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则说

　　
　　
　　9月到达台北时，我并没意识到有一场选举蓄势待发。既然住在总统府附近，我只盼望哪天可以看到小马哥。而当时我对他的全部印象，来自初中时看凤凰台，他是台北市市长，会穿很短的短裤在街上跑步。我就记得那两条大长腿而已。
　　是在关注台湾同志运动时，我才注意到蔡英文。并不是她有同志政策，而是半年多以前，她被施明德公开追问性取向。此事台湾同志团体已经做出很好的反应，此处不另。我因此知道了这样一位知识精英女性，一如我在台湾最好的大学与研究院看到的那些教授，他们坚定而温和，优雅而有力量，有好的出身，好的学养。
　　然而这只是蔡的一面，她后来成为了一名政治家。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她亲民路线的书《洋葱炒蛋到小英便当》的签书会。为了签名本，我也乐得排队。
　　那时选战已经拉开了罢，我并没关心。蔡的竞选网站早已上线，而我意外发现她正沿着一些叫做“台一线”之类的经典线路全台游走；到达一个地方，点拨当地特点或特色产业。我刚好可以追踪（只是知识上跟着，并不是用脚跟着）这样的行程，来增进对台湾的了解。
　　
　　我渐渐习惯了看民进 的街头政治。顺带想到一个问题：

　　
　　平安夜的前一天，自由广场即开始演出吴念真的话剧《人间条件》。我坐在几万人中间，没有全听懂台语的台词，也为演员的表演逗得大乐。好一出大戏，写尽了悲欢离合。而且演员都是一把一把的戏骨。第二天活动加码，除了《人间条件》继续演出以外，“平安祈福”活动，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我去到后简直全身颤抖：有布袋戏啊！而且三个剧团同场尬戏，任君选择。我想看布袋戏很久很久，刚好在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地点遇上了。我从来不知布袋戏可以翻出这许多花样：武戏，文戏。那些布偶简直无所不能，会杂耍，会喷火，会变脸，会抽水烟，会花很久梳头，或者轻轻打开来一把折扇。
　　圣诞节很温暖，有人陪伴，简直如梦似幻，虽然我很快转身离开。接下来几天，台大的讲座，见到仰慕已久的教授。学校校庆，除了开园游会、派园游券外，还由音乐系的师生在“国家音乐厅”开了一场音乐会。我一直对音乐厅远观而已，没想到有学校做东，进去听了音乐会，也是可感激的。
　　又一天，去了猫村“侯硐”摸猫咪照猫咪，顺带去了“暖暖”，一个名字很可爱的地方。坐在广袤的乡间，吃了一个料多实在的车站便当。
　　然后就是跨年了。想起双十的庆典，那时我

　　
　　人要是想家，那是怎么着都会想。
　　本来待在台北还好，一天去了台中，看见窗外山地加平原，与湖南丘陵的地形很像，于是我想家了。
　　看到卖番薯，也想家——台湾是你闭着眼睛都能看到街角有人卖番薯的呀！几年前的一个寒假，母亲突然买了两斤红薯回来。那次的红薯切开来，有几只是紫色的。我当时觉得很稀罕，而且紫色没有黄色甜，我比较喜欢，所以要母亲再买。过几天母亲又遇上那个卖红薯的妇人，她已不卖红薯，母亲向她说想买紫色红薯。其实卖红薯的也没注意黄的紫的这么多讲究，何况外观都一样。更大的难处是当时年关，她不再卖红薯是因为红薯都收去了地窖，留作来年当种子。又过几天，那妇人送来我家一些红薯，是她点着灯下到地窖里挑选的，但是具体黄色紫色她也不确定。而且，因为这样一番折腾，还被自己的丈夫骂多事。——地窖什么样，我从不知，该是很黑，红薯码得严严实实。我自私、挑剔、不体恤他人，而这是我的家乡人。
　　就连路过台湾的各种社会运动，我都会想起家。暑假一天，我睡到中午起来。吃饭时母亲说，上午出门买菜，看见有人运了一车死鱼，堆在政府门口，其臭不可闻。大概是哪里化工厂污染，把鱼塘的鱼都毒死了。母亲说话淡淡的，我惊讶于她用词的简单与准确，我也回味了很久这个故事里，湖南民间的彪悍。
　　想家的时候，台北的好我仍能感知，但是一切都变得不可爱了。麻糬，肉圆，蚵仔煎，鳝鱼意面，哪有家里的饭菜好吃。我在心里直庆幸：幸好没有跑太远，幸好我在最近最近的台湾。
　　这次在台北，我关心了一些新的课题，比如按摩。按摩在台湾是一个流行程度和番薯差不多的玩意。我每次消费时都细心观察用心记录，穴位在哪里，力道怎么使，等不及回去抓着爸妈练手了。我还梦见我在帮我妈按摩，一边按一边想：母亲实在太瘦了！
　　冬至来临时，我想起家。下雨时，想起家。晴朗时，想起家乡冬日的阳光。看见公交站牌下裹得严严实实的老太太，也想起爷爷奶奶，不知他们穿暖没有，御寒可够。
　　一天跟一位老师吃饭，他的父亲是湖南人。他说，小时候住在眷村，父亲一回自己做腊肉，费了很大力气砌了灶，又购来谷壳之类的东西点火熏，烟大得不堪忍受。他说，那时候小，不明白，父亲其实是想家。
　　

　　
　　如果我们要去一些名人、或者自己偶像待过的地方看一看，去“北一女”，会牵出一大串人来吧，这全台湾最好的女子高级中学。
　　因为我并不长期住在台湾，所以我看到的风景，都是片段式的。遇上了，就看到了。我对北一女最直观的印象，就是《联合文学》的那一期“张爱玲学校”，封面是三位清纯可人的女生，穿着北一女特色的深绿色制服，直接地注视着镜头。
　　对于我这种长在边陲的孩子来说，有时想想，北一女就在总统府对面，读的学校和总统府门对门这件事，很酷吧！不过，如果每天相对，也就熟视无睹了，和你周围每天都是水田加鹭鸶的景象，好像也没什么两样。何况，关起门来，学校的深墙大院，自成了一个世界。
　　我每次路过北一女，只觉得静，至于上下学时间，我也不大往那边走。倒是一天中午，沿重庆南路出门吃饭，看见北一女门口围满了送外卖的机车，居然热热闹闹像个市集，才让我想到这个院子里，有那么多欢腾腾的正值生长期的孩子。有人出来领大摞的披萨，成打的珍珠奶茶，还有几个则趴在大门边望着自己的同学，眼神充满期待。她们也只是些普通的孩子，吃快速食品，为作业发愁，并不总是那些平时与我擦身而过的，长发垂肩、安安静静、若有所思的绿色小精灵。
　　北一女的孩子很刻苦。一边等车一边看书的景象，屡见不鲜。一回我在公交车上，握着拉环，车厢挤而暗，且多有转弯之颠簸。而我旁边穿着北一女制服的女生，一手抓着拉环，一手把书架在抓着拉环的手臂上，逐字逐句地看。我暗自打量，繁体竖排本的《中庸》，注解详细，是考试要考吧。然而仍觉得血涌上头，像是真的跨越了时间，去到了我明知去不到的“民国”。
　　我没有进去过“北一女”的校园，它大概也不是随便给人参观的。何况它围墙高，大门小，铁栅栏时刻拦着，让我看见心里就怵了三分。有一天是“家长日”，很多家长前来，稍微热闹了一点，不过我也想不到借口前去看看。
　　我常常路过北一女的女生，她们或三三两两，或匆匆赶路，多是朝气勃发的，有的美丽到不可思议。有一天，我突然很想走上前去，拍拍任何一位的肩膀问：你如此年轻，你在最好的中学，你快乐吗？
　　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问过我，那时我穿着校服（虽然没有北一女的这么好看），在全省最好的中学。而我永远也追不上十五十六岁的自己，问她：你如此年轻，你在最好的中学，你快乐吗？
　　
　　

　　
　　我平时其实是一个比较沉默、严肃的人，除了在清面前。一握住她的手，我就咯咯咯地大笑起来，还努力把嘴咧大，学她的样子。她也很开心，眼睛里笑着凑近了看我，嘟着脸蛋，学我直冒傻气的表情。
　　就这样到了台中，我说：我们去东海大学吧！就拉着手坐着车，蹦蹦跳跳地去了。
　　我们一直都在公立或国立的学校长大，这是第一次看见私立学校，教会学校，似乎有一种圣洁，一如它纯白的大门。我们在门口拍了照，进到校园，清被路旁的大树吸引，把相机举高了拍树顶。我努力地在路上跳啊跳，试图跳进镜头里。
　　一位男士见我们很没头绪的样子，走过来问：你们需要帮忙吗？我倒也十分有数，就说：我们要去路思义教堂。他给我们指了路，风度翩翩地离开了。
　　那是早晨，阳光从树干树枝后，露出朦朦胧胧的光。我们走过开满鲜花的小径，还有些藤蔓与古旧建筑吧，记不清了。
　　路思义教堂在一片开阔的草坪上。实地看建筑就像音乐会听现场一样，感觉还是很不一样。我并没有太喜欢路思义教堂的外形，因为觉得它像竹竿挑着一床草席在晾晒。但当我走进教堂里面，看见那飞升而狭长的顶与光线，还是不由得双腿发软，就在末排的座位上坐下来。
　　似乎有音乐，晨祷的老太太慈祥地回过头，示意我们可以去置物柜上拿取资料、书签。我没说什么话，也没想什么事，就在那里坐了一下。
　　从教堂出来，还是开心，两颗脑袋并在一起，又奔往下一个景点：奶牛。
　　记得在学校里都坐了车，东海大学有一个奶牛养殖场，自产自销乳制品。我很高兴可以看到黑白相间的奶牛，虽然它们都住在棚子里，没有草原作为背景。我又欢快又紧张地拾起地上的干草喂它们。至于出产品，据清说很古早味，像她小时候喝过的酸奶，吃过的冰淇淋。因为制法简单、新鲜。
　　后来路过过东海别墅，也即东海大学外的商店街，人多路窄，没有下车看。台湾茶饮连锁企业“古典玫瑰园”的第一家店，即在此地，不知会不会比别的分店优。“古典玫瑰园”至今仍是我和心仪的对象约会吃下午茶的首选（如果不是心仪的对象，那就不用麻烦下午茶了，直接去吃鳗鱼饭或者姜母鸭就好了呀）。
　　这是我记得的东海大学。
　　
　　

　　

　　河流包容那些人，流呀流地。人间之河，人间深河的悲哀，我也在其中。——远藤周作
　　
　　
　　从有一天起，我一直在寻找那样一首歌，一篇文章，一部电影，一栋建筑，它们应当干净、简练、大气、隐忍。没想到，《东京物语》就是符合我标准的这样一首歌子，以一种我始料未及的方式。
　　放映前我对它一无所知，同样出于对流行文化的疏隔，记场次时还不小心记成“东京爱情故事”。影片在荧幕浮现，是黑白片，没有问题。《大国民》的景深镜头，《罗生门》的横移镜头，都在心底打下太深的烙印，我知道黑白片可以有多华丽。
　　始料未及之处，正在这里。黑白片既不能看色彩，我就想当然地以为会有天外飞仙般炫技的剪接与镜头，然而没有，从头至尾都没有，而且令人发指的是全是静止镜头，摄像机杵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只有空间里的人在做一些琐碎的事，说一些几近无聊的话。我知道长时间镜头不能超过多少秒，不然眼睛太疲累，于是一个镜头出现我就开始计秒数，但是数据侦测的结果显示其实还好，一个镜头最多也就十来秒，导演绝对没有要在“挑战观众眼睛抗疲劳程度”上做文章。想想法国情色片的床戏，一个镜头一分多钟的大有人在，那么，我之所以会在心里咆哮：这是在放幻灯片吗？无外乎情节太细碎，你很快明白这个故事不会抑扬顿挫、音律起伏地发展。
　　作为一个自诩在寻找朴实、退缩的艺术品的人，我仍不死心。没有太大的事情没关系，情节还在慢慢推进着。如果不能说高潮，那就一定有突转。“前理解”系统，让我看日本电影会捕捉两个关键词：性、死亡。这部电影讲述年老的父母与一众子女的故事，主要张力不在“性”上。我往后仰了仰，向自己打包票：“知道导演为什么把故事说得淡淡的碎碎的么？我跟你说，会死一个人。”
　　旅者上路，年迈的父母，从乡下地方到了儿子女儿所在的大都市东京。几天里换了好几个地方住。表面上恭恭敬敬一团和气，各人的内心戏，也只有自己清楚。电影没有多少“在路上”的画面（唯一的一个是二媳妇带他们出去玩，那是愉快的事），戏基本押在室内。所以，刨去老人坐车这种可想而知的痛苦，那种寄人篱下、身不由己的情况，也是难受。任何对“旅途”抱有良好幻想的人，请参考张爱玲《异乡记》。
　　回乡途中母亲即病倒，影片一路都有伏笔。儿子女儿纷纷赶至乡下，送了最后一程。其实就影片来说，人物的性格，或者说对待父母的方式之好坏都很明显，然而，影片的长镜头，以一种静默观之的方式，消解掉了剑拔弩张的批判性。这是好事，你必须退，你必须“不仁”，你才能退到“天地”的境界，因之变得博大、简约。
　　在我数镜头秒数时，镜头几次从室内切到室外，拍了一条河。就只是一条河，有汽船慢慢开过。逝者如斯夫，而这部电影，也像一条河，表面平缓流动，内里暗潮汹涌。在一家人的小故事里，藏了“战后”、“城市”这样的大词。连守寡八年的二媳妇也承认她有矛盾的时候。挣扎有时，痛苦有时，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把日子过得庄敬、自持。
　　就只是过日子而已。片中的人，都是些最最普通的人。我说的普通，就是“不彻底”。在长河的流经与洗涤中，一切俱得到包容。
　　外，片中演员原节子，是日本女星中，继山口百惠、广末凉子，我的又一大收获。
　　
　　

　　
　　再没想到，影片的开头是一个十字架上摇摇欲坠的破损的耶稣。这简直就在宣告，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希望的虚妄，救赎的不可能。后来影片里“十字架”的意象反复出现：墓园，还有那张作为重要线索之一的照片，背景里就有一个大的十字架。照片里有若干个人，那些被宣判的人。她的未婚夫就坐着十字架下方，看着镜头，目光简单而深邃。
　　照片里的人，后来大多都死了，但是他们各自留下的证物与蛛丝马迹，让从不放弃的未婚妻迈着自己的跛腿，到处追寻，试图一点一点还原现场。
　　在信与望与爱破损的岁月里，让女人出场。影片里如此描述她：“如果马内死去，马蒂尔能感觉得到。自从他的死亡通告送达，这直觉就是支撑她的最后一线希望，令她从未沮丧伤心。然后马蒂尔下定了决心，即使这线希望没将爱人带回，那也没什么，她会一直守候下去。”
　　这几乎是让人羡慕的，如此的信心，如此的祈望。影片并没有强调她的女性特质，那会是中国电影；也没有让她陷入心灵与外部世界的自我争斗，那是美国电影；而这是法国电影，诉诸一贯的优美浪漫，还有一点神秘。
　　所以，在漫长的时起时落的寻找过程中，一个执拗的人，还需要一点对话。在她身上，则是一些日常的生活小事：如果数七下，检票员来，火车进了隧道，事情就会怎样发展；如果比汽车先到达弯道，事情就会怎样。就只是直觉而已。
　　《漫长的婚约》作为一部电影，好看得紧。侦探片加爱情片，线索交织，回肠荡气，以罗生门的方式把故事讲一遍，或者，讲几遍。影片里还有一位重要的“包打听”先生，他扮演了可以算作“机器神”的角色。当女主角把能找到的人都找了一遍，能听的故事都听了一遍，然而线索中断，续不上去的时候，神迹降临，“包打听”找到了那个人，她的未婚夫。
　　既然有“机器神”的出现，影片以一种乐观的方式结了尾，也是自然。他虽然失忆，然而仍是心地善良，问了她一句他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样的话。影片并不是单方面的爱，他也有感觉，在失忆之前，也爱着她，惦记着她。
　　雅歌里说：“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我很想说，在这伟大的爱面前，说什么都是鼓噪。然而又忍不住多说两句。电影的结尾给我一种“肉身的完成”之感——呼应开头耶稣基督残破的肢体。何谓“肉身的完成”？即，那个人失忆了不要紧，他还好好地未有缺胳膊短腿地活着，这是一种对身体本身的器重。此外，也许是中文译名的原因，影片的名字总让我觉得是一种“礼法的完成”：看啊，这个人作为“未婚妻”，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丈夫，不惜一切代价寻找他，并终于得到了快乐的结尾。无论是“漫长的婚约”，还是“未婚妻的漫长等待”，中文语境之“婚”之“约”，让我感到一种礼法与规矩的压力。不知法文中的“约”，是否比较神圣或者轻灵一些。
　　
　　

　　
　　今天明明是特别正常的一天，不知为什么各种事情组合在一起就有些怪异。
　　早上晚晚起来，反正没什么计划。起来后窗外有乐声鼓声演说声，闹闹腾腾。我近来关心“大选”去了，知道两英这天都没有总统府前的活动，凯达格兰大道也没有出通知要管制，所以懒得出门看了。再没想到是移民劳工的you行，应该去看看热闹的。
　　早上吃了昨天在迪化街买的红豆麻糬与抹茶羊羹，是日式点心的制法。边吃边看了《Glee》的3D音乐会电影，旧调重弹，没什么惊喜，不甚喜欢。还吃了一只鹅蛋。为什么我会有一只鹅蛋，缘于前两天早上出门去“指南宫”，在台大转车时又急又饿地想买早点吃，看见一个从未见过的卖“烤鹅蛋”的小摊，在欧巴桑老板的强力推销下，头脑一热买了100台币三只。于是这天早上把最后一只吃完。其实是一件挺正常的事，说起来也怪怪的。
　　出门是中午，吃了一家餐馆的猪脚饭。店里装潢不错，我向来不爱这种店，因为少了小吃的野趣与老店的历史积淀。为什么会一个人去餐馆花高的价钱吃味道一般的东西，也是个迷。然后继续一路走去“纪州庵”。之所以去那家餐馆就是因为它出现在路边，而我不确定往前走还有没有吸引我的吃食。不熟地形，而且周日很多店都打烊休息的。
　　在纪州庵听了一场文学讲座。文学！不是学术研究，也不是社会学历史学！就是两位作家纪大伟、刘黎儿，坐在那里跟大家推荐小说以及讲讲故事！听起来无比正常一件事，因为我就是文学专业的呀，但其实我听的纯文学讲座太少，学术类比较多，所以整个事情也怪怪的。
　　在一间我对庙的名字没什么好感但又有莫名好奇的小庙抽了一张下签，当然没带回来，看了一下，心里忐忑一下，就罢了。抽到下签这件事情很正常，但在我身上发生几率太小，所以怪怪的。
　　晚饭在纪州庵附近吃了“与社区关系密切”的面线羹与车轮饼。“与社区关系密切”是我的称呼与标准：小小一店，躲在居民区的角落里，招牌不大，但明显都是熟客常客在排队，这样的店肯定不会离谱。
　　然后我就逛街去了，台北的冬天比我想象的冷，而我根本没有带冬天的衣服过来。我一直在硬撑，但也的确需要厚衣服了。最后我买了个包与一件薄衣服。
　　买了衣服后不由自主地去附近的士林夜市逛一逛，坐在路边吃了半份起司马铃薯。味道让我想起去年和机器猫在上海吃的瑞士奶酪火锅，当然我们当时吃的贵多了也好吃多了。可是我真的很少吃马铃薯，一年难得吃几回。为什么会今天吃，也怪怪的。
　　拿不定主意买哪件冬衣，但是拍了照片，回来想传给母亲看，让她参考一下。想着周日，她应该比较闲。偏偏母亲这天有事在忙，她虽对我有求必应都是分身乏术。——明明是一件颇正常的事，但是发生几率很小，所以也怪怪的。
　　最重要的，睡觉前，我居然跟我不知道是已经忘记了还是仍在喜欢的人讨论了天气，虽然话题是从艾 未 未 开始的。我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吃马铃薯吃得反应变慢，总之无比口拙！天气！这算哪门子事啊！我应该高兴还是悲伤！
　　她喜欢苏打绿，我明天要去苏打绿的演唱会，我没有开口问她去不去。她做台湾同志研究，不知会不会好奇“张娟芬”，台湾女同志出版物里的“圣经”的作者。我过两天会去张娟芬的讲座，不过张娟芬现在已转为为“废除死刑”呼吁了，所以我也没有跟她说。
　　到“突然唱起歌来”的时间了：“只因当时太紧张，令你觉得我很异常，看到你令我有很多遐想，最好以后都这样。……只因当时我太慌张，没发挥到我的擅长。我最想与你去数绵羊，每夜美梦很欢畅。”
　　今天做什么都觉得怪，最大的原因是没带厚衣服过来，穿少了衣服，所以整天都冷得心里凄凄惶惶、没有归属感。风太大，雨丝太冷，吃什么都嫌不够热乎、凉得太快。我脑门在发烫，这是快要感冒了。
　　就是这样无比正常又无比奇怪的一天。
　　
　　

　　
　　三天里在慕哲咖啡馆听了两个讲座，刚好可以一起说。
　　一个是台大法律系的老师讲酷儿研究。酷儿研究并不只是同志研究。她对“酷儿”给出来的定义是：一、特定人、事、物被社会多数排斥、羞辱（酷儿化），二、有自我意识，勇于做自己，或者勇于反抗。
　　第二个讲座是关于台湾认同。我一直都想听听台湾人自己怎样表述这些事。不过台湾人之间的分野很大：代际之间，原住民（按大陆的说法就是“少数民族”，但在台湾的语境里，“少数民族”本身就是一个歧视性语词，所以不被使用），外省人，各主义支持者，受过不同教育、去往不同国家留学的台湾人的认同，差异很大。说不清楚、认同混乱的也大有人在。
　　讲座里听到这样的话：“台湾是一个事实上的国家，但是不被承认。台湾人在国内是没什么问题，一走出国门发现矮了一截。台湾希望被平等对待，并不要求什么特殊待遇。”
　　——请把这段话的“台湾”换成“同性恋”。同志研究在台湾如火如荼，不是偶然。
　　回到第一个讲座，那位老师生得很美，气质温婉，而且讲文化研究，所以我听着听着就觉得她是中文系的老师。然而讲座听下来，可以明显感觉到她的兴奋点不在文学作品的解读，而是更关心大众流行文化。她提到邱妙津，但是没谈下去。我一直想听人说说邱妙津。
　　第二个讲座里，有一位老者说：我经历过二二八事件，看到有人倒在血泊中。“白色恐怖”，你们没看过被拔掉的指甲，我看过，你们没看过手指被铁丝穿过的痕迹，我看过。
　　我在心里冷笑，王安忆“台湾作家缺少经验”的说法又浮在脑上。我想：就这点“人吃人”的故事，太小儿科了吧。
　　
　　

　　
　　当我终于决定出点血，把那件衣服买回来时，一去到百货，周年庆已过完，折扣衣服下了架。在半遗憾半庆幸（没花钱）的心境下，我转了捷运，去到那个有思想讲座的咖啡厅。
　　他离开大陆二十多年，其实也再也回不去的。从美国到台湾，在清大与成大有了教职。今天他讲韩寒的《1988》，有些诡异的组合，因为我再想不到，会听这样的一个人讲韩寒。我一开始很怀疑，他离开大陆这么多年，能讲得接地气么？只是觉得需要见一见这位历史人物，所以还是去了。
　　他自称是“政治索隐”。这个词一开始是让我反感的，椅子男（chairman）毛不也是政治索隐么，《红楼梦》是阶级斗争云云。他着重书的第47页之前，说来说去就是：《1988》其实说的是后一年。“丁丁哥哥”说的就是“丹丹哥哥”。倒也条条在理，自圆其说。
　　现场提问环节也精彩。除了我以外，发问的都是台湾学生。我很早看了有关的电影和记录片，从来没有人可以问，这次遇上主角之一，刚好问一问。台湾学生，有问大陆情况的，也有问台湾情况的。
　　牵出萝卜带出泥，时间并不够。我还有很多问题想问，文学性一点的是：故国之思。
　　我长久地疑心故国之思只是一种谎言与奴性，你生在那里，你就必须爱它，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悲哀的事了。可是我不得不常常装出一副眷恋的样子，只为了显得自己比较正常、比较能发现美、比较有女人味，就像爱着自己的一部分那样地爱着。
　　可是，如果那个地方要你死，还爱什么爱呢？张爱玲说罗湖桥：“那条生命攸关的桥常被人比作奈何桥，连接着人间与冥界。与大多数陈词滥调一样，你自己亲身经历过，才知道它的真实。每当听到西方人吹毛求疵地说所谓自由世界也并不真的自由，我总觉得不耐烦。”
　　我的一个韩国朋友的公公婆婆，是从北韩逃到南韩的。当然，这一走，就再也回不去。我问：“他们会想北韩吗？”她轻淡地一笑，说：“不会，因为知道那边不好，能逃出来已经是万幸了，所以不会想。”
　　听讲座的时间里，当我竭心全力地思考历史的问题、别人的问题时，我发现自己的一己情长又不是什么事情了。时代洪流莽莽，泥沙俱下，哪有每天揽镜自照、自我沉湎的机会。红光漫天中，我看到很多的湖南人，他们呐喊，奔跑。
　　10月初，中央大学有一场“辛亥革命百年”的学术研讨会。因为是历史学，加之我另有安排，所以没有去。后来我一直在想，应该去听一下。不止那天似乎有总统到场讲话，而是辛亥革命，是一个原点，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后来的事情，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那场研讨会进行的时候，我坐在宜兰的东海岸线上发呆，不做什么，就只发呆。
　　在漫长而沉默的行走中，我一直试图说服自己，接受自己整个失败的这个事实。可是连这也不容易的，因为上进心居然时不时跳出来。
　　因着在台湾的关系，我最近关心了一下社会学的方法论以及社会运动。我从来没有想去直接反抗外界的什么，或者孜孜于与人接触的田野调查；我长久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自我斗争，偶尔和解，耗去全部精力。
　　也听了许多故事，很多人疯了，傻了，死了。再反身自照，也是不胜唏嘘不胜惶恐不胜感激。然而，在我侧耳聆听时，我的确忘了一己一时的得失。知道老舍的《骆驼祥子》最想说什么吗？绝对的个人主义是没有出路的。
　　我知道我这辈子做过许多顶顶没用的事，读证严法师，读林语堂，都不为了什么。可是，当我去到他们在花莲、在台北的故居时，我心底涌起的感动，是真实的，也是难得的。我与他们之间，本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花了时间进去，受到感染与启发，就变得有关系，甚至像熟人故知了。这，也是一个人与世界联结的一种纽带吧。
　　接受自己是失败者之后，也就没有什么事不能做了。比如，去听一场不知道为什么的讲座。
　　
　　

　　　　
　　　　
　　错过了它的9月与10月，11月末，我收了行李南下。当路边出现“弃马保台”的大幅标语时，你知道，台南真是到了。
　　看看这样的地名，永康，保安，和顺，安定，归仁，仁德，善化，大概能猜到，这是一个淳朴而且民间信仰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像是指引或譬喻一样，大巴驶到台南境内时，我的Itouch的歌变成One republic的《Good life》。我想，我一路看了这么多的风景，虽然很少占有过什么，也真的没有可抱怨的了。
　　住在一位老师于成大的宿舍，他则每天往返高雄的家。我没有听过他的课，因为奇妙的机缘认识。他待我如女儿，也包容我荒废的生活态度。我这人傻头傻脑，却总能遇上贵人出手相助。
　　借了一位学妹的自行车。她住在我以前住的宿舍楼，于是我去她宿舍看了看，感慨了一下。学妹是一个纯粹阳光的人，她说的最多的词是：“开心”、“很开心”、“超开心”。学妹说了：“两年嘛，也没有很久。”
　　是没有很久。我回到成大，最大的感觉是像从来没有离开过那样。一切历历在目。仿佛我只要去到中文系馆，停好单车，推开教室门，老师和同班同学，都好好地在那儿，转头望着我笑。
　　　　
　　回台南，第一件事，就是吃。
　　去到孔庙拿了张地图，梳理了一下记忆与眼前的方位。“第三代虱目鱼丸”是我最早拜访的店，此店开店时间难以捉摸，刚好路过，看它开着，就去吃了。点了一碗综合汤，果然好东西经得起回味。
　　“裕成水果店”的葡萄牛奶，喝下第一口，我的眼眶瞬间湿润了，也太好喝了吧。而且这味道如此踏实，是来自自然的香甜，而不是甜点蛋糕的人工香甜。所以，当葡萄牛奶在舌尖流转时，并不像你咬一口甜甜圈那样，甜得让人脚不沾地地飞到天上去，而是那选果与榨汁功力的炉火纯青，那鲜甜里带一丝葡萄皮的涩酸，都让你无比真实又无比眩晕地感觉到：活在人间真好！
　　离“裕成”一箭之遥，即是“桌家汕头鱼面”。鱼面大概是全天底下最好吃的面条，因为全是鱼肉打制而成。
　　我现在也学着台湾人，点面条或咸粥时，总要配点小菜，黑白切或者卤味。在我吃下第一口鱼面时，我心里不知滚滚而过多少句脏话，翻译成别人可以理解的语言则是：台南人花着这么便宜的价钱，吃着这么好吃的东西，太幸福了吧！
　　坐在桌子对面的是一对高中生模样的男生女生。男生第一次来这家店，女生带他来，他憨憨的，明显没有女生成熟。吃着吃着他问：“这到底是鱼做的面条还是长得像面条的鱼啊？”
　　女生说：“当然是鱼做的面条啊，怎么会有长得像面条的鱼啊。”男生顿一顿，继续徐徐地说：“就是，做得像面条的鱼啊。”女生说：“那不就是鱼做的面条。”男生不说话了，闷头继续吃。我低着头，一边面不改色地喝我的鱼册、鱼饺、鱼丸的综合汤，一边憋笑差点憋得肝肠寸断。
　　男生吃完后，站起身，拿好外套，总结地说：“很妙。”
　　　　
　　在看台南地图时，我有过一瞬间的恐慌，大路认识，许多小的街道想不起来了。不过有一个办法，往古迹旁边走，往传统市场走，这附近，一定埋藏着无数好的小吃。
　　一整条“国华街”是小吃重镇，美不胜收。西门市场的“江水号”，一个女生带着另外几个女生过来，她跟老板点了东西后，跟朋友们介绍：“这家店的米糕粥，11月以后才有，再加一份芋泥，两人吃一份就好了，要不然会撑死。不过呢，我不管，我一个人要吃一份，撑死也要吃。”——女生很漂亮，身材也好，听这话，是台南人没错了。
　　我吃了许多以前就喜欢的东西：山根寿司，双全红茶，小卷米粉，郭家绿豆汤。民族路八宝汤我三次路过都没有开门，金得春卷那焦脆的饼皮与一大勺甜甜的花生粉依然使我欲仙欲死。也找到那些我因为各种原因没吃过的店，一个比一个惊艳，一波又一波的高潮：万伯的虱目鱼肚粥，禄记的包子和水晶饺，你我他之家的冰镇鸭翅，武庙旁的炭火吐司，二师兄的卤味，泰成水果店的酪梨牛奶。还有许多一贯维持水准的店，夜市的全佑芭乐，哈利速食的汉堡，悦津咸粥，永记虱目鱼丸，松仔脚碳烤。麻糬叔叔和义丰冬瓜茶没有记忆中味道好了，点名批评。阿美绿豆汤我不应该点温的，以至粉角失去弹性。
　　必须承认，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不再记挂着台北的潮流与光鲜亮丽，不再记挂着台北的衣香鬓影，想着自己也要时尚一点瘦一点。在台南，我基本就是自暴自弃的养猪路线。肥死算了，反正我瘦的时候也没有人要。我就蹲在台南吃好了。
　　
　　台南，谁会想离开台南。
　　可是，语言的吊诡也正在这里。没有人想要离开台南，大家却纷纷离开。
　　我去到的那几天，六合境的清水寺等等寺庙正在办一系列的庆典活动，场面之大之壮观。几层楼高的彩绘画板，点满灯，里面嵌着藏有机关的会动的人偶；酒席摆出来，祭品摆出来，神像供出来，不见头尾，绵延许多条街。糖果铺地，美酒成行，米糕堆成一座一座半人多高的神像，香芋雕成各路神仙，西瓜南瓜冬瓜镌了花，里面掏空，做成花灯。信众们供奉的一盆一盆祭品上，永远都燃着一枝香，那香是有人在不停更换的。整条街整条街地封路，架上舞台，放烟火，有演出。路上的人，手里都端着些明显不是给人用的东西，举着点燃的香，抬着很大的旗幅，一车一车唱戏班子。这些东西，要是做民俗学风俗志的看到，是捡了宝，可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又有什么价值呢。能离开的，都离开了。
　　小城市有它永生般安静、绵长、乏味的质感。台南不是国际化大都会。它不穷，事实上此地有一种稳实的富庶；也不是发展落后，它曾兴旺发达首屈一指过。它特殊的地方在于它承担的功能。如果说台北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一切都散发着世界知名大都会的气质的话，台南则仿佛被写进历史一样，成为一个有自己节奏与性格的古都。它是闽台文化的重镇，是众多寺庙的集散地。寺庙的存在刻进了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要找好的小吃，往历史悠久的庙旁边去找，准没错；寺庙的节庆与气质，度量着这座城市的时间，影响了它的脚步。
　　　　
　　我这次在台湾，一路拜拜。进到寺庙里神像前，与神对话，也是与自己对话。一人旅游的好处是随兴而至，不用担心香灰扑面影响形象，不用担心一切仪式化，不用担心祷告着就开始流泪。那是一种澄净的眼泪，因为感受到自己受庇佑，没有那么孤独。眼泪带走些杂质，我心里又平静了些。
　　也求签，签求多了，渐渐没有了奔上上签而去的得失心。不过总是好签，这是台湾对我的奖赏与护佑，又或者，我总是意识不到自己有多福气。抽了竹签，就去一旁的解签薄找对应的诗句与解语。从这一点上我感激自己是中文系的学生，因为我要破解和理解那些诗句，不难。都是交谈，都是告诫。
　　　　
　　在台南，拜拜是拜不过来的。我在“三官庙”抽了一张“中吉”的签，就看到旁边另有一个祠堂形状的庙，匾额竖着，只看清两个字：“祖庙”，我以为是妈祖庙，走过去才知是郑成功庙。我一面疑惑自己以前怎么没注意到，一面跨过门槛走了进去。
　　院子里坐着一个头发全白的清瘦的阿伯，他看见我，起身问：“你从哪里来？”我说：“大陆。”他脸上的皱纹汇成热情的笑容，伸手招呼：“是稀客，进来，进来。”又去里边拿了一本装裱精美的签名簿递给我，说：“来这里的基本上是日本人。”
　　我翻开签名簿，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的留言。我写了祝福语，末了把自己名字写上。转身不见了阿伯，我在大堂里扫了一圈，正准备离开，就看见他拿着一副拼图过来，拼图上印着一艘船：“台湾船”。“台湾船”和当年与荷兰的战争有关，台南政府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按古图以1：1的比例打造了一艘“台湾船”，目前停在安平港，可以去参观。他把那副拼图送给我，徐徐地跟我讲了许多来龙去脉的故事，就像我是他的任何一个街坊邻居那样。他不会想到堆满微笑的我还有很多景点心急火燎地想去——在台南，被负责管理寺庙或景点的阿伯抓着介绍一大通景点与吃食，是常有的事。人与人之间自来熟，没有距离感，这是我爱的台南。
　　如果你觉得故事会唰唰在此结束，文章以蒙太奇方式跳到另一处景点的话，那你还没有明白台南的速度。阿伯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回到签名簿的桌前，一面把繁体字的名字添在一旁，一面指给他看。他又问：“你是什么属相？”
　　我回答之后，惊诧地笑起来，听他开始给我解名字与算命，听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到我心里去。这经历出乎意料，却又简直注定。我把眼神从惊奇转为期待，巴不得听他多说一点，巴不得抓着他给我看面相看手相算生辰八字，不过他说了一段后，没再说了。我觉得天机不可泄露，也万没想到有这番奇遇，也就心满意足，没再问什么，道过谢，走了出来。
　　要打入一个地方，就要试图像当地人一样思考。连年杞人忧天、郁郁寡欢，我这次在台湾，很认真地把算命提上议程。如果你来自大陆一个倾向于无神论的家庭，你可能心里半信半疑，把算命当做一个参考。但是很多台湾人不是这样，他们把算命当做一件严肃、必须、且正常如吃饭一样的事，跟你说起自己某年某月算的一次命，就像说起自己那天吃了一个乳酪酱猪排饭一样自然。
　　我去庙前推我停的单车，旁边一位阿姨一面推机车，一面跟我打招呼：“来念书啊，生活还习惯吧。”适才她也在庙里。我又笑起来，寒暄了几句，各自骑车离开。只有在台南这种地方，你才会想到“乡亲”这样的词。他们对人亲切，友好，而且好奇。
　　　　
　　有两天时间，我并未出门，只留在成大，听讲座见老师，又当了成大的学生。只要待在台南，嗅着这样的空气，看着这样的蓝天，我就很开心了。
　　去“闽南文化”的国际研讨会听了一下。意识形态自然浓得化不开，可是学术与民俗的工作，还是让人钦佩。你也可以看看，台湾为了保存和研究他们的在地文化，是多么舍得花钱，并吸引了如此众多的头脑来从事这样的工作。至于成大，今年是“五年五百亿”计划的结束年，明年新一个“五年五百亿”的计划又将启动。“教育部”又会拨来五百亿是没有问题，主要是钱会如何分配，所以各单位都在上报计划摩拳擦掌准备抢钱，我的很多老师也都为此繁忙。这还只是这个学校资金的官方来源的一种而已。
　　待在成大，中午除了去“育乐街”吃了比台北便宜得多的便当以外，就是去宿舍附近的“青诗越南小吃”。我第一次吃越南菜，就在这里；爱上越南菜，也因为这里。那个名叫青诗的越南姑娘嫁给了一位胖胖的台湾男士。我走进小吃店，两年了，餐点价格只涨了5台币。东西还是便宜、新鲜、大份，而且摆盘美丽。
　　店主还是那么胖。青诗说话比以前大声些，和熟客都很熟稔了。她依旧走路迅捷，温婉美丽。紧致光洁的皮肤，弯弯的眉毛，大大的眼睛，挺直的鼻子，丰满的嘴唇，纤细的腰与浑圆的翘臀。她身上寄托着很多我对越南女生的美好想象。
　　我默默地低头吃完东西，心满意足地离开。若你使我感动，我会一直记得。若我回来，一定找你。
　　　　
　　成功大学树大且多。以前我就被老师认真叮咛过，入夜了，不要往榕树下面走。白天我拉开落地窗，坐在转椅上，吹着风，对着阳光与绿树，啃掉一块清新爽脆、沁凉透心的菜燕。在这个意象结束后，囿于实情，必须指出，还有甘草浆腌的红心芭乐，冰镇鸭翅与卤鸡爪。在漫长的与弹牙紧实的鸭翅和鸡爪的作战过程中，我把两年前我在成大宿舍看的那部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下载下来又看了一遍。
　　一个人旅行的缺点之一是我有点害怕晚上一个人待在房间里。住在老师的宿舍还好，周围挂着大大的衬衫，大大的西装外套，房间里弥漫的阳气让我没有那么害怕。我在艋胛龙山寺买的护身符一直带在身边。如果害怕，就默念心经。
　　最近就喜欢捣腾些有的没的。我特意坐火车去到永康，买了永康到保安，合起来念就是“永保安康”的火车票。两年前的我，该觉得这件事很无聊吧。其实路程不远，台南车站到永康车站，也就8分钟车程。
　　在台北都会待久了，此次到台南，我对百货商场一点兴趣都没有，反而是往郊外跑。去了新建成不久，目前还在免费之中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和台北的历史博物馆展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中国文物的定位不同，台南的博物馆主要关注台湾历史，充斥着许多属于台湾人童年记忆的玩意。我就是去看个热闹，混着台南人中间，感受一下气氛。
　　还有大把时间，我全扔在了“台湾文学馆”里发呆。我并不在乎它的意识形态有多浓，也不在乎馆里收录的很多东西，并不算作严格意义的文学。我就是去那里和玩偶排排坐、听客家语歌来着。
　　　　
　　骑着车在台南的路上，路不宽，路上的车也没有轰隆如台北。不必去记，也不必去想，我就认识着路面每一处凹凸；我害怕过的上坡与圆环地下道，依旧让我害怕。两年，我不变的，比变的多。
　　路上还接到母亲的电话。家里装修完毕，她开心得不得了。我今年暑假邀请了些朋友来家里玩，结果母亲觉得为了让我更有面子，家里必须再翻新一遍。我没有告诉她我在台南，只说在去吃饭的路上。挂了电话，很有点时空错乱的感觉。父母是守住了地土的人，他们毕业后，在一个地方温顺地生活下来，工作，生养，买房，买车，二十几年。
　　我很高兴这两年里，我把台湾纳入自己成长的一部分。我感知它的好，也听过它的伤。课本上描写的日月潭、阿里山，小学低年级的我看了就再没忘记。虽然不知要怎么去，但肯定对自己说过，我一定要去。那么小的时候，不知有没有因为嗅到命运，而心有所动过。
　　这两年，李双泽的《少年中国》，一再在我心头响起。他说：“古老的中国没有乡愁\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少年的中国也不要乡愁\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
　　我想，我一路看了这么多的风景，虽然很少占有过什么，也真的没有可抱怨的了。
　　　　
　　　　

　　
　　一天在课堂上，被惯于东拉西扯的老师问到对小脚的看法，我回来后又想了一下。
　　首先，我不会用西方的女性主义去套中国古代，因为是两套不同的话语系统，何况古人早已作古，那简直就像拳打棉花自说自话。然后，对于小脚，我的印象是：好像古代男人也没有几个直接觉得“脚趾折断嵌在脚掌”的这个意象很美，小脚的美就在于小，小到手可盈握把玩，尤其放在古代服饰系统中，要穿上那鸡蛋大小的三寸金莲鞋，鞋头尖尖，在宽大的裙摆或裤脚下若隐若现，那就真是美。
　　我联想到生孩子。生孩子苦吗，谁都知道苦。我有一个朋友，因为自己胸部不丰满，一直把希望寄托在生完孩子后胸部会变大的这个想象中。我前两天听人说，大是会变大，但是也会变得松软。那一霎那，作为一个崇拜青春女性丰腴紧实的身体的人，我听到自己心里有一个东西，撕拉撕拉地坍塌。
　　生孩子总是像在炼狱里走一遭吧（注：笔者道听途说的印象），然后就会有人说了：可是很多女生就是会想生孩子啊，无论多么苦都会觉得快乐和满足啊，会觉得生命完整了啊。对，我就要这句话。你怎么知道古代那些女性，不是自己想缠小脚，无论多么苦都会觉得快乐和满足，觉得生命完整了呢。
　　当然，这里有一点与史实对不上的地方，就是缠小脚开始于很早很早的年龄，虽说古时生孩子的时间也早，但是缠小脚是幼年期的事吧，那时候的女孩，还没有多少意识，大概只能默默承受。乖一点懂事一点的，可能会听着大人说这是为你好，何况前后左右的女人，除了老妈子那种下人以外，都是缠了小脚的。既然大家都缠，苦一点也总能过的，不都这么过来的么？实在有些细皮嫩肉禁不住的，昏死几次，挨几次打，其皮肉之苦还未必赶得上怀胎十月，所以，拿生孩子的苦作比较，缠个小脚也不是什么事了。不缠，那就太奇怪了，而且直接后果是嫁不出去、处处被人斜视。
　　当然，缠小脚与生孩子，也有未必可以相提并论的地方。因为生孩子是何等大事，传宗接代使人类种族生生不息的功业，像熊猫，生个孩子简直要了老命，但还得拼了命去生。可是缠小脚呢，缠小脚除了美学价值以外，功用价值社会价值在哪里呢？我想，这需要一番考证，来论证小脚对当时的社会到底有多重要。有没有男人看到没缠小脚的女人直接倒尽胃口不愿近身；有没有增进房中情趣造成人口数量的上升乃至经济繁荣；有没有顺便带动一些相关产业发展，比如纺织业制鞋业。小脚当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事实上我也不知道它发端于何时，是哪个天杀的想出来的主意，又怎样推而广之。但是，若要论证，就要把有小脚的时代与之前没有小脚的时代比较一番，看看小脚出现后，到底改变了些什么。
　　不过，在这样的论证可能实现之前，让我回到我最想说的话上来，也即：缠小脚可能没有我们（即不缠小脚的现代人）想象的那么苦耶。因为把它和生孩子比，肌肤之苦还比不上生孩子；你要说缠小脚让女人无法行动自如，那时候能缠上小脚的女人，本来也不用做什么事；就算不缠小脚，也难得出门；就算出门，也有轿子可以坐；所以，行动自不自如和缠小脚没有必然关系。我们现在不缠小脚了，所以觉得缠起来苦到不可思议。可是那时候人人（注：一定阶层以上的人）都缠，也就不苦了。要是不缠，反而比较苦吧。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顺从的是绝大多数。既然大家都做，既然大家都受，那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忍忍都能过了。实在不小心弄出几条人命（缠足时难免遇到些天性烈的女子），那也不过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社会规则把他淘汰了，那就淘汰了吧，生个孩子也会死人的呢。
　　顺从者是懒惰的满足的，就算再多的苦，也还是要随波逐流（你以为古代人不知道缠足很痛吗？）。这样换取心安理得，换取大家认同与艳羡的目光，换取一些实际利益（比如嫁得出去嫁得更好），换取那属于集体与主流的有着致命温暖的安全感与归属感。
　　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当我操弄起异性恋话语时，我心里得到的安全感，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像我缓缓步入充满温泉水的浴缸，水没过脖颈；像一千万个的拥抱。
　　反叛者是少的，反抗才是难的，是苦的，是不被理解也得不到同情的。大家都缠了足，撑死不过哼哼几声，怎么到你这里，就这么多名堂这么不能忍受了呢？大家都这样，你怎么就不这样了呢？怎么就你多事就你奇怪了呢？
　　这样汇聚成一句充满中国人智慧的古语，四字足矣：吃亏是福。
　　这么想来，古代女性对于缠小脚这事，其实没有今人想象的那么悲惨那么难缠，我心里突然有了一丝慰安。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之不仁，亦若如是。
　　
　　

　　
　　行走台湾，我近来发现了一个东西：花生粉。
　　要发现花生粉这件事并不容易，因为这就像你要能发现自己在呼吸一样。
　　我不知道通常使用的花生粉有没有掺杂别的成分，也不知道它是如何研磨而成，如何储存运输。我知道的，花生粉甜咸均可，来者不拒，尤其总是出没于两样我常吃的东西上，一个叫做麻糬，一个叫做米血。
　　麻糬又分两种，一种手工现包，红豆馅，椰子馅，奶酥馅，芝麻馅，芋泥馅，花生馅，都有。然而相同的是无论你要什么内陷，包好之后外面总要再裹一层花生粉，才装到透明的食品袋子里去。绝少用芝麻粉或别的粉的。花生粉既增加了香气口感，又防止麻糬与麻糬傻头傻脑地粘到一块去。可以比较的是，成都的糍粑裹的是黄豆粉。
　　另一种是烧麻糬，比现包的麻糬更有筋道，一颗一颗圆圆大大，汪汪浸在油锅里，要时老板就捞上来，滚在堆满花生粉的盘子里。花生已被碾得全无棱角，只剩酥、沙、软，本身就有一股油亮的香气。
　　米血是客家小吃，我在湘西时也遇到过。不过，我觉得台湾的米血质量比较高。米血是一种糯米与猪血一起压制成某种几何形状的玩意，米粒与米粒之间的缝隙，全是紫黑色的血。可煮、可蒸、可烧烤、可油炸。煮久一点，又透软又弹牙，内里不失汁水，外表依然光滑，米粒依然歃血为盟抱得死死的米血，当为上品。也有米血由鸭血制成，块头略小，做得比较精细，售价比猪血贵，我在台南经常遇到，北部还没有发现。
　　米血中还要细分出一个玩意，叫做“猪血糕”。我仔细琢磨了，猪血糕和米血的区别是：“猪血糕”里的米和血完全沆瀣一气，你完全找不出成粒的米的形状，咬开来只有棕红的颜色与属于米制品的若隐若现的不均匀小突起，不像“米血”，米的横截面粒粒在目。猪血糕多半用来蒸与煮，形状多为厚片状的一大片。比米血的滋味，来得细腻些。竹签穿了，往花生粉里一裹，连热腾腾的水蒸气都作为汁水锁在里面。再洒上香菜，还没靠近嘴边，那滋味已经香爆了。
　　我之前并没发现花生粉对我钟爱的这些玩意的画龙点睛作用。我爱吃米食，紧实的美好的米食，仅此而已。直到这天晚上，我在台北小巨蛋听了音乐会，乘坐挤得不行的公交车回去。虽然扪心自问，这公交车的拥挤状况已经比上海好太多，然而在宽松的台北待惯了，人也娇气了。于是车子行驶到西门町，我就忍无可忍地下了车。
　　这样已经将近晚上十一点，孰料西门町还是人潮涌动，商店虽然关门，但是KTV、酒吧都开始营业，顺带吸引了很多流动小摊贩推着车子徘徊在四周。我知道自己不能伸头去看，一看准会买。果然我决定吃一点点作为宵夜，就点了一个烧烤小摊的一串米血。本来是想点一串杏鲍菇的，但是老板偏高的报价和她闪烁的眼神都让我意识到明显宰人；至于米血，本来成本就低，还没有贵到离谱，所以就它了。
　　烤好的米血淋上酱汁，我抓在手里开始吃。一口咬下去，不错，毕竟是烤的，米血很弹，也还有水分，酱料普普通通。紧接着，我瞬间想把手里的米血扔掉并尖叫：这是什么玩意啊！米血没有花生粉，一点都不好吃！
　　没有花生粉包覆的米血，油烟味扶摇而上，直冲眼鼻；米血本身外围的腻滑，变得不可忍受，简直像裸奔。裸奔的米血没见过，裸奔的人总见过吧，也不一定就丑，可是赤条条地全呈给你看了，少了一层回味之美。而米血本身的Q弹，也没有花生粉的沙软与敦厚、乃至略有滞重的干涩来中和。根本就是一场毫无美感的熟肉铺子的大喇喇的自暴自弃。
　　而我已经不能想象，没有花生粉的麻糬，会让我多么恐慌。
　　事实上，涉及麻糬，实在不加花生粉的话，可以裹芝麻，或者椰丝。但是明显后两种很少被人采用，而花生粉广为流传，原因无非是成本比较低，操作比较容易，受众比较广，味道也确实不赖。
　　说花生受众比较广是和蚕豆相比，因为台湾有一种比较流行的遗传性先天缺陷，叫做“蚕豆症”，最通俗的理解就是有蚕豆症的人不能吃蚕豆，一吃就坏事（我曾在成功大学图书馆的善本珍藏室看到公告说蚕豆症患者不要进入，不知是什么原因）。据说“蚕豆症”在台湾的发生率为3%，涉及特定群族，这个数字有所不同。
　　因为我不吃坚果和炒货，也不逛菜市场，所以我无法回答台湾地区“蚕豆”的贩卖情况，我自己是从来没见到台湾哪里醒目地在卖蚕豆。不过，之所以说这么多，还是要回到万千民众的好朋友：花生，它就不会普遍地与人体发生排异反应，无论你基因上有什么缺陷。说到那化成万物又不着痕迹的花生粉，就更加伟大了：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香气在人间。
　　我一直在想，台湾的小朋友们，有没有一个有一天会饱含情触地写下：我要向花生粉学习。
　　

　　
　　我发现我能做的事情有时超乎自己的想象，比如今天，我用英文给一位完全不知张爱玲、中文也不太好的辣妹，介绍了《红玫瑰与白玫瑰》以及田沁鑫据之改编的话剧。
　　说到原著小说，我解释了标题的意思。红玫瑰指过得有些伤风败俗然而火辣性感的女人，白玫瑰指过得规矩、有个好名声然而苍白、了无生趣的女人。我进一步解释了女人的“名声”这回事在中国传统中的重要。
　　然后，既然红白并列，就说到男人的选择。我比较干脆地总结说：就是关于每个男人都需要一个合乎社会期望的好妻子在家里，然而他们又总是欲望着外面那些危险的女人。选了红的，就想着白的；选了白的，哪里忘得掉红的。然而这部小说，远不止这么简单。它还杂糅了关于代与代之间的观念冲突，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冲突，男人似乎可以发挥自己自由意志时内心的冲突。以及，当事情涉及爱与欲的比对时，当一个人试图按照他人的期望生活时，一切可以变得多么荒谬与讽刺。
　　这是作家较早期的作品，炫技成分明显，对比冲突比较鲜明、强烈。
　　至于导演改编的戏剧，乐趣就更多了。因为导演用她自己新锐的方式与舞台语言，把这个故事剥开又组织好。尤其，导演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很北京；小说原作者是上海人，很上海；所以对于我来说，最有趣的地方是，这是用一种北京的方式讲述了一个上海的故事，语言的张力很微妙。你一定要在那里，你才能明白导演的诠释，明白每一个她选择说出来的词和每一个她没说出来的词。不过，最重要的，不是这部小说揭露世相有多么深刻，而是整部戏剧都很幽默，充满了中国式的调侃与讽嘲，而且，西方“肢体戏剧”的痕迹很明显。你可以去看，只为笑声。
　　英文介绍有些空泛，比如我完全没法分析张爱玲语言的精妙，还有一些我想解释但没解释到的地方，如，故事背景的上海彼时的情况，以及，戏剧的突破到底在哪些方面。
　　不过我觉得这空泛的介绍听起来有重点，挺诱人，诱人度仅次于“充满了大量触目惊心的性描写”。
　　不过最使我惊讶的地方，是我写完这一篇英文介绍后，回过头去看我在“国家戏剧院”看完这部话剧后，自己用中文写的感想。我发现我用中文和英文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当我用中文写时，我从戏剧的“北京气派”谈起，说台湾这种弹丸之地，是折腾不出这种气息的。因为这几十年大陆生活的诡谲多变，早已超过了台湾人的想象能力。台湾人想破脑袋能想出来的最奇怪的事，在大陆可能还比不上人们每天的生活来得另类与精彩。大陆的文学作品，说“经验”这一栏，台湾连望其项背都不能。
　　要不是那位辣姐，我大概不会用英文把整个话剧思考一遍，这是可感谢的。她不知道的事情是，我惜墨如金得很，并不对谁都长篇大论。太爱的，很少写；不爱的，也难得写。所以，刚好只有她，介于红玫瑰与白玫瑰之间的，我没那么爱的女人。
　　
　　

　　
　　事情要从周四晚上说起。那天晚上我在路上游荡，遇见一个现做的客家麻糬小摊。本来待在鱼丸国麻糬岛，麻糬不是稀奇东西。只是顾摊的大妈做事极其认真仔细，又有椰香味可以选择，于是我买了三只，10台币海大一只，很高兴地提回来放在冰箱里。
　　周五我早早起来，揣了三只麻糬坐车去乌来。在乌来进行了一场不错的旅行。周五的乌来，下着小雨，游人不多，在地小吃很不错。最近最让我崩溃的事情是，无论我穿多么紧的衣裤出门，那一天还是会变成大吃特吃。
　　下午时分预计回返，在捷运站的旅游咨询处随手拿几张景点介绍，意外发现离此处不太远的某地有一条“缅甸街”，专门售卖南洋美食。登时我就来了劲，我最喜欢吃东南亚一带的热带料理，尤其是任何与椰子有关的东西。于是坐了捷运去。果然一整条街都是缅甸小吃、印度小吃，我在一家老板很和善的缅甸小吃店，点了一方椰香西米露糕、一方椰浆洋菜粉冻、一方椰香小麦糕、一杯椰浆凉粉和一碗鱼汤面。我本来不介意点一碗椰子面，只是我去的那一家刚好没有。于是晚饭撑到死去活来，西米露与小麦糕我打包带了回来。
　　没想到这天还不算过完，回来后因为是周五晚上，同学走动勤了些。一位同学送来她自制的水果切盘，我想着水果利消化，又哪有隔夜的道理，于是慢慢吃掉了。到了更晚一点，另一个同学送来一只胡椒饼。我趁着新鲜，吃了一半，另一半就扔掉了。
　　于是这天我走得疲累、饱得忧伤地抱着自己的肚子睡着了。
　　第二天是周六，下午时分胡晓真教授在国家图书馆将有一场演讲。以前我在成功大学时，因着系主任的宴请，与胡晓真教授同桌吃过饭，对她的气质与学识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老早预计这天下午去听她的讲座，但是计划几天前又有了变动，因为我的性幻想对象之一，这天下午在台北有一场签书会。
　　周六早上我没有设闹钟，睡到自然醒，想着前一天晚上吃得何其之饱，应该还没有消化完全吧。于是我高估了自己身体，违背了常识就空腹去洗澡。洗澡时想着昨天背包走了一天，颈椎应该很酸吧，就把花洒改成水柱，水温调烫一点，蹲在水柱下冲脖子。似乎也舒服到了，然而等我站起来时，事有不妙，因为我开始眩晕，眼前全是飘忽不定的光。我试图用手扶住水龙头，以为缓一下就好了。
　　等我再度有意识时，我靠着角落坐在浴室的地板上。事实上我也花了好一阵才明白自己坐在地板上。眼前全是橘色的光，我努力爬起来，穿好衣服，辨识方向，回到自己床上趴着。在躺倒之前还知道抓件衣服盖在枕头上，因为头发是湿的。
　　就这样再度醒来已是中午，至少神智清醒了，也意识到自己脑门上撞了一个大包，嘴唇里边肿了一块。至于如何磕到的，丝毫没有印象。我把冰箱里的小麦糕和西米糕拿出来，就着热水吃掉；又吃了一只前两天买的刚好放熟的释迦，补充糖分。恢复了一点元气，就出门到附近的南昌路觅食。身子有些虚，不想吃油腻，去到一家很精致的素食餐馆大吃了一顿。
　　这样也早已过了午后。签书会虽然在傍晚，不过队伍要早许多个小时开始排。要不是上午一番折腾，我到达会场的时间应该更早吧。一面这样想着，一面走到国家戏剧院下面的诚品书店，买了伊的自传一本，就坐捷运去签书会场了。
　　五点开放入场，我两点多到达，人刚排了十几个。大家都很和善。我和我前后的男生说话不多，但都互相照应，一个人离开去买吃的或者去洗手间，另外的人就帮看着位子。其余的时间，我就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地坐在路边的阶梯上，塞着耳机听着音乐托着下巴望着骑楼人行道与马路发呆——这是我一直的梦想好么。
　　其间因为无聊，四点多时在附近晃了一圈，买了一碗加了蚵仔、肉丁与大肠的面线羹，当做零食呼噜呼噜吃掉了。在11月有些寒风料峭的台北街头，被面线温暖得死去活来。早上头发湿着就趴在床上睡觉的代价是，一整天头都有些疼。预计排队时可能会冷，我特意穿了厚实的毛线外套出门。
　　以及，排队的当儿我又买了一本《洋葱炒蛋》，因为一个人最多可以签两本。排在我前面的男生说，既然排了这么久队，当然要签两本啊。说他上次在板桥，排了3个小时的队都没有签到名。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板桥有活动耶，我只知道台中台南有。
　　终于开始发放号码牌，开始入场。我排队很早，是前二十名，为自己鼓个掌。依次入座后，我旁边的大叔跟我聊起天来，大致你几点过来排队之类。然后他问：“你是学生，有投票权吗？”我犹豫了一下，说：“我是从大陆来的。”
　　他顿时眼睛里射出激动的光，然后连连发问：大陆也看得到她的消息吗？你知道她多久了？大陆怎么可能看得到呢，我在上海、广州待过，开个雅虎台湾（网页）都开不了。你们不是有那个屏蔽了吗？
　　我淡然回答，有软件可以翻出来啊。都看得到。
　　他又说，你是大陆来的，你怎么会喜欢她呢？大陆人怎么会喜欢她呢？她不是怎么怎么，你们不是怎么怎么（笔者注：大致意思为：你们政见又不相同）。
　　他又开始摇头，说大陆不民主云云。其实我很讨厌和这一类的台湾大叔交流。他们普遍都有一定的视野与阅历，都算是自己领域的成功人士，但是一提起大陆，他们就摇头，说不民主。这个观点并不引起我的厌恶，我厌恶的是那一副“这就是定论”的样子。上次我去中央大学听研讨会，坐车回来时，邻座一位教授。我说我是交换学生来台湾，他瞬间开始抒情：啊，台湾民主。我心想，我不是因为台湾“民主”才来的好么，只是因为这边的麻糬比大陆的好吃，可以么？
　　还有些大叔，因为有长期的留日经历，很喜欢拿台湾与日本比。我觉得拿台湾和日本比也很欺负人，毕竟台湾的现代化程度不及日本是明摆着的。至于大陆“不民主”，台湾“民主”，首先，你在什么意义与前提上说“民主”这个词，这是我第一要弄清楚的事，能在路边骂骂总统，或者自己有一张选票，就一定“民主”了吗？其次，我也很好奇为什么很多台湾人一提到大陆，就会条件反射地先说“不民主”，这算不算是另一种洗脑与集体无意识与意识形态政治倾向严重呢？大陆那么大，风景那么多，吃食那么多，我们就不能谈点别的么？你们受过很多大陆“不民主”的气吗？比如说，在马来西亚，同性恋还是一种犯罪，可是我不会一遇到马来西亚的人，就说，啊，你们那里，同性恋还是一种罪。一个地方，总有它的优点与缺点，长处与不足，或者说，它的发展阶段。作为一个学文学的人来说，我觉得一切事情都不简单，都不是一两个词语可以囊括的。民主又怎么样呢，事情就一了百了了吗？我最关心的，是各种社会形态下，人性的复杂与深度。
　　既然和邻座的大叔话不投机，离活动开始还有一个半小时，闲着也是闲着。座位占定之后，我再度出去觅食。这附近就是“四平街商圈”，吃食很多。我走到那家永远人满为患的“富霸王猪脚”，买了一个外带的猪脚便当，就坐在路中间撑着大阳伞的座位上，吃了起来。
　　软烂的猪脚香气扑鼻，粒粒分明的米饭上浇了混着肉皮肥肉丁的卤汁，竹笋片极幼嫩，还有一大块外焦里润的卤豆腐。我正沉浸在我与猪脚天雷勾动地火的爱恋中，一位中年妇人走近我，说：“你的便当在哪里买的？好吃吗？”我抬起头，意犹未尽地说：“超好吃的。”又告诉她店名与方向，她便急急走了。
　　我心里瞬间很得意，想一定是我吃得香喷喷的样子吸引了她。我很愿意当一个能让别人跟我一起吃饭吃得很香的人。我不禁口，不挑食，也没有来自宗教信仰或地区文化的饮食禁忌，从不会在别人高高兴兴点菜时悠悠地说我不吃某某或者我在减肥或者某某很难吃；虽然我讲究起来也会讲究，但平时烫一点冷一点辣一点咸一点淡一点甜一点生一点熟一点我都无所谓，都能吃；我吃饭时会注意同伴的速度，吃的快慢会根据情况调整。吃的礼仪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件事。
　　没想到过一会儿，那个妇人端个猪脚便当走了回来，坐下来跟我一起吃。她开始说话，说她并不住在这边，今天是因为签书会才过来，现在签书会还没开始，所以出来找些东西吃。
　　我抬起头，说，我也是。
　　她像是遇到知音，很高兴地和我聊起来。我说我是大陆人。她问：你为什么会来这个活动？我说，我喜欢她。她问，你喜欢小英什么？我说，学者风范。
　　——我小心翼翼不主动涉及一切政治雷区，比如，我会用这种纯感情含量的“喜欢”，而不是“支持”。事实上，我发现当主语为“我”时，我从来没有用过“支持”这个词，你要我说“我支持同性恋”我都说不出口，因为亲爱的，我并不反对异性恋呀。
　　但是，我也不会完全吐露实情。难道我会跟陌生人说，我对这种总是西装加身穿得庄重大方、线条柔和然而眉宇间有杀气的强硬女人，一点抵抗能力都没有吗？不，我从来没有想要抵抗。
　　是，那不止是贵气，或者王气，英气也概括不了。我看那人眉毛间，心里涌出的第一个词就是杀气，热腾腾的杀气。
　　妇人很友好，也很健谈，反正都在吃便当，也就聊天。她说她今天知道我很感动，没想到中国还有那人的支持者。我淡淡一笑，说，大陆人也是很多样，什么人都有。
　　她是家庭主妇，土生土长台北人，水扁的死忠支持者，女儿儿子一个大学毕业一个在念大学。我们都对彼此的出生地与政治立场很惊讶。她说，小英很辛苦，一个人跑来跑去。人家（指目前执政 党）有一班人，她只有一个人。如果我在她身边，我会给她泡茶喝，让她多歇歇。可是这也是使命，是机缘。
　　——“一个人”的说辞，触动了我。因为我也总是“一个人”，虽然这两个“一个人”，根本不是一回事。
　　妇人为水扁鸣了很多不平。她倒不讨厌现任总统，觉得马哥不是坏人，只是背后有一班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操纵他。美青姐在百年国庆当天穿旧衣的事，她极反感。觉得不重礼数，而且宣传试图将此事包装成低调的奢华，她觉得又哪里有小英低调和有质感。她每天看电视，向来的政治观点是觉得谁说得有理就支持谁。她这些天很关注民意调查，看到小英支持率上升就很开心，她真心希望小英能赢。我说，民进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国民 有财团支持，财团给你出机票钱，到时候你投谁。因着这句话，她把我迅速引为知己。
　　她还点评了猪脚饭，比较贵，台北的物价实在是贵。她说，要她来做，200台币就可以在市场买一整只猪脚，然后用卤汁去煮，保管不会比这家店差。这家店的猪脚不Q，但是老人家吃就很适合。——家庭主妇的话，就有这样的实在。
　　如果你要顺便问我台湾这些年女权运动的成就，那么，至少有一点，就是它教会了台湾男人世故。在台湾，男士礼让女士，是普遍被遵循的原则。当然，那些横冲直撞的阿公（台湾有一俗称“老杯杯”，似乎是“老伯伯”的谐音）不在此例。以及，形式上，女校长，女教授，女图书馆馆长，女立委（这些是我平时能接触到的领域，我无法回答的有女科学家之类）等等，能见度比较高，比大陆高是肯定的。台湾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有时也的确高到了台湾男人不敢娶台湾女人的程度。台湾的男性，自称“女性主义者”的，也有那么一群。在台湾，你并不经常能听到公众人物专门针对性别之分而产生的言论，公开场合不太会有针对女性的公然矮化或羞辱。——形式上的进步也是很大的进步了，文明的表现与表演，不都在形式上么？但是骨子里呢，骨子里大家都是中国人。你要台湾男性放弃那些父权社会里唾手可及的利益，转而真心实意地支持女性运动，怎么听，都简直违反人之常性。
　　吃完饭我和妇人一起回了会场。她坚持要请我一杯饮料，说她就把我当自己女儿，知道我她很开心。而且很抱歉地说时间不够，要不可以请我吃芋圆。于是我点了一杯奶茶，端着回了会场。
　　再没多久，这次活动的主角准时现身了，在人群的欢呼声中。我就坐在观众席的第二排，她走近观众席，突然她变得那么近那么大（平时只能在电脑或电视屏幕上看到她），脸上的斑点也无比清晰，我激动得无时无刻不想尖叫。观众按照主持人事先的吩咐举起了书，露出兴高采烈的笑脸，她转过身，背朝我们，给等候多时的一众媒体记者拍照。然后她和主持人交流了两句，大致是主持人说今天到场很多人，她就问那签得完吗？主持人说尽量。她也不多话，干脆利落地说：那就开始签吧。
　　真是蔡式风格呢。我在心里想。
　　因为我就排在十几位而已，所以我很快就拿着两本书，跟着队伍上了台。她在签我的书时，我对她说：“菜主席（真的不知道应该称呼什么，私底下我都喊英文姐），我来自大陆，我喜欢你。”她也许有些惊讶，或者也没有。当了十几年的首席谈判专家，她的脸平静如一湖秋水，并不容易读解。她问：“大陆哪里？”我说：“湖南。”然后我伸出右手，她右手放下笔，强而有力地握住了我的手。软软的手掌，然而极其坚定有力，很完美，很政治家。末了她说：“谢谢。”我说：“加油。”想说而没说出口的话是：“请你为了全中国的女性，加油。”
　　我两腿酥软，手掌湿润，小心翼翼地捧着两本书，注意不要蹭到她用银色笔签在封面的名字。然后我就应该打道回府了，因为这只是签书会而已。我在等电梯，确认字迹已干，并把书装回包里时，我应该料到但事先的确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两位记者追出来，用很快的语速问我的姓氏与学校。我留了真祖籍、真姓氏、假学校。祖籍是真的因为实在无可隐瞒，这是我的一部分，尤其每次待在不同的省份，就尤能感觉到；姓氏是真的因为我来不及思考，也从来没有为自己想过假名以备不时之需。假学校么，就这样了，很大的学校，应该不会惹出麻烦。记者很快跑回会场，我留在原地不得不自言自语了一句：我这是要上新闻了么？
　　在电梯里时，被同乘电梯的阿公阿嬷表扬了，他们当我是台湾人，说：“不错，年轻人也来，不错。”
　　离开会场，原地惶惶转了几圈，我决定忍着头疼去附近刚开始周年庆的Sogo百货走一走。都是人，就跟商品不要钱一样的都是人。然后我就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