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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200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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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寿文 提交日期:2007-8-25 12:03:00 | 分类:新知 | 访问量:11335

2003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作者:刘擎

在2003年即将结束的时候,笔者应《社会科学报》编辑的邀请,选出今年西方知识界发生的十大重要事件进行回顾综述。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选择限制在与人文与社会科学相关的文化思想领域,着眼于超越具体学科的公共性影响。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欧美公共知识界的报刊与互联网上的报道与评论。由于笔者阅读与知识的局限,对以下十大事件的选择与述评远非全面与客观,仅供读者参考。

国际著名学者发出反战呼吁

今年西方知识界最为重要的事件,是针对由美英主导的攻击伊拉克的战争所发起的反战运动。其中以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J. Habermas)和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 Derrida)的联署声明尤为引人注目。两位大师级的学者在知识论和思想倾向上有着长期而深刻的分歧与争议,为学界所共知。但在反战问题上却达成了高度共识,并发表联合声明——《战争之后:欧洲的重生》,于5月31日同时发表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和法国的《解放报》上。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强调,应当在欧盟(首先在以德法联盟为主轴的“核心欧洲”)形成新的认同与共同的价值理念,使欧洲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以抗衡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政策。

这个声明显然是事先策划的知识界联合行动的一部分。在同一天,欧洲主要报刊《新苏黎世报》(瑞士)、《共和报》(意大利)、《国家报》(西班牙)、《南德意志报》(德国)以及《斯塔姆帕报》(意大利)分别发表了穆希格(A. Muschg)、艾柯(U. Eco)、萨瓦特(F. Savater)、瓦蒂莫(G. Vattimo)以及罗蒂(R. Rorty)等五位著名学者与作家的文章,一致呼吁加强欧洲与联合国的作用,反对美国的霸权政治,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寻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理念与政策。

实际上,西方知识界的反战运动早在年初已经揭开帷幕。今年二月,萨义德(E. Said)在《异见者之声》发表文章《伪善的纪念碑》,德国《时代周刊》更以大量篇幅发表罗蒂、巴特勒(J. Butler)、德沃金(R. Dworkin)、马格里特(A. Margalit)和魏得伍德(Ruth Wedgwood)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就其道义和法理的正当性提出强烈质疑,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作出尖锐的批判。而在5月31日之后,包括齐泽克(S. Zizek)在内的欧洲著名知识分子,继续对伊拉克战争所引发的政治与道德,国际秩序与欧洲前途等问题发表论述。当然,也有来自左翼和右翼知识分子对这场反战运动的理念、话语方式和实践效果提出了各种异议和批评。但毫无疑问,有如此众多的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学科领域的著名知识分子参与,这场讨论就其影响力而言,是近10年来国际知识界对公共政治问题一次最重要的介入。

斯特劳斯学派与美国右翼势力

美国政府在911事件之后的先发制人战略,以及后来对伊拉克的战争,遭到知识界越来越多的批评,公共舆论中对政界的右翼保守势力的质疑也越来越强烈。而当传媒追根溯源,查询华盛顿强政要的思想谱系,发现许多强硬派政客都师承已故政治哲学家斯特劳斯(Leo Strauss)。话题肇始于《纽约客》资深记者赫什(Seymour Hersh)在5月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特别指出,现任国防部副部长伍夫维兹(Paul Wolfowitz)等布什当局的政要,在制定外交与国防战略中深受斯特劳斯派思想的影响,形成了精英主义、反民主以及单边主义政策为特征的新保守主义政治。这篇文章发表后,《波士顿环球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等报刊紧随其后,引起一系列的后续报道与评论,使斯特劳斯派与美国保守主义的关联问题也就成为知识界一个争论的焦点。

此前鲜为人知的加拿大政治理论教授卓瑞(Shadia Drury)在讨论中成为热门人物,频频接受媒体的访谈。她曾发表三本涉及斯特劳斯著作,其中1997年出版的《斯特劳斯与美国右派》,着重分析了斯特劳斯在思想渊源和师承脉络方面如何经过由智囊组织向政府机构渗透,促成了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的兴起,并在近年获得了支配性的地位。许多学者赞成与附和卓瑞的看法,更有少数学者进一步认为,新保守主义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经过精心策划来改变美国民主政治的思想与政治运动。但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将斯特劳斯本人的思想与学术研究与新保守主义政治区分开来,两者的关联完全是杜撰的,至少是猜测性的。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Harvey Mansfield)在国家公共电台(NPR)组织的讨论中,与卓瑞发生严重争议,批评卓瑞的观点完全建筑在对斯特劳斯思想的浮浅阐释与误读曲解之上。目前这场争论还在公共知识界持续,同时,也在政治哲学领域中推动了对斯特劳斯理论的专业研究。专家一般认为,斯特劳斯对民主政治、现代性以及国际秩序的看法,远比公共传媒所介绍的流行意见更为复杂而深刻。

“华盛顿共识”引发新的辩论

2003年许多经济与知识界的报刊相继发表文章,对“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提出挑战与批判。“华盛顿共识”是以自由贸易、财经纪律和私有化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先由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在1989年美国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提出,于同年11月国际经济学会会议讨论时得到世界银行支持。这份共识主要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格里滋(Joseph Stiglitz)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曾担任克林顿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以及1997-2000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在年初接受《世界事务》采访时候,公开提出要挑战“华盛顿共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世界贸易组织固守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陈规提出批评,发出了对这一经济模式的批评新声。《财经与发展》杂志9月号发表“超越华盛顿共识”的专题讨论,许多学者认为,这一术语实际上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代名词,如今已经成为对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幻灭的同义词。墨西哥银行部长奥梯滋(Guillermo Ortiz)的文章持较为温和的立场。他分析了拉美国家20年来的经济改革状况,指出“华盛顿共识”并没有为改革实践提供良好的处方和一致的政策,拉美国家需要第二轮改革,必须超越“华盛顿共识”的简单纲领而采用更为复杂和多样的措施,包括建立有效的监管体制,加强政府机构的职能,发展就业服务等。

托派组织“第四国际”召开第15次世界大会

由托洛茨基等人于1938年创立的第四国际,是一个世界性的革命社会主义组织,其基本纲领主张世界工人阶级的联合为社会平等而斗争,坚持工人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立场,在与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持续斗争的同时也反对斯大林式的官僚专制。今年2月8-14日,第四国际在比利时召开了第15次世界大会,有40个国家的200多名代表参加,就世界形势、全球化运动、资本主义复辟、生态运动和同性恋解放运动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件和声明。

在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中指出,自14次世界大会以来,世界政治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当时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体制发生崩溃,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受到挫折。而目前反全球化运动和各个国家内的社会抵抗运动的兴起带来了新的政治理念与机遇。会议重申,第四国际坚持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坚持反对由官僚阶层主导、盗用了社会主义名义的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其中特别指出,中国以现代化为借口实施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复辟。认为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意味着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同时使新资产阶级致富。这是第四国际自1995年以来的第一次世界大会,在左翼学者当中引发一些评论与反响,但在整个知识界没有获得引人注目的关注。

考拉克夫斯基获100万美元人文科学终身成就奖

美国国会图书馆11月5日宣布,将首届“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授予哲学家考拉克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奖金为100万美元。该奖由慈善家克鲁格(John W. Kluge)资助而设立,专门针对诺贝尔奖没有涵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包括哲学、历史、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研究、语言学、以及艺术与文学批评等学科,并期望在将来能够获得与诺贝尔奖同等的声誉与地位。候选人由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推荐产生,评选标准是,其学术研究被同行公认为对本学科具有杰出贡献、对其它学科具有跨学科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以及对公共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本届终审评委会由阿玛雅·森(Amartya Sen)等五位著名学者组成。

首届获奖人考拉克夫斯基的研究领域相当广阔,包括历史哲学、宗教,现代性研究,欧洲文化研究等。他于1927年出生于波兰,1953年在华沙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毕业留校任教。在1960年代已经是波兰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之一,后来立场倾向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成为“异见人士”,1965年被开除党籍,1968年被革除教职,随后移居国外。曾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大学担任教职。1970起在牛津大学众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担任高级研究员直至1995年退休,期间从1981年到1994年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与哲学系担任教授。

考拉克夫斯基早在1970年代就提出,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有可能在极权体制中逐渐而平和地扩展市民社会的空间。他对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启示并予以实际的支持。考拉克夫斯基著述丰厚,发表了30多部著作及400多篇文章。其主要著作包括:三卷本的《马克思主义主潮》(1976),《宗教:如果上帝不存在》(1982),《形而上学的恐怖》(1988),《现代性的无尽试验》(1990),《上帝什么也不欠我们》(1995),以及《自由,名望,谎言与背叛》(1999)。

美国著名知识分子杂志《党派评论》停刊

美国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杂志《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于4月中旬宣布停刊。这份杂志由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和拉夫(Philip Rahv)于1934年创办,政治倾向具有托派色彩,长期致力于从左翼立场批判斯大林主义。在68年的出版历史上,其发行量从未超过一万五千份,目前只有3000份左右。但在1930到60年代的鼎盛时期,它是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论坛,撰稿人中有声名卓著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鲍德温(James Baldwin),桑塔格(Susan Sontag);批评家麦卡锡(Mary McCarthy), 威尔逊(Edmund Wilson),特里林(Lionel Trilling), 豪(Irving Howe);诗人艾略特(T.S. Eliot), 洛厄尔(Robert Lowell);以及小说家贝娄(Saul Bellow),梅勒(Norman Mailer)等。
《党派评论》编辑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认为,这样一份著名杂志的停刊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苏联解体之后,反斯大林主义的论题失去的原有的意义,杂志也难有焦点定位。其次是其他左翼刊物如《纽约书评》和《壁垒》(Ramparts)等在影响力与声誉方面已经超过的《党派评论》。迪克斯坦在并“凭吊”文章中写道,《党派评论》起初并不引人注目,作者群主要是纽约区的犹太知识分子,他们都没有学院文凭,但最终他们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而《党派评论》也是美国最优秀的几本刊物之一。

爱德华·萨依德去世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依德(Edward Said)于2003年9月25日因白血病去世,享年67岁。萨依德是享誉世界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被公认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批判知识分子之一。他的逝世引起了广泛的震惊与哀悼,在几个月内世界各地有近千篇纪念文章发表,普遍认为这是学术界和公共知识界的巨大损失。

萨依德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大半生在美国度过。195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60年及1964年分别获得哈佛大学硕士与博士学位。长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也先后担任耶鲁、哈佛和约翰霍普金斯等大学的客座教授。在美国国内与国际政治事务中,萨依德始终坚持批判知识分子的立场,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重要争论,在学术界内外都拥有广泛的读者。他是当今西方世界中巴勒斯坦问题的代言人,对以巴双方在和平问题上的立场与政策都提出过强烈批判与建设性的方案。他在文化批评、比较文学与英国古典文学等研究领域中的杰出学术工作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并具有跨学科的影响。其“东方主义”论已经成为当代的经典批判论述。主要代表作有《东方主义》(1978)和《文化与帝国主义》(1985)。也许,萨依德在获知法国著名学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逝世的消息时所写的一段话,可以恰当地用来描述他自己的去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他的去世是如此令人痛惜以至于无法在遥远的美国独自承受,他的作品与知识典范,在这个对人性缺乏支持而正统的道德与权力难以挑战的年代,对我们既是启示又是慰藉,而他的批判与反抗精神是我们必须继承和永远坚持的。

罗伯特·默顿去世

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因长期身患癌症于2月23日逝世,享年92岁。默顿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性人物。1910年7月4日出生于费城,1931年毕业于天普(Temple)大学,随后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等攻读研究生,1936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哈佛大学任教。1939至1941年间在图兰恩(Tulane)大学任教。1941年后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直到1979年荣休。期间曾出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应用社会研究所副所长、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1956-1957)、美国科学社会学研究会主席(1975-1976)、以及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1975)等职。主要学术著作包括:《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博士论文,1935),《论科学与民主》(1942)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1957)等。默顿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学者,也是极为优秀的学术导师。他培养学生有许多成为社会学界的重要人物,其中科尔曼(J. Coleman)、布劳(P.Blau)和科塞(L. Coser)被公认为世界一流的社会学家。而他自己的儿子罗伯特·C·默顿于199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伽达默尔传记引起争论

海德格尔与纳粹政权的关系问题曾在知识界引起热烈的争论。而最近,海德格尔的弟子、去年辞世的大哲学家伽达默尔也被质疑与纳粹的暧昧关系。今年7月《伽达默尔传记》(Hans-Georg Gadamer: A Biography)的英译本由耶鲁大学出版,立即引发了尖锐的争议,这实际上是美英知识界对1999年德国讨论的延续,当时这本传记的德文版刚刚发表。其焦点问题是:伽达默尔在纳粹当政时期究竟做了什么?应该如何评价?

传记的作者格荣丁(Jean Grondin)教授以史料档案为依据记录了伽达默尔在1930和1940年代的生涯,描述了他如何在纳粹统治的黑暗时期圆滑行事,提升自己的学术地位。他虽然没有正式加入纳粹党,但在发现有利于自己晋升的时候就参加了一个纳粹教导营,从而不失时机地填补了遭到清洗的犹太教授所留下的位置。而在1945年苏联红军占领德国后,伽达默尔又常常在课堂上为“无产阶级专政”热烈辩护。但格荣丁也在书中为伽达默尔辩护,认为他属于那种不过问政治的老一代大学教授,只是机智地采用了实用主义的生存策略。伽达默尔曾骄傲地宣传:从不阅读历史短于2000年的书。格荣丁甚至认为,海德格尔对纳粹的热情也只是“羞耻”而不是“罪行”。但许多学者持不同的看法,其中包括伽达默尔的学生沃林(Richard Wolin)教授,他在多篇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自己的老师在第三帝国时期的作为,认为德国学术界的所谓“内心流亡”的观念是华而不实的托辞。伽达默尔一直没有对自己面对艰难问题时的行为作出反省。他认为格荣丁的“生存策略”说法没有理解哲学家作为一种职业的特质,即以原则而不是自我利益来行事。

美国高校统计数据最新报道

美国《高等教育纪事》(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在12月公布了美国高校今年的主要统计数据。美国现有四年制大学和学院共2487所,其中公立学校有628所。公立学校平均学杂费为3,746,而私立学校平均学杂费为16,287美元。在校注册人数,本科生13,155,393名,研究生1,850,271名,专业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等)学生306,625名。今年授予学士学位1,244,171人,硕士学位468,476人,博士学位44,904人,专业学院学位79,707人。人口中的15.5%具有学士学位,8.9%拥有硕士与博士学位。
公立大学教师的平均年薪为63,595美元,其中正教授为82,344美元,副教授为57,984美元,助理教授为48,671美元。而私立大学教师的平均年薪为76,132美元,正教授为99,634美元,副教授为64,782美元,助理教授为55,23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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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7-8-25 12:19

2004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作者:刘擎

  【作者按】在2004年即将结束之际,笔者应《社会科学报》和《东方早报》编辑的邀请,选出今年西方知识界具有公共性影响的事件进行回顾综述。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欧美知识界的报刊与互联网的报道与评论。由于笔者阅读与知识的局限,以下选择与述评远非全面与客观,仅供读者参考。网络版的文稿是综合了发表在《社会科学报》(12月30日)和《东方早报》(12月30日)的两篇文章以及其他资料综合改写的。

  1. 《华氏911》掀起政治风暴

  电影记录片《华氏911》可能是2004年度西方公共思想界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导演托马斯·摩尔试图在电影中惊爆内幕:布什家族与沙特阿拉伯王室及本·拉登有密切的生意往来,而在911攻击发生前后布什当局先玩忽职守,使美国陷入恐慌,尔后出兵伊拉克转移民众的注意力。整个影片以辛辣的讽刺手法,激烈抨击了布什的反恐战略。今年五月《华氏911》在法国戛纳电影节获得金棕榈奖,关于美国政府曾试图禁止影片发行的消息广为流传反而成为最佳的促销广告。电影在美国上映的最初几周场场爆满,创下了纪录影片票房的历史记录。摩尔本人立即出版了两本新书,并在欧美各大传媒频频亮相,还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动机:就是想要借此影响年底的总统大选,把布什赶出白宫!在方兴未艾的反布什浪潮中,《华氏911》成为知识界与大众传媒热烈讨论的话题。

  这部电影无疑是非常“解气”和“解恨”的,但其立场的客观性与证据的可靠性却非常可疑。以这种愤怒的方式介入政治讨论是否正当便成为公共争论的一个焦点。有评论家坦言,“是的,电影是不公平的,是蛮横的,但那又怎么样呢?对不起,美国人已经没有耐心了!”。摩尔声称“华氏911”就是“自由的沸点”。沸腾的自由不就是革命吗?影院中的群情欢呼以及传媒中风暴式的评论,简直掀起了一次“革命的狂欢”。但节日的兴奋总是难以持久。随后左右两派都有负面的批评。许多评论指出,整个电影完全抛开了纪录片惯常的审慎与客观的姿态,通过诱导性与煽动性的叙事剪接策略,大量使用阴谋理论与“情状证据”(circumstantial evidence),以达到谴责与嘲弄的效果。在知识论的传统派看来,摩尔的话语策略与布什战争宣传如出一辙。是“煽动性的政治宣传”,是好莱坞式的娱乐。革命的激情渐渐从沸点回落,而保守势力却趁机发起反攻,将“爱美(国)激情”推向“燃点”。一个温度更高的名为“摄氏911”的网站应运而生,专门收集对摩尔歪曲事实的批评、投诉以及各种负面报道。一部名为《摩尔憎恨美国》的新纪录片上市,导演威尔逊(Michael Wilson)检讨了摩尔的纪录片制作方式,批评他的不正当操纵手段。也有揭露“摩尔真相”的新书出版。整个论战透露出美国公共舆论在政治意识和文化态度上的严重分歧。

  2. 德里达的“讣告风波”

  法国著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于10月8日去世,享年74岁。10月10日《纽约时报》发表坎德尔(Jonathan Kandell)撰写的讣告,以轻佻的笔法描述了德里达的生平与学术生涯,对解构主义仅以“晦涩难懂”一言蔽之,引称说“许多并无恶意的人仅仅为了能减免理解解构主义的负担而期望它死去”。这篇讣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德里达的朋友与倾慕者们被深深地激怒了,在他们看来这篇讣告是“不公平的、无礼的、怀有偏见的”。十几位著名教授和学者分别致函抗议,认为《纽约时报》的这篇讣告是污辱性的,而将讣告的写作交给一名不学无术且心存恶意的作者,标志着时报专业伦理的堕落。加州大学Irvine校区的部分教授建立了“纪念德里达”的网站,在网上发起签名活动,目前已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近4200名学人参加,形成了一场捍卫德里达的运动。

  《纽约时报》在舆论压力下做出及时的应对反应。除了刊登一些言辞激烈的抗议信函之外,还在10月14日发表了泰勒(Mark C. Taylor)教授的正面评论文章《德里达究竟想说什么?》,称德里达将(与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一起)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三位哲学家之一被人纪念。英国《卫报》在10月11日发表的长篇讣告中,对德里达做了较为全面和客观的介绍,也透露了学术界对他的非议与排斥。1992年5月,当剑桥大学决定授予德里达荣誉哲学博士学位的时候,以白瑞·史密斯(Barry Smith)教授为首的18位著名哲学家联名至书剑桥大学表示反对。认为德里达作为“哲学家”的作品没有达到专业学术所要求的基本的“清晰与严谨”。剑桥大学最后不得不启动特殊的投票表决程序来解决这场争端,结果以336票对204票通过了荣誉学位的授予。著名左翼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发表《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对新锐左翼深怀不满,但这次对德里达却另眼相看。他在10月15的《卫报》发表《不要嘲弄德里达》,文章批评英国知识界的保守人士对德里达的嘲弄,认为多半是出于无知与误解。

  德里达注定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身前死后都是如此。除去意识形态的原因,德里达的讣告风波或许也反映出欧陆与英美的学术传统之间、以及所谓“后现代”与“正统”学派之间的争议冲突仍在继续。

  3. 法国知识界讨论民族的认同危机

  2004年的法国思想界弥漫着一种哀愁的气氛。还在德里达去世之前,知识界就在哀悼法国的没落。今年夏季法国主要媒体《费加罗报》(Le Figaro)发起题为“成为法国人意味着什么”的大讨论,从6月到8月间有40多位哲学家、政治家、学者和作家陆续发表文章。在此之前,已经有几本反思当前法国危机的著作(如巴夫瑞兹[Nicolas Baverez]的畅销书《没落中的法国》)在读书界引起关注,成为触发这场讨论的一个契机。许多文章弥漫着一种悲观的基调,透露出知识界对民族现状和前途的深重忧虑。讨论列举了法国衰落的症状:在全球势力中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在欧盟中角色的削弱,衰败的经济和高失业率、难以整合的移民族群等等。哲学家德尔索(Chantal Delsol)的一段话被许多传媒摘引:“一个如此辉煌的民族怎么会变得如此平庸、如此沉闷、如此禁锢于自己的偏见……,在今天做法国人就是去悼念我们不再拥有的品质”。她还表示,某些精英人士企图掩盖这种衰落,使人民得以生活在虚幻的自得之中,她对此感到羞耻。语言学家海格戈(Claude Hagège)认为法语正在走向衰落,而这与法国民族的衰落是不可分的。

  这场讨论充满了对往昔伟大时代的怀旧情绪、对当前民族认同的危机感以及深切的自我怀疑与批判精神。讨论的发起者《费加罗报》编辑主任在总结中写到,过去20年的欧盟计划被看作是法国走向复兴与繁荣的独特道路,但这一承诺没有兑现。“2004年的法国是一个处在疑问中的民族”。一些欧美报刊对这场讨论做了报道。英国有评论家说,“法国是处于危机之中,但从来都是如此”。认为这种悲观论调不过是法国人过于内省和自恋的征兆。也有评论赞赏这种自我反思的精神,指出欧洲的许多国家实际上都出现了衰落,但惟有法国人能够这样坦白地讨论,而也只有在法国,这样的文章才会拥有广泛的读者。

  4. 英国知识界反对“弱智化”的文化战争

  但英国人其实并不缺乏自我反省。肯特大学社会学家弗兰克·富瑞迪(Frank Furedi)在9月推出一部新书,题为《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21世纪的庸俗主义》,声称以追求真理和介入公共事务为使命的知识分子正在英国消失,而一种“弱智化”(dumbing down)的文化正在蔓延,庸俗主义(philistinism)充斥着整个从学术、艺术到文化的各个社会生活领域。但富雷迪攻击的目标并不是平庸的大众,而是所谓“文化精英”及其主导的文化体制。他认为,在时尚而肤浅的文化多元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文化精英越来越倡导“容纳”精神和政策,使大学教育向边缘和弱势群体开放,但这种容纳开放逐渐演变成了对学生的“迎合”,代替了严谨的知识要求,导致整个教育自上而下的平庸化。当今的大学(甚至包括牛津和剑桥这样的英才重镇)的教育标准严重沉沦,“为知识而知识”或“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追求已经成为一种耻辱,浅薄的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政策使整个年轻一代陷于“弱智化”的文化氛围之中。

  著作出版后,左翼理论家伊格尔顿在《新政治家》发表书评,称这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vitally important book)。保守派哲学家斯克儒顿(Roger Scruton)在《泰晤士报》的文章上也支持富瑞迪的观点,虽然对他“知识分子”一词的含义有所保留。《卫报》、《观察家》、《高教纪事》以及许多网络杂志都纷纷评论,参与这场所谓反“弱智化”文化的辩论。有批评者指出富瑞迪具有反民主的精英主义倾向,对此富瑞迪在接受采访中声辩说:民主绝不仅仅意味着包容多数,是为了包容在有价值的目标之中。而“弱智化”的文化将使我们都被包容在一种共同的庸俗之中。对当代文化“平庸化、粗俗化和弱智化”倾向的抨击是保守主义者的老生常谈,在公共知识界也不是一个新鲜话题。而富瑞迪本人曾在1981年参加创立英国“革命共产党”,属于左派中坚人士。这场反“弱智化”的辩论虽然涉及政治,但根本的分歧发生在知识战线,是坚持“真理标准”的传统派对激进多元主义的先锋派的一次宣战。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7-8-25 13:14

5. “政治正确”的迷失边界:沃尔夫对布卢姆的指控

  文化先锋人士——比如女性主义者,如果一味纠缠“政治正确”的细枝末节,势必消解政治与非政治的界线,也最终会迷失政治斗争的重心。今年2月的一起“性骚扰指控”由于涉及两位文化名人,一时成为美国知识界的热门话题。指控者沃尔夫(Naomi Wolf)曾发表《美丽神化》(The Beauty Myth)一书,揭露资本和男权如何在瘦身美容工业中合谋,制造出美丽的流行标准反过来统治女性自身,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畅销著作,沃尔夫也因此名声鹊起。而被指控者布卢姆(Harold Bloom)是美国经典文学理论的泰斗、耶鲁大学明星教授,著有《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等20多部学术专著。沃尔夫在《纽约》杂志发表文章,声称在1983年就读耶鲁期间,布卢姆教授一次在她的住处与她共聚晚餐,曾把手放在她的大腿内侧。这对她造成了精神创伤。但她同时言明,重提20年的旧事并不是要提出法律诉讼,也不是针对布卢姆本人,而是出于道义来敦促耶鲁大学确立严格的投诉保护机制。而布卢姆回绝了所有传媒的采访,一直保持沉默不予置评。

  然而,沃尔夫并没有赢得多少舆论的同情。许多论者对她指控的动机与可信性提出质疑。更重要的是,一些学者借此批评美国女性主义的走火入魔。英国著名女性主义者威廉姆斯(Zoe Williams)在评论中写道,“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永远不会过时。但是,将每一个暧昧的身体姿态都加以政治化还好像我们都在肩并肩地反对心怀恶意的男人——这绝不是女性主义”。她的意思可作如是解读:政治正确是要的,但要放在真正重要的政治问题上。

  6. 亨廷顿新作引发争论

  亨廷顿就不怕“政治正确”的威胁,在严重的政治问题上敢于放胆说“反动话”。他在今年5月出版的新著《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像是“文明冲突论”国内演绎版。认为来自南美的大量西班牙裔移民与其他外来人口不同,他们与故国具有很强的文化纽带,难以融入美国的“大熔炉”,这使美国日益分化为两种文化、两种语言和两个民族,对美国的民族认同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在亨廷顿看来,美国文化的核心就是英国新教徒的价值观念,这种文化包括职业道德规范和个人主义、英国的语言、法律制度、社会制度和习俗。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坦率地表示,如果最初在美国定居下来的人不是英国人,而是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新教徒,美国将不会这样一个国家,而可能是魁北克、墨西哥或者巴西。亨廷顿的新论点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评论。有人赞赏他不顾“政治正确”教条的威胁,公然讨论商界和政界出于自身利益而不敢触及的问题。有人指出他将盎格鲁-新教主义(Anglo-Protestantism)作为美国正统文化代表的偏颇与狭隘之处。也有评论认为,亨廷顿观点表明了他自己对美国文化固有的包容与宽容能力缺乏信心。还有一些更为激烈的批评,认为这是一种“带着面具的种族主义”论调。亨廷顿的反动言论遭到许多抨击,但他并不是布什先生的盟友,而是克里的要好邻居,自称“保守的民主党人”。这位老派政治学家固执地相信激进多元主义是一种知性与政治的迷失,坚持美国需要维系一个明确的文化传统,否则会陷入国将不国的境地。

  7. 围剿乔姆斯基

  乔姆斯基教授(Noam Chomsky)对此会有何感想?但这位美国最激进的“反对派”知识分子正陷入重围之中。对乔姆斯基的赞誉很多——诸如“划时代的语言学家”、“知识分子的旗帜”、“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等等。但对乔姆斯基的不满与攻击也由来已久。他一再宣称美国的公共舆论已经完全被权力与资本所垄断,而他本人却在公共舆论界极为多产、活跃且名声大噪,有讥评者说这就像是“一名贞洁烈女成了红灯区招摇过市的明星”一样令人怀疑。实际上早在1969年就有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公开揭露乔姆斯基编造杜鲁门总统的“语录”,批评乔姆斯基“始于对世界的告诫却沦为知识的诈骗”。虽然乔姆斯基后来终于承认了这一“难以原谅”的失误并为此致歉,但在后来的政论性写作中对证据的歪曲与滥用似乎有增无减。无论是出于对知识诚实与严谨的维护,还是因为意识形态的敌意,对乔姆斯基的不满已经积蓄已久。这在2004年终于爆发了一次对乔姆斯基的“围剿行动”——《反乔姆斯基读本》(The Anti-Chomsky Reader)。

  这部文集由柯利尔(Peter Collier)和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编辑,汇集9篇文章,着重分析了乔姆斯基的知识生涯和反美思想的演进。文章分别讨论了他与大屠杀之间奇异的关联、他对红色高棉独裁者波尔布特的辩护、对以色列的仇恨、对9-11袭击事件沾沾自喜的评判,指责他长期地、大量地、系统性地“捏造事实”、“篡改数据”以及“偷换历史背景”,为支持自己极端的论点可以无所不为。如果说大多数知识读者一直将乔姆斯基早年的学术工作与他流行的政论写作区别对待,那么这部文集中最令人不安的一章出自语言学家波斯塔尔(Paul Postal)和莱维纳(Robert Levine),他们重新评估了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研究,其中指出他隐瞒了自己明知的自身理论的矛盾,由此指责他的学术工作品质与其政治言论相当一致:“对真相的严重轻视、掩盖内在矛盾以及对不同意见的辱骂。”文集的结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乔姆斯基是不可信的!”与此同时,一个名为“反乔姆斯基日志”的网站收集了大量“黑材料”,宣称“乔姆斯基的面具已被一劳永逸地揭穿了”。在当今美国保守主义复兴的局势下,对乔姆斯基围剿也许并不出人意料。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7-8-25 13:17

8. 第二届克鲁格人文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布

  美国国会图书馆去年在克鲁格(John W. Kluge)资助下设立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奖金为100万美元,旨在成为“人文领域的诺贝尔奖”。去年首届克鲁格奖授予波兰裔哲学家考拉克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今年11月29日国会图书馆宣布了新一届的获奖者,他们是80岁的美国历史学家嘉斯拉夫·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和91岁的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他们分享了100万美元的克鲁格奖金。

  帕利坎是耶鲁大学荣休教授,曾出任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院长。他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精通基督教的全部历史,发表了30本著作,其中有对马丁·路德著作的翻译和研究,而五卷本的《基督教传统:一部教义发展史》是其代表作。帕利坎在研究中援用了9种不同语言的资料,处理了基督教文学、音乐和教义等方面的问题。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毕林顿(James H. Billington)说:“帕利坎关注的是宗教及其教义与信条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与实践”。

  利科是蜚声世界的哲学家,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以及索邦神学院和法国其它的学院。著有《什么使我们思考?》和《记忆、历史与遗忘》等大量学术作品。毕林顿在描述利科的工作时说,“他汲取了西方哲学的全部传统,来探索和解释普遍的问题:什么是自我?记忆是如何被运用和滥用的?责任的本质是什么?他是一位矢志不移的探询者,总是促使我们去理解构成我们人类的性质与限制”。

  9. 电影记录片《多瑙河》追忆海德格尔

  继2002年迪克(Kirby Dick)制作的关于德里达的纪录片获得成功后,今年两位澳大利亚电影人罗斯(Daniel Ross)与巴里松(David Barison)合作完成了一部新的“思想家纪录片”:The Ister。“Ister”是多瑙河的古罗马名称,也是著名诗人荷尔德林一首诗的标题。影片取材于海德格尔1942年的“荷尔德林系列课程”。海德格尔极为推崇荷尔德林,称他是“诗人中的诗人”,课程不仅只是对荷尔德林的哲学阐释,同时贯穿着对时空、存在、艺术、技术和政治等主题的广阔思考。电影《多瑙河》长达三个小时,以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解读为主线,伴随着多瑙河从黑海直至其源头黑森林的影像画面,其中穿插了对三位哲学家的深度采访,他们分别讲述海德格尔思想与生涯的不同侧面。

  这部影片从今年1月在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上首映获得好评,此后在世界10多个城市参加影展,并在法国和加拿大等电影节中获奖。虽然这类“极小众电影”不可能获取“大片”的高额票房收入,但赢得了许多知识界人士浓厚的兴趣,也获得了电影批评家的高度赞赏,有评论称之为“奇迹”和“里程碑式的电影纪录片”。

  10. 2004年的告别:逝去的作家与哲人

  12月28日苏珊·桑塔格的辞世,成为2004年西方思想界讣告栏上一个格外沉重的句号。(笔者另文刊于2005年1月7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对桑塔格生平及思想遗产作出综述)。在这份伟大亡灵的名单上,同样醒目的是雅克·德里达的名字。

  值得纪念的还有哲学家汉普希尔爵士(Sir Stuart Hampshire),于6月13日在英国去世,享年89岁。汉普希尔常被人与伯林和威廉姆斯相提并论,看作是最重要的牛津哲学家之一。他从对斯宾诺沙的深入研究中获得启示,形成了对自由问题与道德哲学的独特见解。二战前曾在牛津大学任教。1963至197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哲学系主任,此后14年回到牛津大学担任沃德姆学院院长,1984年至1991年在斯坦福大学教授哲学。汉普希尔发表过《思想与行动》、《个人的自由》和《道德与冲突》等十多部哲学著作,影响了二战后道德哲学的发展方向。早年汉普希尔与哲学家艾耶尔的妻子蕾妮(Renee)的外遇在牛津成为沸沸扬扬的丑闻。蕾妮离婚,在1961年与汉普希尔结婚,1980去世。1985年汉普希尔与伦敦经济学院哲学教授卡莱特(Nancy Cartwright)结婚,生育两个女儿。

  著名历史学家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2月28日去世,享年89岁。他是俄罗斯犹太移民的后代,在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1944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出版20多本著作,其中以“美国人三部曲”和“人类文明史三部曲”最为著名。1975年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

  还有杰出的波兰诗人、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沃什(Czeslaw Milosz),于8月14日在去世,终年93岁。他的文学与人生饱含着人道主义的诉求。米沃什曾在纳粹德军占领下的波兰从事地下工作,1951年开始在法国和美国流亡近30年,期间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授斯拉夫文学。他反抗苏联对波兰的控制,曾发表批评斯大林主义的文集《被囚禁的头脑》,对西方知识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冷战结束后返回波兰定居。米沃什精通多种语言,也加入了美国国籍,但始终坚持以波兰语写作。

  在2004年去世的还有两位战后亚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法国女作家萨冈(Fran?oise Sagan)和美国作家赛尔比(Hubert Selby Jr.)。萨冈在18岁时就以小说《日安忧郁》一举成名,后来创作了30多种文学作品。她在“五月风暴”中极为活跃,也是萨特等巴黎左岸知识圈子的核心成员。这位迷恋麻醉剂、赌博和飚车的作家,其生活与写作同样倍受争议,有评论家称她为“奢华酒店中的存在主义者”。然而,她对迷茫而叛逆的“爱情、孤独与激情”的独到感受与刻画,使她跻身于最知名的法国作家行列。萨冈于9月24日去世,终年69岁。

  赛尔比的名望开始于1964年的小说《布鲁克林的最后出口》。因为被视作淫秽出版物,先后在美国和英国遭到起诉和查禁。但小说却在地下发行,成为“垮掉一代”的经典作品,诗人艾伦·金斯伯格称其犹如“一颗炸弹”,将会流传一百年。还有人将他比作当代的亨利·米勒。但赛尔比自己的生活风格与他小说中的人物相距甚远。他后来还创作过多部小说和电影,去世前在南加州大学任教。赛尔比4月26日去世,享年75岁。

  在告别2004年的时刻,我们向这些逝去的思想者与作家致意。因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精神存在,世界仍然可以在雨后期待彩虹。

  结语

  2004年西方的思想景观似乎没有露出新世纪的晨曦。纷乱的言说仍在延续着20世纪的基本纷争,保守主义的顽强勃兴,伴随着激进话语的日趋昂扬。这种两极化的冲突又同时在双重轴线上展开:一面是意识形态谱系中左右两翼的冲突,一面是知识立场中“前卫派”与“传统派”的对峙,彼此纠结缠绕、难解难分。那么,自由主义在哪里?著名史学家约翰·卢卡克斯(John Lukacs)在12月发表文章指出,今天大多数美国人已经明确地将“自由主义”用作一个贬义词。还记得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吗?他宣告自由主义的最终胜利还不到15年,自由主义的柔声细语已经被激进主义的昂扬嘶鸣与保守主义的“神圣”呐喊所淹没。或许,自由主义的根本困局在于其自反性:它借助对传统的反叛而兴起,却又不得不依傍着某种传统来维系。如果说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当年被“魏玛的幽灵”所困扰,最后对纳粹政权的起源做出了完全不同于流行见解的判断,那么类似的幽灵在当代再度显现,这个幽灵就是可以被多样阐释的“9·11事件”。对于美国,甚至对于整个西方,这个阴魂不散的幽灵正在向思想界敲诈勒索一个极端的方案、一个非此即彼的最终解决:要么以独断的神圣真理统治全球、摆平世界,要么解放全人类、让每一个人获得彻底的平等与自由。而自由主义不可能给出如此决断的解决,所谓自由主义的胜利可能只是一种幻觉,不过是另外两种极端势力此起彼伏之间的一个短暂假期。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7-8-25 13:19

刘擎:2005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在2005年即将结束之际,笔者应报刊邀请选出今年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界具有公共影响的事件进行回顾综述。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欧美知识界的报刊与互联网的报道与评论。由于笔者阅读与知识的局限,以下选择与述评远非全面与客观,仅供读者参考。

  1. 萨特百年诞辰纪念

  今年6月21日是让-保罗&#8226;萨特的百年诞辰,法国国立图书馆举办了大型纪念展览,欧美各地为此举行许多讨论会,出版了关于萨特的新书或是特辑,报刊媒体也纷纷发表文章,纪念这位20世纪影响卓著的哲学家、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英国《独立报》称,萨特在去世25年之后迎来了影响力的“第二波”,因为他的著作与政治生涯对于当代仍然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他的思想也仍然会引发争论和新的理解。美国学术纪念讨论会的主席Scott Mclemee指出,如果萨特的思想遗产曾一度被视为因冷战而衰落,那么现在它显得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越来越相关。萨特的著作中对于系统性的暴力、寻求解放的斗争以及恐怖主义的论述现在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当然,萨特的思想总是具有争议。美国著名作家诺曼&#8226;梅勒(Norman Mailer)认为,萨特倡导的政治理想由于缺乏道德或宗教的指南而陷入了永无根基的虚无病症之中,最终将会走向危险的死胡同。《国际先驱者论坛报》的文章指出,法国在萨特去世之后出现了几位重要的思想家,似乎早已取代了萨特的地位,但今天人们仍然怀着极大的热忱纪念萨特,这是由于他的著作涉猎极为广泛的领域,今天的年轻人总是可以从中找到与自己相关的思想线索,而更为重要的是,萨特思想所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的生活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还是被我们不可控制的环境所决定的?这仍然是当代人类精神中一个最令人困扰却又是最富有感召力的问题。

  2. 安德森批评“自由左翼”的国际政治理论

  新左派首席理论家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他主编的《新左派评论》(2005年第一期)上发表长达15000字的论文,题为《武器与权利——战争年代中的罗尔斯、哈贝马斯和波比奥》。这篇文章明确针对当代西方三位最重要的自由左派理论大师——美国的罗尔斯、德国的哈贝马斯和意大利的波比奥(Norberto Bobbio),讨论他们在冷战之后的十年中对国际秩序和正义问题的论述,对他们试图继承康德“永久和平”理想而重建当代国际秩序的理论学说做出了尖锐的批评。安德森的文章主要在政治哲学的理论层面(比如康德的理想与当今世界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展开,同时也分析了三位理论家各自的成长历史对他们世界观形成的影响。认为他们的理论建构工作不仅无法实现永久和平与国际正义秩序的理想,反而掩盖了美国以及国际强权对地域冲突和非正义的干涉,他们的努力在无意之中可能沦为国际霸权的理论工具。安德森的这篇文章可能显示了新左派理论发展的一个动向,表明批判的对象不只限于右翼的保守派和自由派思想,而且也要揭露那些被称为具有左翼倾向的自由主义论述。我们至今还未读到哈贝马斯对此做出的任何直接回应(罗尔斯和波比奥已经去世),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也没有引起广泛的讨论。英国政治哲学教授伯塔姆(Chris Bertram)在网络上撰文对此文提出批评,引述具体文本指出安德森对罗尔斯的误读与曲解,认为这篇文章是傲慢而充满偏见的,这妨碍了他对三位重要的哲学家做出任何内在的具有同情性的解读。

  3. 新教皇对理性与宗教的看法引起争议

  《逻格斯》(Logos)期刊今年春季号发表了新教皇本尼狄克十六世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为纪念二次大战盟军诺曼底登陆60周年而作,在“寻求自由”的标题下抨击了“堕入病态的理性”与“被滥用的宗教”。他在论及西方民主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冲突时指出,重要的问题是重建理性与宗教的关系。启蒙理性反对原教旨主义的狂热宗教信念,但目前理性与宗教两方面都出现了病症。一面是伊斯兰世界对宗教的滥用威胁着世界和平,另一面是西方的病态的理性瓦解了信仰,在此教皇明批评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认为德里达解构“好客”(hospitality)、民主和国家,最终也解构了恐怖主义的概念,剩下的只有理性的消散,使所有确定的有效价值,所有坚持理性真理的立场都变成了原教旨主义。在教皇看来,理性和宗教的两种病症都妨碍了我们寻求和平与自由。《逻格斯》在同期刊登美国政治学家伯鲁纳(Stephen Eric Bronner)教授的反驳回应文章,认为教皇的论点表达了重新肯认欧洲“基督教之根”的愿望,这反映了许多保守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的观点。而教皇所期望的“重建理性与宗教之间的平衡”实际上是在提议:要在东方世界多一些世俗理性,在西方世界多一些宗教信仰。伯鲁纳指出,妨碍自由与和平的原因并不是所谓“文明的冲突”,真正的冲突也不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而是发生在那些世俗自由国家以及多元公共领域的支持者与那些意欲将自己的宗教信条强加于他人的原教旨主义者之间。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7-8-25 13:21

4. 西方公共知识分子评选

  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与英国《视野》(Prospect)联合发起“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读者评选活动,读者通过网络投票,在100位候选人中选出5位。候选名单中有5位华人上榜:经济学家樊纲、小说家高行建和哈金、外交政策分析专家王缉思、政治学家郑必坚。评选活动收到两万多张选票,于今年10月公布了评选结果。当选前五位的知识分子是: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4827票),学者兼作家艾柯(Umberto Eco,2464票),生物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2188票),捷克前总统、作家哈维尔(Václav Havel,1990票)和英国作家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1844票)。希钦斯曾是左翼的托洛斯基主义者,而近10年来转向攻击西方左派在巴尔干半岛、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的立场,并强烈支持布什的“反恐战争”。在前20位的名单中,思想大师哈贝马斯以1639票名列第7,经济学家阿玛蒂亚&#8226;森(Amartya Sen)以1590票名列第8,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以1037票名列第18。评选结果公布之后,欧美许多报纸发表评论,认为评选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知识大众的选择,但有颇多偏差,特别是非英语世界的人物被严重低估,法国只有一位知识分子——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名列第22)——进入了前40位的名单之中。

  5. 保罗&#8226;利科去世

  法国哲学家保罗&#8226;利科(Paul Ricoeur)于5月20日与世长辞,享年92岁。这位20世纪伟大的思想大师足迹遍及欧洲和北美的一流大学,曾任教于巴黎索邦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去年去世的德里达曾担任他的助教。利科一生共发表了30多本著作和500多篇论文:在哲学领域的代表作有《意志哲学》《解释的冲突》和《接受现象学的熏陶》等,利科把现象学和诠释学相结合,开创了意志现象学,强调人的意识中的自愿活动与非自愿活动之间的联系;他还以历史哲学家的身份对历史进行研究,著有《历史与真理》《记忆、历史与遗忘》等书;他的《活的隐喻》赢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赞赏,所提出的“隐喻的真理”概念为修辞学提供了深刻的思考方式;他还以《恶的象征》《思考〈圣经〉》等书开辟了宗教诠释学的全新视野。2000年,利科获得了享有盛名的京都奖(Kyoto Prize);2004年11月,他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授予有人文领域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

  6. 女性主义风潮再起

  2005年初,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8226;萨默斯在一次经济学会议上发表演讲,其中提到了一个“科学假说”:性别之间的先天性差别妨碍了女性在数学方面获得杰出的成就,这番言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南希&#8226;霍普金斯当场退席,随即美国各大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指责这是性别歧视的言论,甚至有人要求萨默斯引咎辞职。萨默斯起初接受采访时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男女之间存在先天性差异,这是可能的,可是人们宁愿相信男女表现不同是社会因素造成的。但他也承认,他的这一观点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舆论压力下,发表道歉声明,保住了校长的职位。但也有评论持不同看法。哈佛著名政治哲学家曼斯费尔德撰文指出,这场风波完全没有涉及任何科学证据和理性的争论,而只有女性主义的“政治正确”主导了一切,使得女性主义者丝毫不愿意考虑是否存在某种可能——女性在数学方面有先天的弱势,对此任何要求证据的人已经被看作对女性构成了伤害。曼斯费尔德认为,我们需要女性主义,但不是这样的脆弱和具有虚假独立性的女性主义者,而是一种更爱好自由的新的女性主义。类似地,南加州大学著名法学与政治学教授苏珊&#8226;艾斯瑞奇(Susan Estrich)发动50名妇女联暑签名,抗议《洛杉矶时报》发表的《女性思想家到哪里去了一文》,并在电子邮件中以威胁性口气,要求评论版主编麦克&#8226;金斯雷(Michael Kinsley)发表这份抗议书,在金斯雷以不接受讹诈(blackmail)为由拒绝之后,艾斯瑞奇投书其它报刊,随后报刊公布了艾斯瑞奇与金斯雷之间有关的全部电邮通信,其中艾斯瑞奇咄咄逼人的言辞令人惊讶。《洛杉矶时报》的一位女性专栏评论家发表文章,称这是美国“女性主义的歇斯底里”。

  7. 言论自由与“政治正确”

  与言论自由问题相关的另一风波涉及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种族研究系主任沃德&#8226;丘吉尔(Ward Churchill)教授。他在三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对911袭击事件做出评论,其中将纽约世贸中心的遇难者与纳粹战犯艾希曼(Adolf Eichmann)相提并论,称他们是“小艾希曼”,认为他们是美国政策的一部分,而正是这种政策导致了仇恨以及恐怖袭击的报复。而他说这些“小艾希曼”自愿地服务于这个政体,但没有对它的行动及其后果担负责任,因而并不是无辜的。这篇文章本来并不引人注目,但今年1月他受到纽约州汉密尔顿学院的演讲邀请,遭到数百名911袭击遇难者亲属和消防队员的抗议。1月31日,他辞去了种族研究系主任的职务。他在辞呈中写道,目前的政治氛围让他无法代表种族系、文理学院和科罗拉多大学。校方接受了他的辞职,并表示依照宪法丘吉尔教授拥有表达政治观念的权利,但他的文章“让我们和公众都感到震惊”。媒体在此风波中又披露了他的某些更为偏激的论调,他曾在去年接受一家杂志采访中,说美国可能需要更多的911袭击。科罗拉多州大学是公立学校,在许多市民要求,州长欧文斯要求科罗拉多大学考虑解雇这名教授。许多知识分子就此展开发表文章,辩论自由权利及其限度的问题。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7-8-25 13:28

8. 美国主流报刊开展阶级问题讨论

  今年夏季,《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就美国当代的阶级问题和社会流动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讨论文章。讨论围绕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移民、宗教、婚姻和文学等方面展开,使“阶级意识”重新成为热门话题。有作者在讨论中指出,社会阶层的自由流动一直是美国的一个神话,而旧的阶级界线似乎也已经被消费生活的表象所抹去,美国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语言开始消退,但阶级的差别没有消失。实际上,近30年来美国社会的阶层流动不是更自由了而是更困难了,美国人正生活在一个不平等性急速加剧的时代。也有论者指出,财富与阶级是事关权力的问题。阶级与其说是关于生活方式或消费时尚,不如说是事关“谁有权做决定”的问题,这包括决定大多数无权者的生活。富有者使用自己的各种权力维护他们的特权生活,让社会为此付出代价。软弱的民主反对派所鼓吹的“自我成就”的神话只能使普通百姓吞咽右翼的苦果。因此,阶级是重要的,阶级意识也同样重要,必须认识到,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权力是阶级问题的关键。

  9. 英国历史学家大卫&#8226;欧文在奥地利被捕

  大卫&#8226;欧文(David Irving)毕业于伦敦大学,是英国最受质疑的历史学家,其著作与译作多达30多种,主要集中于有关纳粹德国与二次大战历史研究的领域。欧文自己以及少数新纳粹主义者将他标榜为“我们时代最为勇敢的”的反潮流历史学家,而大多数人认为他的所谓研究著作充斥着对历史事实的蓄意歪曲。他长期以来否认纳粹大屠杀的暴行,声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完全是虚构的。在《希特勒的战争》一书,他认为希特勒直到二战后期都不知道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也没有证据显示曾施行过所谓的“终极解决”方案。所有迫害行为都是下属所为,而且其规模远比现在主流看法要小得多。1994年欧文曾起诉控告美国历史学教授黛博拉&#8226;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和企鹅出版社,因为普斯塔特在其《否认大屠杀——对真相与记忆的挑衅》一书中称欧文是“否认大屠杀的最危险的代言人”,因而诋毁了他的学术声誉,也损害了他的职业生涯。经过长达6年的司法诉讼和审理,伦敦高等法院在2000年4月判决欧文败诉,认定他出于某种目的对历史进行了歪曲。欧文于1989年在维也纳等地公开演讲,法庭曾为此签发逮捕令,但直到欧文今年11月再次访问奥地利时,他才落入法网。与英国的情况不同,在奥地利(以及法国和德国)有相关法律将否认纳粹罪行视为非法,刑期最高可达20年。据BBC报道,历史学界对欧文声誉有很大的争议,一些史学家认为他在挖掘和收集历史档案的工作中有很强的钻研精神,但他从中做出的阐释和结论是非常可疑甚至是荒谬的。

  10. 2005年辞世的文化界著名人物

  除了保罗&#8226;利科之外,2005年还有许多重要的学者、作家与文化人相继去世,有评论称,这标志着我们“在精神上告别了20世纪”。

  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经济学家彼得&#8226;德鲁克(Peter Drucker)11月11日在美国洛杉矶附近的家中辞世,享年95岁。德鲁克出生于奥地利,1931年在法兰克福大学毕业获法学博士,1933年移居英国,4年之后又迁居美国。曾在纽约大学商学院任教20多年,担任许多政府与机构的高级顾问,发表了近40种学术著作,其中《管理实践》标志着管理学的诞生。《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以及《管理:任务、责任、实践》被称为管理学的“圣经”。

  另一颗陨落的巨星是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8226;米勒(Arthur Miller)。他继承了易卜生的创作传统,致力于在舞台上构筑美国真实的社会图景。后又将表现主义的心理描写技巧吸收到现实主义题材中,被誉为心理现实主义戏剧。曾两次来华访问的阿瑟&#8226;米勒是影响中国戏剧界的重要人物,他的《推销员之死》为中国观众所熟知,可谓20世纪话剧的里程碑。2月10日阿瑟&#8226;米勒去世,享年89岁。4月5日,同样89岁的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8226;贝娄(Saul Bellow)去世。生前著有《赫索格》《莫斯比的回忆》和《雨王哈德森》等,大都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反映都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困惑,思索人类社会的价值和终极意义。另一位著名作家约翰&#8226;福尔斯(John Fowles)于11月5日逝世,享年79岁,他是英国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之一,善于描写自由意志与社会约束之间的冲突,其中流传最广的作品有《法国中尉的女人》《收藏家》和《魔术师》。

  2月20日,《滚石》杂志的特约记者亨特&#8226;汤普森(Hunter S. Thompson)自杀,终年67岁。他擅长第一人称的纪实写作,将亲身感受写入新闻,挑战了传统的新闻写作方式。他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几乎都是传奇人物,最著名的作品是已改编为电影的《拉斯韦加斯的恐惧与厌恶》。还有一位值得纪念的文化人物是1月25日逝世的美国建筑大师菲利普&#8226;约翰逊(Philip Johnson)。他设计的建筑历经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变化,1979年获得普利策建筑奖,最为知名的作品是坐落于康涅狄格州的“玻璃屋”。

  4月9日,颇受争议的女性主义法学家安德里亚&#8226; 德沃金(Andrea Dworkin)逝世,享年58岁。她在《淫秽出版物:男人拥有女人》一书中指出色欲出版物建构了女性性行为的模式。随后将一切异性性行为归纳为强奸,成为一名强硬的反性女性主义者。1985年,她与凯瑟琳&#8226;麦肯农在全美发起反对淫秽出版物的运动,最终促使地方法院颁布法案,允许女性对淫秽出版物的作者提出民事诉讼。

本文的部分内容曾发表载2005年12月30日的《环球时报》与2006年1月5日的《社会科学报》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7-8-25 13:43

刘擎:2006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作者按】自2003年起每逢年终,笔者都会接到《社会科学报》等报刊的邀请,要求对当年在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界具有影响的公共事件做出年度回顾综述。综述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欧美知识界的报刊与互联网上的报道与评论。由于笔者阅读与学识的局限,深感力不从心,所做的选择与述评远非全面与客观,仅作为资讯供读者参考。本文是作者勘定的完整版,其中的部分内容曾载于2006年12月29日的《社会科学报》以及30日的《东方早报》。

  1. 拉美政局与左翼思潮的复兴

  对左翼知识分子来说,振奋人心的激励来自中南美洲的政局变化:近年来具有鲜明左派或中左翼倾向的政治领袖在大选中获胜或连任(包括巴西的鲁拉,厄瓜多尔的柯利亚,智利的巴切蕾特,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以及委内瑞拉的查韦斯)。虽然美国的主流舆论对拉美的这场“红色革命”持怀疑和批评态度,认为这是“政治强人”煽动民粹主义所导演的选举闹剧,会将拉美的经济发展引向灾难。但左翼力量终于突出重围,开始在主流媒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去年11月《时代》周刊和《洛杉矶时报》等就曾发表文章,严厉批评布什当局在拉美国家推行的政策。今年4月《国家》杂志发表文章,更为激烈地抨击主流舆论对拉美局势的妖魔化,指出拉美的“左转”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破产,标志着过去二十年“新自由主义”模式在拉美的失败。著名“世界体系”理论家华伦斯坦在《新左派评论》(2006年7-8月号)上发表文章,分析了世界格局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认为美国霸权在2001-25年间进入了不断衰落的时期,而布什的国际政策加速了这一的衰落。托派社会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办的“世界社会主义网站”(WSWS),今年1月在澳大利亚召开“国际编委会”会议,编委会主席大卫·诺斯(David North)在开幕发言中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在1990年代获得了全球性的扩张,但其危机在不断地加深。美国最大的左翼知识分子联盟会议“社会主义学者大会”(SSC)在历经了2004年的分裂之后,似乎在今年获得复苏。分裂出的一支“左翼论坛”(The Left Forum)于今年3月在纽约举行主题为“全球抵抗与帝国的衰落”大会,从开幕式的“挑战帝国”到闭幕式的“前进”主题,显示出高歌猛进的势头。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左翼思潮与社会运动曾面临严峻考验,也一直在探索中寻求突破的契机。2006年左翼力量似乎聚集了新的能量,出现了某种复兴的转机。但是,“新自由主义”遭遇的挫败并不天然地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对于西方社会主义的复兴而言,当下的转机仍然还是朦胧的曙光。

  2. 纪念阿伦特百年诞辰

  今年10月14日是汉娜·阿伦特的百年诞辰纪念日。当天,伯林的“阿伦特的思想空间”现代艺术展开幕,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播出了对阿伦特的学生、传记作者和研究者杨-布鲁艾尔(Elisabeth Young-Bruehl)访谈。而世界各地的纪念活动早在年初已经开始,学术界重要的演讲与国际会议迄今有30多次。歌德学院预告了明年1月召开的研讨会日程,表明相关的活动还在持续……。这样广泛而隆重些纪念并不是心血来潮的仪式,而是最近20年以来阿伦特的思想影响持续增长的结果。正如杨-布鲁艾尔新著的书名(Why Arendt Matters)所提示的那样,阿伦特对于我们的时代仍然至关重要。作为20世纪极为独特而复杂的思想家,阿伦特的作品蕴含着多重阐释的可能。比如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一书中认为,狂热极端的意识形态俘获了处于孤独焦虑之中的病理性“大众社会”,从而导致了极权主义的兴起。而后来在《耶路撒冷的艾克曼》(1963)中,她所揭示的极权主义的秘密在于艾克曼的那种“恶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于是,面对今天的世界风云,许多人借用阿伦特的思想对当下极权主义的可能做出不同的诊断。有人在谈论所谓“伊斯兰极权主义”,比如德国前外交部长(哈贝马斯的弟子)菲舍尔(Joschka Fischer)将此称作(纳粹和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极权主义”。而另有作者,比如拉宾(Corey Robin)最近在《伦敦书评》发表的文章却认为,当今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具有极权主义的危险,这恰恰源自阿伦特所说的那种“仕途主义”(careerism)的平庸之恶。拉宾还提醒我们,阿伦特对于极端犹太复国主义的忧虑。她在60年就指出,犹太人从几个世纪“不惜代价求生存”转向了“不惜代价维护尊严”,但“在这种虚假的乐观主义背后潜伏着对一切的绝望而准备自杀的心态”,她看到了许多犹太人宁愿与敌人同归于尽,也不愿妥协。因为生怕妥协会将他们带回到那些在欧洲沉默受难的屈辱日子。阿伦特的许多洞见(比如她对“阿拉伯问题”的关切)还有待于我们深入的探讨。的确,阿伦特之于我们的时代仍然重要,她的思想遗产也将继续在争议性的阐释中给予我们启迪。

  3. 福山再度成为焦点人物

  1989年以“历史终结论”闻名世界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2006年再次成为公共知识界关注的焦点人物。他为今年再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末人》新写了后记《“历史终结”之后》,试图澄清人们对“历史终结论”的误解,并回应17年来有关这一论题的争论。但这篇“再版后记”引发出新一轮的争论。批评的重点仍然在于质疑历史终结论是否成立,以及福山自己的立场是否前后一致等。今年8月“开放民主”网站汇集了10多篇相关文章,组织一次(网络)专题研讨会,福山为此撰写了《对批评者的回应》,试图再次澄清自己的观点,并解释自己观点的变化。而更受人关注的是,福山在3月出版的新著《处在十字路口的美国》,其中严厉批评了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宣告了与“布什主义”的决裂。由于福山当年曾支持布什当局对伊拉克开战,并长期与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高层官员与智囊人物交往从密,这本著作被看作是福山政治立场的“戏剧性转向”,在舆论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但是,从福山自己的论述逻辑来看,他的变化与其说是他告别了新保守主义,还不如说是“布什主义”背叛了新保守主义。福山自己所主张的基本论点并没有改变:他仍然坚持“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制度”是(黑格尔-科耶夫意义上)“历史终结”的现代性形态,认为这个终结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最终将获得普世性的胜利。他所做的修正只是“时间表”意义上的:认为自由民主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在“边缘地区”(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实现,而实现的方式也可能不同于迅速而和平的“东欧模式”。福山与布什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不相信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可以通过使用外部武力来强迫完成。在福山看来,这是一种激进的“社会改造工程”。而新保守主义的传统(在其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中)留下的一个重要思想遗产就是反对这类社会改造工程。实际上,福山是主张以经济发展和渐进改革为前提,促成对于民主的内在需要,从而实现走向民主的“和平演变”。而与此相比,布什推行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以及武力变更政权的政策恰恰是一种激进的霸权主义。不幸的是,“新保守主义”这个名称已经被滥用了,福山也就不再愿意以此自称。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7-8-25 13:48

4. 漫画引发的文化战争

  去年9月,因丹麦《日兰德邮报》刊登了几幅将穆罕默德描绘成恐怖分子的漫画而引出一场风波。这场“漫画风波”在今年愈演愈烈。1-2月,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多份报纸相继选登了部分漫画,加剧了穆斯林的不满,示威游行、暴力冲突不断发生。《日兰德邮报》编辑的回应是,丹麦有着自由表达的传统,对于任何宗教都一视同仁。而转载漫画的相关欧洲报纸编辑则表示,他们只是在捍卫言论自由。虽然丹麦首相在阿拉伯电视台发表讲话,就漫画引起的冒犯向穆斯林致歉,但他同时强调,政府无权干涉报社的言论自由。欧洲境内的伊斯兰教徒的抗议示威不断升级,英国政府担心此事引发一场“新圣战”。2月8日法新社报道,一名塔利班高级指挥官宣称:塔利班将悬赏100公斤黄金追杀那个把先知画成“炸弹客”的漫画家;对于任何杀害丹麦人、挪威人或德国士兵的人,塔利班也会奖赏5公斤黄金。这一消息使美国首次对漫画风波公开表态。布什说,美国主张新闻自由,反对因强烈不满而采取的暴力活动。国务卿赖斯直接指责叙利亚和伊朗借漫画事件煽动穆斯林对西方的仇视。在公共知识界中,有评论者指出,西方“自由社会”可以容忍或接受类似于“炸弹客穆罕默德”的自由表达;而穆斯林的暴力抗议暴露出他们守旧专制的宗教理念。另一些评论则认为,西方的言论自由从来就有其限制与边界,许多国家都有禁止种族歧视与“仇恨言论”的相关法律,漫画以言论自由为名冒犯了宗教情感,是一种西方霸权的体现。

 5. 国际知识界声援贾汉贝格鲁

  伊朗著名哲学家与作家贾汉贝格鲁(Ramin Jehanbegloo)在4月27日从印度讲学回国时,在德黑兰机场遭到逮捕,随后被关入德黑兰Evin监狱。贾汉贝格鲁在巴黎索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在哈佛大学做过博士后研究。目前担任德黑兰文化研究局当代研究部主任。他曾担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兼职教授,拥有加拿大和伊朗的双重国籍。贾汉贝格鲁发表过二十多种著作(其中《伯林谈话录》有中译本出版),论及黑格尔与法国大革命,甘地、泰戈尔、伯林、萨伊德等。他对西方哲学和现代性的研究致力于探索不同文化之间建设性对话的可能。5月6日伊朗情报部长对外确认了贾汉贝格鲁被捕的事实,暗示原因在于“他与外国人的接触”。在学术同行看来,贾汉贝格鲁是“政治上极为温和”的学者,他的被捕令人感到意外,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5月15日欧盟委员会发表新闻,表示对此事件的“严重关注”。5月24日世界各地432名学者与作家联合签署一封“致伊朗总统内贾德的公开信”,公开信中高度评价贾汉贝格鲁的学术贡献及其国际影响,指出对他的关押未经过任何司法程序,违背了伊朗共和国的法律和相关国际公约,敦促内贾德总统亲自干预此事,尽快释放贾汉贝格鲁。公开信的签署名单几乎囊括了当今最为著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包括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与文学奖得主艾芭迪和库切,以及不同专业领域和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诺姆·乔姆斯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安东尼·内格里,恩内斯特·拉克劳,查塔尔·墨菲,斯拉沃热·齐泽克,尤尔根·哈贝马斯,查尔斯·泰勒,希拉里·普特南,罗纳德·德沃金,理查德·罗蒂,齐格蒙·鲍曼,安伯托·艾柯,莱兹克·柯拉科夫斯基,迈克尔·沃尔泽,理查德·伯恩斯坦等。另有“国际伊朗研究协会”(ISIS)等学术团体也为此发表了公开声明。8月30日贾汉贝格鲁被释放。他随后在接受“伊朗学生通讯社”的采访中解释说,他在国外讲学期间,有来自“敌对国家”的情报人员参加了他的研讨会,试图将他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他对东欧与伊朗市民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计划)用作颠覆伊朗政权的目的。他对此感到遗憾,并建议伊朗学者应该在国内举办学术活动,以免在出国访问的活动中学术成果遭到滥用。他还表示自己在监狱中得到了完全人道的待遇。目前,贾汉贝格鲁的个人网站已经关闭。

 6. 反击对施特劳斯的妖魔化

  近年来,西方报刊(包括在知识界声誉良好《卫报》、《纽约时报》、《纽约书评》、《国家》、《纽约客》、《波士顿环球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等)发表许多文章,“发掘”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的思想与美国极右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结果是施特劳斯已被公众看作是“美国新保守派的教父”,是反自由民主的精英,鼓励政客用谎言来欺骗大众。在许多严肃的学者看来,这完全是对施特劳斯“妄想狂”式的妖魔化。的确,施特劳斯的不少弟子(或隔代弟子)在布什当局的高层或智囊机构担任要职。但政界“施特劳斯派”的立场并不等于施特劳斯本人的思想,也并不为学院中的施特劳斯派所认同。今年,施特劳斯学院派的弟子们相继推出三部著作:史密斯(Steven B. Smith)的《解读施特劳斯》(Reading Leo Strauss: Politics, Philosophy, Judaism,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潘格尔(Thomas L. Pangle)的《施特劳斯导论》(Leo Strauss: An Introduction to His Thought and Intellectual Legacy,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以及扎科特夫妇(Catherine and Michael Zuckert)的《施特劳斯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Leo Straus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American Democrac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这些著作通过对施特劳斯作品的严肃解读和阐释,致力于探索施特劳斯真正的思想遗产。三部著作的一个共同的看法是:施特劳斯是自由民主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史密斯教授解释说:“朋友”意味着施特劳斯本人并不是自由民主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对现代自由民主最有益处,因为他“理解政治的方式不是出于左的或右的立场,而是来自俯瞰的上方”。如果说有什么“施特劳斯的政治”,那么这种政治更接近于他同代的以赛亚·伯林和雷蒙·阿隆等自由主义者,而不是当时任何一个保守主义的主将。扎科特夫妇认为,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危机有着深刻洞察,正因如此,他才是自由民主清醒冷静的辩护者,能够同时意识到它的力量与弱点。而潘格尔的著作探索了施特劳斯的哲学思考对民主公民的复兴以及对我们文化批判性的自我理解所做出的贡献。这三部著作的出版已经受到知识界的关注,在客观上反击了对施特劳斯的妖魔化解释。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7-8-25 16:48

7. 英国“思想战役”开辟新的公共空间

  2006年10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政界、商界、学界和传媒的近200名“重量级人物”汇聚位于伦敦的皇家音乐学院,就当代“紧迫而重大的思想问题”,面对近千名听众展开公开和激烈的交锋。这个名为“思想战役”(The Battle of Ideas)年度活动是一种新颖而特殊的跨行业、跨学科的文化节,由英国独立的“思想研究所”(Institute of Ideas)于2005年创办。今年第二届“思想战役”更为引人注目,发言者争论之尖锐激烈,现场听众参与之热烈踊跃都达到令人惊叹的程度。活动的形式也精彩多样(从正式的“主题争辩”,到半正式和“沙龙辩论”和自由随意的“咖啡对话”,以及影视展映等等),涉及的主题包括文明冲突与西方文化危机,二十一世纪的认同,环境保护与反环保话语,心理治疗工业与教育问题,艺术创造自由与大众消费等等。活动受到参与者与观察家的极高赞誉,被认为是一次绝对令人难忘的、罕见的“思想盛宴”。

  也许更值得关注的是“思想战役”的诉求与潜力。三位召集人当中,有的以社会评论家为职业,有的是牛津大学的青年教师,但都是活跃于公共领域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共同感到,在传媒机制和学院规训的制约下,当代的文化氛围变得越来越因循保守。这种“遵从主义”压抑了真正的民主讨论,封闭了政治想象与文化创造的空间。由此,他们致力于“打破一切思想禁忌”(包括所谓“政治正确”以及“顾忌直接的现实后果”所造成的限制),提倡“无限制的自由讨论”。正如“思想研究所”在其创建宗旨中明确告白的那样,他们继承的是(康德式的“大胆而公开地使用理性”的)启蒙主义精神传统。他们声称,在“思想战役”中每个人都具有“完全自由表达的权利,但没有免于被冒犯和批评的权利”。他们的诉求不是要以“达成共识的名义”来寻求时代的“镇痛剂”,而是要以开放而强劲的思想交锋来反思时代的大问题,为创造真正民主的公共空间开辟新的道路。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英国这些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创新与活动能力,他们往往兼备作家、学者、编辑家和活动家的品质,具有罕见的跨行业、跨学科的知识和交流才能。这使2006年“思想战役”得以筹集足够的民间资金,汇集具有公共影响力的著名人物,并获得BBC,《泰晤士报》、《卫报》和著名网络媒体Spiked的全程报道。活动之后及时出版多种文集,同时在学院刊物中发表讨论专辑。他们远大的抱负和卓越的才能,蕴含着重新塑造欧洲公共文化的巨大潜能。

  8. 格拉斯迟到的自白

  小说《铁皮鼓》使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成为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文学院给他的评语是:“嬉戏般的黑色寓言揭露了历史被遗忘的面孔。”然而,今年8月12日,格拉斯公开揭示出自己曾是纳粹党卫军人的身份,由此引发了一场席卷德国、欧洲乃至全球的黑色风暴。德国联邦议员要求收回格拉斯的一切荣誉奖赏,包括诺贝尔文学奖。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委婉地指责格拉斯坦白得太晚。许多批评者认为,格拉斯年轻时的选择可以原谅,而不可饶恕的错误在于其“长达61年之久的缄默”。最激烈的抨击来自格拉斯的出生地,现属波兰的格但斯克(原名但泽)。格但斯克市议会决定要求格拉斯放弃“但泽荣誉市民”的称号。此外,《纽约时报》也刊登评论,题为“格拉斯:一个非常的德国耻辱”。与此同时,格拉斯的作家同行们纷纷为其辩护。美国作家约翰·欧文在《卫报》上刊文赞扬格拉斯的勇气与道德。葡萄牙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怀疑那些批评者在没有扪心自问的前提下表达了“伪善”的想法。《法兰克福汇报》则提供事实证据:二战一结束,“格拉斯在战俘营中就向美军方承认自己是纳粹党卫军人,相关材料现存于柏林国防军问讯处。”更有力的辩护在于格拉斯的作品本身。合称为“但泽三部曲”的《铁皮鼓》《狗的岁月》及《猫与鼠》都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深刻反映了纳粹时期社会的扭曲与荒谬,其中也蕴含了对自身经历的反思与忏悔。格拉斯的自传体新作《剥洋葱》于8月16日出版。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7-8-25 17:01

9 余英时教授荣获克鲁格奖

  美国国会图书馆11月15日宣布,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和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获得2006年度“约翰·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每人各获得50万美元的奖金。“克鲁格奖”于2003年创立,由慈善家约翰·克鲁格(John W. Kluge)资助,美国国会图书馆组织评审。该奖专门针对诺贝尔奖没有涵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并期望在将来能够获得与诺贝尔奖同等的声誉与地位,年度奖金为100万美元。候选人由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推荐产生,评选标准是,其学术研究被同行公认为对本学科具有杰出贡献、对其它学科具有跨学科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以及对公共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获奖者不限国籍,不限写作语言。2003年,时年76岁的波兰裔哲学家柯拉科夫斯基独自获得首届“克鲁格奖”;2004年,80岁的美国历史学家嘉斯拉夫·帕利坎和91岁的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分享了第二届克鲁格奖。2005年该奖空缺。今年的克鲁格奖授予华裔与非洲裔的历史学家,似乎表明克鲁格奖对不同文化族群的开放取向。余英时1930年生于中国天津,1956-1961年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在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曾担任中国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余英时的主要著作包括《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士与中国文化》、《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现代儒学论》以及《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等。富兰克林今年91岁,现为杜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专门研究美国黑人历史。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北卡罗来纳州的自由黑人》《从奴隶到自由》《解放宣言》和《二十世纪的黑人领袖》等。

  10. 2006年辞世的学者与作家

  11月16日,诺贝尔经济学奖(1976年)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与世长辞,享年94岁。他被称为与凯恩斯、萨缪尔森齐名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教父。他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倡导依靠个人责任感的自由竞争,认为控制货币供应是政府唯一可以使用的经济杠杠。他在理论上有三大贡献,即现代货币数量论、消费函数理论以及自然率假说理论,著有《实证经济学论文集》《自由选择》等。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的课堂上结识了罗斯·戴瑞克特,六年后两人结为终身伴侣。1998年他们合著的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问世,其中有相当大的篇幅回顾了弗里德曼的三次访华经历。他曾近距离地观察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变迁过程,向中国介绍关于自由市场的思想,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特殊而富有争议的影响。

  9月15日,享誉世界的记者兼作家奥里亚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在家乡佛罗伦萨去世,终年77岁。作为记者,她以罕见的尖锐犀利采访了霍梅尼、基辛格、邓小平和布托等世界政坛最为重要的领袖人物。法拉奇说,她每次采访经历里都“倾注了心和灵魂”,一如她对于一生仅有的一次爱情(与希腊抵抗运动领袖帕纳古利斯)和她那未出生的孩子。《人》与《给未出生的孩子的信》两书满载着她对生命的礼赞和热爱。在2001年9·11灾难之后,沉默已久的法拉奇发表八万言的《愤怒与自豪》,猛烈抨击伊斯兰文化的“野蛮”,由此招致“种族歧视”的指控。而她的回答是:“你们想对我做什么?你他妈就做你的,我就是要说出我想说的。”无论人们对她的言论有多少争议,她的离去让世界少一个桀骜不逊的女性声音。

  10月30日,文化人类学领域杰出的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因病骤逝,享年80岁。格尔茨从1970年开始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他在社会文化理论上贡献卓著,不仅体现在他的符号人类学理论,而且延伸到地理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领域。他的《文化的解释》《爪哇的宗教》《地方性知识》等著作影响深远,被公认为20世纪学界的一位“具有原创力和刺激力的前沿人物”。

  4月29日,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Galbraith)于98岁高龄逝世。除了《1929年大崩盘》《富足社会》等经济学名著之外,他还留下了包括自传、小说在内多种文体的50余种书。曾获得美国总统颁发的自由勋章。

  8月1日,著名政治学家、“差异政治”理论的主将艾里斯·马里恩·杨(Iris Marion Young)于家中病故,年仅57岁。她2000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执教政治学,在女性主义理论、正义理论、民主理论等领域都有卓越贡献,而使她获得国际声誉的著作是1990年出版的《正义与差异政治》。杨不仅是杰出的思想家,也是草根行动的积极参与者,对妇女、劳工等弱势群体有切实的关怀,著有《包容与民主》《论女性身体经验》等。

  7月1日,社会学家菲利普·瑞夫(Philip Rieff)辞世,终年84岁。早在1950年,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担任讲师的瑞夫与苏珊·桑塔格闪电结婚,并维持10年婚姻。多年来,桑塔格的声誉似乎遮蔽了瑞夫的光芒。而瑞夫是20世纪不容忽视的一位弗洛伊德研究者,著有《弗罗伊德:道德主义者的头脑》和《治疗主义的胜利》,并富有洞见地提出,西方文明从罗马时代到20世纪初先后受到“政治人”“宗教人”和“经济人”的统治,如今则由“心理人”主宰,接受一些精神领袖关于“自我”的信念。

  6月16日,《纽约书评》二主编之一芭芭拉·爱泼斯坦(Barbara Epstein)死于肺癌,终年77岁。爱泼斯坦毕业于哈佛大学,曾负责编辑轰动全球的《安妮日记》。1963年加入《纽约书评》之后,她负责文学、文化方面的组稿与校订,与这本刊物一同走过了43年。如今《纽约书评》已成在知识界声誉卓著的书评期刊。本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把“终身成就奖“授予《纽约书评》的两位创始人和两位联合总编。

  4月30日,法兰西学院院士让-弗朗索瓦·何维勒(Jean-Fran&ccedil;ois Revel),因心脏病逝世,享年82岁。他也是一位政论家,曾担任法国《快报》社论作者15年,后又成为《观点》周刊的专栏作家。在他一生出版的30多本书中,最著名的有《无马克思,无耶酥》《极权趋势》以及《和尚与哲学家》。其中,《和尚与哲学家》一书是他与皈依佛教的儿子马蒂厄·里卡尔在山顶上的一场西方哲学与佛教之间的对话,拷问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8-4-18 6:07

2007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作者:刘擎

【作者按:2003年以来,笔者应报刊之邀在年底撰写本年度“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主要资料来源是欧美知识界的报刊与互联网上的报道与评论。由于笔者阅读与学识的局限,所做的选择与述评远非全面与客观,仅作为资讯供读者参考。本文原载《学海》2008年第2期,部分内容曾载于2007年12月29日的《社会科学报》。】

  欧盟50年:纪念与沉思

  1849年8月法国作家雨果在巴黎和平大会的开幕词中,想象了未来欧洲“将会来临的那一天”:“到那时……所有欧洲的民族,在保持各自独特品质和光荣个性的同时,将会紧密地融合在一个更高的整体之中,将形成一个欧洲的兄弟同盟……到那时,仅有的战场是展开贸易的市场以及开发思想的心灵。到那时,子弹和炸弹将被选票所取代、被各民族人民的普选投票所取代、被一个伟大主权议会的庄严裁判所取代。”在历经了20世纪更为惨痛的战争创伤之后,欧洲的发展似乎走向了雨果所梦想的前景。1957年3月25日《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在罗马签署,这一年也被视为欧盟的诞生之年。今年是欧盟成立50周年,欧洲各国举办了难以计数的各种纪念活动与学术讨论。

  5月9日是“欧洲日”,当天10多位欧洲的诺贝尔获奖者聚集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大厅,在欧盟议会主席珀特林(Hans-Gert P&ouml;ttering)的主持下,对欧盟的过去、当下和未来展开讨论。他们普遍赞赏欧盟是人类解决冲突与和平合作之文明成就的典范,但同时分别指出了欧盟在未来发展中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包括欧洲内部的语言壁垒,欧洲精神世界受到物质主义的冲击,以及欧盟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3月14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SE)与《金融时报-商业》(FTB)等联合举办了主题为“欧盟:未来50年”的大型讨论会。邀请了欧盟27个成员国的50位著名政治家、学者、教育家、艺术家和商业领袖,就欧盟的未来展开辩论,会后出版了文集《欧盟:未来50年》,由德国总理、现任欧洲理事会主席默克尔和欧洲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作序,伦敦经济学院院长戴维斯爵士(Sir Howard Davies)撰写导言,收录的文章大多极其富有洞见和启发性。

  3月23日哲学家哈贝马斯接受德新社记者的访问。在这篇题为《欧洲现在需要什么?》的访谈中,哈贝马斯对欧盟发展的现状发表了审慎的分析,认为当务之急并不是确立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而是在欧盟内部完善治理和发展政治行动的能力。他指出,《欧盟宪法条约》被法国和荷兰这两个欧盟创始成员国的全民公决所否决,但这不意味着深化欧盟发展的阻力来自人民。实际上,在大部分成员国中存在着支持巩固欧盟的“沉默的大多数”。哈贝马斯建议,在2009年的欧洲选举中,应该以全民公决的方式让公民来决定:欧盟是否要有直选的总统?是否要有欧盟自己的外交部长和金融基地?与此同时,这种全民公决应该只对那些国内多数公民已经投票支持欧盟改革的成员国具有约束力。如果全民公决获得通过,那将会打破目前那种由最保守迟缓的国家来限定整个欧盟发展步伐的僵局。

  宗教与政治:神学灵光的再现

  马克·里拉的《上帝的政治》一文发表在8月19日的《纽约时报杂志》,当期的封面以大号字体摘录了文章的要义:“神学的思想仍在燃烧着人们的心灵,鼓动起能将社会置于毁灭的救世之激情——这在我们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已经认定这不再成为可能,认定人类已经学会了将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相分离,认定政治神学在16世纪的欧洲已经死亡。但是,我们错了。我们才属于那种脆弱的例外。”这篇文章选自里拉9月份出版的新著《夭折的上帝》(The Stillborn God)。其核心命题可以称之为“西方例外论”,认为在人类文明的大部分历史和大部分地域中,神学是政治秩序的基础。而以正教分离和宪政为基础的西方现代政治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和例外,始于欧洲在历经惨痛的宗教战争之后的一种应对抉择——所谓政治与神学的“大分离”(the Great Separation),其基本理念源自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利维坦》将变换了政治的主题,着眼于“心理学”而放弃政治神学。但政治哲学从来没有驯服政治神学。正教分离的共识是不仅是脆弱和不稳定的,而且是一个特例。西方人如果以为自己的现代世俗政治具有普世性的效力,并向非西方文明推广将是灾难性的错误。文章和著作发表之后立即引起的热烈的争论,里拉本人在报刊与广播媒体上频繁接受访问。马克·里拉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任教8年之后,今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人文与宗教学教授,重返作为美国思想文化中心的纽约(他曾在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执教10年),再度活跃于公共思想界的辩论。

  几乎同时出版的,还有哲学家查尔斯·泰勒长达近900页的新著《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通过浩瀚而复杂的思想史考察中,探讨“世俗化”(信仰上帝不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想象”是如何在历史中形成的,其中也以大量的篇幅处理了政治世俗化的问题。今年初,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与哈贝马斯合著的《世俗化的辩证法:论理性与宗教》英文版出版,这与其说这是哲学与宗教之间的争论不如说是两者之间的合作。哈贝马斯呼吁“世俗社会要获得对宗教信念的新的理解”已经不再让人惊讶。早在三年前他在与拉辛格大主教(如今已是教皇本16世)对话之后所写的文章中就语出惊人:“基督教(而不是别的什么)才是自由、良心、人权和民主的最终基础,是西方文明的基准。”随着911事件之后世界格局的变换,欧美公共讨论中宗教话语日渐活跃与强劲,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也成为当今西方思想界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8-4-18 6:08

委内瑞拉政局引发的讨论

  拉美持续几年的“红色风暴”今年遭遇到新的挑战。查韦斯的修宪提案在委内瑞拉国内引起巨大争议,甚至导致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10多万人的示威抗议。12月2日全民公决的结果否决了查韦斯的提案,委内瑞拉的局势与未来变得扑朔迷离。11月30日耶鲁大学“拉美与伊比利亚研究会”举办“委内瑞拉的玻利维亚革命”国际研讨会。会议由耶鲁大学和纽约大学的两位著名历史学家发起组织,邀请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政治家(包括委内瑞拉驻美大使)和社会活动家,旨在对委内瑞拉问题展开独立的学术性讨论。有学者高度肯定了草根性社会运动在确立玻利维亚革命的道路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有学者指出,委内瑞拉的经济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这本身使这场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与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模式的紧密纠葛之中,暗含着巨大的潜在风险。这次会议展示了真正具有思想性的辩论,揭示出玻利维亚革命所包含的可能与局限,与主流媒体的危言耸听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西方左翼学者对委内瑞拉局势更为关注。齐泽克在11月15日《伦敦书评》上发表文章,批评当今“后现代左翼”的所谓抵抗策略倾向于放弃争夺国家权力,实际上是一种“投降”。他高度赞赏查韦斯夺取国家权力的革命运动,认为这虽然具有风险,却开启了一种新形式的政治可能。英国新左派领袖人物阿里(Tariq Ali)在委内瑞拉全民公决之后立即撰写文章,指出当下对修宪的辩论过多地集中在取消总统连任限制的争议上,而没有足够重视修宪提案中“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特别是没有在草根层面上对此展开辩论,公民没有充分参与讨论来界定什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界定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这恰恰是修宪流产的经验教训。但阿里坚信,查韦斯是一个真正的战斗者,只要总结经验把握时机,在他任期结束的2013年之前一定会有新的转机。显然,对西方左翼来说,查韦斯革命代表了一种希望——在冷战之后第一次诞生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因而对此寄予了热忱的期许。

  “大屠杀工业”与学术自由

  芬克尔斯坦(Norman Finkelstein)于1988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二十年来的学术生涯一直处于争论的漩涡之中,因为他的研究著述对大屠杀历史的主流论述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芬克尔斯坦并不像少数右翼人士(如英国的大卫·欧文)那样否认历史上发生过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本人是犹太裔,其父母就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但他认为大屠杀的真实历史在主流媒体的叙事中已经被篡改和编造,成为他所谓的“大屠杀工业”(the Holocaust Industry),被犹太精英权力集团所利用,服务于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和美国的中东政策。芬克尔斯坦通过大量著述和公开演讲长期致力于揭露批判“大屠杀工业”的骗局,其主要论敌是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兼律师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等作者,而著名学者和异议知识分子乔姆斯基一直是芬克尔斯坦最强劲的支持者。

  芬克尔斯坦曾在几所大学任教,今年已经54岁却仍未获得终身教职(tenure)。今年初他在任教已6年之久的德保罗(DePaul)大学提出终身教职申请,虽然获得院系一级的多数支持,却遭到大学“晋升与终身教职委员会”的否决,其主要理由是芬克尔斯坦的著述对其他学者进行了言辞激烈的个人攻击,将学术问题变成简单的立场对立,不符合专业的学术标准。芬克尔斯坦坚持认为校方受到了外界压力的干涉,是对学术自由的严重侵犯,表示要以“公民不服从”的方式予以抗议,校方则取消了他原本在下一学期开设的课程。这立刻引发了学术界激烈的反应与辩论,成为所谓“芬克尔斯坦事件。”在经过两个多月争论与谈判之后,德保罗大学与芬克尔斯坦之间达成协议解决方案。在一项联合声明中,双方表述了各自的立场,协议以芬克尔斯坦的辞职而告终,但未公布学校给予他的赔偿。芬克尔斯坦事件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乔姆斯基等人看来,这无疑是美国精英势力打压异端思想、践踏学术自由的又一例证。10月12日芬克尔斯坦与乔姆斯基和英国新左派主要代表阿里(Tariq Ali)等一起参加了在芝加哥大学召开“保卫学术自由”会议,继续反思在保守派精英集团的压制下如何维护学术自由的问题。而另有一些学者对芬克尔斯坦著述的学术品质有相当的保留。早在《大屠杀工业》一书刚刚出版的7年之前,布朗大学著名欧洲史家巴托夫(Omer Bartov)就在《纽约时报书评》发表文章,批评芬克尔斯坦恰恰与他所指控的“大屠杀工业”的媒体制造者一样,同样在论述中充满了刺激性的修辞、自鸣得意的道德和知识优越感,同样是对历史事实的漠视以及混乱与可疑的阐释。巴托夫在最后指出“现在可以说,芬克尔斯坦已经创建了他自己的大屠杀工业。”

  《齐泽克国际学刊》创刊

  齐泽克如今无疑是国际学术界最耀眼的明星之一。两年前,名为《齐泽克》的纪录片在文化知识界引起相当的关注。今年1月由英国利兹大学传媒学院主办的《齐泽克研究国际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381;i&#382;ek Studies)正式创刊。为一位仍然在世的学者创建一份专业性的研究刊物,这在学术界虽然不是首创(鲍德里亚曾享有过此殊荣)却也是极为罕见的。这份刊物由保罗·泰勒(Paul A. Taylor)担任主编,编委会中包括著名学者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而齐泽克本人也名列其中。编委会的构成在地域分布和专业分布上体现出高度国际化与跨学科的特征。学刊沿用学术界常规的公开投稿和同行评审的编辑方针,但发布方式却是新颖的网络在线期刊(http://zizekstudies.org/),内容完全对读者开发。在线期刊的方式更适合齐泽克的作品特征,也创造出一种学术讨论空间来避免主流媒体对其批判锋芒的收编。目前已经出版了第一卷的4期,包括“齐泽克与巴迪乌(Alain Badiou)”,“齐泽克与电影”,“齐泽克与黑尔格”等专题讨论。少部分文章已翻译为多种语言文本(虽然中文译稿的质量似乎有待改进)。在第1期中的开篇文章《为什么是齐泽克?为什么是现在?》中,保罗·泰勒指出,从事这样一份刊物既是机会又具风险,因为它所研究的是这样一个思想家的作品:他不仅是健在的,而且他向世人保证他自己不是所谓齐泽克派。因此要坚持完整公正地对待齐泽克的不可复制之独特性总是要面对艰巨的压力。但作者认为值得承担这个风险,来进一步增强齐泽克作品对现已建制的学科所提出的挑战。文章还借用佛家“以指示月,愚人观指不观月”的类比,形容“齐泽克的理论努力在于顽强地审问那些执迷于观指而不观月的学者的刚愎自用”,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被齐泽克吸引并继续保持对他的兴趣。

  泰勒与德沃金分别获得学术大奖

  3月14日,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被授予2007年坦普尔顿奖,获得80万英镑(约为150万美元)的奖金。此奖是由约翰·坦普尔顿(John Templeton)于1972年创建,旨在鼓励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探索和扩展人对神性的感知,包括对爱、创造性、智慧、宗教等的研究,以促进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话关系。坦普尔顿基金会现任会长在授奖时说:在泰勒的学术生涯中,他经常是孤独地坚守在精神维度的研究领域,对公共政策、历史、语言、文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所有其它侧面展开跨文化、跨学科的深入讨论。泰勒在获奖感言中提到:“自然科学和宗教的分离对两者均无益处,而同样真实的情况是,人文社科的文化也往往出人意料地无视精神层面。”他认为需要对“人类的暴力趋向”予以新的洞察,这可能包含着要对人类寻求意义和精神方向的努力(在其中对暴力的诉求是某种颠倒和歪曲)做出一套完整的阐释。坦普尔顿奖设立至今30多年间,早期的获奖者多位显赫的宗教界人士,例如格雷厄姆牧师和特里萨修女,后来该奖被授予更多的哲学家、神学家、伦理学家和科学家等,例如神学家迈克尔·诺瓦克、物理学家约翰·巴罗。

  挪威议会于2003年设立的路德维格·霍尔堡(Ludvig Holberg)国际纪念基金,专门授予每年在人文、社科、法律和神学领域中一位成就最为杰出的学者。今年霍尔堡国际纪念奖由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捧得,奖金为75万美元。在最近30年间,德沃金在法律哲学领域中留下了个人独特的印记,几乎每一个对该领域的贡献都直接或至少间接地与他的工作相关联。评委会对他的评语是:德沃金发展出了一套富有原创性且极具影响力的法律理论,这一理论将法律植根于道德,并表现出独一无二的特征——将抽象的哲学观点和那些与具体的对法律、道德与政治的日常关切相关的论辩相结合。在德沃金之前获过此奖的有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尤尔根·哈贝马斯和舍穆尔·艾森斯塔特。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8-4-18 6:08

2007年辞世的学者与作家

  2月28日,美国当代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因病逝世,享年89岁。施莱辛格一生都维持着一个自由主义卫士的形象,28岁时就以《杰克逊时代》获得普利策奖,1957年至1960年他先后出版三卷《罗斯福时代》,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史学成就。施莱辛格曾担任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1965年在肯尼迪过世后,他发表了《约翰·肯尼迪在白宮的一千日》,被先后授予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1962年他辞去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职务,潜心写作。1978年的《罗伯特·肯尼迪和他的时代》再次使他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施莱辛格的最后一本书《战争与美国总统》于2004年面世,他在书中对布什总统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做出了激烈的批评。今年11月,施莱辛格从1952至2000年的日记得以编辑出版,使读者看到跨度48年的美国历史及其风云人物的一些面貌,也能从中了解到美国在冷战与后冷战时代中政治与文化的部分图景。

  3月6日,法国哲学家、文化理论家、摄影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因病逝世,享年77岁。这位凭借对媒介模式和技术传播的独到分析而蜚声于世的批评者,始终思考着技术进步对社会发生影响的方式,广泛涉及到各个领域或主题,从消费主义到性别关系,从对历史的社会理解到关于艾滋病、克隆、鲁西迪事件、海湾战争和9·11袭击的新闻评论。鲍德里亚最著名的《消费社会》从现代社会中人与物的关系入手,以特殊的需求理论来解读消费、媒介、信息和技术。他的思想受到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影响,并创造性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消费社会学相结合,代表作包括《符号政治学批判》《生产之镜》《象征交换与死亡》《仿真与仿像》等。鲍德里亚认为,20世纪后期的“全球”社会中,符号和意义的过剩导致了一种对现实的消融作用,而在这个世界里,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都不再被信仰;当全球化世界在符号和日用品交换的水平上不断运转,人们对象征行动(例如恐怖主义)也会越来越熟视无睹。鲍德里亚及其著作总是与“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相连,他的写作也(与许多后现代思想家一样)被归入深奥晦涩之列。

  6月8日,当代西方最具影响的思想家之一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因病逝世,享年75岁。早年的著作《哲学和自然之镜》汇集了罗蒂对杜威、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研究,随后他在《实用主义的后果》和《偶然性、讽刺和坚实性》中提出新实用主义主张,确立了反本质主义立场,被视为“反哲学的哲学家”。不同于许多哲学家的观点,他相信,不是启蒙主义开启的民主与自由使人类面临虚无主义困境,而是执着于柏拉图主义和康德主义的说教使职业哲学家自己误入歧途。罗蒂说,“我的哲学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右派,那么我的政治学观点就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左派。”罗蒂在西方学界的政治谱系中属于“自由左派”。他曾表示自己在社会政治立场上与哈贝马斯、罗尔斯、泰勒、德沃金等人分享着基本相同的社会理想,即“社会民主主义”的某种版本;而那些更激进的学院左派,在他看来,始终没有给出任何有效的政治方案。罗蒂独特的思想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是,道德与政治生活的改善不可能也不需要一个普世的理性主义基础,寻求政治原则的共识是一种永恒的实践,只有在不断面向实际问题的具体应对中才可能获得,这也就是罗蒂所说的“后形而上学希望”。

  11月10日,美国最知名也颇具争议的作家之一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因病逝世,享年84岁。梅勒的作品始终将矛头对准美国的社会与政治,挖掘其深层的病状,视角奇特、言辞犀利,他因此被称为美国的“文学良心”。梅勒的成名作《裸者与死者》在他个人的从军经历(毕业于哈佛大学后在太平洋战区服役)的基础上,不仅揭示出战争的真实面目,而且剖释了更为深广的社会与历史问题。1968与1979年,梅勒先后凭借《夜间的军队》和《刽子手之歌》获得两次普利策奖;2005年被授予美国文学杰出贡献奖。无论在写作上,还是生活中,梅勒都维持着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个性与风格,直到生命的终止。

  11月13日,美国著名法学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J. Berman)辞世,享年89岁。他是比较法学、国际法学、法史学、社会主义法学以及法律与宗教关系领域的先驱人物,著有《法律与革命》《信念与秩序》等。伯尔曼对中国当代法学界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演讲集《法律与宗教》,其中“法律必须被人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话被频频援用。伯尔曼以此作为对韦伯的“祛魅”命题的某种回应,提出在所有的文明里,法律与宗教共享着四种要素——仪式性、传统性、权威性和普世性,法律不仅包含人的理性和意志,也包含的情感与信仰。他在对当代法律祛魅化做出批判的同时,也在宗教中寻求法律的渊源以保持人们的法律情感,从而克服理性的僵化。

  (2007年12月15日于布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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