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江仙

　　王鹤（文）
　　第一次知道《浮生六记》，是1991年读宇文所安的《追忆》时。在《复现：闲情记趣》那一章，他通过解剖《浮生六记》的几个片断，探究了作家们难以逃离的困境：他们一遍遍讲述同样的故事，同时又不断努力着渴望摆脱复现；但新的故事往往仍然无法掩盖某些不能忘却的东西。所以宇文所安认为，看一个作家是否伟大，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与复现抗衡的力量。可惜，仅靠《追忆》引用的片断，我对沈复与往事纠缠、又试图忘却的尴尬处境难以更全面地了解。不过，对《浮生六记》这部有爱情、有曲折的性灵之书颇觉向往。
　　《浮生六记》是沈复在中年时（嘉庆年间的1736年）怀念逝去的妻子芸、回味逝去日子的忆旧之作。沈复出生于乾隆年间一个诗书之家，家居苏州沧浪亭畔。他未能博取功名，遂跟当时许多仕途不畅达的读书人一样，走上习幕授课之类的老路。他曾经做塾师、游幕、卖画、经商，一生坎坷愁困。虽然能书会画，擅长篆刻，交游广泛，但沈复当年并无文名。不过，他没有想到，笔调流丽的《浮生六记》既值得在文学史上书写一笔，芸更成为旧式妇女中难得的另类典型，一个享受过生之乐趣的幸运妇人。她以性情洒脱、趣味高雅为后人称道。
　　林语堂在将沈复和芸推介到英语世界时，曾不加掩饰地表露自己对芸娘的喜欢：
　　
　　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她并非最美丽，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她的丈夫，并没有这样推崇；但是谁能否认她是最可爱的一个女人？她是我们有时在朋友家中遇见的有风韵的丽人，因与其夫伉俪情笃令人尽绝倾慕之念，我们只觉得世上有这样的女人是一件可喜的事。
　　
　　林语堂说，这两个雅人在世上并无特殊建树，他们只是欣爱宇宙间的良辰美景，恬淡自适、与世无争地生活。他之所以要翻译芸的故事，是因为这故事值得让世界知道：一方面为流传她的芳名——在芸身上不可多得地汇集了各代女人的贤良美德；另一方面则因为，他在这对夫妇的简朴生活中，看到了他们享得浮生半日闲的清福，以及在穷困坎坷中对美丽的追求。林语堂也为芸叹息，正是她爱美求真的天性与现实的冲突，导致她半生不顺。幸而他的丈夫，一位平常的寒士，详尽细腻地记载了他们知足常乐的闺房情趣，使我们知道，世上曾有过这样一位饱尝穷愁与快乐的女子。
　　

　　

当年，就是这样一枝梅花，插在土里，竟然活了，长成一树。
　　前段时间，墙壁有点潮，似乎是浸了水，我估量了一下，那位置恰好是梅花的所在。
　　我在想，她被我那么胡乱那么一栽，就种活了，兴兴头头发了一蓬，可见根系是很发达的，是否会穿透混凝土，让墙角浸水呢？
　　差点想就辣手摧花了，看得花苞已经冒出，有些不忍，暂时就搁下了。
　　原来种过一笼竹子，听说过竹子的根能穿透墙壁，忙不迭地砍了。那么，梅花砍还是不砍呢？她究竟对房屋有无破坏力？请教一下。
　　
　　祝朋友们新年称心如意，万事大吉！
　　
　　


　　
　　

　　很久没有看连续剧了，周末下决心把《请你原谅我》看了。
　　吴秀波演的这个角色，绝顶聪明，又有聪明人的棱角鲜明、桀骜不驯，所以不循常规，有戏。有点像早年陈宝国在《赤橙黄绿青蓝紫》里的那个角色，有力度，小坏，大善，看似不待见女人，却特别有女人缘。他遭遇三个女人，性格各异。他伤她们，或者她们伤他。其中只有海清是死贴，无怨无悔，田螺姑娘一样，总是在在最需要的时间、地点挺身而出，义无反顾，看得人着急，他怎么还不跟人家好啊。还算好，最后终于好了。
董洁演的那个，稍微有点过，不是演得过，是这个人的太拧、“过场多”，写得过头了，不太舒服，就像吴秀波被折磨得无可奈何时说的，不知道她是真病还是假病。
吴秀波表现得相当好，比《黎明之前》更好，黎明之前他还有点装硬派、装孤绝。或者是，潜伏者必须那么端着，喜怒不形于色。这里面他表现得非常好，大悲大喜，小情小绪，玩帅耍酷，都拿捏得恰到好处，相当有魅力。
　　戏编得还不错，尤其是前面部分，有的对话很精彩。最后几集有点潦草，胡乱编排，拿遥控器快进着看的。

　　王鹤（文）
　　1931年11月，徐志摩去世，林徽因的《悼志摩》刊于当年12月7日《北平晨报》。在朋友们写的大量追悼文章中，林徽因这一篇很有分量，这不仅基于他俩曾经过从甚密、特别亲近，她因此有更多机会感受、了解他；也因为她写得的确好，比她的好些文章更好。林徽因不掩饰痛失故人的哀伤、恍惚，却又没有写得语无伦次，她把诗人的才气趣味、“痴傻”性格、说话的神气，都描绘得鲜活灵动，也看得人直感慨：她是否选择徐志摩做丈夫是一回事，但她对他真是有深刻的懂得。常人只道徐志摩浑身蘸满诗意的浪漫，她却更洞悉他为人处事的精华，是“纯净的天真”、浓厚的慈悲心，和由此而生的同情、和蔼、包容、厚道；当然，还有他“对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情感的切实。”她对他的欣赏、赞美，情感浓郁，不偏不斜，句句都恰到点子上，撇开了世人误解的浮沫，看得到他天性的清澈、“痴傻”背后的近情近理，赞赏他有时惊世骇俗的诗人行径。这个女人的确是玲珑剔透，有机敏、精准的透视和感悟力，要是徐志摩还活着，读了也一定会再叹知己难得。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即便跟陆小曼结婚后，依然对林眷恋不已、神思缠绕。
　　徐志摩涉猎广博，对天文、音乐、建筑、绘画，都兴致勃勃。他最后在北平的那几天，还接连与林徽因同去听了好几出京戏，散场后热烈起劲地讨论。她的宽泛情趣和艺术颖悟，正好跟诗人棋逢对手。徐志摩去世后，林徽因常对费慰梅谈起他，从来没有停止思念他，他俩的价值观和艺术趣味接近，心有灵犀，所以彼此有敬重有珍惜。比较起来，“我们的太太”（冰心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角）就浅薄、冷漠得多，对裙下之臣有手腕而欠真情。
　　林徽因既是文字清丽的诗人，也是勤奋的建筑学学者。抗战前那些年，她随梁思成等进行的古建筑考察工作，显示了她精雅之外不畏艰辛的另一面。他们涉足的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山东等地，旅社跳蚤猖獗，沿途土匪出没，道路交通不便，经常要深入至比都市“至少有两世纪”差距的荒僻山村，住老乡家的破房，吃粗粝之食。梁思成当然是测绘、研究、保护古建筑工作的灵魂人物，但看林徽因那些工作照，她攀爬在古老寺庙、塔阁、钟楼的屋檐下、房梁上，穿梭于积年尘土中的瘦弱身影，很是令人尊敬。
　　林徽因纤柔病弱，却不耽于安逸享乐，男人们去得了的高处险处，她照旧攀梁上柱，从来不畏危险肮脏。她当然迥异于冰心笔下那位造作、矫饰的“太太”，后者仅擅长周旋于沙发与茶几之间，左顾右盼，拿捏分寸，一心一意以那帮男性文化人围绕并趋奉自己为赏心乐事。
　　那段四处调研古建筑的日子，虽然跋涉于深山僻壤，艰辛难述，但所得所见，常有惊喜，真是惬意得很。1932年至1937年，中国营造学社调查了1800多座古代殿堂房舍，梁思成实地踏勘过的唐、宋、辽、金代木结构建筑，就有40多处，年代近些的元、明朝佳构，更是过眼繁多。林徽因参与过探测的，为数也不少。他们对那些被遗忘的、尘封烟锁的庙宇塔楼，有由衷的喜爱、珍惜，并为之惊叹与骄傲。每到一处，必定致函提醒当地政府加以保护。
　　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等四人到山西五台山考察佛光寺建筑。骑骡入山的惊险，自不待言。每日攀上爬下测量、探索佛光寺，也极为辛苦：从檐下的空隙攀爬入大殿的梁架上，累积的灰尘有几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千百成群的蝙蝠盘踞其上，更兼臭虫聚集，秽气难耐。梁思成特别提到，距离地面两丈多高的梁底隐约有墨迹，但字迹难辨，大家轮流审视辨认，幸而“徽因素来远视，独见‘女弟子宁公遇’之名，深怕有误，又详细检查阶前经幢上的姓名……果然也有‘女弟子宁公遇’者，称为‘佛殿主’，名列在诸尼之前。”就这样，与经幢上的时间对照，确定大殿建设于唐代。当时尚未发现唐代建中三年的南禅寺大殿，所以佛光寺是梁思成等多年踏勘所知中国唯一存留的唐代木建筑！
　　考察完佛光寺，他们立刻寄信到太原教育厅，“详细陈述寺之珍罕，敦促计划永久保护办法。”沉浸在发现唐代木建筑的狂喜中，他们游览了台怀诸寺，沿滹沱河经山西繁峙县抵达代县，工作了两天，才知道卢沟桥战事已爆发五天。佛光寺之喜与七七事变之痛，几乎同时来临。
　　梁思成写作这篇《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时，山西已沦陷七年，距佛光寺不远的台怀镇，正遭日寇进攻。他们不由得对那座建于公元857年的木结构古刹，心存忧虑。国家蒙难，黄河两岸那些烽烟弥漫的焦土上，散落着几位建筑学者曾经摩挲过的许多古建筑瑰宝，“当时访求名胜所经的，都是来日敌寇铁蹄所践踏的地方。”他们无疑比常人更痛彻心扉。
　　随着北平沦陷，心无旁骛潜心学问的日子从此结束。梁思成生长于日本，11岁才跟随全家回国。北平沦陷后，日本人要他组织“中日友好协会”，他当然不可能成为汉奸，刻不容缓，必须赶紧逃离。1937年9月5日凌晨，梁思成一家匆忙离开北平，走上流亡之路。这对学者夫妇曾经生气勃勃又优越舒心的日子，一去而不复返。这一年，林徽因33岁，她的锦绣年华，从此碎成丝丝缕缕。
　　林徽因的散文《彼此》比起她抗战前写的《蛛丝和梅花》等纤细、唯美的文字，显出迥然不同的深沉、厚重，有了青石般的质感。从前那些空灵、飘忽也稍显无谓的感伤，已随风远去：“一片国土纵横着创痕，大家都是‘离散而相失……去故乡而就远’。”离开沦陷区的学者们，开始饱尝颠沛流离，体会朝不保夕的凄惶。光洁的面容，被镀上困顿、愁楚的风霜。“生是如此艰难，死是如此容易。”
　　屡遭敌寇炮火，与亲人生离或死别，辗转在脏脏的车船，陌生小城臭烘烘的小客栈挤满难民……每一天都是煎熬，前路迷蒙，林徽因的文字却并无愁楚绝望，显得硬朗有力：“我们彼此所熟识的艰苦正在展开一个大时代……让我们共同酸甜的笑纹，有力地，坚韧地，横过历史。”“我们今天所叫做生活的，过后它便是历史。”那时，战争开始还不久，他们知不知道，流亡将持续多年？尤其是，她是否知道，自己不久就会被结核彻底击垮，在四川南溪县的小镇李庄卧床五年？
　　
林徽因梁思成

　　前天昨天都11点过才起床，今天决心早起，结果还是10点过了。这预示着2012我会很懒吗。
　　没有出门，前天儿子踢球扭伤了脚，昨天他赏光让我送他去，平时都是自己骑车去的。他学些什么，练些什么，我都不晓得了。昨天问他在学什么曲子，说是海C。我问谁作曲？他很“鄙视”我，海C当然是海顿的了。哦，原来如此，我很不好意思。
　　儿子跟老师合奏一段曲子，很好听也很忧伤，结果老师说是舞剧白毛女中“在深山”那场，四季之“冬”，我没有印象了，记得最深的是朱逢博的北风吹等独唱和合唱大红枣儿之类旋律。样报戏由当时的一些优秀创作者锤炼，有的在艺术上还是颇具水准的。
　　儿子被老师热烈表扬，皆大欢喜。他往往在视奏环节被表扬得较多。
　　中途出去溜达，在一家内衣店看见里层有绒的棉毛衫裤，手感很舒服，特别厚实，给父母买了一套。
闲逛到星河街，一条没有破墙开店的小街，很安宁。行道树分别为白杨与小叶榕，这些年后者在成都较常见，四季常绿，固然不错，但是多了就稍显单调。倒是这成排的高大白杨较少见，看着养眼。黄绿色的树叶摇摇欲坠或飘然落地，柔韧的枝条疏密有致地裸露出来，散乱交错，像写得潇洒的行草。冬天的景致，非常好。
每隔一段路，树干上就有小吊牌，写了树木名称、科属、特点等，是当地办事处做的，我在其他地方还很少见到，很周到，别处的树木也都这么科普一番就好了。一点小遗憾是，不耐荫写成不耐萌了，乍一看有点像网络语言。
　　晚上发现，自己白天犯了一个错误，沮丧。
　　手机坏了，等下出门修理。
　　没有出远门，这个假期，好像出城还是照例拥挤吧。

　　　　从浅浅一鸥那里看到，转帖过来
　　
　　哈维尔1990年新年献辞
　　　　
　　　　亲爱的同胞们：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
　　　　
　　　　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整个工业部门生产着人们不感兴趣的东西，而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却十分匮乏。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一个曾经以其公民的教育水准高而自豪的国家现在却因教育投资过少而降到了世界的第72位。我们污染了祖先馈赠给我们的土地、河流、森林，其破坏的程度在欧洲是最为严重的。我们国家成年人的死亡比大多数别的欧洲国家都来得更早。
　　　　
　　　　请允许我提供一点个人的观察。最近我去布拉迪斯拉发，在飞机上我抽点时间从窗口往外看。我看见斯洛伐那夫化工联合企业和紧挨着它的巨大的柏特索加住宅区。这幅情景足以令我明白，数十年内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从来没有也不打算从他们乘坐的飞机窗口往外看一眼。缘此，甚至并不需要统计数据，我也能更快更深地明白我们已经陷入一个怎样的境地。但是所有这些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最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环境之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及仅仅关注自己。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恕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对许多人来说，们们仅仅代表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怪癖，或相当于来自古代的早已过时的祝辞，在电脑和太空时代显得非常滑稽。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大声喊出，有权者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并且那些生产没有污染和高质量食品的特殊农场，应将其产品送到学校、有孩子的家庭和医院，如果我们的农业不能向所有的人提供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的前政权，以其狂妄自和偏狭的意识形态，将人缩减成一种生产力和相当于一个生产工具。这样做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本来面貌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它将那些有才华和有自主性的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熟练地工作的人们，驱逐至某些巨大畸型、嘈杂、有刺鼻臭味的机器旁边，沦为其齿轮和螺丝钉。这无非是慢慢地但却无情地磨损这个政权本身和其全部齿轮和螺丝钉。
　　　　
　　　　当我谈及我们被污染的道德氛围时，我并不仅仅涉及那些吃不受污染的蔬菜和不从窗户外看一眼的人士。我说的是我们全体。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来说，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我为什么说这些？如果把前40年留下来的不幸遗产理解为与我们自己毫不相干的某件东西，那是非常不明智的，相反，我们必须承认这项遗产是我们对自己所犯下的一桩罪过。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解释，那么我们就能明白该由我们每一个人来为此做点什么。我们不能将每件事都归咎于前统治者，不仅是因为这样做不真实，而且也会削弱今天我们每个人所要面对的责任，即主动地、自由地、理性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让我们不要受此蒙蔽：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国会和总统，都不可能单靠他们的力量获得成功。同样不能指望仅仅是这些人能挽救天下。自由和民主包含参与，因而是所有人的责任。ト绻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所有由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所继承的可怕事物便显得不那么可怕。因此，希望也会回到我们的心里。
　　　　
　　　　我们已经作出了可观的调整，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最近一个时期——尤其是过去6周的和平革命——已经表明，在我们迫于环境不得不带上的冷漠面具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富有人性和道德力量的精神潜能和公民水准。每当有人武断地声称我们将会这样或那样时，我总是提出社会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存在，仅仅相信出现在你面前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我很高兴我这话并没有说错。的确，这些逆来顺受的、饱受羞辱的、怀疑主义的和近乎犬马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找到了那种巨大的力量，在数周之内，以文明和平的方式，摆脱了自己身上的极权主义枷锁，令世人瞩目和称奇。我们也不妨反问自己：从来没有在另外一种制度下生活过的青年人，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对真实的追求、对自由思想的热爱、拥有政治上的理想和公民的勇气及眼光呢？他们的父母——被认为是迷失的一代——是如何和他们的孩子走到一起的呢？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不需要任何建议或指示的情况下，立刻领略到去做什么呢？
　　　　
　　　　我想我们目前的处境中富有希望的这一面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人决不仅仅是这个实际世界的产物，而是能够将自身与某种更高的东西联系起来，尽管这个实际世界试图一步步扼杀人们的这种能力；第二，我们民族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传统(人们常常空洞地谈论它们)，仍然沉睡在人们意识深处；难以察觉地从上一代传至下一代，这使得我们每个人能及时地发现它们并将之转变为行动。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为今天的自由付出代价。许多人于50年代死于狱中，不少人遭枪决；上千上百的人们的生活遭到破坏，大量有才华的人被迫离开了这个国家。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献身于民族荣誉的人，那些反抗极权主义的统治惨遭迫害的人，那些仅仅想保持自己本来面貌和自由地思想却蒙受不幸的人们，我们应当记取它们，记取它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为今天的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自主的法庭应当不受干扰地审查对种种迫害负有责任的人，使我们的过去真相大白。
　　　　
　　　　我们也应牢记其他的民族为其目前的自由付出的甚至是更昂贵的代价，其实也是间接地为我们所付出的。在匈牙利、波兰、东德曾血流成河，不久前在罗马尼亚又发生了这种可怕的情况。同样，苏联境内的各民族也曾抛洒热血，这些都不能忘记。首先每一个人类成员的受苦和其他人类成员相关联；更重要的是，这些巨大的牺牲构成了今天的自由的悲剧背景，也带来了苏联阵营内部各民族的逐步解放。它们也构成了我们自己新建立的自由的背景：没有苏联、波兰、匈牙利和东德的变化，我们国家的情况也不会像这样。抑或即使改变，也不会拥有如此一个和平的进程。
　　　　
　　　　我们享有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是事实，但并不是说在最近几周之内有人直接给我们提供援助。几百年来，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始终依靠自己，而不是依赖强国和强权的援助。在我看来，这构成了我们目前巨大的宝贵财富。其中包括了这样的希望，今后我们可以免于因受人恩惠带来的麻烦。现在依靠我们自身这个希望能否实现，我们公民的、民族的、政治上的自信能否以一个新的历史姿态复苏，全看我们的努力了。
　　　　
　　　　自信并不是自负。恰恰相反，只有真正自信的人或民族，才能倾听别人，平等地接受他人，宽恕其敌人和为自己的罪过感到悔恨。让我们把这种自信带进我们的共同的社会生活之中，带到我们的国际舞台上的行为方式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恢复自尊，恢复对于他人的尊敬和对其他民族的尊敬。
　　　　
　　　　我们的国家将永远不再成为一个附属国或与其他国家关系恶化。的确，我们必须从别国那里接受和学习许多东西，但这必须是平等互助的那种关系。我们第一任总统写道：“要耶稣，不要凯撒。”这是继承了我们的哲学家赫尔斯基(Chelcicky)和科明纽斯(Comenius)的传统。我说我们现在正有一个机会将这个思想发扬光大，并将其作为一个新的因素引进至欧洲和全球政治之中。如果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话，我们国家正可以持久地令仁爱、理解、精神及理想力量得以焕发。这正是我们对国际政治所能作出的特殊的贡献。
　　　　
　　　　马萨里克将政治建立道德的基础之上。让我们努力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和以一种崭新的方式重新恢复这个政治概念。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是人们表达为社会谋福利的要求，而不是对社会的欺骗或劫掠。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不仅仅是一门模棱两可的艺术，它更可能是一门坚持原则的艺术，一门改进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艺术。
　　　　
　　　　我们是一个小国家，但曾经是欧洲精神文化重镇。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再恢复到从前？如果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回报吗？那些从前危害我们的人——不往飞机的窗户外张望一眼和吃特殊供应的人们——也许仍在周围并制造污染，但他们不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国际上的危害力量也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今天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漠视公德、空虚、个人野心、自私和互相倾轧。主要的斗争将不得不在这个领域中进行。ノ颐墙举行自由选举和自由竞选活动。让我们不要使得这项活动给我们和平革命的洁净面貌抹黑。不要因为我们变得纠缠于权力纷争而马上失去刚刚赢得的国际社会的同情。不要再在服务于社会的虚假名义下行个人私利之实。其实，现在是哪个党派、团体赢得选举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将我们当中在道德、公民意识、政治专业方面最优秀的人推举出来，而不论他们的政治背景。我们国家未来的政策和威望取决于我们选出什么样的人来和稍候选择的代议机构。
　　　　
　　　　……
　　　　
　　　　总之，我希望自己是一名少空谈多做实事的人。不仅要从我乘坐的飞机窗户上朝外看，而且首先并且更重要的是经常出现在你们当中并耐心地倾听你们的声音。
　　　　
　　　　人们也许会询问我所梦想的共和国到底是什么面貌。请允许我回答：我梦想的是一个独立、自信、民主、拥有繁荣的经济和社会公正的共和国，简言之，是服务于个人并因此希望个人也来为其服务的富有人性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内，人们都受过完整的、良好的教育。要想解决人为的、经济的、环境的或政治方面的任何问题，一定要有具有优秀素质的人。
　　　　
　　　　我的最杰出的前任马萨里克以伟大的捷克教育家科明纽斯的一句话来作为他第一次讲演的开头。请允许我借用这句话并辅之以我自己的语言来结束我的第一次演讲：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1990年1月
　　　　
　　

　　王鹤（文）
　　65岁的托克伦原本在中学教授捷克文学，但学生的心不在焉、淡漠无礼让他越来越难以找到快乐。恰逢他第四次忍无可忍，将海绵擦里的脏水挤到学生头上，这名桀骜不驯的学生又恰好不容得罪，他是学校一位赞助商的儿子。托克伦不愿按校长的要求道歉，就顺势辞职了。
　　赋闲在家，只好帮老伴做些家务。吸尘、安门，感觉都那么百无聊赖。同是退休教师的老伴边熨衣服边看肥皂剧，看得台词都能背下了。托克伦揶揄老伴：还受过高等教育呢，看这些东西。老伴反唇相讥：你熨过衣服没有？电视剧恰好演到男主角对女主角深情款款地说：我爱你到不会爱上其他女人。老伴借机敲打他：你该看看这个的。
　　还以为这是闲笔呢，呵呵，后来才知道，不全是。
　　托克伦才不想在呆在家里看肥皂剧呢，也不想参加其他老头老太太悠闲的散步团。他号称“为了了解布拉格和有判断力”，先是去应聘当快递员，骑着赛车奔驰在街头巷尾，装备颇为专业，乍一看还有点英姿勃发。但好景不长，在雪地里躲闪不及，出了车祸。幸而无大碍，伤好后他去应聘超市的酒瓶回收员。老伴看穿了他的心思，怨艾地说，你就是怕和老女人成天面对面。
　　托克伦还真是热爱新工作，回收酒瓶看起来这么枯燥，他都干得津津有味。他享受自己的老有所为；与来退瓶的顾客日益熟络，有泛泛的寒暄，也有暖心暖肺的交流；帮闷葫芦嘴的新同事撮合婚事，居然成功了；协助超市抓到了偷酒的惯犯，被警察热烈表扬；最舒心的是闲来无事时，从窄小的窗口打望美女，看妙龄女郎薄裙下被阳光映射得曲线毕露的大腿……夜里春梦频繁，梦里也有了新鲜的迷恋对象。
　　医生女婿跟护士相好，与女儿海伦娜离婚了。女婿跟托克伦掏心掏肺：海伦娜太一本正经了，而新欢“那不知廉耻的性感就像龙卷风，把我从海伦娜的平静温柔中刮走，不可能站得稳啊。”老头子一听就丧失了立场，情不自禁地说：海伦娜就像她母亲！这话分明有了点诉苦的意味。这对从前的翁婿，那一刻似乎达成了男人之间的理解、和解。
　　女婿甚至暗示前岳父向他学习。不知是不是受了女婿的启发，反正，托克伦出轨的机会果然来了：在他教书的学校有位关系非同一般的老同事，主动约他去家里幽会。老头子乐颠颠地捧着鲜花、美酒上门，却因为记错了时间，差点捅娄子。
　　超市为了节省人力成本，决定启用酒瓶回收机。看着空酒瓶列阵成行在履带上被传送，自己又失去了依依不舍的用武之地，托克伦有说不出的惆怅。
　　《布拉克练习曲》是捷克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导演扬•斯维拉克的作品，获2008年捷克狮子奖最佳导演、最佳摄影等奖项。导演与父亲、也即本片编剧和主演德内克•斯维拉克是捷克影坛的一对黄金搭档，他26岁完成的长片处女作《青青校树》和1996年的《柯利亚》（《给我一个爸》）都由父亲编剧并主演。《青青校树》1992年与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同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晃眼一看，德内克•斯维拉克有点肖恩•康纳利老来的模样。不过，托克伦这个角色，虽然还算精神矍铄，却不需要演员过分玩帅——他既有老人的活力，更有老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挫折与困顿。老头子毕竟65岁了，再怎么不肯服老，骑自行车的反应却真是今不如昔。去超市应聘工作时，人家首先问他腿脚是否还利索；他一面对妻子以外的女人绮念不断，一面也羡慕小外孙撒尿就像喷泉，感慨自己已经力不从心；他因为不懂电脑而在学校闹笑话，连技术含量那么低的酒瓶回收工作，最后都被机器取代了。世界变化太快，虽说他决计不想跟外界脱节，却也只能无奈地感觉自己日渐边缘化……
　　《布拉格练习曲》的轻喜剧风格，使得它即便讲述老人生活的失意、怅惘，也毫不灰暗、迟滞，反倒别致而饶有风趣。同时，电影既展示夕阳黄昏的落寞，也表现老人慢慢退场时的不甘、眷恋，以及眷恋中的生趣、喜感；既描绘老夫老妻长年累月相守的沉闷、平淡，也刻画岁月积淀带给他们的相濡以沫、牵筋连骨。
　　

吴哥比我想象的还要震撼。
当然是奇迹，只不过，奇迹二字用得多了，好像有点轻。
吴哥是要把人镇住的，惊讶有点说不出话来，怎么会哪么好？
世界各地的人都是这样，把他们最虔诚、聪明、纯粹也异常艰辛的创造，献给神、佛，当然也供给王室。不晓得对后者是不是也那么心甘情愿。
所以，吴哥的遗迹，多是佛寺佛塔，王城宫殿。下面引自百度——
“吴哥古迹始建于公元802年，前后用400余年建成，共有大小各式建筑600余座，分布在约45平方公里的丛林中。吴哥王朝辉煌鼎盛于11世纪，是当时称雄中南半岛的大帝国，也是柬埔寨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吴哥王朝于15世纪衰败后，古迹群也在不知不觉中淹没于茫茫丛林，直到400多年后的1860年被法国博物学家发现。”
1000年前，就有这样恢宏又细腻的建筑群，令人叹为观止。那个时代，吴哥王朝必定经济、文化异常昌盛，艺术家和工匠都有奇思妙想和卓越技能，遂有这般奇迹存世。

第一眼在车上瞟到他们，就很惊艳




大吴哥城外




塔普伦寺的重门



塔普伦寺



动作柔曼，头饰精致，窄裙好像有丝的飘逸质感




这样的舞姿，处处都是。她们的舞蹈，至今仍是那样柔弱无骨的手势。



残缺了依然很美








斗象台



俯瞰。我喜欢这种斑驳的深灰，这是吴哥大部分遗迹的主色调





继续俯瞰
　　



难得一见的红色石雕



落日黄昏




小吴哥城的凌晨




日出小吴哥




热带的太阳，转瞬就已经耀眼




沐浴晨晖的马




好像是古代法院



苔痕浓淡

　　王鹤（文）
　　1949年初，韩素音放弃在英国的安稳生活，携女儿前往香港。中国大地正席卷着战争风暴，跟她1938年从比利时回国一样，这又是一次令人咋舌的选择。朋友们劝阻她：“不能老是把面包扔到水里去。”
　　韩素音进入香港玛丽医院工作，不久担任急诊部主任。1949年夏天，她在一次餐会上邂逅《泰晤士报》记者伊恩•莫理循。她原本以为自己早就心如死灰、早已超越诱惑，却不知不觉深陷情网，因缘好像前生注定。她眼里、心里的伊恩，白璧无瑕。在自传体小说《瑰宝》里，韩素音借劳神父之口这么赞美伊恩（小说中的马克）：“既文质彬彬，又气宇轩昂；既有英雄气，又懂儿女情……说话总是那么平和，像荒漠中的一泓清泉。”
　　伊恩•莫理循跟中国渊源不浅，他父亲乔治•莫理循1897至1912年担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曾为袁世凯等四任民国总统的政治顾问，对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外交有不小的影响力。当时的外文地图干脆将他居住的王府井大街标为莫理循大街。乔治•莫理循也是旅行家，曾经在中国东北、西北、西南及长江沿线旅游、考察，出版过《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他收藏的大量东方学文献及其通讯、日记，还有几千幅图片，成为研究当时中国历史、了解各地风俗民情的珍贵资料。
　　相爱的人当然渴望结婚，但障碍横亘。首先，伊恩的妻子不肯离婚，他俩难免有伤及他人的愧疚，而周围闲言碎语也层出不穷。在一个交往圈子相对狭小的城市，飞短流长有时候有致命杀伤力，伊恩担心自己给她带去伤害；其次，香港的欧亚混血儿虽然不少，但当时殖民地和租借地的好些英国人，依旧认为混血儿低人一等，他们往往在态度和言辞上随时流露轻蔑。伊恩固然对种族偏见嗤之以鼻，但韩素音不得不忧虑，他俩的关系会影响他的前程；此外，她心心念念想要回到内地，她作为“赤色分子”的名声在香港惹人注目。而供职于《泰晤士报》的伊恩，在共产党人眼里则是反革命的异类，显然很难获准去北京工作。中国刚刚建立的新政权和英国属于截然不同的政治阵营，他俩背后的世界，碎成了两块，鸿沟又深又宽……
　　阻力如山，韩素音和伊恩也曾心灰意冷。但感情愈是遭到打击，也就被激发得愈加蓬勃。韩素音发现，自己即便在躁动不安的青春期，也不曾像现在这样，为爱痴狂：“那个短暂的秋天，时间和空间都停滞了，在幸福的天堂里化成一个水晶球。”
　　朝鲜战争爆发，伊恩被派往前线采访。尽管战地记者伤亡的比例不小，伊恩和同事们离开香港机场时，却“人人都显得身负重任而对周围一切满不在乎的样子。”伊恩的妻子现在给了他一个两年的期限，他因此而乐观，觉得自己能战胜时间。
　　可是，他再也回不来了。1950年8月，韩素音得知伊恩的死讯。这场仅持续一年多一点的恋情，一段云上的日子，戛然而止。天赐缘分，高峰体验，转瞬就彩云消散，梦残肠断，韩素音唯有自我安慰，自己毕竟拥有“爱与死”的财富。
　　那是一种很奇异的体验：她明知伊恩已逝，他从朝鲜寄出的信，却一封接一封到达，总共18封。“这种延期的、他还活着的假象使他的死变得虚幻了。”第三周以后，韩素音收到最后一封信，“我知道不再有他的信了，于是坐到打字机前，卷上一张纸，开始写我的《爱情至上》。”
　　自传体小说《爱情至上》（现译《瑰宝》）1951年完成，次年在英、美出版。小说的前景是如怨如慕的爱情，但韩素音也用相当篇幅描画1949年前后香港的世风人情，写这块拥挤、躁动之地的鱼龙混杂，斑驳陆离，文化冲突，政见交锋，其感受力和表达力都很见天赋。出版商乔纳森•凯普写信告诉韩素音：“我在英国的公共汽车上看到的妇女，胳膊下几乎都夹着一本您写的书。”《瑰宝》后来被译为多种语言出版。1955年，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生死恋》，大受欢迎，还获得两项奥斯卡奖。

崩密列距离吴哥一个多小时车程，是近些年才开发的景点。它曾经是高棉王朝的一处都城，后来因战争或灾害迁都，崩密列也废弃于密林荒草。现在对游人开放的，是曾经的王宫。
与被修复过的大小吴哥不同，崩密列呈现的是废墟的原始面貌。热带雨林有旺盛的生命力，它们不可思议地扩张、侵蚀，巨根粗藤，将曾经的宫墙深院、密室长廊，全部层层叠叠地包裹、覆盖，也扭曲、破坏。从前繁复华丽的绣帷彩幔、行走其间的王公美人，就算不曾迁徙，也难见踪迹、魂消魄散了。就连坚硬挺拔的石墙，都东歪西倒，或溃散横陈。
然而，断壁残垣，也是美的。




精细的石雕，还残存半截，看得出她曾经的美轮美奂。




大树已在废墟上长得舒枝展叶
　　



一地乱石




柬埔寨的龙，通常造型是五头龙　


　

我们的导游30来岁，是潮州裔的华侨，现在家人之间也说潮州话。他说柬埔寨最好的日子是法国人走后西哈努克当政的20来年，后来战祸连绵。他自己很幸运，红色高棉失势后才出生。他的两个哥哥，就是波尔布特时代被杀害的，而且刽子手当着他父母的面打死两个孩子。
导游告诉我们，因为波尔布特时代被杀害的人太多，柬埔寨人口大减，现在政府鼓励生育，最近的30年，人口增长了5倍，达1500万，但是相对于柬埔寨的面积来说，还不算密集。不知这数字是否确切，但是，在吴哥的所有景点，小孩子真的很多。他们有的在玩耍，更多的则在卖各种旅游纪念品，还有的则主动充当“导游”挣小费，或者跟着游客，看看他们带糖果没有。孩子们都会讲一点汉语，可见中国游客确实很多。他们对所有年纪的人都喊哥哥姐姐，糖果二字说得特别清晰。
　　我们去之前就被旅行社告知，最好带点糖果去送小孩，他们果然很喜欢吃糖呢。听说，柬埔寨人都比较喜欢吃糖，但却没有因此导致相应的疾病，大约跟气候炎热糖分消耗太大有关。当地出产棕糖，好像是棕榈树花序的汁熬的糖，色泽和味道都很像红糖。
　　
　　因为游客来自四面八方，所以，孩子们品尝的糖果，也五花八门。左二那个小男孩，眼神特别机灵。
　　


　　
　　


　　
卖明信片和钥匙扣的女孩
　　


　　
女孩都很漂亮
　　


　　
洞里萨湖是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湖上的船屋住着很多人家，有水上商店、学校，可惜湖水污染了，湖面常见一片片的水葫芦。几乎每个游船上，都有个十一二岁、十二三岁的男孩当水手，完全能够独挡一面。还有的母亲则带着小孩，划着小船以飞快的速度接近游船，跟母亲一起划船的孩子也只有五六岁，动作敏捷有力，靠拢后就跟着游船或跳上大船兜售饮料等。这个孩子也是，一眨眼间就跳上来了。想想周围，跟他们同龄的孩子还在幼儿园呢，这些小孩已经开始帮着父母谋生了。
　　



这是我们在所有景区见过的最安静的小孩，她拿着一根枯枝独自在石阶上画着什么，一脸专注。

　　这几天读完江川澜翻译的冈仓天心的《茶之书》，译文真是典雅芬芳，一字一句都是精研细调的，又看得到她的处处会心、妙趣横生，
　　冈仓天心用了相当的篇幅，梳理饮茶方式和习俗在中国的历代变迁，当然也讲述了茶道在日本的缘起、完善和兴盛。茶道的精髓，茶中的禅意，空灵清寂；茶室的陈设，茶人的格调，则一丝不苟，绝无虚华浮艳。形式与内容都一尘不染，了无杂质。

刚仓天心显然更喜欢古人，因为“后世的中国人……变成了现代人，也就是说，变得世故成熟。他们失去了让诗人和古人保持永久青春的梦幻的崇拜。他们变得折中，遵循世界的惯例。他们也变得玩世，不愿屈尊去征服或者崇拜自然。尽管明代的茶叶中有花的芳香，但是唐宋茶仪的浪漫韵致在茶杯中已丧失殆尽。”说得太好，说的是茶，却又不仅仅关乎茶。
　　　　
　　
　　

大吴哥城的巴戎庙，由54座大小宝塔构成一座繁复精美的大宝塔，其中每座塔的四面，都刻有三米高的加亚巴尔曼七世的面容，脸上有淡淡的、悲悯的笑意，因此被人称作高棉的微笑。50多座宝塔，汇聚着国王200多个微笑。


　




　　

　　


　　
　


　　
这一座最为著名，在前面照相的人摩肩接踵，要想找个机会拍张国王独自微笑的，挺不容易。





巴戎庙里的雕刻也都细腻灵动，这是舞者还是女神？

　　 　　王鹤（文）
　　
　　　　崇祯的后妃中，最鲜亮醒目的人物，要数田贵妃（田秀英），她过人的灵秀巧慧，放在几千年后妃史中，也属出类拔萃。田贵妃原籍陕西，长于扬州，崇祯元年封礼妃，后来逐步晋升为皇贵妃。她跟周皇后一样淡妆天然，不喜雕饰，而其资质和才艺，显然更不凡——自幼习钟繇、王羲之楷书，入宫后有机会临摹禁本，更臻妙境，崇祯常与她一起为书画卷轴题签；她善绘画，其《群芳图》被崇祯置于几案，时常展玩；她的马上身姿，柔美灵动，且控驭自如，骑术毫不逊色于名骑手；跟皇帝下棋，她通常会输一二子，却又让对方浑然不觉是在故意让棋；宫中喜欢蹴鞠（中国古代足球），她是球艺一流、姿态娴雅的女足主力；至于装饰居室、打扮宫女、改进宫中仪制等，她也样样出手不凡……凡此种种，倘若皇帝蠢笨粗糙，无疑就明珠暗投了。巧的是，皇帝其实也还风雅精致，所以她宠冠后宫。
　　
　　　　田贵妃鼓琴吹箫指法娴熟，有穿云裂帛之声，功力尤其不凡。崇祯正好能作点曲，谱写过“访道五曲”——《梧桐吟》《烂柯游》《参同契》等。也不知道这些曲子是否动听，不过，有田贵妃这样的高手倾情演奏，想来是悦耳的。中秋之夕，宫中设宴，崇祯命撤掉乐师，由田贵妃弹琴。月华清朗中，琴音飘逸灵动，皇帝高兴地赞美她，你的指法娴熟自如，将音乐的巨细疾缓都表达得恰到好处。他这一夸，无意中为后妃的摩擦提供了材料。有一天崇祯也是为田妃的琴艺倾倒，忍不住问皇后，为什么你就不会呢？皇后没好气地说，我从小家教严格，到哪里去学琴。这话有点强词夺理，乍一听却让皇帝一愣，赶紧问田贵妃跟谁学的。田妃说是母亲所授，皇帝第二天还将她母亲吴氏召进宫中，当面演奏一曲，证实田妃确实没有撒谎。
　　
　　　　陪着一个自负、多疑、专断的皇帝，需要走钢丝一样的高超技巧。田贵妃再心思缜密，有时还是会因故被罚居冷宫。而太监们总忘不了输送新鲜美女进宫。有一次，他们给皇帝选买了几个绝色歌舞女子，这些妙龄佳人颇令崇祯乐而忘返，不禁疏远了田妃。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宫墙内不知堆集了多少代失意人的酸楚。田贵妃忧心如焚，决定给崇祯上疏进谏。崇祯自诩圣明，估计讲大道理比较对他的胃口，所以她用的理由也冠冕堂皇——当今国家内忧外患，不是皇上悠闲玩乐的时候。崇祯一看，心知肚明，给她的批语也大打太极——很久没见你，学问大有长进呢。不过，那些莺歌燕舞也属先朝旧例，又不是从我开始的，你何必多虑呢？话虽这么说，到底还是当天就赶去见她，再三抚慰。
　　
　　　　崇祯一朝，宫苑还算平静，后妃之间难免的磕磕绊绊，并未弄到火星迸射的地步，都还在皇帝可以调控平衡的幅度之内。而田贵妃聪敏、幸运地将恩宠持续了十四五年，如果国家不陷入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紫禁城内的日子，可不是也花好月圆？
　　
　　　　万事如意圆满，世间有几人修得到呢？且不说天下大势，只看身边，田贵妃有三子，皇七子早夭，崇祯最喜欢的皇五子五岁病故，让皇帝郁郁寡欢，更令她从此卧病，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七月去世。若没有后来的天崩地陷，人们会叹息红颜薄命。田妃去世不到两年，城破宫倾，崇祯与后妃自缢。谁说朝露易干不是福分呢？她毕竟没有死于非命，还有一座正式的坟茔。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古代男人的抱负。田贵妃其实才真正身体力行了这一理想。然而，这算是成功么？那些明艳鲜亮与疑虑不安交织的日子，那种奋力保持巅峰状态的不懈不怠，肯定也间接毁损了她的健康。纵然内外兼修、玲珑剔透，智力、美貌、才艺和情商都绝对拔尖，她却也不能成为知名演奏家、企业家、电视主持人、家政学教授，或完整而平等地拥有丈夫的妻子——很遗憾，却也只能这样了，她的角色早已被分派好，只能是几千年深宫禁苑最耀眼的女明星之一。
　　
　　
　　
　　

　　高山山每次回婆家，见了她的大姑子惠先的字，都赞不绝口，要对我热情洋溢、津津有味地夸一阵子。说惠先这些年潜心习字，也博览古书。因为面对笔墨，心念纯净，字的气象也就端正大气，绝不浮躁。
　　我对擅长书法的人特别景仰，如果对方是女人，就加倍景仰（这么说好像很不女权，但平心而论，书法家里，女性的比例确是小得多）。见我很神往，有一次高山山灵机一动，说，下次我帮你要一幅回来。
　　果然，没过多久，惠先的字就被她帮我求来了。灵秀娟静又从容沉稳的小楷，选录的是道德经第八、第四十三、第七十八章。
　　拿去装了框，挂在书房，尺幅也跟墙面大小很合适。一眼看去，清芬、厚朴之气，迎面而来，真是给房间大大增色。不觉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