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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之舌——余怒诗歌创作观念浅论
作者:余怒 提交日期:2013-5-1 10:38:00 正常| 访问量:3507

否定之舌——余怒诗歌创作观念浅论  

金松林

 

 

  普鲁斯特:维护语言的唯一方式就是攻击它,……每位作家必须创造自己的语言……

 

  在当代诗坛,余怒是一个聚讼纷纭的人物,他常常被人提起却欲言又止。之所以如此,在于他的诗歌奇诡怪诞,每每让人瞠目结舌。理解他的人,称他是“诗坛的独行侠”、“汉语另一源头性诗人成为”、“超现实主义的鬼才”,也有不理解的,骂他是“诗歌之敌”、“语言疯子”,而余怒本人对这些似乎早已习惯,“与诗人们保持距离”是他一直以来坚持的立场。难得清醒使他并没有陷入各种无聊的纷争之中,而是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创作个性——对权威的普遍怀疑,对价值和意义的否弃,对循规蹈矩的不满,并保持创造的激情。这种姿态与“非非”略有相通之处,但是在他们反对一种价值来确立自己的价值时,余怒却在诗歌创作中将一种解构主义精神贯彻到底,在当代诗人中,他属于那种有着明确的哲学意识的诗人,他的诗在某种层面上也就是他的哲学。本文将围绕一些访谈和札记,对他的创作观念展开浅显的讨论。

 

 

  一、削平语言

 

 

  诗是语言的艺术,而诗人是依赖语言而生存的人。对语言展开思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应有的自觉。对于语言的重要性,余怒在回答诗人木朵的提问时曾经指出:“从命名开始的语言历程不仅逐步开拓了人类思维的广度和深度,而且使语言与人的思维密不可分。作为被‘语言化’的人来说,言说只能是在语言中言说,思考只能在语言中思考。离开了语言,言说和思考就会停止,人就会退化到‘狼孩’状态,就不再是‘人’。这是语言与人的关系,它是语言和诗人的关系之基础。”[1]语言使人成其为人,与此同时,也是语言使诗人最终成长为诗人。

  不过,与国内那些“浪漫派诗人”或者“伪现代派诗人”不同,他们几乎不加反省地直接继承了前人的语言遗产,而余怒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对语言的认识是通过对语言的批判实现的。在《感觉多向性的语义负载》一文中,他对传统的语言观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在他看来:

  语言是文化的负载和一部分。一个发达、完善的语言系统是排斥了个人经验后的集体文化的体现。这个系统愈是完善,其中容纳及可供破译的个人密码就愈是缺失。对于公共消费的群体来说,语言是无限扩张和开放的,但对于即便相异的个体来说,它却是多次重复和封闭的。它固有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使它所指称的物的具体形态隐而不见,从而也使得人对物的意识和经验失去了联系,言语活动中的物变成了与感觉毫不相干的‘再生物’,一个只能‘自指’的符号。这里,个体对物的感觉的丰富性趋于同一,‘树’丧失了不同的‘绿叶’,‘马’只是‘奔驰’的代码,从而使语言根本地失去了描述的功能。换句话说,这种功能性为它的概括性所打断。

语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了世界?它是否在敞开的同时也在遮蔽,使我们看到的世界仅是一个已被‘语言化’了的世界?的确,自从有了语言,人就成了‘语言化’的人了。人观察事物的方式和角度因此有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后果深藏在我们的文化之中,成了人类文化遗产的因素之一。语言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仿佛在意识的窗口上安装了一层薄薄的窗帘。 [2]

  如何消除语言的文化重负,恢复语言的描述功能,让个体的生命感觉和物的物性重新得到彰显,是余怒语言观念的核心。在这点上,维特根斯坦为他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理论武器”。虽然在明言的意义上维特根斯坦属于分析哲学的阵营,但是他的思想与解构主义精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的语言哲学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清除语言的形而上学色彩,把语言重新带回到它的日常使用上来。对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曾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摧毁的只是些纸糊的房屋;我是在打扫语言的大基础,而纸糊的房屋正是建造在这个基础之上的。”[3]

  由于受到斯多亚神秘主义和基督教传统的影响,语言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被披上了神秘的外衣。“语言自身是:语言,此外无它。”[4]海德格尔对语言所下的这一定义就是西方两千多年来形而上学语言观的集中体现。在瓦尔特?本雅明的语言哲学中,他更是将语言玄言化为“纯粹语言”和“原初语言”,“语言自始至终都是理性和启示之母”,哈曼的这句话成为了他总爱挂在嘴边的名言。[5]总而言之,语言是某种无与伦比的神圣之物。

  对于这种形而上学的语言观,维特根斯坦不屑一顾,认为它不但是“迷信”,更是“胡说”。其理由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6]在他看来,无论是哲学还是语言研究,我们都必须严守界限,对于逾越界限无法明言的东西,我们的讨论毫无意义。与其去研究那些无法把握的事物,不如将视点挪到对日常语言的分析上来。他在《哲学研究》中所做的工作就是捣毁语言的光环,恢复它的实指功能。所谓“实指”,就是与概念无涉的对具体事物所进行的直接描述。比如“桌上放着一只杯子”、“这只杯子是玻璃做的”、“杯子里有水”,这些描述是非常具体的,除了它们本身之外没有附加任何的语义。“如果N先生死了,人们说这个名称的承担者死了,而不说这个名称的意义死了。”[7] N这个名称,指的就是这个具体的人,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通过以上方式,维特根斯坦清除了语言的表征功能,使语言重新回到它原初的指谓状态,即福柯意义上的“词”与“物”亲密无间的融合状态。

  通过维特根斯坦,余怒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语言学的现代转向,并且将它主动融入自己的诗歌创作观念之中。下面这段话,可以说是他对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最新阐释:“语言依赖词语间的各种关系而显示意义,这些关系不是词语本有的,而是通过人的使用被附加。也就是说,使用生成规范,它不具有宿命性。因此,这些关系,我不愿称之为‘因果关系’,而是称其为‘人为关系’。所有用于人际交流的语言正是建立在这种‘人为关系’之上。它是世俗生活的可靠保证,与人的精神世界很少关联。”[8]也就是说,词语本身并没有意义,其意义的生成主要取决于用法。这种釜底抽薪的方式,一方面削平了语言的深度,使词语与意义脱钩,词语不再是意义的载体,仅仅是一个指符而已;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词语与意义的相互剥离,从而废黜了文化表征,驱逐了幽灵般的精神。从理性和道德的重压下,我们终于夺回了创作的自由,写作不再沉重,转而呈现出一种没有负累的轻松。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余怒提出了“语言游戏”的概念。作为核心概念,它曾反复出现在伽达默尔、利奥塔、罗兰?巴特和德里达的著作之中,所以并非余怒的独创,但是他匠心独运地将这一概念引入诗歌创作并且确立为自己的创作方法。所谓“游戏”就是没有任何实际目标,只是为了愉悦而展开的活动。在语言游戏中,语言不过是游戏可供使用的道具而已。为了在具体的语言实践中剔除意义因素,呈现出某一瞬间的感觉,他习惯于“声东击西”、“指鹿为马”,将一些本来毫不相关的词铆在一起,而将那些本来缠在一起的词故意扯开置入另一个陌生的系列。苍耳在《乌鸦的聒噪建筑在我的寂静上——余怒九十年代诗歌评述》中结合具体的诗歌文本,对此已经作了精彩的评价。在余怒看来,“一个词语只有处在另一个陌生的系统里才有可能使我们剔除它的文化内涵。在一个陌生的语境里,这个词语会突然被其他词语架空、击穿、淹没,本义趋于崩溃,只剩下部分所指的空虚痕迹(阅读者与该词语的感觉上的联系,亦即歧义的痕迹)。而其文化内涵,也因其置身于陌生的系统中而被系统剥夺、吸收。”[9]反之,“词语离开它既有的固定意义而获得一种即时性,它与其他词语的联系也基于暂时的、不稳定的、互动的关系之上,它与系统的关系亦是如此。在这样的诗歌中,分属不同系统的词语相互穿插、抵触、互否,使本文的历史性视野始终处于无序、动荡、开放、忽远忽近的状态,这就为知识性理解及阐释设置了障碍,同时也为阅读者的体会活动提供了丰富的、无限多的配给和原料。”[10]写作本身所寻求的快感就在语词的撕裂和错动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

 

 

  二、驱逐语义

 

 

  “本义是可疑的,这不仅表现在它是知识的产物和负载物,个体感觉在其中无以显现,而且,它即使作为认知-描绘功能的体现,仍是虚妄的。”[11]对意义的彻底根除,使余怒在吸纳维特根斯坦之后,又与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的理论沟通叠合。

  “分延”(différance)是德里达自创的用来瓦解意义确定性的核心概念。这个词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空间上的区分(to differ),二是时间上的延搁(to defer)。德里达认为,符号并不是能指和所指的紧密结合,能指在字面上并不能真正代表所意指的东西,相反,它只能表明所指对象的缺席。在空间上,符号总是为其他符号所限定,即需要通过不断地区分方能辨别;在时间上,能指的所指也在差异区分中无尽地延搁。如此一来,再也不存在所谓语词的本源和恒定的语义,所有符号的意义都是暂时的,它们像种子一样播撒开来。“播撒意味着空无(nothing),它不能被定义。……它产生了无限的语义结果,但是它却不能还原到一种简单起源的现存性上,……也不能归结为一种终端的在场。”[12]在《体会与呈现:阅读与写作的方法论》一文中,余怒引述德里达的这段话之后,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水和杯子相互隐瞒。”余怒指出,他写这个句子是没有具体意指的,“意思只是作为一种踪迹存在,为解读性读者垂下一个诱饵,让他们绞尽脑汁;而它为体会性读者所提供的却是直觉的语言快感,令他耳目一新。”[13]当意义的神话被拆解之后,我们对文本的阐释还继续有效吗?在余怒的诗歌观念中,这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而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首先,他认为文本的深度只是幻觉。而这种幻觉源自于人们在长期的知识浸染中所培养起来的惯性思维,认为作者总是要通过作品向我们言说。无论是狄尔泰的生命解释学,还是由海德格尔所开启的现代解释学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他们敬畏作者,对文本的意义深信不疑。唯有当罗兰?巴特诗意地“杀死”作者、德里达公开宣判文本的“死刑”之后,我们方从历史的迷雾中突然惊醒。因为作者消失以后,文本也就丧失了它的源头,不再拥有唯一的权威解释。它成为了一个多维的空间,一个虚位以待的话语场。在阅读中,我们不需要再去揣摩作者的心理,更没有必要对文本的内涵进行“破译”。余怒认为,在传统的阅读中,“解读把读者当成了文本的仆从,实质上也就使之成了作者间接性的驱使对象。”[14]导致这样的结果,就在于语言的深度模式,“无论是隐喻还是意味深长的暗示,都无法摆脱对意思的期待”[15],然而,以语义为背景的“深度”不过是作者和读者的共同幻想。

  其次,是对阅读目的的批判。“通常的阅读,意义总是作为一种知识性积累被先设和准备着,总是表现为群体和个体之间的文化契约。此意义上的阅读仅仅成了检验阅读者教育程度的自我测验,是一种非文学阅读。因为在那样的阅读中,审美不是目的,至少不是第一位的目的。而一般的写作,正是服务于这样的阅读,它在意义的笼罩之下,并表现为对意义的无穷检索和寻找。写作成了在意义目录里寻找虚价值信息的注脚。而虚价值恰恰是人类价值丧失之后文化的自我炫耀。”[16]在余怒看来,由于对意义的索求最终使我的阅读偏离了文本本身。“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对某幅绘画作品的欣赏来说明:在一幅画面上,大海波涛汹涌地冲击着岸边的礁石,画中人立在那里面对着大海(也就是背对着欣赏者)。对于这幅画的不同部分的注意似乎就可成为划分上一类欣赏者和另一类欣赏者的标尺。对于前者,他并不把注意力放在波涛汹涌的大海和奇峭的礁石上,更没有对画面的线条和色彩运用作一番评价,而是不停地探究和追问:‘那个面海而立的画中人,他在干什么?’他试图穷究作者的意图,作者通过画中人向欣赏者传递(表达)的信息。这种猜谜式的欣赏已经远离了欣赏的本质,而沦为与艺术欣赏毫不相干的外在评价。”[17]

  最后,就是对文本阐释的直接否定。在余怒看来,“当意思作为构成或解读一首诗的主要因素出现在作者或读者的思维中时,这首诗便失去了其‘诗性’(尽管在后一种情形之下,这种‘失去’是暂时的,与文本本身的质地可能无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意思虽然假借其框架使诗歌有了某种可以辨识的踪迹,但它的主体仍是暧昧的。在作者尚未付诸写作之前,这种框架就已存在(它是构成我们称为文化的那种东西的手段和形式),为作者、读者双方事先知晓。写作因而不再是一种独自承担的劳动,而成了一种‘复述’。意思不能使诗歌增值,写作的意义由此受到怀疑。二,意思作为解读的重要途径动摇了读者文本历险与重写的期待,压缩了读者广阔诡谲的意识领域,使直觉的、感性的文本体验在知识性视野的不断扩张中逐渐萎缩,直至完全消失,全面的感受趋于单一。读者也从主动转为被动,解读成了毫无生气与趣味的释义过程。”[18]从现象学解释学角度而言,通过解释我们能够还原出文本的客观面貌吗?余怒认为,在语义被驱逐之后,还原出的不再是文本本身,不过是一堆互相指涉的词语碎片。由此可见,我们曾经信以为真的“解释的还原”,仅是一场根本无法兑现的梦呓。

 

 

  三、颠覆价值

 

 

  价值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逐渐形成和确立起来的抽象的评估体系,它的表现形态多种多样,如个人价值、社会价值、伦理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等等。这些体系一旦确立下来,它就会通过话语实践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十九世纪末,尼采所抛出的最后一部著作《权力意志》,可以说是向这个世界所发出的“挑战书”,该书的副标题是“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尼采之所以要对价值进行重估,意图在于推翻长期统治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以及基督教对人性的压抑,从理性和宗教的束缚下解救出人的非理性的生命和本能。他将身体放置在自己哲学的中心,尼采认为,“一切有机生命发展的最遥远和最无声息的水流,似乎流经它、越过它,奔突而去。因为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19]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他警告那些轻视身体的人终将自取灭亡。他们相信:1.绝对的认识;2.以认识为目的的知识;3.美德和幸福联姻;4.人的行为是可以认识的。在尼采看来,这种由理性主义所支配的观点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扼杀了人的欲望和本能,在此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哲学都是虚假和荒谬的。要想重新找回人的尊严,就必须摧毁旧的价值体系,以肉体置换精神,以本能造反逻各斯。尼采说:“我是哲学家狄俄倪索斯的弟子。看来我宁愿做萨提尔,也不想当圣徒。”[20]

  福柯、德里达、雅克?拉康、利奥塔、吉尔?德勒兹都是尼采的追随者。他们亲身领教了形而上学知识和理性的残暴,从而对以传统的价值理性为基础的主体性、同一性和本源性发起了猛烈攻击。他们积极倡导差异,并以非中心、非主体、非本质取而代之。差异既是他们认识世界的根本原则,同时也是极其重要的批判武器。通过张扬差异,他们颠覆了在场形而上学和语义中心主义,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多元杂陈的世界,那里不再有中心,不再有确定的意义,不再有所谓的本源。摧毁旧的传统并将人置入一种不确定性之中,固然令人痛苦、恐惧,但它也随之带来了一种摆脱束缚的轻松。

  在诗歌创作中,怎样有效祛除价值暴力?在解构思潮的影响下,余怒逐步确立了自己的方法:呈现歧义。“‘呈现’是对主客体相接触时产生的瞬间感觉之状态的‘供述’。它是非表达性的,不同于表现或再现,既不表达主体的思想、感情、情绪,也不描述作为客体的世界。在方式上它属于描述,但不是‘本义描述’,而是不带有理性认识和理解的‘歧义’的描述。”[21]而“歧义”,从狭义的角度来说,就是“误义”、“强指”、“随机义”,即对语词的多重理解;从广义上说,就是捣毁本源,否定价值同一,尊重理解上的彼此差异。余怒认为,“实用语言总是力图取消歧义,或减少歧义发生的概率,从而使意思变得明确、固定。而歧义正是人对世界的不同理解。相对于处在正统地位的本义来说,它是异端,是语言与世界(名与实)共构的秩序的威胁者。”[22]作为一种解构性的力量,它具有釜底抽薪的功能,能够由内而外地消解隐藏在语义中的价值暴力。在余怒看来,“完美状态的‘歧义呈现’应是抽去了意思筋骨的‘自呈’,它是莫名的、‘不言’的、无法解释的,在某些方面,它类似于德里达不愿给以定义的‘播撒’。”[23]“歧义呈现作为一种写作手段,它通过对意思的分解、扰乱,致使意思在多元定点之间摇摆不定,其结果无法归结为一种或多种意思,亦即‘禁止’文本的‘形式化完备和封闭性’(德里达语——引者加),造成阅读终端的‘无意思’的混沌。”[24]“歧义呈现的目的不是为了描述这个世界的原初状态和人的感觉,它不再停留于认识论意义中,不再是人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和工具,而是将我们瞬间接触的客体以及对其的感觉二者相交融的那么一种状态予以形象化,也就是说,是为了在文本和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比喻的桥梁,使阅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领悟到(而非看到)与世界之混沌的某种相似性。”[25]

  在一篇评论性质的文章中,荣光启认为,“余怒的努力是用独特的语言将身体的瞬间存在状态尽量真实的表达出来”[26]。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砸开理性的枷锁之后,余怒的创作就有滑入单纯的感觉主义的危险。其实,余怒试图在诗歌创作中确立的是一种具有颠覆性和破坏力的“新感性”(最好在这个词上面加一个“×”,使其区别于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同一概念)。它诞生于价值链条中断之后人与世界突然相晤的瞬间,一旦转化为歧义丛生的语词,它就成为诗歌中黑暗的否定之舌。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它是突如其来的、游移不定的,虽然伴随着强烈的情感震荡却无法用准确的语言去描述,我们把握它的唯一方式就是体会。

在余怒的观念中,“体会是包括着广阔的感觉领域在内的一种欣赏方式。体会的后果是读者接触文本时产生的‘快感’。”[27]“正如体会不是来自于理性认识和意义判断,快感也并非来自对意思的追寻及共时产生的社会学意义的震撼、悲怆、感悟等情绪。快感是体会的后果,而不是思索的后果。体会和快感都是对思索的回避与叛逃。”[28] 通过文本体会所产生的快感与传统的“审美感受”和“审美愉悦”截然不同,“前者是词语间(句子间、句群间)的关系引起的读者非解读性的欢娱,是抛弃意思和理性思索后的读者的反应。而后者却是文学功能性的附庸,更多地源于语言所传递的信息以及对其进行的分类重组,这样的感受和愉悦是基于理性认识和理解之上的;它是剔除了文本体验后的残渣,或者说,此种意义上的感受即是对丰富复杂的文本体验的篡改与删减。”[29]在《文本的愉悦》中,巴特将这种由文本体会而来的快感等同于情欲。这种情欲产生于衣服的开口处,在柔美的肌肤闪露时若隐若现,令人心醉神迷。余怒的写作,正是通过看似混杂的语言将我们带入诗歌的极乐之境。

 

    注释:

[1] 余怒:《答木朵问》,见《余怒诗选集》,华文出版社,2004年,第480页。

[2] [8] [16][17][22]余怒:《感觉多向性的语义负载》,载《山花》1999年第4期。

[3] [7]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73页,第30页。

[4] 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166页。

[5] 详请参见《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中《翻译者的任务》和《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本雅明著,李茂增、苏仲乐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中《论原初语言和人的语言》这两篇文章。

[6]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3页。

[9] [10] [11] [13] [14][15][18][21][22][23][24][25][27][28][29]余怒:《体会与呈现:阅读与写作的方法论》,载《扬子江诗刊》2002年第5期。

[12] 包亚明主编:《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何佩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1-92页。

[19][20]尼采:《权力意志》,张念东、凌素心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2页,第4页。

[26]荣光启:《解开身体的死结——论诗人余怒的写作》,见《余怒诗选集》,华文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2012级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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