的一天，宋庆龄和李云谈了一些事情后，突然轻轻地对李云说：“我算不算党员？”她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期待李云马上作出回答，李云也无法回答。李云回家后，将这个问题请示潘汉年和冯雪峰，潘汉年说：“孙夫人坚定不移与我党合作，她以她的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这是任何人也替代不了的，她的入党问题，必须由中央来考虑。”潘又说：“明天你对夫人说，你和共产党员一样，这样的回答比较妥帖。”冯雪峰也同意。
第二天，李云见了宋庆龄，按照潘的意见作了回答，她很高兴，还挽留李云在宋家吃便饭。宋的饭菜极为简单，首先每人一平底杯的紫菜汤，接着一盆甜椒炒猪心，一盆灯笼椒塞肉，还有一盆蔬菜和一盆盐渍的紫萝卜是宋亲自做的。宋对李云说：“我炒菜是跟孙先生学的，他长期过流浪生活，学会了炒菜煮饭。而且他是医生，懂得营养，青椒维他命Ｃ特别多，所以我常吃青椒。”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炮轰闸北，袭击虹桥机场，租界里也非常混乱，形成一股抢米之风。一天，李妈对李云说：“米店都关门了，家中米只能吃几天了，如何是好？”李云当即回家通过父亲从米店熟人处买了一担大米送去。到了１０月下旬，上海形势更加紧张，日军在沪宁线调动频繁。毛泽东、周恩来来电，“为了孙夫人的安全，请她撤离上海去香港。”宋对李云说：“感谢毛先生和周先生对我的关心，我这里还有不少工作需要处理，不能一下子随便离开，稍缓些时间吧！”她停了一下，又对李云说：“我非常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香港。”李云当时不明确组织上的意见，只以微笑作答。

上海沦陷，无锡、苏州失守之后，中共中央又发来具名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二封电报，催促宋庆龄赶快离开上海去香港。李云向宋庆龄传达了电报内容后，宋说：“工作上一些事情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可以离开上海了。”这次，李云已经得到组织通知，陪同宋庆龄去香港。宋还送了两段旗袍料子和一件黑色外套给李云，后又交给李云一张船票，吩咐说：“这是一艘德国邮船，乘客少，比较方便，我请外国朋友送上船，带着李妈，你单独上船，我们在船上会面吧。”

偕同香港行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３日清晨，天气阴沉沉、灰蒙蒙的，很寒冷。李云拎了一只箱子，拉上大衣领子，上了船。邮船大厅富丽堂皇，房间里有床头电话，有洗漱间和浴室，布置高雅，暖气很足。船开出不到一小时，李妈找到房间来，交给李云一张纸条，是宋庆龄写的，大意是：在船上不便会面，到香港后，第二天就到她的新家去，下面写了地址。

到达香港，宋庆龄住在她二弟宋子良的房子里。宋子良在香港有几套房子，半山上这套，让姐姐先住。李云住在跑马地徐某家中，他是中共秘密党员，任国民党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英文很好。他是由南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9-11-25 16:35

到达香港，宋庆龄住在她二弟宋子良的房子里。宋子良在香港有几套房子，半山上这套，让姐姐先住。李云住在跑马地徐某家中，他是中共秘密党员，任国民党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英文很好。他是由南京撤退到香港的，本来在南京由徐强直接领导，在潘汉年到达香港后，移交给潘领导。

李云按原来约定的时间看了宋庆龄。那天宋穿了黑色旗袍，加上黑色薄呢外套。知道李云以前没有来过香港，她要带李云出去走一走。下了山，汽车停在香港去九龙的轮渡码头，准备先去九龙走一走。宋庆龄带着李云上了轮渡后，就一直往里走，在最里面靠窗的一排凳子上坐下来。一会儿宋站起来，对着窗外看，李云也站起来，宋在李云身边轻轻地说：“你看靠安全门旁边一排座位上那个女的，皮肤黑黑的，胖胖的，穿一套西装，她叫陈璧君，是汪精卫的妻子，我实在不愿见到她。”当到达九龙时，就等渡船的人走得差不多时，才上了岸，避免和陈璧君碰面。看过九龙，回到香港，宋庆龄带李云等人去金龙酒家用午餐，宋庆龄点了好几个菜，李云记得一只香螺，就是大海螺，切成片，用核桃炒，肉色如白玉、非常脆、也很鲜。另一只是清蒸水鱼（即甲鱼），每人一盅。大家连鱼带汤用完之后，宋说，要变戏法给大家看。她将红茶倒进盅里，立刻变成了白色，如牛奶。李云和李妈都笑起来了。

大约１９３８年二三月份，李云在报上看到了一条很大的标题：“蒋夫人探望国母孙夫人”（注②）李云想可能有什么重要消息，就打电话给宋，准备去她那里。李妈接的电话，她说：“来吧，夫人正等你呢！”到了宋家，原来廖夫人何香凝给宋家送来萝卜糕，要李云去吃。李妈已经准备好萝卜糕，她用虾仁、绿豆芽（两头去掉，用中间一段）炒萝卜糕，给李云一大盆，宋只吃一小盆。宋说她吃过了，这一小盆是为了陪李云吃。宋问李云：“好吃吗？”李云说：“确是好吃”。宋说：“廖夫人做萝卜糕，佐料非常讲究，大米粉用鸡汤和在里面，再加上火腿与大虾米切成细末放在米粉里面，你看怎么会不好吃呢！”李云一面吃一面问报纸上登的消息，情况如何？宋说：“昨天我的小弟弟子安来看我，对我说‘三姐来到香港，我们都聚在一起，三姐关照大家，任何事情不要告诉您。’我听了很生气，就对子安说：‘你不要对我说什么，我也不要听。’”宋说：“我的小弟子安是和我比较好的，他还来告诉我一点消息。”“我们姊妹关系不及一些好朋友，一切都从政治上来分的，谈不到什么骨肉之情。我们姊姐彼此都用夫人称呼。他们叫我孙夫人，我叫她们孔夫人、蒋夫人。报纸是乱推测的，我住在上海那么多年，她都不来看我，我刚到香港不久，怎么会来看我呢？当然我也不会欢迎。”“孔家的大儿子孔令侃，他在圣约翰大学读书，常来看我，告诉我许多南京政府的情况。因为在孔家大人讲事情，并不回避孩子的。西安事变时，他的父母不准他来我家了。这不是看得很清楚吗？样样都是从政治上分的，什么姊妹之情，都是空的、表面的。”

大约在１９３８年４月，上海来电报，由于李云的孩子病重，要李云回去，李云向宋庆龄请假，宋同意，并再三叮嘱李云尽快回去。她打算把李云放在她正在筹备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任秘书，有了公开身份，工作更为方便。不料到上海后，虽然孩子病好了，但又因工作需要留在上海特科了。后来李云夫妇被康生调到延安并被隔离审查。周恩来回到延安，带来了宋庆龄送给李云的一些物品，没有几天，康生就分配李云搞审干甄别工作。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9-11-25 16:39

王晓渔：《炎黄春秋》四君子

2009-04-02

http://wxy1978.blogbus.com/logs/37373576.html

　　2008-12-7

　　今天终于收到2008年12月《炎黄春秋》，往常1号左右就会准时来到，这次拖延几天，还以为被真理部和谐了。这期杂志特别悼念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萧克将军，提到1994年，在胡/耀/邦同志逝世5周年之际，杂志封二发表了一首悼诗，有关方面迅速注意到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要求停止发行这一期杂志。编辑部向萧克将军汇报后，萧克表示，杂志做得对，不要惊慌，如果有人怪罪下来，就说是萧克的主意，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让有关方面直接给他打电话。2008年10月24日，102岁的萧克去世。

　　《炎黄春秋》的顾问是杜润生、李昌、于光远、李锐，为何是这四条汉子？2008年11月《炎黄春秋》刊登《李锐对改革开放的个人回顾》，其中有段回忆，可作一解：

　　1989年风波，中顾委的四个人——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我赞同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处理学运。后来批斗了我们几个月，准备开除我们的党籍，是陈云把我们四个人保下来了。陈云说：“这种事不能再干了，否则以后还要平反。”

　　当然，这个掌故并不能说明陈云如何如何，正如胡乔木礼遇钱锺书不能说明胡乔木如何如何。

评论人：123woool | 评论日期：2009-11-26 20:01

　　太长了哎。。

评论人：wsaspl3611 | 评论日期：2009-11-27 0:30

　　憾因谏言起萧墙仰望星空盼能助
　　 ---- 再给国家监察部马部长及有关领导的求助及自荐信
　　尊敬的国家监察部马部长及万祥、玉斌、树贤、昌智等有关领导同志：
　　您好！
　　欣闻您新任监察部长并兼任国家预防腐败局领导，作为最基层的一名普通党员和公民，我们在向您表示衷心祝贺的同时，更充满无限的信赖和期待。
　　虽说养心莫过于寡欲，但经历人生风雨后，我们将愈加清醒坚定、理智达观。静观现今社会，特别是目睹了国企改革中的种种灰色现状，触类旁通，不能不引起我们心灵的震撼和深思。我认为，为人之道，本事大小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公道正派、热情怀柔、心怀坦荡、敢于负责、循道向上、有所作为。基于对目前形势的考虑，更出于对您和上级党组织的无限信赖，结合个人实际，我思量再三，仍觉有必要再冒昧地放胆给您去信，反映情况，袒露心迹，表达心志，寻求帮助，望能引起您必要的关注和理解，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拨冗详察，予以甄鉴、纾解、排阻、实助。
　　一是反映情况。正如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泰勒斯说的那样：“一个民族，有一些仰望天空，关注天空，探寻真理的人，才是有希望的民族；一个只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没有未来的民族！”在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之际，面对这习习秋风，阵阵秋雨，登高远望，极目楚天，不禁使人遐思无限，心潮涌动，感慨万千。联系前一阶段学习中央制定的有关健全党内监督、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以及加强人才工作的具体措施，抚今追昔，在展望未来的同时，不禁联想起十几年前我因撰写谏言文章，而遭单位个别心胸狭隘、弄权政客般的酷吏残酷打击、疯狂迫害，先后被撤职、下岗、入狱、强关进精神病院的遭遇，陷入泥途而步履维艰，不得其张，更为目前我所处企业恶劣人文环境的境况而忧憾。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人无难事不坦言。人生所经历的这些坎坷风雨，真不知是我个人的悲剧，还是这个社会的悲哀！君不见，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其实，我的真实情况哪里是他们所谗言诋毁的那么回事！人常言，关中良相唯王猛，天下苍生望谢安。作为上级党组织，设官分职，各有专责。您是这方面的最高领导，是一种权威正义的制衡力量，是百姓可信赖和寄托的希望所在。这些发生在最基层，特别是国有企业所谓的“改革”中干部作风、权利制约以及党建生活，尤其是分工、分配中的极不正常的问题，实在应该向您报告，让您知道，以便能更加全面、真实地了解实际情况，体察民情，引起关注，畅通言路，采取对策，及早解决，使更多的问题化解在萌芽之中。人间正道是沧桑。我想，他们这些肆意妄为的恶行总是要有人监管、制止和教化的！这些问题实在是到了应该彻底匡正、加以根本解决的时候了！
　　二是表达心志。历经风雨见彩虹，砥砺意志更坚强。尽管历经多舛的磨难，但我仍然对党和国家的未来和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我想，随着党的“十七大”的召开，对加强党风、政风、企风建设，以及转变干部作风等方面的监管工作必将更加有力有效。同时，我更认为，要切实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最重要、最关键、最紧迫的还是在于得人！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这既需要有高学历的同志，更需要熟悉基层情况，意志坚定，作风质朴，热情扎实，公道正派，视野开阔，有鉴别洞悉力和实践执行力的同志共同参与。惟有如此，才能相得益彰，互相弥合，抓出成效。俗话说：古有孔明隆中耕，山涧亦有灵芝草。在这方面，作为上级组织，更要更新观念，开阔视野，到基层发现和遴选一些不畏艰险、通身是胆、刚正不阿、有头脑灵魂和实践经验的高素质人才充实其间。干事需平台，贤良盼伯乐。这十余年来我卧薪尝胆，苦苦求索, 磨练意志,，锻炼和提高自己，使之更加理智、成熟、从容、坦荡、坚强、稳健。特别是经过这些年的风雨磨砺，使我对人生和社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尤其对企业经济管理等方面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见解和作风，思想日臻成熟，可谓蓄势待发。我既无势利之念，更无阿谀媚俗之图，也绝不是有什么野心和非份之想。只是想乘年轻能够有个宽松的环境和平台，多干些有益的正事。在这里，我绝不是说不愿或不能打毛刺、清废砂、拔草扫地。但我更觉，用人如器，各取所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都说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岂不知，资源放错了位置也会成为垃圾。当然，我更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才疏学浅，不敢妄称是什么人才，自诩有多大的本事。但我仍然自信是一个热情向上、负责敢为，是一个公道正派、坦荡善良，是一个立场坚定、勤勉善思，是一个清廉公道，有独立思想和鉴别力，愿意为企业、为社会、为国家干事的人。我想，知我者，以为我有所思；不知我者，以为我有所求。如果需要和可能，我愿听从您的召唤，旋即投身新的事业，用所学知识，凭满腔正义和热情，为党风、政风的根本好转，为监察和企业发展事业再尽些薄力。此番心境，尽在不言，清平之交，还盼理解！
　　三是寻求实助。古人曰，尚善若水，厚德载物；成已为人，成人达已。智者乐水，仁者无敌；位高权重，百姓期待；宽厚之君，心向往之。现在，我更强烈地感受到，人生短暂，形势逼人，时不我待，时间和机遇对象我这样年纪的人，是多么地珍贵和重要。如若再如此春光空耗，岁月蹉跎，心实不甘。虽说去年我向北京总公司反映情况，寻求帮助，在他们的几番调解下，现已被调到物业公司做工，尽管矛盾较少了些，但每月四百来元的微薄工钱，同样使人乏味，有力难使，生计维艰，倍感时光蹉跎，年华虚度。稍有异观，便又遭强压，甚而累及家人。高山流水，知我者谁？我今放胆冒昧给您写信的主要目的是想再表愿为国家、为社会、为企业发展尽力的志向和决心。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现在，我还年轻，身体尚好，精力充沛，正是干事的黄金时期，人生今后的路还很漫长。如若能够因势利导，合理利用，也还可发挥作用，为社会做些益事。我想，作为国家的一个公民和党员，我们既是企业之人，也是社会之人，国家之人。如能百柯争流、千帆竟发，八面来风，群贤毕至，各显身手，和谐发展，岂不乐哉！作为上级组织和社会，更要放远视野，更新观念，转变作风，深入基层，积极发现和保护愿意和能够干事的人，为其正常生活和工作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学会尊重、宽容、帮助、爱护，扬长避短，用人所长，发挥优势，力避牛赶疆场马耕田闹剧和错位的再度发生。这既是上级组织的责任，更是应尽的当然义务。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所说这些，只是出于对您和上级党组织的信赖，被您的作风和人格所感召的动情的自然之举。言为心声，书为心语。为便于对我个人和工厂现状有较全面的了解，现将去年曾给我们主管单位——北京新兴铸管集团公司的材料呈您，供甄鉴。说半天，莫如看一眼。从上述材料中，您可对我的基本情况有较深入的了解。我想，若有必要和可能，可约我赴京面陈，赘言展述，亦可将您的邮箱、电话、地址等具体联系方式告我，以便再做详谈。若实在无意或有为难之处，敬请将此全套材料权数径直掷退寄还给我，以作全无，按下不表！
　　下笔千言重，一片殷切情。登高望远，仰望星空，远眺北方，开阔胸怀，遐想无限，我们充满期待。俗话说，借力用力好行舟。现在看来，一些事非您力助所不能。相信您定有这个能力和助人的热心，给我以实助。并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必要的协调帮助，抒解矛盾，排除阻力，利我正常工作、生活。总之, 我期待着您的回音！相信您一定能艺术而有效地妥处此事。若能如此，诚是大谢也！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又是一年秋风劲，又是一年秋风疾。秋雨阵阵催人疾。路正长，坎坷亦不会少，但我们义无返顾，仍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
　　纸短话长，书不尽意，就此停键！紧紧地握手！祝您及全家秋安顺利！急切地翘盼能够得到您的回音！
　　此致
　　敬礼！
　　
　　 441002：湖北襄樊人民西路168号3611机械厂
　　戚中超
　　二00七年九月九日敬呈
　　 0710-3123862（宅）；3117313（转）；
　　 wsaspl@163.com; xfwygs@yeay.net
　　（附：1、前些时寄给上级主管部门：北京新兴铸管集团公司的材料；
　　2、谨供参考的有关个人情况的证明材料及部分发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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