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伦理——一行的博客

新诗与“古今之争”

——从经验、技艺与智慧的角度看

一行

1、“文质相复”与中国新诗

　　新诗诞生于中国古典文教传统遭遇全面危机的年代，在这一历史事实中包含着新诗的合法性基础。新诗的“新”，呼应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在语言、思想和生活方式上的深刻变化。然而，自新诗诞生之日起，基于传统之惯性而来的对新诗的批评和否定就从未中断过，诸如“殖民化”、“翻译体”、“无根基”和“无教养”之类的轻蔑断语此起彼伏。同时，随着“现代性”在中国的扩展和深化，“现代性”自身所包含的诸多问题和疾病也逐渐显露。当代中国的主流思想氛围，已由“五四”以来对现代性的欢迎和鼓吹，转向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以及对复兴中国古典传统的呼唤。由此，新诗作为现代性的产物，在这种“质疑现代性”的思潮中就处于一个尴尬位置。新诗已经不能只是将自身的合法性建立在生活世界的现代性之上，而是必须表明自己在经验、技艺和智慧方面具有更高的、综合古典与现代的潜力，如此才能在“古今之争”中站稳脚根。

　　新诗是现代性的产物，这既是其活力之源，也是其症结所在。现代之异于古典的特质，除了政治、经济和法律层面的特定秩序以外，在心性气质、语言方式和思想旨趣方面主要体现为“质胜于文”的偏致。在心性层面，现代人颂扬个体，颂扬无文饰、无节制的欲望和激情，赞赏纯粹的、与伦理无涉的智性；在语言层面，现代人偏爱当下交流中形成的活生生的口语（以及网络语言），书面语也越来越向口语靠拢，失去了昔日从古代典籍中汲取的深蕴和仪度；在思想层面，现代人倾向于实证性地、依据现实制约条件来考虑问题，因而更为注重经验而非经典。这三个层面共同构成了现代人“质胜于文”的生命形态。与此形成对应的，是中国新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顺应现代性的诸种表现：对个体性的高扬，对欲望、激情和智性的推崇，对口语化的鼓吹，对现代生活经验细节的热衷。时至今日，这一切都仍然构成新诗写作的主要动力。然而，传统之“文”并没有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完全退出，它的经典、礼法、教化甚至书面文字（繁体字），都仍然保留在中国人的记忆里，并仍对许多人的诗歌观念和诗歌写作产生着实质影响。在这些保有传统记忆的人看来，绝大多数新诗完全背弃了“思无邪”和“温柔敦厚”之旨，因此是粗鄙无文、乱仪失度的，是黄钟毁弃之后的瓦釜之声。

　　因此，新诗中的“古今之争”，其实质是“文质之争”：许多诗人和读者无法忘却从传统而来的“文”，但他们身处的世界却要求诗歌承载从现代而来的“质”，两者之间难以达成协调与平衡。从“文”的理念出发，一些人依据古典传统来否定新诗（因而主张回归古体诗写作），另一些人则希望按照古典诗学来改造新诗，使之更加符合古典的气韵、情调和理想。这种对“文”的诉求，可以证之以新诗历史中周期性出现的“复古”潮流。 [1]这些“复古”潮流所理解的“古”大相径庭（因为传统本身就是异质性的），返回古典的程度和层面也各有不同，但他们共同包含着用古典之“文”来使新诗“中国化”或“本土化”的意志。

　　每一次“复古”，都必定会激起从“质”的立场出发的激烈反拨。较为常见的对“复古”的质疑，是指责这些“复古”性质的写作是陈腐、虚伪的，在这个古典世界已经消逝的时代书写所谓的“古意”不具备任何现实感和有效性，至多只是浮泛、空洞的怀旧情绪的发作而已。复古主义者不敢面对中国当代的现实，逃遁到古代典籍里的山林、村庄和伦理中，这是他们的内在精神极其虚弱的标志。复古主义者以为可以在古典中寻回所谓的“汉风之美”或“情意之美”，这其实是在意淫和美化历史（把真实历史中的残酷和恶都抽掉了）。更不用说，许多貌似有“古意”的诗歌其实是在抄袭古诗中现成的情境和创意（略微用现代修辞改造一下），来方便地获得效果，讨好那些受制于古诗阅读惯性的读者（他们迷恋所谓的“意境”）——此种偷懒的做法最终会使新诗失去其“新”，变成古诗的白话文翻版。

　　“复古”和反对“复古”之间的争执，使得新诗的历史呈现出“文质相复”的情景：当新诗过于“现代”、过于强调“质”和口语的方面时，一些人就会试图复活古典之“文”来与之对抗；而当新诗在“复古”的道路上走得过头，陷入缺乏创造力和现实感的虚假情调之中时，另一些人则会转而强调“写作的有效性”只能建立在现代之“质”上。我认为，偏于“质”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偏于“文”同样是一种意识形态。缺少现实经验根基和口语基础的“文”是“虚文”，它没有活力和当下具体感；缺少文教涵养的欲望、激情和口语是“浮质”，它没有仪度和内敛的历史感。要避免新诗在“虚文”和“浮质”这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摇摆下去，诗人们有必要将诗歌的涵养、仪度和诗歌的有效性、创造性结合起来，使它们按一定的分寸比例中和，达于“文质彬彬”的境界。而这就要求诗人们做出艰苦努力，在经验、技艺和智慧这三个层面，处理好“文”与“质”、古典与现代的关系。

2、经验

　　新诗承载的经验不同于中国古诗，这是诗歌中的“古今之争”的第一个层面。“诗是经验”，这一现代以来对诗的基本界定意味着，对经验的细致而深入的书写，是诗歌的本质，也是其有效性的来源。这里所谓的“经验”，既包括对现实世界的经验，也包括对内在生命的经验——这两者其实是同一经验过程的两面（每一种对现实世界的经验都对应着某种内在生命状态）。与古典时代相比，中国当代的现实境况和人们的生存状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诗人们的经验方式也有了新的立足点。这就必然要求新诗作者们以一种异于中国古典的方式来写作。对真实经验的忠诚，是诗人的第一天职。

　　不难看到，中国当代新诗中那些最重要的作品（尤其是组诗和长诗作品），几乎无一例外都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有两个词语经常被用来形容这些作品：“泥沙俱下”和“异质混成”。这两个词是对作品中经验的复杂性质的指认，而经验的复杂相称于现实世界的复杂。与古代世界相比，现代世界是一个复杂系统（卢曼将“复杂性”视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中国当代的现实则尤为复杂。在古典世界，每一共同体中的成员都共享相同的礼法、经典、教养和思想方式，因而其世界图景较为单纯。而现代社会是多元和异质的，这不仅体现为不同族群、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人们之间的互动和共处，而且体现为现代世界中政治、经济、司法、伦理和文化这些领域之间的交互关系的复杂性。就中国当代现实而言，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市场制度、乡村遗留的宗法伦理、城市中的现代市民生活，共同构成了中国的基本现实，而这种现实的复杂度又被文化和思想中的“古今中西之争”、宗教和伦理上的“诸神之争”所强化。有雄心的诗人们面对着这样一种现实境况，当然试图以诗的方式来呈现和理解这种复杂性。古诗作品的复杂性主要是来自古汉语在词性和指称上的不确定性（例如李商隐的《锦瑟》），而新诗作品的复杂性则主要来自其处理的现实本身在语境上的多重性质（一个事件或场景中包含着多重权力和意义关系）。分析性和叙事性由此被引入到诗歌之中，使得新诗处理现实的能力极大加强。肖开愚、孙文波、陈东东、钟鸣和欧阳江河等人都写出过极为复杂的处理现实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数具有一种福柯式的微观洞察力，从某一场景或事件中包含的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出发，探测世界和人心的微妙。

　　当代新诗的代表性诗人们主要致力于对现实之复杂结构的揭示，这意味着理解力成为了首要的诗歌能力。从经验方式上看，当代新诗偏重于认知而非情感，而现实感构成了理解力的核心。古诗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经验方式是情感，它来自于共同体的伦理秩序所孕育的单纯的生命形态。我们看到，当代新诗中的抒情路线，大多是将自身与乡村生活、与从这种生活中产生的关于“自然”和“伦理”的观念立场联系起来。这是在古典生活秩序的余晖中缅怀它过去的温暖。然而，这些当代抒情诗感情洋溢的表面之下，却是现实感和洞察力的匮乏，它们的立场过于简单，其中包含的忧伤、痛苦都过于类型化。一旦诗人开始理解现实的复杂性，这种简单的立场和情感就难以为继。

　　我们需要用现实感来反对浅薄的、类型化的抒情，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像斯宾诺莎所说的那样“不哭、不笑、也不诅咒，而是理解”。事实上，古典的单纯、深情与现代的繁复、理智完全可以在诗歌中结合起来。深刻的情感与深刻的理智一样罕见和珍贵，我们通常见到的都是浅薄的滥情和油滑的小聪明。对现实的理解并不一定就会造成情感能力的丧失，相反，这种理解如果足够深刻，它必定伴随着对善的渴望。滥情和感伤固然不足取，但那种冷漠的才智也同样有害。在智力的滥用中包含着暴力：那些热衷于分析事物的人，如果缺少对他者的尊重，这种理解只不过是用自身的尺度来裁断他者、对他者施暴；真正的理解，是对他者身上的不可理解性的理解，是对这种神秘性的尊重和爱（Agape）。这种对他者的尊重和爱，就是公正。我们从这里可以推论出，

中国大学通识教育中的诗歌教育

一行

一、位置

在中国和西方古典时代的教育中，诗歌教育曾经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通过诗（无论是读诗、用诗还是作诗）来进行教化，一直是文明民族的治邦者对其民众进行政治和伦理塑造的主要方式之一。《荷马史诗》曾被称为“全希腊人的学校”，而《毛诗序》也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歌因其对伦理生活或共同体经验的承载而具有教化功能，这是古典诗学的一个基本规定。然而，在世界图景发生转换（从古典政治转换为现代社会）之后的现代大学空间中，特别是在中国当下的大学通识教育语境中，诗歌教育是否还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如果是的话，这一位置与其古典时期的位置相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一新的位置又提出了哪些必须面对的问题和需要解决的任务？在直面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如何在中国当下现实中有效地开展这种诗歌教育？在本文中，我将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澄清和回答。需要首先说明的是，本文对“诗歌教育”的讨论将严格限定在“中国当代大学通识教育”这一语境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本文既不讨论“中国大学”之外的诗歌教育，也不讨论作为专业教育的大学中文系诗歌教育。

诗歌教育在通识教育中占据何种位置，这既需要从通识教育的基本理念出发进行论证，同时又必须考虑中国当代大学教育的现实状况。从理念层面来说，“整全的人”是通识教育的首要理念，对这一理念的捍卫也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本质所在。所有学科所追求的真理，最终是统一于“整全的人”这一理念；科学与技艺的一切探索，都只是为了激活和解放人各方面的潜能，并使得这些潜能彼此之间获得协调和平衡。大学作为“致力于寻求真理之事业的共同体”和“实现人类基本求知意志的法团组织”（雅斯贝尔斯），其追求的“真理”固然主要是科学或知性的真理，但仍然包含着超出知性的部分。人类精神的完整性，意味着“几何的精神”需要“微妙的精神”来平衡（帕斯卡尔），意味着科学需要诗来补充（巴什拉），意味着法律所追求的正义需要诗性和爱来校正（纳斯鲍姆）。大学所追求的真理，决不只是理论或应用性的知性真理，它也必须是与我们灵魂的内在渴求相关的活生生的真理，而这种真理在很大程度上与诗的经验相关。因此，出于“整全的人”或“人类潜能的全面实现”这一现代理念（它不同于古典时代的“礼法—德性”的教化叙事），诗歌教育理应成为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识教育的第二个基本理念，是强调大学归属并服务于民族国家之生命。大学通过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理解和保存，来塑造整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大学通过对公民意识和公民德性的培养，为本国政治生活的有效开展提供前提；最后，大学通过对学生理解力和创造力的培育，给本民族一个可能的未来，同时，又通过其中诞生的极少数杰出人物，为这一未来提供领导者。一个民族的诗歌传统是其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它也是文化认同的来源之一，当然需要在通识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一个民族对创造力和理解力的依赖，才是诗歌教育之所以必要的最重要原因。创造力主要包括热情、冥想能力（济慈所说的“消极感受力”）和想象力，而理解力则主要包括精微知觉、对人性和世界的洞察以及对事件作出良好判断的能力。正是在这两个方面，诗歌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功效。优秀的诗歌能激发起人的生命热情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杰出的诗歌让人获得超越现成之物的冥想力和想象力，而伟大的诗歌因其所包含的对世界和人性的深刻洞察而成为培育判断力的最好教材。一个基本事实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人是不读诗或不热爱艺术的，这些伟人们的心智、灵感和判断力全都受到过诗的滋养。由此，即使是出于对本民族、本国之未来负责的考虑，作为通识教育的诗歌教育也势在必行。

然而，我们固然可以从理念出发得出诗歌教育在通识教育中的重要位置，但要真正展开一项事业时，现实条件的制约是我们更需要面对的难题。对作为通识教育之一部分的诗歌教育来说，它受到的现实制约主要有三个层面：1，现代世界作为“散文的时代”一般来说是不利于艺术或诗的。在这样一个时代，感伤的、反思性的思考方式取代了以往那种素朴的、感通性的思考方式，个体从共同体的纽带中分离出来，陷入到冷漠、空洞和乏味的形式自由之中。从经济（利润最大化原则与占有制度）、政治（法律关系和国家组织）和文化（大众文化和娱乐业）这三方面来看，现代社会都具有与诗歌格格不入的性质。这是时代的总体精神状况，诗歌本身的边缘化是一个事实，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制约诗歌教育的开展。2，通识教育本身在中国当前面临的诸多困境也会影响诗歌教育的成效。这些困境主要有：大班授课（缺少讨论，教师也无法做到因材施教），学生在同一学期课程过多（学生注意力分散，无法认真学习任何一门课程，只是来混学分），师资条件不足（大部分教师没有能力对文本进行细致缓慢的阅读和讲解，只是泛泛而谈地讲概论、常识或堆砌资料）。同时，许多大学将通识教育课程等同于所谓的“修养课”而放松对其的要求，忽视了这些课程需要学生和教师的细致和耐心的努力才可能取得效果。诗歌教育也同样面临这些问题。3，诗歌教育所受到的第三个现实制约，来自现代情感主义的泛滥所导致的人们（不只是本科生，也包括大部分研究生和教师）对诗歌本性的普遍误解。这一误解就是把诗歌当成感伤的情感流露或某种类型化的“诗意”情调的产物，进而这些人就把整个中外诗歌传统都感伤化或情调化，他们读诗只是为了从中找到发泄自恋情绪（通过廉价的“感动”来进行自我陶醉）的通道。这样一来，诗歌教育就沦为了教师和学生们一起进行的集体自恋表演，他们大谈“诗意地栖居”、“纯粹的诗是纯粹的眼泪”之类的毫无营养的名言，唯独对那些杰出和伟大的诗篇中体现出来的卓越的理解力和想象力视而不见。在劣质和浮浅的诗歌教育中，诗歌变成了使得个人封闭在其狭小的自我和私人空间中的安慰剂，而诗歌本来的使命是要使人扩展自身、走向更广大的世界。

以上三重制约，虽然不能摧毁诗歌教育在通识教育中的必要性，却动摇了我们对诗歌教育的信心。在浪漫派以来的现代历史中，诗歌教育一度被寄望能救治、弥补现代世界的某些疾病或缺失，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这些疾病或缺失的不断恶化。如果没有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强有力的要素作为土壤，我们所播下的任何种子（即使是要“救治这个世界”的种子）都不可能生根发芽。换句话说，我们在思考和开展诗歌教育时，更需要从现实层面入手，而不能只是从理念出发，对它抱有过高的期望。

二、目标

在中国当代的大学空间中，开展作为通识教育的诗歌教育必定会遇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一部分是多数通识教育课程都会遇到的问题，另一部分则是诗歌教育内部的特殊问题。前者在上文中已经谈到了一些，相比之下讨论诗歌教育的特殊问题更合乎本文的意图。这些问题包括：在当前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中，诗歌教育的恰当目标或任务是什么？诗歌教育的课程设置应如何进行？更具体地说，如何恰当地确定古诗与新诗、中国诗与外国诗在诗歌教育中所占的比例？诗歌课程应采取何种讲授和学习的方式？如何处理好诗歌阅读、批评与创作这三者在诗歌课程中的关系？

无论是考虑到学生实际接受能力的普遍状况，还是考

抵制诱惑：《戏剧三种》中的真理与幻相

——评谭毅、一行的《戏剧三种》

熊提

灯的精神分析（2010年）

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