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高尔泰先生 南方都市报2010年11月11日 “大家版”RB14
  尔泰高老先生:
   大约去年2月,您在网上发表了题为《昨日少年今白头》致我的公开信,随即,我也在网上发表了致您的公开信。事隔一年零九个月,2010年11月5日,您在《南方周末》上又发表了《哪敢论清白》,
  (http://nf.nfdaily.cn/nfzm/content/2010-11/05/content_17328882.htm)
  仍然是为己辩解的。拜读之下,因为没有多少新内容,“一个劲地炒冷饭”(网友跟帖语),原是不想再作回应了。但想想,还是遵从中国人有来有往的待客之道,略作响应,望我公见谅。
   首先想谈谈为什么我在我的回忆性散文集《一叶一菩提》中写到了您。
   听说,德国统一后,东德档案解密,许多家庭却解体了,甚至,许多人自杀了。因为他们无法容忍自己最亲密的人:妻子、丈夫、儿女、朋友,竟是自己身边的卧底。人们吃惊地发现,告密的事件非常多,真相要不要公布,便成了很大问题,最后做出了一个决定:为了不引起新的伤害,不公开这些档案。但为什么我却写了您呢?或许网友“黑老猫”可以代我作答。他说:“萧先生对高先生的回忆,是把他的行为看做是特定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萧先生要写出‘文革’时代的怪异,‘文革’对中国人心灵的戕害,对平民百姓人性的扭曲,从而在更深的层面上控诉和揭露‘文革’。”何况,我也是尽量采用最和缓的方式来叙述的。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特在反思德国历史的《剥洋葱》中说,“回忆可以作弊,可以美化,可以伪装”。您在您的著名回忆录《寻找家园》中一句也没有提到的事,却被我写出来了,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读者的关注:是谁在选择性遗忘、美化和伪装?我在我的书中写道:“(我)虽然在斗争会上也违心地喊过口号,写过一些官样文章,在派性斗争中也曾让朋友们气得个要死,还在斗争高尔泰的会上声嘶力竭地批过他(书中多处谈到了自己在那场灾难中的不良表现),却没有向丑恶真正低过一次头,写过一纸举报材料,没有对人伸出过一个小指头,基本保全了做人的尊严,是不幸中之大幸。”读者也有权对此提出同样的质疑。
   “文革”将“斗争哲学”发挥到极致,充分调动了人性之恶,确实有人为了减罪或自保,干过揭发检举他人的事。例如冯亦代,早在“文革”前就被指派长期充当章伯钧家的“卧底”,黄苗子也被指称当年出卖过好友聂绀弩。晚年冯先生写下《悔余日录》,自我揭露,我想,他应该得到宽恕,甚至获得敬重。更有像胡风、张中行那样在那时宁愿自己担当罪名也不愿揭发别人的人。巴金和韦君宜并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人的事,仍在回忆录中对自己进行了严格的反省与忏悔,都令人起敬。所以,我非常同意庞旸女士评论本书时说的,这种“后文革道德追问”,最好还是由当事者自己的良心来发动。我想,不写回忆录的,一般来说,也便罢了,但对于写过回忆录的公众人物来说,就尤其应该如此要求。
   我已等待了您多年,终于等来了《寻找家园》,却遗憾地发现,您并没有启动自己的良心,对自己的这一类行为有所反思,实际上“起到了掩饰社会的作用”。可以肯定,这些都已成了您心底的一块不能揭的疮疤,一块永不能割除的“心结石”了。我当然理解,您的名气已经很大,更需要站在道德之山的峰巅,对您的道德哪怕一点点质疑,都会比对普通人的影响更大。但您自己放弃了多次机会,在我看来,终于不能站在峰巅,我很为您惋惜。
   佛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所谓个人的回忆,其实都脱离不开时代,脱离开时代的“纯”个人记忆,是没有意义的。我的意见您当然可以不同意,但是,一个时代的灾难,绝不是一两个人就能造成的,除了制度性因素以外,更根源于我们民族深层的一种不良的国民性。这种国民性,渗透在各个方面,涉及到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所以,我之写到了您,并不是针对您个人,而是注目于人性和社会。您的“过五关,斩六将”,我在全书中多次写到过,并给予了充分肯定;您的“走麦城”,您自己不写,为了时代的真实,只能由我代劳了。也许会有局部的并非有意的误记,但总的事实是绝不会有错的,相信您心底里一定也会记得。可您却未能从这个高度来对待这件事,以为只要采取鸵鸟战术甚至编造谎言,就可以把自己继续深藏下去,作为您曾经的朋友,我再次为您惋惜。
   我发现您并没有读过《一叶一菩提》全书,甚至,至少您应该浏览的您所谈的时段也没有读过。如果读过,您必不会再坚持我与贺、施属于同派,贺、施一倒我便投向另一派,“依然红色战士”,以达到抹黑萧某的目的。您也会知道1966年、1967年我都干了些什么和所里的大形势(萧补充:1967直到1968年5月两派“大联合”,成立“大联委”,我可是都在“打派仗,运用“春秋笔法”,写派性大字报,编《敦联战报》,忙于“妖言惑众”。1967年秋天,我们还跑到兰州,哪能有押解被揪斗对象到山沟里劳动的事?那时的“牛鬼”也只有四位,包括上不了山的常老,另外的三位也都没上过山,只在所里劳动。大批揪斗“牛鬼”是在“大联委”成立以后),本萧有没有可能在1967年“背着手在工地上走来走去”,凶神恶煞般地当“监工”?您也不可能编造说您的告密材料是交给当时“处于弱势”的“革联”的苏永年,因为第一,苏始终与我同派;第二,1967年的苏,只是一个普通木匠,在派性斗争中既不会写也不会说,派中地位很低,不当权(在那段特殊时期,所里没有当权的),您不可能把这么重要的告密材料交给他。您告密时的苏永年,却已经是权势薰天的革委会副主任了,而所革委会是迟到1968年秋才成立的,可那时,哪里还有什么“革联”?您当时与社会隔绝,好多所里的事你都不知道,您的放言编造,也太大胆了。如果您看了书中的叙述,您就不致于有那么大的自信,以为大多数读者会如此地失去判断力,再相信您的编造了,虽然您多次打出了悲情牌。
   关键的是,您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您在您的回忆录中刻意回避的告密行为。对陈克俭的那一次,您写道:“我认错检讨,做了交代。”然后话头一转,说别的了,显然是有意淡化。但您“检讨”了什么,“交代”了什么,说白了,不就是以牺牲他人为手段达到为己脱罪的目的吗?写到对我的告密,也没有否认,只是在时间、地点和萧某人如何可恶等方面加以编造,尽量为自己寻找理由而已。
   我可以告诉您,即使我在北京,在我书出版以后,至少从三位兰州美术界人士那里,还听到过您的一些不一定更恶劣至少同样恶劣的事。以至于“文革”后你想调到兰州某艺术系,不少老师都反对,说你要来了,大家都不得好活了,没有调成。但本着我的写作原则,这些事,我都没有补充到再版中去。
   其实,我在书中写了几十个人,包括自己,并不只写了您。要写出时代,为年轻人留下一份记录,就不能不写出真实;要写出真实,就不能不写到事件;要写明事件,必得牵涉到一些人物,难免就要“得罪”人。至于别人或读者会怎么评价,我并不太在意。明人刘基说过:“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胡适也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要那么收获,先那么栽。”我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当前的中国,处于转型期最关键的时刻,需要关注的事太多,奉劝我昔日的朋友,早一点从过去的阴影里走出来,更多地关心一些更值得关心的事。
   匆匆敬复如上,幸高老先生察之!
   萧默 2010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