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 @ 邓哲律师的阳明阁

　　2008年，我返校读研。时值当年的校赛开打，当时的政法学院辩论队队长曾自卫便请我和黄楚安去指导一下。某个深秋之夜，我第一次见到了当年的那一批队员。在看完了模拟赛之后，我讲的第一段话与他们刚刚打完的那场让黄楚安大发脾气的练习赛看似毫无关联。
　　
　　“你们参加比赛的目标是什么？”
　　
　　“……”
　　
　　“夺冠是你们的最低目标。”
　　
　　“……”
　　
　　“夺冠是你们的最低目标。——因为夺冠，真的没有多难。不客气地说，大部分赛事的冠军，都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你们真正的目标，有两个：一、具备单兵作战能力，可以独立搞定一场比赛从拿到题目到打完收工所有环节所有位置的所有工作；二、不仅赢得比赛，还要赢得漂亮、赢得尊重。”
　　
　　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完美，永远追求不到；但追求完美，永远是前进的最大动力；而清楚自己和完美之间的差距，则会让你明白，你之前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多么的不值一提。
　　
　　为人处事的道理，真的只有一点点而已。
　　
　　
　　注：这个段子，本来是我准备留待后面几次更新《关于华师辩论，你可能不知道的一些小事》的时候用的。不过元旦三天没上线，今儿个爬上来一看，突感好生应景，一时狗血冲头，便挑出来先丢到前头了。
　　
　　

　　【按：完全没有想到，昨天这个帖子一发出来，竟然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狂浪，许多师弟师妹都开始写帖子追忆那些往昔的碎片。当然，看过了他们写的帖子之后，我觉得，嗯，他们写的才是八卦，其实我写的主要还是历史。哈哈。】
　　
　　【再按：回忆这种事情，有的时候很动人，有的时候却很伤神。动人是因为那些青春往事总是泛着异样的美丽光芒，伤神是因为回忆总免不了要将很多人过往的神采和现在的面貌两相对照于是常常会有物是人非之喟叹。但是我想，无论如何，一个辩手，都应当秉持这样的理念并实践这样的诺言：岁月老去，但我会变得更好。】
　　
　　【2011年11月25日，本来想继续讲校赛的，但是想来想去觉得有太多枝蔓都牵涉到很多年前的历史故事，若不先讲清楚这些来龙去脉，很多事情就是云山雾罩一团模糊，因此今天打算先追溯一点很早以前的小故事。】
　　
　　22、我所知晓的华师最早的外战赛事是1999年的凌云杯，凌云杯似乎也是华师辩论史上所流传下来的最早的影音记录了。凌云杯是一个由武汉教育电视台主办、由凌云集团赞助的全国名校电视辩论邀请赛，主席是张泽群，武汉地区的参赛队是武大和华师。
　　
　　23、那一年的赛事，学校非常重视，教练班子中有政法学院的张大松老师、经济学院的孙勇老师、现在的保卫处处长傅强老师、现在的国际交流学院副院长梁志群老师，领队中有现在的汉口分校董事长罗爱平老师、现在的校办党办主任林更茂老师、前任校团委书记刘宏达老师，队员囊括了当时的校学生会主席、校社联主席、校广播台台长，还有一名你们肯定都没有听说过的传奇人物。
　　
　　24、原谅我，想了很久，还是不能完全记忆起这个传奇人物的全名，只记得他姓黄，可能叫黄伟，是我老乡，恩施人，个子矮小，貌不惊人，经济学院96级或者97级的。在校期间曾参与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一本关于长江流域的白皮书，在关于湖北省的某种经济形态的介绍中，他独立完成了其中的一章。毕业的时候保送去了武大，呆了一个学期，觉得很不理想，于是退学重新考了清华，呆了一个学期，又觉得很不理想，于是再次退学，考去了某常青藤学校，现在在华尔街工作。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则新闻，是他2006年有一次回国的时候曾经被罗爱平董事长请去华师汉口分校做过一场讲座，罗爱平老师在讲座前介绍他的时候称他是华师改革开放以来培养出的最优秀的学生之一。非常遗憾，上述故事我都是听前辈们口述的，至今无缘亲眼一睹这位前辈的风采。
　　
　　25、凌云杯的比赛，华师和武大分属两个不同的赛区。华师开场不错，首先在关于克隆的辩题上轻松战胜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但是最终止步半决赛，半决赛的对手是中国科技大学，辩题是“和平共处是可能/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这场比赛曾经被武大辩论队教练赵林老师在一场比赛中盛赞，称其是一场经典之战。赵林老师认为这场比赛之所以中科大获胜，是因为中科大背水一战，在立论上出奇制胜。而张大松老师则认为华师之所以输是因为堡垒的内部出现了问题，这里的问题主要是作为当时场上核心的二辩金卓斌拒绝执行教练意图，导致队员们从思路到战术上都自乱阵脚所致。
　　
　　26、凌云杯的失利，让张大松老师非常失望，宣布以后不再执教辩论队。2000年，华师和武大都收到了当年黄山杯全辩的外围选拔赛邀请函。这次比赛是孙勇老师当主教练，张大松老师没有参与。结果，在第一轮就输给了老冤家中科大。教练组后来总结了这次失败的好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又是场上队员不贯彻执行教练意图的问题。赛前，张大松老师提醒过孙勇老师这个问题，但是孙勇老师当时太喜欢金卓斌等这几个队员了，实在不舍得割爱，而终致败北。当然，传说中还存在泄密的问题，这个就难以考证了。
　　
　　27、99年凌云杯和00年全辩外围赛，华师派出的几乎是同样的阵容。其中，三辩是外国语学院俄语系97级的傅瑜（希望我写对了，有可能音同字不同），当时前后那几年俄语系出过好几名辩风彪悍的女辩手；四辩是政法学院97级的余治国，他毕业后去深圳电视台当了主持人。05年或者06年左右的时候，余治国和傅瑜在深圳完婚，他们是我所知道的最早的队内夫妻。
　　
　　28、由于连续两次大赛均以类似的原因而宣告失利，这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一个是后面好几年的时间里，校团委都对辩论赛毫无兴趣且不抱任何期望，正好当时政法学院辩论队是校内唯一的常设辩论队，于是后面的好几年里，如果实在有推不开而必须参赛的外战，校团委为图省心省事，都是直接丢给政法学院辩论队，让政法学院的院队去代表华师参赛。另一个是张大松老师从此对不肯贯彻执行教练意图的辩手深恶痛绝，一方面好几年的时间里都拒绝任何辩论队的指教工资，一方面张老师的指教理念也发生了变化，这集中体现在后来终于再度指教辩论队的时候。以上两个后果，直接影响了后面好几年前华师辩论的发展流变，后面我们还会一一提及。
　　
　　29、我是进大学之后才开始第一次接触到辩论赛的，而凌云杯则是我看过的第一场辩论赛视频。当然，真正的投入辩论训练又是在这之后很久的事情了。凌云杯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当然是刘继海。刘继海是中科大经管专业98级的，凌云杯的时候他才大一，特点非常鲜明，陈词的时候语言华丽口若悬河，自由辩论的时候段子丰富多变，肢体语言夸张生动，虽然对面是在第二年和第三年就名震四海的袁丁余磊双叉戟，但仍然完全盖不住他炫目的光芒四射。
　　
　　30、我是怎么看到凌云杯的视频的呢？当时进校之后，军训刚结束没多久，政法学院的创意杯就开赛了，我们班报名的全是女生，班长琢磨着好歹得有个男生吧，便来男生宿舍动员，结果没有一个男生肯报名，最后我举手报名，替班长解决了这个难题。为了多少保证一点创意杯的质量，院学生会找来了凌云杯的视频，组织所有班队观摩了一遍。
　　
　　31、那个时候我们打比赛有多原始呢，随便举几个例子。因为对怎么准备辩论赛完全没有任何概念，所以我们每次比赛都是纯粹到不能再纯的裸辩，完全没有任何讨论，我和我们班队的另外三名女生也从来没有讨论过什么关于立论和战术的问题，每次都是周六晚上七点比赛，六点的时候我们的一辩也是我们的副班长会把大家叫到一起，说，我已经查过词典了，辩题中的这个词是这个意思、那个词是那个意思，于是我们同声道，好，就这么打，于是就这么上去打了。
　　
　　32、据当时的评委之一程天舒回忆说，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觉得我就是一流氓。当时我从外面风尘仆仆地冲进来，打真空穿着一件红色的抓毛外套，空着双手坐在位子上，眼睛一直盯着对方，每次只要站起来一开口，第一个词必然是“哈哈”。结果我们竟然就这么一路“哈哈”进了决赛，这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那时候真是一片荒地啊。
　　
　　33、既然提到了中科大和刘继海，我就再多插两句嘴。一，我当年真的非常喜欢刘继海啊。不过可惜他在2000年和2002年的全辩的表现并不是很抢眼，02年全辩法大的场上一辩赵琪昊说，他们曾经专门研究过刘继海，他那个时候似乎正处于一个想转型而尚未转型成功的过渡期，两头不靠非常尴尬；而赵林老师则曾在讲座中说，他非常喜欢刘继海，可惜后来思路有点僵化，就没有以前那么机智敏感了。二，真的是没有机会再在辩论赛中碰到中科大了啊，复仇名单上的这一笔账看来是没法销了。
　　
　　34、说到创意杯，我就想起来两个经典的段子。一个是2002年的创意杯，那一年政法学院辩论队招了3个人进来，分别叫熊康、裴国玺、方永武，熊康是个红脸的湖南小伙子，裴国玺很会写打油诗和顺口溜，方永武的普通话很不标准但是很擅长煽情，他们仨是一个宿舍的。我忘了是复赛还是半决赛了，辩题是“亲情是否要靠金钱来维系”，自由辩论阶段，双方正在非常激烈地争论关于亲情和金钱的关系，这个时候，长着红彤彤的脸庞的熊康站了起来，斩钉截铁地喝道，“对方辩友请注意，我们说的是——靠！”，然后干脆利落地坐了下去。顿时，全场哄堂大笑。另一个是2006年的创意杯，当时某一场比赛的辩题是关于竞争和合作哪个更重要的，攻辩阶段，正方的男三辩盘问反方的女三辩，男三辩问曰“请对方辩友回想一下我们的诞生，那是多少万个精子竞争一个卵子啊，最后有一个精子胜利了，我们出生了，这还不说明竞争的重要性吗？”女三辩毫不含糊，微微一笑，淡定地回答“我只知道，如果你爸你妈不合作，那些精子再怎么竞争也竞争不出来你。”顿时，全场爆发了歇斯底里的掌声和撕心裂肺的笑声，捶胸顿足的声势掀翻了屋顶。
　　
　　35、2001年的创意杯，我们班才刚刚打完第一场，就听说思政班有一个强人，在看完我们班的比赛之后，回去跟自己班的同学宣称说，法二班很不错，但是不够专业，“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辩论”，搞得我们都诚惶诚恐。结果半决赛对上他们的时候，这哥们儿坐在场上就一次都没有起来过，倒是对面有一个瘦瘦高高的家伙看上去还不错，这家伙就是封帅，一个一丁点草原气息都没有的内蒙古人，中学阶段就很喜欢并且打过辩论赛，那时候他的偶像是蒋昌建。创意杯打完之后，政法学院辩论队招新，那一年在我们那一届只招了两个人，就是我和封帅。
　　
　　36、当时有一个00级的师兄，名叫尹东华，后来当了政法学院学生会主席，再后来保研去了人大。他非常喜欢辩论，每年都报名参加辩论队的选拔，每年都报名参加创意杯，可惜由于一些先天原因，每次都落选。但是他仍然以十分热忱的心对辩论队报以尊敬，比如，当时政法学院有一个专门给学生开会用的小房间，每次当学生会开会和辩论队开会相冲突的时候，他总是会主动而真诚地把教室留给辩论队用，而自己带着学生干部们去另外找教室开会。
　　
　　37、2002年上半年，来了一个比赛，是湖北省国税局主办、红金龙赞助的，所以叫红金龙杯大学生财税辩论赛，邀请了武大、华师、华科、中南参赛。第一轮华师对武大，当时武大刚刚从新加坡拿了国辩亚军回来，这次比赛派出的阵容是01国辩的陪练队员。而华师呢，则是直接丢给了政法学院的院队，让政法学院代表华师去参赛。因为院队人数有限，所以政法学院当时的队长邹国栋通过校学生会学习部又从其他几个院系找了几个人来帮忙，其中就有上文中提到的金学成和张大鹏。
　　
　　38、这场比赛的上场队员都是99级的，一辩就是上一条说到的那个学习部部长、教科院一个姓王的师姐，二辩是法律系的刘武亮师兄，三辩是法律系的张媛媛，四辩是法律系的邹国栋。当时我们每天晚上在团委会议室讨论辩题，师兄师姐们压力很大，而无知者无畏的我则非常嗨。事实上，光是听说自己能够去给打省级比赛的参赛队当陪练，而且对手还是刚刚威加海内的武大，我就已经乐翻了。比赛已经非常临近的一次讨论时，师兄师姐们问我对他们的东西还有什么意见，我说，你们这个时候最需要的不是讨论稿子，而是去看《七种武器》。
　　
　　39、建议师兄师姐们去看《七种武器》，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当时最需要的，是信心而已。后来也经常有师弟师妹在临赛时问我还需要做什么，如果他们的备战工作已经大致上完成得差不多了，我总是会建议他们去看电影，比如《勇敢的心》之类的，我自己就是在顺爽赛的时候把《指环王》三部曲又重温了一遍。其实道理很简单，狭路相逢勇者胜，如果双方实力接近，很多时候比的就是一口气。所以赛前聚气很重要，气酝酿足了，才能爆点子放必杀，一口气没提上来，可能就会阳痿早泄。
　　
　　40、比赛是在东湖宾馆举行的，赛事进行过程中，我非常激动，觉得华师简直要赢定了，这不仅是因为对方说的每一个观点和每一个事例我们在赛前陪练的时候都有提到的，还因为当时对方说的好些段子和类比简直就是我的原话。当然，比赛最终是输掉了，刘武亮师兄拿了单场最佳。后来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技战术确实相对落后，屡战不胜也实属正常。当然，刘武亮师兄还曾就这场比赛在私下跟我说过几个让人颇为齿冷的小细节，这个我就不说了。
　　
　　41、刘武亮师兄的辩风是娓娓道来温婉亲和的，与其谦谦君子的个人气质非常相配。海峡赛和顺爽赛的时候，我都曾经因为种种原因而对到底要不要参赛摇摆不定，而这两次犹豫纠结的时候，我都曾发短信向刘武亮师兄吐苦水，每次刘武亮师兄都会鼓励我去参赛。顺爽赛的备战过程中，我一度为自己喜欢打磕巴的毛病苦恼不已，有一次我发短信问刘武亮师兄，“我老是打磕巴，怎么办？”，师兄回复了我，只有八个字，“那就别再打磕巴了。”
　　
　　

　　【题注】

　　最近八卦之风盛行，各个圈子都在整神马你我他可能不知道的小事。笔者忙碌之余，也不免手痒，想要在得空的时候随便闲言碎语说几句。（以上废话纯属给树老根多人老话多找借口）
　　
　　华师辩论的各种掌故和趣闻，大多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在辩论队酒足饭饱之余的唾沫横飞间口耳相传，各种花絮插曲的段子当然是十分有趣的，但口述历史的固有缺陷也决定了其中各种遗失残缺变形在所难免。
　　
　　故此，本人将秉娱乐八卦之精神，持补充口述历史不足之意图，尽力追溯本人尚能忆及的芝麻绿豆。
　　
　　当然，记忆难免有偏差，准确度只能尽量、而难以确保；善心之下，也常有不当言行，若有不妥之处，还请多多包涵，不吝指教。
　　
　　同时，本文将持续更新，也请大家积极补正或者踊跃发问，以作继续深挖之索引。
　　
　　
　　【2011年11月24日，既然校赛马上要打决赛了，今天先讲点与校赛有关的。】
　　
　　1、华师的校赛从2006年开始才变成每年一届，从2004年往前都是两年一届，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辩手在其辩论生涯中最多只能打一届校赛。
　　
　　2、华师在漫长的岁月里，只有政法学院一个院系有常设辩论队，虽然政法学院的常设辩论队也是2000年才正式组建的。当时的政法学院辩论队走的是完全的精英主义路线，每个年级只招3、4个人进队。当然，因为进队的门槛高，离队的人也屈指可数。
　　
　　3、2000年，王长华书记当时还是城环学院的辅导员，在城环学院承办了当年的校赛之后，悉心指导城环学院的参赛队，成效显著，最终城环学院杀进决赛，决赛中憾负文学院。而城环学院的这个战绩也给了王长华书记以信心，让她在后来去校团委当副书记之后，愿意去给辩论队当领队。
　　
　　4、当时的文学院辩论队最喜欢在四辩位置上放一个广播台的播音员，一般都是台长副台长级别的。华师广播台当年名头极响，也自视甚高，喊出过“北有北广（中传媒的前身），南有华广（华师广播台）”的口号，颇有顾盼自雄之姿。所以，场子绝对罩得住。
　　
　　5、2000年的校赛，政法学院以非常豪华的阵容出场，却在复赛时输给了社会学系。当时的社会学系虽然人少，但是底蕴不错，而且每次比赛都会有至少一个大四的上场，以大三大四为主，实力不弱。
　　
　　6、恩怨情仇一向是辩论队的传承教育中仅次于技战术教育的重点内容，当然，这种灌输的本质其实是激将法与团队精神的奇怪混合体啦。我进队之后，前辈们就向我历数了华师辩论队和政法学院辩论队都曾经在哪些战役中输给过哪些队伍，并嘱咐我一定要一一复仇。当然，后来我全部都复仇成功了，除了中科大——实在是没有机会再和中科大在比赛中相遇了。
　　
　　7、2002年秋天，教科院（当时教育学院和心理学院尚未拆分，合在一起称之为教科院）的金学成挑头，在政法学院辩论队的帮助下，成立了教科院辩论队。金学成带队很有一套，但是自己却并不上场打比赛，他们的场上核心是许良发，他当时是校社联的副主席。教科院辩论队在当年的校赛中表现十分神勇，一路凯歌高奏杀进半决赛，半决赛与政法学院一番鏖战，杀得政法学院面如土色，胆战心惊地惊险过关。
　　
　　8、2002年的校赛，物理学院开始开创一个记录。首先让人们注意到这一点的，是他们每赢一场比赛，都会在海报墙上刷一张红色的喜报，庆贺自己的历史性突破。结果，这一突破就直接突破到决赛去了，并成为打破华师辩论由文科院系统治的第一支力量。在随后的岁月中，他们在校赛一共拿过三次亚军。
　　
　　9、2002年的校赛，计科系辩论队的二辩是个瘦弱的男生，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对方辩友，你这是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呢？”
　　
　　10、2002年的校赛，美术系第一轮对阵文学院，雷志龙是场上三辩还是四辩来着。为了准备这个比赛，他带着同队的几名女生紧张兮兮地跑去政法学院，让帮忙讲讲注意事项和准备方法。比赛开始后，整个自由辩论阶段，美术系只有雷志龙一个人站起来说话，就赛事评判来说，一对四的得分当然是十分悬殊的，但是现场效果却非常热烈，观众们看得嗨到爆。这场比赛也把雷志龙打嗨了，比赛结束之后，他已经完全喜欢上辩论赛这个游戏了，但是已经没有机会再打比赛了。于是，在后面的校赛中，他每天中午都准点跑去1101教室，给政法学院辩论队当免费陪练，一直陪练到校赛结束为止。必须指出的是，他的陪练行动95%以上都纯粹是为了自嗨而已，虽然还有5%是因为他喜欢上了政法学院辩论队当时的一辩，这个一辩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到。另注：根据雷志龙同学自己的补充陈述，他当时之所以去陪练，一是因为非常喜欢这个集体，二是因为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三是为了友谊。但是，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那个时候我们真的非常嗨皮，完全自得其乐。我还记得那时候他给我们辩论队的每个人画了一幅抽象画，来代表我们每个人的特性，给我画的是一根断裂的狼牙棒。
　　
　　11、雷志龙喜欢的这个一辩，是一个非常牛逼的师姐（我很犹豫要不要爆出她的姓名）（好吧，满足观众的好奇心，她叫张婷茹）。当时是校团委组织部部长，年年拿一等奖学金，后来去中山大学读了硕士，硕士毕业之后当了律师，现在嫁去了香港，于是又在香港继续读了博士。她的技能有很多，其中一项就是能在稿子写出来的两个小时之后，就能脱稿背到刚好压表，而且是次次压表——这一招向来是一辩炫技唬人的加分必杀技之一。而且，在本人参加过的大大小小所有辩论赛中（虽然场次和档次都十分有限），她也是唯一一个从我手中抢走过最佳辩手的人。
　　
　　12、当时前后那几届校赛都有广播台台长参赛。1998年校赛是政法学院的余治国，那年好像是政法学院夺冠（不能完全肯定，待我去求证下）；2000年校赛是谁我记不清名字了，但是好像是文学院的，那年是文学院夺冠；2002年校赛好像是文学院的李巍（有点不确定），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输给了教科院；2004年校赛是历史文化学院的贾学政，他们在半决赛输给了物理学院非常有特点的寝室队；嗯，还有2006年校赛的谭周舟。
　　
　　13、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002年校赛和2004年校赛物理学院的四辩都是徐景珞，两年的时间里其比赛风格和辩论水平几乎毫无任何变化，唯一的变化是04年的时候他已经当了主席，所以观众缘上好了不少。但是这两支队伍的亮点都在于攻辩位置。02年物理的二辩是他们的核心杨国梁（但愿我没记错），04年物理的三辩是魏爽。魏爽的特点是非常生猛，原生态的那种出自本能的生猛。后来这家伙进校队了以后，曾经把我们都给完全折磨疯掉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讨论辩题的时候，经过激烈而艰难的争论，大家终于达成了一致，魏爽也会很嗨地说“I get it”，于是各自去准备相关内容，但是半个小时以后，他一定会突然跑来问你问题，然后你就会发现，这哥们儿其实刚才完全没有听懂你在说什么；等你很崩溃地给他再解释完一遍，他心满意足地走开之后，半个小时以后他一定又会再次来找你；如此循环不断，往复不息……当然，他最为不可磨灭的地方在于，他曾经留下过一句响当当的名言：05年顺爽开赛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分析整个比赛的对阵情况和可能的走势，一致认为当时已经连续好几年没有输过比赛了的武大是最可怕的敌人，就在大家为如何打破武大的不败神话而伤脑筋的时候，这哥们儿突然一声大喝，眼睛里精光四射，大叫到“我知道了，我知道怎么打败他们了”，我们都问“How”，他斩钉截铁地答道“我们都考研去武大，用我们的低素质拖垮武大”……顿时，整个教室安静了，一只乌鸦和无数黑线从上空掠过……
　　
　　14、华师校赛史上有很多很多的孽缘，也因此而诞生了很多很多的魔咒。先说一个比较不那么纠结的。不知道为什么，连续很多届的校赛，第一轮抽签的时候音体美一定会在抽到一起去。2002年的校赛，第一轮体育打音乐，什么题目我忘记了，但是他们全场都在说关于吃包子的话题，一直在……吃包子……
　　
　　15、美术系可能是艺术院系中唯一一个曾经成立过辩论队的院系。当然，创建者是雷志龙，他创建过美术系的辩论队，创办过美术系的系刊，当过美术系的学生会主席，最后又为了好好搞剧社而中途辞去了上述所有职务。因为辞去美术系学生会主席这一举动，让当时正在当政法学院学生会主席的封帅大跌眼镜深受震动，并且由此而对这个他眼中的理想主义青年敬佩不已。而雷志龙呢，在创建系辩论队的当晚，请我和封帅去给他们的队员们讲课，我讲了辩论赛的技术，封帅讲了辩论赛的历史，讲历史向来是封帅的绝活，于是雷志龙对于封帅的满腹经纶也非常佩服。从此以后，他们就走上了互相仰慕的不归路。看看，奸情就是这么产生的。
　　
　　16、2002年校赛的时候，99级的师兄师姐们正在考研或者找工作，只有刘武亮师兄途中过来看过我们两次，刘武亮师兄是我见过的人中最接近谦谦君子类型的，因为本人的风格离君子之道太过遥远，所以对刘武亮师兄一向只能在心中默默敬佩。当时我们的一辩是张婷茹，前面已经讲过了；二辩是高宇，后来嫁了一个三清男（清华的学士硕士博士），再后来自己在广州开了一家工厂；三辩是我，当年打三辩的我走的还是麻辣犀利风，据封帅回忆，我当年创下的记录是自由辩论阶段平均每站起来两次就有一次全场掌声加笑声；四辩是程天舒和封帅轮流上，程天舒是一朵奇男子，离奇的故事非常多，而闷骚典范封帅的段子其实也不少。不过既然今天的主题是讲校赛，所以这些人的八卦我都暂且留到后面再来专门讲。
　　
　　17、2004年的夏天，张奕挑头成立了经济学院辩论队。我和张奕是在剧社认识的，当时她是剧社的编剧，写过《倾城之恋》的剧本，虽然这个剧本后来又被栗文华改得面目全非。我还记得那天是周五，阳光非常好，头一天晚上我和同学跑出去玩游戏玩了一个通宵，第二天回来躺下还没多久，就被张奕的夺命连环CALL给催起来去帮她选拔队员了。我们在梅园挑选了队员，瞎扯了一通辩论赛是个什么玩意之类的讲座，又做了一番动员。动员过后，为表感谢，经济学院辩论队队长张奕和经济学院学生会主席张大鹏请我去吃午饭。一路上，两个人为谁该买单争论不休，最终我们去了东一食堂，张奕刷卡给我买了一份两块八的套餐，令我终身难忘。从那以后，经济学院辩论队就开始了他们以铁公鸡而著称的漫长历程，这其中的段子非常多，后面还会继续慢慢讲。不知道现在的经济学院辩论队还有没有继承这个光荣传统。
　　
　　18、张大鹏是个非常有趣的人，同时也是个很好的人。上一条说到他的铁公鸡，98级的邵莉莉师姐曾是政法学院学生会主席，也曾是海峡赛的辩论队队长，她硕士毕业之后去了经济学院当团委书记，她曾给我讲过一个张大鹏的段子，说她有一次有事给时任学生会主席的张大鹏打电话，那时候年代尚早，大家都还在用双向收费的神州行，接电话也是六毛一分钟，所以一般都只发短信。谁知道打了一遍又一遍，这家伙就是不接，正奇怪间，张大鹏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地出现在了她的办公室门口。原来，为了省下这笔电话费，这哥们儿一口气从东区的元宝山4号宿舍楼直接跑到了3号教学楼的经济学院办公室来当面接受老师的指示。
　　
　　19、张大鹏在2002年上半年的时候曾经短暂地参与过“红金龙杯”辩论赛的备战工作，这次的参与极大地激发了他对辩论的热情。与这个红金龙杯有关的段子我们后面会再说到，现在先说张大鹏。于是，等到2002年校赛开始的时候，他每次在校园里碰到我，都会很兴奋地朝我大喊曰“哈哈，一定要和你大辩一场啊”，“大辩一场”的回音经久不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年的校赛经济学院第一轮就挂掉了。后来，他再也没有朝我喊过“一定要和你大辩一场”了。但是，张大鹏并没有就此告别辩论，他在2004年的校赛中脱胎换骨，表现神勇，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20、好吧，继续说张大鹏吧。2004年海峡赛选拔的时候，张大鹏本来是不会入围的，但是他苦苦哀求张大松老师（当年苦苦哀求进队的人算起来可不少），最终得以网开一面，进入第四梯队。他当时是第四梯队的四辩，与他对位的是第三梯队的结辩封帅，他每次模拟赛的时候都磕磕巴巴哆哆嗦嗦，没有一次是能够顺利说满四分钟的，苦逼至极。但是等到海峡赛打完，又过了一个暑假，2004年的校赛开打的时候，张大鹏突然就换了一个人似的变得牛逼闪闪了，那种脱胎换骨立地成仙的感觉真是，啧啧啧。我还记得我去看他的第一轮比赛，讶异得牙都合不拢了，就一个词儿，惊艳。
　　
　　21、这就要说到2004年校赛半决赛的那场经典对决了。当时的辩题是“情在理先/理在情先”，正方是政法学院，反方是经济学院。政法学院的一辩是在04年顺爽拿过单场最佳的余义莲，二辩是刚刚打完海峡赛回来的杨佳，三辩是政法学院辩论队当时的队长裴国玺，四辩是封帅；经济学院的一辩是刚刚打完海峡赛回来的毕建玺，二辩是海峡赛的陪练队员和经济学院辩论队首任队长张奕，三辩是后面还会经常出现的郑宏，四辩是张大鹏。阵容都很强大，比赛也相当激烈，我坐在场下看得非常紧张。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看下来，双方咬得非常紧，自由辩论打完，双方基本持平，决胜全在四辩了，想到张大鹏不会是封帅的对手，我在心中悄悄地松了一口气。结果，结果当然让我傻眼了，张大鹏直接爆了点子，而封帅则掉了链子，张大鹏终于干掉了眼前这个曾在模拟赛交手多次却均告落败的对手，并铲除了经济学院夺冠的最后一个障碍。那一年，张大鹏大四，在三年的挫折之后，他终于登堂入室。
　　
　　

（注：本文节编版已刊于《东方壹周》第17期）
　　
　　《大人物》
　　
　　乔帮主走了。这是近些天来江湖震动的一件大事。虽然他即将不久于人世的消息早已传遍了整个江湖，但当他真的故去，人们心中还是呼啦啦地惊哗了一片，虽然这惊哗声中自然也免不了各怀心事的老套路。
　　
　　他已不在江湖，但江湖中到处是他的传说。无论如何，乔帮主是一个传奇人物，他身上具有成为一个传奇人物的所有要素：足够漂亮的经典战役、足够炫目的独创功法、足够骄人的家业地盘、足够强烈的个人风格、足够煽动的魅力宣言、足够深远的影响力、足够戏剧性的经历、足够多的拥趸、足够大的争议，尤其让东方武林念念不忘的是，他竟然还修禅——哇哦，佛教徒，还有比这更让人眼前一亮的好故事么？
　　
　　各位看官，如果您只是想在茶余饭后听点和聊点可以消食的精彩小故事，那么上述这些也就足够了。但如果你愿意，你或许能够发现，在他修禅的佛学铠甲下，那一颗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
　　
　　《资本主义精神》
　　
　　精神，在一个如此缺乏精神的时代，这个词完全已经被用滥了。当这个令人审美疲劳的词与资本主义这个在意识形态教育中同样已经审美疲劳的词颇为怪异地组合在一起时，我们常常不得不对它做出某种界定。但是天杀的，只要一看到稍微需要消耗一点智商的冗长定义，90%的读者就会在第一时间丢开这篇文章，更不用说，要做出一个无可挑剔的准确定义本身有多难。也许我只能说，这个主要由马克思·韦伯提出并发扬光大的概念，是一种功利、伦理和技术的奇怪混合体。
　　
　　翻阅本杰明·富兰克林那些曾令整个美利坚为之喝彩的劝世格言，我们会觉得，他通篇强调，惜时、诚实、勤劳、节俭、谨慎是必需的美德，其原因似乎只是因为它们能让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获取金钱。而且，这些关于美德和金钱之间的关联性的论述，确实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典型表现之一——它的基本理念认为，个人有责任增加自己的资本，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
　　
　　但是，如果你以为挣钱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全部，那就大错特错了。资本主义精神之所以区别于纯粹的功利主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对于挣钱的目的和方式有着严格的限定，否则，这一历史概念也就不会诞生于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中了。就像孔子所主张的，不单是礼仪的细节，而是一种社会的秩序；富兰克林所宣扬的，也不单是发迹的方法，而是一种伦理的规范。在这种伦理规范之下，艰苦劳动和进取精神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多地积累财富，但是财富的积累却与任何享乐主义都毫无关联，反而要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去享受生活，这才是这种精神气质的奇特之处。
　　
　　对，你没看错，获利就是人生的最终目的本身，而不是满足自己物质需求或者追求幸福生活的手段。很奇怪吧？这样一条看起来极其非理性的观点竟然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首要原则。为了解释这一法则，必须引入一个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概念：天职（Calling），它是一种利用个人能力或者资本财产完成其职业活动内容的个人义务，每个人都对其天职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富兰克林曾在其自传中引用《圣经》（箴言·22章29节）的古训：“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么，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在资本主义精神看来，能在现代经济制度下合法地挣钱，乃是擅长和精通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因此，很简单，人生当以获利为目的，因为这是人的使命和职责所在。
　　
　　《商业道德》
　　
　　乔帮主身上那些耀眼的标签，很少来自于他的道德。毕竟，他不是什么感动江湖十大人物，也没人将他作为道德楷模来崇拜。但如果我们能学着将公德与私德分开，只看他行走江湖的手腕，我们也许会觉得，乔帮主的道德水准也许没有多高，但其道德基石还是很夯实的。
　　
　　本质上，乔帮主是一个商人。商人与社会最主要的对话方式，是通过他们的事业、他们的产品；对自己的事业负责、对自己的产品负责，就是对这个社会负责；而这也正是企业和企业家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毫无疑问，乔帮主用他天才的作品定义了什么是事业的巅峰；而且，他还让人感觉到，他是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他的生存才经营事业；而他的财富仅仅只是他做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的额外收益，但除了事业本身，他似乎并没有从自己的财富中获得什么。
　　
　　反观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企业家，他们常常富有同情心，经常大谈牺牲与奉献，也开始活跃于许多慈善场合，甚至会宣称将以那些与仰望星空相对应的崇高律令为使命。如果说他们有什么缺陷的话，他们只是，失职，而已。而如您所见，这种失职，常常导致整个行业整个行业的经济溃败和公信力沦丧。当然，由于差序格局所导致的双重伦理标准，这一点可能在中国会更加严重，因为它允许人们心安理得地做出在与“自己人”的往来中禁止做的事情。
　　
　　有的时候我们不禁奇怪，为什么同样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方式在古代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都曾经存在过，但他们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差距却如同精明与精神一样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为什么同样是对欲望的刺激和追逐，古今中外的各行各业都遍布着因为贪欲的鞭鞑而整体性道德崩溃的废墟，而乔帮主们却能在获利本能的驱赶下按照伦理认可的方式诚实生活？也许，这一切的区别都只在于我们对获利本身的认识而已。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设置了一种机制，让利益与美德有可能得以相互融合，而非相互悖离。只要我们还没有斩断获利行为与嘲笑一切伦理限制的冷酷心态的姻亲关系，投机活动和寻租行为就不可避免。就好比，一场没有运动家精神的运动会，往往会使践踏规则的做法普遍盛行。
　　
　　获利不漠视伦理，伦理不谴责获利。要达成这一状态的关键在于：所获取的利益本身是干净的。仇富当然是不对的，但我们必须理解作为社会普遍心态的仇富情绪的实质是什么。人们反对的，其实不是财富，而是非正当的财富；人们仇恨的，其实不是富人，而是制造不公平的食利阶层。消解社会戾气、和赢得尊重的最好方法，就是将财富以及获取财富的过程，都放在阳光之下。
　　
　　《暴发户的蜕变》
　　
　　人不会完全死去，总有某种精神气息延续着他的意志。如果乔帮主的精神衣钵在中国也有接班人，他最有可能出现在哪个群体？
　　
　　他不会满足于田园牧歌的温饱生存，不会进行冒险家式的投机活动，不会利用政治势力进行寻租，不会靠近享受特权的传统主义；他只会通过以严格核算为基础的理性化过程，以富有远见的小心谨慎来追求其所欲求的经济成功；他的坚强性格让他能够经得起来自传统力量的非难和攻击，他的可靠品质让他获得顾客和员工的宝贵信任，他的自控能力让他得以免遭经济上和道德上的毁灭。他会现身何处呢？
　　
　　他不会来自于手握权柄的权贵阶层，也不会脱胎于背景深厚的官僚资本主义；他不会是呼风唤雨的大金融家，也不会是百无禁忌的投机分子。他最有可能来自于，暴发户阶层。是的，你没看错，那些白手起家、依靠个人奋斗发财致富、并正处于上升期、常常被我们称之为暴发户的人。但是，他与普通的暴发户的区别在于，他受到过自由的启蒙精神的熏陶，具有健全的人格和理性，固守着严格的价值观原则。
　　
　　只要仔细考察一下资本主义精神在欧美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当理性主义在暴发户阶层中得到足够的发展，并影响到他们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这一切就会水到渠成地发生。
　　
　　乔帮主走了，留给乔家大院的困扰是未来的发展是否还要继续坚持乔帮主生前的原则，而留给东方武林的思考却才刚刚开始。谁塑造心灵与想象，谁就能塑造未来；这个故事不是关于明星的，而是关于孕育明星的土壤。
　　
　　呐，现在你看到了，当一个人对某一样其实他并没有那么熟悉的人或事高谈阔论时，多半，是在借题发挥。
　　
　　

立场：民主不是普世价值
（独辩杯，明星赛，姬晨、陈思渊、黄执中VS徐纯、邓哲、郭宇宽）
　　
　　没错，对方辩友您说得很好，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是今天你我双方都可以达成的价值共识。但是，价值共识和普世价值是一回事吗？
　　
　　正如我方一辩所言，普世价值的基本要件是普遍适用性和永真性。而民主在很多领域，比如科学、军事、审美、甚至道德领域都是不适用的，它只能以特定的方式在特定的领域发挥效用，这样能够称之为普世二字吗？
　　
　　更何况，除了这两层含义之外，普世价值还有“根基”的意思在里面。它必须是价值中的价值，是作为一切价值基础的价值。那么，民主，无论是工具意义上的民主，还是理念意义上的民主，它的价值位阶是最高的吗？多数权威或许是合理的，但它是正当的吗？是天然合法、不证自明的吗？
　　
　　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帕克或者托克维尔都深入论述过民主制与极权制的辩证关系，多数的无线权威将导致多数的暴政和自由的丧失，“由民主而暴政”的路线几乎已成必然的逻辑。
　　
　　所以，民主的延续需要的是对民主的批判，民主的健康和正当离不开对民主的制衡和解蔽。但是，如果民主成为了一种普世价值，这种批判、这种制衡、这种解蔽，还有可能吗？
　　
　　我们再更进一步挖掘，就会发现，普世价值是一条衡量是非对错的标尺。但是，当民主成为一种普世性的评判标准，它本身就已经不民主了；当我们挥着民主的大旗替天行道时，它已经成为下一个话语霸权。
　　
　　当前路布满浓雾，我们究竟是举着“普世民主”的旗号一路狂飙突进、却难以避免自身的异化，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实践理性耐心地推动社会的自发演进？
　　
　　毕竟，我们要做的，是“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毕竟，没有这样一种笃定安然的态度，就算进再多的学校，也什么都学不会。不是吗？
　　
　　

　　你说你不曾想过要回到童年
　　你说你对青春也已不再眷念
　　你说你被过往纠缠强作欢颜
　　你说你终于有资格挥手再见
　　当我抬眼望你你正踏过江面
　　只留给了岁月一张沉默的脸
　　
　　

　　岁月于无声处见深情
　　人生于回望时现峥嵘

　　既是啼哭着乘兴而来
　　便该欢笑着尽兴而归

　　秉初心，朝前走
　　且豪迈，并珍重
　　
　　

　　前文中已经提到，“辩论”与“辩论赛”的区别之一在于，辩论是一种先在性活动，而辩论赛则是一种由建构性规则所人为构造出来的活动。如果要进行概括性的归类，我们可以认为，辩论赛是教学性辩论的一种。既然是教学性辩论，那么就意味着这种辩论活动主要是一种训练，而这种训练的目的则在于：方法论。
　　
　　那么，方法论的训练意义何在呢？正如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所言，“且看，上帝在创世的第一天仅只创造了光，把整整一天的工夫都用于这一工作，并未创造出什么物质的实体。同样，我们从各种经验中也应当首先努力发现真正的原因和原理，应当首先追求‘光’的实验，而非追求‘果’的实验。”与“气”这个中国的始源性概念相对，西方的始源性概念是“光”。《圣经》中上帝创世，第一个创造出来的就是光；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也多次提到“普照的光”；光，这个提法，无数的哲学家都在拿来使用和引申。世界因光而解蔽，因为有了光的出现，世界的遮蔽状态方能得以逐渐解除。说的是什么呢，相当于是出发点的意思，具体而言，对于一个认识体系而言，它的方法论是始源性的。世界因为光而显现，问题因为方法论而清晰。比如说，语言哲学，他们以语言分析为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他们的整个哲学体系都是在这个工具和思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辩论赛所给予我们的，正是这样一种方法论的锻造。具体到个人而言，最要紧的，是明白我们所要获取的是方法论，我们所需要锻炼的也是方法论。我们最应当和最首要得到的，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也不是某个成型的价值观，而是获取他们、消化他们、运用他们、整合他们、重构他们、反思他们的方法论。辩论训练给我们的，不是某种答案，而是一种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我们以后将借由这种方式去探索我们自己的问题和答案。换言之，我们在这个游戏中所追求的，不应该是“果”，而应该是“光”；这个游戏所提供的，不是真理（或真相）本身，而是认识真理（或真相）的方法。当然，谈到方法，便又涉及到两个层面，一个是规则层面，即是什么方法；一个是合理性原则层面，即怎么用方法。这些都将在后文中渐次展开，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那么，更进一步地，这个范畴意义上的方法论具体包括哪些层面呢？我们首先得从辩论赛这种建构性规则的基本设置谈起。辩论赛的基本特点，就是人为的刻意的两造冲突之设置。也正是由于辩题的不完全性和抽签决定立场的游戏方式，给辩论赛带来了很多争议甚至非议。然而我却认为，这样的设置恰恰贴合了辩论训练的要旨，正是辩论赛的精妙之所在。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对于不完全性的辩题，相互冲突的两端立场，同时证立是可能的吗？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答案是肯定的。马克思·韦伯说，从某一观点来看是合理的东西，换一种观点来看完全有可能是不合理的。原因很简单：即使抛开知识的“确实性之墙”的断裂不谈，仅仅只是考虑到语境的历史性和情境的具体性，我们也必须承认，任何理论都具有难以避免的偏颇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立的理论之间往往有一种相互“解毒”的功能。更不用说，任何科学理论的前提和基石都是一种假设，而这种假设并不是当然和自明的，而是时常流变的。当真理一旦被确定下来，就往往演变成为一种教条。这也就是为什么罗素说，一个能自圆其说的完整体系，往往存在许多谬误；而一个不能完全自圆其说的体系，往往真理性高。所以我们说，问题是永恒的，而答案是历史的。
　　
　　或许你会质疑这些相对真理的确实性，但是别担心，这些相对真理及其相互之间的辩论，一方面具有实践必然性，因为它们是我们得以实现真理预测和现实决策的必须而且唯一的认知策略；另一方面具有自我修正性，因为我们是依靠它们来建立和趋向某种确实性和规律性。N.玻尔说，一个平庸的真理的对立面是一个愚蠢的错误，但是一个深刻的真理的对立面总是另一个深刻的真理。这也警示我们，在设置、解读和展开辩题的时候，要尽量发掘其深刻的真理性的一面，这样才能使得辩论的意义更大，双方所作出的贡献也更大。
　　
　　因此，简单来说，就像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所揭示的那样，辩论赛的这种设置，正可以通过强迫性的换位思考，经由否定之否定，而达致更深之认知。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一个要成为辩手的人，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准备随时挑战和改变自己过往的认知。不惟如此，这种努力地设身处地，让我们有可能获取对事物的理解之同情；当我们对社会与人生的各个方面都能持有理解之同情，便有可能脱离本能的情感反射而生发出更高境界的情怀，这种情怀叫做悲悯。
　　
　　以上所说的，乃是此种两造设置的理论价值。功利地来讲，此种两造设置之下的训练亦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价值。一个很简单的基本原理，叫做屁股决定脑袋。在现实的世界中，我们所在的位置往往是既定的，我们所持的立场往往已经被选择；我们必须而且唯一的选择则是对自己立场的认知和辩护。而辩手的基本素养，正在于立场的辩护——你需要明白自己的立场、坚定自己的立场、维护自己的立场、完善自己的立场。因此，纯粹只知道反驳和耍嘴皮子是不合格的辩手，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立场何在，遑论如何维护自己的立场。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情侣吵架，当你和你的另一半争吵的时候，你真的知道自己的立场应该是什么吗？你真的明白该怎样才能更好地维护和达致这一立场吗？还是只是任由自己的情绪来反唇相讥？如果你能够解决好这一事情，那么，类似于政令正确与政令畅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也一定能够正确处置。
　　
　　04年的时候，我曾经这样总结辩论训练的意义：学以知，思以悟，辩以明，论以弘。从辩论赛备战的过程程序来看，所有的辩手一定都明白，辩论训练所强化的第一项基本能力，叫做学习力，尤其是快速学习能力。因为辩论赛备战的第一步，便在于对于各种事实材料和理论知识等各种正反论据的占有，这就需要我们快速而全面地搜集信息、快速而有效地整理信息、快速而精准地消化信息。这个基本功，在如今这个“快鱼吃慢鱼”的时代，显得如此必要。也正因为如此，对于一个优秀辩手来说，迅速入行应该是一个基本素养，而行业壁垒和专业壁垒的阻碍作用也理应能够减少到最小的程度。
　　
　　但是，单纯的学习能力仅仅只是辩论训练所能带来的最初阶的能力而已。对这个问题，同样还是培根，同样还是《新工具》一书，有一段话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发。“历来处理科学的人，不是实验家，就是教条者。实验家像蚂蚁，只会采集和使用；推论家像蜘蛛，只凭自己的材料来编织丝网。而蜜蜂却是取中道的，它在庭园里和田野里从花朵中采集材料，而用自己的能力加以变化和消化（以酿成蜂蜜）。哲学的真正任务就正是这样，它既非完全或主要依靠心的能力，也非只把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收来的材料原封不动、囫囵吞枣地累置在记忆当中，而是把它们变化过和消化过而放置在理解力之中。”培根的这个比喻，本身是拿来批评当时的两种流派的，一者注重实验和经验材料，一者注重逻辑演绎，他认为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对的，前者是蚂蚁，后者是蜘蛛，而正确的道路应该是蜜蜂，从广泛的经验材料出发，通过人类理性的认识能力和理解能力的消化加工改造，抽象得到真正的科学原理。这个比喻，在我们对待辩论赛所需要的各种知识架构中也颇为合适。辩论训练不仅强调资料、数据、事例等论据和知识层面的丰富程度，也不仅强调逻辑拆解和价值引申，更加强调的，是要来源于资料、而又高于资料，是要用自己的认识和理解能力在其中进行甄别、整合和重构。也正是基于此，我们一向主张，信息量和知识底蕴，是辩手应当向专家辩论靠拢的原因；而对争议点的准确把握，则是辩手论证和专家意见的差别所在。
　　
　　表达作为辩论赛的主要内容，表达力（包括书面的和口头的）的训练当然是显而易见的，而表达力往往是与影响力直接挂钩的。但是事实上，表达并不只是表达这么简单而已；表达是理解的逆过程，理解是表达的逆过程，理解和表达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从信息论的角度看，辩论（也是一种言语交际）就是信息互递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话语—意图”的“译义”和“释义”的双向推导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辩论是一种基于跨越主体间沟通之断裂的欲望而发生的活动；在这一活动中，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固有情境性和局限性下，使得理解（进入）和表达（释放）这两个面向都从自发到自觉地实现主体与对象在意义上的融通？也正是基于此，我们反复强调，能言善辩的前提必须是善解人意；仗义执言的前提必须是深思慎言；因为一切表达只有以理解为前提，才能脱离本能的冲动而成为理性的言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文中所说的学习、理解与表达其实都可以归结在思维力这同一个范畴里，这个范畴所体现的是一种思维方式；与这种思维方式最为接近的，是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其实讲的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基于这样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基于辩论训练下的方法论根基，一个合格的辩手，不仅应该有良好的认知能力，更应该有准确的判断能力；不仅应该有渊博的知识，更应该有独到的见识。
　　
　　有大师说，启蒙运动就是建立理性的法庭。而辩论赛，其最大的意义，恰恰就在于，培育健全的理性，和健全的人格。更不用说，理性精神的背后，是自由精神。因此，一言以蔽之，辩论训练的价值，是启蒙。
　　
　　

　　如果有人问我，辩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会回答，矛盾。是的，辩论是一个矛盾体，辩论是一门处理矛盾的手艺。这不仅体现在能够使得辩论得以产生的议题本身便是由一对或者若干对矛盾组成的，更体现在这项活动所要求的一些特质上：投身辩论这项活动，当然是因为表达的需求，然而任何一项辩论，如欲真实、有效和有意义，却必须以倾听和理解为基本的前提；在辩论活动的行进过程中，充满了批判和质疑的攻击，然而驳倒对方却不是辩论的最终目的，辩论的本质恰恰是在存异的基础上尽可能求同的一项努力；辩论本身得以展开的基础当然是理性的分析，然而它却比其他任何活动都更要求感性的投入，辩论者从事的虽然是一项理性分析的活动，却往往是最为感性的一群人。——因为如你所知地，在这个世界上，如果问题与你无关，你可以选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如果问题与你有关，你可以选择用金钱、暴力、权力等更加直接有效更加简单强力的方法予以解决；所以，即便你有足够充分的智识，如果没有足够充沛的情感，对这项活动的投入实在是显得太不划算了。
　　
　　作为一个辩手，当我们谈及“辩论”这个词的时候，往往指的是“辩论赛”这项活动，但我们首先必须明白，“辩论”和“辩论赛”是内涵和外延虽有交叠但终究不同的两个范畴，对两者的区分是我们展开后续讨论的基础。所以，在这里必须首先提请注意的是，要把握精神，不要僵化地理解辩论，尤其不要将辩论的实质与形式混淆，这样的张冠李戴是造成对辩论的诸多误解的根源所在。
　　
　　从发生学上看，可以认为，自语言这一人类的基本交流载体产生之日始，辩论这一行为便必然地随之出现了。辩论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解读其实便是对辩论的本体认知。所谓本体，讨论的是“是（onta）”的问题；我们对各种“所是”的认知，往往取决于我们对“是”的认知。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辩论，往往决定了辩论之于我们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样态。
　　
　　第一个层面，我们可以把辩论理解为一种活动和行为。作为行为的辩论，简单地说，是意见分歧的理性处理方式。这就意味着，辩论活动产生的基点，是意见分歧。这里必须提请注意的是，我们有很多深层次的意见分歧往往是平日不易察觉的，因为最根本的那些，往往是潜在的意见分歧和潜在的争议点；潜在争议点，这个词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到很多次，因为辩手之于辩论活动的专业性，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其在潜在争议点的发掘能力和处理手法上。
　　
　　当我们出现意见分歧时——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境况，这总是难以避免并经常发生并将一直持续下去的——尤其是在需要在诸多的意见分歧中予以抉择时，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办法有很多。我们可以诉诸信仰：《圣经》中说不可有别的神，那就不能有啊；我们也可以诉诸权威：毛主席是这么说的，因此咱就“两个凡是”好了；我们还可以诉诸偶然（或者运气）：选A还是选B做女朋友呢？干脆抛硬币决定好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是，以上诸如此类的处置方式，或者是独断，或者是赌博，总之一句话，都不是理性的处理方式。对待意见分歧，理性的处理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辩论。不管是审议型对话、说服型对话、论证型对话，还是别的什么辩论，它们统统都是意见分歧的理性处理方式而已。
　　
　　如果我们把握住了“意见分歧的理性解决方式”这一实质，而不是流于那些类似于口舌之争等肤浅的表象，就会发现，我们身边有很多形式多样的辩论：比如法庭辩论，比如议会辩论，比如学术辩论，比如生活中的准辩论——这里也许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电影戏剧里面主角在独白的时候往往会设置一个假想的对手呢，为什么唱情歌的时候要说“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呢，没错，他们都是在进行辩论，和另一种观念在进行辩论；当然，有的时候是在和自己进行辩论，因为事实上，自己和自己是最容易出现意见分歧的，两个小人的斗争，你懂的。
　　
　　所以，基于这样的本体认知，我们可以看到，辩论活动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呢？第一步，是寻找争议点；第二步，是解决争议点；第三步，是加深理解、达成共识、形成决策。正是在这三个步骤之中，体现着辩论者的功力；而这其中所需要的种种技艺，也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第二个层面，我们可以把辩论理解为一种认知方式。作为认知的辩论，其根基在于理性有限。所有人都站在一边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比如站在船的同一边。基于个体理性的有限性，我们需要了解和尊重其他的个体意见；基于群体理性的有限性，我们需要用民主的沟通和交流方式来做出决策。所以，辩论不仅是自己与自己的、个体与个体的，更是群体与群体的、观念与观念的。而辩论的目的和效应，也正在于尽可能地消除由于个体理性和群体理性的有限性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偏狭和经常出现的独断论，从而尽可能地保证认知和决策的合理性。
　　
　　第三个层面，我们可以把辩论理解为一种社会建制。作为社会建制的辩论，其重点在于制度性的正当化过程。通过强调沟通理性的交互行为和构建行为，基于主体性的言语交际和商谈过程所形成的共识性真理，把辩论作为一个具有主体间性和语境互动性的非个人化的程序性过程。而这种程序性过程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建构行为，正是公民社会得以形成的关键意旨。所以说，辩论实乃公民精神之培育和公民社会之构建所必不可少的基本素养。
　　
　　说到建构，我们还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和切分“辩论”和“辩论赛”的区别：如果辩论赛是对辩论这一先在性活动的现存形式所作出的规范，那么辩论赛便是塞尔所说的规定性规则；但是很显然，辩论赛只是塞尔所说的建构性规则而已，因为事实上，正是辩论赛的赛事规则构造和定义了辩论赛这种活动，而辩论赛的存在也在逻辑上依赖于这些赛事规则。那么，这样一种由建构性规则所人为构造出来的活动意义何在呢，这会在下文《辩论赛的意义认知》一节中予以解析。
　　
　　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开放体，下封闭的定义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或许，我只能说，辩论，于我而言，不仅是有力的工具，更是超越的智慧；不是现成的结果，而是开放的过程；不是既定的接受，而是自由的追求；不是面向“有限之有”，而是面向“无限之无”。
　　
　　

　　“林中有路。这些路多半突然继绝在杳无人迹处。这些路叫林中路。每人各有前程，但却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仿佛彼此相类，然而只是看来仿佛如此而已。”林中路，很久以来，海德格尔所描绘的这个意境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求索之途，恰如林中探路，幽暗辗转而少依傍，徘徊难寻而少确引。
　　
　　下笔之前，我踌躇了很久，很有点近乡情怯的感觉。一直以来，我并不是一个勤于笔耕的人，尤其是在自己喜爱的专业领域，成型之作甚少，也曾因这一点而饱受导师批评。浸淫话剧五年多，留下的只有一篇《晨雨成长史》；醉心辩论近十载，写就的只有《并非总结》和《辩之魅惑》；而且，还都是迫于情势而仓促完成的应景之作。如果非要给自己的懒散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只能说，或许就像芝诺所说的那个圆圈——有的时候，读书越多，便越不敢下笔，好似世间的奥妙精义都已有前辈先贤做过精当阐释；经历越多，便越觉不可妄言，好似那些人性的微光与薄雾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思考越久，便越感体悟远未完满，好似这步往洞察与通融的泅渡永无尽头。
　　
　　这篇拖欠许久终于动工的文章，在规划里大致分为理论篇、战术篇和技术篇三个部分，间或还会穿插着说些故事和闲话；虽有大体的框架，然更新的顺序并不严格循章而行，待主要内容基本更新完毕之后，会再做顺序的整理和结构的整合；为保今年之内完成这个交代，一个月至少会更新一篇。
　　
　　虽说文责自负，但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在以引玉之心行抛砖之实前，还是姑且再作一点类似免责条款的说明吧：这篇文章的内容，是规范的，而非实证的；是个体的，而非普遍的；务请勿执着于个别词句之措辞，而作具体语境下之整体理解；并祈望和感谢各位的包涵与指教。
　　
　　这些，是写在前面的话。是为记。
　　
　　

　　《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谓之不朽。作为法律服务业中的一员，在历史发展的浩瀚洪流和我国法律事业的伟大进程中，如何才能留下自己的足迹，树立自己的品牌，做出自己的贡献？相信这是每一家志存高远的律师事务所都孜孜以求的中心论题之一。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进行律所的品牌建设，如何开展律所的品牌推广，如何实现律所的品牌发展呢？正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笔者认为，其具体路径归结起来，可以概况为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端正认识，“承诺”是“品牌”的真正内涵。首先，我们要明白，不论你做不做品牌，每个企业、每个产品，都自动在市场上形成了“品牌印象”，而客户心目中对此早已自有定论。他们可以明确地说出这家企业提供的产品、服务，品质如何？价格、可靠度如何？也正是基于此，建立品牌的第一层含义，就是对自己目前的表现，做出明确的“承诺”。因此，一旦企业进入这种承诺，就必须让组织里的每个人，都尽力实现这项承诺。正如营销大师科特勒所说，品牌的意义，是企业要强化自己最值得骄傲的特质，并向外沟通这种特质。最终，品牌的建立靠的不是广告，而是企业对自己“承诺”扎扎实实的兑现。也正是基于此，笔者一向主张，品牌是要用用户体验说话的，是要让人觉得是值得信赖的、令人感动的，只有始终保持对律师职业的敬畏感和自豪感，时刻把实现承诺的责任感和兑现承诺的诚信力作为价值观念和做人做事方式的第一原则，才能把握住律所品牌建设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第二，直击核心，“价值”是“品牌”的战略基础。毫无疑问，现代企业战略的中心乃是品牌，而现代品牌战略的中心则是价值。所谓价值，意指所能创造的客户价值和社会价值。而价值之创造，其根基乃是需求之满足，更具体地说，其中心乃是寻求如何更好地满足目标客户的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如何更好地为目标市场和整个社会提供其所需要的价值提升。为此，我们必须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回答这么几个基本命题：客户是谁？客户在哪里？客户的核心需求是什么？行业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我能给我的客户带来什么价值？我能为这个社会带来什么价值？我通过什么行为和执行将价值传递给你的客户？在深刻理解了上述的这些基本命题之后，我们的着力点则应该主要聚焦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如何把竞争的基础从产品的价格和性能转变为产品的差异化和价值；二，如何挖掘客户更为广泛和全方位的需求，把握客户不断漂移的需求；三，如何改善客户的内部价值链。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不应该被动地为客户服务，而应该主动与客户结盟，以利于客户价值这一核心精神的实现。因此，每一家律所自建所之初就应当明确地把创造客户价值、实现社会责任作为自己的使命，深度把握市场与行业发展的趋势，立足于律所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和完善的支持体系，以产品和服务的整个价值链为激励体系，通过集成化、系统化、一体化的全程法律服务，忠实、勤勉地为客户提供专业、领先和高效的整体解决方案。
　　
　　第三，精准定位，“专业”是“品牌”的逻辑起点。任何品牌行为的先决条件，乃是基于市场细分和目标客户群锁定而做出的市场定位，而品牌的核心则是目标细分市场的价值观念。对于律所而言，这种市场细分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专业化道路。就像经济学大师波特在其巨著《竞争战略》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一个企业在严酷的市场竞争中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在于其产品的“独特性”和“顾客价值”，若二者缺一，企业就很难在竞争中取得优势。我们只有选择了相应的专业化道路，然后在此基础上，才能创新性地建立你的律所品牌的定义，才能有的放矢地为特定的目标客户群创造满足其特定需求的客户价值和用户体验，才能将律所独特的价值主张传递给市场和客户，才能根据该细分领域内的客户逻辑、行业逻辑和价值逻辑来确定我们的传播策略、资源管理和品牌植入。所以笔者认为，我们谈论律所的品牌建设时，必须要了解律所的专业定位和自身特质在哪里，要培育流畅的全球视野、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处世方式，要把握如何表达和展现律所的内在文化并与竞争对手相区隔的方式路径，而这种展现的最终结果就是我们提供的专业产品（专业化的法律服务），其核心竞争力其实就是律所在差别化路线之下所锻造的专业精神和独特气质。
　　
　　第四，服务为本，“品质”是“品牌”的根本原则。品牌建设的真正支撑是领先的产品力，品牌建设的基本逻辑是先做强再做大，品牌建设的基本精神是以顾客为导向。对于律所品牌建设而言，以质量为导向的客户服务自然乃是其题中之义。而“律师”的“师”字也提醒我们，这是一个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领域，要求我们时刻保持专业知识的学习和业务技能的进步，警示我们必须保证对理性能力的专注和对服务品质的提升。为此，我们必须在姿态上站得低，在视野上看得远；我们必须具有服务客户的充分意识，以客户合法权益的最大化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我们必须对服务质量要有宗教般的追求，在业务钻研上精益求精，在顾客满意战略中追求完美；我们必须专注于为客户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保持足够时间与足够程度的聚焦与投入。因此，每一家律所都应该坚持用“为谁服务”、“怎样服务”和“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这三个追问来评估和考核自己的工作，以厚积薄发的态度、“客户无小事”的精神和“专业、优质、高效”的实力把每一个案子的服务品质落实到位，在诉讼和非诉领域扎扎实实地积累下自己的成功范本和经典案例。
　　
　　第五，共享共担，“团队”是“品牌”的关键要素。因为律所提供给客户的产品是法律服务，而法律服务这一产品消费的显著特点在于其无形性、过程性和高度信任性，这便决定了律所品牌建设的另一个特殊性在于产品（法律服务）和产品提供者（律师）的高度关联性，可以说，人的品质决定了产品的品质，人所具有的专业技能是整个服务体系的中心。研究显示，如果所有员工都全身心投入，公司的顾客忠诚度会提高70%，员工流失率会下降70%，利润会上升40%。对于直接依赖于员工个体表现的服务业而言，其贡献率的比例显然会更高。作为现代服务业的典型，法律服务业早已告别了孤胆英雄单枪匹马打天下的时代，在合作与共赢成为主题的今天，只有整合资源，专业分工和团队协作相辅、全局把握和细节打磨相成，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合力，才能在品牌建设的战争中有所斩获。因此，任何一家有志于品牌打造的律所都必须高度重视律师队伍的培训、管理和积累，以打造一支整齐规范的专业素质高、职业素养强的精品团队为律所管理的第一要务，严把法律服务全过程各环节的流程控制关，不断致力于班子的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规模化、系统化和标准化建设，同时在规则中强调个性化的张扬、在严谨中追求想象力的发挥，培育以友谊、信任和尊重为基础的合作氛围，在多元文化的有机融合中实现共同的价值愿景。
　　
　　第六，通路为王，“运营”是“品牌”的强力引擎。无论多么完美的价值创造或价值创造能力，如果不能成功地落实到终端（消费者），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要真正实现品牌的意义，价值传递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价值传递之于律所的品牌建设，其中心议题在于如何为律所寻找完美的推介方式。律所的推介方式有很多种组合（譬如“4Ps+4Cs+4Rs”的组合营销），其核心思想概况起来，可以归结为一个中心（客户）和两个基本点（市场和口碑），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从零散的战术创意到系统性战略营销的转换，以整合性传播的指导思想来选择媒介推广组合和推广时机，系统性地持续进行渠道管理（即能够接触目标客户群的途径建设，譬如杂志、直销、公关、社会活动、网络等）、活动管理（譬如讲座、比赛、年会、展览、新闻发布会、研讨会、演讲、座谈、晚会、主题活动、特色活动、俱乐部、公益组织、赞助、媒体活动、节日活动、纪念活动、政府活动、公益活动、合作活动等）和周期管理。笔者认为，律所营销的关键是口碑的传颂（口碑营销），主张将销售与服务融为一体的专家型商务模式，坚定不移地执行客户忠诚度计划和客户锁定战略，同时辅以个别接触（顾问式销售）、群体接触（公益讲座）、成果展示（活动营销）、营销会议（会议营销）、专家报告（公关营销）和定期服务（服务营销）等灵活的推介方式，在既定的细分市场内有针对性地开拓、锁定和维护客户关系，从而实现核心价值的有效传递和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构建。
　　
　　十年铸剑何所求，锋芒万里慨而慷。路漫漫其修远，务请上下而求索。与诸君共勉。
　　
　　

　　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如果一个集体有灵魂的话，她的灵魂何以可能？如果一个组织有文化的话，她的文化的根基是什么？一个团队应当有着怎样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追求，才能走出自己旗帜鲜明的路？诸如上述的这些问题，看似是形而上的清谈，其实却是最为根本的追思。因为文化虽然看上去无形无色，却决定了我们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我们所在、所有、所期待的一切，都是在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生长出来的。
　　
　　具体到律所而言，律所存在的意义为何？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律所的需求和律师的需求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都属于律所文化建设的范畴。那么，律所文化建设究竟应该包含着怎样的内涵和外延呢？又应该循着怎样的主线渐次铺陈开来呢？笔者认为，“律师事务所”这个名称恰好就天然地蕴含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律。——法律乃是律师所执之业、律所所属之域，这就要求，律所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第一步乃是法律精神的培植。谓之法律精神，就要求我们不仅把法律当作一种规则体系，更要当作一种意义体系。伯尔曼有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作为律师从业和律所发展的必要条件，整个社会对于法治的信仰乃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宏观环境。但是事实上，对于普通民众的心理根源而言，人们与其说是相信法律本身，毋宁说是相信法律被广泛信奉的事实状态，或者说相信那些信奉法律的人。换言之，法律共同体自己对法律的信奉和职业法律家所具有的社会信誉乃是树立法治信仰的必要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律”这个词不仅代表着法律和对法律的忠诚，还代表着自律，代表着律师“慎独”的自我约束，代表着律所的严格要求和规范管理，代表着这个行业对于诚信和责任的庄严承诺。
　　
　　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师”这个词提醒我们这是一个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领域，要求我们时刻保持专业知识的学习和业务技能的进步，警示我们必须保证对理性能力的专注和对服务品质的提升。但是，如果不满足于仅仅成为一个“匠师”，而想成为一个“大师”，单单做到这一步是不够的，还需要我们不仅把律师工作当成一门需要精熟的技术，更要当成一种值得沉浸的艺术。法律本身是一种强调秩序的规则体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法条的框架中没有创造力的发挥和想象力的飞翔。就像那句形容所说的，戴着镣铐跳舞，只要具备足够的洞察力和开拓力，方寸之间也能挥洒天地的游刃有余。
　　
　　事。——我们总想飞越什么，但是仅有灵魂，是不能飞翔的，要有能够搬动花岗石的勇气和力量。法律事务是面向和关注世俗生活的，“事”这个词所标识着的正是我们的实际工作。我们需要足够的洞察力和组织力来为客户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和风险的规避机制，我们需要足够的忠实和勤勉行动来将这些解决方案和规避机制落到实处。不惟如此，这个词还提示我们时刻注意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去“做正确的事”加“正确地做事”，既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又能日事日毕日清日高。
　　
　　务。——与高校教授们更多从事的是法律理论研究不同，律师（所）更多从事的是法律实务工作。相对应地，“务”这个词的第一层意思是务实，它意味着要脚踏实地，要求真高效，要凡事讲求可行性；与此同时，正如实事求是总是与解放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它更意味着不拘一格的创新，从专业学习到市场拓展到组织管理，模式的创新、工具的创新、思路的创新、方法的创新、领域的创新。“务”这个词的第二层意思是业务，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将商业领域内的很多法则和经验引入律所的运营，经营战略的制定、细分市场的定位、蓝海领域的开拓、客户需求的挖掘、客户锁定的营销、客户价值的再创造、利润定律的把握、渠道网络的建设，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尝试的问题。
　　
　　所。——社会化大分工的车轮滚滚向前，律师这个行业本身就是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的背景下产生的，而当历史前行至此，即便律师也早已告别了孤胆英雄单枪匹马打天下的时代。“所”这个词正是宣告着这个共同体的合作与共赢。在“所”的整合与调度下，专业分工和团队协作相辅，全局把握和细节打磨相成；在机制和流程的作用下，管理工作就是服务本身，运营过程就是产品本身，模式更新就是品牌本身；在共同愿景的统领下，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和个性魅力。
　　
　　老子说：夫治大国，若烹小鲜。要成功地塑造一个人或者塑造一个组织同样如此，不仅需要我们积累足够的智慧、习得足够的技艺、掌握恰到好处的火候，更需要我们保持足够的坚韧，以实践理性耐心地推动律师文化体系和律所建设进程的自发演进，而实务解决的积累也必将导出宏大叙事的完成。
　　
　　

　　知道自己是谁就永远不会恐惧。我是谁？这是个永恒的追问。事实上，“我是谁”并不是先验的，而是在我们介入这个世界的方式和行动中被予以界定和逐渐成型的，但是很显然，我们并不事先选择我们即将经验的人生。所以，与其追问“我是谁”，毋宁思考“我要成为谁”，至少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会更为合适。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在心里刻画一个自己，然后以之为比照，看着现实中的自己朝着他一步步成长。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实现梦想：他们经历过梦幻，甚至在梦幻中“显现”，从而决意为在现实中重现梦幻中的理念、思想和景象而献身。
　　
　　那么，我要成为谁？我常常这样问自己。在读本科期间，我一直尽可能地拓展自己的可能性。为此，我组织活动，作为总负责人策划和运作了八次校级和地区级大型活动；为此，我创建社团，所创建的两个社团多次荣获省级优秀社团的称号，多次夺得省级和国家级比赛的金奖；为此，我参加比赛，一共获得了十八项位列三甲的校级、市级、省级和国家级奖励，其中在第三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和第二届“顺爽杯”湖北省高校电视辩论赛中所获得的突破性的战绩更成为校辩论史上的里程碑。这些经历不仅给了我飞扬的青春和终生难忘的记忆，更给了我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开拓性的奋进精神和主导性的活动能力。
　　
　　但是，可能性毕竟不等同于现实性。本科毕业之后，我不断尝试着想要从诸多的可能性中选择一种并将其转换为现实性。为此，我做过IT公司的项目管理，当过文化公司的企划经理，经历过白手起家的创业艰辛，也在硕士在读期间有过学术科研上的继续探索。然而，在这么多的积累和历练之后，我越来越明确地知道，我想要回归那个最初的梦想，我越来越明确地肯定，我想要走上那条儿时就已选择的道路，那就是——做一个律师，做一个优秀的律师。曾经，由于现实的迷雾，我对这个梦想有过困扰，我对这条道路有过踯躅；然而现在，虽然我对这个行业所要面对的挑战和困难有着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的认识，却对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并勇敢迎接所将要面对的一切有着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的信念；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确信，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是的，无论是在知识的积累和能力的锤炼上，还是在思维力、行动力、学习力和个性力的潜质上，我都确信，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危与机总是并存的，虽然现状难免有些寒冷，然则曙光却也就在前方。正如历史上那几场欲将人类置于死地的冰川期反而引导人类走向了文明一样，自身的严寒迫使和诱导我们开动脑筋去严肃思考自己所面临的一切问题，而可期待的春天则会让我们见证一朵鲜花应该和可以如何绽放。
　　
　　改变任何事的第一步，是了解并接受它现在的样子。我们感受到了责任的淡漠、激情的缺失和信仰的迷途，所以才要以梦为马，用法律理念和职业理念指引自己的前行；我们认识到了服务的模糊、市场的混乱和机制的困局，所以才要以血为刀，用实力水平和模式创新开拓自己的空间。当我们举着理想之旗、吹着学习之角、结着合作之阵、挥着创新之剑重新上路时，我们才能行者如飞，席卷所有的风景。
　　
　　人说，大男人并不是大男子主义的人，而是能将儿时的英雄梦想保存到大的人。这梦想在现实的挤压下也许会扭曲变形，也许会显得滑稽。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梦想和坚持，无论她遭受现实怎样的挤压，总是会发酵的；而就在不知不觉中，一转眼，你就已经走得比以前任何时候更远了。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寂寞都将会有答案，所有的汗水都将会有归宿，所有的疲惫都将会有力量，所有的声音都将会有色彩。
　　
　　我是一座桥梁，架在我之所是和我之所愿之间。我要成为谁？这是一条永无止境的征途。当我告诉自己，我要成为一名杰出的律师。杰克·凯鲁亚克对我说：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圣经》在我耳边冷冷地告诫：那门是窄的，那路是长的。而尼采早已给出了我的答案：这世上有一条唯一的路，除你之外无人能走。这条路通往何方？不要问，走便是了。
　　
　　

　　少年持剑江湖行，荡尽满腔胸中血。
�牐牽煲舛鞒鹌缴�事，白首烟云当年情。
�牐牐牐�
�牐�

立场：“宁要大城市一张床”的观念更可取
（世博杯，半决赛，PK湖南大学）
　　
　　真相从不简单，也绝不纯粹。对方辩友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将一知半解当做了真相本身。对方辩友只看到了闲散安逸是生活质量，却没有看到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才是现代意义上的生活质量的基本元素；对方辩友只看到了小城镇有巨大的空白可以填补，却没有看到这背后的区域锁定和职业锁定。
　　
　　为什么小城镇总是与粗放经营、效率低下如影相随？因为集约型经济的必要前提乃是人口的集中规模。为什么那么多新建的小城镇有镇无市遍地空巢？因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所带来的外部性利益和专业化利益。看看那些被闲置被抛荒的希望小学吧，问题不是你建好了房子就能解决的，人生价值也不是你住进了房子就能实现的。
　　
　　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遍地开花的小城镇需要的是遍地开花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遍地开花的公共服务保障，全国5万多个小城镇一共需要耗费多少资源，您计算过吗？我国的财政水平负担得了吗？就算负担得了，这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带来的到底是社会的发展还是资源的浪费？在小城镇的消费性远远大于生产性的现实情况下，社会整体的成本收益比，您考虑过吗？什么叫做资源节约型社会？什么叫做环境友好型社会？我们不能因为小城镇还有耕地可以占用就占用，还有环境可以污染就污染啊。对方辩友，这不叫发展，这叫饮鸩止渴啊。
　　
　　什么是发展？人口的发展要靠人口的流动，经济的发展要靠资源的集中，社会的发展要靠文明的共享。这是客观规律的必然，这是科学决策的依据。是的，我们都有一份难舍的乡愁，小城镇也需要一部分人的坚守，但是国家的现代化却需要更多的人勇敢地去迎接城市化浪潮的洗礼，去推动社会经济结构的升级，去实现生活方式的转型。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破农业大国所特有的巨大路径依赖，避免从二元结构向三元结构的演化。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幸与不幸，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去奋斗。那些睡着木板床的青年到底为了什么？他们不希望得到施舍，他们希望得到机会；他们不需要退一步海阔天空，他们只需要一个战场。只有丢掉幻觉，去直面这样一种现实——城市化是我们社会的中心而非边缘，是持久的而非短暂的，而我们的毕生努力很可能最终一无所获。只有拥有了这种彻底的绝望，才有超越绝望的可能。
　　
　　其实，大城市里的一张床，也未必不是一种惬意的生活，比如现在的我，虽然只是睡着学校宿舍的一张木板床，却能自由地求学、自在地比赛。但是这个字眼让我更多想到的，却是那些处在城市边缘人的尴尬现实中的农民工。是的，他们只是有一种单纯的渴望，渴望改变自己、渴望改变命运，但是，这有什么错？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渴望和悲壮的承担，怎么会有60多年前三座大山的推翻？怎么会有改革开放30多年来翻天覆地的慷慨巨变？面对他们寻求希望的眼神、面对他们默默承担的脊梁、面对他们不甘心被苦难抛起来的执着，你怎么能说他们的未来只是一个虚幻的梦？你怎么忍心？你怎么敢！
　　
　　巨大的城市很小很小，它甚至容不下太多的期待；小小的床板很大很大，它酝酿着的，是这个民族的再一次崛起。