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小说)
  已过七十的司马先生走进会场时,已经两点四十了,比通知的时间迟了十分钟。刚迈进门,几年不见了的赵老立刻认出了他,马上站起来,远远就热情地喊着:“司马先生,怎么几年都不见您了?真成了稀客了,欢迎欢迎!”又转向“开会”的二十多位介绍说:“司马先生可是我们的老‘党友’了,算得是我们部‘党友’当中最有学问的,我们热烈欢迎他的到会!”带头鼓起掌来,全场也稀稀拉拉响起了一些掌声。也难怪,多数人都不认识他。
  赵老说的“党”不是领导党,而是某“参政议政党”,“党”内经常互称“党友”。司马先生环视了一下,发现新面孔不少,以女性为多,年青年老的都有,还有几个老面孔,但许多也叫不上名字,拱手道:“实在对不起,路上车挤,腿脚也不灵便,来晚了。”但赵老他是认识的,知道他在某个设计院,年纪比他还大,多年以来就是部里的“党”务负责人之一,现在早已退休,“党”里的职务也可能卸掉了,热情仍不减当年。
  坐在赵老旁边的李老也是认识的,也曾是部“党”务负责人,原在某研究所工作,这时也站起来向大家介绍道:“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司马先生下个月在国家图书馆有一场讲演,一定非常精彩。”一边掏出一叠纸,看着纸念道:“十月××日上午九点半到十一点半,题目是‘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与现代化转型’,希望大家一定去听听。司马先生给我们‘党’添光加彩了。”然后挨个儿分发国图印的讲演提纲,是他特意带来的。一边分一边说,我家大小子在国图工作,我是从他那里要来复印的。大家又一次鼓起掌来,声音比前一次稍大了些。
  司马先生再一次拱手,连说“不敢不敢,一点儿心得,不值得听”。
  司马先生是这个部下属一个研究所的研究员,曾代表这个部的“党友”担任过两届共八年的“党市委”某工作委员会委员,但这几年他几乎不参加“党”的活动了:一则虽然退休,事情却越来越多,研究工作还在继续,这些年更扩充了关注的领域,转向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的思考,时间很紧;二则身体不是太好,轻易不出门,几乎处于隐居状态,连各学会的活动也大多婉谢了;更主要的是第三个原因,觉得这个“党”已越来越丧失了活力。前些年一些老“党友”还常参加活动,从他们那里往往能听到一些有价值的议论和消息,这些年,老面孔越来越少,每次活动也越来越没了主题,说讨论不像讨论,说联欢也不像联欢,勉强只能算是个无主题聚会,无非是各显神通,瞎聊一气而已,有人还借机大吹自己,看着无聊,干脆也像许多老“党友”一样,不奉陪了。心想,所谓“党”,应该就是一个政党,领导党允许“参政议政”,“参政”对于一般“党友”来说虽无从说起,“议政”总还是可以的,若是连议政也不搞,就犯不着为它浪费时间了。但昨天他接到这个会议的电话通知,是一位小姑娘打来的,说是他多年不参加活动,老朋友都很想念他(?),盛情之下,才专门赶来了,想试着看看经过这么些年,社会思想活跃,网军突起,各种会议的气氛也松活了不少,“党”内是不是也会有所改变。此外,有一位老“党友”白先生近年出版了不少书,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会不会也参加,趁此相聚一下。司马先生知道白先生现在已不宜电话联络,见一次面不再那么容易了。
  部的各单位“党友”举办联合活动也是一件新鲜事。部所属各单位“党”的活动原都是单独进行的,并没有举行过全部各单位的“党友”都参加的活动,只不过这些年各单位参加“党”活动的人越来越少,才更多采取了这种办法,以维持一个基本的气氛,各人大多并不认识,至少并不熟悉,若不议时政,几乎就没什么共同语言。
  但没人告诉司马先生这次活动要“议”的是什么“政”,昨天接电话时他也忘了问,司马先生只得先坐下旁听:有几个女“党友”小声谈着准备过中秋的事,有两三个人聚在一起谈小孩越来越难管教了,还有人正埋怨自家的小褓姆现在回家了,要等国庆以后才能回来,“议”的都是司马先生从来不管的“家政”。只有几位男士在议论与“党”有点关系的事,说是部里应该正式成立“党委”,至少要成立一个联络组。有人说申请成立的报告早已打给部执政党党委了,还没有批下来。司马先生忽然听到有人问道:“主席,这事已经多长时间了,您应该作决定呀!您不作决定谁能决定?”司马先生听着奇怪,怎么“党”中央主席今天也光临了,倒要见识一下。再一想,这件事怕是连“党”中央也是决定不了的,就更不解了。一瞅,那位被称为“主席”的人士是位大个子,胖胖地,顶多也就五十岁,仪表倒也不凡,好像在哪儿见过。只见他微微笑着,操着湖南腔,很有风度地说:“你们‘党’我还是支持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嘛!但是,有些人就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哟,我的话也不算数喽!”这几个聚在一起的人听了哄堂大笑起来。司马先生听着这位“主席”的语音熟悉,再一看,“主席”居然留着毛泽东特有的发型,分明是一位饰演过毛泽东的演员。
  哄笑声中,这位演员说得兴起,竟站起来了,有人又把他推到会场中央,他也就顺水推舟,索性装成毛泽东,用毛腔发表起演说来:“同志们!朋友们!你们‘党’我还是支持的,你们‘部党委’成立的时候,可不要忘了通知我哟,我一定会参加的。”大家再一次哄堂大笑,热烈鼓掌。“主席”忽然又对大家改用起普通话来,说他最近见到了主席的两个女儿,他对她们说:(改用毛腔)“这些年,你们受苦了!但是,你们也要顾全大局哪,Z民、J涛干得还是很不错的嘛!”惹得她们大笑,叫他再学主席说话。“主席”又改用普通话说:“毛主席确实伟大,清廉得很呢!给她们留下遗嘱,规定他死了以后不准她们经商,所以她们现在的生活都很清苦。一位长期没有分到住房,好容易有人帮忙,才分了一套房子,却没钱装修,还是她们单位的同志看不过,纷纷给她捐钱,才勉强装修了一下。”大家听了,感叹莫名,不免怀念起伟大领袖来,掌声再起。有人兴趣大得很,还要他继续表演下去,他倒也知趣,说:“献丑了,到此为止。”
  “会议”转入正常状态,仍然是几个人一堆几个人一堆地闲聊。一位老先生站起来大声说:我来说几句。说他也老了,多年不参加活动,但昨天接到电话,他老伴叫他一定得来,因为在他住院期间赵先生和李先生代表“党友”特地到医院看望过他,使他们家都很感动。接着,老先生谈起他住院的事,说利用住院这段时间,对医疗体制作了一点调查研究,发现了现行体制的一些问题,不利于弱势群体,最近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贴到自己的博客里了,欢迎大家提出意见。司马先生问了别人,知道这位先生姓周,曾是哪个单位的总工程师,也退休了。他的关心民瘼和不服老的精神也搏得了一些掌声,但显然不如刚才那位演员得到的多。
  此时有人大声宣布:大家聚到一起不容易,明天就是中秋了,合个影吧!有人已排了一排坐位,热情的老赵喊起来:“年龄大的老‘党友’请坐到椅子上,其他的‘党友’都站到后排,好不好?”大家纷纷找地方或坐或站。司马先生平生最怕合影,此时无奈,也只得站起来,朝后排走。老李拉着他说:“您是老‘党友’了,年龄也大,坐在前排吧!”司马先生一向习惯于在这种场合“溜边走,靠后行”,说“比起你我还是新‘党友’,还是到后边去”,但李先生拉住不放,只得挨着他坐下了。“主席”则在队前指导服务员如何使用相机。他虽然是新“党友”,却因为“主席”的特殊身份,大家在前排边侧也给他留了一个坐位。好容易乱纷纷坐定站好,忽然又有人喊了:“大家挤一挤,大家挤一挤,给‘主席’在中间留一个位子。”可已经排得很挤了,哪里还挤得出地方。司马先生左右一看,发现几经挤让,自己却正好坐到了正中的坐位上。但这一回他却不再谦让,充耳不闻,安坐如山,心想,在如今这个演员出尽风头,社会知识分子还不能完全畅所欲言,还是按照主席的教导“老九不能走”的精神,不让也罢。可那个声音还在叫:“怎么能让‘主席’坐到边上去,哪位让让,把‘主席’的椅子摆到中间。”有两三个人也跟着乱嚷,“主席”还在前面指导如何取景。只见司马先生似乎忍无可忍,突然一下子站起,提起小包拄着拐杖便走,准备迳自一走了之,打道回府。李老却一下子又拉住他:“司马老怎么能走?就坐在这里别动,不用理他。”司马先生的这个举动,使那些声音终于停住了,“主席”也回来了,坐在边上留着的位子上,这个相才这么着照完。
  司马先生以为时间才过去一个钟头多,“会议”还会继续的,准备对“党”的活动内容和方式发表一点看法,却见大家纷纷都在穿外衣和整理手包,才知道这次活动已经结束,也只得走人。有人递过来一个月饼盒子,说明天就是中秋,“党”里准备了一点东西给大家过节。
  司马先生腿脚不好,等大家几乎走完才踱到门口,只见“主席”还在那里和几个崇拜者说话,司马先生与他撞了个正着,正面相对,他那个有话便说的老毛病登时又犯了,对“主席”开口便说:“你的观点我不同意,你大概也得改改了。”“主席”大吃一惊,想来可能还从来没人对一向到处表演到处获得掌声的他讲过这种话,忙着解释说:“其实我也是开个玩笑,但主席还是清廉的,毕竟对现在的贪腐来说,主席的清廉还是要肯定的。”
  “不见得,”司马先生不识时务,反驳说:“清廉是对从政人员的起码要求,不值得特别宣传,还要看比清廉更重要的事。况且,‘文革’十年谁也不领稿费了,只有一个人照领不误,还是高标准。大小开本的,出了那么多,不想买也得省下买米的钱来买,有的人竟‘请’了十几套,发行量达到世界第一,超过了《圣经》,按现在的价值,稿费少说也上亿了。当然主席一向不拿钱当回事儿,这些事不一定是他自己的安排,但这个事本身,清廉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主席遗嘱不让子女经商,还是清廉的。”
  “也不见得。”司马先生照说不误:“姐姐是贺子珍生的,比较低调,大家对她所知也有限,但你说的那位妹妹,江青生的,是不是指主席派到解放军报社改姓为肖的那位?”
  “就是。”
  “她就不简单,你到网上查查,看看她仅在解放军报社就干了多少坏事,值得你这么宣扬吗?幸而中央还明智,主席的稿费大多数还是没分给她们,充作党费了,但她们毕竟还是得了好处,至少好几百万吧。你说她们这些年‘受苦’了,我就不相信!”
  看来这位“主席”也是个不学之士,既没有论点,也没有论据,更不知道如何应对,只是一味后撤,司马先生也不想与他为难,转身走了。
  李老可还一直等在一边,说:“司马先生别走,咱们再聊聊,与您见一次面也不容易。”周老也在,三位老人重新坐下,服务员又端上来一壶热茶,斟满了三杯。周老说:“其实我对刚才那位的表演也很反感,都什么时候了,还搞个人崇拜!连党都不搞了。”司马先生忽然想起:“我刚才忘了,主席逝世在1976年,那时根本不可能出现‘经商’这个词。计划经济,一切都是国营和集体的,连凤阳小岗几户农民搞的土地家庭承包都是写了血书,冒着生死大险秘密进行的,‘文革’以后几年才有了一点小商小贩,被叫做二道贩子,北京叫‘倒儿爷’,也是打击的对象,哪里有什么‘经商’的说法。说主席留下遗嘱,不准子女‘经商’,至少我可以告他一个‘伪造主席遗嘱’罪。”李老说:“你们看这些个‘党友’就这么个水平,老‘党友’都不来了,我也不在其位了,有什么办法!以前‘党中央’和‘党市委’还有个‘学习会’,关心的都是国政大事,90年代起也取消了。”司马先生说,要这么着,以后这种活动,恐怕我也不会再来了,难怪白先生今天也没来。周老也说:“是啊!多年了,白先生早就不参加了。”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司马先生又说:“最近听说了杨继绳老的一句话:‘愤青不再,愤老犹存’,大概我们这些老头儿已经赶不上时代,对《宪法》的精神还领会得不透吧!”三个人面面觑,会心地笑了。
  出租车里,司马先生想着,下月他将要作的讲演中引用了孟老夫子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还有主席“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教导,要真的做到,看来也难矣!而今天自己却居然顶撞了一通“主席”,不觉兀自笑了起来,惹得的哥看了他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