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20日
  引起我今天写出这三篇文章的,却是温总下面的一句话:“政府需要人民的信任、支持和帮助。”
  笔者认为,无庸讳言,现在人民对中央的信任、支持和帮助离中央的需要还有很大距离,这正是温总指出的“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的“弯路”和“教训”造成的。温总说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但他没有来得及具体谈到这些“弯路”和“教训”是什么,不学如我,不妨试为一说。
  孔子说“民无信不立”,简单地说,就是现在人民对政府已经产生了很大的信任危机。政府需要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人民会问,要我们支持、帮助你什么?温总在答问中当然已经指明,就是防止文革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演。但多数人已经连什么是“文革”都不知道了,还谈什么支持和帮助政府预防文革的重演!逻辑非常简单,参予权的前提是知情权,你要人民支持和帮助你预防文革悲剧的重演,你就得把文革悲剧的真相尽可能如实地告诉人民!你就得允许人民对文革进行广泛的议论和反思!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由邓小平、胡耀邦主导,中央曾开展过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并以之为武器,有效反对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泽东说的都是对的,凡是毛泽东的指示我们必须坚决执行”的错误观点。由胡耀邦主导,平反了一大批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中形成的冤假错案,人们称之为“拨乱反正”。但自1983年《决议》形成以后,“拨乱反正”的口号就不再提了,似乎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其实拨乱反正的工作不但远远没有完成,甚至理应被重新颠倒回来的真实历史,却被《决议》的主持者和起草人有意掩盖起来了。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已正确认定“‘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彻底否定了文革,意义重大。但在当时,这几乎已经是连高小生都知道的社会共识,而由胡乔木、邓立群负责起草,邓小平拍板定案的决议本身,却存在明显的不足,除了对诸如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的分析十分不到位以外,对文革和它的发动者也缺乏富有理论深度的剖析和反思,甚至还在所谓“反精神污染”的借口下多方为毛泽东开脱。一句“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就轻轻地把责任转嫁到他人身上。现在我们可以知道,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决议》的制定,与其说其主导者的思想是彻底否定文革,不如说是开脱文革发动者的错误以至罪行。将近三十年过去了,这一点没有任何改变,甚至比《决议》更倒退了,党史第二卷就是鲜明的体现,重庆的具有浓重文革回潮性质的唱红打黑,以及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对二次文革的呼唤,更衬托出二次文革诡异妖雾之蠢蠢已动,令人惊恐不安。以至于正义的人们甚至对于这个有严重缺陷的《决议》,也要发出保卫最后底线的惊呼了。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还可以从不多的影视和文学作品中看到文革和反右的灾难。比如电影《枫》,说的是一对男女高中生,同在一派,情窦初开,含苞待放。后来这派分裂,男女各在一派,两派武斗。男生这派攻到楼顶,女生正拿着枪,誓不投降,又不忍心向还没有来得及表达过情意的男生开枪,竟把枪扔了,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纵身跳楼身亡了。《芙蓉镇》、《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还有《巴山夜雨》等电影,虽然从现在看来,对于体制性的反思还是显得不够,仍然如实再现了反右和文革的悲惨人生。但这些优秀作品公映不久就被不加说明地停映了,相信也是“反精神污染”的口号在作孽。
  当然以后也有涉及文革的影视作品,比如一些表现知识青年的电视片。但它们重在写这些人成年以后的经历,文革只不过是一个小引,其倾向性也很成问题。我觉得这种片子不可多看,你看,青年男女住到一起,晚上可以听讲“黄书”,白天可以打情骂俏,隔着山沟唱情歌,进得城来打群架,还可以偷鸡赶猪,多么浪漫,多么好玩。看多了,文化大革命就会完全变了样子。
  二十多年来,表现文革的文学作品或回忆录也几近绝迹,听到的只是凡涉及文革的作品不断遭禁的消息,著名者如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等。笔者被书评者认为“自然随意,信步闲庭,娓娓道来,谈笑风生”、其实非常温和的《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出版不久即“传闻被禁”,至今快两年了,再版本仍不能顺利出版。你找不到任何人对此事负责,因为封禁者只用电话,不留文字。你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笔者只能猜想其缘由只在于此书表现的时间段正好包括了文革。
  与表现和反对文革的作品之备受打压相比,本世纪以来,美化和招唤第二次文革的言论和作品却日益兴隆。这股力量顽强地坚持文革思维,2005年有人在天津集会,有人在会上朗诵诗歌《让革命烈火燃烧吧!》,针对中央,高呼“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府!”。在延安的同类聚会上还朝天鸣枪,暗示不惜要以武力推翻现政府。有人在毛左舆论大本营乌有之乡网站写出《站在21世纪的高度重评文革和毛泽东》,指责《决议》“背叛了毛主席路线,必须翻案”。公开声言:“经过分析研究,悟出邓小平确是资产阶级政客、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招摇撞骗的走资派,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批邓,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还要批邓!”“只有发动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救中国”。有人公然号召要为“四人帮”平反,网站上出现了《张春桥,你没有死》的文章,称张春桥是“一个被公认为中国最有才华和最有实力的无产阶级理论家”。
  我们曾坚信改革开放不可逆转,但听任以上情况发展而无所作为,中、青年人和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被长期蒙蔽,温总担忧的“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就绝不是无的放矢。温总希望的“人民的信任、支持和帮助”,也不会到来。
  种种现象都说明,文革发动者的阴魂至今未散:尸在堂,像在墙;人虽走,茶未凉。为了维护文革发动者,除了不允许表现文革的文艺作品出版外,还不惜大量砍杀评价毛氏的史学和理论著作,对于揭露他自从建国以前从残杀AB团、延安整风到建国以后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反右倾、大跃进以至文革所犯的累累错误和罪行的著作,同样不准面世。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这些著作在大陆几乎没有任何出版的机会,如李慎之的著作,李锐的《庐山会议纪实》、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辛子陵的《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杨继绳的《墓碑》等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著作,都只能在香港或台湾出版。高华趁到港之机买回了他自己写的书,进关时还要遭遇没收。人们说,幸亏中国还有香港和台湾,否则,这些著作将永无出头之日。而“乌有之乡”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等毛左网站和出版社却可以通行无阻。
  揭露文革的和吹捧文革的,前者备受打压,后者却通行无阻,两组放大效应的同向递增,事情就被歪曲得简直不成个样子了,完全违背了虽有重大缺陷但毕竟作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结论的《决议》。事之荒唐,莫甚于此。
  如果说在1983年邓小平在“反精神污染”的氛围下,为了开脱毛泽东,不惜违背多数老同志的意愿主持作出了《决议》,十年以后,经历了左派回潮,亲身体验了一次左的厉害,邓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失误,终于在1993年十四届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重新评毛的主张。他说:“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邓公还预估启动这项任务的时间在“下世纪初”。对这段重要讲话,中央曾专门作为扩大会议的一项议题表决通过备案。
  又过了10年多,2004年7月,已经到了邓公预估的启动时间,中央却毫无动静,万里等不及了,要求实施。胡总书记亲往万里家中答复:“当前工作千头万绪,待解决的问题、矛盾较多,如能在较和平的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就能有较大的共识。”虽然仍肯定了这个党内共识的存在,但七八年又过去了,邓公隔代指定的接班人在执政将满十年,即将卸任的今天,依然是毫无动静。
  薄熙来的亲爹薄一波,在2007年逝世前也留下遗言:“毛泽东一生功过是不能篡改的,要把个人和政党区别开,现在是时候,把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档案逐步开放,让人民知道。”“我还是坚持把文化大革命这段沉痛、浩劫历史,让年青一代了解,这是共产党的重大过失”
  胡公多年来提倡科学发展观,但因为长期不启动重新评毛,这个口号就显得十分空泛。要知道,正如温总指出的,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也就是,科学发展观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历史观之上,没有后者就不可能有前者。当代中国史是绕不开毛的,中、青年人或广大弱势群体,在不允许知道毛和当代史真相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建立科学的历史观,科学发展观又从何谈起?他们自然要拿他们心目中的“毛爷爷”或“正义偶像”来衡量现状了。而他们心目中的光辉形象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毛,只是一种选择性的“符号”,一个英雄化的救世主幻影。面对着贫富差距拉大,贪腐盛行的现状,他们实际上是在以薄熙来和乌有之乡等文革复辟派的误导下,以崇毛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权贵资产阶级造成的现状的不满和愤怒,延伸下去,便是对改革的怀疑和怨恨。
  本世纪以来,重新评毛的任务不但被一再拖延,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不说是大树特树,毛的伟光正仍被人不断提起。比如,2009年国庆游行队伍中出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毛泽东思想概论》被列为大学生的必修课,宣称“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党的伟大旗帜”。直到最近,多年已不见提起的学雷锋运动又被以更大的声势重提。其实,当年处于党内外舆论劣势的毛泽东发动的学雷锋运动,其要害并不在于表彰助人为乐的所谓“雷锋精神”,而是雷锋所持的崇毛立场。
  处于“党国体制”下的中国,总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每逢近代史重大纪念日,总能推出几部历史片,生拉活扯,片中一定会出现毛氏的镜头。我很后悔从来不看这种片子,一出现这种镜头,我就立即换台,宁可改看如何防止脚气也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听人胡诌上,以至于今天写文章,竟说不出几个具体的片名。印象中只是,毛泽东总是那么幽默风趣,镇定从容,挥洒自如,和蔼可亲。只要他一出现,局面一定改观,革命事业一定蒸蒸日上。
  印象更深的是在年轻人中大受欢迎的以“浪漫唯美红色青春偶像剧”为卖点的电视剧《恰同学少年》。此剧以“无处不在的美丽画面……精心制作的服装”,个个帅哥靓妹的演员,衬托出青年毛泽东的“淳朴、憨厚与倔强的气质……没有任何世俗的杂质……眼中带着执着和对未来的憧憬”、“他的思想,他的体魄,他的能力,他的勇敢,让他成为学生的中心,他的地位是不容动摇的”(皆引自对该剧的评论)。青年毛泽东俨然成了天真学子们的“青春偶像”乃至“梦中情人”。
  最后,以致于那位说出经过他多年研究,发现“我爷爷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打倒我奶奶”之类超级弱智笑谈的胖少将,也成了人们到处追捧的对象。
  这种情况长期得不到纠正,说明党的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出了严重问题。
  解决之道,惟继续拨乱反正,启动重新评毛,别无它法。
  余生也晚,建国时尚是垂髫少年,而今也已届望八矣。在人生经历上,可说是有惊无险,却有幸亲身体验了建国以后毛氏倒行逆施的全过程,由对毛氏的盲目崇拜到逐渐觉醒。惭愧的是,醒悟得很晚,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有了一点初步的思考。我们这些经历过历史的老人现在的最大恐惧倒不在于随时可能乘风归去,而是随着老人们的离去,在崇毛氛围中长大的如此缺乏对真相的了解和体认的当代年轻人,真的非常令我们担心。在颇类于无厘头的“愤青”中,有的竟愚昧到不知道“反右”、“大跃进”及与其连带着的“大饥荒”甚至“文革”的存在,或否认这些恶政对中国造成的灾难,更至于支持毛整治彭德怀,丧尽天良地说什么“死了几千万,是中国强大过程中付出的代价”。
  时至今日,当我们重温早在20年前,邓小平在南行谈话就点出了的中国改革面临的主要阻力,还是感到那么亲切。邓公说: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针对头年即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此后不久,邓公就提出了重新评毛。这个南方谈话,与中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都起到了挽救党和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具有历史里程碑式的意义。可惜,重新评毛的主张至今并未实现,人们见到的反倒是极左派在重庆的华丽登场,搞得有声有色。
  实践证明,继续拨乱反正,启动重新评毛,不但具有历史学的意义,更是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了,已经刻不容缓了,如果再长期搁置,我很担心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希望体现了现任党的最高领导集体意志的温总2012年3月1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同样会具有历史里程碑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