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不孤独百年不孤独

 

图片:母子俩相隔三十年的北医毕业照。

 

   我生下来就跟北医有缘,因为我是北医人的后代。1951年,当我母亲谢志敏考入北医时,校址还在已成为古迹了的“沙滩红楼”,还在那座被后人誉为“五四运动策源地”和“红色风暴起点”的红砖建筑里。母亲经常提起“沙医”长“沙医”短,语调中透出过来人的自豪。在我还弄不清沙滩到底在哪儿的年岁,曾望文生义地猜想它不是在海边,就是在河畔,至少在一片空旷地,有水天相接的辽远,有浮云落雁的浪漫。

 

   回想当年,母亲曾亲耳听过王志均、李肇特、林振刚等老前辈讲的基础课,严仁英、秦振庭、王叔咸、康映渠等京城名医曾带过她实习;在我母亲的同学通讯录里,有被尊为泰斗的郭应禄院士和李连达院士,有医德若水和何冰、潘辑圣、姜继光、王素桂、董悦、乔净等大牌教授,还有至今一通电话就得絮叨一两个小时的“同窗兼发小”庞宁和苑葆珍阿姨。母亲清楚地记得,当年吴阶平和张丽珠被学生们评为最佳教师,用母亲的话讲,“他们俩口齿清楚,条理清晰,出口成章,没一句废话。”毕业实习时,出于对林巧稚、严仁英的仰慕和追随,母亲选择了做妇产科大夫。现如今,母亲已近耄耋之年,但是老同学间走动反而愈加频繁,北医校庆他们回北医,北大校庆他们去北大,没有校庆他们自己组织自己聚,或许由于仙逝的同龄人逐年增多,给他们带来后会无多的紧迫感。母亲那代北医人,对北医和北大都有感情,对她来讲:北医和北大本是一家人。

 

   母亲读大学时,北医就已经年至半百,只不过,半百对一个人来说是衰老的开始,而对一所学校而言还在青春期。三十年后,我考进来时,北医和北大已变成相安无事的两所高校。1983年我刚入校时,我佩戴的校徽上写的还是“北京医学院”,我清楚地记得,1985年学校更改为“北京医科大学”,我们站在校门口参加换牌仪式。我这个人,虽然喜新,但不厌旧,有很长一段时间,喜欢同时胸佩两枚校徽。对我来讲:我跟北大隔了一层。

 

   当初我报考北医有两个原因,一是家里堆着满床医书,即使不翻,也使我对医学不觉得陌生,更何况子承母业,理由堂皇;二是出于感情用事的少年友谊,我在北京八中上学时,跟同班的薛奇非常要好,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总是泡在他们家。高考报名时,薛奇的妈妈鼓动我说:“你俩一起报医吧,这样你们两个好朋友可以继续在一起。另外,当医生多神气啊,从手术室出来时,病人家属都会围过来,把你当恩人。”那一年,我们班共有五名同学考上北医,现在薛奇和于书卿早成了外科专家,女生张晖在美国行医,读药学系的宋玉群失掉了联系,我则曲线救国,先到中国音乐学院,后到中欧的匈牙利,在那里圆了自己的文学梦。

   
2009年夏天,我特意飞回,重返母校,参加89届毕业20周年的同学聚会。回到阔别已久的校园,发现它的格局虽与20年前大体相似,但有不少细节已不相同。校园里已经有一些局部非常漂亮的草坪和花园,现代化的教学楼也拔地而起,虽然整个校园的建筑风格非常怪异,解剖楼、病理楼那几座同卵多胎的建筑形成了古老建筑的主体,新的学生宿舍和教学楼透出现代的气息,但是对于我来讲,感情亲切的就是校园里最威仪的五座苏式教学楼,而且至今难忘的依然是那解剖楼楼外灰头土脸,楼内晦暗阴森,胆小的同学一进楼道,故意跺脚咳嗽擤鼻涕,为给自己壮胆的感觉和情景。

 

   跃进厅虽然已拆掉重盖,可是记忆依然如旧。要知道,我们课余时光的许多记忆都与它相系。首先它是饭堂,一下课大家就跟潮水一样往那里涌,踩着高音喇叭里播放的音乐、通知或学生会主办的虽然幼稚、但朝气蓬勃的广播节目。跃进厅的西侧是狭长的水房,中央立着几个多层的灰色铁架,架子随便摆放着同学们的饭盒,而且饭盒总是流动的,你抓我的,我抓他的,他抓你的,虽然大家用的经常不是自己的,但从不会让你没有得用。

 

   其次它是舞厅,在校园感情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几乎每个周末各个系的学生会都轮流主办舞会,有时收费,有时不收。那时高校都办舞会,但北医跃进厅是最大的磁石,不仅吸引来春情暗涌的本校男女,还引来北航、钢院,甚至清华、北大的光棍们。舞会多是现场乐队,演奏的曲子大同小异,《巴比伦》《回娘家》《采蘑菇的小姑娘》《军港之夜》,压轴的总是《友谊地久天长》。半场的人跳,半场的人看,半场人嫉妒,半场人行动,每跳到最后一曲,跃进厅里都充满伤感。舞会散后,极少数几对到操场上散步,多数人垂头丧气地回宿舍打牌,睡觉。

 

   第三它是电影院,我们经常搬着小板凳三五成群地去看电影,不仅是学生,教工、家属也都去看。那里还真放过几部好片子,其中名为《战地浪漫曲》的苏联影片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记得那晚和我一起去看的有团委的李鹰、刘亚南,还有一位年龄不小的女外教。当我被剧情感动得眼圈湿润、浑身发紧时,真想跳起来冲着周围所有无动于衷的嗑瓜子者怒吼一声:“别嗑了,好不好!”《神秘的大佛》好像也是在北医看的,不过是在跃进厅前的空场上,那时的刘晓庆是货真价值的年轻,而且符合那个年代漂亮的标准,不像现在。

 

   第四它是演出厅,团委和学生会经常组织文艺汇演,我记得吴问汉、陈欣等四人代表团委表演过诗朗诵,朗诵的什么我不记得了,但配乐好像是柴可夫斯基的《四季》;我曾在大舞台上指挥过全班唱《我们的田野》,曾坐在台下看王景愚演的哑剧,听刚红未紫的景岗山唱歌。另外,跃进厅还是报告厅和活动厅,我在那里听的各种动员报告、形势报告、英模报告不计其数,还在那里学过霹雳,练过气功。有一次,一个日本青年代表团来访,我和杨尹默、于磊升等表演书法,还一起合唱了《红河谷》。想来有趣,为什么给日本人用中文唱加拿大民歌?不过那首歌确实好唱好听。

 

   3号楼男生宿舍也还在,只是加高了两层,我住过的3号楼109房间改成了办公室,那间宿舍前面正对着楼门,窗户后面几米好像有堵墙。我睡靠窗的上铺,有两次我半夜翻身掉了下来,摔到两张铺之间的长桌上。如果醒着的时候摔下来,怎么也会磕青磕肿,可梦里摔下去却安然无恙,并且没等全醒就爬了回去,继续入眠。人其实也有跟猫一样自我保护的条件反射。宿舍楼里的水房也记忆犹新,特别是夏天,那里就是男生的澡堂,一盆盆凉水由头浇下,痛快淋漓。到了晚上,歌声、说笑声、泼水声和拖鞋走在楼道里啪啦啪啦的回声。

 

   当时的课程,估计跟现在应该差不多,晚自习教室十点关门,到了考试前夜临阵磨枪没有地方,我曾被同学拉着去钢院教室里熬过夜,那里总有一两个教室昼夜通明。

 

   4号楼女生宿舍楼对大多数男生来说都很神秘,如果你不是班干部,或没有谈恋爱,就很难有机会进军事重地。不过越是这样,在男生宿舍里流传的关于女生宿舍的故事反而越多。

 

   进城实习,我住进北大医院的草岚子宿舍,十二个人住里外屋相通的一套宿舍,几乎没有安静的时候,房间里总是弥漫着汗味菜味和臭袜子味。毕业实习我在中日医院,相当于一个“独立团”,我是“团长”,有生以来第一次管人,很让我头疼。医务处老师经常训我,说我管教不严,有的同学偷喝病房里的葡萄糖水,有的因失恋出走好几天。与在本部学基础课相比,实习的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就毕业各奔东西。记得我决定报考中国音乐学院艺术心理研究生时,吕兆丰老师满怀关爱地找我谈话,希望我留校,觉得我离开北医很可惜。在我们那班同学里,我算走得很远的一个,不仅是距离的远,更是职业的远,游荡、写作和翻译成了我的主业。

 

   不过,让我欣慰的是,不仅我从来未忘记北医,北医也没有忘记我。去年初夏,我先是接受了北医学生会对我的书面采访,他们计划编一本老校友的访谈录,为母校百年校庆献礼。到了秋天,李鹰老师也与我联系,隔空商讨纪念北医百年的历史展板,请我从文学、艺术和亲历者的角度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希望我能更多地参与。

 

   在北医的老师里,相对来说我跟李老师最熟,一是由于我83年进校时,她也刚从北大毕业,被分到北医当我们年级的辅导员;二是我作为校团委聘任的首批学生干部,与担任团委宣传部长的她一起共事了三年。毕业之后,我一直跟她保持联络,回国时总要回母校看她。三十年过去,这位北大分校历史系的文科女生,已成为了北医人和资深的职业管理者,对她来讲,北大和北医并不隔着,她将北大人的那种独立思考、敢抒己见、求真务实、自由平等的北大精神带到了北医。去年年底,李鹰发来百年历程展板前几部分的小样,我看了之后感到震撼:气势恢弘的结构,红与灰为主调的色彩,简要明晰的历史线条,珍贵的图片、精确的数据和翔实的史料,不但让我第一次如此明白地了解了北医历史,还激发起自己身为北医人的感慨与自豪。尽管我毕业后没有从事医学专业,但在北医获得的学识、涵养、情趣、毅力和自由意志,始终让我受益至今。李鹰做事非常投入,即便在春节后她访美期间,仍忙里抽闲地为校史中的某句措辞或照片的选择征求我意见。早春三月,我的译著《1985》和散文集《碎欧洲》相继出版,我借回京参加新书宣传活动之机接受李老师邀请,回母校参加百年历程展板的有关工作。

 

   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学习。我在北医读书六年,但对北医历史的了解远不及展板的局部皮毛。不要说我,在李鹰老师主持的一次展板内容讨论会上,就连王德炳老校长、徐天民老书记、程伯基老校长、张质老部长、姚树印老处长和廉志坚老馆长等老领导都大发感慨,说自己在北医待了一辈子,有几个问题还是看了展板后方才弄清。他们不仅认认真真地提了修改意见,还一同向李鹰和她的团队拱手致谢,问他们辛苦,说他们为北医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大事。

 

   和李鹰老师一起工作,我亲身体会到这件事的艰难和她的投入,据我所知,她手下的团队除了兼职人员,就是郭洪、邢淑丽、刘国英等年近六旬、凭一腔热情为北医效力的退休者。李老师是那种在工作中极富激情和思维奔逸的人,为了一个准确的表达和展板的设计,她经常一熬就到半夜,有时凌晨三、四点才回家,她手下的李喆、杨霁楚、蕫芳和董启迪等几个80后小将,也一个个变成了“受虐狂”,心甘情愿地跟她苦干。我记得二十七年前在团委跟着李老师就是这样工作,几十年过去了,她依然如当年。

 

   她花去了三十年的生命了解北医,体会北医,并以历史学的角度客观、中肯地为北医梳理发展的脉络,她在档案馆同事的协助下,查阅资料和走访老人,通过客观的人物事件,将北医放到中国百年发展历史的情景当中去观察和思考。我听李鹰老师说过,为了考证历史,她已经五次三番地与老书记彭瑞骢畅谈,在将要定稿之前,彭瑞骢老人在病榻上手执放大镜仔细看了校史展的长卷,沉默之后啧啧感叹,说“不容易不容易啊,难得有人能把北医的历史弄得清”,这样责任重大、传教后人的工程,没有定力和静心是很难完成的。两天前,我跟一位从美国回来的老同学聚会,当他得知我跟李老师一起搞展板后恍然大悟地问我:“你和李老师在一起工作?难怪有人传说很久没有见她了,还以为她出什么事了?”我被问得莫名其妙,反问他“这话从何说起?”朋友回答,他从住在北医的熟人嘴里听说几个版本的传闻,理由都是“李鹰近来很少露面”。我呵呵大笑,说李老师之所以“消失”,是因为她在演穿越剧,穿越进北医百年的时空。不过,她至少会在六、七月底穿越回来,带着应届毕业生再穿越一次。有了这段插曲,这套将设在教学楼大厅的近两百米展板更令人期待。

 

   百年历程展上,人们将目睹创始人汤尔和先生的鸿儒风度、北医首位共产党员贺诚的威武英姿、钟南山院士当年在运动场上的青春身影、胡传揆与刘少奇在树下席地攀谈的场景和张丽珠教授怀抱我国第一例试管婴儿的感人瞬间……百年的北医无数坎坷,百年的历史无尽旧事,百年展板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细节。一个是:1913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了汤尔和拟定的中国第一部解剖法,学校为了表示对用于教学的死者的感谢之情,同年在北京彰仪门(今广安门)外菜户营买了一块墓地,专门安葬解剖后的尸体,并将每年4月30日定为学校的公祭日,称“解剖祭”,表现出北医有史以来的人道主义传统。另一个是:胡传揆教授去世后,将自己的遗体捐献出来,由解剖组老师制成骨架,安放在解剖楼陈列室内供人瞻仰。讨论会上,当我谈到这件事时,在场的几位北医老前辈异口同声地由衷钦叹:“胡老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百年恍惚真疑梦,万事纷纭已到头。历史展板在无声地讲述:从1912,至2012。人生寿促,天地长久,但对北医来说,百年不过是刚步入壮年。我将展板小样带回家给母亲看,她边看边讲,滔滔不绝,后来翻出一本纸页泛黄变脆了的老相册,将当年她与严仁英、张丽珠等老师的合影指给我看。她还告诉我,当时家境十分清贫,照片上她穿的白大衣之所以“与众不同”,因为那是我外婆用白布亲手给她缝的。

 

   这段时间,我三天两头泡在北医,校刊主编傅冬红老师诚心诚意地邀我为纪念北医百年写一篇文章。落笔和收笔,都是在北医的校园里,“少年离家老大归”的感慨油然而生,二十年前青春的梦想,如今成为了青春的回忆。记得那天,徐天民老师见到我后的第一句话是:“小余啊,你还记得我吗?”我跟老书记双手紧握,回答说:“如果老师不记得学生,那很正常;但学生不能不记得老师!大二那年我参加红十字会山东夏令营活动,出发前您为我们送行,我还有一张跟您的合影呢,如今已成了老照片。”

 

   我感慨于时间,感慨于历史,感慨于人生,感慨于记忆,我提议做一块由成千上万北医人头像拼贴成数字“100”的巨幅展墙,让所有的北医人能在展板前驻足良久,寻找自己,唤醒记忆,因为北医的历史是数以万计的或知名或无名或伟大或普通的北医人写的。百年之期,孰云其寿?一个人的百年或许会孤独,但北医的百年绝不会孤独,它根植京城,桃李满天。

 

(转自《北医》,作者:余泽民 83级校友,现定居匈牙利布达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