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主笔 石扉客
艾波曼（Rainer Eppelmann）个子不高，头有点秃，脑门透亮，眼神深邃，有几分像中国人熟悉的共产革命领袖列宁。在柏林市中心弗里德里希大街附近的办公室里接受采访时，艾着一件很随便的宝蓝色衬衫，没有打领带，双袖高高挽起，又宛如一个劳作多年的老铁匠，一双大手犹如铁箍一般，捏得记者生疼。长达近三个小时的采访里，这个66岁的老头儿却丝毫不显疲态，双眼始终炯炯有神，嘴里永远行云流水般流淌着诗一般的语言。
这个长得酷似列宁的人，数十年以来致力的却是“再见列宁”的工作。
采访原定一个半小时，他的助手频频在门口探头，焦急地等待艾波曼腾出时间，好去安排下一个会谈。而在和记者见面前，他刚刚结束和匈牙利大使的会谈，主题也是东欧诸国的历史问题。
艾波曼现在的职务是“处理德国共产党独裁政权”联邦基金会（Stiftung zur Aufarbeitung der SED-Diktatur）主席，在此之前一直上溯到德国统一后的1992年，他先后在联邦议会“处理东德共产党独裁政权的历史与后果”调查委员会、“克服德国统一过程中的东德共产党政权的后果”调查委员会两个机构中担任主席一职。这三个有着冗长名字的机构，其主要使命都是调查和记录前东德极权政府的罪行，处理其遗留问题。
两德统一后的19年间，从1992年开始，他有17年时间从事的是这种历史调查和研究，已经主持和参与出版了先后两套32本研究文集。现在这个基金会，和前两个隶属于联邦议会的调查机构相比，更像是一种学院性质的研究机构。
在此之前，柏林墙倒塌后的第二年4月到当年两德统一的1990年10月，应东德前总理德梅季耶（Lothar de Maizière）之邀，艾波曼还在柏林墙倒塌后的最后一届民选政府里担任过为期半年的国防部长。他这个国防部长的主要使命是裁军，除了将筛选出来的11000名东德士兵编入统一的联邦德国国防军以外，艾波曼解散了效忠东德共产党的原东德军队，遣散了剩余的15万多原东德士兵。
短短几个月的部长经历，艾波曼被外界称做“不用武器创造和平的牧师部长”。事实上，这个称呼渊源于此前他近20年的漫长而坚韧的政治异议活动。
1943年2月12日出生在柏林的艾波曼，在原东德是个著名的反对派，在德语里这个身份常常被称作异议分子（Bürgerrechtler）。早在1966年，这个23岁的东德愣头青因被征集服兵役时拒绝宣誓效忠党派，被投入监狱服了八个月有期徒刑。这时，将东西柏林隔开整整28年之久的柏林墙，已经建成6年时间了。彼时的艾波曼无论如何想不到，23年后他会以国防部长的身份终于报了这个“一箭之仇”。
出狱后的艾波曼进入柏林神学院修习神学。9年后，他成为柏林弗里德里希和海因区的一名青年牧师，依托他的教会进行了大量政治反对活动，正式开始了他的反对派公民政治参与生涯。著名的蓝调弥撒，即在艾波曼和他的同事们的主导下，成为当时争议极大的争夺青年活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也就是柏林墙倒塌的7年前，他和东德著名的化学家，另外一位异议分子罗伯特.哈弗曼（Robert Havemann）一起，发起了著名的非暴力呼吁和平运动。
从主持蓝调弥撒到发起非暴力争取和平运动，这些政治反对活动，一方面逐渐使得艾波曼越来越成为东德国家安全部（斯塔西）的眼中钉，当局不断策划对他的阻挠和打击行动。另外一方面，这种阻挠和打击又反过来提升了艾波曼在东德内外的影响，使得他和他的周围凝聚了越来越丰富的政治资源。
到柏林墙倒塌的1989年，这种貌似矛盾的两极形势，呈现越来越白热化的倾向。当年6月，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正在病中，实际掌控局面的一号人物是力主镇压反对运动的强硬派领袖克伦茨。就在此时，艾波曼冒着风险在教堂组织了一次柏林地区唯一的大型悼念活动，声援远东地区的民主运动。悼念活动结束后，他的同事们在教堂后面发现停了一辆用帆布蒙得严严实实的大卡车，车里装满了大石头。令艾波曼后怕的是，斯塔西看来早有准备，他们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来发动对这场和平悼念活动的镇压而已。
3个月后的1989年9月，在此前的教会活动团体的基础上，艾波曼和三个同事一起发起成立了著名的民主启蒙党（Demokratischer Aufbruch，简称DA）。作为四名创立者之一，艾波曼先后担任过这个反对党的首任新闻发言人和党主席。柏林墙倒塌后，两德统一前，除了担任过负责裁军的国防部长外，艾波曼还作为民主启蒙党的代表参与了筹划两德统一的圆桌会议。
波谧云诡的是，就在胜利曙光即将到来时，艾波曼的战友，彼时担任民主启蒙党主席的创建人之一施诺，突然承认自己原来是斯塔西的线人，并因此辞职。声誉大受损伤的民主启蒙党因而在几天后到来的选举中失利，就此并入基民盟。
在统一后的德国，艾波曼担任过数年基民盟主席团的成员，也担任过联邦德国议会的议员，一直到后来至今，专职从事调查和研究东德极权政府的罪行和对德国的影响。
这个近乎传奇色彩的老人，从异议色彩浓烈的反对派，到取得政权后分享权力的当权派，再到调查和研究历史的著述派，经历了原东德从极权时代到和平过渡时代、到政权平稳交接后的复兴与繁荣三个典型历史阶段。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下诸多民族国家进行政治演化的大背景下，其数十年得失与经验，堪称公民参与政治实践的一副丰富多彩的个人化样本。
这个有5个孩子的父亲，除了继续致力于他耕耘了数十年的德国本土政治和历史外，对德国以外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演化也保持相当热心之关注。
2005年2月，艾波曼在访问台湾时，从他的德国经验出发，他建议台湾应尽快开放威权时期的秘密档案，并将档案写进教科书，让年轻人尽快了解历史真相。因为“唯有诚实面对过去，转型正义才有可能得到实现，国家的未来才能找到明确的方向”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艾波曼甚至在采访之初即进行“逆袭”，反过来先对记者提了几个问题。他关心当下的中国人是否享有出入国境的自由，也关心是否有看到各种媒体和信息交流的自由，更关心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关于现代政治演化的宣讲，能得到周围多大比例人群的关心、兴趣和认同，“特别是农民”。
他坦承提这些问题，是想从此类推和反照20年前的东德变革历史。
“20年前，在德国人民的努力下，那堵墙终于倒了。我想能和你们分享的，只有我们在过去的经验，以及我们对待过去的态度。”艾波曼如是说。
（本文见最新一期南都周刊拆迁20年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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