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伦理——一行的博客

中国大学通识教育中的诗歌教育

一行

一、位置

在中国和西方古典时代的教育中，诗歌教育曾经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通过诗（无论是读诗、用诗还是作诗）来进行教化，一直是文明民族的治邦者对其民众进行政治和伦理塑造的主要方式之一。《荷马史诗》曾被称为“全希腊人的学校”，而《毛诗序》也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歌因其对伦理生活或共同体经验的承载而具有教化功能，这是古典诗学的一个基本规定。然而，在世界图景发生转换（从古典政治转换为现代社会）之后的现代大学空间中，特别是在中国当下的大学通识教育语境中，诗歌教育是否还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如果是的话，这一位置与其古典时期的位置相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一新的位置又提出了哪些必须面对的问题和需要解决的任务？在直面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如何在中国当下现实中有效地开展这种诗歌教育？在本文中，我将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澄清和回答。需要首先说明的是，本文对“诗歌教育”的讨论将严格限定在“中国当代大学通识教育”这一语境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本文既不讨论“中国大学”之外的诗歌教育，也不讨论作为专业教育的大学中文系诗歌教育。

诗歌教育在通识教育中占据何种位置，这既需要从通识教育的基本理念出发进行论证，同时又必须考虑中国当代大学教育的现实状况。从理念层面来说，“整全的人”是通识教育的首要理念，对这一理念的捍卫也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本质所在。所有学科所追求的真理，最终是统一于“整全的人”这一理念；科学与技艺的一切探索，都只是为了激活和解放人各方面的潜能，并使得这些潜能彼此之间获得协调和平衡。大学作为“致力于寻求真理之事业的共同体”和“实现人类基本求知意志的法团组织”（雅斯贝尔斯），其追求的“真理”固然主要是科学或知性的真理，但仍然包含着超出知性的部分。人类精神的完整性，意味着“几何的精神”需要“微妙的精神”来平衡（帕斯卡尔），意味着科学需要诗来补充（巴什拉），意味着法律所追求的正义需要诗性和爱来校正（纳斯鲍姆）。大学所追求的真理，决不只是理论或应用性的知性真理，它也必须是与我们灵魂的内在渴求相关的活生生的真理，而这种真理在很大程度上与诗的经验相关。因此，出于“整全的人”或“人类潜能的全面实现”这一现代理念（它不同于古典时代的“礼法—德性”的教化叙事），诗歌教育理应成为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识教育的第二个基本理念，是强调大学归属并服务于民族国家之生命。大学通过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理解和保存，来塑造整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大学通过对公民意识和公民德性的培养，为本国政治生活的有效开展提供前提；最后，大学通过对学生理解力和创造力的培育，给本民族一个可能的未来，同时，又通过其中诞生的极少数杰出人物，为这一未来提供领导者。一个民族的诗歌传统是其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它也是文化认同的来源之一，当然需要在通识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一个民族对创造力和理解力的依赖，才是诗歌教育之所以必要的最重要原因。创造力主要包括热情、冥想能力（济慈所说的“消极感受力”）和想象力，而理解力则主要包括精微知觉、对人性和世界的洞察以及对事件作出良好判断的能力。正是在这两个方面，诗歌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功效。优秀的诗歌能激发起人的生命热情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杰出的诗歌让人获得超越现成之物的冥想力和想象力，而伟大的诗歌因其所包含的对世界和人性的深刻洞察而成为培育判断力的最好教材。一个基本事实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人是不读诗或不热爱艺术的，这些伟人们的心智、灵感和判断力全都受到过诗的滋养。由此，即使是出于对本民族、本国之未来负责的考虑，作为通识教育的诗歌教育也势在必行。

然而，我们固然可以从理念出发得出诗歌教育在通识教育中的重要位置，但要真正展开一项事业时，现实条件的制约是我们更需要面对的难题。对作为通识教育之一部分的诗歌教育来说，它受到的现实制约主要有三个层面：1，现代世界作为“散文的时代”一般来说是不利于艺术或诗的。在这样一个时代，感伤的、反思性的思考方式取代了以往那种素朴的、感通性的思考方式，个体从共同体的纽带中分离出来，陷入到冷漠、空洞和乏味的形式自由之中。从经济（利润最大化原则与占有制度）、政治（法律关系和国家组织）和文化（大众文化和娱乐业）这三方面来看，现代社会都具有与诗歌格格不入的性质。这是时代的总体精神状况，诗歌本身的边缘化是一个事实，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制约诗歌教育的开展。2，通识教育本身在中国当前面临的诸多困境也会影响诗歌教育的成效。这些困境主要有：大班授课（缺少讨论，教师也无法做到因材施教），学生在同一学期课程过多（学生注意力分散，无法认真学习任何一门课程，只是来混学分），师资条件不足（大部分教师没有能力对文本进行细致缓慢的阅读和讲解，只是泛泛而谈地讲概论、常识或堆砌资料）。同时，许多大学将通识教育课程等同于所谓的“修养课”而放松对其的要求，忽视了这些课程需要学生和教师的细致和耐心的努力才可能取得效果。诗歌教育也同样面临这些问题。3，诗歌教育所受到的第三个现实制约，来自现代情感主义的泛滥所导致的人们（不只是本科生，也包括大部分研究生和教师）对诗歌本性的普遍误解。这一误解就是把诗歌当成感伤的情感流露或某种类型化的“诗意”情调的产物，进而这些人就把整个中外诗歌传统都感伤化或情调化，他们读诗只是为了从中找到发泄自恋情绪（通过廉价的“感动”来进行自我陶醉）的通道。这样一来，诗歌教育就沦为了教师和学生们一起进行的集体自恋表演，他们大谈“诗意地栖居”、“纯粹的诗是纯粹的眼泪”之类的毫无营养的名言，唯独对那些杰出和伟大的诗篇中体现出来的卓越的理解力和想象力视而不见。在劣质和浮浅的诗歌教育中，诗歌变成了使得个人封闭在其狭小的自我和私人空间中的安慰剂，而诗歌本来的使命是要使人扩展自身、走向更广大的世界。

以上三重制约，虽然不能摧毁诗歌教育在通识教育中的必要性，却动摇了我们对诗歌教育的信心。在浪漫派以来的现代历史中，诗歌教育一度被寄望能救治、弥补现代世界的某些疾病或缺失，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这些疾病或缺失的不断恶化。如果没有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强有力的要素作为土壤，我们所播下的任何种子（即使是要“救治这个世界”的种子）都不可能生根发芽。换句话说，我们在思考和开展诗歌教育时，更需要从现实层面入手，而不能只是从理念出发，对它抱有过高的期望。

二、目标

在中国当代的大学空间中，开展作为通识教育的诗歌教育必定会遇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一部分是多数通识教育课程都会遇到的问题，另一部分则是诗歌教育内部的特殊问题。前者在上文中已经谈到了一些，相比之下讨论诗歌教育的特殊问题更合乎本文的意图。这些问题包括：在当前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中，诗歌教育的恰当目标或任务是什么？诗歌教育的课程设置应如何进行？更具体地说，如何恰当地确定古诗与新诗、中国诗与外国诗在诗歌教育中所占的比例？诗歌课程应采取何种讲授和学习的方式？如何处理好诗歌阅读、批评与创作这三者在诗歌课程中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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