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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2010年上半年中国小说创作的得与失
作者:深圳毕亮 提交日期:2010-9-18 19:00:00 正常 | 分类:散记 | 访问量:1432

  2010年上半年中国小说创作的得与失

主持人:王方晨 讨论者:马兵 房伟 张丽军 张艳梅 记录整理:宋嵩 时间:2010.08.04 地点:济南•龙奥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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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方晨:“当代小说四季评”至今已进行五期,见刊两期。诸位已经看过了发表在国内文学期刊的大部分小说作品,艳梅、房伟可能看得比较多,对上半年的小说创作基本上已有所掌握。今天召集这个研讨会的目的,就是要对半年来的小说创作进行一下综评,议题是:2010年上半年中国小说创作的得与失。目前,诸位印象较深的有哪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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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梅:我从三个方面来考察2010年上半年的小说创作。从风格上来讲无非就是“轻”和“重”。就像房伟老师说的那样,有一部分作家追求的是清逸之美,一部分作家则执著于比较凝重的、对现实问题的关怀。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个女作家,一个是付秀莹。虽然在网上有人对她的创作持批评意见,但是李云雷最近有一个对话,谈到了付秀莹的“古典美”、“轻逸美”等等,也提到她对“乡村”和“都市”两方面的探索。其实她是从09年开始才在文坛上产生影响的,但就是在这一年内影响很大,对她关注的人也比较多。对于“故乡”、“童年”这一方面她是饱含感情的;“都市”题材更多带有反讽色彩,像《出走》,表达的是都市人的迷茫、困扰。总体来说,她的叙事是比较轻逸的。和她形成呼应的还有一个女作家给我印象深刻,那就是肖勤。上半年她的几篇小说给我印象都很深。对于一个女性作家来说,她的视野、情怀、叙事,和付秀莹(尤其是她的“都市”这一块)形成了很有力的对照。这与她所处的环境、她的身份、她的主观追求有关。滕肖澜和盛可以也可以看出这种差异,同样写家长里短,滕肖澜叙事的调子轻松舒缓,像《美丽的日子》,而盛可以就来得比较峻急犀利,如《白草地》。因此我认为“轻”与“重”在10年上半年的小说创作中是表现得比较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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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愿意关注山东作家的创作,一方面是因为我喜欢山东文学,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一直想搞一个山东作家研究所,希望把山东文学研究做得更好。所以只要是我能找到的山东作家的作品我都要无一遗漏地看一下。“轻”和“重”我还可以举凌可新和王方晨的例子来说明。凌可新的小说也表现现实问题,也有理性批判,但他是那种很轻盈的反讽,比如说上半年的几个中短篇,叙事里常有调侃之处,轻松的笔墨背后,却是沉重的追问和批判;而王方晨的作品则是比较凝重的,就像大家对现代文学的评价——“感时忧国”,或是“峻急悲凉”。《巨大灵》写出了现代人灵魂无处皈依、无所安放的沉重思考。王方晨喜欢写“盛夏”那种特别“酷烈”的环境,小说在沉重的寓意里往往有着舒展的诗意,非常难得;凌可新则特别喜欢写冬天,喜欢写轻盈的、以雪花飘落衬托比较宁静的美和温暖的感觉。用“轻”和“重”来概括可能有些以偏概全了,不太恰当,这只是我的一个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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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审美观或艺术手法上来说,还有“传统”与“先锋”两种不同的风格。当前仍然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流,无论是写都市男女的婚姻情恋,还是官场、商战,总体上都还是现实主义范围内的题材和写法。固守“先锋”的,现在可能就剩下残雪了。她很决绝,她说我同我自己民族的文化势不两立。对于这样一个作家,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她,尽管她看上去有一个“世界性”的视野。我们今天的“传统”和“先锋”,是具有“包容性的传统”和“封闭式的先锋”。像残雪的创作,有人质疑她“不关注现实生活怎么能写出好作品”,她则认为自己写的东西是“纯文学”的,以“纯文学”式的探索呈现人的灵魂、人性的深度,不需要跟现在轰轰烈烈的“底层”之类的东西掺和在一起。我认为这也是一种“自我封闭”,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关注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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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底层”和“精英”。“底层”这一方面不能算是很理想,但是在慢慢走向成熟,陈应松、王祥夫、罗伟章和刘庆邦有一些作品称得上亮点;而且他们关注的问题、呈现的方式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王方晨的《巨大灵》,我在读的时候,后背“飕飕地冒凉风”,那些直入心底的追问让人很难受,让人深思。有许多女作家特别喜欢写婚外情,但是那些曲折的故事,看完之后却让你印象模糊,很难留下什么值得长久思考的东西、令人震撼的东西。谢有顺认为短篇小说应该表现生活的一个场景、一个横截面或是人生的一个片段;中篇小说则应该讲一个完整的故事;长篇小说则需要关注人、民族和时代的命运。这种说法很有道理,让我们有所思考的短篇小说才是有价值的作品;中篇小说的容量更大,应该关注更宽泛的社会问题,或是对人的存在的探索。从上半年的底层小说来看,例如王祥夫的《发愁》、陈应松的《祖坟》等,都有着丰富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底层”仍然是目前优秀作品比较多的范畴。但是要说底层文学能代表中国文学的希望、成为世界经典作品,现在看来还不够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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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女作家的“都市”小说。一个很精彩的故事,你编织得再精巧,里面还是那些东西。很多女作家执着于此,不是很有意义。讲故事本身没有太大的价值,还是要探索故事背后的东西。像谢有顺所说,小说呈现两个世界:一个是生活世界,一个是精神世界。能够穿透生活世界的作品才是好作品。我希望能看到的是贴着生活、贴着语言、向下扎根、向上探索的作品。真正的大家和经典,应该具有思想和艺术上的原创性。都是复制别人的故事或是复制我们的生活,这样的作品是平面化的,缺乏立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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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较喜欢的作品,有肖勤发表在《十月》上的《暖》、《云上》,还有陈应松的《祖坟》和《夜深沉》。当然还有王方晨的《巨大灵》。我把《巨大灵》里的一段发给我的一个师兄看了,他看后问我“这是中国作家写的还是外国作家写的”,认为文风特别“干净”,现在语言能锤炼到这个程度的中国作家实在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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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方晨:张艳梅看得细,也讲得非常全面。如何去看问题,这种看问题的眼光体现了一个评论家的心智。房伟在《当代小说》作了两期补评,两期主评,比艳梅做得还多,应该有更多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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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伟:2010上半年的小说创作,是“问题”与“成就”并存。成就方面,一方面是小说形式上的突破。比如胡学文的《<宋庄史>拾遗》,这篇小说非常有意思。它有韩少功《马桥词典》式的“知识考古学”的味道、对于历史细节的挖掘,同时又有非常幽默滑稽的语言,飞扬地表现沉重的话题,很犀利。而在思想性上,有些小说也颇有创新。就女作家而言,当前女作家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正如张艳梅老师所说,都在挖掘那些“小”,讲一个很精彩的婚外情故事,能够得到一点共鸣就可以了。这种写作非常讨巧,但也存在相当大的风险。这种作品写到一定程度,要想再突破自己,穿透自己生活的表现和经验,进入到精神和哲学的层面,难度太大了,因为每个人都有思维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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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方晨:实际上穿透是种鲜见的能力,可能是每个中国作家都要进行的一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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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伟:顺便再讲到残雪的作品。我觉得过去的残雪现代味道比较浓厚,表现对现代人的存在主义思考,对于丑、恶和人性阴暗面的表现;但她近十年来的作品中带有一种“魔性”,已经脱离了原来作品的范畴,以“语言的魔术”来挖掘人性的深度。当然“魔性”也有问题,它有魅力,但要是太讲究了,就“着魔”了,“走火入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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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10年上半年的女性创作,我想提一个海外女作家——张翎。我最早读了她的《阿喜上学》,之后又读了她近期发表的《望月》、《金山》等作品,发现她与我们通常说的“跨文化写作”或者“海华写作”存在很大区别。像严歌苓、虹影这些作家的创作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宏大的理论背景,就是“后殖民”主义;作家往往先设置一个文化冲突(虹影更明显,严歌苓则把文化冲突与人性融合得比较好),作品中有“西方批评家看中国”的影子。我对严歌苓反感的一个方面,就在于她的小说中写中国女性的“小脚”(《扶桑》),写法无可厚非,但带有过于鲜明的“后殖民”意味;中国女性都是“母性”和“妓性”的结合,而中国男性则都是“邪恶”而又“强壮”的。作家一旦掌握了理论,有一个好处:能使作品被赋予理论深度,很扎眼,非常容易得到批评家的认可;但是,概念性太强也会对作品造成伤害。小说还是应该靠“充满了汁液的语言”、丰富复杂的、血肉丰满的、充满魅力的语言来征服读者,靠形象取胜,思想性是内包在作品里的,小说首先还是一个感性的东西。《阿喜上学》的好处,在于十九世纪旧金山的历史完全成为大背景,文化冲突也成为大背景,给我们还原呈现的是那一段非常丰富、混沌的历史情境,同时这一历史情境又是非常人性化的。能够超越“概念”,也是张翎频频获奖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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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路的《灰姑娘》也让我印象比较深。她从70年代人的记忆出发,写郑钧、“黑豹”、“四大天王”等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化环境。对于“文革”和80年代的回忆我们看得比较多了,如苏童的《河岸》就是另类“文革”记忆,山东作家老虎的《少林啊少林》等则是写80年代的。但对于70年代人的90年代记忆,锦路写得比较好,特别是写出了“文化消亡”、“文学消亡”的情况。《灰姑娘》的故事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沦落为妓女,为维护自己的一张用稿通知单,最后被一个画家杀掉了。这类故事在90年代被许多人讲过,即“天鹅之死”的主题,艾伟、苏童、格非等都反复讲述这样的故事,但到了新世纪又有许多作家在重讲这个故事,比如姚鄂梅的《穿铠甲的人》,意在反思这种理想主义的可贵之处。而锦路的作品更能引发我们的共鸣:当人的精神偏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种坚持、偏执是否值得我们去尊重;是时代毁灭了这个人,还是这个人本身就没有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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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0后作家中,毕亮《我们的生活》值得关注。有人说“80后”是“被牺牲的一代”,赶上大学扩招,毕业后又找不到工作,工作后又买不起房子。小说写一对身在深圳的情侣在强大的物质压力下分手了,女的投奔大款,男的则孤独地留在深圳。他们面临着古怪的、悖论性的环境:一方面“物质”很丰富,另一方面他们的内心却又非常“贫瘠”;精神生活很“多”,但却无从选择。黄咏梅的《瓜子》,写“90后”少女的叛逆人生,以及这人生背后的惨痛,并通过写这样的生活折射社会。湘女的小说,则主要写中学校园的恋情,写得非常清纯。她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处理得非常具有人性化,清新健康是其最可贵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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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农村的作品中,刘庆邦的《钻天杨》、范小青的《接头地点》等都是写农村衰败、消失的现实。张炜笔下的传统城市和乡村二元对立已模糊了,乡村已“郊区化”了、已被“房地产化”了。《钻天杨》写乡村“衰亡”形势下仍然尖锐的基层权利争夺,原来的村长和发财之后想当村长的煤窑主之间的矛盾。传统的政治势力和新兴的经济势力之间的博弈,最大的受益者却是上级领导:向两方都收钱,都帮忙,说的则都是冠冕堂皇的话。矿主最终把村长赶走了,而他的那片杨树林却莫名其妙地被人烧掉了。是老村长烧的还是村民烧的?作品让我们深思。《接头地点》则表明乡村在城市的剥夺下的极度失血状态,以前是出卖劳动力,是卖“子孙”,如今则是卖“祖先”——卖土地,卖自己的“坟”——为了多获得补偿费,村长下令在一夜之间修起了300个坟头,还宣称“我们村的文化就是‘坟头文化’”。作品是通过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村官”的视角来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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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方晨的创作。他的作品在2010年上半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应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们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突破上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巨大灵》体现了王方晨所擅长的“举重若轻”写法,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一个人外出打工死掉了,他的老乡把他的尸体弄回来——这本蕴含着城乡冲突和人性冲突,以及中国当前非常残酷的原始积累等话题,但他的处理却非常诗意。小说前半部有相当的篇幅是在写一个乡村梦想:想要发明飞机,所以要到远方去;但到了远方才发现与理想差别是如此之大。美好的乡村梦想,是一种人性的展示,超越了一般的“底层叙事”。概念化的东西往往给人的印象不深刻,让人感觉生硬;且现在的“底层写作”已被“中产化”了,变成了猎奇,《巨大灵》是对这种写作的超越。《鱼哭了水知道》则让我更感动。中短篇小说更像一把锋利的匕首,是在最短的文字空间距离内,扎入人思想深处最敏感的部分。它反映人性的广度可能不及长篇小说,但是在深度上二者是一样的。这篇小说探讨的是,当一个人软弱的时候应该如何去对待他。软弱是人性的一种状态,中国文化有太多的“高调”,要“重于泰山”而不能“轻于鸿毛”,可难道“轻于鸿毛”的死就不值得我们尊重了吗?躺在床上死就不值得我们尊重了吗?中国文化一方面有太多的“高调”的东西,另一方面却有太多的“挂羊头卖狗肉”的罪恶勾当,缺少对个体生命从人性出发的关怀。写这个题材的难度很大,难就难在对人性深度的把握上。《鱼哭了水知道》写到激烈的场景时很清淡,很疏朗,没有煽情的描写却更沉重更凝练,“于无声处听惊雷”,穿透了人性的软弱而达到了坚硬的内核。小说最后终于出现了“大象的声音”,这种“大象的声音”既是对权力的恐惧,又是内心勇气的到来。光写软弱是达到不了这种效果的。人性如果没有了高度和硬度,也就无法让人感受到软弱的可爱和值得同情的地方。

王方晨:房伟把自己的眼睛历练成了“火眼金睛”,好作品在他眼中“光彩夺目”,“伪好作品”也必将“原形毕露”。那么,哪些长篇小说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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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伟:2010年上半年,最为重要的长篇小说,当属张炜的巨著《你在高原》。这篇小说,创造了人类小说史上一个长度的纪录,它不仅有着史诗般的恢弘结构,深邃的思想,也有着更为丰富鲜活的语言创新。张炜对城乡二元对立的思考,也进一步深入了。原有的城乡对立结构属于现代主义的领域,带有浓厚的哲学意味,而在《荒原纪事》中,这种关照,却带有更多的生态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思考,也更富于现实针对性和冲击性。这无疑是张炜近些年来对现实问题更深刻地把握的结果。矿区与荒原居民的对立,已不仅是文明范式的对立,而更体现为一种价值的坍塌,是工业文明发展到高层次之后,对田园文明的敲骨吸髓式的破坏,这种破坏,既有着工业社会的普适性的特点,又有着后发现代国家独特的“中国特色”。原有的田园文明没有被挽留和共存,而现代文明的普适性价值观,特别是自由和民主,却没有在现实中得到有效地确立,法律也不能很好地保护弱者的利益。这就造成了欲望的无节制膨胀,人性中那些野性的浪漫、自由的想象和淳朴的道德被破坏无遗。更令人震惊的是,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借尸还魂”,它们与经济利益的结合,使得后发现代中国的文化面貌呈现出更多的扭曲性和杂糅性。那些在《古船》里横行不法的四爷爷、赵多多们,纷纷改头换面,成为集团公司老总,成功的中产化政界和商界人士。然而,他们对底层人民的压迫,没有因为身份的改变而减轻,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小说中,村民们对矿区所造成的惊人污染,进行了拼死的抵抗。然而,这些抵抗却纷纷以无奈的失败而告终。那些当权者对村民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我”被捕入狱,独蛋老荒的背叛,红脸老健、四哥、梅子等人的出逃,都在印证着这股恶势力的强大。然而,小说中的主人公并没有屈服,而是勇敢地踏上了流浪和追索之路。小说最后,我和老健、小白等人一起出奔高原:“我要上路。只要上路就会向着那儿移动显然,远方有一块巨大的磁石。旅途上有过多少欢愉的记忆:帐篷一搭,小锅里的水一响,河湾里发出水溅。那是鱼和青蛙在跃动。我一次又一次默念着那行有名的诗句:‘我的心哟,在高原!’”一个人的“心”在哪里,他的“岸”就在哪里”。高原,便成了一个象征,一个人的最后心灵归宿和骄傲不屈的灵魂高地。

张丽军:《我在高原》的“宏伟”、“巨大”,不仅体现在时间阔度、四百五十万字的长度,而更体现于作者的思想的力度、理想的维度和精神的深度,是凝聚张炜全部审美理想、崇高美学和精神哲学的作品,如《海客谈瀛洲》不仅展现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精神探索与反思,显现出海洋文化与作者神秘、唯美、魔幻、崇高艺术风格的内在精神渊源关系;《家族》中的曲府的白玉兰、重重叠叠花瓣的蜀葵以及梦中如诗如画的红木树,无不昭示着宁珂的高贵精神血统和这个家族所有的浪漫、希望、理想,表达出作者对崇高、理想、唯美的美学追求和对历史虚无主义、文化消费主义、庸俗思想的坚决抵抗;《我的田园》里的“葡萄园”展现了张炜对精神家园的探寻与精神皈依,鼓额、拐子老四、斑虎,无不是一首首美妙动人的诗。《我在高原》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细读、精读,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优美的、经典的、不朽的文学都会有一代代读者,会从与生命、文本的精神对话中寻找到美、力量和爱。

王方晨:《你在高原》的出版,应该是当代文坛盛事。好的,现在请马兵老师谈谈自己的看法。

马兵:我还是坚持认为“新世纪文学”完整地体现出了新时期文学“正”、“反”、“合”的逻辑流程,如果说80年代是“正”的过程、90年代是“反”,新世纪则是“合”的过程。2010年这个“合”的态势体现得就更明显了。而这个“合”不仅针对80、90年代,对于新世纪十年而言,也体现出一种“合”的特质来。比如说“底层写作”。“底层写作”一直侧重于书写那些苦难的东西,甚至成为苦难经验的堆积,但今年虽然有关底层的写作依然蔚为大观,但是上述那种苦难焦虑慢慢少了,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去发掘底层生活的“韧性”、那些很温暖的东西。“底层写作”出现的新质值得肯定。当然,我也不认为“底层写作”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因为一旦命名之后就有点像划地自限似的了。

我还读到了许多个人生命体验与时代互动、共振的小说,这也体现了“合”。如果说80年代是“时代中的个人”,90年代是写“完全的个人”,那么到了2010年,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个人体验与时代的共振。不是特别突显个人,也不是游离于时代,而是从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通过个人去触摸时代。尤其在长篇小说中体现得比较突出。今年比较打动我的长篇小说有两个:一个是徐则臣的《水边书》,它与徐则臣之前的小说都不一样。徐则臣表示《水边书》是写给他自己的东西,写他成长中牢固的少年记忆。这个小说里记叙下的成长故事在许多别的作家作品中也能看到,但是它因为容涵了那一个时代的声色质感,依然非常有诗意,能够打动人,特别是我这样的徐则臣的同龄人。再一个长篇就是刘玉栋的《年日如草》,处理的是一个人进入城市后与城市的故事,它要探讨城市和人心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人心改变了城市还是城市建构了人心。这是一个很难找到答案的话题。

滕肖澜的两个中篇《小么事》和《美丽的日子》给人深刻印象,这标志了滕肖澜在海派文学中拓出了新的向度。她与以张爱玲、王安忆为代表的海派谱系当然有相似之处,比如对日常性、消费性都有体现,但她更关注里弄中小人物的冷暖,而且对于上海人的小气、精明她没有去辩护,而是给予同情性的理解,并赋予人物一种更宽厚的底色。

于坚从诗人转向小说创作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刚才两位老师说现在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根深蒂固,文学刊物上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具有先锋品性的作品很鲜见。于坚的惊喜正在这儿,虽然他的两篇小说写得并不圆熟。这两篇一篇刊于《天涯》,叫《女娲造天记》是讲女娲补天五千年之后带领地球人造天的故事,完全是以调侃讽刺的态度去写。更打动我的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赤裸着晚餐》。小说写一个人住在很大的别墅里,请了几个当年在学校里经常欺侮他的朋友去参观,希望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一个成功人士,但是朋友们依然在豪宅里挤兑他,让他始终找不到成功感。他把朋友们赶出豪宅后又开始追述自己买房的屈辱经历:住单位的房子时想怎么装修都不可以,后来有了自己的房子想做自己房子的主人,却发现这点微薄的愿望都不能达到,因为忽然就有人随意地走进他的家里面了。他在用猎枪打死了进入自己家的那个人以后,赤裸着身体去做晚餐——在自己家中赤裸是他对抗觊觎他私人领地的终极也是无奈的方式。这是一个很荒诞的故事,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体现了一种先锋品格的思考:对于中国人来说,想过正真属于自己的日子其实是一个很虚妄的想法,根本没有个人空间;人始终是被别人围观的。就像他的《零档案》,中国人一生下来就被体制化了。他一直是在进行反体制化的写作,这篇小说依然是写这个主题。

发表在《大家》上的李金佳的《鸟道山》,我个人并没有看懂。小说是重写《水浒》的故事,里面有两个类似武松的行者论道,叙述方式是《水浒》的那种白话声口,而体现的哲学意识却完全是现代的。这个小说有很大智慧,很大的的知识含量,也很难读,我也不敢保证读懂了它,但是它依然很触动我。

张丽军:刚才大家都提到“底层”的问题,我觉得“底层写作”相对于纯文学来说就是一种革命。作为经历了纯文学心灵路程的底层文学,在重建文学与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的外部联系的同时,应该有一种自觉的“文学性”追求。我们不应该因为一些不好的、为底层而底层的作品而抹杀新世纪底层文学的“文学性”。从近十年来的底层文学实践来看,曹征路、陈应松、刘继明、尤凤伟等人的底层文学有着很强的审美意识。徐则臣、孙惠芬、温亚军、鲁敏等作家小说展现了底层文学发展的一些新质东西,不再局限于对底层苦难的悲悯同情,而是发现底层生活的温情、韧性、坚强。

近期,我关注文学新兴力量70后和80后作家的创作,我印象最深的是70后作家中刘玉栋在《十月》发表的长篇小说《年日如草》。农民和城市的关系是一百多年来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延展、触及的话题,是越来越重要的,从生活到心理、精神上的话题。从《阿Q正传》开始(到城市中逃避),到《骆驼祥子》(到城市去谋一份职业),再到当代文学中的《平凡的世界》(把城市看作知识海洋、文明所在,进城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探寻)。尽管我原先很推崇《平凡的世界》,但是随着个人生活体验的加深,越来越觉得《平凡的世界》存在很多问题,或者说作者在逃避很多问题,比如爱情、一个人生命中韧性的东西等。主人公回到煤矿去,看似是一种归宿,但这是不是作家的一种逃避呢?贾平凹的《高兴》就是一种新的思考。以往我们对城市采取的是拒绝的方式,城市是藏污纳垢的,是欲望的、罪恶的所在地;刘高兴却非常认同城市,认为城市是文明的,是光灿灿的。但他在城市里也很迷茫,依然在探寻。这种对城市的情结是单方向的,他认可城市,城市却不认可他。我在读刘玉栋的《年日如草》时也发现了一些新东西——既有《平凡的世界》里的东西,也有贾平凹的东西,还有刘玉栋自己的东西。主人公随着父亲来到城市,面临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甚至是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也要面临的。他用一种“善”的方式来理解(苏童的《米》中的五龙则是用一种“恶”的方式、复仇的方式)。我特别欣赏小说的结尾,主人公用城市人的方式而不是乡土的方式(祥子的方式)来处理与城市的关系,同学储小青把3万块钱打给曹大屯去收拾丈夫的情人,曹大屯收了钱却迟迟不给储小青办。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说明他适应了城市人的方式,学会了城市人的游戏规则:既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又不伤害他人,不触犯法律。曹大屯变得“狡猾”了。这体现了作家对农民与城市关系的新的思考。

此外,常芳在《广州文艺》发表的《太阳,太阳》小说就非常动人,体现了底层人对生命的敬畏的民间伦理底线。方如在《十月》刊发的《看大王》同样精彩,在叙述者的从容舒缓的目光注视下,一个爱好戏剧的村妇喜平婶登场了,又是一场人生的悲喜剧,让我联想到毕飞宇的《青衣》;但是能否从他者的审美视域深入到人物内心的精神世界之中,进行生命与灵魂的精神性对话,则需要更多的探寻。

外省的作家中,北京徐则臣的中短篇小说,以北京和故乡为叙述空间,展现了70后一代人在诚与乡、现代与古典之间对精神家园的探寻。山西作家李俊虎最近成长很快,盛可以在《收获》刊发的《白草地》写都市女性婚姻、家庭、人与人关系的复杂性、深刻性,虽然小说很短,但容量却很大。

“80后”作家中,经常被我们提到的郭敬明的《青铜时代》,读后令人失望。很多“80后”作家似乎陷入了对“物”的迷恋,语言和细节都缺少原创性,继续操持着青春的忧伤调子。但也有一些不错的作家和作品,比如《人民文学》上吕魁的《莫塔》、马小淘的《春夕》、王甜的《集训》都不错。特别是吕魁的《莫塔》,写一个新疆女子,写出了在欲望泛滥、伦理失范时代下这一代人青春的疼痛记忆与坚强、任性的成长历程。这种“疼”与“痛”不是空喊的,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复杂交往中一一呈现出来的。

王方晨:诸位深入简出,对小说创作的分析点评令人耳目一新。从今年上半年发表的小说作品来看,我们的作家确实越来越会写小说,也越“懂”小说了。但小说技法、选材固然重要,是否具有对“生活世界”、“精神世界”的穿透力才是小说优劣的根本。做到了这种穿透,我们的小说叙事就无所谓“大么事”、“小么事”。我对诸位严谨的治学态度表示敬意。

#日志日期:2010-9-18 星期六(Saturday)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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