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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民大哥的异域之眼(刊《文艺争鸣》2013年第12期)
作者:深圳毕亮 提交日期:2014-1-6 11:12:00 正常 | 分类:散记 | 访问量:2502

不想做沉默的善者

——我眼中的作家毕亮和他的小说

 

余泽民

 

1

 

认识毕亮是在鲁迅文学院,当时他是学员,我是访客。

2007年晚秋我回国探亲,得知王棵在鲁院读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于是兴冲冲地赶去见他。在那个如佛打坐在土呛呛、乱哄哄、城乡结合部氛围内的幽静庭院里,等我的不仅是王棵,还有一个大脑袋、圆脸盘、戴眼镜、斜跨书包、彬彬有礼、一脸无辜、拘谨与真诚的寸头小伙儿,他就是毕亮。

三个人在院外一家街头小馆里吃饭闲聊,呷稍感辣舌、略带臊味的常温啤酒。尽管我们仨都算不上健谈,但也称得上天南地北,毕竟我们经历不同,背景迥异,且天各一方:我在布达佩斯饥一顿饱一顿,王棵在湛江的南海舰队服兵役,毕亮从湖南老家跑到深圳打工……确切的说,我见毕亮时,他是连工都没打的无业者,为了能够到鲁院读书,他毫不犹豫地炒了老板的鱿鱼。因为这个我就很感慨,对这个毛头小伙儿另眼看待。在拜物时代,为了挣钱撂下笔的作家并不少见,但为了写作而丢下钱不挣的打工仔肯定不多,毕亮看上去拘谨、温吞,心里是有雷打不动主见的人。

毕竟,那是我跟毕亮的初次见面,少不了会捡些摆在桌面上的话没话找话,比如泛泛地聊几句各自熟悉的文学。跟毕亮之间,确实存在错位,我出国时他刚读小学,他去深圳打工时我在欧洲流浪;我十几年只用匈语或英语读欧美小说,毕亮主要读本土小说,他喜欢余华、苏童和杨争光,而我对国内作家一无所知,读《许三观卖血记》还是因为帮一位学汉语的学生校订译稿。饭桌上我说我的,他说他的,我说的要比他说的多,反正还有王棵在,总不至于冷场。当我讲凯尔泰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或艾斯特哈兹时,毕亮那副并不放光、相反吸光的温和眼神,让我相信有着心理医生那样的耐心和专心,他不介意做听众,甚至喜欢做听众,他是一个冷眼观世、诚心处世的体察者。估计他根本记不住那些连我说出来都费劲的绕口令名字,但嗅到了异域气息,他问我能否发些我译的短篇给他看……

由于我不常回国,即使回去,也不常结识新面孔,所以我对那家到处油得大象打滑、苍蝇粘脚的小饭馆记忆很深,尤其是跟一位有着反军人气质的青年军官和一位能为文学失业的理想主义打工仔一起。还有原因,像我们聊的这些非物质话题,在欧洲大多是在咖啡馆、酒吧里进行的,在国内相反,在七八十块钱一杯速溶咖啡、一扎啤酒能要到一百五的三里屯和后海音乐震天,骰子哗啦,打情骂俏,大多只谈物质话题、欲望话题或人际谋算。

那年毕亮26岁,是我当年出走的年龄。

 

2

 

出走,从这一点看,我跟毕亮有相似之处。只是我从北京出走到欧洲,他从老家常德出走到深圳;我是一路落泪,抱着一去不归的绝望出走的,毕亮不同,2003年他从湖南文理学院毕业后抱着想“混出个人样”、当个广告公司创意总监或总经理的憧憬出走的,一路上他外静内狂地依着车窗,“狂想仿若深圳夜间的灯火,辉煌,璀璨”。

毕亮去深圳打拼那年才22岁。从这个角度说他比我更早几年直面人生,我在那个年纪,还沉迷在坐井不观天的象牙塔里。打工仔,当时在他的概念里,像开拓新大陆的勇敢移民。如果说现在的深圳人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那么毕亮抵达的时候,肯定还要更小几岁。那是个名副其实的年轻人世界、冒险家乐园和金钱梦之乡……虽然我没直接问过他,但我可以想象:当这个意气风发、心不设防、虽无大野心、但有小欲望的斯文小伙儿在拥有百年历史、资历远远超过这座新城的罗湖火车站跳下站台,放下行李,站稳脚跟,挺胸吸气,感到指尖微麻的瞬间,许多年轻得梦想在他含而不露的意识里欢呼雀跃,但里面并没有文学梦。

毕亮到深圳没有多久,准备大干一番事业的热情锐减,当然,这里指的事业跟文学不沾边,指的是商场或职场。毕亮意识到自己是个慢热/寡言/被动/怕热闹/不能装的清高者,在竞争激烈的深圳,在会自我包装、敢标榜自己、懂得达尔文法的人才能如鱼得水的舞台上,他这种不温不火的人只能闷头跑龙套。于是,他感到失去了奋斗方向,感到找不到位置的惶惑、有力无处使的困惑和没法倾吐出来的孤单,他知道自己的孤单苍白单薄,只是一种情绪,甚至没有什么可供叙述的具体内容。但是,确有什么很刺骨、很顽固的痛发自身体的深处,串走,泛滥,影响到他每天出门时的感觉和每天入睡时的心境,我想,这种痛来自难以摆脱的外乡人的无措和陌生感,还有任何一个年轻人都不会彻底放弃的成功幻梦。

在深圳,绝大多数人都是外乡人,孤单是喧嚣、光鲜的繁荣市景下低分贝的背景音。每天,毕亮过着跟大多数外乡人一样单调乏味的日子,忙碌一日,下班回到租住的小屋,门窗紧闭,看书看盗版碟消磨时光,有意无意地将自己体内积聚的无奈和焦虑排解到别人的故事里。跟有职业野心的那些同龄人不同,毕亮不读工具书、励志书、名人传或致富经,而是读非但无“实用”价值、反能愁上加愁的文学书。说不实用,却也实用,至少能让他在阅读的时候深呼吸,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掩卷闭目,可以天马行空。这期间,他把读小说当成一种忏悔,一种倾诉。

有一天,毕亮无意中读到魏微写的《通往文学之路》,里面有一句话打动了他:“文学是最适合我脾性的,单调,枯燥,敏感,多思。有自由主义倾向,不能适应集体生活,且内心狂野。”这句话无声地启迪/击中/拥抱/温暖了他,有如拨雾见天,他恍然看到通天路。用毕亮自己的话说:“回想起来,我的写作始于无聊,又不愿屈从无聊。年轻人血管里流淌的全是躁动的血液,不甘虚度。于是想找点事干,跟文学有缘分,就开始弄小说。

 

3

 

如果说从老家到深圳,是毕亮人生的第一次出走,地狱上的出走;那么两年之后,他开始了第二次出走,那则是精神上的出走。从2004年初夏开始,毕亮开始在打工之余边读边写,自己做自己的读者,自己演绎自己的命运。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将内心的秘密、忧伤、关照、欲望和鄙俗……统统打散,烙到小说人物身上,在虚拟世界漫游。”他通过弄文字,编故事,试尝大胆地让经验成戏,让情绪发酵,接近,了解并表达白日在办公室藏得很深的那个精神类自我。

毕亮以《你被月光刺痛了吗》、《最好的朋友》、《大洪水》、《月亮里的向日葵》为代表的早期作品,都是以乡村生活为背景,从孩子的视角用孩子的口吻抒发青春期反叛和成长的烦恼。在这一时期的作品里,《最好的朋友》最值得一读,故事讲少年王豹的父母在车祸中遇难,肇事者赔偿七万块钱,王豹为了讨回被镇政府以“劳务费”名义克扣的一万磨刀霍霍,最后急眼行凶被判刑六年。这个短篇语言冷练,风格感强,刀刀见肉,步步惊心,让人联系到乔伊斯·卡罗尔·奥茨,甚至雅歌塔·克里斯多夫,在题材上直接触碰到令人绝望的成年人世界和敏感、残酷的社会现实,好比《天堂蒜苔之歌》的青少年版。此时,文学的意义对毕亮而言又多了一层,重了一分,高了一级,从排解,变成救赎。

毕亮私下给了自己两年时间,如果写的东西能发表,就继续写,否则时限一到,就永远放弃。想来,他那时对自己有无文学天分或能力尚无信心,所以启程之前先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不想因为文学而令生活不堪”。后来,他将这段心路一五一十地记在题为《暗处的光》的创作谈里,叫我读后更觉得他那熊猫式的可爱,诚实朴实老实踏实稳实现实,可信可靠,文如其人,不甘于平凡,但也不耻于平凡。

老天有眼,自己有才,两年限期到时,他写的作品如数发表,于是毕亮又给自己定了一个两年计划。在文学路上,毕亮是个幸运者,他写作的起步,正好跟深圳市政府决心将“文化沙漠”打造成“文化绿洲”的努力相同步,因此,毕亮和他的小说刚一在文坛冒芽,就受到当地作协的关注、鼓励和培植。2007年9月,毕亮给自己定的第二个两年计划刚过一年,他就遇到了一个专业机遇:深圳市作家协会推荐他去北京读鲁迅文学院第七届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并参加同年晚秋举办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这时候,他已比两年前成熟了许多看,自信了许多,他现出了埋在性格内“硬”、“韧”的一面,毅然决然,辞职上学。

在鲁院的半年,他呆得很值,一是近距离接触到许多作家,二是看世界的视角更加丰富,看生活的眼光更锐利,也更阔达。就在鲁院清静的宿舍里,他构思并创作了第一篇关于“留守儿童”的短篇小说《继续温暖》,讲一个父母在外打工、留在家跟瞎爷爷相依为命、懂得体贴和感恩的穷村少年,并不掩饰地描绘出今日城乡生活水平的极大反差,以及乡村人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为现实生活挣扎、怀着希望地相互取暖。这篇小说在《长江文艺》上一经发表,先后被《小说月报》、《新华文摘》、《青年文摘》等十几种刊物转载,并被收入《2008年度短篇小说》、《21世纪主潮文库》等文学选本,获得了2008年度“长江文艺·完美文学奖”,后被改编为电影《指尖太阳》。

这篇小说我是在布达佩斯读的,读的是毕亮发给我的电子版,短短6000字里,讲了一个很长很沉很揪心的故事,既揪心又暖心,爷孙俩并无抱怨地默默承受着本应该抱怨的生活不能承受之重,我读完之后望着电脑屏幕出神许久,“苍老、暗哑的声音在夜空荡漾,仿佛风吹在水里”,我听到了,觉察到了,我感受到了写作者心底那股内敛的力量。

有一次,我问他怎么想起去关注留守儿童的?他说:“可能是我内心的触角较为敏感,在深圳生活几年后,总是不自觉地回望故乡,那些小孩怯生生、略带愁容的面孔令我放不下、忘不了。”

 

4

 

《继续温暖》是2008年写的,是毕亮的成名作,是他文学路上的重要转折,因为这篇小说,他在文坛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创作上也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偶尔得闲,我会到毕亮的天涯博客里串个门。几乎每次点开,都能看到他新贴上去的某个期刊新一期目录,目录里会有他的一篇新作,于是我发邮件向他讨过来读。时不常,我也会发两篇我写的或我翻译的小说给他看,偶尔相互发表两句看法,即便谈到自己的得以之作,他总是一副谦逊/谦恭/谦卑、但又谦和/谦量/谦让的口吻,沉静,自然,不喜形于色,不咄咄逼人,既承认自己意识到的不足,也会为我的误读做婉转的辩解。交流中的毕亮,绝不属于那类句句箴言、字字珠玑的棱角作家,他不是烙铁,而是热水袋,抱久了才让你觉得温暖透心,不舍得拿开。如果让我用一个词形容他,选“敦厚”要比“聪慧”更准,尽管后一个词更适合夸年轻作家。跟文友相比,毕亮更适合当朋友。他会逢年过发来一句问候,会用“反弟为哥”的关切语气。

2009年初夏,在毕亮热心的穿针引线下,我在回国期间应深圳书城之邀,参加了“深圳晚八点·书人书事”的读者见面活动,毕亮和厚圃一起作为主持人跟我一起坐在台上“童言无忌”地神侃,对于体制内的文坛,我们哥仨都该算边缘人,面对台下上百张充满朝气的年轻面孔,我深为这座超时代新城内孕育的这股干净、蓬勃、真实而有敬畏文学暗潮而激动,感动。这一程我收获不小,通过两次小聚,有幸结识了厚圃夫妇、因酷爱凯尔泰斯而跑来见我的宋唯唯,还有常跟这帮年轻人“混”在一起于爱成。于先生时任深圳作协秘书长,书生脾性,坦率热忱,从他跟这圈人的情谊来看,我更感慨于毕亮的幸运。

那次过去,我把自己写的、译的书都给了毕亮。我走到哪儿,他陪到哪儿,仍旧言语不多,但言比温暖。人群中,他是话最少的一位,安静,清爽,无光,但跟他坐在一起久了就会感到,他既是吸光物,也是放射物,他的能量是静的/温暖的/持久的。他为人随和,但并不是没有主见,就像他简约风格的小说一样,只说他觉得必须说的那句话,即便干巴,缺少情绪色彩,但会让你踏实地听到,明白,并记住。金仁顺说他“在同龄作家中,毕亮或许很难一飞冲天,名闻天下;但很有可能,他是步子迈得最踏实,走得最远的那个……”,我觉得这个推测很有道理。文如其人,命运即性格,毕亮的人和文字都是慢热的,像壁炉,最终会烫,也不会烫过温暖的极限。

温暖,是在欲望时代里,就像传统意义上说的“好人”一样,是种越来越稀有的品质。很有趣,不仅在毕亮身上,我在厚圃、宋唯唯等别的深圳作家身上,也都发现了类似的品质。也许是因为他们年轻有梦,也许是因为现实而珍视温暖。那不是我头一次去深圳,但是我感觉最温暖的一次,甚至让我抛开了过去的成见,幻想能去那里住一段。我认识一位科幻小说家纳吉·盖尔盖伊,我跟他一起去过两次深圳,他很想把那里当作未来某部小说的背景,因为在他眼里深圳是座未来城。我想,他下次再去,我该把毕亮和他的作品介绍给他,让他体会到深圳的未来不是科幻的,而是现实的,有绝望也有希望,有痛有丑,还有温暖。

 

5

 

不久前,我花了一个周末,一口气读完毕亮将要出版的小说集《在深圳》,书里收入的都是进五年创作的22篇作品。

相对国内读者而言,我或许能算更纯粹意义上的读者,局外人阅读,毕竟已去国二十多年,离毕亮描述的现实世界和生活场景相当遥远,如从同异邦人的视角,开始的时候有些隔着,一旦萌生感受,便是针对其文字本身和更多的或许他想要、尚未或未能付诸笔端的内心纹理。读完之后,我连夜给他写了封长信说:“这次读你,跟过去偶读一两篇的感觉大不相同。这多迥异的小人物面孔不止以点成面,而且多面立体,带我深入到你正置身观察的陆离世界。你选的题材,都沉实、赤裸得像堆在水泥地上生锈的铁锭,确让我想到卡佛、奥茨和奥康纳,偶尔还有雅歌塔的狠劲儿,读起来越来越不像你,但又越来越觉得更贴近你,在一个柔软包裹的内心有股平日不示人的不羁和铤而走险的野性。一篇篇读下来,能看到你在风格上的阶段性试尝、模仿后消化和对变化的努力,有些情结和处理手法重复使用,但就单篇而言,风格的运用圆熟自然,跟题材很贴,既粘稠,又快利,不言情,却深情,我认为更像奥康纳,在犀利、绝情中也散发余烬的微热……”

这本集子里,《恒河》的故事讲得水到渠成,从女孩视角的描述很巧妙地埋下谎言的包袱,最后一抖,令人唏嘘。题目从《放下》改为《恒河》,多了一个象征的层次:一个人如不如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能达到自然而然的恒河沐浴境界。毕亮对男孩马修虽着墨不多,但刻画出一个那触觉精细、表达含蓄、有修养和自尊的男孩子,即便有现实的考虑或内心受伤,他也保持本质的善良,宁可窝囊地缩在床上哭,也不会最后戳穿那层纸,将伤害变成匕首刺向对方。我猜,毕亮在这个马修身上,涂了自己性格的底色。

《在深圳》跟《恒河》是姊妹篇,语言感觉是这些小说里运用最圆熟的,读来很舒服,有冷冷讲述的内在节奏。结尾交代在里屋哭的实际是个捡回的女孩,这笔很妙,突出了男人在这种情形下所表现出的嫉妒的“小”。

在讲分手的几篇小说里,我最偏爱《那个孩子是男是女》,喜欢那种讲述方式,平静中波澜暗涌,疼,却不捶胸顿足,是篇有特色的青春小说,结合了这个社会普遍的痛。女孩走后,会更幸福吗?我觉得百分八十是会的,因为在拜物时代,追求物质生活要比追求缺少物质基础的情感生活要容易得多,这也正是现实生活更让人无奈和心痛之处,灰姑娘的故事已被今天的年轻人演绎得俗不可耐,童话早变成了反童话。

“在粗鄙而真实的生活中,毕亮粗暴地打破了所有浪漫幻想的激情,而将之碾碎于沉重如铁的现实生存压力之下,将80后青年的残酷青春和无奈的痛楚,赤裸裸地暴露在盛世的光天化日之下。这是一个欲望泛滥的时代,似乎性解放早已向青年们伸出了橄榄枝,而同时这又是一个没有爱欲的时代,因为所有的欲望泛滥,都是以金钱和权力的法则为法则的,如果没有金钱和权力,欲望泛滥便会成为无性的压抑和意淫的焦虑。这种艺术的勇气和批判力,这些直面现实的思考,无疑都应该值得我们尊重。”房伟的这段评论十分到位。

后来,毕亮在跟我聊天中告诉我,这是这本集子中他最珍视的一个短篇,反应了当时的现实,他本人和他们的现实。“那个孩子,确确实实在我的生命中存在过,我希望她是个女孩,但没能出生。小说是对那个生命的纪念。我妻子读这个短篇时,泪流满面。”毕亮忍不住讲了自己的故事,“跟小说不一样的是,我妻子想离开深圳,她觉得自己成为了我的负担,她不想拖累我,因为她觉得在深圳看不到明天和希望,想回老家。小说里的原话是,‘她觉得深圳是个大漩涡,卷着她走,看不到明天’。我的现实比这个小说要温情,后来我留住了她,因为不放心她跟其他人生活。我无数次想起我们这次别离的谈话和流泪的情景,尽管后来没有发生。”

基于个人体验的痛,毕亮在2010年前后写了好几个以分手开篇的小说,如《消失》、《家常菜》和《我们还有爱情吗》。我问他,除了大环境外,就他俩的关系而言,这种分手是不是必然的?是不是普遍现象?毕亮回答说:“对现实,我一向悲观,‘趋利’的结局比较符合常理。年轻时,血管里多少还流淌着热血,不妥协、屈服、苟且。但生长成熟后,人逐渐趋于理性(或者说是随波逐流),分手应该是必然的;在现在这个时代,比较普遍。”

我又说,我感觉他更同情“被离开的”马默,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像女孩那么能适应社会?毕亮又答:“我倒没考虑过同情谁,这种分手对双方来说都是伤害;但若必须选择一个,我会同情更弱的那个。”

 

6

 

《血腥玛丽》写一个当暗娼的女工,《铁风筝》写一个射杀凶犯后自我救赎的警察,《柴米油盐》写一对守空巢的老年夫妇,《大案》写一个要为爱情犯罪的市井男,《职业病》写一个回乡老死的老打工仔,《你不明白我的孤独》写都留不住女人的父子俩,《大雾》写几个都爱得偷偷摸摸、温温吐吐的中年男女……毕亮笔下的这些小人物,都不幸福,不可爱,不相信爱情,不能主宰命运,屡遭重创,心灵扭曲,既无野心更无梦想,他们在高度的现代性、蓬勃的商业环境里,在金钱至上、恶性竞争、只顾跑不去想的社会大环境下,被钢筋水泥的丛林法则扼杀了天性,变得麻木,心冷,苟活,自弃,逐渐丧失自信与自尊,“活下去”,成了唯一的生活内容。正如金仁顺总结的那样,“这些人物像阴暗的绿苔,附着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和光怪陆离的都市角落,构成了自己的小世界,悲欢离合,生老病死。”

我问过毕亮,他写得这些人物都有原形吗?他说原形虽不是一对一的,当然都有。“在我虚构的小说里,多是小人物,或处于弱势的人。似乎我天然地亲近他们,那些在小说里召唤过我的面孔,总令我想起乡下或小县城里下岗的亲戚,或是在南方的工厂打工的表哥表弟表姐表妹。他们为生活忧愁、焦虑,但不奢望,易满足,任意一点小幸福,能令他们高兴许多时日。面对不幸的遭遇,他们也会骂咧,骂祖宗、先人,但多是默默承受,赞美多过抱怨。”想来,正由于作品基于扎实的生活和真实的痛感,所以写出来才会这样打动读者。

毕亮谈起讲他写《回家的路》的起因时说:“五年前,我坐在长沙开往深圳的火车上。当然,这次出门不是旅行,而是为谋生。在衡阳站,我目睹一批农民工上了车,他们携带铁锹、瓦刀、铁锤、铁提桶等建筑工具。显然,他们跟我一样,是要去南方讨生活。坐定后,他们开始高谈阔论。留守在乡下的孩子、女人,水田里的稻谷,旱田里的棉花……这些成了他们谈论的话题。其中一位三十多接近四十岁的沉默男人,他脸上有柔情,有倦怠,有无奈,有从容……我猜他肯定是个好父亲。总之,他那典型的农村父亲的面孔打动了我。在心里,我记住了那位沉默男人的模样。有一天,我写起了小说。这个藏在内心的面孔时不时跑出来召唤我。我想,我该为他写个故事。于是,就有了《回家的路》。”

《外乡父子》,我认为是毕亮小说里的上乘之作。题材和处理手法与其它不同,叙述平缓而力量暗蓄,父子关系和人物内心的塑造成功,每一波每一结都刻画得丝毫毕现,生动再现了打工者物质生活、心理状况、生存状态和无奈命运。他们是最底层的深圳人,他们穷,但几乎没资格有物质野心,在小资的深圳社会但与小资无缘,他们的命运悲惨完全是“城中村”的悲惨。这篇小说也是毕亮的内心感受:现实的困境,将人卡在了死胡同里,无法前行,也不可能重返原状。在脆弱的社会机制面前,他们惟有悲剧性地退出这个时代,被无情淘汰。

毕亮承认,《外乡父子》就像是光鲜城市身上长的“疮疤”,是他当时纠结心境的投影,到底该不该放下梦想?但即便写绝望,他也不放弃被生活蹂躏之人的卑微亲情。或许出于修养的限制,他无论在人物上使多大的狠劲,但都不脏。我说不好这种修养对他未来的创作来说是好是坏,但抛开作品讲,我喜欢有这样修养的人。

 

7

 

比较而言,《继续温暖》虽然获了许多奖,但不是他写的最好的一篇,结尾虽然有戏剧性,但不是水到渠成的涉及,而是用成年人为孩子做出的设计来打动成年人,属于中规中矩的主旋律处理。或许,这篇小说的社会意义大于文学价值,在于以文学的形式提出“留守儿童”的社会问题,但从文学上品,不如同样写儿童题材的《母子》那样线条丰富,更涉及人性,暗藏着隐喻,走得更深。台商二奶的儿子——小男孩即便不如《继续温暖》中的孩子让人喜欢,但更生动、可信,惹人怜惜,连脏话骂得都让人心痛。

关于这篇小说,毕亮也给我讲了个故事:他在湖南一个称“官当”的小镇生活了十多年,邻家有个孩子叫“铁雄”。孩子的父母在外地打工,爷爷、奶奶带他。老人平日只顾打牌,让孩子单独在一边玩。孩子只有三四岁,沉默寡言。甚至眼神看去有点邪恶。毕亮读寄宿高中时,周末回家,那孩子跑过来扔石子……后来,那孩子后来走失了。孩子的命运,像瘟疫一样传到毕亮身上,通过文字变成自己的痛。毕亮总结说,《母子》中的畸形孩子是一个隐喻,他就是女人(现实的价值观)与台商(代表“经济至上”)苟且后的产物;“我”是一位哑者,能看到现实,却无法表达,无能为力。

《母子》为毕亮赢得了“第七届深圳青年文学奖”,授奖词称这部小说“敢于直面最残酷的人生,捕捉出人性中最让人痛心的细节,透过母子之间那种没有温暖的冲突关系,揭示了普通民众生活的不幸以及心灵挣扎的苦痛,反映出当代生活中深刻的人性危机。小说虽然采用第一人称视角,但作家极力把自己的道德倾向隐得很深,让并不曲折的情节产生触目惊心的艺术效果。”

我那这两篇小说做比较是想说,我清晰地看到了他文学的成长和成熟,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文字功底上。不管怎么说,《继续温暖》对毕亮个人来言,是他写作生涯中的一个分水岭,如果说他的早期小说是为自己写,那么从《继续温暖》开始,他开始有意识地为别人写。从救赎自己,到救赎他人。

总之,毕亮写短篇很有一手的,即使在三四字成行的只言片语后积蓄的力量,发挥了短篇小说一两拨千金的优势。由于短篇小说的形式本身,对作者和读者都有所刁难,作者不能淋漓尽致地写,读者则要带入更多的经验、想象和认知,并非因为短,就更容易读。从各方面看,毕亮的驾驭能力是出色的,启动了读者阅读外的思考,他的小说“不纤毫毕现,也不追根求底”,但总能从人物的侧面着笔,渲染出大时代背景,表达强烈的感同身受。

谈到自己写作的现状和追求,毕亮坦白说:“遗憾的是,至今我也未能写出藏在心里那满意的小说,她简单又复杂,暧昧、多解、指向不明,若即若离;同时她又充满想象力,呈现文学的痛感与诗意。那感觉就像暗处的光,幽暗,影影绰绰,但若同篝火,能让立在暗处的人真切地感受到温情与热度。”

 

8

 

我在布达佩斯,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听到毕亮的获奖信息: 2011年获《作品》杂志“第十届作品奖”和“全国打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一等奖”,2012年获“第七届深圳青年文学奖”,2012年获“首届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2012年获“第四届深圳原创网络文学拉力赛季军”。去年秋天,他的《继续温暖》被收入《全球华语小说大系·青春卷》,今年他的小说集《在深圳》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国内人说毕亮,总免不了爱用“80后”说事,我在《深圳商报》写过一篇《你是几零后》为他争辩,反感用“X0后”为作家归类,感觉像用心脏病、白血病、高矮胖瘦、已婚未婚等跟文学自身无大关系的标准归类一样。每代人都在成长之中,这种概念标签忽视了成长,模糊了个性。就拿毕亮来说,他跟多数同龄写作者的气质、想法、追求和价值观都非常不同。他不太认同纯物欲的价值观,他觉得作为一名社会人,“适度”的追求物质可以理解,解决了生存之后,还是应该有精神上的追求,来照亮肉身。他认为,《小时代》是对当下现实的投影,似末世狂欢,虚妄,繁华散尽,满目疮痍,一堆废墟。只有面子,没有里子。这是中国的面貌,但值得反思。

他说:“是世界刺痛我了,普遍的道德失范、没有敬畏心、没有耻感……这些都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有话要说,于是想拿起笔写作。马丁·路德金说,转型期的社会,时代最大的悲哀不是“恶人”的嚣张,而是大多数“善者”的沉默。我的小说调子有些暗沉,但我希望它想篝火一样,虽然底色是灰的,但仍能让人看到温暖和烛照灵魂。”

当许多同龄人陶醉于大历史中的“小时代”里消费/享受/呻吟/谋策/自赏/自耗时,毕亮却逆流而动地关注/咀嚼/表达/反思底层人痛感,再现普通人挣扎,文字中带着如今并不时髦的博爱气质和悲悯情怀。作为与毕亮同类的“善者”,我感谢他能记下那些最容易被遗忘、但不该被遗忘的小人物,他们是这个社会最喑哑的建设者。他执着地做一个有痛感的人,平静地承受疼痛伴随的幸与不幸,当然,不幸是市井层面的;幸运,则是精神层面的。

 

(余泽民:作家,翻译家,现定居匈牙利布达佩斯)



#日志日期:2014-1-6 星期一(Monday)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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