柒月流火九月授衣:刘火文集

　　方志里的反右
　　——读方志有感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的中国，是一个思想比较解放、社会也比较宽容，也是一个用当时的话讲“百废具兴”的时期，地方志的编写正是这一“百废具兴”之“一兴”。就我接触的几部方志看，下限又大都定于1985年。在1950年到1985年间，有一个年份是无法回避也无法绕开的，这一年份就是1957年。
　　 这一年的春天应说是来得很早很早的。2月的最末几天，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共和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个重要讲话里，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3页1977年4月初版，下同）。正是由于这一认定和这一表述，毛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矛盾已经“不是对抗性矛盾”，于是开展一个全党的整风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所谓“整风”，拿毛的话来讲，就是要整掉自身错误的东西，以便“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功立业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 《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1页），在这一整风中，毛希望“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当然“不愿意的就不参加” （《 毛选》第五卷第410页）。到了1957年春夏时，中国正式启动了整风。《正确处理》一文在6月正式发表，就是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献。但是很快就会看到，这一年的春天是非常短暂的，短暂得让人喘不过气。夏天一到，所有原先由中央政府鼓动起来的百花们的愿望和百家们的争鸣——也就是两三个星期过去，极为短暂的十多天过去——便在1957年7月1日的一篇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毛选》第五卷第434页）嘎然而止。而且，迅速演变成了影响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性质以及进程的“反右斗争”。
　　 在我接触的几部地方志中，我们的土史官们是怎样记录的呢？
　　 ——宜宾县从1957年5月到1958年7月，共有22810人参加了这一运动。393人划为右派，804人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
　　 ——兴文县1957年9月（该县地处宜宾地区地委行暑所在地较远，因而整风也较迟）开始整风，历时11个月，共划右派214人，另有66人虽未划为右派，但亦“受到不同程度的党纪和政纪处分；
　　 ——珙县整风历时4个月，涉及全县22个村、645个农业社，机关529人分四个大口进行，9月21日“由整风转入反右斗争”，共有94人划为右派；
　　 ——南溪县从1957年9月起，第一批“机关、学校、剧团”等集中学习，第二批“区乡、财贸、工交、居民、场镇工商户和农村社员”等分片区学习。共有223名机关事业干部划为右派，390工人、农民、居民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
　　 ——长宁县机关37个单位836人分为18个组进行整风，共有151人（其中2名在外学习之人）划为右派，257人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
　　 这些记录都编于“政事记”中，而且都有专节描述（为此，无论如何都得感谢这些志的编撰者们。由于有了他们的果敢，我们也才知道了这些数据）。当然也像江安、屏山、高县等县的县志没有专节记载。不过，还好，在这些志里的“大事记”里，仍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下面就是这些没有专章“政事记”的志里对反右的记录：
　　 ——屏山县1957年之“大事记”记：“5月23至28，县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开始整风和反右派斗争，运动中错划右派106人。1981年发后全部改正”；
　　 ——筠连县1957年之“大事记”记：“10月5日，召开一届二次人代会，开展‘反右斗争’，翌年春，全县共划右派分子102人，‘反社会主义分子’ 328人”；
　　 ——宜宾市1957年7月，“运动至1958年7月结束，有188人划为‘右派分子’”；
　　 ——高县1957年“5月24日，成立整风领导小组，县委召开‘贯彻大鸣大放帮助党提意见开展整石墙风运动宣传工作’”“108人错划为右派分子”；
　　 ——江安县县志只一句：“8月，党内整风转为反‘右派’运动；
　　 ……
　　 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中央集权的国家，只要一声号令，便举国上下、群起响应、风云际会、如火如荼。如果还有区别的话，那就只是，也许离中心城市远一些的，时间顶多会迟一些。整风要整、反右肯定是要反的。就连文字最吝啬的江安县志，也在本来文字就很少的“大事记”里，依然记上了这么一件事件。正是由于这一事件过去了这么久，仍觉蹊跷无比。原因无别，即是，这一事件怎么会在一天之间水火相隔？于是有论家认为这一事件一开始就是“阳谋”，而且还要“引蛇出洞”；有论家认为是“公然背信弃义”；有论家认为是“不合理的制度”所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对此事非常吝啬的文字中，仍然留下了我们现今所看到的数字。尽管上面我所摘录的这些数字，与历史当时的那些曾经风华正茂、热血沸腾的人来说，是多么的枯燥。但是，它毕竟是由那么多因响政府号召却被政府无情“屠戮”身心的一个又一个的人推积起来的。全地区十个县市，其中两县无数字留下外，我们都已经看到，共有1471人划成了在当时认为是“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当今天我们重新读到这些数据时，我可以揣测和想见，在这些数字后面的那些早已潜藏在历史背后曾经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生命，以及那些鲜活生命蒙冤蒙难的场景。
　　 那么，这些数字便不再枯燥，而是弥足珍贵，而恶果是依旧触目怵心！连最偏远的乡村也不放过。新近印刻的筠连县红花村志（2004年10月印）的“大事记”1957年里有记，“12月，开展‘反右’斗争，至翌年春，全村共划‘右派分子’4名。”而从这部难得一见的村志中，我们知道当时这个村不足500人，而且全都是世代为农的农人！
　　 在我接触的这几部方志中，《长宁县志》算是有些情节的，也就是有些感性的。长宁志记，在整风期间，长宁的18个小组，实实在在、认认真真地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一共写了1216张大字报（未包括务类会议的发言记录），一共给当局提了4151条意见（遗憾的是，长宁志没有将其中某一意见刊于新志上），这些“大字报”和“意见”还不包括“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而正是这样一种状况，我们才看见了这场运动中的诡诈。为什么如是说呢？在一共只有836人当中，就错划了右派151人之多。百分比高达十八（18%），也就是说，在卷入这场整风的干部、老师或其他人中，10个人当中，几乎就有2个人在运动后期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据说，长宁整风办的官员在划完他人为右派后，到了运动后期，主管的官员也成了右派分子中一员。原因是，县里的“右派指标”没有完成，那就只好让不能按“指标”办事的官员“顶”罪。在长宁志中，划为右派的151人后面还加了一个括号，括号里注有“2人在外学习”，也就是说，这括号里的两个人，并没有参加到长宁的整风和反右之中，而是在外地就被划成了右派。据我现在的推测，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学习单位被划定；一是学习在外，发言在县，让县上的盯上了。在反右过去许多年后，笔者结识了一个算是长者的右派文友。这位文友出生于川东酉阳，民族身份他还对我说过，说简历上是写的苗族，实际上也可以填成土家族，因为他的父母亲一边是苗族一边是土家族。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援朝。转业后，阴差阳错分到了与他家乡山远地远的长宁县百货公司。1956年秋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刚念完两期——实际只有一期多一点——书，1957年秋期便从川大遣送回了长宁。究意是在大学时划成的右派，还是送回了长宁才划为右派，对此一真是个迷，因为志书里没有右派名录，所以也就无从考据了。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当这位文友1997年病故时，据说他的学历仍是大学肄业，工资也仍然是按大学肄业（即专科）级别发放。
　　 在这些方志里，在这些数字间，我们几乎看不出了那场运动的战火弥漫、一夜冰火、高压无情、人人自危。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在字里行间看出一些当时的“现场”。兴文志写道，“从10月初起，将所谓右派言论归纳为若干条目组织大家批判”；宜宾市志也写道，“12月28日至30日，宜宾市二届三次人代会召开”，“会上揭发批判了10位代表的右派言行”，并在会上“罢免了两位市人民委员会委员职务”。在大会上揭发批判，于今似乎已经陌生，但在当时，以及当时后的二十来年的日子里，“右派分子”或“反社会主义分子”，成了洗脑、戮心的牺牲。记过、降级、下放、被迫离婚、在专门的农场劳动改造，一去数年、一整数年。只要划上了右派，就如中世纪给犯人在脸上烙上烙印一样，年年月月日日，成了挥之不去、抹之不掉的耻辱和恐惧。还有右派分子的家人和亲朋，也从此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也一同笼罩在“右派分子”这一的戮心的阴影之中。同样，挥之不去、抹之不掉。还有更让人奇怪不解的是，在当时以及在后来，认为“反右”仅是扩大了点错误，以为“反右”就是一种常态，一页历史进程中必定要翻开的一页。而在这一页里，既无腥风也无泪雨。新近读到宜宾一所国家重点中学的校志（2006年印）。在其“大事记”的1957年里，只有三件事记录在案。一件是“引导学生走又红又专道路”；一件是一学生水彩画入选北京的全国青少年画展；第三件事就是反右，而在这本金光闪闪的校志是这样记录反右的，“夏，在教师中开展‘整风反右’斗争，在学生中开展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的教育”。这里，倘若我们从来就未曾听说过“反右”为何事、“右派”为何人，那么，在这本校志里，我们的后辈还会认为，公元1957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反右”，是一件何等了不起的大事——它完全可以与学校在同一年里与其它值得庆祝的事一样值得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