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居易博客
黑居易博客
黑居易简介:80后青年,流离荆楚,寄寓武汉。 主题:只说真话,为民请命;只写真相,为民立传。 信念:勇气比智慧更可贵;良心比知识更重要 E-mail:czfwhu2005@163.com 黑居易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heijuyi2008
举世誉之我独毁举世毁之我独誉
博客信息
栏目分类
最新文章
最新评论
留言
友情博客
标签列表
博客搜索
博客音乐
日志存档
友情链接
统计信息
  • 访问:255565 次
  • 今日访问:16次
  • 日志: 21篇
  • 评论: 19 个
  • 留言: 3 个
  • 建站时间: 2005-2-28
博客成员
最近访客


[人文]黑居易:邓晓芒的设想有点妖言惑众
作者:gogoluhust 提交日期:2010-8-4 11:17:00 | 分类: | 访问量:685

黑居易:邓晓芒的设想有点妖言惑众
  
  
  邓晓芒教授留德多年,耐得住寂寞,能坐得住冷板凳,潜心研究哲学,深得康德哲学之精髓。归国后,他在武汉大学教授康德哲学等课程,深受文科学生的欢迎与喜爱。虽然我不是哲学专业学生,也曾旁听过他的课,觉得他的严谨治学精神非常好,深为钦佩。前不久,他又辗转到了华工。这两所大学都是我的母校。邓晓芒老师是我非常钦佩的学者。
  
  今天,我突然看到他在《南风窗》杂志撰写的文章《摩罗:从“五四”到“文革”》,甚为惊讶。在《中国站起来》出版之初,我就在网络上,特别是他的学生组织的小型网络论坛上,看到他对此书的一些零星批评,或许还有些许不屑。
  
  时隔半年有余,邓晓芒教授还是忍不住撰文批评了。我既感到惊讶,也感到高兴。为什么呢?因为邓晓芒老师撰文的触发点,正是摩罗的一篇序言《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也就是说,我相信,邓晓芒老师的批评,并非出自私心,而是出自公共文化批评之意,很有探讨的价值与意义。
  
  诚如他在文中开篇所言:“他(摩罗)所走过的路,不过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的一个缩影。”同时他对五四、文革等时期的知识分子的点评,言简意赅,高屋建瓴,颇发人深省。我觉得,这些话概括很准确,与我的初衷不谋而合。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明知有争议甚至饱受辱骂、却要坚持出版《中国站起来》的根本原因。摩罗,作为一个中国文人,其本身的力量与影响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而是由于支持者或者反对者无意中夸大的结果。那么,由此,摩罗,作为一个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标杆意义,就凸现出来。经历过五四、经历过文革,经历过改革开放,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观点处于一种不断质变的紊乱阶段,似乎找不到一条准确的线索,那么摩罗的转变提供了一种可能。
  
  其实,我理解邓晓芒老师的主旨,其核心恐怕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自审的问题。邓晓芒老师和摩罗老师,对于五四的反思有共同之处,即他们对五四启蒙的理解相对一致,即五四先贤在救亡压倒启蒙的特定时代,不断出怪招、险招,以达到富国强兵的愿望。但是,五四先贤为什么这么做,他们这么做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两位出现分歧。邓老师认为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而摩罗老师认为是军事、政治处境的劣势、与文化传统无关。
  
  我想,两位都说对一半、说错一半。军事、政治的劣势,很显然是五四先贤断尾求生的直接原因,但是因此否定文化传统的原因也是不合理的。几千年的传统下来,中国人的国民性怎么可能没有萎缩不振的“劣根性”呢?而这种劣根性,在没有巨大海外力量威胁的和平时期,固然不会体现得那么明显,那么“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前自然就会表现得淋漓尽致。
  
  反之,如果一味怪罪传统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恐怕有厚污前人之嫌。古有大汉盛唐气象,近却不断丧权辱国。这是事实,但我们总不能站在19世纪,怪罪前人的劣根性一脉相承下来,导致近代中国的耻辱史吧。谁的光荣属于谁,谁的罪孽谁承担,万莫胡乱打板子。
  
  可是,邓晓芒老师一定认为:“‘五四’知识分子虽然在批判国民性的旗号下对儒家伦理有过激烈的否定,但其实骨子里少有真正超出儒家自我圆融的心理定势的。他们的自我反省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只不过是在为富国强兵出怪招、出险招,就连个性独立和思想自由,归根到底也只是政治理想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我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五四也许有,而且很多,在今天仍然不少。他们受制于文化传统,依然按照“修身治平”的路数,为了救亡而启蒙。但是一定还有为了启蒙而启蒙的文化人在。起码,鲁迅、胡适这样的人是这么做的。起码,他们不是返回现实后,蜕变成吕纬甫,放弃启蒙思想,重拾《三字经》。鲁迅正是有此种担心,才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吕纬甫这样的人物,作为自身的参照,予以审视。鲁迅在早期就曾在《文化偏至论》中高度弘扬个性自由精神,
  
  鲁迅也对未来感到迷茫,仿佛进入了自己所设想的无物之阵,变得无所依靠,所以才有有《影的告别》这样的绝世咏叹。《影的告别》是鲁迅晚年巅峰之作散文集《野草》的重要一篇。他在文章感慨:“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我不如彷徨于无地。”在我看来,按照中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观,鲁迅在晚年预见了未来大一统社会,国家政治对于个性自由的压迫,也预感到自己这样一个个性自由的文化斗士,将不得不面临彷徨于无地的悲哀与尴尬。
  
  传统其实是一个变动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时,传统也有相对应的时空范畴,如果脱离了相应的时空范畴,传统那么也就没有着落。当我们遭遇屈辱的时候,我们怪罪前人给我们留下了文化传统的劣根性,怪罪儒家士大夫的精神追求,只从国家,不求个性。那么,我们要想想,在几千年的封建宗法时代,儒家知识分子“修身治平”的这种精神追求,在维护家族稳定、保持道德水准等方面,恐怕有一定积极意义吧。那么,这是不是当时的优根性吗?
  
  同样一个概念,在不同的时空,会有不一样的效果。我们总不能拿着今天烂掉的坏苹果,就怒斥这个苹果:“你怎么就是一个烂胚子呢?”毕竟,烂苹果也有过美好的春天啊。所以,我们不应该过分怪罪前人制造了传统的劣根性,而应该更加自信地改造我们的传统,从而造就我们新的传统。否则我们只能困在自己虚拟的传统中无力自拔、愤愤不平。
  
  正是沿着这样的混乱逻辑,邓晓芒老师又开始指责:“摩罗蜻蜓点水似的下乡经历和对乡村社会的美化显得如此可笑和轻浮,他本应该追踪那些地区在外打工的‘不孝’儿女们如何蜗居在大城市,为什么宁可从富士康的大楼上往下跳也不愿意返回到‘乡村文化的人情美和神圣感’,去那里寻求‘底层社会的正当性’。”
  
  很显然,摩罗选择了乡村田野调查,并非完全忽略城市的体谅。从逻辑的角度来看,这两者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实际上,摩罗这些年一直深居城市,对于城市的最底层也是非常关心的。邓晓芒老师以一种非此即彼的错误逻辑,就简单地一帮子打死摩罗的乡村田野调查,恐怕更“显得如此可笑和轻浮”吧。
  
  此外,我以为回首历史,检视自身,正视当前问题,这些都是很好的自审方式。那么,自审的结果,是否一定要往回走一步,或者往回走两步呢?恐怕,答案不言自明吧。摩罗对五四的反思,并不代表他要回到五四。虽然,他在《中国站起来》中没有直接提到文革,但是我想,他肯定是不赞同文革的。那么,他对文革也有反思之处。那么,现在他对当下中国社会进行,反思很难退回到五四,也很难退回到文革,而应该是面向未来的。而这个未来,该是怎样的的面貌呢?我不知道,摩罗也不知道,但我想,肯定不会是邓晓芒老师所预言的那样。至于邓老师所揪心的设问“假如他摩罗有一天掌握了最高权力,他会做什么?”完全是杞人忧天、妄自猜度。
  
  黑居易 2010.8.3 记
  
  附录1:摩罗: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ff84920100j3j0.html
  
  黑居易:摩罗的《骨头里长钢筋》让人感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b523cc30100klzi.html
  
   摩罗:骨头里长钢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ff84920100kehl.html?tj=1
  
  
  附录2
  
  摩罗:从“五四”到“文革”
  
  (原载《南风窗》2010年第15期)
  
  邓晓芒
  
  在《书屋》今年第6期上读到摩罗先生为他的《耻辱者手记》第二版所写的序言《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终于对他10年来的心路历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实嘛,他所走过的路,不过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的一个缩影。想当年,“五四”知识分子何等激进、何等慷慨激昂,经过30年的奋斗,当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喊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大批怀有“五四”情结的文化人都不禁热泪盈眶,用胡风当时一首诗的标题来说,叫做“时间开始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以后他们就走上了一条改造自己“个人主义的世界观”,让自己主动放弃独立人格而完全服从国家政治风向之路,许多“没有改造好”的亦即还保有一丁点启蒙思想残余的文化人遭到整肃,却还心悦诚服,还有无数知识分子在努力自我改造和帮他人改造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刽子手的帮凶。
    这一切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旗帜,这就是“顾大局、识大体”,而大局和大体无非是国家至上,领袖至上。在中国人的自我感觉中,最能够体现所谓“中国站起来”的恰好是“文革”时代,我们同时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叫板,并以“拯救世界2/3的受压迫人民”为己任。虽然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是认真的,但在今天看来那只不过是一场热昏的呓语而已。
    多年来,我一直在困惑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这一转变(如今叫做“华丽转身”)究竟是如何完成的,李泽厚曾提出“救亡压倒启蒙”来解释,诚然说明了一部分原因,但救亡为什么能够轻而易举地压倒启蒙?恐怕还是与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脱不了干系。儒家士大夫“修齐治平”和“耕读传家”的理想铸就了他们立足农耕、归顺宗法、抹杀个人和献身国家(君王)的传统人格结构,“五四”知识分子虽然在批判国民性的旗号下对儒家伦理有过激烈的否定,但其实骨子里少有真正超出儒家自我圆融的心理定势的。他们的自我反省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只不过是在为富国强兵出怪招、出险招,就连个性独立和思想自由,归根到底也只是政治理想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但“五四”启蒙是一场思想先行的运动,而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并没有广泛出现相应的现实基础,所以那些人一旦从知识界返回现实底层,就会像鲁迅笔下的吕纬甫那样,放弃启蒙理想,重拾《三字经》。
    果然,我们在摩罗的文章中读到他对自己转型的最真切的解释,即最近13年来,“我选择江西丘陵地区、河北平原地区、内蒙古黄土高原地区……进行了一些田野调查。乡村社会既是中国的底层,也是全世界的底层。”通过参与乡村的祭祀祖先的活动,包括在仪式中冒充别人的孝子,“我完全沉浸在乡村文化的人情美和神圣感之中,充分理解这种文化和持守这种文化的底层社会性的正当性。”
    然而,摩罗蜻蜓点水似的下乡经历和对乡村社会的美化显得如此可笑和轻浮,他本应该追踪那些地区在外打工的“不孝”儿女们如何蜗居在大城市,为什么宁可从富士康的大楼上往下跳也不愿意返回到“乡村文化的人情美和神圣感”,去那里寻求“底层社会的正当性”。但是他却不想做这种真正扎实的“田野调查”,而是以一个旅游者的目光看了一下丘陵、平原和黄土高原的风景,便沉浸在自己内心的心灵秀中了。他自以为自己立足于“中国的底层”和“全世界的底层”,就有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底气,那么我们可以替他设想一下,假如他摩罗有一天掌握了最高权力,他会做什么?
    第一,重新发动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让他们去接受“乡村文化的人情美和神圣感”的“再教育”;第二,驱赶盲目流入城市的打工者,将他们固定在乡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传统生活方式中;第三,将所有私营企业收归国有,全部转型为军工企业,“备战备荒为人民”;第四,重新清理阶级队伍,大兴文字狱,将那些西化论者、海归派、买办和洋奴统统关进牛棚,办学习班;第五,重新闭关锁国,退出WTO,依靠“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第六,在国际上采取强硬路线,立足于打大仗、打核战争……为了推行这套方针,必须首先把《中国站起来》印成“红宝书”,发行13亿册,好让全国人民有个精神寄托。而《耻辱者手记》则应列入国家头号机密……
  
  



#日志日期:2010-8-4 星期三(Wednesday) 晴 复制链接 举报



登录 | 新人注册>>
输入您的评论:(不支持HTML标签)


验证码
本文所属博客:黑居易博客
引用地址:


copyright blog.tianya.cn

© 天涯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