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女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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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英雄,论成败,古今谁能说明白。千秋功罪任评说,海雨天风独往来。一心要江山图治垂青史,也难说身后骂名滚滚来。有道是人间万苦朕最苦,终不悔九死落尘埃。轻生死,重兴衰,百年一梦多感慨。九州方圆在民心,斩断情丝不萦怀。谁不想国家昌盛民安乐,也难料恨水东逝归大海。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看江山由谁来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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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王绍东:秦汉时期中原统治者丑化诋毁游牧民族的原
作者:双面女谍 提交日期:2010-3-9 9:49:00 正常 | 分类: | 访问量:737

 [摘要] 秦汉时期中原统治者在记述和评价游牧民族与游牧文化时,充满了丑化和诋毁的字眼,认为游牧民族文化野蛮落后,性格尚武斗狠,观念好利轻义,环境寒苦恶劣。常常用“贪而好利”、“人面兽心”、“不属为人”等词形容之。这样的认识偏离了客观公正的轨道,充满了偏见和敌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战争对峙带来的仇视心理,也有缺乏交流造成的隔阂猜忌;既有阶级局限形成的民族偏见,也有夷夏有别传统的历史影响。

 [关键词] 秦汉 中原统治者 丑化 游牧民族

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激烈碰撞交融时期,在以中原王朝统治者为主形成的秦汉史籍中,充满了对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文化的歧视、轻视、仇视和偏见,在他们看来,北方游牧民族:1、文化野蛮落后。汉代名将韩安国认为:“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1](卷108,P2861)把匈奴排斥在“人”的行列之外。汉代的主父偃也有类似的看法:“夫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兽畜之,不属为人。”[1](卷112,P2955)用“禽兽”、“豺狼”等充满敌视和诬蔑的字眼来形容游牧民族的情况在秦汉史籍中屡有出现,西汉的中郎将季布认为:“且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2](卷94上,P3755)东汉的宋意也指出:鲜卑“豺狼贪婪,必为边患。”[3](卷41,P1416)2、性格尚武斗狠。匈奴人“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攻战以侵伐,其天性也。”[1](卷110,P2879)羌人“更相抄暴,以力为雄”,“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 ”,“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3]后汉书(卷87,P2869)总之,“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肄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2](卷94下,P3814)3、观念好利轻义。司马迁笔下的匈奴社会,“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1](卷110,P2879)东汉的班彪也认为,“乌桓天性轻黠,好为寇贼。”[3](卷90,P2982)《汉书》的作者班固则总结为:“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2](卷94下,p3834)4、环境寒苦恶劣。秦汉统治者竭力描述、夸大游牧地区与农耕地区的环境差异,把游牧地区描黑成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匈奴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贱而弃之。”[4](卷7,备胡)那里距离遥远,干旱寒冷,“汉与匈奴邻敌之国,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2](卷94上,P3762)“夫戎狄之隔远中国,幽处北极,界以沙漠。”[3](卷41,P1415)那里似乎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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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秦汉时期中原统治者在评价游牧民族时,常常用“贪而好利”、“人面兽心”、“不属为人”等充满歧视和贬低的字眼加以丑化,把他们看成是文明社会的破坏者、异教徒,甚至没有资格与农耕的汉族杂居共处,“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类。”[3](卷25,P876)而对游牧民族的重要历史地位与历史贡献则少有言及。这样的认识偏离了客观公正的轨道,充满了偏见和敌意。那么,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中原统治者一味丑化诋毁游牧民族与游牧文化呢?

 一、战争对峙带来的仇视心理

 秦汉以前,农耕地区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人地矛盾尚不尖锐;游牧民族以部落的形式分散存在,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尽管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矛盾久已存在,并且时有战争发生,却没有形成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局面。秦汉时期,华夏地区出现了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中原封建政权利用强大的国家实力,对游牧民族展开了持续的大规模的战争,力图把他们驱除出易于农耕的地区。游牧民族面对农耕政权的强大攻势,也组成了以匈奴为代表的军政合一的强大政权,冒顿单于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1](卷110,P2902)对中原王朝展开反击,并设法掠夺农耕民族的财富,从而导致双方不断的战争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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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秦朝派蒙恬夺取匈奴“河南地”,率大军修筑长城,到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包围在白登,几乎成为匈奴人的俘虏,以及后来汉武帝大规模打击匈奴等,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几乎贯穿于秦汉历史的全过程,并极大地影响了秦汉政治。以汉匈之间的战争为代表,其规模之大、损伤之众、持续之久,在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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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与匈奴战争的过程中,秦汉王朝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难题。一是游牧民族以骑兵为主,它们不以攻城略地为目标,具有超强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二是游牧民族全民皆兵,战斗力聚集十分迅速,“利则进,不利则退”,[1](卷110,P2879)当强敌来攻时,凭借快速移动的便利,“善为诱兵以包敌。”[2](卷94上,P3752)三是汉军远师出征,需要长途运输以满足军队的供给,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消耗,“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1](卷112,P2954)战争使中原王朝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秦朝短命而亡,就与秦始皇穷兵黩武,不断发动对少数民族的战争有关,主父偃认为:“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2](卷64下,P2811-2812)晁错指出:“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杨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2](卷49,P2283-2284)汉武帝时,把打击游牧民族势力放在重要地位,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制南海以为八郡”,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和财产损失,把人民带入了灾难的深渊,出现了“贼寇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祀,想魂乎万里之外”[2](卷64下,P2832-2833)的悲惨局面。

 战争带来的苦难和创伤是巨大的,对游牧民族的诋毁和丑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秦汉王朝进行战争动员的一种方式。只有对敌人口诛笔伐,才能证明自己打击敌人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另外,战争的发动,一方是秦汉最高统治者帝王,一方是游牧民族的上层统治者。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环境下,对帝王决策的正确性和神圣性是不容怀疑和否定的,人们只能把对战争的痛恨转向了对敌人的痛恨与侮辱,于是,由于战争带来的对游牧民族的仇视就成了秦汉社会的普遍心态,由此必然会产生对游牧民族带有强烈感情色彩而缺乏应有理性的妖魔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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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缺乏交流造成的隔阂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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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时期,由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所处自然环境的反差、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文化风俗的区别、语言的不同等,都给双方的交流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阻隔双方正常往来交流的因素包括自然条件、人为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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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牧民族多生活在北方高寒干旱地区,居住地以高原和沙漠中的绿洲为主。在古代主要靠人力和畜力的原始交通条件下,从中原地区到游牧地区的道路遥远,路途山川险恶、沙漠阻隔、气候多变,充满了风险和不测因素。秦始皇时出征匈奴,“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2](卷49,P2284)大军集体行进,尚因水土不服,环境不适而大批死亡,个人或小集团从中原到北方游牧地区的路途风险和难度更是难以言喻的。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前后用了13年的时间,在逃回汉朝的路上,由于没有干粮和饮用水,常常忍饥挨饿,干渴难耐,随时都有倒在荒滩上的可能,好在他的随从堂邑父有射箭的本领,沿途常射猎一些飞禽走兽,饮血解渴,食肉充饥,才躲过了死亡的威胁。但一起出发的100多人,仅有张骞和堂邑父两人得以回到汉朝。张骞打通了出使西域的道路后,汉武帝派使者到西域求名马,每往返一次,还需要几年的时间,“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2](卷61,P2694)汉成帝时杜钦描述汉朝派使者出使罽宾国情况的一段话极具代表性,“驴畜负粮,需诸国稟食,得以自赡。国或贫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给,拥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乞匄无所得,离一二旬则人畜弃捐旷野而不反。”使者出了自带食物外,还需得到沿途各国的帮助,否则就只能饿死山谷之间了。但能否得到沿途各国的食物供给,则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又历大头疼、小头疼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这里描述的,似乎是一种剧烈的高原反应。再加上狭窄的道路,陡峭的山崖,深不可测的阬谷,“险阻危害,不可胜言。”[2](96上,P3886-3887)与游牧民族交往之困难,可见一斑。

 除了自然环境的阻隔外,秦汉王朝为了巩固从游牧民族手中夺得的土地,防御游牧民族的侵扰,还通过修筑长城,设立关塞堡垒以及亭障哨所等方式,人为阻隔中原人民与游牧民族的联系。秦始皇派蒙恬夺取匈奴的“河南地”后,又派30万大军“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1](卷88,P2565-2566)到了汉朝,在秦长城的基础上继续加强了边防建设,并尽可能把汉朝的边防线向北延伸。汉武帝更进一步发展和改进了长城的布局。建筑了许多亭鄣、列城,把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有机地构成了一个防御工程体系。即在相隔一定的距离,择险要地形,修筑列城、城障,以烽燧相连。“自是西汉长城、亭障、列城、烽燧西起大宛贰师城、赤谷城,经龟兹、乌耆、车师、居延,沿着燕然山、胪朐河达于黑龙江北岸。构成了一道城堡相连,烽火相望的防线。”[5](P53)长城除了防御游牧民族入侵,保卫农业文化区的生产力外,也发挥了分隔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区域的功能,也就是长城的对内功能。汉元帝时,内附的呼韩邪单于希望汉朝“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撤消长城及边防设施,侯应提出了10条不能撤销长城及边防哨所防务的理由,其中3条涉及到这些军事设施的存在,不仅是为了防御匈奴,也是为了防止汉人“亡走北出”,逃入匈奴境内,侯应指出了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事实,那就是秦汉时期长城防务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内的防范作用,“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2](卷94下,p3804)居延汉简中也有大量的史料记载了“亡人越塞”与边塞军人警戒与追捕“亡人”的情况。[6](P2-9)这些资料说明,秦汉时期的长城等设施是从内外两个方面来阻断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联系的。

 由于相互之间阻碍重重,交流困难,汉族文人往往依靠朝廷与游牧民族的战争或通使往来获取的资料来评述游牧民族和游牧文化,缺乏对游牧民族的真正深入了解。交战双方必然要对对方进行攻击和丑化,战争中产生的信息往往带有浓厚的感情与敌视色彩,不可能做到客观准确。由于路途遥远而艰险,中原王朝使者对“行路难”记忆深刻,他们很容易把路途的艰辛想象为游牧民族生活的常态,从而对游牧民族与游牧文化充满了恐惧。秦汉时期,真正去过游牧地区的人少之又少,许多人是凭借着一知半解或道听途说,用一种根深蒂固的仇视与贬低心理来评述游牧民族与游牧文化。即使真正到过游牧地区的人,也很难走近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走进游牧民族的心灵深处,这必然使他们对游牧民族的真实生活与游牧文化的真谛和精髓无法确切的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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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阶级局限形成的民族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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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统治者是封建制度和和文化传统的受益者,他们维护封建统治的愿望十分强烈,而游牧民族始终被视为中原王朝的对立面和破坏者,自然要受到统治阶级的鄙视和污蔑。在中原统治者的观念里,华夏民族居于天下的中心,他们的国家是唯一正统的政权,而北狄、南蛮、西戎和东夷则是由华夏族的罪人“四凶”所变,在身份上与华夏族有着本质的区别。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记载:“驩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制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1](卷1,P28)少数民族都是华夏族的罪人变成的,他们自然是形象丑陋、性情暴躁、文化落后的,是被教育,被改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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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农耕民族以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来审视游牧民族和游牧文化,对游牧地区的各种现象,首先想到的是用农耕文化的准则和观念去加以衡量和评价,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是反面的、否定的。在游牧社会,曾经普遍存在过“收继婚”制,即“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妾之。”[1](卷110,p2879)出使匈奴的汉朝使者以农耕民族的伦理道德对此大加责罚,认为这是不合礼仪的禽兽行为。汉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妾之。无冠带之饰,阙廷之礼。”[1](卷110,p2900)实际上,这种“收继婚”既是原始群婚、氏族外婚制的遗风,也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马长寿先生认为:“对于匈奴牧民来说,子娶父妾和弟娶寡嫂主要是为了维持家族劳动力不再丧失……匈奴贵族的子娶父妾和弟娶寡嫂,主要目的是在内而维持贵族血统的‘纯洁’,外而团结氏族间的关系,这对于贵族氏族间矛盾的调和可能具有一定的作用。”[7](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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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农耕民族的文化传统去想象游牧牧民和游牧文化,难免会产生一些误会和偏差。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联合西域国家夹击匈奴,“断匈奴右臂”。第一次出使的主要联合对象是大月氏。原因是匈奴打败了大月氏,把他们赶出了故地,大月氏被迫西迁。汉王朝以帮助月氏报仇雪恨和回归故土为由,希望与大月氏联合打击匈奴。但是,西迁后的大月氏统治了大夏国的领地,那里,“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 [2](卷61,P2688)第二次出使的联合对象是乌孙。原因是大月氏西迁时占领了乌孙国的国土,杀害了乌孙国的国王,新的乌孙王昆莫脱离匈奴后向西迁居。汉朝刚刚把匈奴赶出了乌孙国的故地,“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2](卷61,P2692)这里我们看到,西汉王朝认为他们与西域两国联合的基础都是帮助其回归故土,报仇雪恨,并设想“蛮夷恋故地”。实际上,安土重迁,具有强烈的故乡观念,不愿离开故土是农耕民族的传统和观念,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逐水草迁徙,随畜群移动是生活的常态,“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扰乱边竟(境)。胡人食肉饮酪,衣皮衣,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壄,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失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2](卷49,P2285)他们“强者为雄,弱即屈服”[3](卷41,P1416),复仇的观念也不十分强烈。张骞两次出使的直接目的都没能达到,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汉王朝不了解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文化观念的不同,用农耕民族的传统去衡量游牧民族,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
 秦汉史籍中充斥着对游牧民族的贬低和诬蔑之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当时的文化典籍大都是中原王朝的统治阶级书写而成的,游牧民族尚未产生自己的文字,他们的历史还处于口述史的阶段,难以留下反映游牧民族自身生活和思想的历史记述。同时中原边境地区与游牧民族接触较多的下层群众,尽管发出了“闻匈奴中乐[2](卷94下,p3804)”的呼声,却少有机会把他们与游牧民族接触的切实感受记述下来。因此,我们所看到的秦汉史料中有关游牧民族的内容,反映的多是中原统治者带有民族偏见的言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
 四、夷夏有别传统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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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蔑视和丑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秦汉时期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与冲突,则强化了这种思想与意识。

 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一方面是占据宜于农耕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炎黄部落及其子孙不断扩大影响,大量兼并其他族体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与周边其他部落,特别是游牧部落相互区分的过程。《礼记·王制》认为:

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谷,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蛮、夷、戎、狄,皆有安居、合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方语不同,嗜欲不同。”[8](P398)

 这里,华夏族对少数民族的划分,主要体现在地理位置上和社会习俗上,“华夷之辨产生之初原本不带有感情色彩。蛮、夷、戎、狄之称最初本无贬义,而仅是作为对生活在所谓中原地区之外的四方之民的泛称。”[9](P104)随着华夏族势力的扩张,不断把没有融入华夏族的其他部落向北排挤,北方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相对较差,北方民族必然南下争夺农牧资源,为了保卫华夏政权与华夏文化,华夏族的认同意识与一体感逐渐增强,并相互奥援以对抗戎狄——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10](成公十五年,P400),对异文化民族采取歧视和排挤态度,常常冠以歧视和侮辱的称谓。 如《礼记·檀弓》云:“有直情而逞行者,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

 到了西周时,戎狄崛起于西方,并时常侵扰周人,周幽王末年,申侯联合戎族杀幽王于骊山,周朝的首都被迫东迁。春秋时期,由于周天子王权的衰落,大量戎狄由边疆不断进入中原腹地,对各诸侯国形成了严重威胁。中原各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不断发生,这些游牧民族自然被华夏族所仇视和憎恶。“由于在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生活习俗乃至服饰上的巨大差异,华夏族以礼仪之邦、‘冠带之国’(《吕氏春秋·慎势》)自居,并理所当然地对周边衣皮、穴居而又生食的‘四夷’产生歧视。歧视之辞充斥于官家经典,诸如‘春,介葛卢来。介葛卢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九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春秋左氏传》闵公元年),‘狄,豺狼之德也’,‘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国语·周语中》),‘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春秋左氏传》襄公四年)’‘夷狄不言正、不正’(《春秋谷梁传》鲁文公元年)”。[9](P133)曾文芬先生认为,在春秋时期,华夏民族对四夷民族有着明显的民族歧视和排斥心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贵中国,贱夷狄”思想的进一步膨胀;二是“蛮夷猾夏”思想得到提升;三是“内诸夏而外夷狄”思想进一步确立。[9](P133-135)

 秦汉时期中原统治者的民族思想是对先秦民族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由于秦汉时期进入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时代,随着儒家思想确立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指导思想,儒家主张“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君主专制为天下有道,视中原王朝为正统,视游牧民族为敌人。再加上秦汉时期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都形成了强大的政权,双方之间的战争漫长而激烈,也使得中原统治者对游牧民族的仇视和敌意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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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绍东,男,汉族,1964年1月出生,赤峰市宁城县人。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
 通讯地址: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 邮 编:010030
 联系电话:13347121526 0471-2335376(宅) 0471-4996092(办)
 电子邮箱:wshaodong@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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