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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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王立军>背后
作者:石扉客 提交日期:2013-2-21 2:07:00 正常 | 分类:未分类 | 访问量:50548

  

 

石按:下面这篇文章,刊于2013年1月的《法律与生活》杂志,采访时间是2012年12月。其时,我接受该杂志书面采访的主要原因,系为澄清一些传言。同时对该杂志提的要求是我的书面采访回答,一个字都不许改。

目前看来,该杂志确实做到了。谢谢。

原始链接:http://news.sina.com.cn/c/sd/2013-02-17/094726279433.shtml

 

《起底王立军》的背后

 

本刊记者/胡庆波

 

因为一则5万余字的《起底王立军》的封面报道,《南都周刊》2012年12月第48期杂志洛阳纸贵,仅几天时间便全国脱销。该报道从策划、调查到最后成文历时两年多,以大量的资料描述了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的人生轨迹。报道刊出后,各方评论褒贬不一。本刊第一时间独家专访了《南都周刊》编委、该报道统筹和作者之一石扉客,由他向读者介绍该报道成文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我与王立军

《法律与生活》:请问,从何时开始,您对王立军的英雄形象产生了怀疑,并开始秘密调查?

石扉客:一直怀疑。从在辽宁时就怀疑,到重庆后也怀疑,2009年年底“李庄案”后加剧了这种怀疑。2010年特别是2011年《南都周刊》都有对重庆问题的持续报道,但谈不上秘密调查,只是按照媒体伦理和调查性报道的职业原则进行罢了。

现在看来,这些报道都还经得起检验,没有价值观上的摇摆,也没有立场换信息式的投机。所以,同济大学王晓渔教授夸我们是少数站稳了的媒体。我觉得没说错。无论薄、王在台上还是在台下,我们从来没有锦上添花,也没有落井下石,只是在尽职业媒体人的本分,这是件挺值得骄傲的事情。

特别要强调一句,策划、实施这组专题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起底王立军》的重庆报道是周刊主笔季天琴等人卓越努力的结果,也是周刊新闻版块的集体作品,同时也离不开南方报业集团社长、总编、分管社委等各位领导精心营造的、南方报业薪火相传的企业文化的良好氛围,更离不开主编和执行主编敢于拍板和敢于承担的勇气。

《法律与生活》:您和王立军直接接触过几次?您对他印象的转变轨迹是怎样的?

石扉客:我没和他直接接触过。

自2009年年底“李庄案”起,我持续在博客、微博和推特上提出对他的批评;2010年年初,我和我们的团队开始调查他的一些问题;2010年下半年,我和浦志强律师等一起对他的“双起”论(2010年10月,王立军在重庆市局党委讲话中称,今后凡报纸攻击重庆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公安机关要对“歪曲事实”的报社、民警个人要对记者编辑进行起诉,并称“双起”)进行了持续的激烈批评;2011年4月,我们的团队成员季天琴在采写《红岩下的西南政法大学》一文时,给他的手机直接打过电话、发过采访短信,希望直接采访他的学术职称问题,但他没有回应;2011年11月,我在博客《关于南方系的标签》一文中公开提出希望直接采访他,但也没有得到回应。

据我所知,王立军从舆情专报上看到过我们的这些信息,也多次直接批示过关于我和我们团队的问题,但自始至终我们俩之间没有过面对面的交流,很遗憾。

 

警媒关系

 

《法律与生活》:您认为王立军的“双起论”是对媒体人的打击报复吗?您怎么看待他对您和《南都周刊》提起“双起”的行为?

石扉客:澄清一下,王立军曾经安排人对我们采取过一些特别措施,但没有对我们“双起”过,或者说没有来得及。

毫无疑问,王立军的“双起论”是彻头彻尾荒谬的,是缺乏起码的法治意识的结果,也是直接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强调一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些公职人员滥用权力知法犯法的现象还时有发生。警惕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所谓强人政治的旗号下搞特务政治,建立健康的警媒关系是我们做这批稿子的初衷。抄一段我在《王立军是怎么炼成的》这篇文章里的一段话,回答这个关于媒体的问题:

“在此之外,还需反思的是警媒关系中的畸形生态。王立军现象的造神者——那些有意和无意的媒体以及媒体人不专业、不负责任、不加甄别的‘三不式’包装,使得王立军在铁岭时期就已登上神坛。部分媒体和媒体人沿袭主流话语里典型塑造的陈旧模式,迎合民粹情绪里的英雄情结,也呼应了王身上的演艺人格,主宾合力用种种低趣味半传奇式的情节来对王做了浓墨重彩的化妆。

“这个粗糙的英模妆容在获得了组织化的肯定与认可后,成为不容质疑和否定的标兵与模范。体制提供了合法性,也排除了正常的质疑和基于政治伦理的监督与制约。这就不难理解‘铁岭919案’开创的王立军式打黑,最终发展成为他从辽宁到重庆一生功业的路径依赖。也不难理解经历了三轮车夫案的波折后,王立军对媒体包装的作用有了更加心领神会的理解,他内心深处的自大与自得也从此时开始膨胀。

“到重庆后,这一切都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土壤和气候。王本人对媒体本就娴熟的操控能力也获得了脱胎换骨的提升。与此同时,学术皮条客的主动介入,运用得出神入化的‘王立军定律’,给他换来无数头衔。在诡异的意识形态气氛下,无良文人与江湖学者接踵而至,这些过江之鲫匪夷所思的追捧,将王立军的面目修饰得更加神鬼难测,到打黑风暴告一段落的2010年和2011年,王的形象到达顶峰。

“在现行警媒关系中,媒体本就受制于警方的信息控制,因而很难质疑警方,更难质疑‘公安英模’和‘打黑英雄’主导的打黑治警。无法监督批评,只能锦上添花,最后是警媒双输结局:媒体丧失了甄别真相与监督权力的天职,警方失去了监督的诤友和纠错的机会。纵观整个重庆打黑期间,从秀山缉枪案的真伪,到文强、黎强等打黑要案,到现在已经接近真相大白的李庄案,绝大部分媒体都在盲从于警方提供的信息,听其指挥,为其粉饰,成为王立军的道具。这就不难理解,即便在他出走美领馆后的2012年两会上,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仍可以对媒体振振有词地说:王立军的打黑英雄称号不是市委封的,是媒体和网民、群众给的。”

 

八卦之说

 

《法律与生活》:《起底王立军》的文章一出,有人叫好,有人则对您爆粗口,甚至有媒体设立专题对这一报道进行批判。请问,对这一现象您如何看待?

石扉客:在“酱油壶”、“化作青烟,驾鹤西去”和“一记耳光”这类匪夷所思的细节出现在新华社通稿里之后,王立军留给公众的印象多半是八卦。《起底王立军》8篇一出,八卦之说,再度流行。

为什么八卦?

首先是事实本身足够八卦。大众想象中的公侯王府之家,跟隔壁王大妈与村头驼背李之间的破事一样,既没有钟鸣鼎食的森严气象,也没有审美上的愉悦。这是由重庆故事里主人公的哲学视界与审美趣味所决定的。官至副省级,但心理状态还停留在“大城市”铁岭的晓南派出所时期。我总说在重庆市公安局底楼车库改装的世界警察沙龙(现已改回车库),能一眼找到在华西村的那种熟悉感觉。

其次是真相并未完全显露。这3年中,到底非法劳教了多少人?刑讯逼供的具体情形究竟如何?有多少无辜者和罚不当其罪者至今还在大狱中?大量打黑资金到底流向了何方?看上去好笑的八卦和花絮之后,是血泪斑斑,是腥风血雨。相关调查、处理或形格势禁或投鼠忌器,真相至今未能完全显露出来。公众看到的,就只有浮在水面的花絮。这也是为什么《起底王立军》专题8篇报道出来后,还有不少熟悉重庆打黑的人杯葛这组报道远不够充分。

王立军案从来没有得到过充分和及时的报道。作为畸形警媒关系的集大成者,他在台上时,媒体不能也不敢报道其负面;他在台下时,对他的报道仍然是讳莫如深的禁区,仍然要冒风险,最核心的部分仍然讳莫如深。

于是,看到的就是表象和八卦了。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3年1月下半月期) 



#日志日期:2013-2-21 星期四(Thursday) 晴

评论人:董安君 评论日期:2013-2-21 15:36
   正义必胜,邪恶必败。
  天网恢恢,疏而不露。

评论人:jhb20080808 评论日期:2013-2-21 16:10
  王立军是CCAV造出来的神,,曾经是2010央视评选的十大法治人物

评论人:qsmb 评论日期:2013-2-21 16:58
  典型的黑,无语了

评论人:zhengzhumibang 评论日期:2013-2-21 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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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临安不安 评论日期:2013-2-21 23:39
  王立军案从来没有得到过充分和及时的报道。作为畸形警媒关系的集大成者,他在台上时,媒体不能也不敢报道其负面;他在台下时,对他的报道仍然是讳莫如深的禁区,仍然要冒风险,最核心的部分仍然讳莫如深。
  
  。
  
  

评论人:那就這样吧 评论日期:2013-2-22 1:19
  政治牺牲物而已,看不起一切只敢放马后炮的人,我就是锦州人,王在锦州警界名声就不好,但对百姓来讲一个好的治安环境比什么都强,政治上的事情与我们无关。

评论人:风清云淡63 评论日期:2013-2-22 9:22
  在专治的政府管理下,媒体没有言论自由。赞美谁丶批判谁,要上级领导的批准,要迎合领导的意图。王立军的下场既有体制根源又有自己原因。给人们的教训是民主法治才是中国人民的正道。

评论人:张国胜2009 评论日期:2013-2-22 9:24
  张千帆的个人空间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公平正义作为灵魂,解决执法不严、裁判不公,反对司法不公,坚决惩处司法腐败,依法依纪严肃查处“害群之马,不断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等等。这是有关部门领导开会比必用词,和冤、假、错案的实事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样听的恶心。就是不指定不按规定做规则的可操作的细则,可预防判决不公,司法腐败的具体办法。事后处分难免遭质疑。
  
   不认真总结司法不公,对社会愤怒、怨恨、敌意、不信任等负向情绪而发生的恶性事件,对为维护社会安定国家付出的代价是有多么巨大啊;对为捍卫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对党和国家损害有多么惨重啊。
  
  6日 11:36:21
  
    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是中国社会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尤其是由于政治改革未能同步进行,官僚腐败、公权滥用、贫富差距拉大等现象日趋严 重,引发了强烈的社会不满。人心思变,民众对改革的要求和期待越来越高,但是改革的步伐却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远远不能让人民满意。更为根本的是, 人民自己虽然痛恨种种社会不公,但是对于如何改革造成不公的制度却并未达成共识,以至民间推动改革的力量受到分化和削弱。体制外没有改革的压力,体制内就 没有改革的动力。如果中国社会亟需的体制改革一再受挫、停滞不前,公权腐败、社会不满将积聚到危险的临界点,中国将再次错失和平改良的机会,陷入暴力革命 的动荡和混乱之中。 中共十八大报告表达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坚定意愿,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宪法公布施行30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重点强调宪法实施,让我们看到了依宪执政、深化改革的希望。当前,中国改革再次来到十字路口,中国社会尤其需要对改革的大是大非和总体方向 达成共识,尤其是对现代文明所要求的民主、法治、尊重人权等宪政原则形成基本共识。为了提炼和凝聚改革共识,我们提出推进依宪执政、落实选举民主、尊重表 达自由、深化市场经济、实现司法独立、保障宪法效力等六项改革主张。我们认为,它们应构成所有理性公民所认同的改革共识。
  
  一、推进依宪执政
  迄 今为止,中国改革是在执政党领导下推进的,但是改革三十多年的经验与教训表明,如果不首先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将无法继续推进与深化其它领域的改革。 在革命战争年代,正是共产党在多个场合下表达的民主承诺让众多追求正义、痛恨腐败的仁人志士追随革命,但是党内实际上长期实行自上而下的组织控制。在战争年代,共产党为了维持行动效率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1949年后,执政党并未真正兑现承诺、还权于民。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执政者的权力很难受到有效制约,执政者的决策错误也就很难得到防范与纠正,从而很容易越陷越深,直到酿成大错。“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极大杀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1958年的“大跃进”造成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1966年发动的十年“文革”使数以亿计的无辜者受到迫害或冲击,整个国家处于内战边缘……这些血的教训表明,权力高度集中化甚至个人化的执政体制早已不适应和平时期的日常社会治理,现在是执政党兑现初始承诺的时候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改革开放的 良好局面,中共十三大报告明确要求“党政分开”,中共十六大和十八大报告一再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然而,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能提上日程,权 力过度集中的问题至今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当前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1)党政不分,党政权责分工不明确,以党代政、以党干政的现象十分普遍,执政党的权力 得不到制度化约束。(2)党内决策权力高度集中,重大决定和人事安排往往由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拍板,地方“一把手”很容易蜕变为无法无天的“土皇帝”。薄熙 来之所以能够在不同职位上为所欲为,正是因为其作为“一把手”的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3)党内选举程序并未得到法律的有效规范和落实,党员代表大会未能 真正发挥作用,党的领导干部往往是由上级内定而非党员代表选举产生。这样的体制很容易造成领导干部脱离党员群众,形成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为买 官卖官和公权滥用敞开大门。
  要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稳定和谐, 惟有从革命党转变为真正的执政党,依据宪法厘清党政关系、建立法治化的执政体系,并在执政党内逐级落实民主选举。依宪执政是保持执政党自身廉洁和长期执政 的惟一途径,主要体现于实行党政分离、党内民主、分权制衡、党务公开等四个方面。
  (1)党政关系必须依照宪法得到合理 界定。1982年宪法序言明确规定了“共产党领导”,但是“领导”并不等于全面包办或直接干预政府事务。正如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宪法意义上的“领导”是 指执政党的政治领导,主要包括通过民主决策机制决定大政方针,经由人大立法程序使之变为国家法律和政策,向国家机关推荐干部人选,并监督党员干部廉洁守 法。但是执政党不宜再走“党管干部”的老路,直接干预政府人事决定或介入行政和司法事务。
  (2)为了保证民主决策、保持党风廉正、防止过度集权,执政党有必要加强自身民主建设,按照党章要求逐级落实党内民主,从村支部、街道委员会、乡镇、县市等基层党组织开始实行党内选举。各级党员代表由党员直选产生,上级党委不得干预。
  (3)充分发挥各级党员代表大会的日 常领导与监督作用。各级党代会应成为执政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产生并监督各级党委。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应直接受同级党代会领导并向其负责。当前实行的地 方“一把手”负责制加剧了执政党权力集中,有必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建立各级党委集体领导机制,形成党内分权制衡体制。
  (4)党内民主改革一定要和全方位的 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及广泛的公民参与结合在一起,尽快建立各级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大力推进公共财政改革并实现各级党政预算及其执行的公开化,对征地等影响 民生的重大决策或工程必须通过听证制度广泛征求民意,充分保障公民知情权与参政权。
  
  二、落实选举民主
  1982年宪法第2条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要落实“主权在民”原则,关键在于规范各级人大选举,让各级人大真正发挥代议和监督职能,并强化社会基层的民主自治。按照1982年 宪法的设计,各级人大是实现人民参政议政的基本制度。人大选举是否规范、人大代表是否愿意并能够代表选民的利益积极履职,直接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基本性质, 决定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基本关系,决定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得到有效维护。近年来,中国社会之所以发生了那么多群体性事件,以至严重损害社会稳定与执 政根基,根源在于各级人大未能按宪法规定有效发挥作用。
  目前,中国人大制度存在两大类问题。(1)各级人大选举普遍走过场,政府干预、贿选舞弊现象十分严重,进而导致人大代表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代表履职普遍缺乏积极性,在重大公共事件中几乎从来不见他们的踪影。个别代表克己奉公、热心履职,积极为选民办实事,却往往被视为另类甚至受到打击迫害。(2)宪法规定的人大职能多流于形式。由于绝大多数人大代表或常委会委员都是兼职的,代表或委员能够投入立法、预算和监督等宪法职能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十分有限,导致各级人大只是在开会时举举手、拍拍手的“橡皮图章”。
  要改变这种现状,有必要采取落实基层直选、加强人大专职化、强化社会基层民主自治等举措。(1) 落实县乡两级人大直选。目前,绝大多数社会问题都产生于基层。规范基层人大选举能够从源头上解决基层社会问题,极大巩固执政基础和维护政府威信。为此,中 央有必要严格禁止地方党政干预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产生和竞选活动,同时保证各级人大代表能够有效履行宪法职能。按照宪法第34条、第35条 和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公民有自由参与竞选基层人大代表,参选人和选民之间的自由交流不能以“扰乱社会治安”等罪名横遭干涉与限制。按照宪政国家的通例,只 要参选人获得一定数量的选民支持,就自动成为合法候选人。现行选举法对候选人设置了极不透明的“酝酿”、“协商”过程,赋予地方选举委员会几乎无限的自由 裁量权,从而为地方党政内定候选人提供了方便机会,必须从根本上予以改革。
  (2)在规范人大选举基础上,有必要强化各级人大职能并推动人大代表专职化。人大机构改革宜从各级人大常委会开始,逐年增加专职委员的比例。建议每年增加10%的常委会委员作为专职委员,力求在五年内达到一半的常委会委员成为专职委员。建议每年增加5%的人大代表作为专职代表,在五年内让四分之一的人大代表成为专职代表。人大代表的履职方式应由代表自己决定,合法的履职活动不得受到地方党政或人大干预。
  (3) 村委会和业主委员会选举是中国基层民主的最新尝试,同样需要制度保障。近年来,村委会选举普遍受到上级党政干预,贿选等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村委会在没有 村民同意的情况下出卖村民土地等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广东乌坎事件就是其中一例。要有效解决中国农村土地等重大利益冲突、真正维护中国社会稳定,必须明确 禁止地方党政干预村委会选举,有效规范村委会和村民代表会议选举,尽快建立村委会、村民代表会议和选举委员会等村级组织的相互制衡机制。
  
  三、 尊重表达自由
  宪法第35条 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公民的表达自由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在进入网络时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媒 体敢于揭露各地腐败现象,极大提高了中央和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程度。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领域还存在诸多不必要的限制,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1)网络言论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公民因为发帖而被删帖、销号乃至劳教、判罪的事件频繁发生。(2)新闻出版自由受到不必要的限制,不仅出版机构的建立受到极为严格的事前审批,书刊出版也在原则上受制于事前审查,而且媒体在日常运作过程中

评论人:张国胜2009 评论日期:2013-2-22 9:24
  张千帆的个人空间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公平正义作为灵魂,解决执法不严、裁判不公,反对司法不公,坚决惩处司法腐败,依法依纪严肃查处“害群之马,不断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等等。这是有关部门领导开会比必用词,和冤、假、错案的实事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样听的恶心。就是不指定不按规定做规则的可操作的细则,可预防判决不公,司法腐败的具体办法。事后处分难免遭质疑。
  
   不认真总结司法不公,对社会愤怒、怨恨、敌意、不信任等负向情绪而发生的恶性事件,对为维护社会安定国家付出的代价是有多么巨大啊;对为捍卫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对党和国家损害有多么惨重啊。
  
  6日 11:36:21
  
    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是中国社会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尤其是由于政治改革未能同步进行,官僚腐败、公权滥用、贫富差距拉大等现象日趋严 重,引发了强烈的社会不满。人心思变,民众对改革的要求和期待越来越高,但是改革的步伐却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远远不能让人民满意。更为根本的是, 人民自己虽然痛恨种种社会不公,但是对于如何改革造成不公的制度却并未达成共识,以至民间推动改革的力量受到分化和削弱。体制外没有改革的压力,体制内就 没有改革的动力。如果中国社会亟需的体制改革一再受挫、停滞不前,公权腐败、社会不满将积聚到危险的临界点,中国将再次错失和平改良的机会,陷入暴力革命 的动荡和混乱之中。 中共十八大报告表达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坚定意愿,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宪法公布施行30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重点强调宪法实施,让我们看到了依宪执政、深化改革的希望。当前,中国改革再次来到十字路口,中国社会尤其需要对改革的大是大非和总体方向 达成共识,尤其是对现代文明所要求的民主、法治、尊重人权等宪政原则形成基本共识。为了提炼和凝聚改革共识,我们提出推进依宪执政、落实选举民主、尊重表 达自由、深化市场经济、实现司法独立、保障宪法效力等六项改革主张。我们认为,它们应构成所有理性公民所认同的改革共识。
  
  一、推进依宪执政
  迄 今为止,中国改革是在执政党领导下推进的,但是改革三十多年的经验与教训表明,如果不首先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将无法继续推进与深化其它领域的改革。 在革命战争年代,正是共产党在多个场合下表达的民主承诺让众多追求正义、痛恨腐败的仁人志士追随革命,但是党内实际上长期实行自上而下的组织控制。在战争年代,共产党为了维持行动效率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1949年后,执政党并未真正兑现承诺、还权于民。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执政者的权力很难受到有效制约,执政者的决策错误也就很难得到防范与纠正,从而很容易越陷越深,直到酿成大错。“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极大杀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1958年的“大跃进”造成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1966年发动的十年“文革”使数以亿计的无辜者受到迫害或冲击,整个国家处于内战边缘……这些血的教训表明,权力高度集中化甚至个人化的执政体制早已不适应和平时期的日常社会治理,现在是执政党兑现初始承诺的时候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改革开放的 良好局面,中共十三大报告明确要求“党政分开”,中共十六大和十八大报告一再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然而,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能提上日程,权 力过度集中的问题至今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当前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1)党政不分,党政权责分工不明确,以党代政、以党干政的现象十分普遍,执政党的权力 得不到制度化约束。(2)党内决策权力高度集中,重大决定和人事安排往往由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拍板,地方“一把手”很容易蜕变为无法无天的“土皇帝”。薄熙 来之所以能够在不同职位上为所欲为,正是因为其作为“一把手”的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3)党内选举程序并未得到法律的有效规范和落实,党员代表大会未能 真正发挥作用,党的领导干部往往是由上级内定而非党员代表选举产生。这样的体制很容易造成领导干部脱离党员群众,形成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为买 官卖官和公权滥用敞开大门。
  要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稳定和谐, 惟有从革命党转变为真正的执政党,依据宪法厘清党政关系、建立法治化的执政体系,并在执政党内逐级落实民主选举。依宪执政是保持执政党自身廉洁和长期执政 的惟一途径,主要体现于实行党政分离、党内民主、分权制衡、党务公开等四个方面。
  (1)党政关系必须依照宪法得到合理 界定。1982年宪法序言明确规定了“共产党领导”,但是“领导”并不等于全面包办或直接干预政府事务。正如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宪法意义上的“领导”是 指执政党的政治领导,主要包括通过民主决策机制决定大政方针,经由人大立法程序使之变为国家法律和政策,向国家机关推荐干部人选,并监督党员干部廉洁守 法。但是执政党不宜再走“党管干部”的老路,直接干预政府人事决定或介入行政和司法事务。
  (2)为了保证民主决策、保持党风廉正、防止过度集权,执政党有必要加强自身民主建设,按照党章要求逐级落实党内民主,从村支部、街道委员会、乡镇、县市等基层党组织开始实行党内选举。各级党员代表由党员直选产生,上级党委不得干预。
  (3)充分发挥各级党员代表大会的日 常领导与监督作用。各级党代会应成为执政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产生并监督各级党委。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应直接受同级党代会领导并向其负责。当前实行的地 方“一把手”负责制加剧了执政党权力集中,有必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建立各级党委集体领导机制,形成党内分权制衡体制。
  (4)党内民主改革一定要和全方位的 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及广泛的公民参与结合在一起,尽快建立各级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大力推进公共财政改革并实现各级党政预算及其执行的公开化,对征地等影响 民生的重大决策或工程必须通过听证制度广泛征求民意,充分保障公民知情权与参政权。
  
  二、落实选举民主
  1982年宪法第2条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要落实“主权在民”原则,关键在于规范各级人大选举,让各级人大真正发挥代议和监督职能,并强化社会基层的民主自治。按照1982年 宪法的设计,各级人大是实现人民参政议政的基本制度。人大选举是否规范、人大代表是否愿意并能够代表选民的利益积极履职,直接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基本性质, 决定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基本关系,决定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得到有效维护。近年来,中国社会之所以发生了那么多群体性事件,以至严重损害社会稳定与执 政根基,根源在于各级人大未能按宪法规定有效发挥作用。
  目前,中国人大制度存在两大类问题。(1)各级人大选举普遍走过场,政府干预、贿选舞弊现象十分严重,进而导致人大代表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代表履职普遍缺乏积极性,在重大公共事件中几乎从来不见他们的踪影。个别代表克己奉公、热心履职,积极为选民办实事,却往往被视为另类甚至受到打击迫害。(2)宪法规定的人大职能多流于形式。由于绝大多数人大代表或常委会委员都是兼职的,代表或委员能够投入立法、预算和监督等宪法职能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十分有限,导致各级人大只是在开会时举举手、拍拍手的“橡皮图章”。
  要改变这种现状,有必要采取落实基层直选、加强人大专职化、强化社会基层民主自治等举措。(1) 落实县乡两级人大直选。目前,绝大多数社会问题都产生于基层。规范基层人大选举能够从源头上解决基层社会问题,极大巩固执政基础和维护政府威信。为此,中 央有必要严格禁止地方党政干预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产生和竞选活动,同时保证各级人大代表能够有效履行宪法职能。按照宪法第34条、第35条 和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公民有自由参与竞选基层人大代表,参选人和选民之间的自由交流不能以“扰乱社会治安”等罪名横遭干涉与限制。按照宪政国家的通例,只 要参选人获得一定数量的选民支持,就自动成为合法候选人。现行选举法对候选人设置了极不透明的“酝酿”、“协商”过程,赋予地方选举委员会几乎无限的自由 裁量权,从而为地方党政内定候选人提供了方便机会,必须从根本上予以改革。
  (2)在规范人大选举基础上,有必要强化各级人大职能并推动人大代表专职化。人大机构改革宜从各级人大常委会开始,逐年增加专职委员的比例。建议每年增加10%的常委会委员作为专职委员,力求在五年内达到一半的常委会委员成为专职委员。建议每年增加5%的人大代表作为专职代表,在五年内让四分之一的人大代表成为专职代表。人大代表的履职方式应由代表自己决定,合法的履职活动不得受到地方党政或人大干预。
  (3) 村委会和业主委员会选举是中国基层民主的最新尝试,同样需要制度保障。近年来,村委会选举普遍受到上级党政干预,贿选等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村委会在没有 村民同意的情况下出卖村民土地等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广东乌坎事件就是其中一例。要有效解决中国农村土地等重大利益冲突、真正维护中国社会稳定,必须明确 禁止地方党政干预村委会选举,有效规范村委会和村民代表会议选举,尽快建立村委会、村民代表会议和选举委员会等村级组织的相互制衡机制。
  
  三、 尊重表达自由
  宪法第35条 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公民的表达自由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在进入网络时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媒 体敢于揭露各地腐败现象,极大提高了中央和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程度。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领域还存在诸多不必要的限制,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1)网络言论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公民因为发帖而被删帖、销号乃至劳教、判罪的事件频繁发生。(2)新闻出版自由受到不必要的限制,不仅出版机构的建立受到极为严格的事前审批,书刊出版也在原则上受制于事前审查,而且媒体在日常运作过程中

评论人:张国胜2009 评论日期:2013-2-22 9:24
  张千帆的个人空间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公平正义作为灵魂,解决执法不严、裁判不公,反对司法不公,坚决惩处司法腐败,依法依纪严肃查处“害群之马,不断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等等。这是有关部门领导开会比必用词,和冤、假、错案的实事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样听的恶心。就是不指定不按规定做规则的可操作的细则,可预防判决不公,司法腐败的具体办法。事后处分难免遭质疑。
  
   不认真总结司法不公,对社会愤怒、怨恨、敌意、不信任等负向情绪而发生的恶性事件,对为维护社会安定国家付出的代价是有多么巨大啊;对为捍卫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对党和国家损害有多么惨重啊。
  
  6日 11:36:21
  
    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是中国社会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尤其是由于政治改革未能同步进行,官僚腐败、公权滥用、贫富差距拉大等现象日趋严 重,引发了强烈的社会不满。人心思变,民众对改革的要求和期待越来越高,但是改革的步伐却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远远不能让人民满意。更为根本的是, 人民自己虽然痛恨种种社会不公,但是对于如何改革造成不公的制度却并未达成共识,以至民间推动改革的力量受到分化和削弱。体制外没有改革的压力,体制内就 没有改革的动力。如果中国社会亟需的体制改革一再受挫、停滞不前,公权腐败、社会不满将积聚到危险的临界点,中国将再次错失和平改良的机会,陷入暴力革命 的动荡和混乱之中。 中共十八大报告表达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坚定意愿,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宪法公布施行30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重点强调宪法实施,让我们看到了依宪执政、深化改革的希望。当前,中国改革再次来到十字路口,中国社会尤其需要对改革的大是大非和总体方向 达成共识,尤其是对现代文明所要求的民主、法治、尊重人权等宪政原则形成基本共识。为了提炼和凝聚改革共识,我们提出推进依宪执政、落实选举民主、尊重表 达自由、深化市场经济、实现司法独立、保障宪法效力等六项改革主张。我们认为,它们应构成所有理性公民所认同的改革共识。
  
  一、推进依宪执政
  迄 今为止,中国改革是在执政党领导下推进的,但是改革三十多年的经验与教训表明,如果不首先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将无法继续推进与深化其它领域的改革。 在革命战争年代,正是共产党在多个场合下表达的民主承诺让众多追求正义、痛恨腐败的仁人志士追随革命,但是党内实际上长期实行自上而下的组织控制。在战争年代,共产党为了维持行动效率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1949年后,执政党并未真正兑现承诺、还权于民。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执政者的权力很难受到有效制约,执政者的决策错误也就很难得到防范与纠正,从而很容易越陷越深,直到酿成大错。“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极大杀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1958年的“大跃进”造成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1966年发动的十年“文革”使数以亿计的无辜者受到迫害或冲击,整个国家处于内战边缘……这些血的教训表明,权力高度集中化甚至个人化的执政体制早已不适应和平时期的日常社会治理,现在是执政党兑现初始承诺的时候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改革开放的 良好局面,中共十三大报告明确要求“党政分开”,中共十六大和十八大报告一再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然而,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能提上日程,权 力过度集中的问题至今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当前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1)党政不分,党政权责分工不明确,以党代政、以党干政的现象十分普遍,执政党的权力 得不到制度化约束。(2)党内决策权力高度集中,重大决定和人事安排往往由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拍板,地方“一把手”很容易蜕变为无法无天的“土皇帝”。薄熙 来之所以能够在不同职位上为所欲为,正是因为其作为“一把手”的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3)党内选举程序并未得到法律的有效规范和落实,党员代表大会未能 真正发挥作用,党的领导干部往往是由上级内定而非党员代表选举产生。这样的体制很容易造成领导干部脱离党员群众,形成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为买 官卖官和公权滥用敞开大门。
  要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稳定和谐, 惟有从革命党转变为真正的执政党,依据宪法厘清党政关系、建立法治化的执政体系,并在执政党内逐级落实民主选举。依宪执政是保持执政党自身廉洁和长期执政 的惟一途径,主要体现于实行党政分离、党内民主、分权制衡、党务公开等四个方面。
  (1)党政关系必须依照宪法得到合理 界定。1982年宪法序言明确规定了“共产党领导”,但是“领导”并不等于全面包办或直接干预政府事务。正如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宪法意义上的“领导”是 指执政党的政治领导,主要包括通过民主决策机制决定大政方针,经由人大立法程序使之变为国家法律和政策,向国家机关推荐干部人选,并监督党员干部廉洁守 法。但是执政党不宜再走“党管干部”的老路,直接干预政府人事决定或介入行政和司法事务。
  (2)为了保证民主决策、保持党风廉正、防止过度集权,执政党有必要加强自身民主建设,按照党章要求逐级落实党内民主,从村支部、街道委员会、乡镇、县市等基层党组织开始实行党内选举。各级党员代表由党员直选产生,上级党委不得干预。
  (3)充分发挥各级党员代表大会的日 常领导与监督作用。各级党代会应成为执政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产生并监督各级党委。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应直接受同级党代会领导并向其负责。当前实行的地 方“一把手”负责制加剧了执政党权力集中,有必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建立各级党委集体领导机制,形成党内分权制衡体制。
  (4)党内民主改革一定要和全方位的 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及广泛的公民参与结合在一起,尽快建立各级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大力推进公共财政改革并实现各级党政预算及其执行的公开化,对征地等影响 民生的重大决策或工程必须通过听证制度广泛征求民意,充分保障公民知情权与参政权。
  
  二、落实选举民主
  1982年宪法第2条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要落实“主权在民”原则,关键在于规范各级人大选举,让各级人大真正发挥代议和监督职能,并强化社会基层的民主自治。按照1982年 宪法的设计,各级人大是实现人民参政议政的基本制度。人大选举是否规范、人大代表是否愿意并能够代表选民的利益积极履职,直接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基本性质, 决定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基本关系,决定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得到有效维护。近年来,中国社会之所以发生了那么多群体性事件,以至严重损害社会稳定与执 政根基,根源在于各级人大未能按宪法规定有效发挥作用。
  目前,中国人大制度存在两大类问题。(1)各级人大选举普遍走过场,政府干预、贿选舞弊现象十分严重,进而导致人大代表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代表履职普遍缺乏积极性,在重大公共事件中几乎从来不见他们的踪影。个别代表克己奉公、热心履职,积极为选民办实事,却往往被视为另类甚至受到打击迫害。(2)宪法规定的人大职能多流于形式。由于绝大多数人大代表或常委会委员都是兼职的,代表或委员能够投入立法、预算和监督等宪法职能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十分有限,导致各级人大只是在开会时举举手、拍拍手的“橡皮图章”。
  要改变这种现状,有必要采取落实基层直选、加强人大专职化、强化社会基层民主自治等举措。(1) 落实县乡两级人大直选。目前,绝大多数社会问题都产生于基层。规范基层人大选举能够从源头上解决基层社会问题,极大巩固执政基础和维护政府威信。为此,中 央有必要严格禁止地方党政干预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产生和竞选活动,同时保证各级人大代表能够有效履行宪法职能。按照宪法第34条、第35条 和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公民有自由参与竞选基层人大代表,参选人和选民之间的自由交流不能以“扰乱社会治安”等罪名横遭干涉与限制。按照宪政国家的通例,只 要参选人获得一定数量的选民支持,就自动成为合法候选人。现行选举法对候选人设置了极不透明的“酝酿”、“协商”过程,赋予地方选举委员会几乎无限的自由 裁量权,从而为地方党政内定候选人提供了方便机会,必须从根本上予以改革。
  (2)在规范人大选举基础上,有必要强化各级人大职能并推动人大代表专职化。人大机构改革宜从各级人大常委会开始,逐年增加专职委员的比例。建议每年增加10%的常委会委员作为专职委员,力求在五年内达到一半的常委会委员成为专职委员。建议每年增加5%的人大代表作为专职代表,在五年内让四分之一的人大代表成为专职代表。人大代表的履职方式应由代表自己决定,合法的履职活动不得受到地方党政或人大干预。
  (3) 村委会和业主委员会选举是中国基层民主的最新尝试,同样需要制度保障。近年来,村委会选举普遍受到上级党政干预,贿选等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村委会在没有 村民同意的情况下出卖村民土地等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广东乌坎事件就是其中一例。要有效解决中国农村土地等重大利益冲突、真正维护中国社会稳定,必须明确 禁止地方党政干预村委会选举,有效规范村委会和村民代表会议选举,尽快建立村委会、村民代表会议和选举委员会等村级组织的相互制衡机制。
  
  三、 尊重表达自由
  宪法第35条 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公民的表达自由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在进入网络时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媒 体敢于揭露各地腐败现象,极大提高了中央和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程度。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领域还存在诸多不必要的限制,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1)网络言论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公民因为发帖而被删帖、销号乃至劳教、判罪的事件频繁发生。(2)新闻出版自由受到不必要的限制,不仅出版机构的建立受到极为严格的事前审批,书刊出版也在原则上受制于事前审查,而且媒体在日常运作过程中

评论人:张国胜2009 评论日期:2013-2-22 9:24
  张千帆的个人空间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公平正义作为灵魂,解决执法不严、裁判不公,反对司法不公,坚决惩处司法腐败,依法依纪严肃查处“害群之马,不断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等等。这是有关部门领导开会比必用词,和冤、假、错案的实事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样听的恶心。就是不指定不按规定做规则的可操作的细则,可预防判决不公,司法腐败的具体办法。事后处分难免遭质疑。
  
   不认真总结司法不公,对社会愤怒、怨恨、敌意、不信任等负向情绪而发生的恶性事件,对为维护社会安定国家付出的代价是有多么巨大啊;对为捍卫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对党和国家损害有多么惨重啊。
  
  6日 11:36:21
  
    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是中国社会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尤其是由于政治改革未能同步进行,官僚腐败、公权滥用、贫富差距拉大等现象日趋严 重,引发了强烈的社会不满。人心思变,民众对改革的要求和期待越来越高,但是改革的步伐却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远远不能让人民满意。更为根本的是, 人民自己虽然痛恨种种社会不公,但是对于如何改革造成不公的制度却并未达成共识,以至民间推动改革的力量受到分化和削弱。体制外没有改革的压力,体制内就 没有改革的动力。如果中国社会亟需的体制改革一再受挫、停滞不前,公权腐败、社会不满将积聚到危险的临界点,中国将再次错失和平改良的机会,陷入暴力革命 的动荡和混乱之中。 中共十八大报告表达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坚定意愿,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宪法公布施行30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重点强调宪法实施,让我们看到了依宪执政、深化改革的希望。当前,中国改革再次来到十字路口,中国社会尤其需要对改革的大是大非和总体方向 达成共识,尤其是对现代文明所要求的民主、法治、尊重人权等宪政原则形成基本共识。为了提炼和凝聚改革共识,我们提出推进依宪执政、落实选举民主、尊重表 达自由、深化市场经济、实现司法独立、保障宪法效力等六项改革主张。我们认为,它们应构成所有理性公民所认同的改革共识。
  
  一、推进依宪执政
  迄 今为止,中国改革是在执政党领导下推进的,但是改革三十多年的经验与教训表明,如果不首先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将无法继续推进与深化其它领域的改革。 在革命战争年代,正是共产党在多个场合下表达的民主承诺让众多追求正义、痛恨腐败的仁人志士追随革命,但是党内实际上长期实行自上而下的组织控制。在战争年代,共产党为了维持行动效率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1949年后,执政党并未真正兑现承诺、还权于民。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执政者的权力很难受到有效制约,执政者的决策错误也就很难得到防范与纠正,从而很容易越陷越深,直到酿成大错。“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极大杀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1958年的“大跃进”造成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1966年发动的十年“文革”使数以亿计的无辜者受到迫害或冲击,整个国家处于内战边缘……这些血的教训表明,权力高度集中化甚至个人化的执政体制早已不适应和平时期的日常社会治理,现在是执政党兑现初始承诺的时候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改革开放的 良好局面,中共十三大报告明确要求“党政分开”,中共十六大和十八大报告一再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然而,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能提上日程,权 力过度集中的问题至今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当前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1)党政不分,党政权责分工不明确,以党代政、以党干政的现象十分普遍,执政党的权力 得不到制度化约束。(2)党内决策权力高度集中,重大决定和人事安排往往由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拍板,地方“一把手”很容易蜕变为无法无天的“土皇帝”。薄熙 来之所以能够在不同职位上为所欲为,正是因为其作为“一把手”的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3)党内选举程序并未得到法律的有效规范和落实,党员代表大会未能 真正发挥作用,党的领导干部往往是由上级内定而非党员代表选举产生。这样的体制很容易造成领导干部脱离党员群众,形成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为买 官卖官和公权滥用敞开大门。
  要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稳定和谐, 惟有从革命党转变为真正的执政党,依据宪法厘清党政关系、建立法治化的执政体系,并在执政党内逐级落实民主选举。依宪执政是保持执政党自身廉洁和长期执政 的惟一途径,主要体现于实行党政分离、党内民主、分权制衡、党务公开等四个方面。
  (1)党政关系必须依照宪法得到合理 界定。1982年宪法序言明确规定了“共产党领导”,但是“领导”并不等于全面包办或直接干预政府事务。正如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宪法意义上的“领导”是 指执政党的政治领导,主要包括通过民主决策机制决定大政方针,经由人大立法程序使之变为国家法律和政策,向国家机关推荐干部人选,并监督党员干部廉洁守 法。但是执政党不宜再走“党管干部”的老路,直接干预政府人事决定或介入行政和司法事务。
  (2)为了保证民主决策、保持党风廉正、防止过度集权,执政党有必要加强自身民主建设,按照党章要求逐级落实党内民主,从村支部、街道委员会、乡镇、县市等基层党组织开始实行党内选举。各级党员代表由党员直选产生,上级党委不得干预。
  (3)充分发挥各级党员代表大会的日 常领导与监督作用。各级党代会应成为执政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产生并监督各级党委。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应直接受同级党代会领导并向其负责。当前实行的地 方“一把手”负责制加剧了执政党权力集中,有必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建立各级党委集体领导机制,形成党内分权制衡体制。
  (4)党内民主改革一定要和全方位的 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及广泛的公民参与结合在一起,尽快建立各级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大力推进公共财政改革并实现各级党政预算及其执行的公开化,对征地等影响 民生的重大决策或工程必须通过听证制度广泛征求民意,充分保障公民知情权与参政权。
  
  二、落实选举民主
  1982年宪法第2条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要落实“主权在民”原则,关键在于规范各级人大选举,让各级人大真正发挥代议和监督职能,并强化社会基层的民主自治。按照1982年 宪法的设计,各级人大是实现人民参政议政的基本制度。人大选举是否规范、人大代表是否愿意并能够代表选民的利益积极履职,直接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基本性质, 决定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基本关系,决定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得到有效维护。近年来,中国社会之所以发生了那么多群体性事件,以至严重损害社会稳定与执 政根基,根源在于各级人大未能按宪法规定有效发挥作用。
  目前,中国人大制度存在两大类问题。(1)各级人大选举普遍走过场,政府干预、贿选舞弊现象十分严重,进而导致人大代表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代表履职普遍缺乏积极性,在重大公共事件中几乎从来不见他们的踪影。个别代表克己奉公、热心履职,积极为选民办实事,却往往被视为另类甚至受到打击迫害。(2)宪法规定的人大职能多流于形式。由于绝大多数人大代表或常委会委员都是兼职的,代表或委员能够投入立法、预算和监督等宪法职能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十分有限,导致各级人大只是在开会时举举手、拍拍手的“橡皮图章”。
  要改变这种现状,有必要采取落实基层直选、加强人大专职化、强化社会基层民主自治等举措。(1) 落实县乡两级人大直选。目前,绝大多数社会问题都产生于基层。规范基层人大选举能够从源头上解决基层社会问题,极大巩固执政基础和维护政府威信。为此,中 央有必要严格禁止地方党政干预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产生和竞选活动,同时保证各级人大代表能够有效履行宪法职能。按照宪法第34条、第35条 和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公民有自由参与竞选基层人大代表,参选人和选民之间的自由交流不能以“扰乱社会治安”等罪名横遭干涉与限制。按照宪政国家的通例,只 要参选人获得一定数量的选民支持,就自动成为合法候选人。现行选举法对候选人设置了极不透明的“酝酿”、“协商”过程,赋予地方选举委员会几乎无限的自由 裁量权,从而为地方党政内定候选人提供了方便机会,必须从根本上予以改革。
  (2)在规范人大选举基础上,有必要强化各级人大职能并推动人大代表专职化。人大机构改革宜从各级人大常委会开始,逐年增加专职委员的比例。建议每年增加10%的常委会委员作为专职委员,力求在五年内达到一半的常委会委员成为专职委员。建议每年增加5%的人大代表作为专职代表,在五年内让四分之一的人大代表成为专职代表。人大代表的履职方式应由代表自己决定,合法的履职活动不得受到地方党政或人大干预。
  (3) 村委会和业主委员会选举是中国基层民主的最新尝试,同样需要制度保障。近年来,村委会选举普遍受到上级党政干预,贿选等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村委会在没有 村民同意的情况下出卖村民土地等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广东乌坎事件就是其中一例。要有效解决中国农村土地等重大利益冲突、真正维护中国社会稳定,必须明确 禁止地方党政干预村委会选举,有效规范村委会和村民代表会议选举,尽快建立村委会、村民代表会议和选举委员会等村级组织的相互制衡机制。
  
  三、 尊重表达自由
  宪法第35条 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公民的表达自由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在进入网络时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媒 体敢于揭露各地腐败现象,极大提高了中央和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程度。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领域还存在诸多不必要的限制,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1)网络言论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公民因为发帖而被删帖、销号乃至劳教、判罪的事件频繁发生。(2)新闻出版自由受到不必要的限制,不仅出版机构的建立受到极为严格的事前审批,书刊出版也在原则上受制于事前审查,而且媒体在日常运作过程中

评论人:hzcgh_ 评论日期:2013-2-22 9:50
   历史已经前行了30-40年,希望人们能用今天对待庄则栋的态度来谈论王某,而不是30多年前那种方式!

评论人:zxcv1385 评论日期:2020-4-25 14:17
促人深省的好文章!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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