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专栏

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维护社会的稳定。但中国的维稳模式是独特的。中国维稳模式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维稳政治化。这种政治化表现在将许多基于利益问题发生的矛盾和冲突上升到政治层面，结果是由于将问题政治化，而使社会矛盾及其解决变得敏感化和神秘化，并导致维稳的非理性化。第二，不稳定概念的含糊性和对不稳定因素界定的任意性。将治安事件、利益矛盾、对政府或领导人的不满、正当诉求等等通称为不稳定因素。最关键的是将执政的持久性与社会稳定混为一谈。第三，举国体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开动全部国家机器，动员整个社会，冲击社会正常生活、正常工作、正常秩序。这样，实际上将维稳变成一种新的政治运动。第四，责任逐级分解，实行“目标管理”。一把手负责，一票否决。结果是形成我原来讨论过的逐级复制的作恶授权。第五，权力主导，不择手段。所谓不出事是最高准则，破坏规则，破坏法治。甚至借助于黑社会和流氓手段进行所谓维稳。（2012.5.12）。



维稳中的一把手负责一票否决，实际上是一种可以逐级复制的作恶授权。在改革前的总体性社会中，由于权力高度集中，只有一个人可以作恶，并往往由此形成全局的

　　【萦绕在心中的谜团之二：知识分子是如何被驯服的】说到49年后的知识分子，很多人都会想起马寅初，特别是那句“单枪匹马，战死为止”。但也凑巧，刚上大学的时候泡图书馆，翻阅旧的杂志，突然一标题引人注目：我愤怒控诉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费孝通（大意）。作者？马寅初。这件事情在我内心里困扰了很长时间。这是怎么回事？
　　民国时期有许多知识分子铮铮铁骨的故事。如前面提到的马寅初，经常骂蒋，蒋介石提出三个职务让其挑选：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全国禁烟总监。可马寅初丝毫不为所动，连面子也不给。傅斯年在公开场合大骂国民党政府是一堆大粪，蒋介石反而于不久的11月决定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1937 年蒋介石在庐山举行国事谈话会时，请张奚若参会，在一次在例行的国民参政会上，张奚若言词激烈地抨击了蒋介石的独裁和国民党的腐败。蒋介石顿感难堪，于是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一怒之下的张奚若拂袖而去。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再开会时，政府给他寄来开会的通知和路费，张奚若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议，路费退回。”
　　1931年，鲁迅批判胡适，说同为安徽人，刘文典不称蒋中正“主席”，宁可被押，

　　【萦绕在心中的谜团之一：理想主义是如何导致罪恶的实践的】突然想到了波尔布特这个人。之所以想到这个人，是因为想起了他的一句话：“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现在披露出来的越来越多的材料表明，波尔布特和他的政权屠杀（或至少造成）了大量的柬埔寨人。我想，他在人们的心目中应该是个恶魔。但我还要说，他同时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后来的罪恶与他的理想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把坏事理解为恶魔做的是简单的，但实际的情况往往并非如此。而回首历史，人们却不得不承认，历史上那些最大的罪恶往往是理想主义者做出来的。因此，为了减少罪恶，首先应当回答的问题是，理想主义为什么往往导致罪恶的实践？
　　
　　现在的问题是，理想主义是如何导致罪恶的实践的？个人性格和认知等因素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而充当这两者的联系链条的，就是哈耶克所说的基于理性的滥用的“致命的自负”。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理想主义者一般都是专制主义者。
　　一个理想要系统化，于是就有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要有一个象征，于是就有了领袖；要实践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需要一个组织，就有了一个列宁主义

　　1、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客观上要求派系政治制度化，以容纳执政集团内部的施政分歧。实际上，从执政开始不久，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主要是上层），在经济社会政策上就开始出现系统性分歧。这种分歧在很大程度上以红区和白区为主要阵营。其实，这种分歧是很正常的，对于这种分歧不要用简单的对错来理解，只是当时没有相关的制度安排来容纳这种分歧。高岗事件便是这种分歧的高潮，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处理高岗事件时所使用的语言，如“在党内拉帮结派”、“另立山头”、“分裂党”、“夺权”等。说明这些因素都是党内不能容忍的。而高岗事件的解决方式，也为以后类似问题的解决开了先例。
　　2、理念分歧与权力斗争是难解难分的。所谓理念分歧是高尚的，权力斗争是卑鄙的看法，是错误的。两者合在一起才是派系政治的全部。高岗事件的意义是表明，由于无法将派系政治制度化，只能通过残酷的党内斗争的方式来解决。想象：如果当时坐在一起想出路，大家做一个安排，正式形成以毛为首的社会主义派和以刘为首的新民主主义派，形成派别政治的规则以及制度化的竞争方式，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根本重写（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3、派系政治无法制度化的根源，是列宁主义式的政党政党模式。现代正当是以利益分化的理念为基础的，每个政党都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而列宁主义政党意识形态乌托邦为理念的，就是说，党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人类发展的方向，是真理的化身。利益可以是多元的，而真理是唯一的。因此，从这种党的理念中，生发不出可以令党内派系政治合法化的基础。不同的理念和主张，统统被归之为正确与错误的分野。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1）过去的老总体性社会是建立在再分配或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是总体性权力与再分配经济的结合，新总体性社会是形成、打碎、重组市场因素之后，总体性权力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是一种人类历史上没有见过的东西。权力市场如此奇异的结合，使其成为一种很独特的新体制 所以我将其称之为模式。
　　
　　（2） 老总体性社会的机制是比较单一的，就是权力。比如，对服从的奖励，顶多一个奖状和政治待遇。现在不一样了，权力多了一个机制，即经过其重组的市场机制，对服从的奖励既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市场的。比如，给你提供市场机会。像成龙张艺谋那些人最明白这个了。
　　
　　（3）老总体型社会的基本整合原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而新总体性社会的整合原则则是利益。
　　
　　（4）老总体性社会只有一个中心，而新总体性社会存在一种蜂窝状的趋势。老总体性社会的原则是总体的逻辑局部不能复制，只能有一个中心。新总体性社会由于中央不再具有原来的权威性，且服从开始建立在交换关系基础上，便出现了一种蜂窝状总体性结构的趋势。在不同的层级上都形成与中央同构的总体性结构，在机制上出现逐级复制的过程。比

　　前一段时间，我提出了“转型陷阱”的概念。这个概念不同于人们一般所说的“改革困境”的概念。
　　
　　第一，“改革困境”认为，改革遇到了强大的反改革的力量的反对，甚至存在一股强大的倒退力量。转型陷阱强调的则是，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在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定型现有状态，不要往前走了。这意味着，一是改革面临的危险并不是倒退，而是固化现有既得利益格局。尽管倒退的危险不能完全排除。二是改革真正的阻力，不是倒退派而是维持现状派。尽管倒退派是存在的，但对其作用不能夸大。
　　
　　第二，改革困境观点给我们描述的图景是，改革和反改革是两种主要力量，反改革者的阻力使改革陷入困境。转型陷阱的观点则强调，中国现在是三种力量。除上述两种，力量最强的是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既不想向前也不想向后，而是维护现状。因为在改革困境的说法中是两个选项，在转型陷阱中是三个选项。
　　
　　第三，在改革困境看来，现在是改革与主张倒退的反改革力量的博弈，在转型陷阱观点看来，左右两股力量都是想突破现状。不过方向不同，一个向前，一个向后。
　　
　　第四，在这种情况下，

　　极权主义阅读书目
　　
　　孙立平
　　
　　【推荐五本书】（1）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全新的政体。（2）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塔尔蒙则从18世纪的救世主义中发现极权主义的起源，即真理的唯一性和排他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完美设计。（3）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对极权主义起源的分析，集中在理性主义所建构的集体主义和计划体制上。（4）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尔对极权主义起源的分析，集中在历史决定论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乌托邦社会工程上。（5）摩尔《民主与独裁的社会起源》。摩尔侧重的当然是社会结构的分析。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位专门研究东方极权主义的，就是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
　　
　　网友补充：人生的风景16的微博： 转发:阿扎尔·纳菲西在《我所缄默的事》中，将她母亲比喻为极权主义者：极权思想对人的毁伤不只在于它的霸道，更在于它出其不意的仁慈举动。如果她始终的冷酷，那么与她切割关系并非难事。可是我们觉得进退两难，因为尽管她控制我们的人生，但它同时也非常的脆弱，尽管她有时痛恨我，她也为我牺牲了很多。
　　fanyaobin7600： 转发:《“迷人”的法西斯主义》：“在真相和正义之间，我选择真相。

　　在改革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写于2008年12月4日）
　　
　　----重读《光荣与梦想》（4）
　　
　　
　　
　　孙立平
　　
　　
　　
　　在回顾30年代大萧条历史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很值得留意。在罗斯福就任总统前3个月，是德国的希特勒上台。当罗斯福紧锣密鼓地构想和颁布一系列旨在稳定金融和重振经济的政策的时候，希特勒则在一步步地构建一种极权主义的体制，制造国会纵火案、通过《授权法》、颁布《国家元首法》。其实，当时的世界上还不仅仅是一个希特勒。
　　
　　凡事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学者，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承认，上个世纪30、4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与30年代大萧条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亚洲，九一八事变就是发生在1931年，即大萧条发生的两年之后，日本由此走上了战争和法西斯化的道路。在欧洲和南美情况也大体类似。有人进行过统计，到1933年10月，在大萧条的背景下，法西斯运动遍及世界上23个国家，半年后增至30个国家。1920年时，全世界原本约有35个国家拥有民选的立宪政体，到了1938年，只剩下17个国家了，到1944年，又减少到12个。

　　利益关系的失衡是我们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全年人均纯收入5919元，实际增长10.9%；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实际增长7.8%。这是1998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第一次超过城镇居民。与此同时，政府其他调控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也开始收到一定的效果。在2010年，不少地区都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养老金标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拉升城镇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增长幅度起到了作用。
　　无论是统计数字，还是我们在实际调查中所见所闻都可以证明，在最近几年中，农村居民，特别是中西部比较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和生活状况，确实有所改善。农业税的取消，粮食直补和农田保护费用的发放，新农合和九年义务教育的推进，都使得这些地区农民的收入和生活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善。在一些地区，比如说成都，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也使农民直接得到了好处。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进展和变化有着相当大的局限，即使在出现改善的领域，进一步改善的潜力其实也并不大。在2010年，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

　　观察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人们可以注意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我把它叫做所谓“牵出现象”。也就是说，在一个地方，或一个领域，没有问题暴露出来的时候，好像一切都很好，甚至灿若桃花。但只要有一个问题暴露出来，马上就会牵出一系列的问题，原来看起来一切都很好的事情，好像各个环节都出现了问题。
　　最直观的，如果我们在搜索引擎上输入“牵出”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搜索出大量的有关条目，比如：“广东韶关腐败窝案揭秘：粤北首富牵出31名厅官”、“唐骏野鸡大学门升级牵出一群造假名人”、“河北大学车祸”李刚门“牵出”校长论文剽窃门“”、“紫金矿业(601899，股吧)污染门牵出官商勾结网或有人故意为之”、“上海静安大火公寓施工至少经三层转包”、“行贿人后院失火闹离婚牵出武汉大学腐败案”、“前茂名书记落马案调查：房产商牵出多名腐败官员”、“力拓间谍门牵出铁矿石贿赂链”等等。
　　在去年年末，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就是河南的天价高速费案。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由高速公路逃费引起的普通“刑事案件”。但随着报道的深入，就可以看到这个案子牵出了背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高速公路的不合理高收费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