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我写了一个中篇小说《空城》,登在《小说界》上由《北京文学》转载。日前被收入张颐武主编的《全球华语小说大系·海外华人卷》中,网上看到这一卷的编辑师力斌先生写的一篇编辑体会很不错,贴到这儿。另外,好友毕亮的短篇小说《继续温暖》被收在《青春卷》里,推荐一下。

 

总序

卷首语

牛仔炸鸡进城来/哈金(美国)

余震/张翎(加拿大)

黑白电影里的城市/陈河(加拿大)

鹤止步/虹影(英国)

吴川是个黄女孩/严歌苓(美国)

拖鞋大队/严歌苓(美国)

罗坎村/袁劲梅(美国)

姑夫/王瑞芸(美国)

特雷莎的流氓犯/陈谦(美国)

空城/余泽民(匈牙利)

水晶孩童/张惠雯(新加坡)

来喝一杯茶/蓬草(法国)

空箱故事/朵拉(马来西亚)

疾/黎紫书(马来西亚)

挫指柔/陈九(美国)

 

 

《由受难者到闯入者》

-新世纪十年来海外华人作家的历史记忆与跨文化想象

师力斌

 

 

在写这篇导言的时候,正是美国华尔街游行持续了两周的时候,适逢中国国庆长假。欧洲几个发达国家的银行信用纷纷下调,国际股市持续下跌,希腊债务危机持续困扰欧盟和西方世界,作为西方老大的美国也同样遭受百年来最严峻的失业考验。疲软、低迷的西方世界进入了自八十年代以来的最低谷,与看上去坚挺、蓬勃的中国刚好形成反差。历史是真正的大手笔。这一现象正成为人们,包括海外华人作家无法忽略的历史大势。虽然判定世界格局走势这样的巨大话题在海外华人作家的笔下不会有直接的回应,但是,历史大趋势所引发的日常思考和个体感受已经露出端倪。

 

一、篇目选择

本书的15部中短篇小说是从20011月以来至201012月,在国内公开文学期刊上发表的大量作品中选出来的。海外华人作家在国内发表作品的阵地相当大,《收获》《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钟山》《十月》《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小说月报》(原创版)、《小说界》等主要刊物均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其中,《上海文学》《十月》《青年文学》《人民文学》等先后发过海外华人作家或留学生文学的专号或专栏。《人民文学》200912月号的规模和阵容最为庞大,一次性推出了陈谦《望断南飞雁》、袁劲梅《老康的哲学》、张惠雯《空中图书馆》、陈河《沙捞越战事》(长篇)、林菁《纽约故事》五部作品。老牌文学刊物《收获》是近十年海外华人作家走向大陆文坛的桥头堡,发表作品近20篇。对于一份每期只有两三个中篇、每年只有六期的刊物来说,这需要相当的魄力和眼光。张翎在此发表了《陪读新娘》、《尘世》《羊》《向北方》等中篇,王瑞芸发表了《画家与狗》《姑父》,还有陈谦《特雷莎的流氓犯》,陈河《女孩和三文鱼》,哈南《北海道》,严歌苓《灰舞鞋》,虹影《鹤止步》。旅居新加坡的七零后作家张惠雯虽然一直平静,但《收获》和《青年文学》两大刊物都对她垂青有加,从2006年到2008年,《收获》发表张惠雯长、中、短篇五部。《青年文学》20099期发表过“留学主题文学”的专栏,推出了张惠雯的《完美的生活》、杨曼舒《读她》两部长篇。张惠雯在《青年文学》先后发表了短篇《极速列车》(20072期),《爱情的五个瞬间》(20089期),中篇《聚会》(20104期),中篇《歌》和《墓室与焰火》同时发表在20107期。《上海文学》似乎更偏爱严歌苓和虹影。严歌苓在此发表了《奇才》《白麻雀》《拖鞋大队》《爱犬颗勒》《吴川是个好女孩》等作品。虹影发表了《利口福酒楼》《同步高潮》《瓶子的故事》《用一个G的字节》等小说。《钟山》也推出过苏炜、张翎、陈谦、飞花、君达、余曦、秋尘、施雨等作家的小说,重点推出了旅美作家白林的三部小说,但影响不大。影响较大的当属苏炜的两部作品《米调》(中篇)和《迷谷》(长篇),后李陀和苏炜还有一个对话《新的可能性:想象力、浪漫主义、游戏性及其它》,对国内的小说创作进行了“严厉”的反思。由于《米调》(近8万字)篇幅过长,无法入选。另一个海外华人作家发表作品的阵地是福建的《台港文学选刊》,该刊推出的作品大都是短篇,影响力上稍逊于前述期刊,但也向我们打开了一扇眺望海外华人小说的窗口。《北京文学》原创版(精彩阅读)和选刊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也发表或选发过哈南、陈九、余泽民等多位海外华人的作品。

 

鉴于近年来国内文学期刊和作家普遍重中篇轻短篇,从这些期刊选优秀短篇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本书中的绝大多数短篇都选自《台港文学选刊》。我在此发现了近年来走红的华人作家哈金的几部新作。描写全球化时代中国打工仔在美国餐馆打工生活的《牛仔炸鸡进城来》是一篇视野独特的小说,描述了跨文化视野中的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形象。哈金能够用日常生活的元素,不动声色地制造强烈的喜剧效果和戏剧冲突,并表达深刻的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复杂主题,是全球化时代文学想象中的一道独特风景。哈金原名金雪飞,1985年赴美,以英文写作成名,长篇小说《等待》获199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2000年美国笔会/福克纳基金会所颁布发的“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他是唯一以一本书获此两项奖的作家。2008年哈金在国内发表了《呼唤伟大的中国小说》一文,曾经引起文坛的一时轰动。“伟大的中国小说”观有两个要点,一,它是一种文学乌托邦,是不可能达到的理想状态;二,它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倾向于一种华人作家的大概念。也就是说,哈金不放弃上文化上的民族认同,而且认为文化的认同高于政治的认同。这一文化立场在华人作家中无疑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北美华人作家占据了本书的半壁江山,并非北美华人作家的创作就一定高于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其他地区,也非编选者有意为之,实在是国内文学期刊发表作品的现状使然。当然,北美新移民作家旺盛的创作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那里活跃着一大批不领工资、不拿稿费却热心于文学事业的“文化义工”,有文心社、橄榄树、国风等活跃的文学网站,还成立了专门的组织和相对固定的出版平台,如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星岛日报》《侨报》等。(参见融融、陈瑞林主编《一代飞鸿》,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9月第1版)。其中最耀眼的明星就是近年来进军中国电影市场的北美作家严歌苓和张翎。

 

由于联系上的困难和时间所限,一些优秀的作品授权没有取得,只得割爱。如刘墉的《狗肉》(台港文学选刊2002/10),王鼎均的《单身温度》(台港文学选刊2003/1),哈南的《黄金两钱》(十月 2006/1),郑宝娟的《收银员之死》(台港文学选刊2009/1)、张黎的《朱朱的性感巴黎》(上海文学2005/6),白林的《魔鬼的彩带》(钟山2002/4),木马的《古狗》(台港文学选刊2003/8)。为尽可能向读者提供一个海外华人小说创作的全貌,本文讨论的作品不限于本书的15部作品。

 

二、两大主题,两个形象

大陆的历史记忆与海外的移民生活,是近十年来海外华人小说的两大主题。受难者和闯入者是两个重要的形象。

赵毅衡所谓的无根的写作[1] ,可能揭示出这些华人作家的身份焦虑与文化困惑。他们更多的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国族认同,而是遭遇海外生活的刺激之后的跨文化想象。既在又不在的“中国”成为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化情结。他们的历史记忆有着海外文化的观照,具有全球化时代的视野;海外移民生活又渗透着浓重的中华文化的记忆,他们需要不断追问自我的来路。这种双重文化的交织,跨文化的想象,是海外华人作家难以绕开的情结。近年来颇为活跃的女作家陈谦的一番话颇能代表这种心理。她说,“是美国教会了我珍惜我的来历,珍惜我父母的出处,这是真心话。美国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强调个人身份标识的地方。你的经历越独特,你的自我ID,就是所谓身份的标识就越清楚。……我从哪里来,我在哪里长大的,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2] 因此可以说,海外华人作家关于中国的历史记忆是文化碰撞的结果。

 

张翎的《余震》是这种跨文化想象的典型文本。《余震》之所以被改编为电影,除了汶川地震所引发的题材上的独特要求,以及灾难题材所包含的人道主义普适价值等适销对路的大众文化元素之外,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所处理的跨文化经验。小说与电影在主题和思想上有巨大差异。正如作者张翎所说,电影表现温暖,而小说写创伤。因此,作为大众文化的电影只是借用了小说所提供的全球化经验的外壳,试图以一个不远万里、母女跨国相认的传奇故事来赚取观众的眼泪,与小说沉重、哀婉的艺术趣味和深入探讨人性的文化观念大相径庭。小说发表在汶川地震之前,借唐山大地震中发生的灾难和两代人的人生故事,来思考灾难带来的人性伤害。不但包含着天灾所造成的心理伤害,比如家庭破碎造成骨肉分离的痛苦,更包括对母亲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的反思,以及对养父猥亵养女的人性恶的刻骨记忆。这种心理创伤,即使是发达的西方文化也难以治愈,最终只能依靠回到故乡的老屋。这一处理表达了一种海外华人非常复杂的文化心态,即既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清晰和深刻的反思,但又不能完全脱离中国文化的牵绊。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记忆实在已经是一种难解的痛。

 

张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发表作品。先后有《雁过藻溪》《尘世》《羊》《向北方》《余震》《空巢》等,以中篇为主。主人公大多横跨中国与多伦多两地,有自传的影子,但又远为丰富和复杂。在我目力所及的作家中,张翎是最为悠长、婉转和抒情的一位。她抒情的文笔给她的作品带来了庄重、细腻的晚唐气质。《羊》《雁过藻溪》与《余震》在艺术和思想上不分高下,都是华人在海内外生活变迁过程的中的两地记忆,时空上的巨大跨越,人生的跌宕起伏,使张翎作品具备了传统戏剧的剧烈冲突与回环往复的情结结构。跨文化经验的呈现,扩大了汉语小说写作的疆界,我们很难再用中国人/外国人这样的框架来定位作品的人物和心理。

 

严歌苓是近年来成就斐然的华人作家。她的产量之高,质量之优、影响之大令人惊叹。她的每一部中短篇都极其讲究,闪现出不尽的才华。她的作品有两个类型,一类是关于中国记忆的,讲述红色年代的个人遭遇,特别是女性的遭遇,极其富有戏剧性,突现了一个受难者的形象。《天浴》《拖鞋大队》《角儿朱依锦》〈奇才〉等,都是如此。《角儿朱依锦》是此类小说的代表。故事讲述一个曾经走红的京剧女主角被打成反革命之后的悲惨遭遇,她所遭受的非人待遇,特别是在医院里受到的身体侮辱,不禁使人联想到鲁迅先生描写过的麻木的看客,以及国民的劣根性。女名角遭受群众侮辱的场景使作品迸发出惊心动魄的震撼力。这部作品如此经典,精萃,字字珠玑,简直就是小说写作的教科书。严歌苓的写作既体现出一个学院作家严格的写作训练所能达到的规范和经典程度,同时绝不缺少生活的磨炼所带来的烟火气以及天才的灵气。讨论严歌苓创作,离开才华恐怕很难讲清楚。她能将每一个细节都变幻出诗意与陌生感。她甚至天生就是一个小说家。篇篇精彩,在选择上颇令选编者难以割舍。

 

这个受难者形象在陈谦的《特蕾莎的流氓犯》中是王旭东,在王瑞芸的《姑父》中是姑父,在哈南的《黄金两钱》中是被定为反革命的老板夫妻,在张惠雯的《水晶孩童》是水晶孩童。在许多海外华人作家笔下,绵长而真切的受难记忆成为改写革命叙事的源动力和灵感来源。哈南的《黄金两钱》是进行历史改写的典型文本。它通过一个主人和仆人的友谊穿越历史海枯石烂的故事,将革命叙事反转的历史又反转过来。相当一部分海外华人的作品多多少少流露了这样的历史叙述的冲动。在这种历史观的观照下,人性高于主义,个体先于国家。与以往反思、伤痕小说不同的是,控诉的语调转变为冷静的叙述,诗意高过了激情。受难者形象负载了作家对于历史、青春和人生的重要信息,构成了海外华人超负荷的心理积淀,通过这样的书写,他们如今具有海外/中国双重眼界、反观/远望、自我/他者等多重身份和文化元素相交织的全球化时代的新主体得以确立。

 

严歌苓的《吴川是个好女孩》是她的另一类作品。相较于受难者作品系列,这个作品捕捉到了一个中国闯入者的形象。这部小说是典型的跨文化文本。中国想象与异国经验相混杂,有着非常矛盾的文化认同。在生活形态和爱情观念上,小说中同母异父的姐妹两人都趋向于放荡不羁、我行我素的西方化的生活方式。但在家庭和亲缘关系上,依然保留着对中国传统观念的深深眷恋。当姐姐在被白人保安强行脱衣搜身,年少时留在胸口的伤口被公开,文化差异的主题被突现出来。是她的妹妹最终为她出了这口气,两个人的关系一百八十度转弯,最终回归了中国传统的家庭亲情。这个文本表达了一种对中国难以摆脱的依赖,亲缘关系像一根线,“我”就像放飞了的风筝,虽已飞离原地,但仍有一根文化的线牵引着。中国会随时闯入“我”的生活,一如香港来的放荡不羁的妹妹。

 

如果说,类似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磷等受难者形象多少有些陈旧的话,那么,中国来的新新人类“妹妹”则无疑是一类新的形象。它成为海外华人作家重新认识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一个形象载体。最为典型的文本是袁劲梅的《罗坎村》。

 

《罗坎村》是一部以政治入文学的典型小说,它大胆直白地引入政治议论的写法,特别是在副标题中直接引用逻尔斯的语录,与国内文学界八十年代以来对政治视而不见、小心翼翼的态度截然相反。这个小说更为深层的文化焦虑是,它标明了一种海外华人对于新新中国的难以理解的文化态度,他们对高速发展的中国新的状态和境况一时间失去了清晰和准确的把握。这标明一种非常矛盾的文化认识,即对过去的历史有清晰的判断,而对正在发生的现状却举棋不定。这种现象恐怕不仅存在于海外华人作家身上,而是存在于整个世界。这个五千年的老大帝国、半个多世纪的红色中国,竟然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奇迹,实在是当惊世界殊。中西方的文化忆绝非像八十年代那样黑白分明,高下立判,而是处于一个胶着的状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胜负难辨,前途混沌。如果按照许多国内批评家的解读,《罗坎村》将中国两千年来的超稳定结构,也就是吃人的制度,或者是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做了一次新的呈现。然而,这个文本还包含了另外的意义,那就是对新的中国状态的困惑和犹疑。《罗坎村》中那个代表文化痼疾的中国男孩,强吻美国白人女孩,公开行贿美国法官,在美国的横冲直撞,简直就是对西方文化的冒犯,他粗鲁、野蛮、目中无人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中国东亚病夫的形象,也改变了八十年代以来留学生文学中在美国拼命打拼生存艰难的“边缘人”形象,而成为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强悍的闯入者。这个坏男孩形象与严歌苓《吴川是个好女孩》的坏女孩形象,都携带着一种无法阻挡的粗犷力量,与风风火火在全球游走的中国形象惊人地神似。由受难者到闯入者,恰恰是中国一百年历史沧桑变迁的结果。也正是因此,《罗坎村》成为必选之作。

 

同样的闯入者形象是旅美作家陈九的传奇故事《挫指柔》中的中国家长纪季风。这既是一个中国功夫的传奇,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绝妙文本。它在两个方面有着令人震惊的文化想象:一方面是美国弱肉强食的校园文化和令人震惊的校园暴力,特别是美国政治与天主教之间的复杂关系,彻底颠覆了我们通常的美国想象,向我们展示了了美国历史和文化恐怖阴冷的一面。同时,纪季风不露声色、制人于无形的高超功夫和深不可测的心机令人胆寒。这个文本透露出双重的焦虑,既颠覆了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对美国的美丽想象,也流露出对中国的恐惧。这个冷酷的闯入者形象也是以前的文本中没有的。

 

还不仅于此。更令人惊异的是杀气腾腾的闯入者。陈谦的《残雪》(钟山2004/2)和陈河的《女孩和三文鱼》(收获2006/6)提供了这方面的独特想象。《残雪》讲述一个中国弃妇到美国寻找留学未归的丈夫,路遇另一个中国姑娘,后来才知道,这个姑娘的房东就是她的丈夫。这个女人手上刺青,衣袋里还装了一把手枪,使路遇的中国姑娘始终惊骇不已,整个故事充满了可怕气氛,尽管最终没有杀人。陈河的《女孩和三文鱼》却杀人了。这几乎是我看到的近十年来海外华人小说中唯一一个杀人的中国人形象。这位名叫周沸冰的中国男孩喜欢上了另一个中国姑娘,由于姑娘的中国房东禁止陌生人留宿,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便诱骗房东的女儿外出并杀害了她。陈河的小说阅历丰富,知识广博,“气象万千”。2010年,他的《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获得郁达夫中篇小说奖。

 

张黎的《朱朱的性感巴黎》同样有一个闯入者,那就是要和朱朱分手的男朋友。分手的力量不容质疑。小说提到巴黎在九一一之后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以及国际大都市梦一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亚洲FACE,性高潮,巴黎的光怪陆离,都是跨文化视野中出现的全球化景观。那家越南餐厅菜谱中无疑有着鲜明的中国元素:虾仁云吞、蚝油牛肉套餐、茄汁排骨饭、海鲜龙须面、春卷、水晶饺子、南瓜饼等,是全球化时代日常生活的最真实的写照,更成为跨文化想象的生动佐证。

 

《台港文学选刊》还刊登了马来西亚作家黄雅文的一篇千字小小说《一行小小的字》,写一群海外中国留学生出游,死活不想到中国来,最后去了新西兰,疯狂购物之后,以为在全球化消费中得到了满足,不料每个人购买的物品上都写了一行小小的字,MADE IN CHINA。这个小说由篇幅过小未入选,但它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像前述的闯入者一样,闯入这群留学生眼中的是强有力的中国制造。

 

可见,历史记忆和海外生活成为海外华人作品的两大主题,受难者和闯入者是两个重要形象。一方面,在历史记忆的深处,存放着一个无法磨灭的中国形象,他身上有着历史留下的千疮百孔,然而,在感情上又维系着与这些华人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血缘关系,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化联系。国籍可以改变,但文化的根脉无法割断。

 

三、差异性与个体化

千万不要认为海外华人是一个联系紧密、共性突出的群体,也不要想当然地将他们看作一个整体,这种宏大叙事是恐怕是绝大的错误。无论是生活环境,人生经历,还是价值观念和文学风格,这些海外华人作家之间的差异要远远大于他们的共性。从小说形象来探讨他们的写作只能说是一种权宜之计,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或许是由于距离感,海外华人的写作体现出与国内作家完全不同的风格与题材。除去革命年代的历史叙事和艰难曲折的海外生存,放眼全球、五花八门的题材和写作风格向我们展现了海外华人多元化的写作生态。张惠雯的作品《水晶孩童》是一篇非常独特的作品,表明了一种纯艺术的冲动和努力。该作是本书中唯一一部带有童话色彩的作品,主要靠想象力完成。而张惠雯小说创作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纯艺术性。与国内小说相比,她的小说商业气息和故事性并非主打要素。发表在《青年文学》的《爱情的五个瞬间》以不同的场景连缀在一起,传达一种微妙而复杂的心理,带有鲜明的实验色彩。而马来西亚作家朵拉的《空箱故事》和美国华人王鼎钧的《单身温度》都保持了一种让人惊讶的纯文学的写作方式,他们近似于抒情的文字,和诗意的笔法,与当下大陆的流行风尚拉开了距离。另外,讲述大都市现代人生活的情感故事,也是许多作家关注的主题。美国华人木马的《古狗》是一篇令人难以割舍的好小说,仅以几千字的篇幅就写出了当下人生活的内核,小说把互联网时代的机器对人的挤压表现得淋漓尽致,敏锐而深刻地点出了人类的通病。

 

所谓跨文化,就不单单是二种文化的重叠或者累加,而是交融,碰撞。虹影的《鹤止步》是一篇非常独特的好看小说。表面上,与我们当下流行的谍战电视剧几无差别,然而,这个故事的内核却有着浓重的东西方文化的双重思考。它有些像《断臂山》与《潜伏》的混合物。它的思想核心在男人之间的情感,而壳却是中国现代历史的框架。

 

定居匈牙利二十年的余泽民的《空城》,讲述的是在女性主义思潮中诞生的男性反思。被动做爱的男性在与妻子的关系中喊出了自己的不满。男权的维护,恰恰是在海外文化的语境中提出来的。它力图打破女性受压迫的普适神话,而将男性受压抑的问题提了出来。这是一部以女性主义策略来反思女性主义的独特文本。行文细腻,结构巧妙。它提醒人们,生活的实践需要的是具体而微,而不是盲目追慕那些总体性的话语。总体上看,欧洲华人的写作与北美似乎有一种较为明显的差异。欧洲的中国情结没有那么浓重,他们的书写更多倾向于现代生活和观念,而北美新移民作家对历史情有独钟。法国篷草《来喝一杯茶》,郑宝娟《收银员之死》,都是对大都市人与人情感冷漠的质疑与反思。包括东南亚的黎紫书《疾》,马来西亚的朵拉《空箱故事》,都着眼于现代人的情感世界。

 

刘墉一向以散文风行于世,而他的小说《狗肉》,却以精练的文字和突出的思想展现了作家的另一面。它写了一个吃人的故事,表征了一种牢固的中国记忆,即那种缺乏人道主义的、人的生命如草芥般的社会状况。尽管这种文化立场多少有些陈旧。

 

无论怎样不尽人意,都希望眼前的这个选本能够有一定的包容性,能够反映海外华人作家小说创作生态的多样性。倘如此,就不算白费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