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12年3月13日——得知拙文《“寻找家园”以外的高尔泰》被共识网转载,并链接了高氏《哪敢论清白——致“寻找家园”的读者,兼答萧默先生》(《南方周末》2010年11月5日),网友也有望我将事实更多披露者,特再撰此文,再次回应高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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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4月23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对参与恶行的人,一般都没有查处。这是考虑到“文革”的历史背景,不过多地去追究个人责任,也是为了给这些犯错误的人一个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机会。如果他们至今仍然坚持错误,人们就有理由责问,人间还有是非吗?但现在却的确存在着这种情形:例如,当年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群殴中打死北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的红卫兵凶手们,居然到现在还无影无踪——他们至今还在隐藏。
读高尔泰《哪敢论清白》,对于知情者如我来说,对高氏却感到了一种特别的不屑。高氏与这些红卫兵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也是那个扭曲的时代的施虐者;也有所不同,一是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被虐者,二是不但不隐藏自己,反而特别高调,充分利用他的被虐者身份,把自己打扮成似乎侠骨义胆的国士,也要留取“清白”了!却又用了“哪敢”二字,大打悲情之牌,令人产生了仿佛踏着了死耗子般的感觉。他写的都是2009年1月开始的第一次“高萧之争”炒过的冷饭,故对于此文,本是完全不想回应的,但许多朋友还是劝我一定要把真相说出来,不然他还会一再地“论”下去。所以,我在2010月11月11日在南方都市报上已发表了《致高尔泰先生》,以为回应。昨天(2012年3月13日)得知拙文《“寻找家园”以外的高尔泰》又被共识网转载,并链接了《哪敢》,觉得还有些话不得不说,遂成此文。希望尽量写清楚,还得尽量简炼,其难可知。
高氏采取的手法其实也没什么特别高明之处,让我们试举几例:
一是他在为美化自己而写的《寻找家园》中尽量回避自己的告密恶行,比如告密画家陈克俭,加重了陈的“罪名”,致使陈在文革中自杀。又如告密我“偷听敌台”(要知道,在文革中,这可是一条可能致人于非命的大罪)……。对这些可耻行径,《寻找家园》均无一字提及。
曾长期在甘肃美术界工作,熟悉陈克俭、高尔泰的水天中在他的博文《拂尽尘沙见敦煌》中针对高的告密行径写道:“一个人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特别是对同事和友人的‘检举揭发’,却不能以‘细节’视之。在告密成为一种文化传统的中国,揭开告密的黑幕,比为了息事宁人而继续遮掩更有必要(我理解水先生之所指是主动的“检举揭发”)。陈克俭的绘画才能在兰州美术界尽人皆知,他不喜张扬,老实而拘谨。正因为如此,他的死造成兰州美术界极大的心灵震动。……这再次使我想到历史档案公布的必要,我相信在有关案卷中会有一些使人震惊的材料。……文革结束后,心存余悸的兰州美术界人士对高尔泰的戒备态度……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经历过上世纪60、70年代政治运动的教师们……向准备调入高尔泰的领导表示,高尔泰来师大,我们就没好日子过。还有人声言‘他来我们就走!’……这种担忧绝非无事生非的起哄,而是为了自身的安危所作的防范。当年听到人们谈论高尔泰的‘汇报’与‘揭发’,我表示不解,师大美术系的一位忠厚长者解释说:‘成了习惯,不好改啊!’”
为了陷害同事贺世哲和施萍婷,高把贺、施在私下对他说过的话举报给了工作组,使二位受难,贺遭到了三开除的厄运,无疑也属告密之举(当然,文革中贺也参与过对高的迫害,勉为其难,高氏或可以“报复”为辩,对此我已在拙著《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中谈过)。在《菩提》中我还揭发了高告密社科院某人士的行为。为了不牵扯太多人名,只是点到为止,没想到高氏竟抓住此点大做文章,说什么“如果真有其人,必无躲藏之理。……如无此人,是不是无中生有?”这是逼得我一定得说出人名了!那么,现在我不得不进一步指出高氏告密有“反党”言论者不是别人,正是设法借调高到哲学所美学研究室工作、某种程度上也正是高的恩人的×××先生。告知我此事的则是哲学所所长齐一(书中写为丁一)。敦煌研究所有些人也知道此事。
被高氏告密的并不止陈、贺、施、萧、李五人,其实,在高氏调到敦煌以前即他从劳教现场调到兰州画画之时,就已经有了告密行为了。要我说出更多人名吗?在敦煌研究所也暗害过更多的人,可以落实的至少包括李永宁,高写过揭发李“反党”的材料。1983年在兰州开敦煌吐鲁番学会,高说“那次应邀与会……遇见不少敦煌老同事,还是有些旧情,握手如仪。”事实却是,在会上,所里没一个人答理他。高与李永宁在兰州饭店对面的街上相遇,高伸手想和李握手,李骂了他一句“去你妈的!”甩他而去。想不到高竟如此无耻,还要在这里张显“旧情”!
高尔泰就是这样一个契诃夫笔下的普里希别耶夫中士式的人物,他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管,“搅得人不得安生”。这位退役中士一看到人们在河滩上站着,或是点灯闲坐,就心里来气,到了哪里都要把“这类不成体统的”事报告给宪兵。可就是这么一个人,现在也要来“论清白”了。
高氏睚眦必报,甚至在《读书》上还责骂了他的最大恩人常书鸿,诬称常老复了官位便忘了旧情(收入《寻找家园》时改了),仅只是因为常老家当时有客人要来,不便留他久谈而已。常老的女儿常沙娜和儿子常嘉煌读了以后极其气愤。
高氏的第二个手法便是在人格上极力丑化被他告了密的人,以图为他的告密行径制造出某种合理性和进一步发泄私愤,给受害人更大的伤害。《寻找家园》描写在工作组主持的大会上第一次公开揭发贺世哲时这样写道:“八月的一天……开全所会……是要我在会上当面与贺世哲对材料……我望望那边沙发上的施萍婷,她不停地变换着坐的姿势,左顾右盼,更明显地透露出,一股子在心底出现的恐惧。”有一个版本还把坐在沙发上的施说成是:两腿放在茶几上,成‘八’字形,活像一个土匪婆。但事实是,施当时与我一样,都是敦煌县四清工作团成员,我在城里搞阶级教育展览,施因其写作能力,从生产队调到公社整理材料。当时的敦煌,正是四清与文革纠结到一起的复杂时期,所里所有被派参加四清者都没有回所,我要到年底才回去,施比我稍早一点,在高所写的“八月”,施根本不在所里,哪会出现书中所写的情状?再说,研究所当时除了住房中有搬不动的土沙发,在招待所有几个真沙发外,在经常召开全所会的美术组办公室或中寺前屋,有沙发吗?
为了丑化我,以便为对我的告密寻找一个差强人意的理由,高氏编造了一个故事,说1967年(请注意这个年份)我以“民兵”的身份押解“黑帮”劳动,在山上“背着手在工地走来走去”,无理对他发飚。为了报复我,他才揭发了我“偷听敌台”。当时所里有两派,据他说,“革总”派的“精神领袖”是他的宿敌贺世哲,为了增加可信度,说我与贺同派,也是“革总”的,他只得向当时“处于弱势的革联”派的头头苏木匠举报。但事实是:1,1967年全国的局势正是大打派仗,“黑帮”们反而稍得放松的时段,研究所哪有民兵押送“黑帮”在山沟里劳动的事?2,那段时间我可也是在“打派仗”,写派性大字报,编《敦联战报》,1967年下半年还跑到兰州,哪能押解“黑帮”劳动?3,1967年全年直到1968年5月两派“大联合”,我与苏从来都同是“革联”的,不存在他只得向我的对立派进行告密的情形,任何一位当时在所现仍健在者(大概还有20多位吧),都可以为此作证;4,1967年的苏,只是一个普通木匠,在派性斗争中既不会说更不会写,地位很低,根本不是头头。而高氏告密时的苏,却已经是权势薰天的革委会苏副主任了。所革委会是迟到1968年秋才成立的。借用网友“得嘞子”的话说:“以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为标志,全国就陷入了大打派仗地(的)时期,完全一个无政府……直到1968年9月,西藏和新疆革委会同时成立为止,派性斗争一共经历了20个月,才‘全国山河一片红’,各省市各单位都成立了革委会。这个事实……网上一查‘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就可以知道。”那么,高氏为何要把事实上发生在1969年秋的告密前推到1967年呢,是因为他知道1969年秋我成天跟羊待在一起,不可能监督他们劳动和发飚。却不料这一前推,又惹出了更多说不圆的事。
凡读过《寻找家园》的人都知道,高氏是很善于抓故事性的,那么,上述那么富于故事性的情节,在书中却何以一字也没有?
为了丑化我在文革中是如何的“左”,高氏又编说:“1967年……萧默是造反派,大字报上自称超龄团员,誓言火线入党。”此处我无须自辩,仍只借用网友古古龙的话应答即可:“我还真问了几位老爷爷,都说1967年那会子党政组织都瘫痪了,人人等着挨揪呢,在打派仗的大字报中谁还会要求‘火线入党’?越要求可能越引人注意,引火烧身。再说,你就是想入也不知道找谁呀,党委书记正挨斗呢。他们都说没听说过当时有这种事。”
关键的是,高氏在《哪敢》中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他在《寻找家园》中刻意回避了的告密行为。对陈克俭的那一次,高氏写道:“我认错检讨,做了交代。”然后话头一转,说别的了,但“检讨”了什么,“交代”了什么,说穿了,不就是告密吗?高在文中写道:“萧默此文(指我对他的第一封公开信)的网络跟帖中,有一则就提到了这个问题:‘……陈克俭老师之死是谁人所致,真相早已大白,不是高的几句话就能决定的。’应是知情人所写,我对此感激不尽。”但此人等于是证明了高也曾说过“几句话”的啊!不能决定也并不指不起作用(何况也只是个人估计),真的“大白”了吗?“感激不尽”个啥?高氏编造说我在工作组宣布处理他的大会上“上台打拍子,教大家唱《红灯记》”之类,无非也是出于丑化我的目的。再说一句,那一年即1966年,我整年都在县里搞四清,不在所里。
对我的告密,高氏也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揭发了他”,只是在时间、地点和萧某人如何可恶等方面加以编造,尽量为自己寻找理由而已。比如他说是在文革前在我的宿舍里听到我收听敌台的,试问,我那时有收音机吗?文革前,除了公家和常老有收音机外,所里谁还买得起!
高氏的第三个手法就是搞乱逻辑。“文革”中在高最艰难的时候也就是《寻找》一书所说他天天晚上被王杰三叫起来卸货,使他的妻子担惊受怕之时,我冒着风险偷偷溜进他的房间看望他。高却以怨报德,说“查封时抄家,他也来了。他否认参与抄家,说那时他全年都不在所里。不在所里,又怎能进我房间?”这是一种什么逻辑?抄家在1966年,我不在所,但不等于整个文革期间我都不在所里呀!
关于1972年高企图与我进行黑串连,高氏是这么写的:刘玉权和王炳到酒泉外调萧,他们刚走,萧就来了。“萧的故事,只字未提他们。……但没有刘、王二位,‘黑串联’个什么?”这又是一种什么逻辑?难道我说的是刘、王与我进行“黑串连”?我在《菩提》中明明写清楚了,是你“高尔泰如何想与我”而不是刘、王要与我进行“黑串联”的啊!一个被外调者,怎么能知道谁正在外调他?外调者,有什么必要与被外调者进行‘黑串连’?我到酒泉测绘小石塔,是所里派给的任务,我还是从高的这篇文章中才得知是谁在外调我呢。
高氏在《哪敢》中悲叹道:“用泥污的肢体,带着创伤的灵魂,爬出那黑暗的隧道,我早就不像人样。敢不谦卑?敢论清白?”令不知情者或高的崇拜者读了,会引出多么深沉的悲情啊!然而,清白哪里是“论”得出来的?于谦《石灰吟》云:“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此“清白”难道是“论”出来的吗?水不言自清,玉不言自白;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清者不用“论”,浊者只能是越“论”越浊。谎言可以得逞于一时,却不可能掩藏于永久。这么浅显的道理,怎么聪明如高尔泰者,就那么不明白呢!
在本文的最后,本人不想再说什么了,就引用几则网友的评论作结吧(见天涯博客:萧默致高尔泰先生第二封公开信:青衣浪子:“远看金光闪闪,揭开臭气熏天!”馨雨茶楼:“习惯了讲假话,讲真话也就更难。”雁翔唐朝:“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忏悔是净化心灵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
深蓝无所说得更全面。他说:“高的世界仅有一个爱人,那就是自己……这里面,有两个身影,一个身影负责建造世界和规划成功(的)方式、程序;另一个身影负责享受这种完美形象的成功。一旦其形象被蒙尘或遭玷污,您紧绷的敏感的警觉神经立即反击,并开始规划新的策略,利用您已打好的社会基础,来为自己不可启齿的真实往事遮羞。其间还不忘以您惯用的‘以攻击他人,先发制人的手段’来保全自身。呵呵,您自己也没有风度地承认自己‘精神’有问题,甚而可笑的狡辩对于精神有问题的人不能强行让其负责人(任)。好吧,既然您自己都承认了,那您不如去编小说好了,不必拿着悲痛的真实历史来成全自己。更不必再三将萧先生列为敌对者。我想,您的《寻找家园》落笔之前,可能也欲图以为莫高窟在(再)无人能有(与)您(相比)更有实力去记录这段历史和往事吧!您因此书成就了预想的成功。但没有料到,半路杀出了个在国内也极具影响力的萧默先生吧。您高傲的心性和惯于忘记事实(或者说潜意识里强迫性的忘记羞于启齿的事实)的风格,真正被事实打痛,但并未打醒。”
司马光说:“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高尔泰先生是有才的。荀子说:“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
在拙文的跟帖中,网友陈坠指出:“作者也许一开始就想好了,在历史和活着的人之间,必然要有一个对不起。无疑,萧默希望自己能对得起历史。”
最后我只能说:“高先生,对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