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時光

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40来岁那年，工厂难以为继，被“改革”了，他和同在厂里干活的妻子同时下岗。他会拉手风琴，便与几位同样下岗的老伙伴组成了一个草台班子，在人家出殡和商场搞促销时赚点辛苦钱。他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特别喜欢弹钢琴的女儿，因为买不起琴，他跟几位老伙计去偷琴，被抓进了派出所，他还用木板为女儿“画”了一架不会发出声音的“钢琴”。陈桂林的生活“一败涂地”。他的妻子离家出走，跟上了一个卖假药的老板。两人开始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女儿倒也现实，提出谁能给她一架钢琴就跟谁。身无分文的陈桂林就回到败破不堪的废弃车间，跟几位老伙计一起——他们现在的“身份”是大嫂级歌手、小偷、黑社会团伙的小头目、打麻将还耍赖的赌徒、杀猪专业户、退休老工程师，硬生生地“铸造”出了一台钢琴。
　　这是一部正在国内院线放映的电影，名字叫《钢的琴》。上周，在只有四个观众的、空荡荡的影院里，我静静地看完了。
　　根据我有限的知识，这个故事一定发生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当时，中央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之外，其余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超过两千万的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当时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的是工龄买断的办法，一年工龄在各省的价格不同，东北地区大约是2000元，江浙一带则是800元到1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几万元钱就被扔到了马路上。
　　南方地区因为商品经济活跃，下岗工人投亲靠友，很快就能找到工作，而在一些老工业基地，往往一家两代人都在一个工厂，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自认是“工厂的主人翁”，从来没有培育自主谋生的技能。一旦失去工作，马上成了流氓无产者。陈桂林和他的妻子、老伙计们正是这样一群，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抛弃的工人阶级。
　　当时，下岗情况最严峻的正是《钢的琴》的故事发生地——在计划经济年代有“国老大”之称的辽宁省。2002年，我曾到沈阳铁西区去做下岗工人情况调研，那里是中国最著名的机械装备业基地，从日据年代就开始建设，1940年代有“东方鲁尔”之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是“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苏联援建的“156工程”中有三家建在铁西。这里还有全国最大的工人居住区。上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铁西区江河日下，成了下岗重灾区。我去调研一周，目睹情况之悲惨，触目惊心，其中听到的两则真实故事如下：
　　1、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沈阳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2、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我至今记得那些向我讲述这些故事的人们的面孔，他们静静的说，无悲无伤，苦难被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到今天，我常常在梦中遇到他们，浑身颤栗不已。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技能高超——否则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台钢铸的钢琴，忠于职守，男人个性豪爽，女人温润体贴，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
　　在后来做改革史研究中，我还接触到下面这个史料：
　　早在1996至1997年间，由于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以及随之而被迫展开的产权改造运动，按官方的统计数据，下岗工人的总量已经达到1500万人，其后一直居高不下，这成了当时最可怕的“社会炸弹”。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帐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
　　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包括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人便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帐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一再建言，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帐问题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还是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去年，在参加一个论坛时，我遇到一位当年反对2万亿划拨计划的著名智囊、经济学家，我问他，十年以降，对当年的主张有何反思。他一边吃饭，一边淡淡的回答我说，“不是都过去了嘛。”
　　是的。都过去了。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两千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历史常常做选择性的记忆，因而它是不真实的，甚或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时代若真有尊严，它从来在民间。
　　在这篇与文艺无关的专栏里，我要向《钢的琴》的主创人员致意——他们是导演张猛、男主角王千源以及不取报酬的东北籍女演员秦海璐，你们做了一份真实的工作，让那些企图在电影院里逃避现实的人们有了一次突然与当代中国直面相撞的机会。
　　有可能的话，去看一下《钢的琴》吧。它被安排在“中国年度大片”《建党伟业》和“世界年度大片”《变形金刚3》之间上映，仅仅是一个“聊胜于无”的插曲。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1、鞋柜的隔板不要做到头，最好能留一点空间，让鞋子的灰漏到最底层，方便打扫。
　　2、定卫生间地漏的位置时一定要先想好，量好尺寸。地漏最好位于砖的一边，如果地漏在砖的中间位置的话，无论砖怎么样倾斜，地漏都不会位于最低点。
　　3、卫生间里的电器最好设有开关。特别是卫生间里的电热水器，如果直接通过拔插头的方式关去电热的话，可能会有危险。
　　4、洗手间里的脸盆应尽量使用陶瓷盆，玻璃盆很难清洁。
　　5、厨房门最好选用木制的吊轨门，以方便进出。
　　6、在安装橱柜前，一定要确认厨房的水路是否畅通。橱柜完成后如果厨房的水路出现问题，返工会很麻烦。
　　7、客厅里最好尽量多的装电源插头，因为客厅中一般会摆放大量的家用电器，插头少了会不够用。
　　8、卧室的顶灯最好是双控的，门旁一个，床边一个，以免天气寒冷的时候还要钻出被窝关灯。
　　9、买灯具时最好选用玻璃、不锈钢、铜或者木制（架子）的，不推荐选用金属上镀漆的灯具，看似美观，实际上很容易掉漆。
　　10、安装塑钢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算好塑钢门门框凸出墙壁的尺寸，知会安装人员。这样能保证安装完成后，门框和贴完瓷片的墙壁是平的，既美观，又好做卫生。
　　11、地面上如果要装木地板，最好重新做地面的水泥层并重新抹平，否则容易出现木地板高低不平或者有空洞的现象。
　　12、买镜子时要考虑一下镜前灯的位置，如果暂时不想装镜前灯，镜子的大小要以能遮住为镜前灯预留的线为最好。
　　13、最好等房间铺完地砖或木地板再刷木器漆，如果一定要刷的话，也要先将房间打扫干净，否则粉尘容易附着在刷过木器漆的木制品表面。
　　14、水管安装完成后，水管的10公斤加压测试也是非常重要的。测试时最好能亲自在场，而且测试时间至少在30分钟以上。最后压力没有任何减少方可以测试通过。
　　15、水电改造最好自己先计划好，要求施工人员直接按计划来布线，否则很容易造成纠纷。
　　16、房屋装修时最好不要签订口头协议，一定要用书面形式把账面一一写清楚，否则结帐时很可能会被宰。
　　17、装修时要检查是否有必要的施工保护措施，比如入户门要用珍珠棉包起来，铺贴好的窗台和地面也要适当做保护。

　　金庸群侠传、天晴传、博德之门系列、暗黑系列、英杰传系列、三国志系列、英雄传说系列、winning11系列到pes系列、英雄无敌系列、CS、VR网球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一大批的存档、攻略、资料....
　　从97年开始14年以来下载的所有文档、资料、图片、小说、电子书....
　　N多有纪念意义的软件：FPE、南极星、realone、winamp....
　　电驴打包下的N张专辑...
　　14来苦心经营的庞大资料库......
　　全部都灰飞烟灭了。
　　辛辛苦苦14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回想99年，带着软盘去网吧下载的图片、资料，到高考前半夜在家拨号上网收罗的网络小说，一直到大学期间的全部论文。
　　看着新买的500G空白硬盘。
　　空旷得让人发慌，真是欲哭无泪啊。
　　

公款吃喝不许有鱼翅、鲍鱼。菜品原则上最多6道，吃不完还要打包带走。午餐、晚宴人均上限分别为350与450港元——在金贵的香港中环，这只够几个人点份勉强说得过去的西式套餐，或在嘈杂的中餐馆大厅里，来桌最寻常的五菜一汤。
　　这就是香港官员公务接待的标准。
　　2011年5月18日，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公布了港府过去三年公款吃喝的账单明细，在内地网络引起热烈关注。一份香港特首曾荫权外事访问费用的清单也随即广泛流传——
　　2010年赴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除去往返机票5572港元，其余支出511港元；
　　2008年赴广州拜会广东省相关领导，支出420港元，包括往返交通。而特首每年的社交款待费为32.5万港元。
　　港府重大节庆宴会开支（农历新年、新春、回归周年及国庆酒会）：2008年花费190.1万港元，2009年202.3万港元，2010年217.1万港元。
　　此前的3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议：2011年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将继续压缩，并将中央本级“三公”（即公务接待、公务用车、公务出访）经费支出情况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不过在中央督促之下，目前只有中央部委开始公布三公消费概数，地方政府未有任何动静。相对内地地方政府多年来对治理“三公”消费的尴尬，香港特区政府的透明和节俭显然让人惊讶。
　　内地法官李从（化名）2009年曾参观访问过香港高等法院，午餐由高院宴请。说“宴请”也许过于隆重，更确切地说，那只是一顿外卖自助餐。五菜一汤，盛在一个分格的保温金属盒子里。“都是些家常小菜，档次类似于麻婆豆腐，没有酒水，都是饮料。”
　　用餐地点是香港高院的一间会议厅。几位高院的法官就这么一边进餐，一边与内地的同行聊天。
　　这是李从在港访问一年期间惟一出席过的公务接待，作为一名内地法官，他对此印象深刻。在香港，与“公”相关的开支按要求都需慎之又慎，其核心，是港府制定的“适度与保守”原则。
　　香港审计署新闻官员回应南方周末记者说，何谓“适度”，何谓“保守”，每项涉公开支都有精细量化。
　　比如：香港的所有公务接待都必须提前申请报备，表格内容包括：宴请人数、宾客名单、宴请缘由、陪同人员、预计费用、人均支出以及按照香港环境保护署保护鲸的要求所签署的一个“未点鱼翅”的声明。
　　眼下的公务接待人均消费上限是2008年开始执行的，这是调查餐馆用餐定价的鉴定结果。无论部门领导，还是刚入职的低级别公务员，一律都是这个标准。
　　香港特首的公务接待有特别待遇，曾荫权有自己的厨师，可直接在其居住的礼宾府招待客人，开销来自他每月的相关津贴。
　　曾荫权每年会宴请一次立法会议员及各政府机构副局长以上级别官员，在立法会议员何秀兰印象中，特首的家宴寻常得让她回忆不起吃过什么：鸡、炒饭、水果。至于最贵的，思索之后，她终于想起，“是一条大鱼”。
　　与严苛的公务接待类似，香港政府对公务用车也有严密明确的规定。
　　全港公务员近17万人，首长级以上官员大约1200人左右，属于港府的精英层。只有精英层中的精英，也就是特首、政务司司长等各个司局的正职配有专车。加上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立法会主席，全港享有专车待遇的公职人员仅二十余名。
　　除此之外，其他首长级官员不配置专车，但可免费使用本部门车辆。“这些人只是对这个部门的公务车有优先使用权。一般工作人员有公务需要，也可以用。”原香港廉政公署专员、全国人大代表罗范椒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政府部门公车的所有采购信息、数量、型号都可在政府物流服务署上查到。服务署的一份五年报告显示，因为采用了一些措施，比如鼓励公务员多用公共交通，政府车队规模在2003~2008年间减少了六百多辆，缩减9%。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到，从2009年到2011年，政府车队规模又减少了四百多辆。
　　立法会的公车就只有三辆，分别提供给主席、秘书长与秘书处，两年前，秘书长的公车还从轿车换成了七座多用途客车，以方便议员借用到各地视察。给香港官员开车，司机不但有超时津贴，也不需要在门口长时间守候领导至饭局结束。
　　至于公车私用——媒体掌握全港高级官员的公车车号，曾有官员开公车上班时顺路载孩子上学，下班时顺路停在路边到市场买菜，都被传媒迅速锁定、放大，最终道歉了事。
　　事实上，很多时候，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是港府官员的习惯。让上述内地法官李从吃惊的是，一次赶赴原香港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以个人名义宴请的餐馆时，他发现，这位近70岁的老太太，香港前高级官员，是一个人坐着地铁前来赴宴的。
　　香港的公务出访也被要求一切从简。南方周末记者查阅的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的一份述职报告显示：该公署专员符合乘坐商务舱资格，但如航班飞行时间短于4小时，最好选乘经济舱；其余人员一律乘坐经济舱；酒店住宿费用不得超过出访津贴的60%。规定甚至细到乘坐机场接驳车、签证的费用不得由津贴支付。公署表示，这一原则与其他香港政府部门保持一致。
　　特首显然也不能例外——从已披露的特首公务开支账单来看，2008年，他为香港某驻旧金山办事处担任主礼嘉宾，机票费用一栏显示为零。原因是彼时恰好是曾荫权私人前往美国休假期间，反正特首也要付出机票，正好顺路办点公事——于是，“公家”就这么占了回特首的便宜。
　　监督利器：立法会、审计署、媒体
　　香港官员披露港府公务接待开支的消息，在港媒上只能搜到几则三百余字的消息稿。而其在内地引发的热议，让香港同行觉得“这倒算个新闻”。
　　原因是，在香港，这份公开账单只是一个正常不过的例行公事。
　　这个被热议的账单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应立法会议员的书面质询要求，在立法会上提交的书面答复。香港立法会的质询会议定期在每周三上午11点开始，是议员问责、监督政府的重要途径。
　　按规定，被质询的部门官员必须到会议现场做书面或口头答复，接受议员发问。并且，言之必须有物，会议全程会在香港电视台中直播，若回答不慎，将直接影响到被质询官员的公众形象。此前，有官员回答关于高铁建设的质询时被认为打了“官腔”，结果引发市民抗议。
　　议员何秀兰说，上述的每周质询数量固定为20个。火药味最浓的质询集中在每年3月。届时，被近4000条质询问题、27小时的讨论、19场会议反复拷问的对象是一年一度财政预算案。从公务员聘用开支到特首曾荫权花了几千块钱出席社交活动，都要向立法会交代。
　　除了立法会议员的质询外，普通公众如果想获得更多的政府公开信息与账本，可登陆香港审计署网站下载审计报告。审计报告中对港府各部门的“三公”开支及其它一切涉公资料，都有明晰的披露。
　　每份审计报告都长达近百页，审计对象事无巨细：官员平均办公面积、公车使用记录、公务出访入住的酒店、邀请艺人出席活动的酬金、活动上购买的蒸馏水费用……
　　这些公务支出一律被审计署视为“敏感开支”严加监督，因为它关乎政府信誉。香港政府的廉洁指数位居亚洲第二，仅次于新加坡。
　　理论上，特首办公室、礼宾府亦属审计对象。不过香港特区政府审计署署长邓国斌却坦言，没必要，因为“特首办已经有那么多人盯着，他们怎么敢干出位的事情？”他们反而更关注那些“看上去没人盯的对象”，比如救护车。
　　事实上，此次曾荫权的公务开支清单，就是香港一家传媒直接给特首办公室发邮件索要，仅半天时间，清单即回复到记者邮箱。不过这份看起来很规矩的清单公布后，因为已是惯例，在香港照例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许多人印象颇深的相关报道是2009年，港媒激烈抨击审计署审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的问题：官员办公面积较政府标准超标六成，每月浪费公款14万港元；为两名前专员举行饯别宴，人均开支分别达650港元与750港元，两餐花掉纳税人逾4.7万港元。
　　一时掀起轩然大波，最终以两位前专员自费退回宴会全部开销告结。
　　其实，在这份长达79页的报告中，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的违规仅此两处，在其他公务开支上，他们的节俭努力可圈可点：2008年一次公务午宴，四人花了1800港元，公署按人均上限规定只予以报销1200港元；公署一专员在一次公务出访前，没有订商务舱，而是用自己的飞行里程积分换了张经济舱客位。
　　但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看来，香港媒体不会对这些“好人好事”感冒，“这都是政府应该做的”。
　　另外一个事例是：2007年，为查证一起贪腐案，廉政公署卧底等5人点了鲍鱼、鱼翅及芝华士酒，花费4450港元，由公款付账。尽管卧底强调因要扮有钱人，必须花得豪爽以取信于人，但检方仍质疑他们用特区政府钱吃“豪宴”。
　　“纳税人当然会很在乎自己的钱有没被他们乱花。”蔡子强说。
　　在密织的监督网之下，对香港官员来说，自己掏腰包是更加安全的选择。
　　作为香港活跃的时评人士，蔡子强平均一周会出席一次官员或议员约邀的饭局。而此类宴请多是官员自己掏腰包埋单。
　　饭局一般定在中午，香港政府机构下午1~2点的午休时间，谈话时常会拖延到两点一刻，但最晚都得在两点半以前结束。否则，要是被媒体拍到官员在办公期间仍在餐桌边上，又要引来刻薄的批评。
　　几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内地官员也发现，在港访问考察期间，被香港官员以私人名义宴请的机会比公务宴请要多得多。深圳一批法官到访立法会交流，时任主席范徐丽泰就自己掏的腰包，请他们喝了下午茶。
　　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位访问过香港的官员亦称，在长达一年的访问期中，他和政府部门、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打过多次交道，没有吃过一顿公家饭，全部都是有关官员私人请客。
　　原因是，在香港，官员的普遍心态是怕麻烦：公款吃喝除了申请复杂外，即使核准通过，日后审计署将审计结果公之于众，万一有不妥之处被媒体或公众发现，得不偿失。
　　事实上，“适度与保守”原则，已然入植香港的政治文化，定型为官员的惯性思维。在立法会议员何秀兰眼中，香港官员都很注重在不同场合以适宜的身份介绍自己或称呼对方——
　　在官方活动中，官员则彼此以公职职衔称呼与会者，这是体统；如果已经知悉对方身份，以职衔相称，是客气，称呼对方获取的学历，比如博士，也许更好；在寻常场合，自我介绍时如以公职身份自介，就是违规。
　　一个例子是，曾荫权在担任财政司司长期间，一次用办公室信笺写信询问医科考官儿子的考试情况，被媒体发现后引发猛烈批评，尽管他再三解释，自己的本意绝非以司长之名向考官施压，而是“以一名父亲的身份”关心儿子的前途，却仍然被认为他用办公信笺表示身份，是在以司长之名向考官施压。
　　在非公务场合与时间段，香港官员的表现节制而低调。
　　前香港廉政专员、全国人大代表罗范椒芬在任香港教育局局长期间，周末及加班期间都坚持不用司机，自己开车。她说，这是香港局长们的普遍习惯。
　　也因如此，每次到内地访问，罗范椒芬多少有些惴惴不安，“十天就十天全程陪同，七天就七天全程陪同”，如此劳驾内地官员及众多工作人员的非工作时间，她不清楚是因为接待方出于安全的考虑，还是太好客的缘故。
　　相比内地而言，在来访客人面前，香港政府出手也相当不阔绰。
　　罗范椒芬说，一般必须是很高规格的客人，比如国家领导人来，才会从下飞机开始，就有车接送，全程接待。除此以外，绝大部分来港考察交流，都是客人自己安排住宿、用车，只是在约定的时间到他们约定的地方访问，没有全程陪同，全程安排车队。
　　作为立法会议员，何秀兰每月有14000港元津贴，以支付平时交通及酬酢费用。在准备质询前，议员们都习惯邀请一些学者共进午餐或下午茶，请他们提供智识支持。
　　即便对方是知名的学者，一杯咖啡加块三明治的款待，也颇正常。对香港人来说，“公家”饭，就该这么简单。

　　上周末在广州吃了一次大餐，顺便试试图片的外链行不行。



　　咖啡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