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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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化元 :一九五 0 年代台灣自由主義的展開:以《自由
作者:张洪彬 提交日期:2010-4-24 20:37:00 正常 | 分类: | 访问量:13647
薛化元 :一九五 0 年代台灣自由主義的展開:以《自由中國》為中心


前言:

  戰後台灣自由主義思想主要有兩個重要的傳承,一個是來自日治時期台灣主張自由民主思想的縱的繼承;一個則是戰後自中國大陸知識菁英引進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降的自由主義傳統,可以算是一種橫的移植。不過,在 1950年代的文化界被視為自由主義主要代表的,則是由雷震主導的《自由中國》。此一結果與戰後國民黨當局在台灣的統治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從歷史脈絡來看,臺灣近代自由主義思想的引進,主要始於日本領台期間,當時自由民主思想漸次引進,甚至成為臺灣政治菁英具體政治訴求的依據。但是,日本「大正民主」時代結束,軍國主義逐漸抬頭以後,日本的殖民地統治政策亦隨之轉向,更為嚴厲地打壓臺灣的自由民主思想,到了1937年,甚至連採取「穩健」運動方針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迫於外在情勢,都「自主」地宣布解散。至於較為激進的主張與組織,包括台灣民眾黨、台灣文化協會等,在日本當局的取締下,更早就失去合法活動的舞台。日本投降後,台灣菁英紛紛復出,沈寂已久的政治、文化活動一度熱絡起來,但是,「二二八事件」以及接續而來的清鄉、掃紅等事件,台灣本土菁英大量傷亡、流亡海外或是轉而沈潛,雖仍有人繼續從事政治、文化活動,其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加上國民政府的語言政策,壓制原本臺灣本土菁英主要賴以表達、吸收知識所習用的日文,導致台灣與過去日治時期的思想、文化傳承,出現斷裂的現象。台灣本土菁英無法繼續主導自日治時期以來由的爭取自由民主行動,以後臺灣自由民主思想的主要傳承及代表者都出現重大轉變。以後台灣本土菁英主要透過選舉,在民意機關繼續以自由民主的觀念、價值,批判執政的國民黨當局。至於在輿論界,透過言論,站在自由主義立場批判國民黨當局的,在1950年代則以《自由中國》為代表。


  如前所述,歷經二二八事件,以及國民黨當局刻意忽視歷經日本 50年統治下,台灣日文在文化場域重要性,採取高壓而迅速地推動「中國化」的「國語」政策,使得戰後台灣自由主義發展的脈絡,無法直接承繼日治時期爭取自由民主思想的傳承,而進一步開展。在此狀況下,台灣自由主義發展新的契機,則與1949年前後中國大陸局勢的逆轉,不少主張反共,而且肯定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識分子來到台灣密切相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團體(刊物)是《自由中國》,而其主事者則是雷震。而《自由中國》創刊之初的政治主張,乃至路線選擇,可以從胡適所寫的〈自由中國的宗旨〉內容來一窺梗概,其主張包括:第一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正價值,並且督促政府改革政治經濟,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第二要支持政府阻止共產黨的擴張;第三為盡力援助淪陷區同胞;第四則為促使中華民國成為自由中國。就此而言, 《自由中國》 自由主義者選擇的政治路線得以凸顯,而自由民主的理念也是其建構理想政治體制的重要基礎。當然,由於蔣介石總統主導下的中華民國政府體制及其運作與自由民主理想的標準,相當的距離,只是相較之下,中國共產黨主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離自由民主的標準更為遙遠,因此,他們的政治選擇也呈現了以政權對自由、民主價值的相對包容性,作為政治路線選擇的指標意義。


  相對地,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當局也感受到來自自由派的支持,加上 在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前後,中華民國政府亟需外援,而欲爭取美國的支持,就此而言,自由民主改革的形象的建立是一個要件。因此,國民黨當局對 《自由中國》的創刊,不僅樂觀其成,更採取支持的態度。這對《自由中國》在台灣能夠很快地發展,是一個重要因素。


  問題是:僅僅如此,《自由中國》尚不足以成為台灣自由主義的代表刊物。促成《自由中國》朝向此一方向發展的,是韓戰爆發以後,《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當局選擇了不同的政治路線。當時由於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台灣暫時免於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力威脅,蔣介石總統 /總裁領導的國民黨當局透過國民黨的改造,建構「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的黨國體制。而《自由中國》則在局勢安定之後,越來越堅持以自由、民主反共的立場,最後終至與國民黨當局決裂,雷震被捕,《自由中國》以停刊收場。而《自由中國》在此一期間鼓吹的自由民主思想,以及對國民黨當局施政的批判,不僅成為此時自由主義的代表,影響以後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的發展。


  基於前述的認知,這篇論文主要是要討論《自由中國》如何朝向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歷程,並試圖將其主張與古典自由主義的「理想型」做一比較,藉以呈現當時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狀況。


二、古典自由主義立場的形成

  《自由中國》成立之初,是以反共擁蔣為前提的結合,在早期的文章中,並沒有對政治民主與經濟平等的關係達成共識。因此,在經濟上也沒有構成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要件,此一立場的形成是成立後發展的結果。


  在《自由中國》出刊前後,雷震把「政治民主,經濟平等」作為其主張的基本架構。而這個思想的提出,與其說是思想本身的選擇,毋寧說是外在環境與歷史經驗的影響所致。他認為在與中共的鬥爭中,必須「要使經濟平等才能收拾人心」,而鬥爭的「目標亦可明瞭」。同時,雷震在給友人的信中,也表示:「刷新政治應先以剷除貪污做起,改革經濟即實行社會主義,亦即民生主義,『政治要民主,經濟要平等』」。而胡適對於雷震的此一見解,一開始便抱持反對的態度。不過,此一立場上的歧見,在出刊之初並沒有解決。而早期《自由中國》的文章中,也反映出對「經濟平等」或社會主義見解不一的爭議。


  民國三十八(西元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的創刊號中,傅斯年在〈自由與平等〉一文中,便針對二者的優先順序表示:若自由與平等不能兼得時,與其要求絕對的平等,毋寧保有相當的自由,而暫時放棄一部分的經濟平等。就此而言,展現了「政治自由」較「經濟平等」優位的態勢。而此一優位的選擇,既然肯定自由較平等優位,則其立場與古典自由主義「夜警國家」的理念強調人權的保障,反對國家機關介入個人領域的見解便較為接近,而不強調國家的積極作為。不過,此一意見並未成為《自由中國》一致的共識。


  隨之在第二卷第一期(民國三十九年一月一日)又有黃中的〈歷史的坦途只有一條--論自由與平等相互涵蘊的關係〉一文刊出,文中主張合理而有效的計劃與管制可以避免浪費,防止剝削,而較易達到最大多數最大幸福的理想。文中更公開主張以社會主義來反共,並將平等與自由並舉,指出沒有平等的自由是不充分的自由,沒有自由的平等是不可能的平等。如此,在文中將平等與自由並舉,甚且公開的主張社會主義;而與傅斯年另一個不同之點是,對於自由平等的優位性並沒有處理。


  不過,其後相關的討論,則慢慢好像有了較一致的見解。第二卷第四期(民國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中資友仁的〈由政治民主到經濟平等〉,清楚的指出「經濟平等必須是和緩的漸進的,先有了政治的民主,然後進一步再完成經濟的平等」,主張政治民主先於經濟平等的優位性。同一期中〈自由中國社第一次座談會記錄〉內蔣勻田表示:「要求經濟平等與實現社會主義,必須用民主自由的方式」;戴杜衡主張「為求達成經濟平等,必先建立政治民主的基礎」,都可以顯示在此時,對於經濟平等與政治民主的優先順序大體而言是沒有異議的,都傾向必須在「政治民主」之後才能追求「經濟平等」。


  但是這個態度並未延續下來,在第二卷第六期(民國三十九年三月十六日)戴杜衡的〈論經濟的國權主義〉便指出雖然自由經濟有脫節之虞,但它有內在的自然機能,可以把脫節的狀態調整過來;而計劃經濟則一方面足以把那個自然機能扼死,另一方面也並不能建立合理而健全的人為規律以領導各種經濟活動,這樣的結果將不只是脫節而已,甚至可能召致整個機能的崩解,這篇文章很清楚地表明了對自由經濟較偏好的立場。


  在戴杜衡的文章刊出後,《自由中國》隨之在第二卷第七期(民國三十九年四月一日)以社論〈民主自由與經濟制度:經濟社會化應該犧牲政治民主化麼?〉的方式主張;「居今日而言干涉經濟,我們只希望政府的官吏充份做到監督指導的任務,不必談甚麼全盤的計劃」,公開反對經濟上的完全管制及國營政策。而在同期刊登的〈自由中國社第二次座談會記錄〉中,刊出他們討論「在維護『人民自由』與『政治民主』之原則下,中國對經濟措施,應採取何種辦法,以實現『經濟社會化』或『經濟平等』」的記錄時,雷震明白表示:


  「最近本社同仁,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即國家對於經濟事項,如果管得太多,則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不免受其影響,如果更進一步走到國家資本主義的話,則政治一定是獨裁」。


  在此可以看到《自由中國》社中隱含著經濟管制的「經濟平等」主張,已逐漸有往弱勢發展的跡象;相對地,不贊成國家對經濟管得太多的自由經濟的主張則開始愈來愈重要,同時,也開始指出經濟管制對政治民主可能的危害。


  但是《自由中國》並未一步便跳入自由經濟的主張,相反的第三卷第一期中,王希龢的〈論計劃與自由〉仍表示了不必犧牲計劃經濟的立場,甚至將經濟自由只界定為著重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失業的自由。這種明顯偏向計劃經濟的立場正好表示了至少在此時《自由中國》對經濟自由並沒有明顯一致的立場。在第三卷第四期及第五期(民國三十九年八月一日及八月十六日)中殷海光的〈自由主義底蘊涵〉則指出如果失去經濟自由,則其他許多自由也將隨之失去,更指出當經濟權力被掌握在政府手裏,這權力便成繼軍事權力與政治權力之後最厲害的統制武器。他的態度是明確地反對高度的計劃經濟,而強調經濟自由的重要性。這個關於自由經濟、計劃經濟的爭論仍然延續在稍後的《自由中國》中。第四卷第三期(民國四十年二月一日)高壽昌的〈經濟的自由主義〉一文中,便有這樣的主張:「自由民主而不與社會主義相連,則決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反之,社會主義而不與自由民主相伴,也決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綜觀《自由中國》此時的言論,雖然內部有爭論,但大體上仍一貫的傾向溫和漸進式的社會主義,不反對有限度的進行經濟管制,認為小規模經濟管制是與自由民主不相衝突的。而這態度要到第四卷第七期(民國四十年四月一日)歐陽賓〈社會主義的虛妄〉一文正式向「溫和的社會主義」開戰才有明顯的改變,至此《自由中國》也才逐漸丟掉社會主義的論述。


  就在歐陽賓的文章發表之後,民國四十(西元一九五一)年六月《自由中國》刊登了〈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一文,對於台灣當時政府(特別是軍情部門)不當的經濟管制措施,明白地採取了批判的態度。本來,雷震及《自由中國》在國際情勢不利的狀態下,為了擁護蔣介石總統所領導的政府,對於政府忽視人民的自由,採取隱忍的態度。在韓戰爆發,中共政權直接介入,造成美國與國府關係日趨好轉;台海情勢日趨穩定後,《自由中國》對政府施政的反應也有了改變。此一改變透過〈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一文呈現出來的,便是對政府實際的經濟管制措施的不良狀況提出批評。可能就是對於政府經濟管制的不滿,使得雷震主導下的《自由中國》立場有所轉變。早先雷震等人本來因為在中國大陸有所謂「自由經濟」導致孔宋豪門的發生,而採取經濟平等或政府介入的堅定立場,至此又再告明顯轉向。



  《自由中國》在第七卷第八期(民國四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刊出戴杜衡的〈從經濟平等說起〉一文,文中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平等」主張提出古典自由主義式的批評,主張「在經濟的領域,一切求平等的直接間接的辦法事實上都是壓低(leveling down)的辦法,它一定會破壞社會進步之水漲船高的自然作用」。《自由中國》自第九卷第五期起開始刊載殷海光所譯海耶克(F. A. Hayek)的《到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文中明白指出:


  「沒有經濟自由,那末在過去便也不會有個人自由和政治自由。但是,現在,我們卻一步一步地放棄了經濟自由。……我們忘記了社會主義與奴役制度是有關聯的」。



  同時殷海光也在按語中批評管制計劃,而指出:「壓制機構如從事計劃,其主要著眼點是以統治便利為前提,而最後的歸趨不外求政權之鞏固」。


  至此可看到《自由中國》在經濟方面自夾雜社會主義的傾向而主張經濟平等的立場,已漸漸轉向純粹的古典自由主義的傾向而主張經濟自由。此後《自由中國》中與此相關的文章,主要有王聿修在第十卷第一期(民國四十三年一月一日)的〈社會主義未能改進生活〉一文,文中提出要求生活進步,政治經濟都必須要求自由。而在第十一卷第十期中〈我們五年來工作的重點〉一文,對於經濟問題,則明白主張自由經濟,並將其所支持的計劃經濟限定在使經濟發展不致陷於無政府狀態的範圍,而強烈的反對統制經濟。自此,自由經濟成為《自由中國》主張的主軸,除極溫和的計劃經濟外,社會主義與經濟平等的主張已銷聲匿跡了。


  在此之所以需要費相當的篇幅來討論《自由中國》對經濟平等或自由經濟主張的演變,正顯示出在早期的《自由中國》中對此其實是很曖昧不清的;甚至可以說在早期的《自由中國》中,對漸進式的社會民主主義是頗為傾心的。《自由中國》在經濟領域上主張較純粹的古典自由主義的立場,是在民國四十(西元一九五一)年才開始出現的,而明明白白的在經濟層面上主張自由經濟,更是在稍晚才告確立。


  由於《自由中國》強調自由經濟的立場,與在政治上追求自由、民主的言論,因此,整體置於自由主義的發展脈絡來考察,乃是傾向於古典自由主義的立場。固然《自由中國》在經濟主張方面沒有太大爭議,而在與政治層面相關方面的主張又是如何呢?在下一部份中即以此為中心,進行探討。


三、「政治自由」主張的開展

  如同在本節一開始所提出的,國家與個人的定位問題,是洛克以降自由主義對於整個政治體制(政治社會)的形成,所處理的根本論題;因此,在「政治自由」部份將先討論《自由中國》有關國家自由與個人自由的主張,其次則進一步嘗試釐清其對自由人權保障的態度,以便呈現其有關政治自由主張的基調。


(一)個人自由與國家自由的關係


  當民國四十一(西元一九五二)年底胡適正在四處鼓吹爭取言論自由時,屬於軍中政戰系統的《青年戰士報》則針對他所主張的個人自由加以批評,十 二月五日 該報先以社論的形式表示:個人自由憲法已規定,並不需要爭取,需要爭的是國家自由,以強調爭取國家自由的優位性;十一日的社論則更進一步主張滌除個人自由。這可以看做是國民黨內主張以共黨方法反共的一派對自由派思想正式的公開攻擊。


  相對於國家自由優於個人自由的主張,《自由中國》即在第八卷第一期(民國四十二年一月一日)上登載羅鴻詔的〈國家自由與個人自由〉一文,認為「國家的自由即是獨立,凡獨立的國家都是自由的」。他並論述中華民國當時並無國家自由的問題,僅有國內戡亂的問題,而不適宜引用孫中山總理的理論,來主張「犧牲個人自由去爭取國家自由」。同時在駁斥「犧牲個人自由」意見時,則又將個人分為官吏及人民兩類,認為「應該犧牲個人的自由」的「個人」,若指涉的是官吏,則其意義應該是指人民去限制這些官吏的行為,若指涉的是平民,則就是「極權主義」,對主張為了國家自由,應該犧牲個人自由的言論痛加批評。在此之前《自由中國》雖曾對個人自由及國家的關係加以討論,但尚未出現將「國家自由」對比於「個人自由」的主張,此乃有所轉變。


  在早期的《自由中國》文章中,就已經提出國家不過是個人所構造的組織。如第五卷第六期(民國四十年九月十六日)李中直的〈個人與國家〉一文主張:包括國家一類的組織在內,個體是主人,而組織是人所構造的工具,雇用人員則是主人的僕人,並以這樣的國家工具說來證明個人要比國家重要,而在國家作為一種組織的框架內,並沒有處理「國家自由」與「個人自由」的問題。民國四十二(西元一九五三)年初《自由中國》會對個人自由與國家自由(或群體自由)的問題加以辯難,其實是為了反擊當時對「個人自由」的批評所致。但是《自由中國》雖然開始著力維護個人自由,對於什麼是國家自由,以及國家自由(若有存在的話)與個人自由的關係,長久以來並無一致的立場與看法。在前引羅鴻詔之見解中,以「國家自由」即是「國家獨立」的看法,主張當國家並無不平等條約之束縛時,是沒有必要去爭取什麼國家自由的。但如第九卷第二期(民國四十二年七月十六日)許冠三在〈關於個體自由與群體自由〉一文中便主張:「群體自由本為發展或保障個體而存在,其所享有之自由絕不可侵害個體之自由,及個體幸福必須之條件」。但是,此文並不認為群體自由沒有必要追尋,相反的,許氏反而認定「在個體自由與群體自由間……兩者必須取得和諧,個體才有幸福,社會才有進步」。他同時也主張像免於恐怖之自由及免於匱乏之自由的這些自由,「個人要想獲得這些自由,必賴教會、工會、政黨、國家甚至〔按:原文如〕、國際組織先獲得自由」。這種「國家自由」(群體自由)優先於「個人自由」(個體自由)的主張正好證明了在當時《自由中國》中,對「國家自由」與「個人自由」的優先順位尚未有一致的看法。


  在第九卷第六期中,傅中梅的〈個人自由乎?國家自由乎?〉文中則嘗試將個人自由與國家自由的對立爭論,化成為政治民主或獨裁與否的問題。他主張,若是國家自由與個人自由一致時,這個便是民主國家,否則便是獨裁國家。如此的劃分方法,無異於強調在民主國家中,不存在與個人自由矛盾的國家自由。在當時這雖是很具特殊意義的,但至此《自由中國》對「什麼是國家自由」這個問題仍未有一致的答案。殷海光在第十卷第二期(民國四十三年一月十六日)之〈政治組織與個人自由〉一文,便反映了他對這個問題的疑惑及質疑。殷海光文中質疑在非常時期必須犧牲個人自由才能換取團體自由的說法,並指出這種說法乍聽起來似乎有理,可是細心一想卻令人迷茫。因其所謂「團體自由」一詞中之「團體」,到底所指為何,並無人知曉。若是其意指的是「國家」,那「國家自由」的意義卻非常模糊,若是「國家自由」指著國家行動不受國際義務約束而可以橫衝直闖,那麼「史達林底蘇俄」、「希特勒底德國」、和「莫索里尼底意大利」是很夠「自由」了,但是其結果又如何呢?他更於文中批評「非常時期必須犧牲個人自由」的主張,指出這個論調就是典型的共產黨、納粹、法西斯論調。殷海光不但質詢國家自由的意義,也反駁「非常時期必須犧牲個人自由」的正當性。然而,同時期《自由中國》的文章中,仍然有調和國家自由與個人自由的主張。


  於同一期中,許冠三的〈政府權威與公民自由〉亦是為處理國家自由與個人自由而寫的。文中清楚的將原本「國家自由」中國家獨立這一層的含意從討論中剔除,將「國家自由」界定為政府的權力或權威,而仍主張擴張國家自由〔即政府權威〕「並不侵害自由或毀損自由」。在將政府權威約束在「絕對不得侵害言論自由」上以肯定言論自由的優位性後,許冠三企圖在國家自由與個人自由的爭論、衝突中取得一個協調的位置,他在文末主張「政府權威與公民自由乃是一體之兩面」,便是這個努力的例證。


  《自由中國》對於「國家自由」的態度在這些討論中愈形清楚,《自由中國》也進而以社論明確地表達他們的主張。在下一期(第十卷第三期)(民國四十三年二月一日)的社論〈自由日談真自由〉中,便直斥「把『自由』解釋成『國家自由』,可謂名詞之歪曲達於極點」。同時強調「自由」的意義,既非「心靈自由」,又非「國家自由」,而係個人自由,亦即如人身、財產、言論、思想、學術、結社、居住、行路等自由權利。而這些基本人權是作人的必須條件,因此不容剝奪。誰要剝奪了這些基本人權,誰就是每一個人的死敵。這裏的「誰」在文脈中已可以指涉包括「共產極權」在內的任何剝奪人民基本人權的政權。值得注意的是,至此《自由中國》已不再嘗試調和國家自由與個人自由的主張,《自由中國》似乎已達成一致的共識,即尊崇個人自由,批評國家自由。而對此問題的討論也暫時終止了。


  國家自由與個人自由的爭論要到民國四十五(西元一九五六)年才再度開始。民國四十五(西元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英美聯合宣言,提出「國家應為個人利益而存在,並非個人應為國家利益而存在」。國民黨因怕「自由主義者必借此題利用」,特別不對聯合宣言發表擁護的言論。而《自由中國》果然於第十四卷第四期(民國四十五年二月十六日)特別發表社論〈國家應為個人利益而存在--英美聯合宣言是人類良心的發言〉,來呼應這篇聯合宣言。文中更對「一切倣效共產黨的方法或理論來反共」的政治理念加以批評,認為這是「遺忘了反共的大原則,因而造成這樣的混亂,結果只是為共產黨造成各個擊破的機會」。因此,文中指出反共的大原則即是「國家應為個人利益而存在,不是個人應為國家利益而存在」,並且「維護獨立生存的權利,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和各個人不同意的權利。」。在此可看出《自由中國》乃是藉著英美的這次宣言來宣揚他們已經達成一致的看法,而這裡的「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孰重孰輕的論證,事實上是與「個人自由」與「國家自由」的論證一樣,是立基於反對「國家至上」說而建立的。


  在第十四卷第五期(民國四十五年三月一日)的社論〈個人為國家之本〉中,則對「國家至上」的理論進一步加以批評,甚至直言「認為『國家應為個人的利益而存在』的,是民主政治。認為『個人應為國家利益而存在』的,是極權暴政」。並再將「國家自由」引述到討論「個人利益」及「國家利益」的論述中:「『國家自由』是一個不通的名詞。祇有極權主義的信徒才須要這樣的名詞」。在此「國家自由」與「國家利益」都成了「國家至上」思考下的主張,而此一主張則與《自由中國》愈來愈清楚的個人主義及自由主義的立場是難以並存的。


  「國家自由」與「個人自由」的論戰,在《自由中國》的「祝壽專號」(第十五卷第九期,民國四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後更有新的發展。在「祝壽專號」出版後,《自由中國》遭受來自黨政軍方面的圍剿。《中央日報》發表了一篇〈共產主義破產之後〉的社論,居然採取影射的筆法,喻指爭民主自由人士都如同「七君子」之流。對此《自由中國》又發表了一篇社論加以駁斥,這篇社論便是刊行在第十六卷第四期的〈對搆陷與誣衊的抗議--從個人自由與國家自由說起〉,其中將國家自由分成對內與對外兩個層次來探討。文中指出在對外的層次上,國家自由是與國家主權、國家獨立相同,而無法與個人自由處於對立的地位;在對內的層次上,則根本否定有所謂的「國家自由」。在面對《中央日報》代表國民黨黨部「把愛好自由的人士,全部劃歸共產黨的陣營」,《自由中國》「要代表愛好民主自由的人們,向中央日報及發表類似論點的刊物與報紙,抗議這種含血噴人的搆陷與誣衊」。在第十七卷第一期許冠三的〈政府權力與公民自由〉論述「國家自由」與「個人自由」的爭論時,更明白指出「這已不再是個『思想問題』,而是個『價值問題』了。現在我們要問的是:『我們要民主還是要極權』?」


  《自由中國》自十七卷一期起,以十五篇「今日的問題」系列社論檢討當時台灣的根本現實問題。自此之後,《自由中國》的重點已開始轉往更實際的論題,對於國家自由與個人自由之論戰,已無暇顧及。


  總體而言,自前述的討論中可以歸納《自由中國》慢慢轉變的脈絡:從最早在面對國民黨所宣傳的國家自由優於個人自由的論點時,《自由中國》社中也有人主張類似的論點,唯一不同的是,強調國家自由不得侵犯言論自由。但隨著其後的發展,《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氣息愈來愈濃厚,而外界對個人自由的尺度則愈來愈緊縮時,對於國家自由的批評與攻擊便成為《自由中國》一致的共識。另外,由於面對「國家至上」論以國家自由必須較個人自由優位所作的攻擊,使得《自由中國》在內部形成共識之後,對於國家自由與個人自由的關係有更深入的討論。無論是〈國家應為個人利益而存在〉,或是〈個人為國家之本〉的社論,都明白確定了:國家是由個人組織起來,必須是為「個人的利益而存在」。其後,透過對內、對外兩個層次的討論,進一步將國家自由定位在對外的層次上加以肯定,而不再認為「國家自由」只是一個不通的名詞而已。就此而言,在國際政治的脈絡中,國家自由與國家主權確保,與在國家內部要求確保個人自由有相類的意義。由於《自由中國》對於個人自由價值優位的態度,隨著個人自由與國家自由關係的討論越來越明確,而國家工具說的色彩也越來越明顯了。如是,則《自由中國》的此一立場與洛克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的國家觀十分接近,也具備近代民主政治體制理論不可或缺的一個要件。


(二)人權保障的態度


  在「政治自由」的層面,主張國家的工具性質只是自由主義的前提及一個要件而已。主張專制主義的霍布斯(T. Hobbes)的國家觀是不是工具說,固然尚有爭議,但是,對他而言,國家存立的基礎及正當性,基本上亦是緣自於(自然狀態)個人安全的需求,就此而言,也呈現出其工具的性質。因此,單單就國家自由與個人自由的爭論著手,並不足以掌握《自由中國》有關「政治自由」主張的基調。


  而洛克與霍布斯最大差異之一,則是對於自然權利(人權)的態度。作為古典自由主義代表的洛克,視人權的保障為相對於國家工具說的目的。而人權的保障又是近代立憲主義憲政體制不可或缺的要件;因此,接下來擬討論《自由中國》對於人權保障的態度,以求較全盤性地釐清其在政治層面上的自由思想。


  關於人權的保障問題,雖然《自由中國》在創刊之初就已標示出「自由」,但是在反共情勢不利的環境下,為了反共,人權事實上是其次位的價值。主導《自由中國》的雷震在日記中便明白記載:「我們對人民自由如此忽視,我內心甚苦痛」,不過由於是「與共匪為生死存亡之鬥爭」,故前述的忽視乃「情有可原的」。而後,由於外在情勢改變,《自由中國》的立場才有所轉變,對人權的保障日益重視。以下即擬以言論自由為例,說明《自由中國》對人權保障的態度。


  選擇言論自由,一方面是因為《自由中國》涉及台灣民主憲政主張的一千二百九十七篇文章中,有關廣義的言論自由(表現自由)的文章,有一百五十一篇,佔了11.64%,份量遠大於對其他人權的討論。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廣義的言論自由在人權的系譜中,有其特殊地位,與民主政治的關係最為重要。不過,也正因為如此,其與民主政治相關的部份在此先不討論,留待稍後有關民主政治理念的部份再處理。


  《自由中國》提到對言論自由的保障問題時,一開始是著重在說服執政者並宣揚言論自由對於國家、社會的好處。而在〈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一文導致彭孟緝主導的保安司令部對《自由中國》開火,甚至打算逮捕《自由中國》編輯之後,《自由中國》則發表文章呼籲執政者對以言論批評政府者,須抱持「培養寬容的態度」。以後,類似的主張在《自由中國》中也一再出現。


  要求執政者對自由人權採取寬容的態度,固然是保障人權的一種方法,不過,其所採的是相當低姿勢,若沒有配合其主張,容易導致以執政者的恩賜(寬容)來保障自由人權的觀感。然而,在國家的民主憲政制度未上軌道的狀況下,此一作法也並非完全不能理解,未必是對人權保障的認知不足所致。


  民國四十(西元一九五一)年八月,《自由中國》以社論的方式明白表示了保障人民「議政」的權利「是政府的義務」,若政府不能履行,就是「違憲」。至此,人權的保障與憲法產生了明確的關聯。不過,面對違憲的情形,要如何來保障人權,則不是《自由中國》注意的焦點。同時,在十月《自由中國》又以社論肯定「言論自由」是「天賦人權」。不論《自由中國》當時是否有所意識,天賦人權的宣告,已經使人權與自然權利產生關聯。問題是無論將人權視為憲法保障的權利,或是將之視為天賦,皆只是一種宣示,而未觸及如何真正具體保障自由人權的主張。因此,《自由中國》雖然揭示了對自由人權的定位,在實際問題的討論上,並不一定置於憲法保障的層次,或是自然權利的層次來處理,而可能只是著重在法律層次的保障而已。


  對於人權保障主張的清楚定位,是《自由中國》在民國四十七(西元一九五八)年面對書刊查禁查扣問題及出版法的相關議題時,才有更清晰的主張。由於民國四十六(西元一九五七)年底,就在蔣介石總統昭告「免除恐怖迫害」,恢復對人民言論出版自由的保障後,行政機關又違法的命令查扣刊物,而引起《自由中國》的不滿。《自由中國》並以社論表示:對於違法或於法無據的命令,人民有「不服從的權利」。這種對違法或於法無據的命令採取拒不服從的態度,或許可以視為以「市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 Ziviler Ungehorsam)或「抵抗權」(Widerstandsrecht)的理論來保障自由人權的取向。


  對於違法或於法無據的命令,《自由中國》在理論層次提出如是強烈的主張。不過,萬一法律侵犯人權時,《自由中國》的態度就不一樣了。


  民國四十七(西元一九五八)年六月,進一步限制出版言論自由的出版法修正案完成立法程序,《自由中國》固然強烈地批評其「反憲法、反自由、反民主」,不過,除了期待政府當局能勇於認錯,速謀補救,以及呼籲「發揮爭取出版自由的精神」繼續努力外,並沒有提出如何保障人權的主張。甚至也沒有表示可以循體制內的司法救濟管道,由大法官會議解釋法律違憲,透過違憲審查的方式來保障人權。更不用提「市民不服從」或「抵抗權」的主張了。相對而言,時任監察委員的陶百川態度就較《自由中國》積極。他對於行政機關限制出版的問題十分重視,曾在《自由中國》發表相關文章。面對出版法修正案的通過,陶百川除了表示不滿以外,也以實際行動要求透過違憲審查權來保障人權,事雖不成,相形之下,《自由中國》就顯得消極許多。


  從二者的比較中可以發現,《自由中國》雖然也以違憲來批評出版法修正案,不過,對於法律侵害自由人權問題,並沒有理論上解決的方案。換言之,《自由中國》實際上並沒有真正明確採取憲法保障的觀點,也未正視「惡法亦法」與「惡法非法」的論證。相對地,在法律保障的層次,《自由中國》依據法律,根本上就採取近似否定不具合法性基礎而侵害自由人權的命令之立場。之所以有此差異,或許與《自由中國》內部對於法治的見解不一有關。因為就在出版法修正案通過後,《自由中國》便曾以社論批評此一法案,在批評中,對於「法治」(rule of law)與「依法為治」(rule by law)兩者的內涵不僅沒有釐清,反而有混用的現象。在此情況下,要從「法治」(rule of law)的觀點來檢討惡法,甚至否定其具有合法性與正當性,自有其論理上的困難。


  以言論自由為例來考察《自由中國》對人權保障的主張,可以發現也是在民國四十(西元一九五一)年五月後才開始正視此一問題。由於前述〈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論,使得《自由中國》與國民黨官方的關係不若從前,也多少感受到來自官方的壓力。在此之時,《自由中國》起先是要求官方必須對言論自由採取寬容的態度,其後則進而表示:依據憲法政府必須保障人民「議政」的權利(此是言論自由內涵中與當權者最容易發生衝突的一部份)。同年十月,更明白表示言論自由是「天賦人權」。然而,這一連串的發展,只是《自由中國》對言論自由抽象式的宣示而已。《自由中國》對於人權保障問題在現實層次的定位是在民國四十七(西元一九五八)年,特別是在出版法修正案的爭議中才有清楚的態度。面對出版法修正案時,《自由中國》表現了不承認侵害人權的行政命令的合法性的態度,相對地,對於違憲的法律,則除了批評以外,在理論上並沒有提出解決其侵害人權問題的方法,也未質疑其是否合乎「法治」(rule of law)原則。所以,《自由中國》對人權保障的主張,基本上是以「法律保障原則」為依歸的。


  總而言之,《自由中國》對於人權保障的主張,在面對命令的時候,與古典自由主義的立場較為接近,而面對法律時,雖然有所批評,卻沒有採取類似違憲審查權或是「市民不服從」、「抵抗權」的角度,尋求使違憲的法律失效的可能性。就此而言,則與洛克的立場有相當大的歧異。換言之,在人權保障的層次,《自由中國》的自由思想與以洛克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有相當程度的落差。


四、民主理念的內涵與發展


  討論自由民主的理念,或是自由民主的體制,除了自由以外,民主的理念是另一個重點。因此,接下來擬針對《自由中國》民主理念的內涵進行探討。


  在發行近十一年的《自由中國》中,有許多不同的文章對民主政治下過定義、提過解釋,但基本上的主軸都是環繞在「言論自由」上。而「言論自由」的更進一步開展便是「反對的自由」與反對黨的問題,退一步說,「言論自由」能否存在,早期對《自由中國》而言則是向執政者要求的「寬容」是否成功的結果。


  《自由中國》要求保障「言論自由」基本上是自始至終非常一致的,在第四卷第十二期(民國四十年六月十六日)毛子水的〈寬容和民主〉中,便開宗明義的提出「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是寬容」,並提出「政治的民主不民主,以幹政治的人有沒有寬容的態度而分。幹政治的人有寬容,則能採納異己的輿論,接受坦白的批評,且能舍己從人而和衷共濟」。在文中可看出「寬容」乃是指握有政權的人對批評言論的寬容而言。這篇文章的提出剛巧為《自由中國》第四卷第十一期(民國四十年六月一日)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遭壓力之後,當有其呼籲當政者對為言批評政府者須「培養寬容的態度」的特殊意涵在。


  第五卷第三期(民國四十年八月一日)夏道平的〈論政治責任〉,藉著對日和約草案當時之行政院長陳誠及外交部長葉公超引咎辭職的事件,論述「民主政治是責任政治,不是良心政治」而「負責必有其對象,對象不是自己所自信的良心,而是客觀的法制和輿論」,並呼籲「信仰民主政治的人士,要有當仁不讓的氣概,為爭取言論自由而努力。有了言論自由,才可有健全而有力的輿論」。


  在《自由中國》第五卷第五期(民國四十年九月一日)中刊登胡適的〈致本社的一封信〉後,《自由中國》及雷震便遭到來自執政黨方面的壓力。其後在第五卷第六期(民國四十年九月十六日)刊登〈陳院長致胡適之先生函〉雖和緩了當時對《自由中國》社的壓力,《自由中國》本身則因此更意識到言論自由的重要性。第五卷第七期(民國四十年十月一日)的社論〈言論自由的認識及其基本條件〉直陳:「言論自由是一種天賦的人權」,並指出凡「誠意於實現政治民主者」,必須尊重並且培養言論自由。若是採取討論以外的方式,或施用威脅的手段來壓制言論自由,那末所謂「言論自由」,不過是一句好聽的空話而已。文中所指「誠意於實現政治民主者」為誰,國民黨政府者也。至此《自由中國》對言論自由的訴求均為呼籲國民黨當局能對輿論寬容,不論是言說「議論是人民的權利」,或是呼籲當局能「尊重並且培護言論自由」,基本上都是朝向期待當局能容忍而「造成一個可以言論自由的環境」,希望如此能提供民主政治落實的條件。強調有了言論自由的環境,才可能實現民主政治也正是在這點上,但是對於此一言論自由環境的形成,至此《自由中國》同仁仍未有一個積極的見解。這可由雷震於第五卷第七期開始刊載的〈輿論與民主政治〉中主張「要想實行民主政治,……政府必須重視輿論,尊重輿論,維護輿論,和進一步扶植輿論」的說法中得到證明;至少在此時《自由中國》社同仁的見解中,輿論是必須要靠當政者的「寬容」、「尊重」、甚或進一步的「扶植」。對於如何保障輿論的具體條件卻是仍未論及的。


  對於民主政治更積極的見解,則是戴杜衡於第六卷第四期中發表〈權力欲與民主政治〉後才告出現。他在文章中明白的表示,民主政治應該有「反對集團」,此正是整個民主體制的樞紐,所以也是整個民主理論的重心。他並認為民主提綱挈領式的定義「不是『人民的統治』,而應該是『反對的自由』」。對民主的理論而言,他不重視 "by the people" 固然是一大缺憾,但是,他把「反對的自由」及「反對集團」視為民主體制的關鍵,在《自由中國》的民主憲政思想中,則創造了一個突破的可能。因為「反對的自由」在某種意味上,即是改變輿論的勸諫性質,而可以是更積極的對執政者的反對與批判;至於強調「反對團體」的重要性,則意味著在主張民主的言論上,推出反對黨的不可或缺性。然而,雖然提出「反對的自由」,卻沒有更積極地肯定「反對團體」乃至於反對黨提出與執政者不同主張的必要,因此其功能最多只是反對執政者,而無法提供人民另一種可供抉擇的主張,因此在理論上欠缺以政見與執政者(黨)競爭的可能。不過,當時這篇足以發展出具體反對黨理論的文章卻並未獲得重視,《自由中國》對於反對黨的討論實際要等到兩年後的第十卷第六期(民國四十三年三月十六日)以後。當期《自由中國》的社論〈行憲與民主〉進而強調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依存於政黨的自由競爭。


  在此之間,當胡適回台在《自由中國》三週年紀念會上致詞時,主要仍是強調言論自由。不過,他也進一步提及執政者不但只是寬容,更要積極培養所謂合法的批評與反對。他認為自由民主的國家,最要緊的就是言論自由。而對如何得到言論自由,則認為應要靠我們自己去爭取,胡適並指出光是法律的賦予與憲法的保障是不夠的。最後更對當政的人,期待他們來極力培養合法的反對,合法的批評。而同期的《自由中國》也呼應胡適爭取「言論自由」的主張,而撰寫了社論〈從法家拂士談到言論自由〉。文中引用孟子:「入則無法家拂(弼)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來推出「言論自由的對於國運,亦正和法家弼士一樣」的論點,但文尾仍以批評的人能夠「誠心惻怛」及「措辭謹慎」兩點自我約束。這時《自由中國》所奮起主張的言論自由,可能不過是呼應胡適的演講所為,未必有任何更主動的意義。自早期《自由中國》以民主政治為訴求,積極地呼籲當局能寬容,能容忍言論自由,能接納輿論,到雷震與國民黨的關係愈行愈遠,也愈來愈無空間及能力來要求當政者容忍言論自由了。如是,胡適心目中言論自由的爭取方法是僅適於執政者對言論者有愈來愈所求或有所懼的情形下才會發生,而當執政者對寬容言論自由的懇求越傾向置之不理時,追尋落實民主政治勢必要尋找其它有效的方式。成立反對黨的主張在《自由中國》後期被強調,在某種意義上,似乎正好可以看做是這種發展的結果。


  《自由中國》對民主政治的了解開始只是環繞在言論自由上。除了在原則上抽象地論述民主自由外,民主自由在早期《自由中國》中唯一落實的層次僅在於言論上,亦即撰寫文章批評政府行政,盡一個諫諍者的角色的這一個層次上。而對於如何保障這樣的言論自由,則僅著意呼籲當局的寬容,期待當局的善意回應。《自由中國》似乎未意識到言論自由並不等於民主政治,換句話說,言論自由與否是當時社會中的政治結構是否民主的一種表現,爭取言論自由若不伴隨著其他更具體的政治行動,並無法造成一個真正能落實民主政治的社會。當爭取言論自由所依靠的或是與國民黨及官方的良好關係,或是國際上知名的聲譽時,欲據此來建構言論自由的保障是非常不穩定的。可以見到的是,當胡適被國民黨延引回國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所能發言的空間已大幅縮減,王世杰的被黜,雷震的被開除黨籍都反映了原本依靠的與國民黨及官方的良好關係之不足恃。當《自由中國》與國民黨及官方關係愈行愈遠時,《自由中國》所能依賴的便只有它的國際聲譽了。許多次國民黨當局欲對《自由中國》或雷震採取行動,都多少因顧及可能引發的國際反應而未行動。但隨著政府與美國的關係愈行密切,當壓制支《自由中國》不致造成對美台關係極大的傷害時,《自由中國》希望的國際持力量已不足以依恃。


  結果,在《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當局愈行愈遠時,其言論自由與民主政治的主張也開始發展,《自由中國》不再只是強調基本言論自由是當政者的寬容所賜,相反的,更強調言論自由是基本人權,是個人自由的一部份。也就是在這樣的轉變中,《自由中國》才逐漸向反對黨理論的建構上邁進。在此時《自由中國》所看到的不再只是這個社會是否呈現了言論自由,而是更強調如何利用反對黨的成立、如何透過選舉來建構一個民主的社會。而這個轉變與台灣整個時空環境的演變轉化,基本上是相應相合的。《自由中國》所代表的這一派知識份子,在台灣國民黨黨化軍隊、黨化教育、政治干涉司法等這一系列建構強人威權體制的過程中,逐漸被排擠出權力圈子之外;相應對的,在世界冷戰體系的建立與中(共)美關係惡化,以及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關係親密的條件下,這些自由派的知識份子必須去尋找其他的媒介來建構他們介入或改變台灣社會,使台灣社會成為民主社會的基礎,而他們選擇的這個媒介就是反對黨。《自由中國》對反對黨的討論逐漸形構了《自由中國》對實際政治參與的介入點,也提供了一個結構層面解決辦法的可能。


  不過,在民主憲政體制下,政黨的重要性與選舉密切相關,特別是透過攸關中央政府執政權轉移的大選取得政權是政黨本身的重要目標。而在此一過程中,人民可以藉由選票來決定選舉的結果,政黨的輪替,賦予執政者正當性。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中國》討論政黨時,也曾指出「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及依存於此種政黨的自由競爭,以及人民的自由抉擇上面」,不過,《自由中國》在直接討論反對黨的性質時,則一開始根本不注重選舉。而在最後籌組中國民主黨時,雷震雖然也提到「要用選舉的方式以求獲取政權」,不過,這個反對黨籌組的現實意義則是為台灣下一屆的地方選舉作準備。


  無論是在討論政黨或是其他的文章中,《自由中國》固然也曾附帶提及中央民意機構應該如何改選的問題,但是,未成為討論的主題,如此,正顯露出《自由中國》對於現實的民主政治如何落實並不十分關心。就此而言,《自由中國》對攸關民主政治落實的關鍵要件--定期改選使民意能夠決定執政者與政策方向--不注重的態度,無論如何,也正好顯出其民主理念的取向所在。


  同時,《自由中國》縱使處理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其主張常常也是:一方面提高台籍同胞及海外同胞的代表名額及比率,一方面大多數的代表則由在台灣的中國大陸各省籍同胞採取分省選舉的方式產生。這與李萬居後來在省議會強調必須注重代表數與人口數比例的均衡問題,以進行中央民意代表改選,大異其趣。而這也是《自由中國》民主理念的一個特色。


五、小結

  所謂自由主義固然有其基本的精神,但是由於歷史時空的演變,也有相當差距。如在經濟上,從反對政府干預到主張政府可以干預即是一例。不過,而政治上古典自由主義的意義實不若經濟上明確,不過大體上是以洛克( J. Locke)、孟德斯鳩(C. Motesquieu)、盧梭(J. J. Rousseau)及穆勒(J. S. Mill)為代表,其中洛克的代表性最得到公認。 而穆勒主要是因時間較晚,且又與功利主義有關,是否列入古典自由主義,尚有爭議,而孟德斯鳩及盧梭的思想則受到質疑。孟德斯鳩的主要爭議點是將自由完全定位在「國家內部」及「法律」之下,完全沒有保障人權類似違憲審查權的概念存立、發展的可能,且處處以貴族的自由為念。而盧梭的主要爭議點則在於其「普遍意志」( general will)有集體主義的可能危機,又對權力過分樂觀,曾批評權力分立制度。而近代立之憲主義(constitutionalism)乃是自由主義落實在政治機構的展現。同時,近代立憲主義的憲法,乃以保障人權為目的,以權力分立為要件,這或許是孟德斯鳩及盧梭受到批評的一個問題點。


  其中經濟方面的古典自由主義,則爭議不大,主要以亞當‧斯密( Adam Smith)為代表,強調自由放任。由於經濟上對於什麼是自由主義的立場歧義更大,而《自由中國》討論的主題,實際上是自由經濟的問題,故特別標舉出古典自由主義。 而在政治思想方面,本文則試圖以洛克思想為主軸,進行討論。基本上,對 洛克的理論,乃至於由此產生的自由民主理念而言,政治社會乃是為了保障個人的自由、平等及諸人權而組成,前者是手段、工具,後者才是目的。洛克更提出政府一旦違背信託,以公權力侵害人民的自由、財產時,人民可以發動最高權力,加以反抗,並把自然權力( natural power)重新授予對他們安全和保障最有利的人。而美國獨立戰爭的思想淵源,由洛克思想發展出來的抵抗權或革命權,實為重要依據之一。


  根據前述的討論,以《自由中國》為代表,台灣近代自由主義的發展,可以分為幾個面向來考察。在經濟方面是從自由經濟與帶有社會主義的色彩的經濟政策參雜的路線,往古典自由主義的立場移行,並以此來定位其與政治民主之間的關係,而其結果大體上也符合古典自由主義的理念。


  而在政治層面,透過個人自由與國家自由關係的不斷論辯,國家工具說逐漸成為《自由中國》討論自由背後的基本取向。就此而言,《自由中國》與以洛克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立場十分接近。不過,在人權保障方面,《自由中國》面對侵害自由人權的法令時,雖然已經意識到類似言論自由的自由權是憲法保障人權,甚至是天賦人權的一環,其態度與古典自由主義並不一樣。


  在命令層次,《自由中國》提出類似「市民不服從」或「抵抗權」的理念,這不但可以和前述的國家工具說相呼應,與以洛克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人權觀亦頗有相通之處。而在法律層次,《自由中國》雖然強烈地批評,但是只提出其「反憲法、反自由、反民主」的批評,不僅沒有提出相類於在命令層次的見解,甚至也未強調以違憲審查權的方式使其無效的主張。如是,自然與洛克的思想有相當大的不同。總體來看,在政治層面,《自由中國》較古典自由主義的立場保守。


  至於在民主理念層次,《自由中國》以言論自由為主軸,開展反對黨的主張,在當時頗具爆炸力,甚至在實際組黨行動的過程中,《自由中國》也因「雷震案」而停刊。這也意味著,《自由中國》的主張在當時現實的時空條件中,已經逾越了執政者所能容忍的限度。但是,純就理論層面而言,《自由中國》並不注重民主政治的關鍵因素--定期改選由民意決定執政者,與民主政治的理念存在相當大的差異。縱使在論及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部份,《自由中國》則採取忽略人口數與代表數比例是否均衡的立場,希望大多數的代表由中國大陸在台灣各省籍同胞,分省選舉產生。這也是《自由中國》民主理念的一個特色。就此而言,《自由中國》與一八六○年代法國的自由派頗為類似,希望國家體制能夠自由化,而民主的主張則是強調由制度著手,對於既有結構並不強調改造的理念。


  總體而言,《自由中國》的自由民主理念中,民主的理念較自由的理念比一般的理論保守,而經濟層面的自由理念,比起政治層面更合乎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基本上,這也是1950年代台灣自由主義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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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patriot4 评论日期:2011-3-30 17:40
雷震和殷海光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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