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20日重庆出了大事,但直到3月14日人大闭幕后温总答记者问为止,仅就事件的情节而言,薄熙来、王立军的错误乃至罪行,仍都可以被辩解为是所谓行政性的或刑事性的,不是政治性的,并不具有太大的意义。不但在重庆,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天天在发生着。说我“唱红”不对?请问,有哪一条行政法规或法律规定了不许唱红歌,不是到处都在唱吗,今年春晚的开头曲还是《东方红》呢!说我“打黑”不对,难道纵容黑社会倒是对的了!说打黑中有冤假错案,搞了刑讯逼供,哪个地方办案不出现这类问题!说我贪腐,在现在的中国,这算得了多大的事,值得全世界都来吵吵吗!当然,带着重大机密私撞或包围美国领事馆,在重庆搞军演,种种谋反行径,的确是不能见容于政府,但不管我是左还是右,都是一样的,难道我不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私撞和包围外国领事馆就对了?说到头,有错请批评,有罪请法办,仍属于行政或刑事范畴。
  温总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好就好在把薄熙来可以以“行政”或“刑事”为开脱词的问题的政治实质,明白无误地点出来了,那就是毛左派的文革复辟。
  在挑明“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以后,紧接着,温总就特别提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此前,在同一招待会上,温总已经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温总两次提到的《决议》的基本精神,就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温总还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综合这些讲话,温总揭露了薄熙来倡导的“唱红打黑”,并不只是行政或刑事问题,而是更重大得多的政治路线问题了。相信这些都不是温总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央的共识,是温总记者招待会讲话的最大亮点。
  有人说,政治小混混薄熙来并没有真正的理念,他只是个人野心膨胀得过了头,并不是真的要搞第二次文革,不过是藉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失误,即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积重难返的贪污腐败,发出反对改革开放、为文革翻案的声音。其实是借复辟文革为幌子,骗取中青年人或教育程度较低的弱势群体的拥戴罢了。
  一涉及某个人的内心世界,问题便很难讨论了。薄呱呱对外国人回答过这样一个问题:“你爸爸搞唱红打黑到底是为什么?”他说:“不要去太认真啦!这是搞政治,你不要以为他是要恢复到文革。”但笔者对薄某人的内心世界丝毫不感兴趣,我们只注目于实际的过程和结果,从这两方面观察,近几年薄在重庆搞的名堂,实质上就是地地道道的第二次文革,只不过他所觊觎的权位还没有到手,不便公开打出这杆大旗罢了。
  所谓红歌,是历史遗留的文化现象,许多是健康的,比如抗日歌曲,鼓舞人们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独裁、抒发建设新中国热情的歌曲,都是珍贵的历史遗产,值得永远肯定。许多老人就是抱着团结奋斗救中国的崇高理想,唱着这些歌曲奔赴斗争第一线的。我也曾唱着这种歌曲,大学毕业后奔赴大西北,献身祖国建设。毛泽东建国前也说过:“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要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记得我小时候,还是建国以前,就学会了一首歌,叫“山哪边哟好地方”,暗示解放区的民主自由,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一颗响往新世界的美好种子。
  但是,随着毛泽东对自己承诺的背叛,建国以后的不少红歌,逐渐渗透了制造人类仇恨,宣传个人崇拜的内容,此现象尤以文革期间为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其实在建国以前,由于人们头脑中的封建遗毒,这种现象就已经出现,比如前举的《东方红》,宣称“救世主”观念,与《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精神完全相悖。
  但随口唱几句红歌,来两段革命样板戏,即使包含有与现代价值观相悖的内容,如果只是一种个人行为,作为享有表达权和言论权的公民,也不算什么大事。它已经成为一种遗产,一种客观存在,就象是读哪本古书,吟哪首古诗一样,可以自由选择。有的老人一辈子就只会唱红歌,你要他唱别的他还不会呢!何况有些红歌红戏的曲调还十分优美,其实它们很多就改编自普通民歌或少数民族歌曲,唱几句,勾起对往事的回忆,不必大惊小怪。
  但是,薄熙来出于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的目的,由政府出面,拿着纳税人的钱,强制性地要求人民大唱红歌丶演红剧丶刷红标语丶发红短信、塑巨像,必然造成与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精神相悖、唤醒暴力革命意识,复辟文革的氛围,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它已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成了薄熙来挟持其掌握的公权力,利用民意,企图抢占话语权制高点,以遂其个人政治目的的政府行为,其过程和结果,只能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有报道说,重庆某精神病院天天组织病人唱红,满院画的是红画,病人在这种红色氛围中,大概是激发起了他们“斗私批修”的热情,竟奇迹般地一个个好转了。这与我在文革中听到的一个故事怎么竟那么相合:说的是上海某医院给病人动手术遇到困难,医生和病人放下手术,围在一起大唱语录歌《下定决心》,结果是,手术奇迹般地获得了成功。
  重庆各大中小学学生,也被要求天天唱红。几年来,重庆由政府组织的累计唱红活动达10.4万次场,参加人数8000万,由政府埋单的场地费、服装道具费、误工费、交通费累计高达2700亿。
  对于重庆的“打黑”,人们也不应从薄熙来冠冕堂皇的话来理解,还是要拿过程和结果这两把尺子来衡量。
  薄的“打黑”,首先针对的是卓有成就的民营企业家,谁成功谁有钱就先打谁。先是抓起来,在缺乏证据或根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要你承认你就是黑社会老大。实在没有黑社会问题,就抓你的行贿;没有行贿,抓你的偷税漏税,最后,抓你的生活作风。本人没有问题,抓家属;家属没有问题,抓公司员工。林子大了,甚么鸟没有,上百号人的企业,这么七抓八抓,总能抓出几个问题,于是无限上纲上线,最后,这位民营企业家还是逃不脱“黑社会头子”的定性,被判刑,被处以高额罚金以至没收全部家产,划归国有垄断集团,经手人趁机从中捞取好处。
  重庆第二大民营企业家,拥有资产四十亿的俊峰集团董事长李俊在打黑之下逃亡泰国,但他的31个没来得及逃走的亲友都被判了刑,家产45亿去向不明。李俊在美国曝料说,王立军亲自签署命令,建立文武联合工作小组,调查他的案子。他被警察抓住,蒙面,上铐,遭受了三个月的残酷折磨,就是要他承认,他是一个从事贿赂、贩枪、拉皮条、高利贷和支持非法宗教组织的黑社会老大。在审讯他的多数时候,他的手脚都被绑在“老虎凳”上。
  所谓“文武联合工作组”,就是公、检、法合署办公,先合议定下罪名,然后三家都朝这个罪名接靠,完全违背了制度体现的三家本应互相制约的初衷。这与文化大革命中的“砸烂公检法”,由着造反派和革委会定罪判案的做法实在没有多大区别。
  重庆首富彭治明是希尔顿酒店老板,还是人大代表,被打成黑社会头子后,几十亿财产充公,自己被判无期徒刑。
  另一位企业家陈明亮的下场更惨,本人被判死刑,其数十亿元的私人财产被没收,下落不明。
  薄熙来、王立军在重庆无法无天,滥用公权力,花了两百亿元在城区装了五十万个监视人民的摄像头,大搞特务政治,监听,跟踪,逼供信,屈打成招,几年来竟破获了600多个“黑社会组织”,制造了数以千计的冤假错案,抓捕近万人,真是骇人听闻。其思路与文革的打斗“走资派”和迫害知识分子无异。其展现的打人狂的淫威,与文革中“造反派的脾气”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薄、王打黑的本质就是利用人们对现状的不满,人为地在人群中制造对立,制造仇恨,即将人群中的一部分人预先定义为“坏人”,煽起人们尤其是低层民众对他们的仇恨,实行残酷打击,包括人格污辱和严酷刑罚,以至没收财产和肉体消灭,而不管他们是否真有罪过,目的是要取得“大快人心”的效果,骗取弱势群体的拥护,壮大自己的声势,积累十八大入常的政治资本。其实,这样的惨剧在我党的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从打AB团、打土豪、消灭地主,再加上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一直到文革时的清理阶级队伍,已达至荒谬和残酷之化境,其法西斯的实质,与希特勒残害犹太人别无二致。所以,薄、王的打黑,并不只是可以推到工作失误之类的错判误判,的确就是地区性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经济上,薄熙来的目的就是改变文革以后中央已经确立了的一系列包括发展民营经济,多种经济共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宏观调控代替僵化了的计划经济等在内的改革开放路线。
  几年的打黑,重庆政府非法没收了千亿民营企业家的资产,形成了所谓“打黑经济”,除了经手人中饱私囊,其它则弥补了唱红的成本。
  薄熙来的打黑矛头甚至还指向了包括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政敌。有一个薄的亲信交代:他曾根据薄的指示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宣办,主要工作是就在网络上散布薄的政治对手的谣言,如传播多年来一直主张进行政改的温总理的家人非法谋利及儿子化名贪污。这些消息,都是特宣办编造并经薄同意后散布的。几位常委到过重庆,薄、王对他们都进行了窃听。
  彻底揭露薄、王路线,就是对法治的发扬,对人治的否决,是对文革的彻底反思和摈弃。
  与薄、王遥遥呼应,还有一群由一些失意官僚和精神空虚的知识分之为主要组成,以乌有之乡网站为核心的人。他们以在野的身份,更加肆无忌惮地公开声明要为四人帮平反、为文化大革命平反,辱骂持改革开放立场的领导人。他们与薄、王一见如故,在2011年4月底曾组织“红色旅行团”80余人到重庆考察,受到重庆市公安局的高规格接待。公安局组织人员在门口列队迎送,电子屏幕显示“热烈欢迎乌有之乡网站各界红色网友莅临我局参观”。在重庆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周京平陪同下,他们参观了重庆市打黑除恶专项成果展,赞美薄熙来“顺天时,应民意”、“认真学习贯彻毛泽东思想”,在他们的一篇网文中还喊出了“由薄熙来创立的重庆模式,我们都应该理直气壮地赞成、支持、爱戴和拥护”。
  他们的头头张宏良在重庆发表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演讲。他们在重庆成立新党,召开所谓“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举薄熙来为主席,把薄吓坏了,只好把他们礼送出境。
  直到今年两会期间,王立军已经自投罗网,薄熙来的面目正在公开暴露之际,这些人仍是猖狂得很。北京大学左派教授孔庆东3月8日还在视频访谈中号召“支持薄熙来就上街啊”!向中央公开挑战。中央书记处13日致电北大,强硬命令处理孔庆东,他的教授职务当天就被解除了。3月15日薄熙来被撤销重庆市委书记后,孔庆东还说,罢免薄熙来这样的一个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相当于“反革命政变”。在孔庆东的语境中,“反革命政变”可是罪不容诛的。
  按照薄熙来的日程,十八大以后他将入常,然后伺机夺取最高权位,把在重庆实现的一套推向全国,那可真是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复辟了。只是因为王立军逃往美国领事馆这一多少带有偶然性的事件,薄熙来被提前曝了光,才中止了这个过程。想一想也可怕,如果不是王立军,薄熙来的打算并不是没有得逞的可能。
  最近我读到文革时的原红卫兵、过来人李乾写的一篇文章,揭露一旦文革复辟派上场,是会杀人的,真是触目惊心。李乾写道:“张宏良前呼后拥地一来到如梦轩,随行人员中就有人不可抑制地炫耀:张教授是通了天的人物,中国面临巨变,张教授将在中央担任重要职务。还介绍说坐在张宏良旁边的一个穿浅红色体恤的某大学的教授,就是未来湖北省委的书记。……散会后这位未来的省委书记把王仁昌拉到一边说:老同志,不要牺牲在黎明前,再忍耐一下,要不了半年,中国就要大变的”。“张宏良等人如此地卖力地四处煽风点火,煽动仇恨,分裂群众,为薄熙来上位摇旗呐喊,原来是为自己能够在未来的权力集团里分得一杯羹。为了非分地夺得权力,他们要杀人一点都不意外。现在网上传言王立军揭露说,薄熙来准备牺牲50万人,我是不怀疑其真实性的。”
  从以上粗粗提到的一些现象,我们已可知道,《决议》已被薄熙来等类践踏到了什么地步,《决议》所彻底否定了文革不是已经再现了吗!
  如果薄熙来真的得逞,历史将倒退几十年,中国将再一次陷入于万劫不复之境地,可能将永远被拒于人类文明之门。
  所以,我才说温总在记者招待会上针对薄熙来的讲话,虽只短短数语,却是整篇讲话的最大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