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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冬秀:假如这都不算爱
作者:去岁 提交日期:2012-2-14 16:11:00 正常 | 分类: | 访问量:98873

  

曾写过一篇文章,说,《简•爱》里罗切斯特的妻子,真的是个疯子吗?

书中是白纸黑字地点明了她是个疯子没错,但不要忘了,这部小说,有部分自传体的性质,据说作者夏绿蒂之前确实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她是怀着绝望的爱,完成这部小说的,从她的角度看,那个挡在她的爱情之路上的女人,是一个疯子毫不奇怪。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假如你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所有的正室,要是做不了“虚伪的圣母”,就一定是个不可理喻的疯子。而天下的文学爱好者们,又普遍喜欢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是啊,妻子是属于婚姻的,属于伦理范畴的,是世俗的,是让人无话好说;情人才是属于爱情的,属于灵与欲范畴的,是浪漫的,是让人可以借以抒情或意淫的。所以,在文人的笔下,有多少哀怨的情人,就有多少蛮泼的正室,江冬秀,正是其中的一位。

几乎所有关于胡适的传记都说,胡适对江冬秀,没有爱情可言,他们的婚姻得以寿归正寝,一是胡适心善,二是江冬秀够猛。说胡适和曹诚英恋上之后,曾经向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挥舞着菜刀声称,要是胡适敢离婚,她就杀了两个儿子,然后自杀。秀才遇到兵,胡适只有黯然作罢,让曹诚英守着一份无望的爱,孤苦一生。

我在关于曹诚英的文章里,对此说提出质疑,但主要是阐明胡适无意与曹诚英结婚,那么胡适维护他的婚姻,只是为了顾及他的名声吗?他对江冬秀,到底有没有爱情呢?就是胡适本人,怕是都不容易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倒不妨循着他们的婚姻历程来个梳理,也许答案不在心底舌尖,而在无数绵密的细节里。

胡适的母亲名叫冯顺弟,“取下胎生个弟弟的吉兆”,也就是说,从她生下来的那一刻,她的性别就注定,她是作为下一个孩子的铺垫来到这世上的,她存在的意义仅仅是,让弟弟的到来更加顺利而已。

这也是太多中国女孩的命运,随着她们的成长,这种定位会变成她们自己的意识,她们会自觉自愿地完成这种生存使命,在冯顺弟十七岁这一年,她得到了最大化地完成这使命的机会。

十七岁,她被专门回乡寻找填房的“大官”“三先生”看中,“三先生”四十七岁,已有六个孩子,大女儿比冯顺弟大七岁,这情节若是放到影视剧中,不说是仗势欺人,起码算是极端的老牛吃嫩草,冯顺弟的父母也觉得太委屈自己的女儿,开始并没有答应。

但冯顺弟的想法有所不同,她觉得,这是她帮父母的机会到了。“做填房可以多接聘金。前妻儿女多,又是做官人家,聘金财礼应该更好看点。她将来总还可以帮她父母的忙。她父亲梦想一生的新屋总可以成功……”她“情愿卖身来帮助爹妈”。想清楚这些后,才又觉得“三先生是个好人。人人都敬重他。”

就这样,十七岁的冯顺弟,以一种自我牺牲的奋勇嫁了过去,还好,这位“三先生”虽然方正,却并非无趣,对这个年轻的妻子,他很珍惜。婚后便将她带出徽州,随他宦游的脚步游历四方,还在红纸片上写字,教她识读。

这样一个丈夫,严肃但不失温情,渊博而又可亲,与冯顺弟在乡间所见的一切人都不同,在那个十七岁的少女心中,爱和敬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胡适在上海出生,不久跟着父母来到台湾,不满三岁时,父亲把当年给母亲写的方块红笺拿来教胡适认,“父亲作教师,母亲做助教”,时光与距离,像是一层毛玻璃,外人虽看不分明,却能感觉到。在台湾岛上,那种暖橙色的温馨。

然而这光景被战事打断,甲午战争开始后,胡适和母亲被送回徽州老家,几个月之后,胡适的父亲病逝于厦门,当时,胡适三岁八个月,他母亲,也才二十三岁。

《红楼梦》里,贾母说李纨“寡妇失业的”,很形象。在过去的时代里,丈夫就是女人的事业,丈夫去世,便是失业,还不能“从头再来”,其潦倒艰辛可想而知。冯顺弟是个要强的人,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每天天刚亮时,便将小儿唤醒,告知他,他昨天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花,又说起他父亲的种种好处,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说到伤心处,每每泪下。然后才把胡适的衣服穿好,让他去上早学。

在学堂里,胡适所学的,是他父亲自己所做的四言韵文《学为人诗》,这是一篇关于如何做人的文章。里面既有“守身为大,辱亲是戚,战战兢兢,渊冰日惕”这种笼统的大道理,也说到“夫妇定位,室家之成,诗嘉静好,易卜利贞。闺门有礼,寡妻以刑,是谓教化,自家而行”之类的生活伦理。可以说,胡适的父亲虽已不在,但他的精神之光,却将胡适完全地笼罩。

胡适爱读书,也善于读书,打小乡间老辈都说他“像个先生样子”还给他起个外号叫“糜先生”,他偶尔跟小伙伴们玩一次“丢铜钱”,老辈看了都要惊讶,胡适也不由大为羞愧,觉得丢了“先生”的身份。

在乡村社会,每个人都活在被围观与被定位中,老辈们对于胡适的定位,使得他从一开始就被迫与童年告别,好处则是,让他在少年时候,就有了迥异于乡下孩子的书生气质,也许正是这种气质,让他被未来的丈母娘一眼看中。

前面不是说到,冯顺弟是为了帮助父母建新房,才嫁给大自己三十岁的男人的吗?不知怎的,胡适外公的新房,到他十二三岁时才建成,那年又赶上附近有庙会,附近的亲戚们都来了,冯顺弟带着胡适从上庄赶来,冯家的一位表亲江吕氏则从江村赶来,就是这次庙会上,江吕氏替自己的女儿看中了十二三岁的胡适。

当时的情形已不得而知,十四年后,新婚的胡适,写了一首诗怀念丈母娘,说道:“回首十四年前,初春雨冷,中村箫鼓,有个人来看女婿,匆匆别后,便将爱女相许。”

从诗中看,吕菊花又似乎是特意来看胡适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她在人群中听到关于胡适的传说,留了心,特地要来看一看——《傲慢与偏见》里说,每个有钱的单身汉,都会被有女儿的人家视为某个女儿应得的一笔财产,小胡适家虽没啥钱,但如此主流,又才貌双全,正是要赶紧下注的乘龙快婿。

起初,冯顺弟并不同意这桩婚事,江冬秀属虎,胡适属兔,女方大男方一岁不说,从属相看,只怕胡适要被江冬秀欺负;其次,江氏家族是名门望族,此刻比没落中的胡家要显赫,有俗语曰“低头接媳妇,仰头嫁女儿”,一桩婚姻中,男方家境一定要比女方优越,胡家若与江家结亲,不合世俗常情。

但吕菊花对胡适印象实在太好了,几乎是软缠硬磨,一定要做成这门婚事,请了两位有身份的媒人去说合,冯顺弟也只得慎重对待,拿了俩人的八字去占卜,得到的结论竟然是上上大吉,冯顺弟推无可推,且女方家境好,也不能说一定是坏事,便顺水推舟,在1904年1月,代胡适订下这门亲事。

一代才子的婚姻,就这样被决定。没有资料告知当时胡适的感觉,但可以想象,纵然领江吕氏些许知遇之情,也不会满心欢喜。两年后,他已经来到上海读书,在《竞业旬刊》上发表了一组《敬告中国的女子》,说,女人要是不想做废物,一是要放足,二是要读书。而江冬秀当时既是小脚,大字也不认识几个,自然不是胡适心中理想的对象。

又过了两年,十八岁的胡适有勇气正式阐述他的婚姻观,在《论婚姻》一文中,他痛斥中国的婚姻太随便了,所谓父母做主,父母哪曾做过负责任的主,看孩子到了适婚的年龄,便急吼吼地想给TA寻个配偶,托付给“下流”的媒婆已是不负责任之极,又相信瞎了眼睛的算命先生的胡说八道,让儿女的终身大事,决于瞎子的片言之下。

他对所谓“八字”深度质疑,更借《礼记》之口,说那些算命占卜者,都应该受杀头之罪,愤怒之情溢于笔端,而这愤怒的真实指向,是对他已被订下的婚姻。

作此文之前,母亲一直在催逼他回去结婚,大约因为有算命先生说那段日子最适合结婚。然而第一胡适还没有毕业,第二家境也不允许,结婚很不现实。胡适在给母亲的信里说:“合婚择日,儿所最痛恶深绝者,前此在家,曾屡屡为家人申说此义。为人父母者,固不能不依此办法。但儿既极恨此事,大人又何必因此极可杀、极可烹、鸡狗不如之蠢虫瞎子之一言,而以既不愿意、极办不到之事,强迫大人所生所爱之儿耶?”

这封信写在《论婚姻》见报的半个多月之前,没准儿就是写完了那封咬牙切齿的信还不痛快,又写了一篇文章泄愤。

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胡适反对的是他自己被包办的这桩婚姻,而不是包办婚姻制度本身。在《论婚姻》的下半段,他提出,比较好的办法,应该一是由父母主婚,二是子女有权干预,也就是咱们说的“民主集中制”。如果他的母亲能够在参考他意见的前提下,择定一个他比较中意的女子,他觉得包办婚姻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做子女的有时候也会糊涂,像孟德斯鸠说的:“少年心思必不周到,一时之间,为情欲所蔽,往往把眼前的东西,当做极好,再也不会瞻前顾后,他们的选择怎么靠得住呢?”

啧啧,十六七岁的少年,已经越过爱情的迷障,直奔婚姻的社会功能,不管他一生有多少场情事,都注定不可能成为一个情种。在那封信里,他还对母亲赌咒发誓说,他一定不会抛弃江冬秀,即使将来有可能出国,也绝不会背着母亲私出外洋不来归娶。这是大实话,江冬秀虽然不是他满意的人选,但站在伦理的立场上,不娶她,便是忤逆,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娶吧。

他从来不是个任性的人,但也会有种“被牺牲感”吧,会觉得委屈,会觉得这个世界不太对得起自己,也许,在决定做个好人之后,还会想做点“坏事”,作为对自己的补偿。1909年到1910年之间,还在上海的胡适,摇身一变,从一个上进青年,摇身一变,成一个颓废青年,日记里皆是打牌、应酬、喝花酒,闹到最后交不上饭钱,当时他们虽然留辫子,但前面头皮上的发茬是要经常剃的,胡适懒到一年只剃一次,其心灰意冷可想而知。

有人说是因为当时中国公学里的一些是非,使得他对生活很失望,他自己说,是因为他交结了一些“坏朋友”,但是,他那已被确定的婚事,未尝不是让他如此颓废的原因。

1910年早春的某个夜晚,胡适跟朋友饮酒归来,叫了辆黄包车,醒来却发现自己躺在警察局的水泥地上。原来昨夜他喝醉了酒,被黄包车夫扒掉马褂扔在路边,巡警过来询问,竟被他用皮鞋朝其面颊扔去,最后就被巡警带到这里来了。

过堂时胡适听到自己干的“好事”,几乎忍不住失笑,回来后,面对镜子,内里却有痛楚生出,成为这样一个人,不是他的初衷,他怎么变成这样一个人了,他觉得对不起他的慈母。

当晚他就辞去华童公学的职务,他觉得自己不配再为人师表,他也不想再做那份工作。

胡适日记和《四十自述》里都有这一段,每次看到,便不由自主地想起《红玫瑰与白玫瑰》来,佟振保不就是动辄想到他的慈母,在放弃红玫瑰娶了白玫瑰后,他也有一段颓废的生涯,闹到不像话,却也在一夜之间改过自新,凤凰男的堕落,不完全是欲望,所以只要信念一强大,马上就能自新。

胡适洗心革面后,养息了一段日子,之后日记里多是读书、练习代数、学英文的记载,这年七月,他到北京参加了留美庚子赔款官费生的考试,以第55名的成绩入选,8月,他远渡重洋,来到位于美国绮色佳的康奈尔大学。

像恋爱这种事,是有示范性的,《围城》里方鸿渐早早被老爹订下婚事,本来也没见得怎么着,到北京去上大学,看到同学们谈情说爱的,好不眼红,就起了退婚的心,被老爹狠狠地骂了一顿才罢休。现在,胡适来到美国,美国又比北京开风气之先,20岁的胡适,来到这里,看美式的恋爱婚姻自由,是否也会顿起艳羡之心呢?

答案是否定的。胡适一旦决定做个好人,就不会想那些不靠谱的东西给自己添堵。1911年9月,他参加的演说会第一次举行辩论,题为《中国今日当行自由结婚否?》他是反对派,这一不得人心的说法必败无疑,他却说,是因为他这一方的辩友不得力,遂败。

那么他为什么认为中国不当行自由婚姻呢?胡适全集第二十七卷,第252页,262页

"吾国顾全女子廉耻名节,不令以婚姻之事自累,皆由父母主之……女子无须以婚姻之故自献其身于社会交际之中,仆仆焉自求其偶,所以重女子之人格也。西方则不然,女子长成即以求偶为事……其能取悦于男子,或能以术驱男子入其毂中者乃先得偶。其木强朴讷,或不甘自辱以媚人者,乃终其身不字为老女。是故,堕女子之人格者,驱之使自献其身以取男子之欢心者,西方婚姻自由之罪也。"

这段话说得挺滑稽的,他觉得若是自由恋爱结婚,女人就不得不讨好男子,就得自辱以媚人,就不能形成高贵的人格,要是不这么做,就有可能成为嫁不掉的老姑娘。中国式的包办婚姻,就没这么多弯弯绕,父母都给安排好了一个在那儿,姑娘们不用费那个劲了。

可是,自由恋爱结婚虽然麻烦,却是人家自己选的,父母包办的虽然婚前省事了,要是红盖头一拉,彼此看不顺眼怎么办呢?这个难题,在胡适这里也是不存在的,他觉得“中国婚姻之爱情是名分所造的(duty made)。订婚之后,女子对未婚夫自有特殊柔情。故偶闻人提及其人之名,伊必面赤害羞;闻人道其行事,伊必倾耳窃听,闻其有不幸事,则伊必为之悲伤;闻其得意,则必为之称喜。男子对未婚妻亦然。及结婚时,夫妻皆知其相爱之义务,故往往能互相体恤,互相体贴,以求相爱。向之基于想象根于名分者,今为实际之需要,亦往往能长成为真实之爱情。”

西方人说,上帝把一个苹果切开扔向世间,两块分离的苹果就此开始在人海茫茫中寻找那个唯一的另一半,这种说法,对于胡适来说是完全不存在的。爱情没有唯一性,只要父母给你确定了这个人选,不管TA高矮胖瘦美丑妍媸,哪怕是辆自行车,都可以生出“特殊的柔情”,在胡适看来,在名分的框架下,对于爱情的想象,能生出真实的爱情,原想就这说法跟一百年前的胡适现实掰扯两句,但是,一个事实让我作罢,那就是,写下这段话的胡适,确实,感觉到了他所言的“特殊的柔情”。

胡适在1911年4月22日给江冬秀写了第一封信。他听说江冬秀经常去他家,帮他母亲做家务,在信中,他说曾在母亲那里看到过江冬秀的字,字迹娟好可喜,然后方说“惟以不甚能达意”,再巧妙地说:“姊现有工夫读书否?甚愿有工夫时能温习旧日所读之书。如来吾家时,可取聪侄所读之书温习一二;如有不能明白之处,即令侄辈为一讲解。虽不能有大益,然终胜于不读书,坐令荒疏也。姊以为如何?”

胡适真懂得教育之道,先肯定,再巧妙地提要求,最后又以征询式的口气收尾,让对方觉得完全是在为自己着想,也由不得顺着他的思路思考一下。

他还对江冬秀说,他现在一切都好,只是很想念家乡,想要早点回去,这个结尾很普通,但对读信的人来说,却别有一番滋味,可见胡适在着力培养他的爱情。

不管她是怎样的女子,反正,只有她是他的,不管她是否可爱,他都只能将对于爱情的想象寄托在她身上。那么,与其僵硬地对峙,做无谓的挣扎,不如在可能的范围内,将她改变一点点,改变得符合他的想象。胡适从来都是改良派而非改革派,无论对待婚姻,还是后来对待社会。打破一个旧世界再建造一个新世界?那代价太大,太不环保,他更愿意在原有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改善。

江冬秀没有回信,可以想象,拿着胡适的信,她既欢喜,也不知所措,她是没有能力给胡适回一封信的,早年上过两年私塾,认识的那些字,早还给私塾先生了,剩下的几个,也无法搭建成一封给准夫婿的情书。

第二年6月,胡适又写信给他的母亲,说“儿前屡次作书,欲令冬秀勉作以短书寄儿,实非出于好奇之思,不过欲藉此销我客怀,又可令冬秀知读书识字之要耳,并无他意。冬秀能作,则数行亦可,数字亦可!虽不能佳,亦复何妨?”

是啊,恋人的信哪里需要写得多好啊,不管TA说什么,在爱人眼中,总是字字珠玑,皆能传情达意。

半年后,江冬秀的信终于姗姗而来,这封信不用引用,因其皆是文言,一看就是出自某个乡村文人的手笔,她鼓励胡适好好学习,“有志事必竟成,可为预贺”。

胡适“喜慰无限”,又赞她“词旨通畅,可见姊近来读书进益不少,远人读之快慰何可言喻。”

他何尝不怀疑这封信非出自江冬秀之手,还特意写信问母亲这封信是江冬秀写的呢,还是江冬秀打的草稿让别人写的呢,但这一问原是多余,只要打着她的名义便好,便足够让胡适对之兴发感叹,调理出无限的绮思。

之后,胡适继续给江冬秀写信,基本上算是有去无回,目前胡适资料里收入的仅有1915年,一封挂名江冬秀的字,开头便是:“12月13日赐函捧读欣然,秀小影已达左右,而郎君玉照亦久在秀之妆台,吾两人虽万里阻隔,然有书函以抒情悃,有影片以当晤时,心心相印,乐也何如……”酸腐之气扑鼻而来,不可能出自羞涩的村姑江冬秀之手,但这也罢了“病中得她书,不满八行字,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可就是这样的信,都很稀罕得像沙漠里的水。

在1916年9月27日,胡适写给他母亲的信里,不无牢骚地说“一年以来,久不得冬秀之书,岂因其不会写信,就不肯写乎?其实自己家人写信,有话说话,整部比好,即用白字,亦有何妨?亦不必请人起稿,亦不必请人改削也。……写信最忌作许多套语,说许多假话。……冬秀前年来信,亦犯此病。若用假话写家信,又何必写乎?”

他提到他的老同学朱经农,收到夫人来信,“虽有白字,颇极缠绵之致”,胡适特地做了首白话词调侃他们:“先生几日魂颠倒,他日书来了!虽然纸短却情长,呆上两三白字又何妨?可怜一对痴儿女,不惯分离苦;别来还没几多时,早已书来细问几时归。”

胡适多么希望,能够收到江冬秀一封哪怕白字连篇的“细问几时归”的信啊!

他只管在这厢牢骚满腹,却不知江冬秀在那边好生为难。江冬秀未必是做不得一封允许有白字的家书,但我们从她的角度去看,她愿意、敢于写这么一封信给胡适吗?

胡适离乡已有十来年,江冬秀从豆蔻年华的少女,变成了一个二十五六岁的“老姑娘”(在徽州乡村,这个年纪早已儿女绕膝了)。为了让江冬秀心安,胡母把她接到家中,算是“过门”,貌似给了她一个名分,但在胡家的屋檐下讨生活,岂是那么容易的?

胡母冯顺弟是个好人不错,假如你不是她儿媳,你对她肃然起敬,充满好感,可是假如你是她儿媳妇,有时就不免颇感压力。比如说,江冬秀在家中原是不做家务的,到了胡家之后,清晨即起,洒扫庭院,心中不无委屈,甚至还曾对人哭诉。江家知道了,特地买了个丫鬟送过来,可胡母还是让江冬秀做,她的目的,不在于做家务,而在于调教江冬秀。好在江冬秀最后算是过了关,胡母写信给胡适,说江冬秀“一切家事尚肯留心,足分吾之仔肩,余心甚以为喜”。

胡母这关好过,胡适那些嫂子们却个个不是省油的灯,在其他篇章里,可以看出各位嫂子的风姿,数年后胡母去世,江冬秀暂居乡间,写信给胡适说,她在那个家里住不下去,母亲在时都那个样子,现在倒比那时的日子更难过。

况且坊间更有各种传说,说胡适已在美国另娶,甚至还有了孩子,胡适倒是信誓旦旦说他必然回来迎娶她,但江冬秀心中的不安,何尝一日消解。

她战战兢兢地面对她的命运,孤注一掷地迎向各种挑战,小心翼翼地掩饰自己的弱点,凡是都只能选择最安全的路数——让她动用自己的弱项,给他写一封“颇极缠绵之致”的情书,怎么可能?胡适接二连三的要求,徒然让她为难而已。

在漫长的忐忑中,胡适终于于1917年夏天回国,江冬秀纵然此前尚在上庄,此时肯定也避嫌回到娘家。胡母要胡适立即结婚,胡适觉得刚刚回国,诸多纷繁,年底更为合适一点,不过这次他很想跟江冬秀见上一面。

他去了江村,江冬秀的兄弟们接见了他,吃过饭后,在众人的簇拥下,他来到江冬秀的房间,她却躲进帐子里,不让他一睹芳容。江冬秀的心情我颇能理解,都说近乡情怯,近人又何尝不情怯,等了那么久,盼了那么久的人,终于回来了,在众人的围观下,与他猝然相见。他会不会失望,自己会不会失态?那些隐秘微妙的感觉,若是在众目睽睽下放大,让人情何以堪,换我,也只能局促而惊恐地,躲藏起来。

如此想来,江冬秀这一躲,真是旖旎,此生无声胜有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但站在床前的胡适却大大地难堪了。江家有姑婆伸手要把帐子拉开,胡适阻止了她,他毕竟是个聪明人,知道这一拉开,难堪将转化到江冬秀身上,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安睡,第二天早晨,坦然告辞。回去之后,还写了封信给江冬秀说,我们都是二十七八岁的人了,又曾经通过信,互寄过照片,昨晚想跟你见一面,没想到你执意不肯见,但我知道家乡风俗如此,决不怪你。

说是不怪,责备之意已在字里行间。他日后又曾与高梦旦说起这件事,说:“那天晚上,我若一任性,必然闹翻。我至今回想,那时确是危机一发之时。”

拜托,有这么严重吗?难堪是有一点的,胡母听了不高兴也是为此,但江冬秀的反应也是人之常情,如何谈得上“危机一发”?

说到底,是胡适初初回乡的“水土不服”,他这些年,所见皆是落落大方的小姐女士,江冬秀的羞缩,透出十足的土来,换成徐志摩,没准会大骂一声“土包子”抬脚走开,胡适修养好,可当此际,对于这桩婚姻的万千种不满俱上心头,在那一瞬间,不由得浊血上头。

好在,他的“gentleman”风度令他重新控制住自己,当他的理性与感性交战,理性总能占据上风,回去后他甚至写了两首词:
(一)
他把门儿深掩,不肯出来相见。难道不关情?怕是因情生怨。休怨!休怨!他日凭君发遣。
(二)
几次曾看小象,几次传书来往,见见又何妨!休做女孩儿相。凝想,凝想,想是这般模样!

一年后,婚后的他在八月间与江冬秀在北京寓中夜话,又说起这段往事,再作词一首:

天上云吹风破,月照你我两个。问你去年时,为甚闭门深躲?“谁躲?谁躲?那是去年的我”

看这些字句,总想起《浮生六记》里“闺房记趣”一章,沈复与芸娘未成婚时,到芸娘家做客,他们青梅竹马的,倒没什么避讳,晚上沈复想喝粥,芸娘偷偷地帮他弄了来,却被芸娘的哥哥抓了个正着。沈复负气离开,当时这大不快,后来却是闺房之中说上千万遍的趣事,胡适与江冬秀这次见面,与其异曲同工。

胡适体会江冬秀是“因情生怨”又哄她:“休怨!休怨!他日凭君发遣”,很那啥啊,正像沈三白的笔调,江冬秀“谁躲!谁躲!那是去年的我”,强要抵赖,娇俏可人,端丽的脸,也可以笑得潋滟,其生动明媚与《浮生六记》里新婚的芸娘更有一拼。不知道为什么文人们对此都视而不见,只抓住胡适的片语只言,说胡适与江冬秀,完全是奉母命成婚,俩人之间并无爱情。

不错,胡适是跟他的亲戚胡近仁说过这么一段话,说:“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母欢心。吾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

他的这段话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他这个婚,是给他妈结的;二,他和江冬秀感情好,也是装给他妈看的。这句话被引用的频率,跟鲁迅那句:“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差不多。

若我不了解胡适说这番话的前因后果,也许会对这个悲催的男人起大同情,无奈我立志做八卦界的柯南,将他那一阵子所有的文字都看了一遍之后,只能对他说一句:亲,咱说这话,也太不实在了吧。

“探访风波”之后,胡适回到了北京,当年十二月,再次返回故里,与江冬秀成婚。有人说他在这次婚礼上爱上了伴娘曹诚英,笔者已在关于曹诚英的文章里驳之,事实上,就算江冬秀是他母亲送他的一个礼物,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礼物。

婚前胡适写信给韦莲司说:“我不能说我是欣喜地企盼着我们的婚礼。我是带着怦怦然的好奇心,去迎接这个大实验的日子——人生的实验。”是啊,你老人家一直鼓吹包办婚姻好,现在你来试试到底好不好吧?结果,很好。胡适写信对韦莲司说,他们相当快乐,并准备在1924年,胡适可以休假的那一年,一道去美国游玩。这是1917年,开始憧憬起六七年后的事,是因为,眼下的时光已经快乐得让他们不知所以,赶紧连未来的时光一块儿算计上。比许以来生稍稍现实些,是“愿意生生世世为夫妻”的另一种表达。

我也在关于韦莲司的文章里说到,韦莲司受到了重大打击——没办法,胡适一生中的爱,互相交缠,我不得不在这个女人的故事里,提到在其他女人的故事中已经说过的细节——她只说是胡适的婚讯令她痛苦,我想,也许她没有说起也不愿承认的是,她在那封信里,还可以看到新婚燕尔的胡适,按捺不住的一团欢喜。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北大居然发电报催他回北京,胡适说:“我当然不肯。我整整在家呆了五个星期。”要是那个婚结得真的不得已,他完全可以拿北京来的电报搪塞他妈嘛,干嘛软磨硬泡非要住足五个星期?

1918年1月24日,胡适北上赴京,1月30日,他为江冬秀写了一首《生查子》:
前度月来时,你我初相遇。
相对说相思,私祝长相聚。
今夜月来时,照我荒洲渡。
中夜睡醒时,独觅船家语。

如果说,中国文人有作“寄内诗”的传统,接下来,2月7号的信里,他问起江冬秀的痛经事,就更显得体贴。他说,在书上看到,女子月经之时,切不可发怒,忧郁,江冬秀前两个月不痛经,是因为心事宽了之故,这个月又痛经,是心事不宽之故。要江冬秀千万要写信,告诉他母亲的身体状况,也要细说自己的。

2月25号的信里,他又问江冬秀,为什么没有信来呢,并再次问起江冬秀痛经的事。

这封信发出去之后,他终于收到了江冬秀的信,基本上可以判断,这封信是江冬秀自己写的,因为是白话文,且有病句。江冬秀说她收到胡适的诗与信,深为欢喜,将诗看了一遍又一遍,出于羞涩,她说,当作笑话。又提醒胡适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到了。至于母亲,现在不乐意吃药,只是对江冬秀讲,你们夫妇如意,我病自然好了,百事如意了。江冬秀借这个话头问胡适:我是如意,不知不可如意不如意?

这还用问吗?若她真的不知道,哪敢这样问啊?不过,从这一问,也可看出江冬秀的性格,明朗、直接、爽快。胡适终于收到一封他想象中的家书,很开心,哄江冬秀说:“你看见你的照片了,可好不好?你多写几封信与我,我便替你多印几张回家去送人”。江冬秀听说西医治病要“用专用电器皮条通”,觉得很恐怖,要胡适千万不可看,换成鲁迅,早嫌她没见识了,但胡适却是很亲昵地说:“我听你的话,不医了。且等你我同来北京时,再说罢”。

应该说,现在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胡适的实验成功了,江冬秀的人生大考验过关了,其实心理极大的还有胡适的母亲,是她给独子包办的这桩婚事,若是弄得一塌糊涂,她会有多自责,多失落。鲁迅的母亲就曾对人说,鲁迅与朱安弄成那个样子,她也很苦恼。

胡适的信大约都是收到胡母房中,江冬秀有事回娘家住几天,再回婆家时,到胡母的房中把胡适的信拿出来看看,甜在心头,又不好说,只说“我有点好笑”。胡母进屋,看到江冬秀在笑,就叫念给她听,江冬秀念了,胡母也不由得笑了。江冬秀撒娇道:“你好笑,我们夫妇不好、不如意、不说笑话,你老人家心里又要急了,又要来劝我,又要劝儿子了。”胡母便逗她:“我一个都不劝!”

这样的信,胡适看得欢喜,有一段日子不来,胡适便说:你为何不写信给我了,我心里很怪你。今夜是三月十七夜,是我们结婚的第四个满月之期,你记得么?我不知你心中想什么。你知道我心中想什么吗?……快点多写几封信寄来吧。信末又说,窗上的月亮正照着我,可惜你不在这里。

江冬秀受到鼓励,自此二人书信不断,虽然江冬秀信中错别字多多,她不以此自卑,胡适也大方地帮她标在文后。那些书信起到了极其良好的沟通作用,后来他们的感情虽多有波澜,却终究是有惊无险,亦不能不归功于经常写信这个良好的习惯。

而江冬秀能写信,愿意写信,也显示出她开放性的人格来。鲁迅当年在日本,也曾要朱安进学堂、放足,朱安回答“脚已放不大了,妇女读书不大好,进学堂更不愿意”,她就不像江冬秀这样乐于尝试新生事物。后来,有亲戚看到江冬秀信里常将“很好”写成“狠好”,对她说,这样写不对,江冬秀说,我看胡适跟他的那帮朋友都是这样写呢!对于夫君的世界的崇拜是其一,对于世界的兴趣是其二。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不一定非得有相同的文化层次,书生回首之际,看到“人面桃花相映红”,便是他与她的沟通。江冬秀的学问自然不及胡适之万一,但他们一样有着开放型人格,这,或者也是留洋回来的胡适,跟小脚村姑江冬秀恩爱有加的原因之一。

可就是胡适写过上面那封情意绵绵的信的五天之后,他给族叔胡近仁的心里,写了那段奉母命而成婚的话,是我们的才子太虚伪吗?若这样说,也太武断,很多看似无理的话,在当时语境中,却也是顺理成章的。

胡适回到北京后,一直希望江冬秀也早点去,正巧江冬秀的哥哥要去北京,胡适就写信给他母亲,希望能放江冬秀跟她哥哥一道来。胡母身体不好,不大乐意江冬秀离开,胡适怏怏道:“吾母既不愿冬秀与他哥哥同来,只好罢了,将来再说罢。我在外面独居了十几年了,难道不能再耐几个月无家的生活吗?”

过了三天,胡适左思右想,还是希望江冬秀跟她哥哥一道来,又是这样更省费用,又是他觉得江冬秀应该出来受教育了,又是他暑假不方便回来接江冬秀,巴拉巴拉说一大堆,总之就是求他母亲放江冬秀出来。写到最后,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在文末安慰性地说“最好是吾母肯于夏间与冬秀一同出来”,显见得前面是真情,后面是理性。

一周之后,胡适收到他母亲的来信,也许在胡适家书抵达之前,胡母已经改了主意,答应让江冬秀出来了,胡适“极喜”,这才掏心掏肺地说:“我岂不知吾母此时病体不应令冬秀远离,但我在此,亦很寂寞,极想冬秀能来。”

这一番周折,哪里是为了哄他母亲高兴,才配合江冬秀上演恩爱戏码的呢?但是——这个词真讨厌,对于当时的胡适来说尤其是,在胡适“漫卷诗书喜欲狂”地等待江冬秀到来的时候,他收到了胡近仁的信,告诉他,他母亲的身体真的不是很好,胡适,顿时纠结了。

他给母亲写信,说江冬秀不来也可,但胡母主意已定,不愿意再改,胡适一方面未尝不希望如此,但总觉得愧对良心,为了让良心安妥,他给自己那样一个说法,那些话,是说给胡近仁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江冬秀最终还是来到了北京,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除了胡母去世、江冬秀接连生了三个孩子这种具体事务外,我没法告诉诸位更多,不过,几年后,在“七年之痒”之前,江冬秀近乎缅怀地写信对胡适说,想我们前几年,多么的好。至于怎么个好法,她没说,大家也可以想得到。

是谁发明了“七年之痒”这种说法?太牛了,当然,具体的时间还可以再商榷,未必就卡在“七年”这个关口,起码对于胡适夫妇来说,这“七年之痒”是提前了的。

1923年夏天,他们婚后五年半左右,胡适与曹诚英重逢并擦出火花。坊间传说是江冬秀挥舞着菜刀保卫了他们的婚姻,这一说法,本人在关于曹诚英的那篇文章里严重提出质疑,一个近似于空穴来风的东西,被传为不需要证实的“证据”,那是因为,人们觉得,大老婆,向来就该是个横泼的角色。

没办法,你享受到了正室的体面尊严及实际的好处,就得承受世间对于正室的敌意与妖魔化。假如“烟霞洞之恋”让曹诚英很受伤,那也是她自找的,她本来可以选择不受伤的,可是江冬秀,她没有办法,当她在北京,对曹诚英搬到烟霞洞照顾胡适大鼓起掌时,哪想到,那里正发生着,几乎要颠覆她的世界观的一件事。

对于曾经相爱的夫妻来说,想象对方出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想象对方和自己熟悉的,甚至还曾有恩与她的人出轨更困难,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看到江冬秀是如何得知这件事的,有人说是徐志摩说的,也有人说是家乡人去告诉她的,皆查无实据,我更无法知道,江冬秀闻说此事那一刻的反应。

看得见的伤痛,是在后来很多不相干的事情上反应的。从亲戚间的通信中,我们知道胡适和江冬秀那段时间老是吵架,从朋友的回忆中,我们知道,江冬秀对于其他女人,开始有了警惕之心。

翻胡适书信,1918年,也就是胡适新婚后回到北京不久,在给江冬秀的信中里大方地告诉她,他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看一位沈女士,谈了一个小时。他刚开始与曹诚英同居时,江冬秀还叮嘱他另外请个厨子,别让曹诚英累着了。但在知道真相之后,江冬秀起了警惕之心,对于和胡适过从甚密的女性,开始设防。

我们所知道的,是她对于陆小曼的反感。陆小曼与徐志摩相恋之后,与胡适也往来甚密,甚至于生出一段暧昧,这段本书另有文章叙述。与曹诚英事件不同,江冬秀对胡适与陆小曼那点事应该知道得不多,陆小曼给胡适的信,都是用英语写的,且故意写得很大,冒充男人的字体。有时她想来看望胡适,也会事先问他江冬秀有没有意见,而胡适的另一个女性朋友凌淑华,因为字迹太女性化,竟不敢再给胡适写信。可见经历了曹诚英事件之后,江冬秀开始严防死守,大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意思。

胡适和陆小曼的保密工作算是做得不错的了,可是不知道是女性天性敏感呢,还是江冬秀单纯地反感徐志摩停妻再娶(其实徐志摩并不是为陆小曼离的婚,陆小曼倒是为徐志摩离的婚),她对胡适掺和他们的事儿极其反对。

也是,老胡确实太操心了,又是帮徐志摩转信,又帮他们到徐父面前求情,那么上赶着,作为他的伴侣,很难不狐疑他是借着别人的事儿,过自己的瘾,他可是有“前科”的!最要命的是,徐父和陆小曼家人勉强同意之后,提出两个要求,第一,必须由梁启超证婚,第二,必须由胡适做媒。

所谓做媒,不是真的跑去做媒,而是旧式婚礼上必须有的一个角色,证明是媒妁之言,通常由有身份的人担当。这根本是在挑战江冬秀承受极限嘛,为这事儿,江冬秀和胡适大吵了几架。1926年7月,胡适经莫斯科赴英参加中英庚款会议,临走时,江冬秀对叶公超等人也开起了火:说:“你们都会写文章,我不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这话真是耳熟,有点像贾府里焦大的口气。

这时,胡适从楼梯上下来,对江冬秀说:“你又在乱说了。”江冬秀回敬他:“有人听我乱说我就说。你还不是一天到晚乱说。大家看胡适之怎么样,我是看你一文不值……”这话太过了,但胡适没有做声,跟朋友们走了。

胡适7月17号离开北京,7月26日,


#日志日期:2012-2-14 星期二(Tuesday) 晴 复制链接 举报

评论人:clean0551 评论日期:2012-2-14 18:32
  情人节的晚上,读此好文……不亦快哉!等下文。

评论人:去岁 评论日期:2012-2-14 22:25
  呵,存下草稿,WORD出问题了,谢谢鼓励!

评论人:云在发梢 评论日期:2012-2-15 10:10
  太好看了,真过瘾。下面贴的一大段小字,看得眼都花了。
  看到江冬秀写信,不免替朱安可惜,要是朱安也学着读书,写写家书,撒点小娇,唉,真不知会不会一切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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