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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忧患|《旧文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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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寿文 提交日期:2018-7-23 14:03:00 | 分类:生活 | 访问量:67866

野兽按:这两天一直在关注疫苗事件,读了几十篇相关文章。昨天晚上有朋友分享了这篇财新《新世纪周刊》2013年的特稿,并认为是疫苗问题最为深入和全面的。在此分享给诸位书友。除了刷屏的兽爷的《疫苗之王》之外,十年砍柴的《从奶粉到疫苗,中国父母的心理还能经受起几级台风》和郑渊洁的《我从1995年起就不信任一些疫苗了》也值得细读。集合在一起,长文,请耐心阅读。还有昨天公号推送的王克勤的《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也请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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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h Carey - Music Box

 

 

 

疫苗忧患

 

来源: 《财新新世纪周刊》 2013年第50期 

出版日期 2013年12月30日

 

◎ 本刊记者 李妍 何春梅 任波 李雪娜 罗洁琪 | 文

 

2013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中国医学界几位乙型肝炎及其疫苗研究的重要人物齐聚一堂。他们无暇感受节日气氛,而是心情沉重地应对媒体,对连日发生的各地多起乙肝疫苗接种后死亡事件做出解释。

 

12月初以来,湖南首曝2名婴儿接种乙肝疫苗疑似发生严重不良反应致死;随即,广东、四川也陆续曝出类似死亡案例。至12月24日,已达7例。

 

其中,六名婴儿接种了深圳康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乙肝疫苗(酿酒酵母)。这家公司生产的这一疫苗已被全部查封停用,但已有共198批次44030686支流至27个省份。另外一例死亡婴儿是在四川,所用的乙肝疫苗则涉及另一家市场份额颇为可观的上市公司天坛生物(600161.SH)。

 

12月24日的媒体见面会,是由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称卫计委)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下称食药总局)共同组织的,出席的专家学者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生物制品所研究员赵铠,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庄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研究中心主任、亚太扑灭病毒性肝炎联盟(CEVHAP)常务理事贾继东等人。

 

乙肝疫苗接种,是迄今为止中国应对肝炎这一重大威胁的有效且低成本的手段。然而,越来越浓厚的恐慌情绪,为它蒙上阴影。

 

“如果计划免疫制度受到冲击,代价是非常大的。”贾继东语气沉重地对财新记者说。据卫计委统计,中国的乙肝病毒携带者高达9300万人。1992年起,中国政府将乙肝疫苗接种纳入计划免疫范畴。自那以后,从1992年到2010年期间,中国减少乙肝病毒感染者约8000万人,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减少近1900万人。乙肝疫苗的普及,一直被看做中国计划免疫工程的经典案例。

 

所谓计划免疫,是根据某些特定传染病的疫情监测和人群免疫状况分析,按照科学免疫程序,有计划、有组织地接种疫苗,以提高人群免疫水平,达到预防、控制乃至最终消灭相应传染病的目的。与传染病爆发带来的巨大社会冲击相比,免疫接种的成本效益比毋庸多说,也为公共卫生事业的成就证实:曾人类头号杀手的天花已被彻底消灭。强化脊髓灰质炎口服疫苗的免疫手段,也已使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起的全球无脊髓灰质炎行动接近成功的终点。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行计划免疫,主要内容最初可概括为“四苗防六病”,即7周岁及7周岁以下儿童进行卡介苗、脊髓灰质炎三价疫苗、百白破混合疫苗和麻疹疫苗的基础免疫及以后适当的加强免疫,使儿童获得对结核病、脊髓灰质炎、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和麻疹的免疫。

 

乙肝疫苗在1992年被纳入计划免疫范畴。部分省、市、自治区还把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和流行性腮腺炎等传染病的预防纳入计划免疫管理。2007年,中国政府对计划免疫的疫苗品种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展,在“五苗七病”基础上又增加到预防15种传染病的14种疫苗。新增了甲型肝炎疫苗、乙脑疫苗、流脑多糖疫苗、风疹疫苗、腮腺炎疫苗、钩体病疫苗、流行性出血热疫苗和炭疽疫苗。

 

国际非营利组织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下称帕斯)驻华代表章建康对财新记者说:“这几十年对于中国公共卫生贡献最大的第一位就是计划免疫,它对攻克乙肝防控难题所做的贡献怎么说都不过分。”帕斯不久前帮助中国第一个疫苗产品成功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意味着中国疫苗首次获得了“走出去”的门票。

 

计划免疫也催生了疫苗产业。目前中国有疫苗生产企业36家,能生产预防27种疾病的疫苗,年生产能力达10亿剂。中国是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之一,免费的一类疫苗与自费的二类疫苗市场,近几年分别保持15%与20%左右增速。中国很多疫苗如流感疫苗的接种率远低于欧美,一些新型疫苗如预防人乳头瘤病毒的疫苗(也称宫颈癌疫苗,被视为历史上第一个可直接预防癌症的疫苗)尚未引进,这都意味着巨大空间。

 

然而,随着市场规模扩大,疫苗接种的疑似不良反应案例也逐年增多。2005年,中国参照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建立了不良反应报告系统(AEFI),覆盖面从最初的10个省逐年扩大,不良反应病例总数增加到2012年的近10万例。

 

在2013年12月24日的媒体见面会上,专家们强调,虽然报告数量逐年升高,但真正的不良反应概率极低。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主任医师王华庆也确认,真正确定为异常反应的比例在整个疫苗接种期间一直保持稳定的水平,没有出现异常增高的现象。

 

但对于千千万万接受计划免疫的孩子们而言,对于不幸降临的家庭,即便百万分之一的概率,那也是百分之百的损失和伤痛。

 

公众的担忧并非没有根据。近年来,中国疫苗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2009年10月,广西来宾发生人用狂犬假疫苗事件,波及三省数千人,一名男童致死。2010年3月,山西“高温疫苗”被怀疑致百名儿童伤残。2010年4月,江苏、河北发生人用狂犬疫苗造假事件。此类公共卫生事件,加之食品药品安全领域连续发生大量安全事件,虽政府三令五申但始终难以杜绝,这让公众本已脆弱的神经时刻紧绷。贾继东不无遗憾地说:“社会不信任感非常强烈。”

 

截至目前,尚不能断言今冬七起婴儿死亡事件与疫苗接种之间有或者没有关联。卫计委官员表示,还需要最后的检测结果方能确定死亡原因和责任。虽然如此,市场期待公共卫生部门和疫苗企业重新审视对安全问题日益增加的关注和质疑。

 

无法否认的是,中国目前的计划免疫和疫苗行业尚存隐患,亟待更为公开透明和问责清晰的监管安排。各界的共识是,全社会应尽一切努力,避免在计划免疫事业的发展道路中形成政府、企业、公众三输的局面。

 

恐慌蔓延

 

公众对疫苗安全性的不信任引发医界普遍担忧,“就怕不接种的人会增多,免疫规划是一个网络,一旦有漏洞和破口,传染病爆发,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最近每天都看新闻,感觉特别不安。”广州一个婴儿的母亲心怀忧虑,急切求解,“我还能给孩子打疫苗吗?谁能给我们透明的信息?”

 

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地陆续曝出的婴儿接种乙肝疫苗后死亡与疫苗有无关系,截至发稿时并未有官方结论。但许多父母陷于恐慌,对疫苗质量不信任。

 

12月24日,上述母亲给食药总局寄出了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公开涉事疫苗的批次、流向和销售时间等信息。

 

当日下午,该申请信尚未到达北京,卫计委联合食药总局就召开了关于乙肝疫苗有关问题媒体见面会,官员和免疫专家一起回应社会的质疑。据官方说法,相关检验需要约20天才出结果。

 

在结论公布之前,恐慌的阴云未能散去。

 

同样在12月24日,湖南长沙某社区服务中心,原来人满为患的儿童保健科和预防接种科门可罗雀。“近十天,打疫苗的孩子明显减少,很多家长都延期了,已经接种的半数以上家长明确要求打进口疫苗。”一位医务人员对财新记者说,“注射乙肝疫苗的少了半数以上,接种其他疫苗的也少了近三分之一。”

 

据国家疾控中心公布的信息,在广东中山、江门、深圳及梅州已出现4例接种乙肝疫苗后死亡案例,加上湖南出现的2例和四川的1例,全国接种乙肝疫苗后死亡病例至12月24日已增至7例。

 

至12月26日,湖北鄂州市、浙江温州永嘉县、四川成都郫县都陆续曝出有婴儿疑似接种乙肝疫苗死亡后的消息。虽然湖北鄂州的1例很快被医院解除嫌疑,其他死亡原因有待认定,但恐慌无疑还在持续。

 

第一起疑似案例发生在2013年11月底。湖南汉寿一名两个月大的男婴在接种第二剂乙肝疫苗,并同时注射维生素K1之后,出现了窒息、休克等严重不良反应,抢救后一周脱离危险,并诊断为“广泛小肠坏死”。

 

紧接着又发生两例。12月6日,湖南衡阳一名刚足月男婴在接种乙肝疫苗次日死亡;12月9日,湖南常宁一名八个月的男婴在接种乙肝疫苗次日死亡。

 

两天后,湖南省疾控中心展开调查。12月12日,湖南省卫生厅紧急发文,要求常德、衡阳、郴州等相关五个市州暂停使用涉事两批次疫苗。12月13日,国家食药总局发布紧急叫停令,暂停销往广东、贵州、湖南三省的相关批次疫苗。

 

从12月19日起,广东省卫计委又先后通报了4例疑似乙肝疫苗致死案例,12月20日,食药总局和卫计委联合发出通知,叫停深圳康泰的全部乙肝疫苗。

 

从11月底出现第一例疑似病例,到12月20日“全面叫停”,乙肝疫苗安全疑云经历了近一个月的发酵期,尤其是从“分批次叫停”到“全面叫停”,又经历了一周时间和新增四人死亡的消息。信息披露是否快捷透明,监控网络是否全面准确,处理办法是否及时到位,都遭到了公众质疑。

 

在上述乙肝疫苗媒体见面会上,卫计委疾控局副局长雷正龙表示,在原因未确定之前,两部门已发布叫停通知,控制涉事疫苗流向,并协调替代疫苗以保证供应。

 

“界定是不是接种疫苗致死,需由流行病、临床医学、疫苗学、法医等领域专家共同确定。不仅要遵守时间关联原则,还要遵守另外四个原则,包括生物学合理性、关联特异性、关联强度、关联一致性等。”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主任医师王华庆介绍说,疾控中心接到异常反应报告,会先叫做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经过调查诊断专家组确认后,才能称之异常反应。“这是个非常专业的过程。”

 

第一次仅叫停涉事批次的疫苗,“是基于当时对风险的判断和审慎评估。”王华庆解释说,湖南三例主要涉及深圳康泰两个批次的产品,“如果涉及单个批次,会单独对一个批次进行控制,停止使用、召回。”深圳再现疑似报告后,两部门叫停了深圳康泰全部批次的疫苗。“如果多个批次产品质量不合格,包括质量检验和临床不良反应,则怀疑是系统性问题,要求这个产品所有批次都采取控制措施,包括停用和召回。”

 

上述措施仍被认为有应对仓促之嫌。“反应还是慢。” 湖南省衡阳市疾控中心一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感叹,“国家免疫规划惠及数亿人口,投入人力物力难以计数,尤其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基层,疫苗推广非常不容易,还要说服解释,到门到户,这种信任危机让我们几十年来建立的基础网络受到冲击。”

 

公众对疫苗安全性的不信任,引发了医界的普遍担忧。上述湖南省衡阳市疾控中心人士表示,“就怕不接种的人会增多,免疫规划是一个网络,一旦有漏洞和破口,传染病暴发,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质量鸿沟

 

中国的疫苗从注册、质量标准的制定到生产流程管控都较为严格,但执行过程常常打折扣,且生产工艺、技术及流通管理也亟待提高

 

“预防重于治疗”是国家一以贯之的口号,疫苗的重要性也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认知。不过,国人对于国产疫苗质量的信心,显然还是有待提升的。

 

这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领域。财新记者遍访业内人士,大家达成的基本共识是,中国的疫苗从注册、质量标准的制定到生产流程管控都较为严格,但执行过程常常大打折扣,且生产工艺、技术及流通管理也亟待提高。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疫苗生产国,但疫苗产品一直难以获得国际标准认可走出国门。2013年10月,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下称中生集团)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通过了WHO 的疫苗预认证。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获此认可的惟一疫苗产品。

 

这家公司总经理葛永红此前曾告诉财新记者,2006年,公司便和帕斯签署了合作协议,旨在共同推动该企业的一款乙脑减毒活疫苗产品申请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以期能够进入到联合国的药品采购清单。从那年起直到2013年10月份正式宣布通过,项目经历了长达七年多的时间才获得成功。公司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包括改建、新建了相关的厂房;为了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还重建了质量管理体系。

 

但并非每一个企业都有意愿和能力达到上述标准。中国疫苗质量标准是在参考国外标准的基础上制定的。一位外资药企疫苗部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疫苗标准各国大同小异,虽然会有一些小改变,比如会考虑到国内企业的生产能力。总体来看,其标准是基于质量能够保证的基础上。

 

据这位人士介绍,比如SOP(标准作业程序)管理,几乎国内每个行业都十分健全,原则上疫苗企业也都必须遵守;比如2010年又在新版GMP中对疫苗车间做了专门的要求。

 

中国最近一轮加强对疫苗的管控从2010年开始,这一年引入了世界卫生组织基于系统和风险的疫苗质量风险检查模式,并为此专门培养了100名符合WHO疫苗监管要求的药品GMP检查员;这一年还颁布了新版药品GMP,GMP是《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ood Manufacture Practice)的英文缩写,是对企业生产过程的合理性、生产设备的适用性和生产操作的精确性、规范性提出强制性要求。

 

“流程管理、GMP认证等都是非常好的质量管理制度,但是好的东西未必能执行好,且执行好了能否持续也是问题。”在上海一家生物制药企业工作的孟先生告诉财新记者,他在参观国内某疫苗企业的生产车间时就看到,有企业员工在要求无菌的生产车间抽烟。

 

按照新版GMP的规定,中国血液制品、疫苗、注射剂等无菌药品应在2013年12月31日前达到新修订GMP要求,否则企业将不得继续生产药品。

 

据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11月26日发布的新版GMP认证进度,全国共有1319家无菌药品生产企业,截至2013年10月,通过新修订GMP认证的药品生产企业为429家(其中核发 596张证书),占无菌药品生产企业总数的32.5%。“现在有些疫苗企业还在申请放宽认证要求,否则不少企业就会被淘汰出局了。”上述上海生物制药企业内部人士称。

 

同时,中国大部分疫苗企业使用的依然是西方国家已淘汰很多年的技术。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的一段表态,被多个媒体广泛引用。他称,部分国产疫苗在大规模人群使用中达不到质量标准。他也曾表示,“目前疫苗的新技术是存在的,但由于中国没有推动新技术应用的政策和体系,疫苗生产技术更新很慢,甚至没有更新,一直沿用30年前的生产技术”。

 

一位医药行业高级咨询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不少国内疫苗使用的原材料菌株都是二代或者三代的,国外疫苗则大多采用最原始的菌株,这样生产出来的疫苗更有效。

 

疫苗生产过程的监管非常复杂。业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疫苗的生产从工艺上讲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环节,主要分为四类:细胞培养、纯化工艺(粗提和精提)、配制工艺、分装包装。

 

对疫苗的检验伴随着疫苗生产的全部流程。从一开始细胞培养的水、容器到后面提纯配制,每一步都有几个到几十个不同的检验报告要填,每一步企业内部的质检部都会抽样检测,签字证明;每一批疫苗上市前,都需要通过“批签发”,每批疫苗的试剂批号、厂家、原辅材料、有效期、产地、生产流程中所有的信息都要提交到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下称中检院),每一步都会有人盖章签字。

 

“批签发”制度与生产质量监管密切相关。所谓“批签发”,是指国家对疫苗类制品、血液制品、诊断试剂等生物制品实行更为严格的管理制度,每批制品出厂上市或者进口时进行强制性检验、审核,检验不合格或者审核不被批准者,不得上市或者进口。

 

疫苗生产过程是由食药监部门负责检验,上市之前,还会经过“批签发”制度再审,疫苗运输和存储是由食药监部门负责的全程冷链,再往下就是各级防疫站、医院和社区服务站。“其中最关键的环节是‘批签发’制度,因为这是第一道关卡,也是最重要的许可关卡。”新疆石河子疾控中心一位负责人对财新记者介绍, 2002年初,中国开始对乙肝、麻疹和百白破等五种计划内免疫疫苗开始实行“批签发”管理制度,到了2006年1月,中国对所有预防用疫苗都实行“批签发”管理制度。

 

“批签发”制度包括两大环节:检验和审核。“也就是说在批签发过程当中,除了在实验室对产品的质量按照标准进行检验,要对企业提交的生产过程当中的质量控制文件进行严格的审核。”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药化监管司司长李国庆介绍。

 

“但最重要的还是检验,主要是现场抽样和实验室检验。” 新疆石河子疾控中心负责人介绍说,“在国外都是由第三方实验室做检验,这样保障了检验的严格公正,另外,只要符合标准的实验室都可以纳入检验队伍,这样保障了检验的充足性。”

 

李国庆也表示,“其他国家基本上放在大学实验室等第三方机构。”但他认为,中国疫苗签发全部放在中检院也是非常严格的,阻止了很多不合格产品的上市。

 

按照国家药监局的通告,疫苗的批签发工作由中检院负责,北京、吉林、上海、湖北、广东、四川、甘肃等七个获得授权的地方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负责管理辖区内疫苗的现场抽样和部分项目的检验工作。

 

在2007年以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仅有五种,2007年,国家免疫规划扩大到预防15种传染病的14种疫苗。“需要‘批签发’的疫苗量增加了很多倍,因为好几种疫苗都需要注射三剂的,但中检院的编制是有限的,尤其是地方所,人手非常紧张,而且疫苗‘批签发’对专业要求也很高。” 新疆石河子疾控中心负责人透露。

 

2012年第8期的《中国药事》,刊登了中检院质量管理处处长张启明、化药所所长杨化新等人的论文《浅谈中检院的药品标准管理》。论文指出,中检院“目前管理方式相对滞后,仍停留在手工管理水平,耗时耗力,且难以溯源及确保标准使用的有效性,对这种管理模式进行改进已迫在眉睫”。

 

垄断+价格战

 

极低的价格、垄断的市场,打击了跨国药企、民营疫苗企业进入一类苗招标采购的积极性,技术的更新换代、质量的提升也因此受限

 

质量水平低、技术水平落后,这些对疫苗行业的诟病已经持续多年,企业为何没有动力去做相应提升?

 

目前中国将疫苗分为两大类进行管理。其中,第一类疫苗是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的疫苗;第二类疫苗则是由公民自费并且自愿接种的疫苗。当前市场上常用的第二类疫苗有肺炎疫苗、水痘疫苗、口服轮状病毒疫苗、流感疫苗、狂犬疫苗、风疹疫苗等,约30个品种90多个品规。

 

每年,中国疫苗总剂量超过10亿剂,其中大部分是一类苗。目前,一类苗市场基本被中生集团公司下辖的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和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垄断。该集团拥有40多个疫苗品种,占国产疫苗品种数的80%。

 

这些研究所原本都是政府直属的研究机构,后改制为国有企业。山西省疾控中心信息管理科前科长陈涛安曾对媒体介绍,由于这些研究所几乎垄断了国内的一类苗市场,为避免内部出现价格和质量竞争,每年的招投标这六大研究所和卫生部、疾控中心的领导会协议定价,再按订单生产。其目的就是实现统一价格,分片而治。

 

没有了竞争,且市场庞大供不应求,一类苗技术上的进步总体缺乏动力。目前中国开发的疫苗品种大多为单价疫苗、减毒活疫苗等传统疫苗品种,国外上市的疫苗则多以联苗、灭活等新型疫苗为主。“要淘汰落后产能,就需要更换生产线,但现在生产出来的疫苗供不应求,且二类疫苗市场质量和价格更加混乱,很难对一类疫苗市场形成冲击。”一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说。

 

国企垄断格局下,当前只有极少数民营企业进入了乙肝疫苗和乙脑减毒活疫苗等少数品类的供应市场。其中,深圳康泰生物就是最为成功的案例,其步步逼退国企的手法就是价格战。

 

2005年,乙肝疫苗市场在两大主流酵母乙肝疫苗和重组CHO细胞乙肝疫苗之外,新增加了大连高新生产的重组(汉逊酵母)乙肝疫苗,该疫苗一上市就较为热销,原主流市场各厂家为了占领市场份额,开始竞相降价。

 

当年,以北京天坛和深圳康泰为代表的酵母疫苗率先降价。5μg剂型的产品降至5.3元/人份,返利幅度为1元左右,2005年康泰公司产品在河北省普种价已降至4.5元/人份。10μg剂型的疫苗也同样遭遇降价。

 

受酵母疫苗降价风波的影响,CHO细胞疫苗生产厂家也加入价格大战。以10μg剂型为例,华北制药金坦公司的乙肝疫苗此前价格始终保持在12元/人份以上,此后也降低到9元/人份。在供给商业公司的价格上,兰州所降至7元/人份,成都所、长春所则降低到6.5元/人份。

 

价格战愈演愈烈,各生产厂家你争我夺。到2009年时,国家限定一类乙肝疫苗5μg、10μg、20μg出厂价格分别为1.9元、3.1元、3.9元。其中,5μg乙肝疫苗从2011年后已停止批签发,目前市场主要以10μg为主。

 

自2009年国家发改委对一类疫苗实施限价以后,国产乙肝疫苗的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发改委的统一定价基本上是在成本基础上加30%左右的利润,但是,一类苗需要供应全国市场。中国最偏远地区的疫苗供应耗费大量物流、运输费用,接种宣传费用等,这些都是企业的成本。

 

“一类苗其实不赚钱,政府埋单,一类苗生产企业相当于代工生产,毛利率有限。”北京一家乙肝疫苗生产企业内部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一方面这个市场已经饱和,另一方面,极低的价格也让很多后来者不再有兴趣。

 

已进入的企业主要靠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获取利润。“10μg乙肝疫苗原来一人份15块,后来康泰加入之后最低将价格打到接近成本。”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企业降低成本的手段很多,比如降低染菌率或者将一些鉴定试剂或机器换做国产。只要生产流程和检验标准不变,不会影响疫苗质量。

 

在量大的情况下,陈涛安曾有分析认为,康泰生物的乙肝疫苗原材料为酒糟,成本非常低,算起来每支成本不会超过1元。“其他厂家没办法把成本控制到那么低,所以市场占有率逐年降低。国企如果在乙肝疫苗生产上亏本,大多都是减产,这样市场就都被康泰拿走了。”上述业内人士介绍。

 

极低的价格、垄断的市场,打击了跨国药企、民营疫苗企业进入一类苗招标采购的积极性,虽然一类苗市场已经完全放开,符合要求的企业均可以申请进入一类苗的招标采购,但是迄今为止,进入者依然寥寥。一类苗技术的更新换代、质量的提升也因此受限。

 

疾控中心的角色

 

康泰生物多次被定为“单一来源”方式进行集中采购,对于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进行采购,受访的疾控部门不愿回答

 

疫苗的流通渠道单一,一般为疾控中心、代理商及医院。

 

按照《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规定,一类疫苗由政府统一采购,免费提供。其操作模式一般是,由省(区)政府的采购中心根据省级的疾控中心报备进行规模招标,药企能否中标主要依赖于招标的组织方,即政府采购中心以及当地省疾控中心的需求口径。

 

一位市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介绍,各预防接种点需要什么疫苗,都由接种点根据自己的需要上报,然后由该中心汇总后报到省里统一采购。二类疫苗的采购管理一度和一类疫苗类似。

 

2005年6月1日,《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实施后,以往二类疫苗运作模式发生改变——疫苗从昔日行政部门集中进购、供应,变为县(区)一级疾控机构、接种点均可自主从厂家直接进购。此《条例》一出,业界沸腾,盛赞疫苗市场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系统控制的局面将彻底结束,疫苗流通渠道将产生巨大变革。

 

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最终除少数品种的二类疫苗通过市疾控部门进购外,多数二类疫苗由各县(市)、区一级疾控机构自主进购,再向辖区接种点销售,罕有接种点自主进购二类疫苗的情况。

 

“每个地区的流通都不同,有时候我们的疫苗通过了市级疾控中心采购备案,但接种点有权拒绝我们进入。”上述上海一家生物制药企业的内部人士告诉财新记者。

 

换句话说,2005年的《条例》成了一纸空文,多个省份或明或暗地都回归了集中采购体制。一方面,业内人士认为集中管理有利于运输和存储的规范;另一方面,则是疾控中心不愿放弃经济利益。

 

疫苗的销售价和出厂价之间有很大的价差,各级疾控中心逐级加价销售。以2013年5月贵州省物价局《关于规范第二类疫苗价格管理及相关事宜的通知》为例。通知规定,通过省疾控中心统一供应的二类疫苗,以实际购进即公开招标的中标价为基础,按不超过10%的加价率供应市(州)疾控中心,市(州)疾控中心再以实际调拨价为基础,按不超过10%的加价率供应县(市、区)疾控中心,到县(市、区)级疾控中心时候,再以实际调拨价为基础,按不超过15%加价率供应接种单位,接种单位(包括各级疾控中心的直属接种单位、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乡镇和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再以实际调拨价为基础,按15%的加价率向适宜人群接种。四级加价下来,疫苗到消费者身上的价格已经远远高于中标价。

 

在四川遂宁市安居区食药局工作的刘欣近日在一篇名为《浅析加价调拨二类疫苗的问题与对策》的文章中写到,从编制和财政拨款上看,疾控中心作为政府举办的公益事业类单位,其享受全额财政拨款。而疾控中心在调拨二类疫苗过程中加价销售的行为,却未见改变的迹象。

 

刘欣认为,这种模式容易导致行业垄断。尤其是,虽然一些二类疫苗质量更好,但由于现有定价机制,其对一类疫苗的市场格局更难以撼动。

 

按照国家规定,疫苗只能通过各个接种点对公众接种,别无其他渠道,所有接种点都归疾控系统领导,所以疾控中心控制住了各个接种点的进货渠道,就等于控制住了所有疫苗的市场。同时,刘欣认为,疾控中心加价调拨二类疫苗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购进销售二类疫苗的过程,就是一个盈利经营的过程。

 

由于采购供应渠道独立,系统内部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上级采购,下级调拨,终端使用,层层加码,价格越高,利润越大。采购什么厂家,使用什么剂型,购进多少数量,购进价格多少往往由一个几个人就决定了。

 

康泰生物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进入全国近30个省的市场,也曾引发业界不少猜想。

 

国家食药总局12月2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此次康泰生物乙肝疫苗在产品有效期内的共198批次4403万余支,相关产品销售到27省(区、市)。而通过查看多个招标网站和招标、中标公告可以看到,康泰生物多次被定为“单一来源”方式进行采购。而对于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进行采购,受访的疾控部门却不愿回答。

 

“由于是国家埋单,一类疫苗采购数量和金额一般由疾控部门决定,中间的加价环节更加隐蔽,运作空间更大。”业内人士表示,使用环节的贿赂空间甚至延伸到了招标环节,含有回扣成本的疫苗价格高出普通疫苗,但更容易销售,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难以避免。

 

虽然疫苗流通走疾控环节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市场,但如何加强对这一模式的有效监管,同样是确保疫苗安全的重要环节。

 

脆弱的安全链

 

多位业内人士一致认为,冷链仍然是免疫规划中最薄弱的环节

 

在运输、储存过程中如何确保疫苗的质量安全,也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前述外资药企疫苗部人士介绍称,其所在公司不但要保证产品上市前的“批签发”检测合格,而且还会考量从原材料到生产、储存、运输整个过程中药品的质量安全。

 

卫生部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刁连东曾指出,乙肝疫苗要求在2℃-8℃条件下运输和避光储存。冷链建设,正是以前制约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疫范畴的主要原因。

 

上述人士称,对于他们公司来说,如果温度不在规定范围内,一般工厂会做相应的实验以及论证,通过非常严格的评估过程之后,如果认为没有问题,才可以上市,如果不能确定,则会全部销毁。

 

在基层如何保障疫苗的冷链运输,一直被视为难点,特别是在中国的农村地区。一位医药行业咨询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在他们团队的调研过程中,曾见到有些农村将疫苗直接装上摩托车运输到相应接种地点的情况,这让疫苗的质量很难得到保障。

 

由于疫苗对温度敏感,从疫苗生产、贮存、运输、分发到使用的整个过程都必须有妥善的冷藏设备。冷链的配套设备包括贮存疫苗的低温冷库、冰徘速冻器、运送疫苗专用冷藏车、冰箱、冷藏箱、冷藏背包以及计算机和零配件等。

 

为打造“冷链”,根据国家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 2002年-2003年,中央财政支持中西部项目地区冷链设备经费合计2500万元;2004年,中央转移经费项目中支持西部省份冷链建设2597万元;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3.74亿元支持中西部省份冷链建设。各省、市、县级部门也有不同程度的拨款。

 

即使如此,多位业内人士一致认为,冷链仍然是免疫规划中最薄弱的环节。2008年,广西贵港市疾控中心谭雄林发表文章《计划免疫人力资源及财政投入与冷链设备现况调查》,指出“43.77%的冷链设备已使用10年以上,22.15%损坏报废,其中,疫苗运输车、普通冰箱、冷背包的损坏程度较为严重。”

 

广西岑溪一位村医告诉财新记者,每次到乡里要走两个多小时山路,所以往往连办事、取药、取信、购物一起置办。“很多卫生所冰箱都是坏的,村医提的冷藏箱也是坏的。不可能单独拎个箱子,我们都挑担,而且就赶几个人打几针。”

 

在疑似病例所在地——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白果镇江东乡旺州村,破旧的江东卫生院甚至无法提供最基本的发热和外伤救治服务,村庄里500人都需要经两个小时路程,辗转到临近乡镇医院求医。村里略有威望的村医也不再以医术为生,而是转行做红白喜事的生意,“兼职”为村民看看病打打针。

 

“村医是最不愿意打疫苗的,因为打疫苗是没有钱的,疫苗都是国家免费提供的,我们也是白给打。”这位广西岑溪村医一人身兼多职,“我卖东西,也帮人买东西、送信、打电话,主要还是开商店赚些钱。”

 

这位广西岑溪村医所在的村,320多口人分布在山涧和山腰上,从村医家到最远的村民家,要步行40分钟,中途穿过一条小河。“你说我跑那么远,就为了白给他打一针?” 这位村医问。

 

从2009年起,为做好预防接种查验和补漏工作,各地开始发放《预防接种证》,并将证件查验工作纳入儿童入托、入园、入学报名程序。“很多人打疫苗就是为了盖个戳,有的急着上学的,也就给盖,不打针了。” 广西岑溪村医坦承,“打疫苗确实有点乱。”

 

从2004年起,乡村医生需要经过注册及培训考试,才能以正式名义执照开业。目前,中国有乡村医生近百万人,但考取执照的不到10%,因此拥有财政拨款发放的“工资”者凤毛麟角,尤其在2009年逐步取消药品加成后,乡村医生收入微薄。

 

“以前经费有保障,现在人员都留不住,以前接种医生打二类疫苗有提成,现在收支两条线,村医大多没什么收入。”国家疾控中心计划免疫中心有关人士对财新记者透露。

 

2009年,时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主任梁晓峰也曾指出,免疫规划的财政投入主要用于购买疫苗、注射器以及相应的硬件设备。“没有工作经费,现在要求地方政府解决人员的经费,包括一些病的监测和疫苗效果的监测或者其他异常反应处理等,由地方政府解决。”

 

但实际上,“中西部很多地区财政很紧,根本没有钱拨下去。”新疆石河子疾控中心人士表示,“即使拨下去,很多村医没有注册,身份没法确认,也拿不到钱,总不能钱跟着疫苗走,疫苗要过很多级别很多人手,怎么分?”

 

基层防保队伍薄弱带来隐患重重。2011年1月,山东茌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湘熹在《计划免疫》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基层防保队伍大多存在人员学历及专业技术结构偏低、业务水平较差、岗位职责不明、人员不稳定及年龄老化等问题。

 

“在山东省某市153个乡镇基层防保专业队伍中,共有防保人员1204人,具备大专以上学历人员仅占9.8%,中专学历者占34.0%,高中及以下人员占56.2%;具备中级职称者占21.3%,初级职称者占69.9%,无技术职称者占8.8%。除国家正式在编职工外,尚有100多名临时工。” 于湘熹表示。

 

乙肝疫苗接种时间分别在出生时、第一个月和第六个月各一剂。“新生儿高发死亡就在围产期,也就是产后一周,另外,新生儿抵抗力、生命体征各方面都不稳定,如果免疫人员缺乏相关知识,非常容易出问题。”湖南省衡阳市疾控中心人士表示。

 

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教授贾继东介绍,按照接种乙肝疫苗的规程,新生儿中早产儿、低体重儿等暂时不予接种。另外,按照乙肝疫苗接种“七禁忌”,发热者、过敏体质、现患病者、免疫抑制剂使用患者等都不宜接种。

 

但在疑似病例接种医院——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第二人民医院,除了“当天不要洗澡”的嘱咐,医生没有任何接种前检查和询问,也没让监护人签署《乙肝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以告知必要的信息,如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等。

 

承担风险

 

中国政府对异常反应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已是敢于承担责任的重要一步。但这还不够

 

在质量和责任问题带来的不良反应之外,尚有一类并无任何过错方的不良反应,即异常反应。但公众对此所知甚少,尤其容易诱发纠纷和恐慌。

 

根据2005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下称《条例》),异常反应是指合格的疫苗在实施规范接种过程中或者实施规范接种后造成受种者机体组织器官、功能损害,相关各方均无过错的药品不良反应。例如,少数人在接种后出现晕厥、过敏性休克、变态反应性脑脊髓膜炎、过敏性皮炎、血管神经性水肿等并发症。这些虽然发生几率很低,但后果往往很严重。

 

2005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参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做法,将不良反应(AEFI)分为7类,包括疫苗本身的不良反应(一般反应和异常反应)、疫苗质量事故、实施差错事故、偶合症、心因性反应和不明原因的反应。

 

就现有统计看,乙肝疫苗的异常反应概率很低。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接种乙肝疫苗引起的过敏性休克发生率为1.1/100万剂次。中国公布的乙肝疫苗注射异常反应概率,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据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自2000年至2013年12月20日,接种乙肝疫苗后上报的死亡病例共计188例,其中确定为接种疫苗异常反应的为18例,包括过敏性休克、水肿等。在这188例当中,没有出现过因疫苗质量问题致死的案例。

 

但实际上“很多异常反应都被瞒报或漏报了,尤其是西部地区和基层地区的案例”,新疆石河子疾控人员透露。

 

早在1980年,原卫生部就出台了《疫苗安全性监测官方指南》,以配合刚刚起步的国家免疫规划工作。从1985年到2002年,北京、江苏、上海、广东等十个省市陆续建立了本地区疫苗安全性检测试点系统。直到2005年,中国才加速建立全国AEFI(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检测系统;2009年,系统扩展到所有省份,并逐级向县镇村一级渗透。

 

《疫苗》杂志2013年第2期刊发文章《预防接种后副反应事件报告发生率的系统综述:中国与其他国家上市后监测情况的比较》指出,“中国国家与省级研究间的报告发生率差异占主导地位的原因,很大可能是AEFI 监测系统的灵敏性存在差异。由于许多省刚纳入全国监测系统,报告意识相对较低,存在漏报现象,降低了全国的报告发生率。”

 

“最常见的解释是偶合症,尤其是死亡案例,基本都是因为偶合症死亡,这个合理吗?”某外企乙肝疫苗生产企业高管表示。他担心:“所谓偶合症,恐怕是一个推脱责任的问题。”

 

偶合症是指受种者正处于某种疾病潜伏期,或存在尚未发现的基础疾病,接种后巧合发病(复发或加重),偶合症的发生与疫苗本身无关。疫苗接种率越高、品种越多,发生的偶合率越大。

 

据全国AEFI监测信息管理系统公布的数据, 2005年-2009 年,全国乙肝疫苗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共有例,生率仅为16.17/100万,其中74.26%是不需要临床治疗的一般反应,17.88%是需要临床治疗的异常反应,有185例,即4.76%属于“偶合症”。

 

然而,在AEFI报告的注射乙肝疫苗后的死亡案例,却基本都是因“偶合症”死亡。2006年1月-2007年3月,10个死亡案例中,2例可能为接种乙肝疫苗所致的急性过敏性休克(死因无法确定),其余8例为其他疾病所致。2009-2011年广东婴儿接种乙肝疫苗后死亡病例有9起,死因全为偶合反应,与接种疫苗无关。

 

不过,曾参与多起医疗纠纷案件诉讼的上海海上律师事务所医疗律师刘晔对财新记者说,针对疫苗接种所导致的风险,有关保障制度正在逐步完善。如果确定死亡为疫苗导致,可根据具体情况寻求补偿或赔偿。假如患者遇到严重的疫苗不良反应甚至致死,应该要根据检验评估结果来判断责任,“最主要是看与疫苗是否有关联”。

 

刘晔对财新记者分析,患者追究关于不良反应具体责任,目前主要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确定为疫苗异常反应问题。刘晔解释说:“这也就是说,如果产品质量没有问题,注射也没有问题,系疫苗自身特性导致的反应。”他表示,因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造成受种者死亡、严重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的,如接种的是国家免费提供的一类疫苗,则由国家财政出钱给予一次性补偿:如果接种的是个人自费选择性接种的二类疫苗,则由相关疫苗生产企业承担补偿责任。

 

至于补偿的具体金额,各地规定不一,通常与当地人均收入挂钩。刘晔说,《条例》出台后,虽然规定了国家的补偿责任,但各地具体补偿办法并不明确,至近几年各地陆续出台完善了补偿办法,国家补偿制度方更具操作性。

 

以北京为例。2012年,北京出台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办法。其中,死亡补偿金按照申请补偿时全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一次性补偿20年。但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补偿减少一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以2012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36469元计算,最高者可补72万余元。

 

之所以对于异常反应只“补偿”, 不“赔偿”,刘晔解释,乃是因为异常反应并无真正的过错方,但对于这种令多数人受益的公共政策不可避免地导致极少数人因体质等原因受到伤害,政府有义务安排补偿。

 

另一种情况则涉及疫苗的责任事故。刘晔解释,如果确系疫苗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或接种过程存在责任过失等导致受种者严重伤害甚至引发死亡的,责任方应该提供赔偿。这种情况下,则要区分事故原因,以便分清责任。刘晔表示,关键程序是进行有关的医疗鉴定,大致程序和医疗纠纷相似。不过对于此类责任的确定和区分,刘晔认为在法律实践当中“难度很大”。

 

人们总希望疫苗是“完美”的──既能保护所有接种者,又不会产生任何副作用。然而,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在对过往预防接种不良事件进行总结时写道,“现实总非完美”。鉴于此,严格的质量标准,一丝不苟的生产安全监管,竞争充分、定价合理的市场体系,无缝的储运配送环节,接种前周到的知情同意安排、通畅的异常反应鉴定渠道、疑似涉事产品及时召回、对受损者家庭的合理补偿、公开透明的社会监督、健全的维权机制,只有完善这一整套的制度,才能为千万接种者的权益提供安全屏障,也才能重建市场的信心。

 

在刘晔等人看来,中国政府对异常反应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已是敢于承担责任的重要一步。但这还不够。

 

本刊记者于达维、刘京京,实习记者吴剑杰对此文亦有贡献

 

 

从奶粉到疫苗,中国父母的心理还能经受起几级台风?

 

来源:十年砍柴公号

 

说实话,这些年来,国人的安全感已经越来越低。

 

“大部分家长现在的标准动作应该是先翻孩子的疫苗本,再翻香港澳门的疫苗攻略,最后翻移民广告。”

 

不但狂犬病疫苗造假,百白破疫苗质量也是不合格的!这两天,上市公司长生生物25万支假疫苗已销往山东的消息令人瞠目结舌!想想看,20多万家庭啊,带着3个月到6岁的孩子去接种百口咳、白喉和破伤风的疫苗,现在得知打进孩子身体里的疫苗是假的,这让人情何以堪,情何以堪?!于是有朋友在朋友圈发出上述感慨。

 

 

昨天,原南方周末资深记者兽爷在自己公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疫苗之王》,刷爆了朋友圈,成为一篇现象级的自媒体文。从上午11:57发出,到晚上9点,点赞超过4万,阅读量应该有近1000万。如果算上其他公号、客户端的转载,这个数字更是惊人。

 

也是在昨天,上海等东南沿海省市发出台风预警,预测这次台风“安比”最大风力可达8级至10级。

 

《疫苗之王》这篇文章对中国父母心理的冲击恐怕不亚于一场台风。家长们纷纷回家找出孩子的疫苗本狂翻,看有没有文中提到的那几家药企的疫苗。如果有,则心急如焚;如果没有,则略为放心。可即使接种的疫苗生产厂家不是近期媒体揭露的厂家,只要是国产,仍然心里打鼓。可以说,中国疫苗产业遇到了空前的危机;中国防疫体系和药监部门的公信力也遭遇了巨大的危机。

 

这一幕,让人想起了整整十年前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那一场大台风,几乎摧毁了中国国产婴幼儿奶粉行业。一个将“made in China”标签贴遍全球的大国,家长们却像蚂蚁搬家似的从境外带奶粉回来,直至将香港的外国进口奶粉抢购一空,惹怒了当地居民。

 

这场疫苗台风的发端是有媒体爆出长春长生公司生产的狂犬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问题,紧接着这家公司又被挖出其生产的“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经检验,“效价测定”项不符合规定。

 

兽爷的那篇文章从专业上说,并非没有可议之处。作为自媒体,天然的短板是无法如媒体机构那样,派记者去采访当事人和监管部门,而只能根据可以公开找到的信息,包括公司的财报、招股书和其他媒体的报道,进行分析、整合,然后写出一个适合移动互联网传播的文本。从传播角度而言,兽爷此文无疑是相当成功的,文章从头到尾,一次次击中人的痛点。那种新媒体范式的揶揄、反讽,更加大了读者的痛楚感。文本再继续传播下去,恐怕就不仅仅是牵扯几家药企和中国疫苗产业的问题了,而关系到社会稳定。

 

文章中涉及的企业相关人士深谙这种套路,他们很娴熟地把自己企业遭遇到的危机和公权力捆绑起来,大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架势。如深交所上市的康泰生物(300601.SZ)副总经理、董秘苗向在媒体圈里回应:

 

今天朋友圈等媒体上传播不良消息,涉嫌攻击公司大股东,对中国计划免疫政策、中国政府质量管理部门不信任。该文是从过往媒体报道(含部分不实报道)和几家公司招股书上内容整合而成,并无实质内容。

 

 

 

您瞅瞅,他把公司的大股东被“攻击”和对中国计划免疫政策的不信任几乎划等号了。这位董秘只能说人家整合的文章没有新的内容,不能说无“实质内容”,难道几家公司的招股书不是“实质内容”,全是虚假信息?过往的报道难道也不是“实质内容”?至于哪些内容你认为不实,可以就人家的文本一一辩驳。

 

有人认为让讨论消失是最好的办法。如此,诸多问题就不存在了吗?比如媒体披露的那几种疫苗究竟有多大的问题?危害性如何?除此之外,这些企业其他的疫苗是否安全?当地药监部门对这些企业的监管是否到位?

 

当然,调查需要时间,我相信接下来有关部门会发布调查结果,也不排除一些企业和责任人受到处罚。但是,在当下这种舆情汹汹之下,调查的结果能否让人相信,是要打个大问号的,众多家长心中的恐慌也不知道要持续到何时。

 

7月4日,搜狐的《后窗》刊发了刘思洁采写的一篇报道《三聚氰胺事件十年:受害者家庭多生二胎 乳业重塑》,文中写道:

 

今年13岁的任辰(化名)是受害者之一,从出生起就食用三鹿、南山和伊利奶粉。2008年,3岁的他被查出肾结石。同一年,蒋亚林看到奶粉有问题的新闻后,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发现孩子患上了双肾结石。

 

毒奶粉造成的伤痕,在这些孩子身上存留至今。

 

晚饭吃到一半,任辰从口袋里掏出了药瓶,母亲从消毒柜里拿出杯子,倒上一杯热水。父亲拿出药箱,把一粒粒药丸扣下装到已经见底的药瓶内。

 

任辰吃的是用来控制体内钾含量的药丸,每周三次他还得坐三种交通工具去长沙做肾透析,平时需严格控制饮食,少喝水,不能剧烈运动。这些在家庭中已是稀松平常的事。

 

..........

 

他们像定时炸弹,安放在父母身边。看病寻医宛若无底洞,而三聚氰胺的伤害程度、后续影响以及针对病患的治疗手段至今不详,这种朦胧、混沌的未来,或许会伴随孩子们的下一个十年。

 

“三聚氰胺”奶粉那么大的事,不也过去了么?除了那些受到伤害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留下终身难忘的伤害;还有一些媒体人,在十年后旧事重提。大多数国人,谁还会想起这事?

 

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缺乏信仰的国度。这里的人不信宗教,不信道德,不信正义,唯一信的只有钱。也许,钱就是国人的信仰。从毒奶粉到假疫苗的十年整,我们失去且永远没有再捡回来的信仰,似乎也是贴切的。

如鲁迅先生所言,“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公众的痛楚感终将被流失的时光抹平,或许在下一次遇到类似事件,再重复以前的愤怒。真不知道,中国父母的坚强心理,究竟还能经受起多少级台风?

 

 

 

 

郑渊洁:我从1995年起就不信任一些疫苗

 

◎作者 | 郑渊洁

◎来源 | 郑渊洁官方新浪博客,收入郑渊洁著作《第一次写皮皮鲁》(1999年学苑出版社)

 

1995年12月4日,读小学的儿子郑亚旗放学回家后对我说:“郑渊洁,老师让明天交18元钱。”

 

我说:“知道了。一会儿给你放在书包里。”

 

吃晚饭时,我无意问了郑亚旗一句:“交钱买什么?”

 

郑亚旗说:“打针。”

 

我警觉地问:“打什么针?”

 

他说:“预防针。”

 

我感到蹊跷。在我们国家,给孩子打预防针都是免费的,学校为什么收费给学生打预防针呢?熟知通过老师向学生推销商品内幕的我打了一个激灵,莫非药品或卫生防疫部门也知耻而后勇地打起了学生的主意?我有一个原则,不管老师让我掏钱买什么没用的东西,我都酣畅淋漓地解囊。但是如果校方动通过往孩子身上注射药剂或口服药片的念头挣钱,我会殊死反抗。作为一个家长,当学校利用权力往你的亲骨肉身体里输入有可能毁了你的孩子的药物时,如果你不但不抗争保护孩子,反而提供经费,你还是父母吗?!

 

我向儿子要白皮书。老师每次收费都会给家长一张名正言顺的用白纸打印的信,我家戏称其为白皮书。儿子中止进餐从书包里将白皮书找给我看。白皮书上说是给学生注射“甲肝疫苗”。儿子从我的脸色上判断我可能会拒绝交费,他说:“我明天必须交钱。不带钱,老师会让我回家拿。”我说:“钱你照交,到打针那天,我给你请病假。这针咱们绝对不能打。谁为了经济目的往我儿子身上注射东西,我就跟谁拼命。”

 

我儿子后来说,他从来没见过我的脸色那么难看过。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生养一个孩子不容易。

 

次日,我匿名给北京市教育局打电话,向他们询问最近是否在全市小学给学生注射甲肝疫苗,回答是否定的。保险起见,我又给北京市卫生局打了电话,答复依然是否定的。为了杜绝冤假错案,再保险起见,我又给儿子就读的学校所在的区教育局打了电话,答复还是不知道此事。放下电话,我浑身颤抖,我不能不想起日本731部队。家长将生龙活虎的孩子送到学校,难道孩子一进校门就变成了任人宰割的牲口?

 

当天晚上我向儿子宣布,打针那天你不用去上学了。我将调查结果向他通报。往常每逢我不忍心看儿子受应试教育摧残而弄虚作假给他写假条让他获得放风的机会喘口气时,他都比较高兴。而今天他问我:“其他同学怎么办?”

 

我没听明白,问:“什么其他同学?”

 

郑亚旗说:“既然你知道了我们学校打预防针是为了赚学生钱,针剂可能是伪劣产品,你干吗不救所有的学生?他们也是父母费劲儿养大的呀?”

 

我和儿子对视了足足两分钟一句话没说。我清楚我这次如果不制止他的学校给学生打甲肝疫苗,我这辈子甭想在他面前抬头做人了。

 

儿子又补充了一句:“如果是通过给全市所有局以上干部打针挣钱,你管不管无所谓。”

 

第二天,我以家长身份匿名给区教育局打了举报电话。放下电话,我担心区教育局忙于升学率疏忽我的举报,又给某电视台新闻部我的一位记者朋友打了电话,请他出面直接制止我儿子的学校擅自给学生打针。那朋友马上以电视台的名义给学校打电话,校方一听是电视台自然紧张,答复是打针系地区卫生防疫站通过校医联系实施的。记者朋友又给该卫生防疫站打电话核实,答复是此事纯属本站工作人员个人行为,没有接到文件。

 

次日,学校向家长退款。我再三叮嘱儿子,不能走漏是我破坏打针的风声,否则你在学校的处境会朝不保夕。儿子说当然得保密。

 

我不得不佩服记者的嗅觉。我以为事情已经完了,没想到几天后记者朋友来电话说,他继续调查了此事,甲肝疫苗一支才10元,学校敢收学生18元!他还说卫生防疫站可能是13元批给学校,学校每支干赚5元!他还说卫生部认可的生产甲肝疫苗的厂家有哪家哪家,其余的都是不合格药品。还说经他了解我儿子学校准备给学生注射的甲肝疫苗的生产厂家名不见经传。他说这样缺德的事如果不曝光后患无穷。我一听急了,说你敢!你爱曝哪所学校都没关系,就是不能曝我儿子的学校。你们新闻部的人都知道是我给你提供的新闻线索,你们去学校拍摄时,你怎么能保证你们的司机不和学校的司机聊天?一骂交通警就有共同语言无话不说了。如果让学校知道了是我搞的鬼给学校造成了这么大的经济损失,我儿子往后还怎么在学校混?我威胁他说你如果曝光我就和你断交。他权衡后选择了作罢。

 

1998年3月18日,山东单县卫生防疫站副站长宋新华自行携带碘钙营养片到单县城关第一完小推销。宋新华是每片9分1厘进的药,他卖给学校每片4角。学校卖给学生每片6角。3月24日至25日,学校将碘钙营养片发给18个班的1242名学生服用,至26日中午,先后有412名学生出现口干、腹痛、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其中391人到医院接受治疗。

 

1998年1月8日,兰州市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市卫生局和市教育局向全市中小学印发了《关于在中小学生中开展强化补碘及碘缺乏病监测的通知》,要求全市中小学生每人交28元至30元的补碘费,然后由学校向学生以每片0.77元的价格出售由市卫生局统一以每片0.10元向贵州兴义制药厂购买的海藻营养碘片。该药未经卫生部批准。截止4月11日,已有6300名学生服药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等不良反应到医院治疗。

 

1998年4月,邢台市卫生防疫站学校卫生科的王焕新以每片0.20元的价格卖给清河县教育局8万片陕西汉江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速效肠虫净片”。清河县教育局加价后在4月15、16日两天以每片0.50元出售给全县学生每人两片,约有16000多名学生服用了该药。服药的当天,部分学生开始出现不良反应:高烧、腹泻、呕吐等。仅16日一天,就有4000名学生到医院治疗。清河第一小学学前班的学生也在劫难逃,17日,学前班一位女生在清河第二医院输液时对采访此事的记者说:“老师说了,不吃药也要交钱。我吃了就肚子疼。”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如果学校将学生当作摇钱树,这还是学校吗?如今,我们的孩子事实上已经成为学校向家长勒索钱财的人质,有自己的亲骨肉在“绑匪”手中,哪个家长敢不老老实实交钱?如果我的儿子仍在那所小学上学,给我10个胆我也不敢写这篇随笔!一个老师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对哪个学生或他的家长有意见,我治这个学生的最好办法不是体罚他或骂他,而是永远不搭理他!”我当时毛骨悚然。这在本质上属于撕票。

 

1998年4月,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检察院破获一起特大贪污案。吉林省教委下属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孙瑞星贪污公款200多万元。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在不是创造巨额利润的企业的教委办公室居然能贪污200多万元!孙瑞星和宋新华肯定不认识,但他们两人却像捆绑销售的伪劣产品,在我眼前久久挥之不去。

 

家长之所以任凭学校搜刮钱财,说穿了是怕孩子日后上不了大学。为了孩子能上所谓的好学校或在学校受老师的器重以保证孩子将来跨进大学的门,家长面对学校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什么都可以付出。但当学校要拿孩子的命挣钱时,家长也能付出吗?

 

其实,拥有大学文凭的真正含义是好找工作,而找工作的真正含义是给别人打工。因此,大学文凭实际上是一张加入打工族的特别通行证。没有大学文凭的真实含义是不好找工作,不好找工作的真实含义是逼迫自己创业当老板。因此,没有大学文凭实际上是进入老板序列的特别通行证。1997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美国最富有的400人名单中,有一支引人注目的没有大学文凭族,其中有中途退学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有连初中都没读完就退学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大股东凯尔克·科考里安;有曾被布朗大学开除的现在拥有特纳广播公司的泰德·特纳;有上了一半大学就急不可待地退学的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废物处理公司的哈里·韦恩·休塞加……

 

作为家长,如果您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当老板,他有没有大学文凭实在是无关紧要的事。任何一级工商管理部门在您的孩子创办企业申领营业执照时都不会因为他没有大学文凭而将他拒之门外。如果您希望自己的孩子日后当打工仔,大学文凭对他来说就是举足轻重的事,现在想当一个体面点儿的打工仔倘若没有大学文凭几乎是天方夜谭。

 

想明白这一点,希望能看到有决定让孩子将来当老板的家长于孩子在校时就敢对校方的所有不合理行为说不。真有这一天,我们的教育就出现了曙光。

 

在1995年12月,我可能救了一个学校的全体学生的命。

 

使我内疚的是,我没能同意电视台在1995年底利用媒体警告学校不要通过给学生打针吃药创收。真要是那样,也许今天就不会有如此多的孩子受服用碘片服用肠虫净片伪劣疫苗的荼毒了。上帝宽恕我。

 

最后,我给凡是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家长提个醒儿:当您的孩子告诉您学校要收费给学生打针吃药时,不管您昔日在孩子面前精心塑造了多么道貌岸然正人君子的高大形象,您在交费后也必须屈尊协助孩子作案在打针吃药那天逃学。否则孩子一旦遭遇不幸,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您拿什么望子成龙?



#日志日期:2018-7-23 星期一(Monday) 晴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复制链接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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