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5月底,布拉格一位默默无闻的小职员与女友订婚了。
  但还不到两个月,他就提出解除婚约。解除婚约后不到半年,与女友重逢,再度订婚。但不满半年之后,他又一次提出解除婚约。
  这位出尔反尔的保险公司小职员就是后来被尊为西方现代派文学鼻祖的卡夫卡。当年,他在日记中悲伤地写道:
  同女人在一起生活很难。人们这么做,是陌生感、同情心、肉欲、胆怯、虚荣逼出来的。只在深处才有一股溪流,它才称得上爱情。这爱情是找不到的,它转瞬即逝。
  卡夫卡对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产生了强烈共鸣,而且他的经历也与克尔凯郭尔如出一辙。早在1813年生于丹麦的克尔凯郭尔,也曾经与自己心爱的女子订婚,然后又痛苦地解除婚约。给其一生留下了沉痛。
  卡夫卡最迟在三十岁时就开始读克尔凯郭尔,1913年8月21日《日记》提及:“今得克氏《法官日记》。”近十年后,在1922年12月18日《日记》中他又写道:“所有时间都在床上。昨读《非此即彼》。”
  《非此即彼》是克尔凯郭尔三十岁完成的代表作。卡夫卡将克尔凯郭尔与自己作比较:他之情形,尽管在实质上有差别,但与我的情形十分相似。这个“相似”当然是指解除婚约的事。而“实质上有差别”是因为,克尔凯郭尔首先是一个基督徒。他心目中理想形象是耶稣基督。在基督信仰的照耀下,他美化了忧与爱这两个概念,变成绝望与泛爱。他给自己的毁约找到了十分形而上的理由。
  而卡夫卡是为了写作。他发现自己的婚姻将与写作发生矛盾,所以就采取非此即彼的方式解决了。他对婚姻的焦虑,显然是影响的焦虑。
  “影响的焦虑”原是指文学创作上的,例如莎士比亚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后来者的剧本创作——不都是好的影响。莎剧的存在,也让很多的作者失去了创作的勇气。
  就像李白登黄鹤楼,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清代赵翼却有难得的豪气,他写:
  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赵翼也是乾隆时代的大才子,有这样的手笔才敢有这样的豪气。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也颇有赵翼这股子劲,自称:“书非三代两汉不读,未为大雅;文在桐城阳湖之外,别辟一途。”这种争新的气魄对于研究“国学”的人是很难得的。
  罗兰•巴特提出的“写作的零度”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这种气魄是比较可贵的。继承是必要的,但那只是先决条件,最后会发现,根本的意义是创作,不是老树长新叶子式的。歌德也曾经感叹:“会被丰富多彩的杰作压倒,就无法自己创作了。”说明对于多数人来说,这种“影响的焦虑”并不新鲜。
  在婚姻中,夫妻之间也存在“影响的焦虑”。当人们说“坠入爱河”这个词时,其实形容得并不准确。因为坠入爱河,就好像你只是进入一种空间里,进入一座房子里,你不会因为空间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而在爱中尤其是婚姻中的人,生活方式乃至自身的变化都非常明显。
  人生在世也不是放入一个空间里那么简单,更是一种历程,在这个历程里,人始终为世俗所累,为他人所扰,而这种极端的状态就是婚姻生活。
  唐朝女道士李季兰写过:
  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
  饱经沧桑,意味深长,前三句是铺垫,都是为了衬托出最后一句——至亲至疏夫妻。
  从这个角度再来看“至亲至疏夫妻”这句词,更有不同的意味。在这样的生活里,你甚至要把整个自我交出去,而你过去的梦想、自我,都在现实琐碎的生活面前流于空洞,甚至可笑。太追求自我,不免流于自私。这就是最活生生的状态。
  恋爱的状态是非正常的,而婚姻是日常的和正常的状态。恋人渴望的非凡最终会被日常的平凡所取代。浪漫和刺激以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思念之情,最终被相濡以沫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琐碎、麻木取代,苏东坡说:“孰知箪食瓢饮之为哲人之大事乎?”那么对于夫妻来说,这种箪食瓢饮就更加重要。人言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尤其是针对女性说的,因为女性所有的爱情幻想都在琐碎的柴米油盐中被消灭了。其实男人也是一样。。
  夫妻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从至疏到至亲。但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都渐渐失去了一部分自我。
  我们给予和放弃了自己,我们又怎么知道我们还会不会重新获得自己呢。
  在婚姻中,两个人都将成长出新的自我。不是在原有的树枝上长出新叶子,而是一种根本的蜕变。
  爱上一个人是冒险,因为在相处的过程中,你还要面对双方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兴趣指向。卡夫卡就是这样一个特别担心自己创作受到影响的人。他将巴尔扎克手杖上的“我能摧毁一切障碍”的格言改成了“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